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海贼”
摘要
东汉时期的文献记录明确出现"海贼"称谓,然而反政府的海上武装集团在西汉时期已经形成历史影响。"海贼"活动对"缘海"地方行政秩序形成威胁。"海贼""引兵入海"之众至于"万数",推想已经形成船只数量可观的舰队。"海贼"在海滨作战的机动能力甚强,往往"乘船浮海,深入远岛",汉王朝军队以为"攻之未易"。陈寅恪曾经提示"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滨海地域"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特殊的文化区域,当与自勃海至南海漫长地带南北相互联系的方便的交通条件有关。除了秦汉时期"并海道"的陆路交通条件而外,因航运能力的提高,沿海地方相互间近海交通的便利也许表现出更重要的意义。汉代"海贼"利用了这样的条件,也以自己的政治经济实践,推促了海上交通的新的历史进步。探讨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发展,不宜忽视这一社会力量的历史作用。
引文
[1]《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李贤注:“田横初自称齐王,汉定天下,横犹以五百人保于海岛,高祖追横,横自杀。”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847页。
[1][宋]张侃:《观海》,《张氏拙轩集》卷一;又[明]邱濬:《孔侍郎传》,《重编琼台稿》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清]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六《子欲居九夷章》。有人问是否为戏言,朱子说:“只是见道不行,偶然发此叹,非戏言也。”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972页。
[4][元]明炳文:《四书通.论语通》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明]刘宗周:《知命赋》,《刘蕺山集》卷一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三国]曹植:《盘石篇》,《乐府诗集》卷六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28页。
[7][明]刘宗周:《论语学案》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程氏经说》卷七《论语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史记》,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1752页。
10《史记》,第2469页。
11于逢春:《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类型及其统合模式序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
12《南史》卷六四《张彪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1567页。
[1]《史记》,第2647—2649页。
[2]《史记》,第2649页。
[3]《史记》张守节《正义》:“按:海州东海县有岛山,去岸八十里。”第2648页。
[4]《后汉书》,第847页。
[5]《北齐书》卷三四《杨-传》说杨-从兄幼卿逃亡事:“遂弃衣冠于水滨若自沉者,变易名姓,自称刘士安,入嵩山……又潜之光州,因东入田横岛,以讲诵为业,海隅之士,谓之刘先生。”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第455页。
[6]《汉书》,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57页。
[7]《史记》,第2708页。
[8]《史记》,第2835页。
[9]《汉书》,第1917页。
10《史记》,第2981页。
11吕嘉等终被捕获。《南越列传》记载:“城中皆降伏波。吕嘉、建德已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问所得降者贵人,以知吕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封为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为临蔡侯。”《史记》,第2978页。
[1]《汉书》,第4150页。
[2]李贤注:“海曲,县名,故城在密州莒县东。”《续汉书.郡国志三》“琅邪国”无“海曲”,有“西海”县。王先谦《后汉书集解》:“钱大昕曰,《前志》无西海,盖'海曲'之讹。”“引惠栋曰,何焯云疑'海曲'之讹。”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35页。
[3]《后汉书》,第477页。
[4]《晋书》卷九六《列女传.何无忌母刘氏》:“何无忌母刘氏,征虏将军建之女也。少有志节。弟牢之为桓玄所害,刘氏每衔之,常思报复。及无忌与刘裕定谋,而刘氏察其举厝有异,喜而不言。会无忌夜于屏风里制檄文,刘氏潜以器覆烛,徐登橙于屏风上窥之,既知,泣而抚之曰:'我不如东海吕母明矣!既孤其诚,常恐寿促,汝能如此,吾雠耻雪矣。'因问其同谋,知事在裕,弥喜,乃说桓玄必败、义师必成之理以劝勉之。后果如其言。”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2518—2519页。
[5]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51页。
[6]《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119页。
[7]《后汉书》,第213—214页。
[1]《后汉书》,第259页。
[2]居延汉简EPF22:23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92页。
[3]额济纳汉简2000ES9SF4:6,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2页。
