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关治郎和《一个军法务官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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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东京审判的被告方证人,到今天日本的虚构派,都矢口否认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暴行。这种与事实完全悖离的论调,由于日方文献在战后遭到有组织的焚毁,缺乏来自内部的有力否证,至今对海外不知情的第三者、尤其是日本民众仍有影响。小川关治郎作为攻占南京和江南的日军主力部队之一第十军的法务部长,他的日记重见天日。为我们从多方面认识日军的真实表现,驳斥日本虚构派的妄说,以至于辨明小川自己在东京审判时所作的证词为伪证,都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Okawa-Sekiziro was a minister of the tenth army when Japanese occupied Shanghai and Yangtze Delta. The appearance of diary of Okawa-Sekiziro provided the original data that can help us to refute the lies of Japanese Fabrication Sect and analyze the testimony of Okawa-Sekiziro in Tokyo Trial.
Okawa-Sekiziro was a minister of the tenth army when Japanese occupied Shanghai and Yangtze Delta. The appearance of diary of Okawa-Sekiziro provided the original data that can help us to refute the lies of Japanese Fabrication Sect and analyze the testimony of Okawa-Sekiziro in Tokyo Trial.
引文
① 秦郁彦、柬中野修道、松本健一《问题 》,《 》,柬京,文 春秋社,2001年第2期,第132页。
② 畏森光代著《 小川 治郎》,小川 治郎著《 日记》附录,柬京,2000年8月10日第1版,第210页。
③ 国内多将中支那方面军译为“华中方面军”,因考虑到日本所称“中支”与我国的“华中”无论在传统所指自然地区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所指行政区划上都不尽相同或完全不同,而中支那方面军的活动范围也始终未逾今天通常所指的华东以外,所以本文一仍日本旧称。国内译名避免“支那”是因为以为“支那”是蔑称,如《“南京屠杀”的彻底检证》中译本第一页第一条注释称:“支那为日本对战前中国的蔑称。《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仍沿用了这一称呼,表明了笔者的反华立场。为了客观反映该书在政治上的反动性,译者未加任何改动。”(《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原著无“大”字,“南京屠杀”加引号,因为日本虚构派不承认“屠杀”,故称屠杀必加引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7月“内部发行”版,第1页。)日本今天仍坚持以“支那”称中国者,一定是右翼,但援用历史名称,如“中支那方面军”时,则不论左、右翼都不加改动。
① “右翼”只是笼统说法。“相泽事件”和“2·26事件”中的“皇道派”军人一方面视天皇为“万世一神”,主张“在天皇陛下统御下,举国一体,完成八 一宇”,实际是进一步推动日本的军国化,这可以说是右翼;一方面痛恨贫富悬殊和上层社会的腐化,致力于通过暴力手段消灭元老重臣、财阀军阀,以改造社会,这又难以用通常所说的右翼来概括。
② 时至今日日本仍有人如此看。如七十年代日本以“2·26事件”为题材拍摄的《动乱》,便完全站在肇事军人的立场上,将皇道派描绘成救国救民不惜舍身的志士。影片还穿插了一段哀婉的爱情故事,由日本极负人望的高仓健、吉永小百合主演,悲恸凄绝,不能不让日本观众一洒同情之泪。
③ 山崎今朝弥(律师)著《地震、意兵、火事、巡查》,转引自《 日记》附录,第222页。
