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自然观察:审美、解释与观测兴趣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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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地理学为核心,从知识兴趣的角度对宋代的自然观察及其解释方法进行了考察,发现在宋代学者中,不仅以山水游赏为目的的审美性自然观十分发达,更积极地观察、观测各种自然地理现象。尤为突出的是,在当时的学者中间,从客观的角度探索自然并解释自然并非个别案例,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另外,甚至有部分学者抛开形而上的讨论,积极地对长期观测的自然现象进行归纳总结,表现出了浓厚的经验实证思想。虽然这表明当时的自然知识累积与发展出现了新的方向,但是它们并没有得到突破性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或在于这些新的因素并没有能够真正地改变儒学知识分子认识自然的基本方式。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d the methods of natural observation and explanation from the knowledge interesting in Song dynasty. Then discovered some things:at this era,many scholars had strong interested in observing the nature. Not only the aesthetic natural view was very flourishing,but they liked thinking and explaining all kinds of nature phenomenon from object or material stand,even some scholars research nature by continue observing. Such action was not accidental case,but a popular in a certain degree. Particularly,some scholars laid aside metaphysics discussion,and progressively induced the natural phenomena that obtained by surveying over a long time,expressed strong empirical positivism. Although it were shown that it had appeared a new direction in accumu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knowledge about natural world at that time,they hadn't got breakthrough. Maybe,its main reason was that such new factors had not changed the basic methods of learning natural world of the Confucian scholars.
引文
[1]对宋人自然观察的认识,在相关论著中多有描述,如洪焕椿:《十至十三世纪中国科学的主要成就》,《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第27-52页;杨文衡:《试述云林石谱的科学价值》,《科技史文集》第14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第169-178页;周宏伟:《南宋两种长江游记的自然地理学价值》,《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275-282页;郭声波:《唐宋地理志由地记向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第85-92页;马强:《论唐宋时期对西南地区自然地理的考察及意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108-113页。尤其是乐爱国《宋代的儒学与科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对宋代自然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但是上述研究,都很少注意宋人自然观察的方法、过程,从观察到观测的变化,以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方法等。
    [1]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63-65、66-68页。关于自然观,参见叶鸿灑:《北宋儒者的自然观》,邓广铭、漆侠主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16-234页。
    [2]唐晓峰:《歌唱自然的时代———中国地理景观审美》,《中国国家地理》,2001年第1期,第4页。
    [3]《续资治通鉴长编》(后文简称《长编》)卷55,咸平六年冬十月戊午,(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5年,第1213页;《宋会要辑稿.崇儒七》,(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第2308页。
    [4]《宋会要辑稿.崇儒七》,第2308页。
    [5][宋]范纯仁:《范忠宣公文集》卷10《安州白兆山寺经藏记》,宋集珍本丛刊本(第15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443页。
    [6][宋]陆游:《渭南文集》卷14《东楼集序》,宋集珍本丛刊本(第47册),第137页。
    [7][宋]杨万里:《诚斋集》卷81《诚斋朝天续集序》,宋集珍本丛刊本(第55册),第81页。
    [8][宋]曾丰:《樽斋先生缘督集》卷21《坦斋记》,宋集珍本丛刊本(第65册),第189页。
    [9][宋]余靖:《武溪集》卷1《游大峒山诗并序》,宋集珍本丛刊本(第3册),第182页。
    [1][宋]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丙编》卷3“观山水”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1-282页。
    [2][宋]文彦博:《文潞公集》卷4《某伏蒙昭文相公富,以某方忝瀍洛之寄,因有嵩山(少)之行,惠赐游山器一副,质轻而制雅,外华而中坚,匪惟便于齎持,实为林下之珍玩也,辄成拙诗一章报谢》,宋集珍本丛刊(第4册),第291页。
    [3][宋]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丙编》卷3“观山水”条,第281-282页。
    [4]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第63-68页。
    [5][宋]杨万里:《诚斋集》卷81《诚斋朝天续集序》,宋集珍本丛刊本(第55册),第81页。
    [6][清]李之鼎:《跋》,[宋]许尚:《华亭百咏》,宋集珍本丛刊本(第65册),第401页。
    [7][宋]阮阅:《彬江百咏》1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6册);[宋]许尚:《华亭百咏》1卷,宋集珍本丛刊本(第65册);[宋]方信孺:《南海百咏》1卷,宋集珍本丛刊本(第75册);[宋]陈岩:《九华诗集》1卷,宋集珍本丛刊本(第90册)。
