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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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首先建立了历史观之“体、用”架构,亦即历史观之本体与运用的价值取向。中国中古史观以“天命观”为体,以儒家伦理观念为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体、用”演化: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体,以阶级斗争学说为用;邓小平以唯物史观为体,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为用;江泽民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江泽民以唯物史观为体,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用。对“三个代表”思想的阐释。江泽民历史观的方法论——系统的方法。江泽民历史观之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知识背景。江泽民历史观、历史思想之社会实践:高度重视历史学习;弘扬爱国主义,推进中华民族新一轮的伟大复兴;关注并引导中国史学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以史为鉴;用其唯物史观的“体、用”架构理论来分析、解决现实的问题;等等。
引文
①《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②参见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册“二乾”条,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如张之洞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见其《劝学篇·会通》,光绪24年(1898年)中江书院刊本。冯桂芬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见其《校庐抗议·采西学议》卷下,光绪23年(1897年)广仁堂刊本,第12页。邵作舟谓:“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见其《邵氏危言·纲纪》。孙家鼐谓:“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见其《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载《万国公报》第8卷第18页。
    ④陈寅恪自谓:“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见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页。吴宓日记云:建国后,“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乃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见蒋天枢:《陈寅恪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页。
    ⑤殷盘庚以降,行上帝与祖先崇拜,甲骨卜辞即是明证。故《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其时历史观尚未从宗教信仰中分离出来,但其萌芽表现为一种“天命”观。《尚书·盘庚上》有云:“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日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孽。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
    ⑥《尚书·召诰》:“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尚书·康诰》:“唯命不于常。”《诗·文王》:“天命靡常。”这里“命”,皆为天命。
    ⑦《春秋》简约,《左传》见其详。天道似为超自然的主宰力量,如《左传》襄公十八年(前555年),楚晋交兵,董叔以为:“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人间的伦理道德观念亦是天道之体现,如《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载晏平仲语:“君人执信,臣人执共,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春秋》每书日食、星陨、地震等天象以应人事,表现一种神秘主义的天启人事、天应人事、天人感应。有时天道似可解释为某种必然性、自然规律,如《左传》庄公四年(前690年)引邓曼语:“盈而荡,天之道也。”哀公十一年(前484年)载伍子胥语:“盈必毁,天之道也。”等等,等等。
    ⑧王国维以为周礼在于“尊尊,亲亲,贤贤。”见其《观堂集》卷10《殷周制度论》。《春秋》笔法正在乎此,其又集中表现为一种“讳”。《公羊传》旨在阐述“微言大义”。其闵公元年(前661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是为尊尊、亲亲;其庄公四年(前690年):“《春秋》为贤者讳”,是为贤贤;其襄公二年(前571年):“为中国讳也”,是为夷夏之防。
    ⑨天道、天统、天等观念大致相同,尤以天道为完善,为夥。司马迁每言“天道”。《史记》卷10《孝文本纪》云:“十三年夏(前167年),上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卷12《孝武本纪》云:“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卷118《淮南衡山列传》:“夫以吴越之众不能成功者何?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卷126《滑稽列传》云:“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卷130《太史公自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等等。班固等更言“天道”。《汉书》卷21《律历志上》云:“案汉元年不用帝《调历》,寿王非汉历,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卷22《礼乐志》云:“天道大者,在于阴阳。”卷23《刑法志》云:“所谓‘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卷72《贡禹传》:“今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乱,矫复古化,在于陛下。”卷75《翼拳传》云:“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应有常。”卷88《儒传·序》:“《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卷56《董仲舒传》云:“天道之大者在阴阳。”卷81《孔光传》云:“明承顺天道在于崇德博施,加精致诚,孳孳而已。”卷98《元后传》引王章言:“天道聪明,佑善而灾恶,以瑞异为符效 。”等等。
    ⑩二者的天道观,除直接承认天、天道、天统、天命外,还表现在“五德终始说”。《史记》卷8《高祖本纪》末“太史公曰”有云:“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故救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卷,得天统矣。”相似的内容又见《史记》卷28《封禅书》及《汉书》卷21下《律历志下》。
    [11]《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有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汉书》卷30《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又参见《汉书》卷56《董仲舒传》、董仲舒《春秋繁露》、《后汉书》卷40上《班彪传》。等等。
    [12]如《通鉴》卷27引魏相言:“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卷56引东汉仲长统《昌言》云:“天道常然之大数也。”卷73引曹魏高堂隆言:“夫天道无亲,惟与人善。”卷128引刘宋沈怀文言:“天道示变,宜应之以德。”卷107引北齐王言:“天道神明。”卷174引北周庾季才言:“天道精微,难可意察。”等等,等等。
    [13]如《通鉴》卷123“臣光曰”有云:“史者,儒之一端。”《通鉴》卷11“臣光曰”有云:“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等等,等等。
    [14]司马光以为:“国之治乱,尽在人君。”见其《历年图后序》。
    [15]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有云:“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燕,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16]宋初理学发端之代表人物有胡瑗、孙复、石介等人,被称为“宋初三先生”。其有崇道隆君之说。参见胡瑗《论语说》、《春秋口义》,孙复《春秋尊王发微》,石介《徂徕集》,等等。
    [17]新史学发端期的代表人物为梁启超。他以为:“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见其《史学之界说》,载《饮冰室全集》卷8。又云:“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见其《新史学》,载《饮冰室文集》之9。章太炎亦认为:历史学应以“发明社会政治化步衰微之原理为主。”见其《书》53附《中国通史略例》。
    [18]梁启超以为:“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见其《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此一革新了的主观观念便是资产阶级价值观,其在中国突出表现为“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Democracy)又称“德先生”、科学(Science)又称“赛先生”。此为史学界熟知,此不赘言。
    [19]苏联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任务》、《史学要论》等论著,较为系统地将唯物史观引进中国,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以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为生产力。”见其《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新青年》第6卷第5—6号。关于人类社会的结构模式,他指出:“把人类横着看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譬之建筑,社会亦有基址与上层:社会的基址,便是经济的构造——即是经济关系——马克思将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社会的上层,便是法制、政治、宗教、伦理、哲学、艺术等,马克思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基址有了变动,上层亦跟着变动,去适应他们的基址。从前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会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见其《史学要论》。关于人类社会演化的阶段性、规律性,他指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的,这些生产方式出现的次第,可作为经济组织进化的阶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方式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见其《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大致准确地阐述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所欠缺处似为没有说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20]以上均见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21]毛泽东认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见其《矛盾论》(1937年8月),载《毛泽东选集》第277页。而生产力又是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他认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社会关系。”见其《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页。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见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25日),载1965年1月26日《人民日报》。等等。
