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与文学的双向“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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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文旨在对个人主义思想观念与1980年代文学的互动关系(论文称其为双向“形塑”)作一些讨论。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三:1.以个人主义观念为视角,探讨1980年代部分文化和文学现象中个人主义观念的具体表现;2.探讨个人主义思想观念给1980年代文学本身带来了怎样的影响;3.进一步探究1980年代文学和个人主义的这种双向“形塑”背后所蕴含的深层的文化意蕴。
论文共五个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1.以观念史的研究方法界定和把握“个人主义”,把它“分析”为一些基本观念;2.从观念的层面看,个人主义可以成为“重返80年代”的一个有效视角;3.这个视角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一章主要揭示了个人主义思想观念与“当代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意在指出此际文学实践中的“个人主义”(公开的以及地下的)传统作为1980年代文学个人主义话语“低级格局”的发生学意义。第二章以“人道主义讨论”、“潘晓讨论”、“萨特热”、“主体性”理论及其“批判”这几个在1980年代具有代表性和轰动性的文学、文化现象为具体切入点,论述了“个人主义”在这些文学或者文化事件或现象中的话语状况和表现情况,展示了个人主义观念在1980年代语境中的发生、遭际以及衍变的情形。第三章是论文的重心,以1980年代叙事文学为中心,集中论述了诸种个人主义观念在1980年代叙事文学中的发生、发展、禁限以及嬗变等多种情形,深入挖掘了影响和决定1980年代个人主义文学叙事具体表现与走向的背后社会文化意味,也描述了1980年代叙事文学因此而带来的自身的变化。本章论述揭示了个人主义思想观念在1980年代文学发轫阶段就已经参与到文学实践当中,而且1980年代初期个人主义及其文学叙事也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并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它在向1990年代个人主义叙事发展过程中的多种可能性是如何被阻塞以致丧失的问题,从中揭示1980年代个人主义文学叙事变迁背后深层的文化和社会根源。结语部分进一步申论,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学叙事的嬗变以及各种征兆根源于更大或更高层面上的“优势阶级”的“形塑”,因此,关于中国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学叙事的根本问题要到文化和社会层面上去探询。
The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the author names in as two directional shaping) between individual-based ideas and the literature of 1980s. The dissertation elaborate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To explore the embodiment of individual-based ideas in the literature of 1980s; 2.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based ideas on the literature of 1980s; 3. To explore the profou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behind the two directional shaping of the individual-based ideas in the literature of 1980s
The dissertation falls into five parts.
The introductory part deals with the three problems: 1. To demarcate and categorize the "individual-based id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ational history; 2. Individualism can be seen as an effective perspective of "reversal to 1980s"; 3. This approach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he first chapter reveals the initiative significance of individual tradition on the literature of 1980s. Taking such representative and sensational phenomena as "humanism", "Panxiao issue", "the Popularity of Sate". The second chapter delineates the embodiment of individualism in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beginning and evolvement of individualism. The third chapter, the core of the dissertation, touches upon the initiation, development, shortcomings and evolvement of individualism in the narrative literature of 1980s, and also explores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which influences the representation and trend. The author holds that individualism involved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literature of 1980s. The embodiment of individualism in the literature of 1980s are diversified and abundant, so the dissertation also elaborates on the impediment and loss of the diversity and abundance, revealing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reasons of these changes. The conclusion further emphases the fact that the evolvement of individualism and individual narratology originates from the shaping of "superior class" so it is no doubt that the root problem of individualism and individual narratology in China must be explored in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situation of China.
论文共五个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1.以观念史的研究方法界定和把握“个人主义”,把它“分析”为一些基本观念;2.从观念的层面看,个人主义可以成为“重返80年代”的一个有效视角;3.这个视角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一章主要揭示了个人主义思想观念与“当代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意在指出此际文学实践中的“个人主义”(公开的以及地下的)传统作为1980年代文学个人主义话语“低级格局”的发生学意义。第二章以“人道主义讨论”、“潘晓讨论”、“萨特热”、“主体性”理论及其“批判”这几个在1980年代具有代表性和轰动性的文学、文化现象为具体切入点,论述了“个人主义”在这些文学或者文化事件或现象中的话语状况和表现情况,展示了个人主义观念在1980年代语境中的发生、遭际以及衍变的情形。第三章是论文的重心,以1980年代叙事文学为中心,集中论述了诸种个人主义观念在1980年代叙事文学中的发生、发展、禁限以及嬗变等多种情形,深入挖掘了影响和决定1980年代个人主义文学叙事具体表现与走向的背后社会文化意味,也描述了1980年代叙事文学因此而带来的自身的变化。本章论述揭示了个人主义思想观念在1980年代文学发轫阶段就已经参与到文学实践当中,而且1980年代初期个人主义及其文学叙事也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并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它在向1990年代个人主义叙事发展过程中的多种可能性是如何被阻塞以致丧失的问题,从中揭示1980年代个人主义文学叙事变迁背后深层的文化和社会根源。结语部分进一步申论,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学叙事的嬗变以及各种征兆根源于更大或更高层面上的“优势阶级”的“形塑”,因此,关于中国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学叙事的根本问题要到文化和社会层面上去探询。
The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the author names in as two directional shaping) between individual-based ideas and the literature of 1980s. The dissertation elaborate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To explore the embodiment of individual-based ideas in the literature of 1980s; 2.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based ideas on the literature of 1980s; 3. To explore the profou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behind the two directional shaping of the individual-based ideas in the literature of 1980s
The dissertation falls into five parts.
