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的可能”与“控制的祛魅”——一个实验哲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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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考察了"控制"与"责任"之间关系。关于责任归因,"选择的可能性原则"之强弱两个版本都潜藏了一种未经检验的"理性预设",即"行动是需要理由的"。证据表明,只有在纯粹"思辨哲学世界"中的"哲学标准人"才会那样"行动"。哈里·法兰克福特及其构造的系列"哈里·法兰克福特案例"通过逻辑上无差别的概括遮蔽了责任上有差别的事实,剥夺了案例中行动者"取消的自由",因而未能充分反驳"选择的可能性原则"。更有力的批判来自经验证据,实证研究表明:(1)"部位"与"责任"的相关度大于"控制性";(2)"部位"对责任归因的解释力也强于"控制性"。因此,"控制原则"难以成立,不能被视为道德责任归因的首要因素。该偏差可能与思辨哲学进路对责任归因的处理简单化、过度依赖"直觉"有关。因此,一种跨直觉的哲学共识达成机制是必要的。
引文
(1)[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道德哲学》,王秀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2)[美]斯图尔特·格尔茨、李红霞:《择可能性原则和法兰克福式的反例》,《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3)Frankfurt H G. “Alternate possibilities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66, 1969(23), p.829.
(4)[美]斯图尔特·格尔茨、李红霞:《选择可能性原则和法兰克福式的反例》,《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5)关于“哲学标准人”的提出及其精确概念,参见郭喨《责任归因的实验哲学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7)。
(6)Frankfurt H G. “Alternate possibilities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66,1969(23), p.830.
(7)原文为“Even though the person was unable to do otherwise, that is to say, it may not be the case that he acted as he did because he could not have done otherwise.”见Frankfurt H G. “Alternate possibilities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66, 1969(23), p.837.
(8)王群会、龚群:《道德责任归因中的自主性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9)② Frankfurt H G. “Alternate possibilities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66, 1969(23), pp.835-838,838.
(10)高湘泽:《道德责任的负责和免责条件——评当代西方两种道德责任归因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1)Fischer J M, Ravizza M. “Responsibility and inevitability”, Ethics, vol.101, 1991(2), p.276.
(12)⑤ 张爱卿:《人际归因与行为责任推断研究综述》,《心理与行为研究》2004年第02期。
(13)雷传平:《道德运气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页。
(14)雷传平:《道德运气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10页。作者指出,“道德运气”产生于如下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①只有在行动者可控制之下的行动才具有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的价值;②然而事实上,我们常常将不可控的因素纳入道德判断。
(15)[德]朋霍费尔著译:《伦理学》,胡其鼎,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5页。
(16)雷传平:《道德运气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页。然而事实上,我们认为,“道德运气”这个涵义模糊的概念本身是可以被取消的;在责任归因与道德判断中,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叫做“道德运气”的东西。
(17)方学梅、刘永芳:《从归因视角探讨组织公正感产生机制》,《心理科学》2008年第1期。
(18)周方莲、张爱卿、方建移、李文霞:《大学生对艾滋病患者的责任归因及惩戒行为反应》,《心理科学》2005年第5期。
(19)张爱卿、刘华山:《责任、情感及帮助行为的归因结构模型》,《心理学报》2003年第04期。
(20)周方莲、张爱卿、方建移、李文霞:《大学生对艾滋病患者的责任归因及惩戒行为反应》,《心理科学》2005年第05期,第1217页。
(21)夏勉、江光荣:《个人责任归因对心理求助行为的影响》,《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年第02期。
(22)根据责任程度的均值整理自:张爱卿、刘华山:《行为责任归因与批评程度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2003年第03期。
(23)②③ 索涛、冯廷勇、顾本柏、王会丽、李红:《责任归因对“做效应”的调控及其ERP证据》,《心理学报》2011年第12期,第1437、1435、1438页。
(24)郭喨、盛晓明:《哲学家直觉的构造及其正当性反思》,《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6年第5期。
(25)郭喨、盛晓明:《新工具与实验哲学的未来》,《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7期。
(26)[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7页。
(27)这段话存在对库恩关于范式竞争论述的有意模仿。库恩讲:“当不同范式在范式选择中彼此竞争、互相辩驳时,每一个范式都同时是论证的起点和终点。每一学派都用它自己的范式去为这一范式辩护。”见于[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7页。
(2)[美]斯图尔特·格尔茨、李红霞:《择可能性原则和法兰克福式的反例》,《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3)Frankfurt H G. “Alternate possibilities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66, 1969(23), p.829.
(4)[美]斯图尔特·格尔茨、李红霞:《选择可能性原则和法兰克福式的反例》,《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5)关于“哲学标准人”的提出及其精确概念,参见郭喨《责任归因的实验哲学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7)。
(6)Frankfurt H G. “Alternate possibilities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66,1969(23), p.830.
(7)原文为“Even though the person was unable to do otherwise, that is to say, it may not be the case that he acted as he did because he could not have done otherwise.”见Frankfurt H G. “Alternate possibilities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66, 1969(23), p.837.
(8)王群会、龚群:《道德责任归因中的自主性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9)② Frankfurt H G. “Alternate possibilities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66, 1969(23), pp.835-838,838.
(10)高湘泽:《道德责任的负责和免责条件——评当代西方两种道德责任归因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1)Fischer J M, Ravizza M. “Responsibility and inevitability”, Ethics, vol.101, 1991(2), p.276.
(12)⑤ 张爱卿:《人际归因与行为责任推断研究综述》,《心理与行为研究》2004年第02期。
(13)雷传平:《道德运气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页。
(14)雷传平:《道德运气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10页。作者指出,“道德运气”产生于如下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①只有在行动者可控制之下的行动才具有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的价值;②然而事实上,我们常常将不可控的因素纳入道德判断。
(15)[德]朋霍费尔著译:《伦理学》,胡其鼎,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5页。
(16)雷传平:《道德运气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页。然而事实上,我们认为,“道德运气”这个涵义模糊的概念本身是可以被取消的;在责任归因与道德判断中,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叫做“道德运气”的东西。
(17)方学梅、刘永芳:《从归因视角探讨组织公正感产生机制》,《心理科学》2008年第1期。
(18)周方莲、张爱卿、方建移、李文霞:《大学生对艾滋病患者的责任归因及惩戒行为反应》,《心理科学》2005年第5期。
(19)张爱卿、刘华山:《责任、情感及帮助行为的归因结构模型》,《心理学报》2003年第04期。
(20)周方莲、张爱卿、方建移、李文霞:《大学生对艾滋病患者的责任归因及惩戒行为反应》,《心理科学》2005年第05期,第1217页。
(21)夏勉、江光荣:《个人责任归因对心理求助行为的影响》,《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年第02期。
(22)根据责任程度的均值整理自:张爱卿、刘华山:《行为责任归因与批评程度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2003年第03期。
(23)②③ 索涛、冯廷勇、顾本柏、王会丽、李红:《责任归因对“做效应”的调控及其ERP证据》,《心理学报》2011年第12期,第1437、1435、1438页。
(24)郭喨、盛晓明:《哲学家直觉的构造及其正当性反思》,《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6年第5期。
(25)郭喨、盛晓明:《新工具与实验哲学的未来》,《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7期。
(26)[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7页。
(27)这段话存在对库恩关于范式竞争论述的有意模仿。库恩讲:“当不同范式在范式选择中彼此竞争、互相辩驳时,每一个范式都同时是论证的起点和终点。每一学派都用它自己的范式去为这一范式辩护。”见于[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