“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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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来学界认为上古时期的“滇池”一直就在今云南高原,由此导致西南上古历史中很多问题无从解决。本文通过搜集、分析现代技术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认为战国后期以前的“滇池”必是在今成都平原。只是由于战国后期蜀部族人的南迁,“滇池”之名才被带到今云南高原上。此结论的取得,可以使西南上古历史、地理、民族等方面的诸多谜题获得科学而合理的答案。
Since ancient times, all scholars have been holding the belief that "Dian Chi"(滇池) was in the Yunnan Plateau. Following this view, many problems of the southwestern China's ancient history could not find satisfactory solution. Based on the technical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holds that "Dian Chi" was in the Chengdu(成都) Plain before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The Shu(蜀) tribe passed on the name of "Dian Chi" to the Yunnan Plateau while they moved to the south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This conclusion will bring us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answers to many puzzling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ancient history, geography, and minorities of southwestern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s, all scholars have been holding the belief that "Dian Chi"(滇池) was in the Yunnan Plateau. Following this view, many problems of the southwestern China's ancient history could not find satisfactory solution. Based on the technical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holds that "Dian Chi" was in the Chengdu(成都) Plain before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The Shu(蜀) tribe passed on the name of "Dian Chi" to the Yunnan Plateau while they moved to the south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This conclusion will bring us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answers to many puzzling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ancient history, geography, and minorities of southwestern China.
引文
①新中国考古五十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375-389;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②“巫山”,《太平御览》卷88引《蜀王本纪》作“玉山”。“巫”、“玉”二字显系形近而讹。因《水经.江水注》成书较早,当以之所引“巫山”为确。此“巫山”当今四川新津、彭山二县交界的龙泉山脉南段。秦、汉时期的“武阳”县治即位于“巫山”之南(参见图1)。“巫”、“武”二字,上古声(明母)韵(鱼部)无异,读音略同。“武阳”当是“巫阳”之美义。又,关于上古音系及其拟音,目前学术界意见不完全一致,本文主要以近人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所定上古音系及拟音为说。
①此据长沙湖南文管会藏周代铜尺长度(1尺=0.227米)计算。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54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①参见《中国自然地理图集》(第二版)第158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
②见《文选.蜀都赋》刘逵注引。按:(晋)魏完《南中志》记滇池“池周二百五十里”(见《后汉书.郡国志》益州注),这与上引《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周回二百余里”的记载是基本吻合的。又,《水经.温水注》记滇池为“周三百许里”,这很可能是郦道元受《史记》、《汉书》所记蜀地“滇池”里数的影响而径改。有关“滇池”的内容不但见于《水经.温水注》,亦见于《水经.叶榆水注》,从地理学上考虑,二处记载不堪卒读,但有意思的是,二处记载都及于“仆(濮)水”,而“仆水”一段却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水经.江水注》关于成都之南武阳县的记载中,且与经临邛县的“布仆水”(即《汉书.地理志》中的“仆千水”,参见图1)联系起来。由此,可知郦氏记“滇池”时对所据资料进行了很多改动,而其中的“仆水”内容又为本文的基本论点提供了重要旁证。