The introductory part deals with the three problems: 1. To demarcate and categorize the "individual-based id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ational history; 2. Individualism can be seen as an effective perspective of "reversal to 1980s"; 3. This approach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he first chapter reveals the initiative significance of individual tradition on the literature of 1980s. Taking such representative and sensational phenomena as "humanism", "Panxiao issue", "the Popularity of Sate". The second chapter delineates the embodiment of individualism in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beginning and evolvement of individualism. The third chapter, the core of the dissertation, touches upon the initiation, development, shortcomings and evolvement of individualism in the narrative literature of 1980s, and also explores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which influences the representation and trend. The author holds that individualism involved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literature of 1980s. The embodiment of individualism in the literature of 1980s are diversified and abundant, so the dissertation also elaborates on the impediment and loss of the diversity and abundance, revealing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reasons of these changes. The conclusion further emphases the fact that the evolvement of individualism and individual narratology originates from the shaping of "superior class" so it is no doubt that the root problem of individualism and individual narratology in China must be explored in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situation of China.
引文
1 需要说明的是,“1980年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许多同类概念一样,并不是严格的和纯粹意义上的时间概念,它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也有特定的指向。研究界出于对“新时期文学”概念的强烈政治意味和时间上的“无限延伸”的“反动”而提出“1980年代文学”这个较为中性和确定的概念。在我们的论文中,1980年代并非严格时间段(1980—1989),而是约指文革后到1980年代末期。同样,论文中的“80年代初期”会往前后各延伸几年,大约指1976到1985年这段时间。
2 写于1991-1993年,1997年由香港青文书屋出版。
3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年。
4 《读书》1998年第2期,第3-11页。
5 《山花》2005年第11期,第121-132页。
6 《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第5-11页。
7 北京三联书店 2006年。
1 程光炜、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主持人的话》,《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第20页。
2 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山花》2005年第11期,第121-132页.
3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新时期文学”该如何界定,从1980年代至今都还是个问题,就概念的外延而言,仅对“新时期文学”起止时间的界定目前就有几种不同说法.“新时期文学”起点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以1976年;一是以1978年。对于“新时期文学”终点,则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以1987年;一是以1989年;一是以1992年,还有一种则是认为新时期文学至今没有终结,“仍然用‘新时期文学20年'来概括中国文学自70年代末以来所走过的文学里程”。(丁帆、朱丽丽:《新时期文学》,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159页)
4 参见圆明:《新时期文学讨论会述略》,《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第143页.
5 《历史与未来之交:反思、重建、拓展——“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纪要》,《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第15-23页。
6 王蒙:《小说家言》,《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第10-13页。
1 现象学的“还原”(rduction),只是在不损事物分毫的情况下把我们的粗朴信念加以消解——即胡塞尔所说的“中止我们对世界之实在性的粗朴信念乃是所有哲学反省的条件”。所谓“还原”,是胡塞尔现象学最重要的方法学概念。简略地说,还原把我们带到一“超越界”,令我们可以不带任何偏见地如其所如地认识事物的方法。还原又可以分为“本质还原”(eidetic reduction)和现象学还原(phenomenological reduictions)两大类。简言之,本质还原是把我们的知识从事实层面提升到“理念”层面的方法。现象学还原则至少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这是严格意义的现象学还原,其作用是中止我们对存在的粗朴信念,使事物作为纯粹现象地呈现于我们。二、把文化世界还原为直接经验所形成的“生活世界”。三、把现象界的我直接引到超越的主体性的“超越还原”。杜夫润(杜夫海纳):《文学批评与现象学》,岑溢成译注,载郑树森:《现象学与文学批评》,(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84年,第57-58页.
1 在一个变革年代的初期,新的因素还在胚胎当中,甚至是以旧的面孔出现,新旧杂陈,未来也呈现出各种可能。对学术研究而言,这样的时代尤其值得关注。从“现当代文学”转而从事明清之际思想史研究的赵园认为关注这样的变革时代最大的忌讳便是带着后世者的价值判断武断地进入历史。为此,赵园借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之口提出“空着双手进入历史”的要求。该要求的具体内容是:第一,进入资料的时候,不带特定的意图。不服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外来的或者既定的观念。对于知识领域内各种偏见的批判意图,也不可以构成阅读资料的前提.第二,不限定特定对象和特定主题。第三,尽可能扩展阅读文献的范围,阅读的时候也不能借助于第二手材料,或者断章取义地阅读;要从头到尾地阅读,并且要阅读两次以上.第四,以先后为顺序阅读。(沟口雄三:《关于历史叙述的意图与客观性问题》,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11辑),引自赵园:《危机时刻的思想与言说——探寻进入社会变革时期的路径》,《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第109-118页。
2 美国学者洛斯在评论关于历史现象的研究时说:“世上很少有什么事情比揭示一些能让其他大量的历史事实获得重新审视的事实更有趣的了。”洛斯:《教学和研究精神》,《美国学者》(1933年),引自A·O·洛夫乔伊:《观念史论文集·观念的历史编纂学》,吴相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第8页。
3 哈耶克曾抱怨说:“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晦涩难懂,甚至对于不同的集团来说常常几乎表示相反的意义,而更为严重为困难是,有人经常试图用它把实际在信仰上对立和不能调和的人们捏合在一起。今天各自已不再代表一致的思想体系,所描述的是完全不同的原则和事实的总体,是历史事件把它们同这些字眼联系起来。但是,除了在不同的时期,为同样一些人,甚至仅以同样的书目所鼓吹而外,这些原则很少具有共同之处.在这方面,“个人主义”与任何政治术语相比受害最深,它不仅被其反对者歪曲得面目全非,仅仅通过它的敌人为其画像才为我 们绝大多数当代人所熟悉,而且已经被用来描述好几种社会观点,这几种社会观点之间与传统上被看作其对立面的观点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考察到一些有关“个人主义”的标准描述,这使我几乎开始后悔自己曾经把所信仰的思想和这样一个被如此滥用和误解的术语联系在一起。(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一章《真假个人主义》,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3年。)
1 A.O.Lovejoy:The Great Chain of Being:A Study History of Idea(A·O·洛夫乔伊:《伟大的存在之链:观念史研究》)Cambridge,Mass.,1936.pp.5-6.
2 曹意强:《观念史的历史、意义与方法》,《新美术》,2006年第6期,第38-39页。
参见:A·O·洛夫乔伊:《观念史论文集·观念的历史编纂学》,吴相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第1-2页。
3 A·O·洛夫乔伊语,转引自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42页。
4 史蒂文·卢卡斯的著作《个人主义》出版后,英国《知识分子》杂志1985年夏季号曾载文评价说,此书“对个人主义的分析可以说是(1985年)最为简明周全的了”,而此著的译者,个人主义思想史研究专家阎克文先生也言,在他所能涉猎的范围而言,英国《知识分子》杂志的这个评价到现在为止(2001年)仍不为过.阎克文:《译者前言》,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1页.
