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书院的时空分布与选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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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城镇书院已比较普遍地发展起来,但城镇书院在各地的发展却经历了不同的时空演变过程。本文通过对黄土高原地区不同级别城镇书院的考察,详细地揭示了不同级别城镇书院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其特征。府县级城镇仿效省会设立书院的实践主要在乾隆年间才出现,城镇书院的发展总体上由区域东南部向西北部推广,乾隆时期出现发展高峰,发展重心向黄河以西转移。城镇书院时空变化特征显著。书院选址以城内为主,空间上体现了偏重东部和东南部的观念。
City academy of learning developed very quickly and widely in our countr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but its developing process wa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areas. It was demonstrat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of different city academy of learning, by investigation on different cities in this paper. Practice of the cities setting up the academy of learning in the wake of Province city was mainly in Qianlong dynasty, and distribution of academy of learning of county areas was spread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 It appeared high peak during Qianlong period, and the developing center transferred to west of Yellow river. The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academy of learning was very obvious, that is to say, location selection of academy of learning focused on inside of main cities, and showed that location selection linked to east and southeast areas.
City academy of learning developed very quickly and widely in our countr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but its developing process wa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areas. It was demonstrat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of different city academy of learning, by investigation on different cities in this paper. Practice of the cities setting up the academy of learning in the wake of Province city was mainly in Qianlong dynasty, and distribution of academy of learning of county areas was spread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 It appeared high peak during Qianlong period, and the developing center transferred to west of Yellow river. The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academy of learning was very obvious, that is to say, location selection of academy of learning focused on inside of main cities, and showed that location selection linked to east and southeast areas.
引文
[1]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第4-9页。
[1]关于这三个省会书院笔者有专文论述,故此处不再涉及。
[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29-30页。
[3]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4页。
[4]乾隆《河南府志》卷29《学校志.附书院》,乾隆四十四年刊本。
[5]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词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47、962页。
[6]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7《学校三》,《中国稀见方志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7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183页。
[7][清]王轩等修,单远幕点校:《山西通志》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282、5284页。
[8]邓洪波:《元代书院及其发展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4年,第6期。
[1]参见袁森坡《康雍乾时期经营北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16-420页。
[2]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8《学校三》,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7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184页。
[1]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7页。
[2]《总督左宗棠归儒书院碑记》,《甘肃通志稿》(二),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8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238-239页。
[3]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446-447页。
[1]雍正《勅修陕西通志》(二)卷27,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186页。按:《旧唐书》卷187上《列传》第137上和《新唐书》卷19《列传》116均有李玄通事迹,说他是雍州蓝田人,仕隋为鹰扬郎将,唐高祖入关时,率部归唐,为定州总管,武德六年以前因刘黑闼叛乱,为乱军所俘,自杀死节。按此,地志所言李元通当是李玄通。但李玄通是否建书院,除地志外,不见他书记载。邓洪波据雍正《勅修陕西通志》、《嘉庆一统志》和光绪《蓝田县志》等资料考证瀛州书院建置时间在武德六年(623年)之前(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重印,第4页),也是没有直接证据的。虽然如此,以上地志所载,均持此说,我们也没有证据否定它,姑且沿用地志说。
[2]雍正《勅修陕西通志》(二)卷27,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186页。
[3]邓洪波:《元代书院及其发展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4年,第6期。
[4]邓洪波:《元代书院及其发展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4年,第6期。
[5]邓洪波:《元代书院及其发展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4年,第6期。
[6]参见雍正《勅修陕西通志》(二)卷27;光绪《山西通志》,第11册,学制略下,(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7]《甘肃通志稿.甘肃教育志》(二)“书院”,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8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227页。
[8]漆子杨:《古代甘肃书院考》,《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
[1]载《沧桑》,1995年第2期。
[2]载《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材料的记载或统计有出入者,根据下列原则确定:(1)建立时代有分歧者,以时代最早的时代统计;(2)同一时代但年代有异者不管;(3)明确载为重修者,只统计首次对明代遗留书院的重修,至于对于清代所建书院的修缮,一律不计;(4)对因各种原因废毁的书院的重建,按重建记入;(5)迁移或改建的书院视为以前书院的继续,其中对明代书院,以清代首次改建年代为准。清代所建书院以首次创建的时代为准统计,迁移年代不再计入。
[3]延陵书院,《大清一统志》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建”。光绪《山西通志》云:“康熙中,知县杜坦建。后屡经修葺。”(中华书局,1990年,第5289页)此处从《山西通志》。
[4]秀水书院,《大清一统志》云“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建”。光绪《山西通志》云:“在盂县学宫东。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知县孔传忠自崇文巷移‘藏山书院’于此,改名‘慎交’寻复改今名。”(中华书局,1990年,第5290页)《山西通志》此处记载与光绪《盂县志》同,故从之。
[1]《清朝文献通考》卷7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第5510页。
[2]《西宁府续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9页;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词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7页。
[1]张捷夫:《清代山西书院考略》,《沧桑》,1995年第2期。
[2]《大清一统志.山西省太原府.学校》,四部丛刊本。
[3]《大清一统志.山西省》,四部丛刊本;光绪《山西通志》(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281页。
