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生活:农村环境整治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实现路径——以陕西Z镇5个村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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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生活环境主义的角度来看,农村环境问题既不是一个必须禁止的环境破坏问题,也不是一个需要治理的社会问题,而是村民的一个日常生活问题。案例研究显示,不管是选择性治理模式还是综合性治理模式,基层政府的治理工作本质都是为了应对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而选择目标效益的最大化,却忽视了村民的生活需求,其结果就是村民在治理过程中的沉默性对抗与应付性参与。基于生活者的视角,村民"自收—自支"模式的实践表明,要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实现积极的村民主体性参与,就需要从村民是生活者的前提出发,以满足村民的生活需要为目的,以村民的地方性生活常识为基础来开展农村环境整治行动。
Form the perspective of living environmentalism,the problem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is neither environmental damage to be banned,nor a social issue to be rectified,but the daily life issue of the villagers.The case study shows whether in a selective remediation mode or a comprehensive remediation mode,the nature of local governmental governance is to maximize the target benefit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pressure from governments of higher level,but ignore the living needs of the villagers,which results in silent confrontation and perfunctory participation of the villagers in the process of rectification.From the villagers′perspective,their practice of self-financing shows that to achiev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village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s,the rural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should be resident-oriented,meet their living need,and base on their local life knowledge.
Form the perspective of living environmentalism,the problem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is neither environmental damage to be banned,nor a social issue to be rectified,but the daily life issue of the villagers.The case study shows whether in a selective remediation mode or a comprehensive remediation mode,the nature of local governmental governance is to maximize the target benefit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pressure from governments of higher level,but ignore the living needs of the villagers,which results in silent confrontation and perfunctory participation of the villagers in the process of rectification.From the villagers′perspective,their practice of self-financing shows that to achiev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village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s,the rural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should be resident-oriented,meet their living need,and base on their local life knowledge.
引文
[1]张玉林.当农村环境遭遇治理危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2-26(004).
[2]邱桂杰,齐贺.政府官员效用视角下的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动力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4):153-158.
[3]吴柳芬,杨亦.基层政府权责配置与农村垃圾治理的实践——以桂北M镇“清洁乡村”治理项目为例[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32-41.
[4]袁同凯.地方性知识中的生态关怀:生态人类学的视角[J].思想战线,2008(1):6-8.
[5]冯亮,王海侠.农村环境治理演绎的当下诉求:透视京郊一个村[J].改革,2015(7):120-128.
[6]彭勃,张振洋.国家治理的模式转换与逻辑演变——以环境卫生治理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15(3):27-37.
[7]于华江,唐俊.农民环境权保护视角下的乡村环境治理[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4):124-133.
[8]卢洪友,祁毓.日本的环境治理与政府责任问题研究[J].现代日本经济,2016(3):68-79.
[9]陈阿江.农村环境治理:要卫生也要生态[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2-26(004).
[10]张斐男.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研究的理论范式[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1-88.
[11]鸟越皓之.日本的环境社会学与生活环境主义[J].学海,2011(3):42-54.
[12]鸟越皓之.环境社会学——站在生活者的角度[M].宋金文,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46-53.
[13]王书明,张曦兮,鸟越皓之.建构走向生活者的环境社会学——鸟越皓之教授访谈录[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10-113.
[14]鸟越皓之.日常生活中的环境问题[J].徐自强,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8(3):25-28.
[15]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J].社会科学,2012(11):4-12.
[16]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104-127.
[17]王勇,李广斌.新农村建设下的苏南农村生活世界合理化隐忧——基于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J].中国名城,2012(1):20-27.
[18]陈阿江,林蓉.农业循环的断裂及重建策略[J].学习与探索,2018(7):26-33.
[19]谢丽丽.村庄公共环境恶化的空间社会学解释——以西北地区X村为个案[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46-52.
[20]冯亮.中国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6:57.
[21]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24.
(1)参见:中国农业信息网,http://www.agri.cn/V20/ZX/qgxxlb_1/qg/201707/t20170725_5759152.htm.
(2)实然的“治理”与应然的“治理”是有区别的,前者侧重领导组织依赖性、项目投入间歇性、单向运作性、暂时性等;后者则侧重自组织,兼顾项目投入间歇性和日常运行连续性、双向互动性、历时性等。参见:冯亮.中国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6.
(3)参见:新华网.习近平:建设美丽乡村不是“涂脂抹粉”,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722/c70731-22284043.html.
(4)关于基层政府的“共谋现象”研究,参见: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J].社会学研究,2008(6):1-21.
(5)参见: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5/content_5264056.htm.
(6)在笔者获得的“Z镇2018年9月22日环境监察反馈问题交办单”中,对垃圾的整改措施仍然以“掩埋垃圾”“栽树围挡”“修建垃圾台”这3种非技术性治理行动模式为主。
(7)压力型体制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其最初定义是指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实现经济赶超,采取 “一票否决”制层层施压,这种体制随后扩展至包括环境治理等诸多社会领域。压力型体制持续存在的原因在于,它能在短时内集中资源来解决重大问题,克服部门抵制,减少不确定性。详细参见:荣敬本.县乡两级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建立民主的合作新体制——新密市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作机制的调查研究报告[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4):4-24;荣敬本.“压力型体制”研究的回顾[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6):1-3;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J].社会科学,2012(11):4-12.