1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115-119页。
2 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 1962年,第112、114页。
3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69页。
4 参见夏伟东、李颗、杨宗元:《个人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134页。
5 彼特拉克:《秘密》,北京大学西语系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 1971年,第11页。
1 罗伯特·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翟宏彪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1年,第46-55页,第214-216页.
2 安东尼·德·雅赛:《重申自由主义》,陈茅、徐力源、刘春瑞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第11页.
3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唐钺译,商务印书馆 1957年,第43页。
4 边沁:《道德与立法的原理绪论》,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 1996年,第212页.
5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第21页。
1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 1999年,第35-36页。
2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150页。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 1987年,第45页。
4 “个人主义”一词自近代进入中国后几乎一直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尤其是1949年后,“个人主义”在我国成了不道德和自私自利的代名词,典型说法则是“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1980年代初我国权威工具书《辞海》的界说实际上还延续了此种涵义:个人主义是“一切以个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思想。是私有制经济在意识上的反映。它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的最后和量完备的形态,因而个人主义在资产阶级身上发展到了顶峰.表现为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等。”(《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年版,第309页.)1980年代中国关于“个人主义”最为通行的解释则是:“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至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个人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它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如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等.”(《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3年,第373-374页.)而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本的《现代汉语辞典》仍对“个人主义”作这样的解释:“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个人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它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如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丰义、本位主义等等.”不过,也应该注意到当下中国对“个人主义”看法的变化,如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观念,主张把个人的独立、自由、平等等价值及权利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相违背的。”(商务印书馆 2005年,第463页.)此说不但把早些时候赋予个人主义的贬义色彩全解除了(贬义全都放在了“极端个人主义”概念上),而且肯定了个人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历史作用.
5 阎克文:《译者前言》,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1页。
1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2年,第77页.
2 德国十九世纪著名法学家耶利内克说:“在古代,人从来没有被明确认为是某个个人。……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人就是个人'这一原则才获得了普遍胜利.”(引自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89页。),耶氏所说“普遗胜利”,指的是个人主义的各项原则在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充分体现和制度性的保障。显然,从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在西方得到了极大地扩展,并深深地扎下了根。它不仅被法律化,而且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表现在人们的习俗举止上,也即如钱满素所言:“在民主国家里,个人主义的基本精神不仅已被普遍接受,而且被机构化法律化了,因此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个人主义已经过时。但是怎么能设想一个没有个人主义的现代民主社会呢?浪漫主义是感情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思想上的个人主义,多元化是社会领域的个人主义,放任主义是经济领域的个人主义,民主则是政治上的个人主义。”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北京三联书店 1996年,第228页.
3 戴锦华这样描述这种转折:1980年代“意味着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结束由冷战阵营构造的‘封闭'时期,在‘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口号下,步入全球资本市场的开端.这一转折期的最重要特征是存在着一种‘结构性裂隙”,即政权的延续、意识形态的断裂与社会体制的变迁。”(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44页。);贺桂梅则进一步发挥了戴锦华的观点,她认为1980年代尽管不是改朝换代而延续了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形式,并且仍旧借重了毛泽东时代的国家话语形态,但其意识形态内涵已然更换,且政治、经济、社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适应资本市场的需要。这一转折过程同时伴随着一场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即重新安置“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其具体形态则是被宽泛地称为“人道主义思潮”的新人文话语.这种话语以高扬个体的“主体性”作为主要特征,在打破毛泽东时代的个体认同方式的同时,重新建构出一种新型的个人观念,在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上确立了一种新的关系模式。(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76页。)
1 个人主义思想观念在“当代文学”的具体表现情状参见论文第一章.
