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查士丁尼瘟疫”复发的特征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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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元6世纪40年代爆发的"查士丁尼瘟疫"曾给拜占庭帝国造成巨大损失。从6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6世纪末,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查士丁尼瘟疫"先后四次复发,其影响范围几乎波及地中海沿岸的主要城市和地区。从其复发情况来看,"查士丁尼瘟疫"具有季节性、选择性、高感染率与高死亡率的特征。"查士丁尼瘟疫"的不断复发令拜占庭帝国遭受了沉重打击,不仅导致帝国人口在短期内急剧下降、城市衰落以及经济衰退,同时也削弱了帝国军力,并对其战略格局造成了不利影响。
The "Justinianic Plague",breaking out in the 540s,caused a great loss to the Byzantine Empire and repeatedly ravaged the cities and areas around the Mediterranean for four times in less than half a century from late 550s to late 6th century.Seen from the recurrence,the plagues were featured by seasonal factor,selectivity,high infection and high death rate.As results of these plagues,the Byzantine Empire was stroked heavily,reflected not only by the decrease of population in short time and the declination of the cities and economy,but also by the weakening of military strength and the strategic situation of the Empire.
引文
[1]普罗科比:《战史》(Procopius,History of Wars)第2卷,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章第22至23节。
    [2]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John Malalas,The Chronicle)第18卷,墨尔本1986年版,第287页。
    [3]迈克尔·怀特比和玛丽·怀特比:《复活节编年史,284—628年》(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Chronicon Paschale,284-628),利物浦1989年版,第196页。
    [4]埃瓦格里乌斯:《六卷本教会史:自431至594年》(Evagrius Scholasticus,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from A.D.431to A.D.594)第6卷,伦敦1854年版,第29章。
    [5]阿伽赛阿斯:《五卷本历史》(Agathias,The Histories)第5卷,柏林1975年版,第145页
    [6]以弗所的约翰:《基督教会史》(John of Ephesus,Ecclesiastical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1860年版,第2卷第5章。
    [7]塞奥发尼斯:《编年史》(Theophanes,The Chronicle),牛津1997年版,第340页。
    [1]狄奥尼修斯·塔萨科普洛斯:《晚期罗马和早期拜占庭帝国的饥荒与瘟疫》(Dionysios Stathakopoulos,Famine and Pestilence in the Late Roman and Early Byzantine Empire),阿什盖特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2]罗伯特·福赛尔:《剑桥插图中世纪史:350—950年》(Robert Fossier,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350-950),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0—161页。
    [3]C.曼戈:《牛津拜占廷史》(C.Mango,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4]约翰·莫尔黑德:《查士丁尼》(John Moorhead,Justinian),朗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99—100页。
    [5]约西亚·C.鲁索:《早期瘟疫》(Josiah C.Russel,l“That Earlier Plague”),《人口学》(Demography)第5卷,1968年,第174—184页。
    [6]埃弗丽尔·卡梅伦:《公元395至600年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Averil Cameron,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395—600),劳特利奇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
