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方志传记中的灾害体验16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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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灾害史的研究视野,受到中国王朝更迭—灾害增加的互动范式以及中华帝国注定失败论范式的双重影响,从社会史及文化史层面深入探索中国灾害史的实证性研究尚不多见。本文选取史料特征不太显著的方志传记入手,研究其中隐含着的灾害体验的社会文化内容,并进而探讨中国灾害史的研究方法。
In the past the paradigm of the dynastic cycle associating dynastic decline with the increasing occurrence of serious disaster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verdicts of imperialist Western observers on a doomed empire on the other hand were quite effective in shaping the way we perceive the history of disasters in China.There has been little focused research that would help us to get beyond these commonplace statements towards an empirically well-founded history of disasters,especially their impact on people,society and culture.By exploring the biographies in the local histories of the Linfen region,this paper is designed to examine the potential of this type of source for a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disasters in China.
In the past the paradigm of the dynastic cycle associating dynastic decline with the increasing occurrence of serious disaster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verdicts of imperialist Western observers on a doomed empire on the other hand were quite effective in shaping the way we perceive the history of disasters in China.There has been little focused research that would help us to get beyond these commonplace statements towards an empirically well-founded history of disasters,especially their impact on people,society and culture.By exploring the biographies in the local histories of the Linfen region,this paper is designed to examine the potential of this type of source for a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disasters in China.
引文
[1]Eric L.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Environments,Economies and the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22.
[2]参见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104—119页。
[3]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第16—18页。寇雷蒙:《试论清代中国治蝗整体脉络中宗教的角色》,《民俗曲艺》2004年143期,第49—87页,特别参见52页。
[4]Christian Pfister,“Climatic Extremes,Recurrent Crises and Witch Hunts:Strategies of European Societies in Coping with Exogenous Shocks in the Late Sixteenth and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ies,”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10.1—2(2007):33—73,41.根据这项研究中的模型,灾害的直接影响,例如农业灾害情况下的歉收或者地震情况下生命的直接伤亡和建筑物的损毁,在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因果链中居于第一位,经济影响将属于第二位,人口和社会影响居于第三位。
[5]康沛竹:《灾荒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北方论丛》1995年第6期;李文海:《甲午战争与灾荒》,《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林敦奎:《社会灾荒与义和团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林敦奎:《晚清福建水灾概述》,《福建论坛》1993年第5期。
[6]看夏明方关于“洋务运动”的一系列论文:《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洋务思潮中的荒政近代化及其历史地位》,《北京档案史料》2002年第2期。
[7]Tania Branigan,“Phoenix City Tangshan Wins Battle for Life after Devastation,”The Guardian26.5.2008.同时参见Greg Bankoff s observations on the Philippines in his Cultures of Disaster:Society and Natural Hazard in the Philippines,Richmond:Routledge Curzon,2002.
[8]例如曹新宇:《从灾荒历史到灾难隐喻: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及群体认同》,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465—478页;段友文、高忠严:《抹不掉的集体记忆:山西祁县昌源河洪涝灾害与民俗调查》,《民俗曲艺》2004年第143期,第163—211页。
[9]民国《芮城县志》(1923年),卷9,《文儒传》,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重印本,1968年,第589页。
[10]民国《临汾县志》(1933年),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重印本,1976年。地方志几乎都会定期编辑新的版本。旧志中的材料通常被合并到新志当中。虽然部分材料原封不动地重刊,但有的部分为了适合新版本的需要可能会被删削。临汾县志在1591年、1673年、1696年、1718年、1730年、1779年、1921年被分别编辑过,最后一个版本是在1880年刊本的基础上编纂的。要了解更多关于临汾县志的信息,可参考拙文“Towards a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sin China:the Case of Linfen County,”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10.1—2(2007):267—301.