2 在1990年代初期,有论者开始注意到“新写实小说”的“个人化”特征(如季红真等);陈晓明则最早明确使用“个人化的写作”、“个人化的写作立场”、“个人化写作”、“个人化的话语”、“个人化的姿态”、“个人化的经验”等语词来阐释“新写实小说”(可参看论文第三章的相关论述);到1990年代中后期,一些女性作家、“晚生代”作家、“70后”作家开始公开认同或使用个人化写作这个词语,包括他们的创作在内的更多文本也开始被一些研究者和评论者在“个人化写作”的概念下予以讨论;此后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如洪子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刘祥安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等中也正式使用“个人化写作”这一术语来概说1990年代的一些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以上种种显示了“个人化”已经成为了1990年代文学最为显明的总体性特征.实际上,“个人化写作”背后的精神理念和价值立场正是对个人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的认同,这一点,正如有论者所言,“个人化写作”在1990年代的风行是1990年代以后国人生存行为之个人化的主导形态理解为个人的本位化与原子化及其相互增殖的结果(参看吕永林:《何谓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上海文学》2008年第8期,第86-96页)。另外,王晓明对于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和“个人化写作”之间的密切关联也有过论述,他说:“进入90年代以后,无论在社会的一般意义中,还是在文学的流行观念里,‘个人'似乎都成了最重要的东西。今天的年轻人——当然远不止是年轻人——懂憬未来的时候,还有几个是真正把‘社会'或者‘国家'放在首位?‘个人'的发达,事实上已经成为公众最普遍、也最迫切的要求。与此相应,‘个人性'和‘个人写作'愈益频繁地成为文学杂志上的热门话题,不但批评家以此论述作品,许多作家也以此自我论述,陈染干脆将自己惟出的长篇小说题名为《私人生活》。”(王晓明:《在创伤记忆的环抱中》,引自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9页。)。
1 从叙事学理论看,所有叙事背后都有一个“隐含作者”,它能透露叙事者的价值观念和叙事立场。因此,人们关于1980年代文学的这些阐述就非常有意味,它们显然是针对“当代文学”中“人学”的状况而言的,矛头所指是在极端集体主义专制下的文学只能表现人的“阶级性”而不能表现“普遍人性”而导致的“人”的失落。这背后其实已经暗含了反“阶级立场”的价值观和思想趋向,因为从客观上讲,“阶级性”无论如何也不能排除在“人性”之外.如果联系到他们在论述时所提到的“人的价值”、“尊严”等观点来看,这种对“阶级性”的排斥和关于“人的回归”的表述显然透露出了言说者的个人主义思想观念,对此,德国汉学家顾彬说:“在过去30年,党一向以全体中国人的代表自居。这意味着只有群体,没有个体;只有复数‘我们',没有单数‘我';只有普通话语,没有个人语言.……‘我'按照诗人顾城的话来说就是‘非我',只配用来铺路。突然强调‘人'就意味着强调个人、个人的历史.后者有别于官方的历史,而与一代人的整体体验向契合.这代人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言人”。(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7-208页)
2 艾晓明:《步入迷津的审视(代序)》,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2年,第2页。
3 学界通常的看法是认为个人主义话语是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现代派小说和第三代诗歌的涌现以后才在文坛公开登场的。参见薛毅:《关于个人主义话语》,《上海文学》1999年第4期,第76-79页,另可参见李陀在《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主编,北京三联书店 2006年)中的相关回忆。
4 例如我们从个人主义的角度观照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讨论”、“潘晓讨论”、“萨特热”以及“主体性”理论及其“批判”,都得出了较为新颗和深刻的见解,具体论述参见论文第二章。
5 在谢冕、张颐武、王宁等首先提出“后新时期”的学者们看来,日常化、世俗化以及“个人化”等是“新时期文学”向“后新时期文学”转型以及“宏大叙事”向“个人化叙事”转变的主要征兆。参见谢冕:《新时期文学 的“转型”——关于“后新时期文学”》,《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4期,第48-50页;
张颐武:《后新时期文学:新的文化空间》,《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第9-10页、
《新空间:实用精神的崛起——后新时期的价值转换》,《作家》1994年第4期,第42-46页;
王宁:《继承与断裂:走向后新时期文学》,《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第11-12页。
1 详细论述参见论文第三章.
2 “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第2页。
3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年,第21页.
4 雷蒙·威廉斯在考察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关键词”的“意义的变异性”时曾说:“在社会史中,许多重要的词义都是由优势阶级所形塑,大部分是由某些行业所操控,因此有些词义被边缘化.”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导言》,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年,第8页。
5 程光炜:《文学的紧张——<公开的情书>、<飞天>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南方文坛》,2006年第6期,第14-22页。
6 例如在1980年代文学实践中,从个人本位出发建构共同体的观念一再遭遇打压而从个人本位出发张扬个人自由发展的观念却得到弘扬,这种对“个人主义”的“形塑”导致了前者的边缘化和后者的中心化。表现在文学叙事上的嬗变就是“宏大叙事”的解构和“个人化叙事”的“宏大”。而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完成了对“个人主义”的“形塑”:“个人主义”被过多地叙述为个人肆无忌惮地扩张自我的“唯我主义”而“边缘”了个人主义中那种诉求个人化共同体的观念.具体论述见论文第三章。
7 鉴于本论题是从文化思潮的角度对1980年代文学进行研究,因此带有文化思潮研究和整体研究的特点,为尽量全面掌握研究对象的研究现状,笔者收集了以“新时期文学”和“1980年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单篇论文千余篇(1976—2008)和专著(包括各种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对“新时期文学”或者“1980年代文学”部分的论述)百余部,还不包括专门以新时期某一特定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文章,终于认识到要穷尽对研究对象的全部资料基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为根据概率统计原理,这种广泛而随机选择搜集的大量资料应该可以代表现在的研究状况,基本可以保证我们关于本论题研究现状的综述具有可信度,当然,在当下“学术成果”无限膨胀的状态下,也不可能排除遗珠之憾。
1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 1999年,第35-36、41页。
2 参见《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一章第三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人的三次发现》。
3 原载《文汇报》,1986年9月8、12日,收入刘再复:《论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 1988年,第257-276页。
4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第11-26页;1986年第1期,第3-15页.
1 正因为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具有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很多批判者抓住这点进行批驳也就毫不奇怪了,如批判者说:刘再复从抽象的人的本质和“自由选择”论出发,鼓吹人的“自我完成,自我塑造,自我实现”,把主体性看成摆脱任何阶级规定性的“主体性”,看成超越一切“外部现象”干预的“主体性”,看成是“善恶并举”的人的灵魂的复杂性”。不同意“把人性看成是一种自觉的道德要求和规范”,反对“排除”“人的感性的动物性”,主张一切。求诸于自己,自己规定自己,自己实现自己”,并把“自我实现”观作为他的文学主体论的核心内容,作为覆盖整个文学动因、目的、本质和功能的基本概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的个体本位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学观。(董学文:《两种文学主体观》,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年,第257页。)关于刘再复“主体性”理论所蕴含的个人主义观念的具体论述参见论文第二章第四节。
2 刘再复的“主体论”理论一俟发表,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正如一篇文章所说:“主体论理论这样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的产生,如果无声无息毫无影响,那就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已经无药可救了.事实上,它所提出的问题逼迫每一个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它做出反应:赞成、否定、支持、反对.”陈燕谷、靳大成:《刘再复现象批判——兼论当代文化思潮中的浮士德精神》,《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第16-30+38页.