    [7]克里斯汀A.史密斯:《古代世界的瘟疫:从修昔底德到查士丁尼的研究》(Christine A.Smith,“Plague in the Ancient World:A Study from Thucydides to Justinian”),《学生历史杂志》(The Student Historical Journal)第28卷,1996-1997年,http://www.loyno.edu/~history/journal/1996-7/1996-7.htm。
    [8]迈克尔·W.杜尔斯:《早期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Michael W.Dols,“Plague in Early Islamic History”),《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94卷,1974年,第372页。
    [9]国内拜占庭学界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研究的相关论文:1.陈志强:《地中海世界首次鼠疫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2.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3.陈志强、武鹏:《现代拜占廷史学家的“失忆”现象——以“查士丁尼瘟疫”研究为例》,《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4.崔艳红:《查士丁尼大瘟疫述论》,《史学集刊》2003年7月第3期。
    [10]普罗科比:《战史》第2卷,第2章第23节。
    [11]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源头,普罗科比认为是起源于埃及的培琉喜乌姆(Pelusium)地区。普罗科比:《战史》第2卷,第2章第22节。而埃瓦格里乌斯认为来自非洲的埃塞俄比亚(Aethiopia)地区,埃瓦格里乌斯:《六卷本教会史:自431至594年》第6卷,第29章。关于鼠疫的症状和发生季节的记载,这些古典史家的出入不大。
    [1]这次瘟疫于公元541年7月中旬传染至培琉喜乌姆地区,它很可能是通过赞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王国传入中部非洲的。当瘟疫传到了培琉喜乌姆地区之后,它就迅速向周围地区传播。普罗科比:《战史》第2卷,第2章第22节。瘟疫很可能是通过船只向两个方向迅速蔓延,向东传播到了巴勒斯坦沿岸,向西传到了北非沿岸地区。君士坦丁堡在公元542年的4月开始受到瘟疫的影响,之后便迅速蔓延直到同年的8月。在同年夏天,瘟疫传播到叙利亚地区,作为境内主要定居点的安条克是在夏季的初始阶段由与之相邻的叙利亚南部内陆城市左拉传播的。几乎同时,利西亚沿岸的米拉和加拉提亚沿岸的西肯也受到了瘟疫的影响。之后,瘟疫迅速传播到小亚细亚附近。公元542年秋已经传播到现今的阿塞拜疆地区附近,波斯军队中也出现了瘟疫的报告。在其朝西的传播路线中,“查士丁尼瘟疫”在公元541年9月侵袭了亚历山大里亚地区。很可能在公元542年的秋天影响到西西里,公元543年初抵达突尼斯并穿过地中海传到罗马的北非地区。公元543年瘟疫已经在意大利和伊利里亚地区出现,并在年末到达罗马。同年,高卢南部地区也被卷入瘟疫的影响范围之内。迈克尔·马斯:《剑桥查士丁尼时代指南》(Michael Maa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Justinian),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138页。
    [2]迈克尔·马斯:《剑桥查士丁尼时代指南》,第138页。
    [3]阿伽赛阿斯:《五卷本历史》,第145页。
    [4]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第296页。
    [5]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第340页。
    [6]W.特里戈尔德:《拜占庭国家与社会史》(W.Treadgold,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
    [7]塞奥发尼斯在其《编年史》中记载了西里西亚在公元560年底发生火灾和瘟疫。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第345页。《西叙利亚编年史中》则记载了公元561年夏季,安条克爆发了瘟疫,并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传播到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A.帕尔默和S.布洛克译:《西叙利亚编年史中的7世纪》(A.Palmer and S.Brock,translated,The Seventh Century in theWest Syrian Chronicles),利物浦1993年版,第15页。)。
    [8]副主祭保罗:《伦巴第人史》(Paul the Deacon,History of Lombards)第3卷,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29页。
    [9]马利乌斯记载一次可怕的瘟疫袭击了意大利和高卢,这次瘟疫的症状之一就是腺体上长脓包,由此推断此次瘟疫很可能是腺鼠疫。马利乌斯:《编年史》(Marius,Chronica),柏林1894年版,第238页。关于这次瘟疫的发生情况,格里高利也有相关记载,患者的腹沟处有类似于被毒蛇咬过的脓包,并且在两三天时间之内就会死亡。图尔的格利高里:《法兰克人史》(Gregory of Tours,History of the Francs)第4卷,汉诺威1884年版,第168页。
    [10]肯尼斯·巴斯特·沃尔夫:《征服者与中世纪早期的西班牙编年史》(Kennth Baxter Wolf,Conquerors and Chronicles of Early Medieval Spain),利物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11]叙利亚人迈克尔:《编年史》(Michael the Syrian,Chronicle)第2卷,巴黎1910年版,第309页。
    [1]图尔的格利高里:《法兰克人史》第6卷,第476—478页。