    [22]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见《毛泽东选集》第300—301页。
    [23]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见《毛泽东选集》第292页。
    [24]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见《毛泽东选集》第1376页。
    [25]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见《毛泽东选集》第260页。
    [26]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见《毛泽东选集》第308页。
    [27]毛泽东:《在196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社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
    [28]毛泽东语录,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见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29]毛泽东语录,转引自《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见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30]毛泽东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见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31]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
    [32]同上,第116页。邓小平还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见其《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33]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8年9月12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5页。
    [34]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三)(1992年1月18日—2月2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378页。
    [35]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三)(1992年1月18日—2月2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他甚至认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出处同上,第375页。
    [36]同上第382—383页。
    [37]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64页。
    [38]邓小平:《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1988年6月22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邓小平还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见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983年4月29日),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
    [39]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6—137页。
    [40]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
    [41]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99年6月28日),见1999年7月1日《人民日报》。
    [42]江泽民:《努力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1995年5月26日),见《改革开放二十年重要文献库》,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品。
    [43]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见2001年7月2日《人民日报》。
    [44][45]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见1991年7月2日《人民日报》。
    [46]江泽民:《努力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1995年5月26日),见《改革开放二十年重要文献库》,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品。
    [47]江泽民:《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见2000年7月3日《人民日报》。
    [48]江泽民:《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会见科技界人士时的讲话》(1998年11月24日),见1998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江泽民还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只有坚定地推进科技进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在开发研究、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基础性研究这三个方面合理配置力量,确定各自攀登高峰的目标。在世界高科技领域中,中华民族要占有应有的位置。”见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见《改革开放二十年重要文献库》,福建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品。
    [49]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见2001年7月2日《人民日报》。
    [50]江泽民:《推动科技进步是全党全民的历史性任务》(1989年12月19日),见1989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江泽民还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活动是推动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伟大革命力量。发展科学技术,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历史性任务。”见江泽民:《给国家科技奖励大会的贺信》(1990年12月6日),载1990年12月8日《人民日报》。
    [51]江泽民:《全面推进农村改革,开创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1998年9月25日),见199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
    [52]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见2001年7月2日《人民日报》。
    [53]江泽民:《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1989年12月29日),见《改革开放二十年重要文献库》,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品。
    [54]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9月28日),见1998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55]《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强调:深入基层,总结实践,积极探索,开拓前进,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党的建设》,见2000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56]江泽民:《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会见科技界人士时的讲话》(1998年11月24日),见1998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57]江泽民:《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学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00年6月5日),见2000年6月7日《人民日报》。
    [58]江泽民:《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会见科技界人士时的讲话》(1998年11月24日),见1998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59]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见2001年7月2日《人民日报》。
    [60]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1996年9月26日),见《改革开放二十年重要文献库》,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品。
    [61]江泽民“《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会见科技界人士时的讲话》(1998年11月24日),见1998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62]江泽民:《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见2000年7月3日《人民日报》。
    [63]江泽民:《在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00年8月21日),见2000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64]陈寅恪谓:“《朱子语类》——六《后代类三》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与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实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见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65]江泽民:《对沙特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演讲》(1999年11月2日),见1999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66]江泽民:《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1999年10月22日),见1999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
    [67]江泽民:《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1997年11月1日),见1997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68]江泽民:《对沙特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演讲》(1999年11月2日),见1999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69]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99年6月28日),见1999年7月1日《人民日报》。
    [70]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18日),见199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7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见2001年7月2日《人民日报》。