11虽然这里没有注出具体时间,但可以合理地推断这些妇女全部生活在清代。其中的一些资料已提到了嘉庆(1796—1820)和光绪(1875—1908)年间的饥荒。
12这26人中有10人是妇女。
13最明显的标志是大量的女德楷模的例子。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可参见Mark Elvin,“Female Virtue and the State in China,”Past and Present104(1984):111—152.
14刘淑传即为典型一例:“刘淑,任靳州知州,多惠政。因岁欠,代民完逋万金。民感戴,立去思碑……修城门城堞,建义学义冢。”民国《临汾县志》,第393页。
151617民国《临汾县志》,第404页,第409页,第421—422页。
18民国《临汾县志》,第420页。虽然它没有明确是哪次地震,但它一定是1695年地震,因为1673年版本没有这句话。
1920民国《临汾县志》,第442页,第453页。
21万历年间的饥荒除外。万历饥荒中地方官邢运禄出色地完成赈务,参见拙文“Towards a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China.”
2223民国《临汾县志》,第460页,第450页。
24民国《临汾县志》,第451—452页、460页。另一个“以工代赈”工程的例子看第467页。
25一般来讲,私人对赈荒工作的捐助是官方救济工作的一部分,至少在清代后期是如此,并且有系统性的要求。对其是如何运作的分析见拙文《为华北饥荒作证——解读〈襄陵县志.赈务〉卷》,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第409—508页。
26康熙《临汾县志》,重印本,第419页。
27康熙《临汾县志》卷4,《方技》,重印本,第476页。张是真大道第五任大宗师郦希诚的三传弟子。
28张清志成为真大道第九代大宗师。一般认为在灾害中救济人民是这个道门的主要特征。曹飞:《万寿宫历史渊源考:金元真大道教宫观在山西的孤例》,《山西师大学报》2004年第1期,第80—85页。
29萧矩:《地震问答》,《勤斋集》卷4。
30马鸾:《地震叹》,雍正《临汾县志》(1730年),卷8,21—22页;部分译文参见Janku,“Towards a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China”,2007,278;那次地震的震源在邻省陕西省的华山,可见贺明静:《1556年华县地震灾害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31参见雷家圣《明代的地震灾害及其因应:以嘉靖三十四年晋陕大地震为例》一文的附录,《史耘》2001年第7期,第39—51页。阴盛阳衰被认为是导致地震的原因,见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3:Mathematics andthe Sciences of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624—626.
32统计死亡人数52600人。《山西通志.地震志》,北京,1991年,第26页。
33郝平:《近代太原县的灾害与基层社会——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第64—81页。
34Pfister,“Climatic Extremes,Recurrent Crises and Witch Hunts,”2007,36.
35康熙《临汾县志》(1696年),《清代孤本方志选》重印本,北京,2001年,第349页。
36同上。总的赈灾费用据说已超过29,515,671两。
37民国《临汾县志》,第1099页。
38火灾作为最严重的灾害在文学作品中也有记载。见李宏柱:《地震述诗.序》,转引自《山西通志.地震志》,1991年,第27页。他也讲述了来村寻找亲属的人昼夜哭泣,因为他们甚至无法认出自家的房屋。
39《山西通志.地震志》,第33页。
40在1303年的地震中,超过20万人死亡。元成宗铁穆耳也有意识地采取他的救灾措施来维护政治上的正当性。这被认为是有历史记录以来达到此震级的第一次地震。《山西通志.地震志》,第12—18页。
41民国《临汾县志》,第424、425、448页。
42据行龙所说:“长时段”是环境史的一个特征。行龙:《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环境与灾害:以‘峪水为灾’为中心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史林》2006年第2期。
43民国《临汾县志》,第447、449页。
44民国《临汾县志》,第440页。
45民国《临汾县志》,第434、440页。
46民国《临汾县志》,第466页。虽然该书这里唯一提到了外国人的出现。
474849民国《临汾县志》,第429页,第456页,第459页。
50民国《临汾县志》第431、450页。
51晋代邓攸的故事也讲述了弃子保侄,虽然故事发生在战争背景下,而不是饥荒。由于侄子是他弟弟的独子,所以邓攸决定放弃自己的儿子以保全弟弟的儿子。妻子最终难过地同意了。康熙《临汾县志》(1696年),卷7,重印本,第311—313页。
52Kathryn Edgerton,Tears fromIron:Cultural Responses to Fam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
53民国《临汾县志》,第583、619、620页。
54民国《临汾县志》,第575、577、599页。
55民国《临汾县志》,第617页。
56光绪《曲沃县志》(1880年),卷32,第1—2页。