3 杨庆祥:《“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第39-43页。
4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5,第231页.
1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5年,第234-235页.
2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5年,第236页。
3 路易·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70页。
4 具体论述参见论文第二章第四节.
5 雷达:《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第15-27页。
1 如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年)论述了“新时期”十年文学所表现的“人的自觉“和“民族的自觉”的主潮。
2 吴若增:《人道主义与自我实现——略谈新时期文学的两大主题》,《文学探索》1987年第1期。
3 吴若增:《我所透视的文学大潮》,写于1985年,载《吴若增杂文随笔自选集》,群言出版社 1994年,第206-211页。
1 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第52页。
1 张颐武:《个人主体:新时期文化发展的关键——<全国小说奖获奖、落选代表作及批评·短篇卷>导言》,《书屋》1995年第2期,第57-60页。
2 “救亡压倒启蒙”是李泽厚在1980年代中期提出的著名观点,在一篇题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文章中,李泽厚以“启蒙”与“救亡”两大“性质不相同”的思想史主题来结构中国现代史,认为在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过程中,“反封建”的文化启蒙任务被民族救亡主题“中断”,革命和救亡运动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工作,而且被“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最终造成了“文革”“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 1987年,第7页.
3 参见蔡翔著:《躁动与喧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年,第3-4页.
1 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学林出版社 1994年,第67页.
2 蔡翔所言的斯特尔·卢卡斯即《个人主义》的著者英国学者史蒂文·卢克斯.出于“个人主义”这个语词在当代中国先验性的贬义色彩,蔡翔把它转译为“个体主义”,这也是“个人主义”(英文为individualism、法文为I'individualisme)在较为常见的译文,如谷方译法国学者路易·迪蒙的著作Essais sur I'individualisme为《论个体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个人主义的另一个常见译文是“个性主义”.
3 《上海文学》1999年第4期,第76-79页。
1 薛毅指出:“自由主义有意无意地为日常生活化了的个人主义、为已然被新富人阶层占有了的个人主义的合法性提供了‘伟大'依据。这一切又与九十年代呼吁的所谓‘市民社会'一拍即合鼓励人们热衷于发财、消费,而淡漠政治,使人们进入一个似乎与当代政治无关的‘独立'的日常生活‘新空间'之中。这里,被抹去的事实是,这种‘新空间'本身就是政治选择的产物。”薛毅:《关于个人主义话语》,《上海文学》1999年第4期,第78页。
2 《上海文学》同期还有陈思和、倪伟、王晓明等关于“成功人士现象”的文章,可参看。
3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年.
1 系列论文包括:《崎岖的启蒙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第107-115页),
《沉重的回归之旅》(《齐鲁学刊》2005年第3期,第96-101页),
《重返“人的文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22-30页)。
2 李新宇:《重返“人的文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22-30页。
3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引文参见该著第185-187页。
1 “个人话语”虽然与“个人主义话语”不能等同,但它强调了话语的“个人”性质,内蕴了一种对“集体”的疏离意识,而且在贺桂梅的论述中,“个人话语”是作为与“集体话语”相对的概念出现的,显然,其“个人话语”一词蕴含了一些个人主义的观念因素。
1 贺桂梅:《新话语的诞生——重读<班主任>》,《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第17-20页。
2 《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第82-89页。
3 1988年刘恒的《白涡》(《中国作家》1988年1期)引起了人们关于“性”——婚外恋和知识分子精神状态方面的争鸣,解志熙则从个人主义角度对它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小说主人公周兆路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周 的行为表现出强烈而独特的个人主义人生态度和人生方式.《白涡》相当成功地揭示了处于我们这个矛盾时代中的个人主义者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们是如何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在现实生活中,周兆路这种个人主义者并不少见,他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典型,这个形象的出现说明中国的个人主义已经超越了少年期的幼稚和青春期的单纯,而具有了进入成熟期的智慧和力量,它找到了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的独特方式。周兆路的成功和自信预示着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日益得势(解志熙:《印象与妄谈》,《文论报》1988年3月15日)。在人们纷纷对《白涡》进行“性话语”或者“知识分子话语”解读的时候,解志熙从个人主义角度对它进行阐释,而且联系到个人主义在1980年代发展的时代背景揭示周兆路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显示了独到而深邃的眼光.当然,《白涡》这个文本已经带有鲜明的90年代“个人化写作”特征。
1 如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2年);
王爱松:《个人主义与“五四”文学》(《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都是总体研究“个人主义与“五四文学”的代表性成果。而汪晖的《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载《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36-207页,)和刘禾的《个人主义话语》(载《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 1999年,第27-65页)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了“五四”时期的“个人观念”或“个人主义话语”的中国流播.当然,我们要特别提到普实克的研究,一般学者都强调近代以来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引进以后对中国个人观现代转型的关键作用,但普实克却在其研究中发现了也许是中国本土的观念因素起到了根本作用,他指出:“现在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始于明朝。这场变革即使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也终将达到目的,其主要是中国内部的力量,而且其渊源也在中国国内.而欧洲的侵略只不过是加速了它的进程而已”。“一个现代的、自由的、自决的个性,自然只有在这些传统观念、习俗以及它们所赖以存在的整个社会结构被粉碎和清除之后才可能诞生。所以,中国的现代革命——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革命——是个人和个人主义反对传统教条的革命。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认识现代中国的思想和艺术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的无比重要性”。“如果说革命时代的文学反映的是中国人民对旧的封建制度的反抗,那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清代文学中发现的类似倾向则是封建制度行将产生危机的第一个先兆,我们在其中发现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证明了个人从传统思维方式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它们也是表明封建制度强加于个人的束缚已经松弛的一个标志。它们预示着,个人开始使自己从过去所有的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至少是在思想上解放出来。”(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李燕乔等译,载《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年,第1-29页).普实克的论说清晰有力,其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研究视点对我们也很有启发,而且能引发我们的追问: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本土的“个人主义”没能健全地发展下去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1 王彬彬说:“‘个人主义'的确是一个好东西。但正如西方的许多好东西在中国都被误解和‘做坏'一样,‘个人主义'也未能选此厄运.由于在观念上的被误解和在实践中被‘做坏'、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名声很坏。”王彬彬:《“我“是谁?》,《书屋》1996年第4期,第69-71页。
2 韩少功在1990年代也为1980年代的个性解放的结果感到茫然,认为西方的自私与自尊并行、自我与他人并重的“个人主义”在中国已变成了极度自私的,道德沦丧的、不把自己也不把别人当人的“个狗主义”。韩少功:《个狗主义》,《韩少功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年,第12-14页.