[4]《甘肃通志稿.甘肃教育志》,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8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239页。
[1]此处指雍正时期的宁夏“满城”,乾隆三年宁夏地震后,“满城”移建于宁夏城西15里之地。
[2][明]张万纪:《超然书院碑记》,《甘肃通志稿.甘肃教育志》,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8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229页。
[1]《按察使胡季堂记》,《甘肃通志稿.甘肃教育志》,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8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230页。
[2][清]张岳崧:《南安书院记》,《甘肃通志稿.甘肃教育志》,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8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232页。
[3][清]王轩等修,单远幕点校:《山西通志》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291页。
[4][清]王轩等修,单远幕点校:《山西通志》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284页。
[5]《甘肃通志稿.甘肃教育志》,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8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232页;漆子杨:《甘肃古代书院考》,《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
[6]王风雷以为:“元代的文人墨客、地方官吏和有钱人在建造书院时,承袭了前代的传统,把书院都建立在风景优美,远离城乡的僻静地方。”(《元代书院考遗》,《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7]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7《学校三》,吴坚主编:《中国稀见方志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7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178页。
[1]关于这三个省会书院笔者有专文论述,故此处不再涉及。
[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29-30页。
[3]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4页。
[4]乾隆《河南府志》卷29《学校志.附书院》,乾隆四十四年刊本。
[5]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词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47、962页。
[6]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7《学校三》,《中国稀见方志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7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183页。
[7][清]王轩等修,单远幕点校:《山西通志》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282、5284页。
[8]邓洪波:《元代书院及其发展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4年,第6期。
[1]参见袁森坡《康雍乾时期经营北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16-420页。
[2]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8《学校三》,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7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184页。
[1]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7页。
[2]《总督左宗棠归儒书院碑记》,《甘肃通志稿》(二),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8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238-239页。
[3]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446-447页。
[1]雍正《勅修陕西通志》(二)卷27,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186页。按:《旧唐书》卷187上《列传》第137上和《新唐书》卷19《列传》116均有李玄通事迹,说他是雍州蓝田人,仕隋为鹰扬郎将,唐高祖入关时,率部归唐,为定州总管,武德六年以前因刘黑闼叛乱,为乱军所俘,自杀死节。按此,地志所言李元通当是李玄通。但李玄通是否建书院,除地志外,不见他书记载。邓洪波据雍正《勅修陕西通志》、《嘉庆一统志》和光绪《蓝田县志》等资料考证瀛州书院建置时间在武德六年(623年)之前(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重印,第4页),也是没有直接证据的。虽然如此,以上地志所载,均持此说,我们也没有证据否定它,姑且沿用地志说。
[2]雍正《勅修陕西通志》(二)卷27,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186页。
[3]邓洪波:《元代书院及其发展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4年,第6期。
[4]邓洪波:《元代书院及其发展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4年,第6期。
[5]邓洪波:《元代书院及其发展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4年,第6期。
[6]参见雍正《勅修陕西通志》(二)卷27;光绪《山西通志》,第11册,学制略下,(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7]《甘肃通志稿.甘肃教育志》(二)“书院”,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8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227页。
[8]漆子杨:《古代甘肃书院考》,《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
[1]载《沧桑》,1995年第2期。
[2]载《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材料的记载或统计有出入者,根据下列原则确定:(1)建立时代有分歧者,以时代最早的时代统计;(2)同一时代但年代有异者不管;(3)明确载为重修者,只统计首次对明代遗留书院的重修,至于对于清代所建书院的修缮,一律不计;(4)对因各种原因废毁的书院的重建,按重建记入;(5)迁移或改建的书院视为以前书院的继续,其中对明代书院,以清代首次改建年代为准。清代所建书院以首次创建的时代为准统计,迁移年代不再计入。
[3]延陵书院,《大清一统志》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建”。光绪《山西通志》云:“康熙中,知县杜坦建。后屡经修葺。”(中华书局,1990年,第5289页)此处从《山西通志》。
[4]秀水书院,《大清一统志》云“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建”。光绪《山西通志》云:“在盂县学宫东。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知县孔传忠自崇文巷移‘藏山书院’于此,改名‘慎交’寻复改今名。”(中华书局,1990年,第5290页)《山西通志》此处记载与光绪《盂县志》同,故从之。
[1]《清朝文献通考》卷7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第5510页。
[2]《西宁府续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9页;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词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7页。
[1]张捷夫:《清代山西书院考略》,《沧桑》,1995年第2期。
[2]《大清一统志.山西省太原府.学校》,四部丛刊本。
[3]《大清一统志.山西省》,四部丛刊本;光绪《山西通志》(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281页。
[4]《甘肃通志稿.甘肃教育志》,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8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239页。
[1]此处指雍正时期的宁夏“满城”,乾隆三年宁夏地震后,“满城”移建于宁夏城西15里之地。
[2][明]张万纪:《超然书院碑记》,《甘肃通志稿.甘肃教育志》,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8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229页。
[1]《按察使胡季堂记》,《甘肃通志稿.甘肃教育志》,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8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230页。
[2][清]张岳崧:《南安书院记》,《甘肃通志稿.甘肃教育志》,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8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232页。
[3][清]王轩等修,单远幕点校:《山西通志》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291页。
[4][清]王轩等修,单远幕点校:《山西通志》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284页。
[5]《甘肃通志稿.甘肃教育志》,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8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232页;漆子杨:《甘肃古代书院考》,《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
[6]王风雷以为:“元代的文人墨客、地方官吏和有钱人在建造书院时,承袭了前代的传统,把书院都建立在风景优美,远离城乡的僻静地方。”(《元代书院考遗》,《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7]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7《学校三》,吴坚主编:《中国稀见方志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7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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