57光绪《襄陵县志》(1881年),卷23;但必须指出,直到19世纪末,关于这类堪灾规章一直有争议。
58《周庄村光绪三年荒岁碑文》,《修武文史资料》第九辑,1993年,第40页。
[2]参见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104—119页。
[3]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第16—18页。寇雷蒙:《试论清代中国治蝗整体脉络中宗教的角色》,《民俗曲艺》2004年143期,第49—87页,特别参见52页。
[4]Christian Pfister,“Climatic Extremes,Recurrent Crises and Witch Hunts:Strategies of European Societies in Coping with Exogenous Shocks in the Late Sixteenth and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ies,”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10.1—2(2007):33—73,41.根据这项研究中的模型,灾害的直接影响,例如农业灾害情况下的歉收或者地震情况下生命的直接伤亡和建筑物的损毁,在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因果链中居于第一位,经济影响将属于第二位,人口和社会影响居于第三位。
[5]康沛竹:《灾荒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北方论丛》1995年第6期;李文海:《甲午战争与灾荒》,《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林敦奎:《社会灾荒与义和团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林敦奎:《晚清福建水灾概述》,《福建论坛》1993年第5期。
[6]看夏明方关于“洋务运动”的一系列论文:《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洋务思潮中的荒政近代化及其历史地位》,《北京档案史料》2002年第2期。
[7]Tania Branigan,“Phoenix City Tangshan Wins Battle for Life after Devastation,”The Guardian26.5.2008.同时参见Greg Bankoff s observations on the Philippines in his Cultures of Disaster:Society and Natural Hazard in the Philippines,Richmond:Routledge Curzon,2002.
[8]例如曹新宇:《从灾荒历史到灾难隐喻: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及群体认同》,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465—478页;段友文、高忠严:《抹不掉的集体记忆:山西祁县昌源河洪涝灾害与民俗调查》,《民俗曲艺》2004年第143期,第163—211页。
[9]民国《芮城县志》(1923年),卷9,《文儒传》,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重印本,1968年,第589页。
[10]民国《临汾县志》(1933年),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重印本,1976年。地方志几乎都会定期编辑新的版本。旧志中的材料通常被合并到新志当中。虽然部分材料原封不动地重刊,但有的部分为了适合新版本的需要可能会被删削。临汾县志在1591年、1673年、1696年、1718年、1730年、1779年、1921年被分别编辑过,最后一个版本是在1880年刊本的基础上编纂的。要了解更多关于临汾县志的信息,可参考拙文“Towards a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sin China:the Case of Linfen County,”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10.1—2(2007):267—301.
11虽然这里没有注出具体时间,但可以合理地推断这些妇女全部生活在清代。其中的一些资料已提到了嘉庆(1796—1820)和光绪(1875—1908)年间的饥荒。
12这26人中有10人是妇女。
13最明显的标志是大量的女德楷模的例子。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可参见Mark Elvin,“Female Virtue and the State in China,”Past and Present104(1984):111—152.
14刘淑传即为典型一例:“刘淑,任靳州知州,多惠政。因岁欠,代民完逋万金。民感戴,立去思碑……修城门城堞,建义学义冢。”民国《临汾县志》,第393页。
151617民国《临汾县志》,第404页,第409页,第421—422页。
18民国《临汾县志》,第420页。虽然它没有明确是哪次地震,但它一定是1695年地震,因为1673年版本没有这句话。
1920民国《临汾县志》,第442页,第453页。
21万历年间的饥荒除外。万历饥荒中地方官邢运禄出色地完成赈务,参见拙文“Towards a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China.”