    [2]副主祭保罗著:《伦巴第人史》第3卷,第129页。
    [3]副主祭保罗著:《伦巴第人史》第4卷,第152页。
    [4]埃瓦格里乌斯:《六卷本教会史:自431至594年》第6卷,第29章。
    [5]叙利亚人迈克尔:《编年史》第2卷,第373—374页。
    [6]尼西比斯的埃利亚斯:《编年史》(Elias of Nisibis,Chronicle),鲁汶1954年版,第156—157页。
    [7]根据普罗科比等史家的记载,“查士丁尼瘟疫”于542年在地中海世界首次爆发之时是通过老鼠身上被感染的跳蚤进行传播的,甚至可以通过感染鼠疫杆菌的病人咳嗽来传播。W.特里戈尔德:《拜占庭国家与社会史》,第196页。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瘟疫之时,黑鼠是主要的病毒携带者。J.A.S.埃文斯:《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的环境》(J.A.S.Evans,The Age of Justinian:The Circumstances of Imperial Power),劳特利奇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国内外大部分学者根据“腹股沟处出现肿块”的这一症状判定这次横扫地中海沿岸瘟疫的性质为“腺鼠疫”。根据大百科全书的释义,瘟疫是由老鼠身上的跳蚤所携带的鼠疫杆菌进行传播并引起感染性发烧的烈性疾病,它起初是啮齿目动物的一种疾病。鼠疫杆菌在从鼠类传播到到人之后,会有三种形式的临床症状:第一种是淋巴结上出现肿块的腹股沟腺炎;第二种是肺部受到感染的肺炎;第三种是在前两种形式出现之前,血液被感染的败血病。《新大英百科全书》(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第9卷,芝加哥1982年版,第492—493页。根据现代医学知识,腺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人类对于这种疾病的抵抗力很弱,在感染之后的6天时间内,大部分患者会长出很大的脓包。一般情况下,大概60%的患者将会在染病出现脓包的一周时间内死亡。瘟疫于558—597年在地中海世界复发时,对瘟疫的发生情况进行记载的史家大都提到了与“查士丁尼瘟疫”首次爆发时相同的症状。阿伽赛阿斯:《五卷本历史》第5卷,第145页;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第18卷,第296页;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第345页。公元565年发生在意大利的瘟疫症状也与腺鼠疫的症状基本吻合。副主祭保罗著:《伦巴第人史》第3卷,第86—87页。根据马利乌斯、图尔的格里高利和约翰的记载,在公元571—573年对意大利、高卢及君士坦丁堡大肆侵袭的瘟疫也属于“腺鼠疫”。马利乌斯:《编年史》,第238页;图尔的格利高里:《法兰克人史》第4卷,第168页;肯尼斯·巴斯特·沃尔夫:《征服者与中世纪早期的西班牙编年史》,第63页。格里高利和保罗关于公元590年罗马遭遇瘟疫侵袭的记载中,提到“腹股沟出现脓包”的症状,而这正是腺鼠疫的基本特征。图尔的格利高里:《法兰克人史》第4卷,第168页;副主祭保罗著:《伦巴第人史》第3卷,第129页;埃瓦格里乌斯对此次瘟疫症状的描述也与腺鼠疫相似。埃瓦格里乌斯:《六卷本教会史:自431至594年》第6卷,第29章。
    [8]公元558年的鼠疫是在2—8月侵袭君士坦丁堡的;公元590年鼠疫袭击罗马城的时间是1—4月;公元599年袭击君士坦丁堡的鼠疫,根据推断是发生在4月之后。
    [1]狄奥尼修斯·塔萨科普洛斯:《晚期罗马和早期拜占廷帝国的饥荒与瘟疫》,第90页。
    [2]约西亚·C.鲁索:《早期瘟疫》,《人口学》第5卷,1968年,第179页。
    [3]迈克尔·马斯:《剑桥查士丁尼时代指南》,第149页。
    [4]阿伽赛阿斯:《五卷本历史》第5卷,第145页。
    [5]J.A.S.埃文斯:《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的环境》,第162页。
    [6]阿伽赛阿斯:《五卷本历史》第5卷,第145页。
    [7]塞奥发尼斯提到,因为死者太多,以至于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埋葬死者。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第340页。埃瓦格里乌斯则以自己家庭的亲身经历为例,说明从瘟疫中生还的人极少。埃瓦格里乌斯:《六卷本教会史:自431至594年》第6卷,第29章。叙利亚人迈克尔:《编年史》第2卷,第309页。
    [9]阿伽赛阿斯:《五卷本历史》第5卷,第145页。
    [10]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第340页。
    [11]詹姆斯·阿拉·埃文斯:《查士丁尼皇帝和拜占庭帝国》(James Allan Evans,The Emperor Justinian and the Byzantine Empire),格林伍德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12]埃瓦格里乌斯:《六卷本教会史:自431至594年》第6卷,第29章。
    [1]埃弗丽尔·卡梅伦:《公元395至600年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第99页。
    [2]W.特里戈尔德:《拜占庭国家与社会史》,第278页。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第18卷,第299页。
    [3]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第18卷,第299页。
    [4]关于这次地震的发生情况,阿伽赛阿斯、塞奥发尼斯、马拉拉斯在其著作中均有相关记载。阿伽赛阿斯:《五卷本历史》第5卷,第145页;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第339页;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第18卷,第296页。