[4]如居延简EPT22:224,EPT22:225,《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第492页;敦煌简792,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页。
[5]《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建武十八年四月,“遣伏波将军马援率楼船将军段志等击交阯贼征侧等”,第69页。《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阯。”“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都羊等。”第838—839页。《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十六年,交阯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第2836—2837页。又《后汉书》卷一七《岑彭传》,建武九年,岑彭攻公孙述,“装直进楼船、冒突露桡数千艘”,第660页。有学者据此以为“水军出征”史例。张铁牛、高晓星:《中国古代海军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33页。然而此战使用“楼船”,却不是“楼船军”作战。
[6]《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建武七年三月丁酉诏,以“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宣布“宜且罢”“楼船士”,“令还复民伍”。第51页。有关西汉时期朝廷重视具有军事意义的海洋航运以及沿海区域控制的情形,可参看王子今《秦汉帝国执政集团的海洋意识与沿海区域控制》,《白沙历史地理学报》第3期(2007年4月)。
[7]《后汉书》,第1277页。
[1]《后汉书》,第3244页。
[2]《后汉书》,第3244页。
[3]《后汉书》,第478页。
[4]《太平御览》卷八八引《后汉书》:“安帝时……郡国九地震。明年,海贼张伯路与平原刘文何、周文光等攻战厌次,杀令长。”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908页。
[1]姚之骃原注:“案贼事何必细载,范删为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勃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有玉印、=、璧、铁券,相署置,皆伏诛。”李贤注引《续汉书》曰:“时登等有玉印五,皆如白石,文曰'皇帝信玺'、'皇帝行玺',其三无文字。璧二十二,=五,铁券十一。开王庙,带王绶,衣绛衣,相署置也。”第316页。
[2]《后汉书》,第312页。
[3]《晋书》卷一○《安帝纪》:“(义熙十三年秋七月)南海贼徐道期陷广州,始兴相刘谦之讨平之。”所谓“南海贼”,也应如此理解。
[4]《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1385页。
[5]《后汉书》,第2673页。
[6]原注:“案修,会稽毗陵人。时仕郡为功曹。海贼所向,即修之本郡也。《范书》称贼张子林作乱,郡请修守吴,修与太守俱出讨贼,飞矢雨集。修障-太守,而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贼素闻其恩信,即杀弩中修者,余悉皆降。言曰:'自为彭君故,降不为太守服也。'与此不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今按,《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彭修》:“后州辟从事。时贼张子林等数百人作乱,郡言州,请修守吴令。修与太守俱出讨贼,贼望见车马,竞交射之,飞矢雨集。修障-太守,而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贼素闻其恩信,即杀弩中修者,余悉降散。言曰:'自为彭君故降,不为太守服也。'”第2674页。
[1]《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中“会稽妖贼许昌”与“海贼胡玉”事连说,这一武装集团“众以万数”的情形也值得重视。
[2]《三国志》,第230页。元人郝经《郝氏续后汉书》卷一四《汉臣列传.陈登》:“登赴广陵,治射阳,明审赏罚,宣布威信。海贼薛州以万户归命。未及期年,政化大行,百姓畏而爱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记载,皇甫嵩击张梁,“斩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焚烧车重三万余两,悉虏其妇子,系获甚重。”第2302页。《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说,黄巾乞降,“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第9—10页。
[4]《三国志》,第379页。
[5]《后汉书》,第2489页。
[6]《三国志》,第380页。
[1]《三国志》,第1161页。
[2]《晋书》,第792页。
[3]自两汉之际以来,江南经济得到速度明显优胜于北方的发展。正如傅筑夫所指出的,“从这时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怎样显著。”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页。
[4]陈直:《居延汉简解要》,《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74—275页。
[5]《后汉书》卷三八《法雄传》写作“寇滨海九郡”。《太平御览》卷八七六引《后汉书》曰:“安帝时,京师大风,拔南郊梓树九十六。后海贼张伯路略九郡。”第3876页。
[1]《后汉书》,第1277页。
[2]《后汉书》,第259页。
[3]《三国志》,第28页。
[4]《三国志》,第521页。
[5]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258页。
[1]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文集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0页。