    [72]江泽民:《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1999年10月22日),见1999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
    [73]《江泽民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强调: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加强党的建设,扎扎实实推进西部大开发这项世纪工程》,见2000年6月22日《人民日报》。
    [74]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见2001年7月2日《人民日报》。
    [75][76]《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22日]于伦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479页。
    [77]江泽民:《努力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1995年5月26日),见《改革开放二十年重要文献库》,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品。
    [78]江泽民:《进一步端正学风,努力把全党的学习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999年1月11日),见199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79]江泽民:《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2000年2月1日),见2000年3月1日《人民日报》。
    [80]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140页。
    [81]邓小平:《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1988年9月5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1页。
    [82][83]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
    [84]江泽民:《在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00年8月21日),见2000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85]江泽民:《努力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1995年5月26日),见《改革开放二十年重要文献库》,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品。
    [86]江泽民:《在上海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9年3月25日),见《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87]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1990年5月3日),见《改革开放二十年重要文献库》,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品。
    [88]江泽民:《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1996年6月21日),见199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89]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1990年5月3日),见《改革开放二十年重要文献库》,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品。
    [90]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9月28日),见1998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91]江泽民:《中国科协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96年5月27日),见1996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92]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1990年5月3日),见《改革开放二十年重要文献库》,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品。
    [93]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9年9月29日),见《改革开放二十年重要文献库》,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品。江泽民还认为:“我国人民从切身体验中越来越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统一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各条战线涌现出许多为国争光、创造了光辉业绩的英雄模范人物,使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焕发出新的光彩。”引自《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1996年10月10日),见199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
    [94]江泽民:《在中国科协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96年5月27日),见1996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95]江泽民:《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1997年11月1日),见1997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96]江泽民:《在上海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9年3月25日), 见《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97]《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1999年4月25日),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98]江泽民:《在上海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9年3月25日), 见《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99]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1996年9月26日),见《改革开放二十年重要文献库》,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品。
    [100]矠江泽民:《在上海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9年3月25日), 见《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101]江泽民:《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1997年1月29日),见199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102]江泽民:《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1997年11月1日),见1997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103]《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1999年4月25日),见《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04]江泽民:《在以色列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2000年4月12日),见2000年4月14日《人民日报》。
    [105]江泽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1998年11月28日),见1998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
    [106]江泽民:《在首都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大会上的讲话》(1997年7月1日),见1997年7月2日《人民日报》。
    [107]江泽民:《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干部和党员队伍素质》(1995年1月23日),见1995年3月2日《人民日报》。
    [108]江泽民:《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1996年6月21日),见199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109]江泽民:《在中国科协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96年5月27日),见1996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110]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1996年9月26日),见《改革开放二十年重要文献库》,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品。
    [111]江泽民:《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1996年6月21日),见199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112]江泽民:《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1997年1月29日),见199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113]江泽民:《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1996年6月21日),见199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114]江泽民:《当前的经济工作》(1993年4月1日),见1993年6月2日《人民日报》。
    [115]江泽民:《在上海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9年3月25日),见《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116]江泽民:《全面推进农村改革,开创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1998年9月25日),见199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
    [117]江泽民:《在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96年12月12日),见1996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
    [118]江泽民:《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5年9月3日),见《改革开放二十年重要文献库》,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品。
    [119]江泽民:《关于讲政治》(1996年3月3日),见《改革开放二十年重要文献库》,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品。
    [120]江泽民:《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动员起来夺取八七扶贫攻坚决战阶段的胜利》(1996年6月9日),见1996年7月2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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