    [5]叙利亚人迈克尔:《编年史》第2卷,第373—374页。
    [6]根据普罗科比等的记载,第一次鼠疫爆发期间,君士坦丁堡在瘟疫发生的高峰期每天的死亡人数可达5000,甚至1万,普罗科比:《战史》第2卷,第2章第22节;马拉拉斯提到因在瘟疫中死亡的人数过多,导致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埋葬死者。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第18卷,第287页。
    [7]W.特里戈尔德:《拜占廷国家与社会史》,第276页。
    [8]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第18卷,第296页。
    [9]阿伽赛阿斯:《五卷本历史》第5卷,第145页。
    [1]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第340页。
    [2]叙利亚人迈克尔:《编年史》第2卷,第309页。
    [3]狄奥尼修斯·塔萨科普洛斯:《晚期罗马和早期拜占廷帝国的饥荒与瘟疫》,第307页。
    [4]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
    [5]克里斯汀·A.史密斯:《古代世界的瘟疫:从修昔底德到查士丁尼的研究》,《学生历史研究杂志》(The Student Historical Journal)第28卷,1996—1997年。
    [6]约西亚·C.鲁索:《早期瘟疫》,《人口学》第5卷,1968年,第174页。
    [7]G.W.博尔斯维克、彼得·布朗、欧立基·格瓦主编:《晚期古代:后古典世界指南》(G.W.Bowersock,Peter Brown,Oleg Gra-var,Late Antiquity:A Guide to the Postclassical World),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克奈普分社1999年版,第646页。
    [8]迈克尔·安戈尔:《拜占庭:从古代到中世纪的桥梁》(Michael Angold,Byzantium:The Bridge from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s),伦敦2001年版,第26页。
    [9]迈克尔·马斯:《剑桥查士丁尼时代指南》,第519页。
    [10]约西亚·C.鲁索:《早期瘟疫》,《人口学》第5卷,1968年,第181页。
    [11]约西亚·C.鲁索:《古代末期和中世纪的人口控制》(Josiah C.Russell,The Control of Late Ancient and Medieval Population),美国哲学协会1985年版,第170页。
    [12]如保罗记载罗马和意大利在公元591年出现了粮食短缺的现象,此时正值罗马城瘟疫发生之后的一年,副主祭保罗:《伦巴第人史》第4卷,第144页;在公元597年萨洛尼卡的瘟疫过后,境内同样发生了食物短缺的现象狄奥尼修斯·塔萨科普洛斯:《晚期罗马和早期拜占庭帝国的饥荒与瘟疫》,第328页。饥荒和食物短缺的概念并不完全一致。饥荒比食物短缺现象的发生要严重许多,是一种能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持续性食物短缺现象。
    [1]R.布鲁宁:《查士丁尼和塞奥多拉》(R.Browning,Justinian and Theodora),伦敦1987年版,第120页。
    [2]彼得·萨里斯:《查士丁尼时代的经济与社会》(Peter Sarris,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Justinian),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3]彼得·萨里斯:《查士丁尼时代的经济与社会》,第227页。
    [4]A.瓦西里耶夫:《拜占庭帝国史》(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15页。
    [5]埃弗丽尔·卡梅伦:《公元395至600年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第164页。
    [6]塞里尔·曼戈:《拜占庭:新罗马帝国》(Cyril Mango,Byzantium:The Empire of New Rome),纽约1980年版,第68页。
    [7]约西亚·C.鲁索:《早期瘟疫》,《人口学》第5卷,1968年,第183页。
    [8]W.特里戈尔德:《拜占庭国家与社会史》,第281页。
    [9]据统计,公元565年查士丁尼皇帝拨给军队的军费与给养均远不及公元540年的数量,W.特里戈尔德:《拜占庭国家与社会史》,第277页。
    [1]A.瓦西里耶夫:《拜占庭帝国史》,第115页。
    [2]埃文斯:《查士丁尼皇帝和拜占庭帝国》,第65页。
    [3]迈克尔·马斯:《剑桥查士丁尼时代指南》,第8页。
    [4]哈里·托特拉夫:《查士丁尼前期军队的实际规模》(Harry Turtledove,“The True Size of the Post-Justinianic Army”),《拜占庭学》第10卷,1983年,第220—222页。
    [5]埃瓦格里乌斯:《六卷本教会史:自431至594年》第5卷,第6章。关于这一点,也可参考美南德著,布洛克利译:《卫士美南德的历史》(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伦敦1985年版,第272页。
    [6]美南德:《卫士美南德的历史》,第217页。
    [7]乔纳森·谢泼德:《剑桥拜占庭史:500—1492年》(Jonathan Shepar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500-1492),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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