[2]《汉书》,第4150页。
[3]《后汉书》,第3244页。
[4]《三国志》,第1385页。
[5]《三国志》,第1093页。
[1]方诗铭:《青州.“青州兵”.“海贼”管承——论东汉末年的青州与青州黄巾》,《史林》1993年第2期。
[2]《三国志》,第379页。
[3]《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公东征海贼管承,至淳于,遣乐进、李典击破之。”方诗铭还指出,又卷一七《乐进传》、卷一七《张郃传》、卷一八《李典传》都说到“征管承”、“讨管承”、“击管承”事。
[4]方诗铭原注:“《三国志.魏志.吕虔传》。”
[5]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第254—257页。
[6]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第234—237页。
[7]王子今:《秦汉时代的并海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期。
[8]王子今:《秦汉时期的近海航运》,《福建论坛》1991年第5期;《秦汉时期的东洋与南洋航运》,《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
[1]《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渊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曰:“公孙渊自立,称绍汉元年。闻魏人将讨,复称臣于吴,乞兵北伐以自救……(孙权)乃勒兵大出。谓渊使曰:'请俟后问,当从简书,必与弟同休戚,共存亡,虽陨于中原,吾所甘心也。'”第260页。《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权以公孙渊称藩,遣张弥、许晏至辽东拜渊为燕王。”第1223页。《三国志》卷一四《魏书.蒋济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曰:“公孙渊闻魏将来讨,复称臣于孙权,乞兵自救。”第454页。《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嘉禾元年)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第1136页。
[2]《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初,权遣使浮海与高句骊通,欲袭辽东。”第109页。
[3]《三国志》卷一四《魏书.孙资传》:“太和末,吴遣将周贺浮海诣辽东,招诱公孙渊。”《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文士传》曰:“(郑冑)后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孙渊,已为魏所破,还迁执金吾。”第1144页。
[4]《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薛综传》:“时公孙渊降而复叛,权盛怒,欲自亲征。”《三国志》卷五七《吴书.陆瑁传》:“孙权忿公孙渊之巧诈反复,欲亲征之。”《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及公孙渊背盟,权欲往征。”《三国志》,第1253页,第1337页,第1350页。
[5]《三国志》,第1093页。
[6]曾庸:《汉碑中有关农民起义的一些材料》,《文物》1960年第8、9期。
[7]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第235—236页。
[1][宋]张侃:《观海》,《张氏拙轩集》卷一;又[明]邱濬:《孔侍郎传》,《重编琼台稿》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清]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六《子欲居九夷章》。有人问是否为戏言,朱子说:“只是见道不行,偶然发此叹,非戏言也。”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972页。
[4][元]明炳文:《四书通.论语通》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明]刘宗周:《知命赋》,《刘蕺山集》卷一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三国]曹植:《盘石篇》,《乐府诗集》卷六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28页。
[7][明]刘宗周:《论语学案》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程氏经说》卷七《论语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史记》,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1752页。
10《史记》,第2469页。
11于逢春:《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类型及其统合模式序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
12《南史》卷六四《张彪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1567页。
[1]《史记》,第2647—2649页。
[2]《史记》,第2649页。
[3]《史记》张守节《正义》:“按:海州东海县有岛山,去岸八十里。”第2648页。
[4]《后汉书》,第847页。
[5]《北齐书》卷三四《杨-传》说杨-从兄幼卿逃亡事:“遂弃衣冠于水滨若自沉者,变易名姓,自称刘士安,入嵩山……又潜之光州,因东入田横岛,以讲诵为业,海隅之士,谓之刘先生。”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第455页。
[6]《汉书》,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57页。