1 相关研究笔者所见主要有:汪晖:《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载《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36-207页;
刘禾:《个人主义话语》,载《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 1999年,第27-65页;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个人观念形态的起源、演变及其形态初探》,载《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号,第52-66页;
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学林出版社 2003年;
顾红亮、刘晓虹:《想象个人:中国个人观的现代转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
夏伟东、李颖、杨宗元:《个人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2 如邓国伟:《关于五四个性主义文学及其走向问题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
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2年);
王铁仙:《中国文学中的个性主义潮流——从晚明至五四》(《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
王爱松:《个人主义与“五四”文学》(《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姬蕾:《论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东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5期)等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
3 一般的文学史研究和教学中,“当代文学”是指从1949年建国到当下的文学现象,但研究者在寻求和确立“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合法性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更具说服力的说法.如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用“当代文学”指称1942至1978年间的文学,他提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的上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一历史的新纪元。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当代文学思潮始终与‘五四'新文学的革命思潮保持着血缘的联系。它的直接源头,则是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求新文学运动自觉地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从而提出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第3页)显然,这里的“当代”不是“当前”的意思,也没有延续到“当前”的意思,它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当代文学”的命名是为了区别于与其前后相衔接的“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种对“当代文学”的定义不仅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具有独特的理论视野和严格的逻辑性。这也是迄今为止对“当代文学”特别而又相当确切的定义。参见旷新年:《寻找“当代文学”》,《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第138-145页。
4 刘建军:《单位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163页。
1 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海天出版社 1997年,第129页。
2 郑家栋说:“民国以降,礼作为仪式和典章的效用已不复存在,但作为调整人际关系和生活行为的社会习俗仍然在民间发生影响.而在195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后一个层面也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政治意识形态”(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60页)。
3 《冯定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232页。
4 《冯定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230页。
5 《冯定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237页.
6 《冯定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238页.
7 《冯定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240页.
8 《冯定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48页.
1 《红旗》1964年第17、18期的合刊发表了张启勋对冯定《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批判,冯定思想被宣判为“大毒草”,实际上这也是宣布除了“共产主义人生观”以外的其他所有人生观、价值观都是“非法”的,也就是说,人生观问题成了一个有法定答案,因而也就是不能进行讨论的问题,直到1980年“潘晓讨论”才把人生观问题重新提出来加以讨论.
2 《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第1页。
3 陈其武:《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第1页。
4 尚学:《彻底破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0年,第1页.
1 《个人主义有没有积极作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第5-6页。
2 如文祥和在《有条件的个人主义并无害处》中提出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并不一定“水火不相融”的观点(《个人主义有没有积极作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第7页);
王非则认为“至少在现阶段,个人主义思想还是人皆有之,是难免的”。(王非:《个人主义是人人难免的》,《个人主义有没有积极作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第8页)
3 如一些批判文章的标题就显示了这种先验性的“宣判”:《没有无害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为什么老是克服不了》、《个人主义是前进的阻力》、《“积极的个人主义”是反动的》、《个人主义的发展会导致政治上的反动》等等(参见《个人主义有没有积极作用·目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因此,后来《中国青年》杂志就根本不再讨论个人主义有无积极作用的问题,而是转向了“个人主义为什么老是克服不了”的问题,显然更鲜明地带上了引导和号召人们“彻底破除和抛弃个人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条件地把个人融入集体”的色调。参见夏伟宗、李颖、杨宗元:《个人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78-79页。
4 徐友渔认为遏罗克是身兼思想家和烈士双重身份的、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都产生巨大影响的、有如苏格拉底和布鲁诺式那样的人类历史上的佼佼者。参见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遏罗克遗作及回忆·前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年,第13页。
5 遇罗克在日记中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自由的向往,如1966年7月18日的日记:“读完《五四小说选讲》。能够自由地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才是有出息的作品。由此看来,今天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较之五四时代,真是相形见绌了。”引自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遇罗克遗作及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年,第120页。
6 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遇罗克遗作及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年,第19-20页。
7 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遇罗克遗作及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年,第29-31、40页。
8 徐晓、丁东、桧友渔主编:《遇罗克遗作及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年,第20页。
1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遇罗克):《出生论》,载《中学文革报》1967年1月创刊号,引自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遇罗克遗作及回忆·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年.
