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新闻管控宽严与社会舆论治乱之背离的启示
摘要
清初新闻传播体制与民间舆论格局,呈现出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即当官方新闻传播体系过于强大,与此同时民间新闻传播渠道萎缩之时,社会舆论往往表现出其非常态的一面;而当官方新闻统制相较宽松,民间信息渠道畅通之际,社会舆论反倒会步入正轨。对于新闻统制的"宽"抑或是"严",也并不意味着政治能力的高低强弱,表现的却是执政者的自信程度。
引文
[1][24][28][30]清会典事例(一)卷十三、(七)卷六二二、(十一)卷一○一四、(八)卷七○三.北京:中华书局,1991:166-2、1051-2、177-1、757-2.
[2]伊桑阿等.大清会典(康熙朝)卷五十.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2454.
[3]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71.
[4]钱泳.履园丛话(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23-24.
[5]苏同炳.伪造邸报——记明清两代新闻史中特出事件(上).中央日报,1969.4.10.
[6]苏同炳.伪造邸报——记明清两代新闻史中特出事件(下).中央日报,1969.4.11.
[7][8]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卷九十七、一百一),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五十七年二月谕旨.
[9]沈云龙.大义觉迷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64-65.
[10][12][13]清史编年(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447、429、474.
[11][29][33]朱批谕旨(第三十册、第三十四册、第十七册).雍正四年七月十九日、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二日、雍正五年.光绪间石印本:50-51、81-82、49.
[14][15][16][17][18][20][21]孔飞力.叫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22、190、1、157、28、42、38.
[19]刘文鹏.论清代商业网络传播与国家的社会控制力——以乾隆时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为中心.清史研究,2012(1).
[22]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89-90.
[23]清实录(八).世宗宪皇帝实录(二)卷一百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818/1.
[25][27]昭梿.啸亭杂录(卷九、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269、11、11.
[26]托津等.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十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1:43.
[31][35]萧奭.永宪录(卷四)(卷二下).雍正四年五月戊戌、雍正元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1959:280、174.
[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94.
[34]宫中档雍正朝奏折(24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524.
[36]蒋良骐.东华录(康熙朝卷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363.
1 康熙年间,“步军统领隆科多奏报拿获于小抄内擅录妖言之人员折”载称:“近据小人传言,于陕西地方见无头鬼,不久即地震。”经稽查,此纯为谣言,系由“书办高戴天将妄编无稽之事传给抄报人抄载于小抄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613-1614.)
2 曾静供:“弥天重犯为谣言蛊惑,遂戴天,不知天之高,履地,不知地之厚。”“弥天重犯本心毫无所为,只为误听谣言,错解经义,故一切大义大分,都至混淆。”“而弥天重犯以误听流言,遂至冒昧上书……”“弥天重犯从前错听流言,错解经义,所以陷身禽兽。”(沈云龙.大义觉迷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115、123、138.)
[2]伊桑阿等.大清会典(康熙朝)卷五十.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2454.
[3]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71.
[4]钱泳.履园丛话(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23-24.
[5]苏同炳.伪造邸报——记明清两代新闻史中特出事件(上).中央日报,1969.4.10.
[6]苏同炳.伪造邸报——记明清两代新闻史中特出事件(下).中央日报,1969.4.11.
[7][8]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卷九十七、一百一),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五十七年二月谕旨.
[9]沈云龙.大义觉迷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64-65.
[10][12][13]清史编年(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447、429、474.
[11][29][33]朱批谕旨(第三十册、第三十四册、第十七册).雍正四年七月十九日、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二日、雍正五年.光绪间石印本:50-51、81-82、49.
[14][15][16][17][18][20][21]孔飞力.叫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22、190、1、157、28、42、38.
[19]刘文鹏.论清代商业网络传播与国家的社会控制力——以乾隆时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为中心.清史研究,2012(1).
[22]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89-90.
[23]清实录(八).世宗宪皇帝实录(二)卷一百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818/1.
[25][27]昭梿.啸亭杂录(卷九、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269、11、11.
[26]托津等.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十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1:43.
[31][35]萧奭.永宪录(卷四)(卷二下).雍正四年五月戊戌、雍正元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1959:280、174.
[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94.
[34]宫中档雍正朝奏折(24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524.
[36]蒋良骐.东华录(康熙朝卷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363.
1 康熙年间,“步军统领隆科多奏报拿获于小抄内擅录妖言之人员折”载称:“近据小人传言,于陕西地方见无头鬼,不久即地震。”经稽查,此纯为谣言,系由“书办高戴天将妄编无稽之事传给抄报人抄载于小抄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613-1614.)
2 曾静供:“弥天重犯为谣言蛊惑,遂戴天,不知天之高,履地,不知地之厚。”“弥天重犯本心毫无所为,只为误听谣言,错解经义,故一切大义大分,都至混淆。”“而弥天重犯以误听流言,遂至冒昧上书……”“弥天重犯从前错听流言,错解经义,所以陷身禽兽。”(沈云龙.大义觉迷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115、12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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