[7]《史记》,第2708页。
[8]《史记》,第2835页。
[9]《汉书》,第1917页。
10《史记》,第2981页。
11吕嘉等终被捕获。《南越列传》记载:“城中皆降伏波。吕嘉、建德已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问所得降者贵人,以知吕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封为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为临蔡侯。”《史记》,第2978页。
[1]《汉书》,第4150页。
[2]李贤注:“海曲,县名,故城在密州莒县东。”《续汉书.郡国志三》“琅邪国”无“海曲”,有“西海”县。王先谦《后汉书集解》:“钱大昕曰,《前志》无西海,盖'海曲'之讹。”“引惠栋曰,何焯云疑'海曲'之讹。”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35页。
[3]《后汉书》,第477页。
[4]《晋书》卷九六《列女传.何无忌母刘氏》:“何无忌母刘氏,征虏将军建之女也。少有志节。弟牢之为桓玄所害,刘氏每衔之,常思报复。及无忌与刘裕定谋,而刘氏察其举厝有异,喜而不言。会无忌夜于屏风里制檄文,刘氏潜以器覆烛,徐登橙于屏风上窥之,既知,泣而抚之曰:'我不如东海吕母明矣!既孤其诚,常恐寿促,汝能如此,吾雠耻雪矣。'因问其同谋,知事在裕,弥喜,乃说桓玄必败、义师必成之理以劝勉之。后果如其言。”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2518—2519页。
[5]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51页。
[6]《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119页。
[7]《后汉书》,第213—214页。
[1]《后汉书》,第259页。
[2]居延汉简EPF22:23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92页。
[3]额济纳汉简2000ES9SF4:6,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2页。
[4]如居延简EPT22:224,EPT22:225,《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第492页;敦煌简792,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页。
[5]《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建武十八年四月,“遣伏波将军马援率楼船将军段志等击交阯贼征侧等”,第69页。《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阯。”“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都羊等。”第838—839页。《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十六年,交阯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第2836—2837页。又《后汉书》卷一七《岑彭传》,建武九年,岑彭攻公孙述,“装直进楼船、冒突露桡数千艘”,第660页。有学者据此以为“水军出征”史例。张铁牛、高晓星:《中国古代海军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33页。然而此战使用“楼船”,却不是“楼船军”作战。
[6]《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建武七年三月丁酉诏,以“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宣布“宜且罢”“楼船士”,“令还复民伍”。第51页。有关西汉时期朝廷重视具有军事意义的海洋航运以及沿海区域控制的情形,可参看王子今《秦汉帝国执政集团的海洋意识与沿海区域控制》,《白沙历史地理学报》第3期(2007年4月)。
[7]《后汉书》,第1277页。
[1]《后汉书》,第3244页。
[2]《后汉书》,第3244页。
[3]《后汉书》,第478页。
[4]《太平御览》卷八八引《后汉书》:“安帝时……郡国九地震。明年,海贼张伯路与平原刘文何、周文光等攻战厌次,杀令长。”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908页。
[1]姚之骃原注:“案贼事何必细载,范删为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勃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有玉印、=、璧、铁券,相署置,皆伏诛。”李贤注引《续汉书》曰:“时登等有玉印五,皆如白石,文曰'皇帝信玺'、'皇帝行玺',其三无文字。璧二十二,=五,铁券十一。开王庙,带王绶,衣绛衣,相署置也。”第316页。
[2]《后汉书》,第312页。
[3]《晋书》卷一○《安帝纪》:“(义熙十三年秋七月)南海贼徐道期陷广州,始兴相刘谦之讨平之。”所谓“南海贼”,也应如此理解。
[4]《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1385页。
[5]《后汉书》,第2673页。
[6]原注:“案修,会稽毗陵人。时仕郡为功曹。海贼所向,即修之本郡也。《范书》称贼张子林作乱,郡请修守吴,修与太守俱出讨贼,飞矢雨集。修障-太守,而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贼素闻其恩信,即杀弩中修者,余悉皆降。言曰:'自为彭君故,降不为太守服也。'与此不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今按,《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彭修》:“后州辟从事。时贼张子林等数百人作乱,郡言州,请修守吴令。修与太守俱出讨贼,贼望见车马,竞交射之,飞矢雨集。修障-太守,而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贼素闻其恩信,即杀弩中修者,余悉降散。言曰:'自为彭君故降,不为太守服也。'”第2674页。