2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115页。
3 个人主义在中国是功利性的,而不是哲学性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待个人主义的态度很少有人是出于信仰之心,个人主义在中国最大的功效就是作为一种武器,或者说是工具,以达到反传统的目的.”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2年,第165页。
4 在当时无论是“自来红”青年还是“黑五类”子女大都实际上表现“革命”和渴望“革命”的特定时代里,遇罗克的这种观点在客观上有着否定阶级对立进而从根本上否定“革命”这个主流话语的效果,这也是遏罗克思想不容于中央“文革”的根本所在,虽然遇罗克本人在《出身论》等文章中非常熟稔地运用阶级论的理论进行分析和论述。
5 “表现”与学识、成绩具优的遇罗克不能上大学,此事直接刺激了他对“血统论”的反思和批判,提出了“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有意思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邓小平认为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 招收新生的政审条件“太繁琐“,重新指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这样,就连那些在“血统论”猖獗时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为“狗崽子”的知识青年,也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例如,著名记者范长江当时尚未平反,他的儿子范东生也获得了参加高考的资格且被录取,作家胡风当时还在狱中戴着“反革命”帽子,他的儿子张晓山也获得了高考的资格,遏罗克的表现目前人人“平等”的观念部分得以实现.
1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中学文革报》因此立即被封杀,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遏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正如厄尔曼在其《中世纪的个人与社会》一书中指出的:“(在中世纪)个人是如此渺小的一部分,个人的利益轻而易举就会成为敬献在公共利益和社会自身这一祭坛上的牺牲品.对于社会来说,再也没有比侵蚀和消弱这一信念——这是使社会融为一体的基础——更危险的事情了.按照中世纪的观点,杀死一个攻击这种信念的个人,并不侵犯他的尊严.”(引自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44页.)这样看来,遇罗克的“死法”倒是与其个人主义的思想非常“匹配”,可谓“死得其所”.
2 在当时的“个人主义”的名目下,容纳进了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等不同范畴的认为需要批判的东西.如“自私自利”,“惟利是图”;如“要名、要利、要权”,“想夺、想偷、想抢”;如“培植自己的小圈子”,企图实现“称霸文坛的野心”;如“精神上的空虚、寂寞、悲观”;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要求和顾望;如“个人奋斗的人生道路”,等等.这些批判,看起来像是为着个人道德的纯洁所作的努力,又像是为着制定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规约.当然,也是一场想全面而彻底地摧毁强调个性、个体尊严与价值的人文思潮的运动。将道德上的利己主义与人文思潮的个人主义完全混同,这大概会加强批判上的感情憎恶,也更容易置“个人主义”于被审判的境地.不过,在根本目的上,批判所要达到的,不仅是利己主义思想行为,最主要的是破坏、挤压个人的思想、糖神“独立性”,艺术创造的“自主性”,取消人的生活和精神上的“个人空间”,用“公共空间”来取代“个人空间”.(参见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35页。)显然,在当时受批判的“个人主义”的名目下,并非纯粹是我们所说的个人主义思想观念,但个人主义思想观念无疑是批判的主要对象。
3 周扬语,完整的表述是“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转引自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35页。
4 这从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出版的《做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一书可以窥见一斑,它是该社的“青年共产主义者丛刊”之一种,该书收入文章32篇。第一部分杨献珍、张劲夫等人从理论上讲改造知识分子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第二部分“解剖篇”,老舍、藏克家、张光年等人谈个人改造的体会,主要是讲如何克服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思想”,文章的题目就很能说明问题:《挖掉个人主义的根子》(老舍),《个人主义与癌》(张光年),《攻破这个独立“王国”》(藏克家);另一个可作说明的例证是1957年9月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扩大会议上,邵荃麟的总结发言中总结出三条“丁陈”的个人主义表现:一是“文学上追求名利和个人欲望的个人主义”;二是极端个人主义在他们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上的表现……就是对于新事物的冷淡、怀疑以至敌视,其中最突出的是那种对于人民和革命的虚无主义思想”;三是“表现在生活道德的败坏上”.在当时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个人主义”是自私自利、利欲熏心、成名成家等等这些词汇的同义词。“个人主义”是一个人人唯恐躲避不及的,一旦沾上就会陷于麓尬的境地,它让一些人惴惴不安、惶恐度日,而在另一些人手中却是随时可以挥舞的大棒。
5 《雷锋日记》里有一段流传极广的“经典”话语,其中一句是:“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6 “文革”中有一些流行口号,如:“狠斗私字一闪念”、“破私立公”、“斗私批修”、“大公无私”、“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等等;张恩德、董存瑞、霄锋、王杰、欧阳海等作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至牺牲自己生命的模范和英雄被广泛宣扬.
1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1955年初,舒芜将胡风写给他的34封信件交出,《人民日报》于5月13日,将它们与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同时发表,称胡风为“反党集团”。5月24日和6月10日同一报纸又刊出胡风和他的追随者被迫交出的来往信件135封,胡风等被称为“反革命集团”。
2 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当代》(台北),1998年第1期,第110-129页.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9页。
2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27页。
3 所谓“一体化”,指的是文学的演化过程,或一种文学时期特征的生成方式。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过程中,各种文学主张、流派、力量在冲突、渗透、消长的复杂关系中,“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到了50年代,成为中国大陆惟一的文学事实.也就是说,“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文学规范(文学发展的方向、路线、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的规则等)。在50至70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政治的力量的‘体制化',成为惟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因此,随着“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以及“三突出”等创作原则的推行,“整个文学创作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僵硬的机械运作,而且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制约。……在文学审美方面,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已经使时代的共名凝固化,公开发表的文学创作只能成为共名的宣传物,个人性的思考与体验完全被时代的共名所取代.当时具体表现为两种创作倾向,一种是歌颂性的抒情作品大量产生,一种是图解阶级斗争理论的叙事作品应运而生。”对当代文学总体用“一元化”或“一体化”这样的概括已是学界的共识。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页.