① 真崎甚三郎记录《暗黑裁判二·二六事件》,文 春秋编《“文 春秋” 》 第一卷,东京,文 春秋社1988年1月10日第1版,第309页。(此记录最初载于《文 春秋》月刊,1957年4月号)
② 桂川光政著《二·二六“真崎判决” 》、《松木日 》,《世界》,柬京,岩波书店,1994年3月号,第289-299页。
③ 小川去世前为小川作过一次诊断的医师增山隆雄说,在这唯一一次的接触中,小川说“真崎真是个坏蛋”,因此让他“不能忘怀”.( 《 日记》附录,第226页)对初次见面者这样说,可见此事在小川心目中的分量之重。
④ 在我的有限阅读中。中、日两国学者对日志和日记迄今都未加援用。拙文将刊于北京《近代史研究》。
① 《 日记》,第170-171页。
② 《 日记》,第163-164、 167-168页。
③ “军律会议”受理占领地军民案件,与“军法会议”实为一套人马。
④ 如东京审判辩护方便称“对一般市民的罪过都由军法会议予以了处罚”(富士信夫著《“南京大虐杀 ”--东京裁判的欺瞒》,东京,展 社1998年11月23日第4版,第137页)。今天仍有不少人称日军军风纪严明,犯罪者为数极少,而且“都通过军法会议受到了严惩”(日本会 国际 报委员会编《再 “南京大虐杀”--世界 冤罪》,东京,明成社2000年11月25日第2次印刷版,第64页)。
⑤ 另有六年一例、五年两例为“以兵器胁迫长官”和“敌前逃亡、毁弃军用品”等“反噬”案件。
⑥ 《第十军(柳川兵团)法务部阵中日志》,高 正 编集、解说《绩·现代史资料》6“军事警察”,东京,1982年2月26日第1版,第46页。
① 《第十军(柳川兵团)法务部阵中日志》,《绩·现代史资料》6,第47页。
② 《 日记》,第178页。
③ 仅就判决结果说。就案情说,则第十军后备步兵第四大队少尉吉某等一次无端枪杀二十六名金山平民为最大罪案,但此案肇事者全部被免于起诉。
④ 这一看法在日本由来已久,不少当事人也供认不讳,如第六十五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的一位下士官称:“真是很惨重,都是‘为国’而战死的。希望把进攻南京看作是这场激战(上海战役)的延长。俘虏来投降,便轻易地释放的气氛完全没有。是受到那样伤害的战友的仇啊。这样的心情,我想让那时战斗的中国士兵们明白。假使杀十万、二十万,那也是作为继续战斗的处理。从那时的心情说,丝毫也不认为是‘屠杀’。”(本多腾一著《南京道》,东京,朝日新 社1987年1月20日第1版,第209页)中国学者近年也开始承认中国抵抗这一原因,如称:“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人的英勇抵抗,也加剧了日本侵略军的报复心理,使他们在后来的暴行中表现得更加残忍、疯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南京保卫战的进行,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成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基本原因之一。”(孙宅巍主编《南京大屠杀》,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3页)不过,此处所指“抵抗”与日本所指不尽相同,日本指的是淞沪战役,而非“南京保卫战”。就当时实际而言,日军进攻南京受到的抵抗远不及上海激烈,如上海打了近三个月,而南京不足一周,日军的伤亡也仅是上海的数十分之一。如果将南京的“英勇抵抗”作为“基本原因之一”,不免会留下一个疑问:日军的“暴行”为什么不是在上海更“残忍、疯狂”。
① 《绩·现代史资料》6,第29页。
② ?
② 畏森光代著《 小川 治郎》,小川 治郎著《 日记》附录,柬京,2000年8月10日第1版,第210页。
③ 国内多将中支那方面军译为“华中方面军”,因考虑到日本所称“中支”与我国的“华中”无论在传统所指自然地区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所指行政区划上都不尽相同或完全不同,而中支那方面军的活动范围也始终未逾今天通常所指的华东以外,所以本文一仍日本旧称。国内译名避免“支那”是因为以为“支那”是蔑称,如《“南京屠杀”的彻底检证》中译本第一页第一条注释称:“支那为日本对战前中国的蔑称。《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仍沿用了这一称呼,表明了笔者的反华立场。为了客观反映该书在政治上的反动性,译者未加任何改动。”(《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原著无“大”字,“南京屠杀”加引号,因为日本虚构派不承认“屠杀”,故称屠杀必加引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7月“内部发行”版,第1页。)日本今天仍坚持以“支那”称中国者,一定是右翼,但援用历史名称,如“中支那方面军”时,则不论左、右翼都不加改动。