    [8][宋]陈岩:《九华诗集》1卷,宋集珍本丛刊本(第90册),第795页。
    [9][宋]周密:《澄怀录》2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10[宋]司马光:《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115《苏内翰撰行状》,宋集珍本丛刊本(第12册),第83-92页。
    [1]周宏伟:《南宋两种长江游记的自然地理学价值》,《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275-282页;杨果:《〈入蜀记〉所见南宋湖北人文地理》,《江汉论坛》,1998年第2期,第48-50页。
    [2][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卷15《入越录》、《入闽录》,宋集珍本丛刊本(第62册),第237-242页;[宋]张舜民:《画墁集》卷7、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7册),第38-54页。
    [3][宋]李祖尧注:《新刊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牍》卷1《与张右丞》,宋集珍本丛刊本(第36册),第7页。
    [4][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0《与平父书中杂说》,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98页;[宋]刘敞:《公是集》卷28《九嶷山图》,宋集珍本丛刊本(第9册),第563页;[宋]郭正祥:《青山集》卷4《九嶷山图》,第606页;[宋]李纲撰,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10《畴老修撰所藏华岳衡岳图》,(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02-103页;[宋]袁燮:《挈斋集》卷11《资政殿大学士赠少师楼公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7册),第135-152页;[宋]李纲:《李纲全集》卷31《报陈国佐寄天台山图》,第418页。
    [5][宋]苏轼撰,[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14《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二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98-700页。
    [6][宋]薛季宣:《艮斋先生薛常州浪语集》卷3《雁荡山赋》,宋集珍本丛刊本(第61册),第169-179页。
    [7][宋]李复:《潏水集》卷5《与乔叔彦通判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1册),第53页。
    [8][宋]李纲:《李纲全集》卷13《崇安令送示武夷图》,第158页。
    [9][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6《武夷图序(乙卯仲秋)》,《朱子全书》,第3680-3681页。
    10[宋]曾丰:《樽斋先生缘督集》卷4《游三乳洞并序》,第52页。
    11[宋]陆游:《渭南文集》卷16《成都府江渎庙碑(淳熙四年五月一日)》,第153-154页。
    [1][宋]陆游:《渭南文集》卷14《吕居仁集序》,第140-141页。关于古人对江源的认识,参见谭其骧:《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9-438页。
    [2][宋]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页。
    [3][宋]袁说友:《东塘集》卷7《翻流水》,宋集珍本丛刊本(第64册),第297页。
    [4]胡道静:《沈括》,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2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9-69页。
    [5][宋]梅尧臣:《宛陵先生文集》卷60《风异赋》,宋集珍本丛刊本(第4册),第145页。
    [6][宋]梅尧臣:《宛陵先生文集》卷60《鬼火赋》,第145页。
    [7][宋]王庭=:《庐溪先生文集》卷35《萧泷庙记》,宋集珍本丛刊本(第34册),第672-673页。
    [1][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招宝山》,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18、120页。
    [2][宋]郑獬:《郧溪集》卷11《论水灾地震蔬》,宋集珍本丛刊本(第15册),第103-104页。
    [3][宋]朱?撰,李伟国整理:《萍洲可谈》卷2,(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
    [4][宋]包恢:《敝帚稿略》卷7《山水源流说》,宋集珍本丛刊本(第78册),第559-561页。
    [1][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19《伊川先生语录五.杨遵道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00页。宋儒“格物”思想,请参见乐爱国:《宋代的儒学与科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
    [1]两宋时代水则在水利事业发达地区的广泛设立,不仅是一个工程技术问题,更大程度上是社会管理问题,是讨论技术-社会关系的典型题材,当另从中国古代水利事业与技术、社会发展的背景中做进一步的讨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水则的设立在古代世界文明中的起源非常早,古埃及人记录尼罗河水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3500年,而1895年莱格兰(M.LeGrain)在卡纳克(Karnak)大寺庙的码头墙壁上发现的尼罗河水位标记有40个,日期大约是公元前800年。尼罗河水尺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简单地把水位标刻在河流的岸壁上,第二种是利用伸入河中的阶梯作为标识水位的标记,第三种也是最准确的一种,是通过导管把尼罗河水引入竖井或水槽中,水位标记刻画在井壁上或水槽中央的立柱上。古代文明其他地区的早期水尺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加]Asit K.Biswas著,刘国纬译:《水文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0-22页。
    [2]《宋史》卷95《河渠志五》,第2360页;《长编》卷117,仁宗景佑二年冬十月癸酉,第2761页。
    [3]《长编》卷333,神宗元丰六年二月壬戍,第8022页。
    [4][明]张国维撰:《吴中水利全书》卷10《水治》,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册),第333页。
    [5]《宋史》卷386《范成大传》,第11867页。
    [6]嘉泰《会稽志》卷13《镜湖》,宋元方志丛刊本,第6941-6946页。
    [7]宝庆《四明志》卷12《鄞县.大石桥碶》,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155-5156页。
    [8]开庆《四明续志》卷3《水利.平桥水则记》,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952页。