①据《史记.太史公自述》,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迁任郎中时,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次年(前109年),汉武帝即置益州郡。由于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前后司马相如已略定西夷邛、笮等部,开通了经邛都(约今四川西昌)南上云南高原的“灵关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因而,司马迁跟随汉朝军队“南略邛、笮、昆明”时很可能是走此道。
②有些学者可能会对作为文学作品的“赋”的史料价值持怀疑态度。笔者以为,左思的“三都赋”是应该与其他人的赋相区别的,其中关于山川城邑、鸟兽草木等的记载完全可以作为信史对待。因为,左思在《三都赋序》中如是说: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俗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见《文选》卷4)只要读读这段话,对左思“三都赋”之一的《蜀都赋》所记地理事物的信史价值当不会有任何怀疑。
③据《华阳国志》卷3《蜀志》,蜀郡“其宝则有……象、犀”。
①《汉书.地理志》中另有两处“江沱”,一在蜀郡汶江,一在南郡枝江。
②《水经.江水注》引《益州记》。按:“其正流遂东”,是指使岷江正流东入湔水。
③此二处记载中的“所过”、“它”字样如不分别正作“滇池”,则皆不可解。“所过”当是司马迁依大概字形而对原资料中“滇池”二字的改篡。因为,“滇”、“所”二字篆书形状略近,而在甘肃出土的一片汉简中同有“池”、“过”二字隶书(参见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51.19,上海有正书局1937年版),其字形极近。大约正是由于“所过”二字读不通,因而,班固编撰《汉书.沟洫志》时没有采用司马迁的改法,而是又一次采取模糊处理办法,把原典籍中的“滇池(沱)”二字省改为“它”字,这样,不但“它(佗)”、“沱”二字形音(韵部同为歌部,声纽分别为舌音透母、定母)近同,而且“至于它”较“至于所过”句意似也略好。“所过”、“它”皆为“滇池”二字的改篡事实上亦可以互证。
①参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377页、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1页、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载《考古》2002年7期)等。
②成都平原“滇池”名称在民间的完全消失大约是在两汉时期。因为生活于西晋时的左思,他所看到的前代图籍上可能还有“滇池”之名,而当成汉时常璩写《华阳国志.蜀志》时,成都平原上的湖泊显然已无“滇池”名称。参见前引《三都赋序》、《晋书.左思传》及下文。
③今本《华阳国志》卷3《蜀志》所载与之大略相同,唯“万顷池”作“万岁池”、“龙堤池”作“龙坝池”,并佚“西北有天井池”一句。《水经注》此段当采自《华阳国志》。颇疑《华阳国志》原本作“万顷池”,只是因为唐以来成都北面有“万岁池”,所以后来的学者才把“万顷池”改为“万岁池”。其实,“万顷池”在成都之南,而“万岁池”明确是在成都之北(见后引文)。唐以来的学者错把“万顷池”和“万岁池”混而为一了。又,成都平原的冲积土不宜筑城,此所谓张仪筑城取土为万顷池说纯系附会。(唐)崔致远《桂苑笔耕集.西川罗城图记》谓“蜀国无土,昔张仪筑子城,辇土于学射山”,说较可信。
④参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73《永康军》、(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7《成都府路》等。
⑤据岷江都江堰紫坪铺站1955—1974年实测资料统计,岷江上游的年平均输沙量为805万吨。以此标准计算,从战国中到隋初的约1 000年中,岷江上游的总输沙量超过80亿吨,而“滇池”显然要接纳这些泥沙中的绝大部分。参见中国科学院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综合考察队《川西滇北地区水文地理》第157~15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①庄蹻与庄豪二人之间应有亲缘关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曰:“滇王(庄豪)者,庄蹻之后也。”可证。庄豪之所以入滇为王,很可能是因为受到与蜀部族一同南迁今滇池地区的庄蹻余部的召唤。
②《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条说:“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郡。”据《后汉书》之《董卓传》、《刘焉传》唐李贤注:“汉代谓蜀为叟。”可见,汉代在云南高原滇池等地出现的所谓“叟”人,毫无疑问就是蜀部族人。之所以称“叟”,很可能是古蜀部族在战国后期沿“灵(零)关道”南迁云南高原后汉朝人对其后代的一种错误译称。上古音中,蜀、叟二字声纽相近(分别为禅母、生母),韵部相邻(分别为屋部、幽部),读音很近,甚至在汉晋西南方音中有可能读音相同,比如《尚书.牧誓》伪孔传即云:“蜀,叟。”也有可能是汉朝人为了区别蜀部族人与蜀郡汉民而给蜀部族人的一种专称。
③《华阳国志.南中志》云,晋时南中宁州(辖域约当今昆明一带为中心的云南省东北部)“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晋时汶山郡辖域当今川西北岷江上游流域,为古蜀部族发源地;汉嘉郡辖域当今川西青衣江、大渡河流域,属“灵(零)关道”经过区。所谓“汶山、汉嘉夷”者,当为滞留在川西地区的古蜀部族人后代。由此可见,晋时南中宁州夷人尚与汶山、汉嘉夷人风习相类。
④徐学书《关于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的再探讨》(载《考古》1999年5期)、吴怡《从出土文物看古代滇蜀关系》(载《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冯汉骥《西南古奴隶王国》(载《历史知识》1980年4期)等文中提供的一些考古发现材料以及某些论述,可以参考。笔者另有文对该问题详论,此不复赘。
[1]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弁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7:2.