① “右翼”只是笼统说法。“相泽事件”和“2·26事件”中的“皇道派”军人一方面视天皇为“万世一神”,主张“在天皇陛下统御下,举国一体,完成八 一宇”,实际是进一步推动日本的军国化,这可以说是右翼;一方面痛恨贫富悬殊和上层社会的腐化,致力于通过暴力手段消灭元老重臣、财阀军阀,以改造社会,这又难以用通常所说的右翼来概括。
② 时至今日日本仍有人如此看。如七十年代日本以“2·26事件”为题材拍摄的《动乱》,便完全站在肇事军人的立场上,将皇道派描绘成救国救民不惜舍身的志士。影片还穿插了一段哀婉的爱情故事,由日本极负人望的高仓健、吉永小百合主演,悲恸凄绝,不能不让日本观众一洒同情之泪。
③ 山崎今朝弥(律师)著《地震、意兵、火事、巡查》,转引自《 日记》附录,第222页。
① 真崎甚三郎记录《暗黑裁判二·二六事件》,文 春秋编《“文 春秋” 》 第一卷,东京,文 春秋社1988年1月10日第1版,第309页。(此记录最初载于《文 春秋》月刊,1957年4月号)
② 桂川光政著《二·二六“真崎判决” 》、《松木日 》,《世界》,柬京,岩波书店,1994年3月号,第289-299页。
③ 小川去世前为小川作过一次诊断的医师增山隆雄说,在这唯一一次的接触中,小川说“真崎真是个坏蛋”,因此让他“不能忘怀”.( 《 日记》附录,第226页)对初次见面者这样说,可见此事在小川心目中的分量之重。
④ 在我的有限阅读中。中、日两国学者对日志和日记迄今都未加援用。拙文将刊于北京《近代史研究》。
① 《 日记》,第170-171页。
② 《 日记》,第163-164、 167-168页。
③ “军律会议”受理占领地军民案件,与“军法会议”实为一套人马。
④ 如东京审判辩护方便称“对一般市民的罪过都由军法会议予以了处罚”(富士信夫著《“南京大虐杀 ”--东京裁判的欺瞒》,东京,展 社1998年11月23日第4版,第137页)。今天仍有不少人称日军军风纪严明,犯罪者为数极少,而且“都通过军法会议受到了严惩”(日本会 国际 报委员会编《再 “南京大虐杀”--世界 冤罪》,东京,明成社2000年11月25日第2次印刷版,第64页)。
⑤ 另有六年一例、五年两例为“以兵器胁迫长官”和“敌前逃亡、毁弃军用品”等“反噬”案件。
⑥ 《第十军(柳川兵团)法务部阵中日志》,高 正 编集、解说《绩·现代史资料》6“军事警察”,东京,1982年2月26日第1版,第46页。
① 《第十军(柳川兵团)法务部阵中日志》,《绩·现代史资料》6,第47页。
② 《 日记》,第178页。
③ 仅就判决结果说。就案情说,则第十军后备步兵第四大队少尉吉某等一次无端枪杀二十六名金山平民为最大罪案,但此案肇事者全部被免于起诉。
④ 这一看法在日本由来已久,不少当事人也供认不讳,如第六十五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的一位下士官称:“真是很惨重,都是‘为国’而战死的。希望把进攻南京看作是这场激战(上海战役)的延长。俘虏来投降,便轻易地释放的气氛完全没有。是受到那样伤害的战友的仇啊。这样的心情,我想让那时战斗的中国士兵们明白。假使杀十万、二十万,那也是作为继续战斗的处理。从那时的心情说,丝毫也不认为是‘屠杀’。”(本多腾一著《南京道》,东京,朝日新 社1987年1月20日第1版,第209页)中国学者近年也开始承认中国抵抗这一原因,如称:“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人的英勇抵抗,也加剧了日本侵略军的报复心理,使他们在后来的暴行中表现得更加残忍、疯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南京保卫战的进行,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成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基本原因之一。”(孙宅巍主编《南京大屠杀》,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3页)不过,此处所指“抵抗”与日本所指不尽相同,日本指的是淞沪战役,而非“南京保卫战”。就当时实际而言,日军进攻南京受到的抵抗远不及上海激烈,如上海打了近三个月,而南京不足一周,日军的伤亡也仅是上海的数十分之一。如果将南京的“英勇抵抗”作为“基本原因之一”,不免会留下一个疑问:日军的“暴行”为什么不是在上海更“残忍、疯狂”。
① 《绩·现代史资料》6,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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