2223民国《临汾县志》,第460页,第450页。
24民国《临汾县志》,第451—452页、460页。另一个“以工代赈”工程的例子看第467页。
25一般来讲,私人对赈荒工作的捐助是官方救济工作的一部分,至少在清代后期是如此,并且有系统性的要求。对其是如何运作的分析见拙文《为华北饥荒作证——解读〈襄陵县志.赈务〉卷》,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第409—508页。
26康熙《临汾县志》,重印本,第419页。
27康熙《临汾县志》卷4,《方技》,重印本,第476页。张是真大道第五任大宗师郦希诚的三传弟子。
28张清志成为真大道第九代大宗师。一般认为在灾害中救济人民是这个道门的主要特征。曹飞:《万寿宫历史渊源考:金元真大道教宫观在山西的孤例》,《山西师大学报》2004年第1期,第80—85页。
29萧矩:《地震问答》,《勤斋集》卷4。
30马鸾:《地震叹》,雍正《临汾县志》(1730年),卷8,21—22页;部分译文参见Janku,“Towards a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China”,2007,278;那次地震的震源在邻省陕西省的华山,可见贺明静:《1556年华县地震灾害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31参见雷家圣《明代的地震灾害及其因应:以嘉靖三十四年晋陕大地震为例》一文的附录,《史耘》2001年第7期,第39—51页。阴盛阳衰被认为是导致地震的原因,见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3:Mathematics andthe Sciences of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624—626.
32统计死亡人数52600人。《山西通志.地震志》,北京,1991年,第26页。
33郝平:《近代太原县的灾害与基层社会——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第64—81页。
34Pfister,“Climatic Extremes,Recurrent Crises and Witch Hunts,”2007,36.
35康熙《临汾县志》(1696年),《清代孤本方志选》重印本,北京,2001年,第349页。
36同上。总的赈灾费用据说已超过29,515,671两。
37民国《临汾县志》,第1099页。
38火灾作为最严重的灾害在文学作品中也有记载。见李宏柱:《地震述诗.序》,转引自《山西通志.地震志》,1991年,第27页。他也讲述了来村寻找亲属的人昼夜哭泣,因为他们甚至无法认出自家的房屋。
39《山西通志.地震志》,第33页。
40在1303年的地震中,超过20万人死亡。元成宗铁穆耳也有意识地采取他的救灾措施来维护政治上的正当性。这被认为是有历史记录以来达到此震级的第一次地震。《山西通志.地震志》,第12—18页。
41民国《临汾县志》,第424、425、448页。
42据行龙所说:“长时段”是环境史的一个特征。行龙:《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环境与灾害:以‘峪水为灾’为中心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史林》2006年第2期。
43民国《临汾县志》,第447、449页。
44民国《临汾县志》,第440页。
45民国《临汾县志》,第434、440页。
46民国《临汾县志》,第466页。虽然该书这里唯一提到了外国人的出现。
474849民国《临汾县志》,第429页,第456页,第459页。
50民国《临汾县志》第431、450页。
51晋代邓攸的故事也讲述了弃子保侄,虽然故事发生在战争背景下,而不是饥荒。由于侄子是他弟弟的独子,所以邓攸决定放弃自己的儿子以保全弟弟的儿子。妻子最终难过地同意了。康熙《临汾县志》(1696年),卷7,重印本,第311—313页。
52Kathryn Edgerton,Tears fromIron:Cultural Responses to Fam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
53民国《临汾县志》,第583、619、620页。
54民国《临汾县志》,第575、577、599页。
55民国《临汾县志》,第617页。
56光绪《曲沃县志》(1880年),卷32,第1—2页。
57光绪《襄陵县志》(1881年),卷23;但必须指出,直到19世纪末,关于这类堪灾规章一直有争议。
58《周庄村光绪三年荒岁碑文》,《修武文史资料》第九辑,1993年,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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