[2]钱洪等.成都平原的形成与演化[J].四川地震,1997,(3).
[3]水经注:卷32[M].江水引[A].
[4]太平御览:卷88引[M].
[5]华阳国志.蜀志[A].
[6]余嘉华.云南风物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74.
[7]史记.河渠书[M].汉书.沟洫志[M].
[8]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9](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1[M].剑南道上[A].
[10](元)费著.岁华纪丽谱[M].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
[11][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2[M].山川志[A].1962年熊承显抄本影印本.
②“巫山”,《太平御览》卷88引《蜀王本纪》作“玉山”。“巫”、“玉”二字显系形近而讹。因《水经.江水注》成书较早,当以之所引“巫山”为确。此“巫山”当今四川新津、彭山二县交界的龙泉山脉南段。秦、汉时期的“武阳”县治即位于“巫山”之南(参见图1)。“巫”、“武”二字,上古声(明母)韵(鱼部)无异,读音略同。“武阳”当是“巫阳”之美义。又,关于上古音系及其拟音,目前学术界意见不完全一致,本文主要以近人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所定上古音系及拟音为说。
①此据长沙湖南文管会藏周代铜尺长度(1尺=0.227米)计算。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54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①参见《中国自然地理图集》(第二版)第158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
②见《文选.蜀都赋》刘逵注引。按:(晋)魏完《南中志》记滇池“池周二百五十里”(见《后汉书.郡国志》益州注),这与上引《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周回二百余里”的记载是基本吻合的。又,《水经.温水注》记滇池为“周三百许里”,这很可能是郦道元受《史记》、《汉书》所记蜀地“滇池”里数的影响而径改。有关“滇池”的内容不但见于《水经.温水注》,亦见于《水经.叶榆水注》,从地理学上考虑,二处记载不堪卒读,但有意思的是,二处记载都及于“仆(濮)水”,而“仆水”一段却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水经.江水注》关于成都之南武阳县的记载中,且与经临邛县的“布仆水”(即《汉书.地理志》中的“仆千水”,参见图1)联系起来。由此,可知郦氏记“滇池”时对所据资料进行了很多改动,而其中的“仆水”内容又为本文的基本论点提供了重要旁证。
①据《史记.太史公自述》,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迁任郎中时,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次年(前109年),汉武帝即置益州郡。由于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前后司马相如已略定西夷邛、笮等部,开通了经邛都(约今四川西昌)南上云南高原的“灵关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因而,司马迁跟随汉朝军队“南略邛、笮、昆明”时很可能是走此道。
②有些学者可能会对作为文学作品的“赋”的史料价值持怀疑态度。笔者以为,左思的“三都赋”是应该与其他人的赋相区别的,其中关于山川城邑、鸟兽草木等的记载完全可以作为信史对待。因为,左思在《三都赋序》中如是说: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俗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见《文选》卷4)只要读读这段话,对左思“三都赋”之一的《蜀都赋》所记地理事物的信史价值当不会有任何怀疑。
③据《华阳国志》卷3《蜀志》,蜀郡“其宝则有……象、犀”。
①《汉书.地理志》中另有两处“江沱”,一在蜀郡汶江,一在南郡枝江。
②《水经.江水注》引《益州记》。按:“其正流遂东”,是指使岷江正流东入湔水。
③此二处记载中的“所过”、“它”字样如不分别正作“滇池”,则皆不可解。“所过”当是司马迁依大概字形而对原资料中“滇池”二字的改篡。因为,“滇”、“所”二字篆书形状略近,而在甘肃出土的一片汉简中同有“池”、“过”二字隶书(参见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51.19,上海有正书局1937年版),其字形极近。大约正是由于“所过”二字读不通,因而,班固编撰《汉书.沟洫志》时没有采用司马迁的改法,而是又一次采取模糊处理办法,把原典籍中的“滇池(沱)”二字省改为“它”字,这样,不但“它(佗)”、“沱”二字形音(韵部同为歌部,声纽分别为舌音透母、定母)近同,而且“至于它”较“至于所过”句意似也略好。“所过”、“它”皆为“滇池”二字的改篡事实上亦可以互证。