    [9]景定《建康志》卷18《山川志二.湖》,宋元方志丛刊本,第1588-1590页。
    10[宋]王巩撰,戴建国整理:《闻见近录》,(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1]参阅重庆市博物馆等:《水文、沙漠、火山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第1-60页。
    [2]《长编》卷282,熙宁十年五月庚午,第6911-6913页。
    [3]《长编》卷336,元丰六年闰六月丙戌,第8096-8097页。
    [4][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33《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40-944页。
    [5][宋]秦九韶:《数学九章》卷2下《天时.天池测雨》,影印文渊阁四全书本(第797册),第400-401、404页。
    [6]关于古代雨泽奏报与雨量器的发明与发展详情等,见曾雄生:《中国古代雨量器的发明和发展》,《人文与社会学报》,2008年第2期,第43-70页。
    [2][日]寺地尊著,姜丽蓉译:《唐宋时代潮汐论的特征———以同类相引思想的历史变迁为例》,《科技史译丛》1982年第3期,第68-79页;郑慧生:《我国古代潮汐成因的探索》,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5),(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39-251页。
    [3][日]寺地尊著,姜丽蓉译:《唐宋时代潮汐论的特征———以同类相引思想的历史变迁为例》,《科技史译丛》,1982年第3期,第68-79页。
    [1][宋]余靖:《武溪集》卷3《海潮图序》,宋集珍本丛刊本(第3册),第196-197页。
    [2]《宋史》卷320《余靖传》,第10408页。
    [3]《元丰九域志》卷5《淮南东路.通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9页。
    [4][宋]姚宽撰,孔凡礼点校:《西溪丛语》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4-25页。
    [5][宋]司马光:《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102-105《迂叟日录》,宋集珍本丛刊本(第12册),第23-38页。
    [6][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7《日记式.日记》,宋集珍本丛刊本(第68册),第176页。
    [1][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卷15《入越录》,宋集珍本丛刊本(第62册),第237-241页。
    [2][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卷15《入闽录》,宋集珍本丛刊本(第62册),第241-242页。
    [3]对吕祖谦日记的科学价值前人已有论述,见曹婉如:《中国古代的物候历和物候知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
    [4][宋]张舜民:《画墁集》卷7、8,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1-71页。
    [5][宋]周辉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9“行纪”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06页。
    [6]远者如吴其昌:《宋代之地理学史》,《国学论丛》,1927年第1期,第37-96页;近者如乐爱国:《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75-280页;乐爱国:《宋代的儒学与科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等。
    [1]冯锦荣有详细的文献梳理,见氏著:《孔子与中国科技文化———兼论儒学对科技文化的两重性》,国际儒学联合会编:《国际儒学研究》第4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49-264页。
    [2]当代新儒家虽然认识到儒学与科学之间的紧张,但是或者认为儒学包含有发展科学的因素,或者认为儒学有助于科学的发展,如熊十力、牟宗三等。详见刘绪贻著,叶巍、王进译:《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出版说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在儒学或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余英时不仅着重阐发儒家“道问学”的一面(如《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更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出发,认为儒学同样有此因素(《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几乎是全面认同儒学内在道路的当代价值的代表。艾尔曼的思想史研究,亦往往有阐述宋明儒学中科学精神的努力([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而科学哲学领域也有相当一部分试图阐发儒学中自然科学价值的努力,如李申:《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隋唐至清代之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张永堂:《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关系再论》,(台北)学生书局,1994年。尤其是下列著述深入全面地阐述了儒学中的自然科学价值。乐爱国:《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乐爱国:《宋代的儒学与科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日]山田庆児:《朱子の自然学》,(东京)岩波书店,1978年;[韩]金永植:《朱熹的自然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3]这一思潮相当的程度上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有关,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主义》,(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最近出版的西方教科书亦多据此立论,如Charles W.Hedrick,Jr.Ancient History:Monuments and Documents,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p.43-45.
    [4]关于叶适,以及宋代诸儒自然观和格物论的详细考察,参见乐爱国:《宋代的儒学与科学》,第128-130页,以及全书各相关章节。
    [1]潘晟:《宋代的〈禹贡〉之学》,《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39-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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