[1]《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中“会稽妖贼许昌”与“海贼胡玉”事连说,这一武装集团“众以万数”的情形也值得重视。
[2]《三国志》,第230页。元人郝经《郝氏续后汉书》卷一四《汉臣列传.陈登》:“登赴广陵,治射阳,明审赏罚,宣布威信。海贼薛州以万户归命。未及期年,政化大行,百姓畏而爱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记载,皇甫嵩击张梁,“斩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焚烧车重三万余两,悉虏其妇子,系获甚重。”第2302页。《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说,黄巾乞降,“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第9—10页。
[4]《三国志》,第379页。
[5]《后汉书》,第2489页。
[6]《三国志》,第380页。
[1]《三国志》,第1161页。
[2]《晋书》,第792页。
[3]自两汉之际以来,江南经济得到速度明显优胜于北方的发展。正如傅筑夫所指出的,“从这时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怎样显著。”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页。
[4]陈直:《居延汉简解要》,《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74—275页。
[5]《后汉书》卷三八《法雄传》写作“寇滨海九郡”。《太平御览》卷八七六引《后汉书》曰:“安帝时,京师大风,拔南郊梓树九十六。后海贼张伯路略九郡。”第3876页。
[1]《后汉书》,第1277页。
[2]《后汉书》,第259页。
[3]《三国志》,第28页。
[4]《三国志》,第521页。
[5]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258页。
[1]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文集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0页。
[2]《汉书》,第4150页。
[3]《后汉书》,第3244页。
[4]《三国志》,第1385页。
[5]《三国志》,第1093页。
[1]方诗铭:《青州.“青州兵”.“海贼”管承——论东汉末年的青州与青州黄巾》,《史林》1993年第2期。
[2]《三国志》,第379页。
[3]《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公东征海贼管承,至淳于,遣乐进、李典击破之。”方诗铭还指出,又卷一七《乐进传》、卷一七《张郃传》、卷一八《李典传》都说到“征管承”、“讨管承”、“击管承”事。
[4]方诗铭原注:“《三国志.魏志.吕虔传》。”
[5]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第254—257页。
[6]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第234—237页。
[7]王子今:《秦汉时代的并海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期。
[8]王子今:《秦汉时期的近海航运》,《福建论坛》1991年第5期;《秦汉时期的东洋与南洋航运》,《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
[1]《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渊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曰:“公孙渊自立,称绍汉元年。闻魏人将讨,复称臣于吴,乞兵北伐以自救……(孙权)乃勒兵大出。谓渊使曰:'请俟后问,当从简书,必与弟同休戚,共存亡,虽陨于中原,吾所甘心也。'”第260页。《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权以公孙渊称藩,遣张弥、许晏至辽东拜渊为燕王。”第1223页。《三国志》卷一四《魏书.蒋济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曰:“公孙渊闻魏将来讨,复称臣于孙权,乞兵自救。”第454页。《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嘉禾元年)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第1136页。
[2]《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初,权遣使浮海与高句骊通,欲袭辽东。”第109页。
[3]《三国志》卷一四《魏书.孙资传》:“太和末,吴遣将周贺浮海诣辽东,招诱公孙渊。”《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文士传》曰:“(郑冑)后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孙渊,已为魏所破,还迁执金吾。”第1144页。
[4]《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薛综传》:“时公孙渊降而复叛,权盛怒,欲自亲征。”《三国志》卷五七《吴书.陆瑁传》:“孙权忿公孙渊之巧诈反复,欲亲征之。”《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及公孙渊背盟,权欲往征。”《三国志》,第1253页,第1337页,第1350页。
[5]《三国志》,第1093页。
[6]曾庸:《汉碑中有关农民起义的一些材料》,《文物》1960年第8、9期。
[7]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第235—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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