①参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377页、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1页、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载《考古》2002年7期)等。
②成都平原“滇池”名称在民间的完全消失大约是在两汉时期。因为生活于西晋时的左思,他所看到的前代图籍上可能还有“滇池”之名,而当成汉时常璩写《华阳国志.蜀志》时,成都平原上的湖泊显然已无“滇池”名称。参见前引《三都赋序》、《晋书.左思传》及下文。
③今本《华阳国志》卷3《蜀志》所载与之大略相同,唯“万顷池”作“万岁池”、“龙堤池”作“龙坝池”,并佚“西北有天井池”一句。《水经注》此段当采自《华阳国志》。颇疑《华阳国志》原本作“万顷池”,只是因为唐以来成都北面有“万岁池”,所以后来的学者才把“万顷池”改为“万岁池”。其实,“万顷池”在成都之南,而“万岁池”明确是在成都之北(见后引文)。唐以来的学者错把“万顷池”和“万岁池”混而为一了。又,成都平原的冲积土不宜筑城,此所谓张仪筑城取土为万顷池说纯系附会。(唐)崔致远《桂苑笔耕集.西川罗城图记》谓“蜀国无土,昔张仪筑子城,辇土于学射山”,说较可信。
④参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73《永康军》、(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7《成都府路》等。
⑤据岷江都江堰紫坪铺站1955—1974年实测资料统计,岷江上游的年平均输沙量为805万吨。以此标准计算,从战国中到隋初的约1 000年中,岷江上游的总输沙量超过80亿吨,而“滇池”显然要接纳这些泥沙中的绝大部分。参见中国科学院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综合考察队《川西滇北地区水文地理》第157~15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①庄蹻与庄豪二人之间应有亲缘关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曰:“滇王(庄豪)者,庄蹻之后也。”可证。庄豪之所以入滇为王,很可能是因为受到与蜀部族一同南迁今滇池地区的庄蹻余部的召唤。
②《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条说:“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郡。”据《后汉书》之《董卓传》、《刘焉传》唐李贤注:“汉代谓蜀为叟。”可见,汉代在云南高原滇池等地出现的所谓“叟”人,毫无疑问就是蜀部族人。之所以称“叟”,很可能是古蜀部族在战国后期沿“灵(零)关道”南迁云南高原后汉朝人对其后代的一种错误译称。上古音中,蜀、叟二字声纽相近(分别为禅母、生母),韵部相邻(分别为屋部、幽部),读音很近,甚至在汉晋西南方音中有可能读音相同,比如《尚书.牧誓》伪孔传即云:“蜀,叟。”也有可能是汉朝人为了区别蜀部族人与蜀郡汉民而给蜀部族人的一种专称。
③《华阳国志.南中志》云,晋时南中宁州(辖域约当今昆明一带为中心的云南省东北部)“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晋时汶山郡辖域当今川西北岷江上游流域,为古蜀部族发源地;汉嘉郡辖域当今川西青衣江、大渡河流域,属“灵(零)关道”经过区。所谓“汶山、汉嘉夷”者,当为滞留在川西地区的古蜀部族人后代。由此可见,晋时南中宁州夷人尚与汶山、汉嘉夷人风习相类。
④徐学书《关于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的再探讨》(载《考古》1999年5期)、吴怡《从出土文物看古代滇蜀关系》(载《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冯汉骥《西南古奴隶王国》(载《历史知识》1980年4期)等文中提供的一些考古发现材料以及某些论述,可以参考。笔者另有文对该问题详论,此不复赘。
[1]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弁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7:2.
[2]钱洪等.成都平原的形成与演化[J].四川地震,1997,(3).
[3]水经注:卷32[M].江水引[A].
[4]太平御览:卷88引[M].
[5]华阳国志.蜀志[A].
[6]余嘉华.云南风物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74.
[7]史记.河渠书[M].汉书.沟洫志[M].
[8]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9](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1[M].剑南道上[A].
[10](元)费著.岁华纪丽谱[M].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
[11][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2[M].山川志[A].1962年熊承显抄本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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