(8)本文所涉及所有县级及以下具体的地名、村民和人名都进行了相应的技术化处理。
(9)“卫生街”为当地人的称谓,是指村子中有一条街是排放垃圾桶的,村中所有的垃圾需要集中丢到这些垃圾桶中,每天收垃圾的人就是开车到这条街上去收集垃圾。
(10)参见:人民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907/c40531-27550839.html.
(11)参见:中国建设报网站.陕西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治理,http://www.chinajsb.cn/bz/content/2014-04/11/content_123779.htm.
(12)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尽管始终没有摆脱“压力型体制”的特点,但是“将指标管理和技术治理相结合”“量化指标结构的多重化倾向”等变化还是在实践活动中很大程度增加了管理的科学性,削减了领导个人主观性因素的影响。详细请参见: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104-127.
[2]邱桂杰,齐贺.政府官员效用视角下的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动力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4):153-158.
[3]吴柳芬,杨亦.基层政府权责配置与农村垃圾治理的实践——以桂北M镇“清洁乡村”治理项目为例[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32-41.
[4]袁同凯.地方性知识中的生态关怀:生态人类学的视角[J].思想战线,2008(1):6-8.
[5]冯亮,王海侠.农村环境治理演绎的当下诉求:透视京郊一个村[J].改革,2015(7):120-128.
[6]彭勃,张振洋.国家治理的模式转换与逻辑演变——以环境卫生治理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15(3):27-37.
[7]于华江,唐俊.农民环境权保护视角下的乡村环境治理[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4):124-133.
[8]卢洪友,祁毓.日本的环境治理与政府责任问题研究[J].现代日本经济,2016(3):68-79.
[9]陈阿江.农村环境治理:要卫生也要生态[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2-26(004).
[10]张斐男.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研究的理论范式[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1-88.
[11]鸟越皓之.日本的环境社会学与生活环境主义[J].学海,2011(3):42-54.
[12]鸟越皓之.环境社会学——站在生活者的角度[M].宋金文,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46-53.
[13]王书明,张曦兮,鸟越皓之.建构走向生活者的环境社会学——鸟越皓之教授访谈录[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10-113.
[14]鸟越皓之.日常生活中的环境问题[J].徐自强,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8(3):25-28.
[15]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J].社会科学,2012(11):4-12.
[16]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104-127.
[17]王勇,李广斌.新农村建设下的苏南农村生活世界合理化隐忧——基于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J].中国名城,2012(1):20-27.
[18]陈阿江,林蓉.农业循环的断裂及重建策略[J].学习与探索,2018(7):26-33.
[19]谢丽丽.村庄公共环境恶化的空间社会学解释——以西北地区X村为个案[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46-52.
[20]冯亮.中国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6:57.
[21]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24.
(1)参见:中国农业信息网,http://www.agri.cn/V20/ZX/qgxxlb_1/qg/201707/t20170725_5759152.htm.
(2)实然的“治理”与应然的“治理”是有区别的,前者侧重领导组织依赖性、项目投入间歇性、单向运作性、暂时性等;后者则侧重自组织,兼顾项目投入间歇性和日常运行连续性、双向互动性、历时性等。参见:冯亮.中国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6.
(3)参见:新华网.习近平:建设美丽乡村不是“涂脂抹粉”,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722/c70731-22284043.html.
(4)关于基层政府的“共谋现象”研究,参见: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J].社会学研究,2008(6):1-21.
(5)参见: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5/content_5264056.htm.
(6)在笔者获得的“Z镇2018年9月22日环境监察反馈问题交办单”中,对垃圾的整改措施仍然以“掩埋垃圾”“栽树围挡”“修建垃圾台”这3种非技术性治理行动模式为主。
(7)压力型体制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其最初定义是指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实现经济赶超,采取 “一票否决”制层层施压,这种体制随后扩展至包括环境治理等诸多社会领域。压力型体制持续存在的原因在于,它能在短时内集中资源来解决重大问题,克服部门抵制,减少不确定性。详细参见:荣敬本.县乡两级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建立民主的合作新体制——新密市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作机制的调查研究报告[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4):4-24;荣敬本.“压力型体制”研究的回顾[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6):1-3;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J].社会科学,2012(11):4-12.
(8)本文所涉及所有县级及以下具体的地名、村民和人名都进行了相应的技术化处理。
(9)“卫生街”为当地人的称谓,是指村子中有一条街是排放垃圾桶的,村中所有的垃圾需要集中丢到这些垃圾桶中,每天收垃圾的人就是开车到这条街上去收集垃圾。
(10)参见:人民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907/c40531-27550839.html.
(11)参见:中国建设报网站.陕西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治理,http://www.chinajsb.cn/bz/content/2014-04/11/content_123779.htm.
(12)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尽管始终没有摆脱“压力型体制”的特点,但是“将指标管理和技术治理相结合”“量化指标结构的多重化倾向”等变化还是在实践活动中很大程度增加了管理的科学性,削减了领导个人主观性因素的影响。详细请参见: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10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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