4 这些研究成果实际上代表了学界近年对“当代文学”的研究水平,主要有: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廖亦武:《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程光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76)》,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牛津大学(香港)出版社 1993年;
李扬:《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刘志荣:《潜在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
杨鼎川:《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王尧《迟到的批判:当代作家与“文革文学”》,大象出版社2000年等。
1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第132-145页。
2 李定中:《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第2卷第5期,引自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3 臧克家在1950年代写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学刊》,1955年第2-3期)中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作过这样的叙述:“它战胜了各种各样的颓废主义、形式主义,克服着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情调,一步比一步的结合了历史现实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另外,关于当代文学集体主义主导走向的形成可参见刘忠:《集体主义对个体意识的改造与消融——从“延安文学”到“十七年文学”的一种考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60-65页);张根柱、曹允亮:《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延安作家思想转变历程论析》(《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54-61页).
1 茅盾:《“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茅盾文艺杂论集》(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60页。
2 麦克昂(郭沫若):《英雄树》,《创造月刊》1928年第8期。
3 穆木天:《再谈写实的小说与第一人称写法》,《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10日。
4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学运动史料选》(2),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31页.
5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学运动史料选》(2),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31页.
6 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文学动史料选》(2),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8页.
7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247-249页
8 例如有论者在论述丁玲的转变时说:丁玲本来是富有艺术个性的,她具有富于女性特色的敏锐的感觉方式,那份大胆而率真的抒情习惯,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她的“‘我'的个性,‘我'的识见,‘我'的审美趣味”受到打击,“她终于吸取了教训,由个性扩张转变为收缩个性,由自我抒遣转变为自我封闭,由倾听自己的心声 转变为图解现成的公式:她的创作变了质,由先前那种积极的自我超越和自我保护,变成了自我丧失,变成了一种消极的自我保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丧失自我的标志性作品,这部小说“完全是用阶级关系来组织人物圈子”,“让人物的言行举止尽量充分表现出他的阶级性”,除开“一个纯粹政治性的主题”,“你就说不出这部长篇小说还有什么别的内容”,丁玲的变化“使人感到惋惜和悲哀”.(王雪瑛:《论丁玲的小说创作》,《上海文论》1988年第5期.)另外,“何其芳现象”也是更为典型的例证.
1 张鸿生:《当代文学中日常性叙事的消亡——重读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第116-127页。
2 参见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载《英雄和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37-150页。
3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245-246页。
4 原文发表于1957年5月5日《文艺月报》,引自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6-320页,本节以下引自该文的引文不再加注。
1 钱谷融:《文艺创作的生命与动力》,《艺术·人·真诚——钱谷融论文自选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8页。
1 季进、曾一果:《钱谷融先生的文学思想论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第167-172页。
2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转发舒芜检讨自己错误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长江日报》1952年5月25日)所加的“编者按”(胡乔木撰写)中,为“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的错误性质,做出这样的裁定:“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1952年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四次有胡风本人参加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在中宣部写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报告中,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主要错误”有如下的归纳:“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把旧现实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文艺。”(引自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1 胡风:《青春底诗——路翎著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序》,《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7-188页。
2 胡风:《青春底诗——路翎著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序》,《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7页.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
2 晓立:《从“瓦甘诺夫”联想到洼地上的“战役”》,《文艺月报》1954年5月号。
3 巍巍:《纪律——阶级思想的试金石——谈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解放军文艺》,1955年3月号。
1 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文艺报》1955年第1-2号。
2 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文艺报》1954年第12期.
3 “百花文学”的遭遇也能说明这一点.有论者指出“百花文学”实际上也涉及了个人与群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暗示了这个新生的社会存在“本质化”、“教条化”的趋向。比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讲述知识者与大众、个体与群体之间冲突的故事,……是关于20世纪现代中国社会的“疏离者”的故事。”而细致绵密、也略为感伤的短篇《红豆》的叙述者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已成为“党的工作者”的江玫,叙述自己在群众运动中改造自己走向革命,也包括对自己脆弱、迷误的感情经历的反省,但叙述的“反省”并不彻底,在细致而动情地涉及当事人的爱情经历时,便会或多或少地离开了“批判”的立场,而同情了江玫的那种感情纠葛。因而,投身革命与个人感情生活,在小说中并没有被处理成完全一致。这种叙述上的分裂,当然没能逃脱“训练有素”的批判者的法眼,姚文元在《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中指出:“作者也曾经想……刻划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江玫经过种种复杂的内心斗争,在党的教育下终于使个人利益服从于革命利益”,“然而,事实上作者并未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一当进入具体的艺术描写,作者的感情就完全被小资产阶级那种哀怨的、狭窄的诉不尽的个人主义感伤支配了”,“作者没有比江玫站得更高”。没有“看到过去江玫的爱情”“是毫不值得留恋和惋惜的”,因为齐虹本质上是“被美化了的‘反现状'的个人主义者”和“反党的个人主义者”。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4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6、428页。
1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4页。
2 近年也有论者注意到了胡风文艺思想不容于“当代”主流文艺思想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内在的个人主义观念,因此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论争与批判“只有置于个人/集体两种价值观念冲突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刘忠:《集体主义对个体意识的改造与消融——从“延安文学”到“十七年文学”的一种考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60-65页)
1 参见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2 宋剑华:《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4页。
3 指在绝对化集体主义价值理念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如前苏联与“极左”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不包括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4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0页。
5 李希凡:《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中国青年报》1957年9月17日。
6 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3页。
1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页。
2 张中晓:《狭路集·四八》,《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12页.
3 张中晓:《无梦楼文史杂抄·一一二》,《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33页。
4 张中晓:《拾荒集·二九》,《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75页。
5 张中晓:《拾荒集·五一·五二》,《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81页。
6 张中晓:《拾荒集·三一》,《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75页。
1 张中晓:《狭路集·四七》,《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12页。
2 张中晓:《拾荒集·五八》,《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83页。
3 张中晓:《狭路集·九四》,《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22页。
4 张中晓:《狭路集·十九》,《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05页。
5 如“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想活。”(《拾荒集·二九》;“病发后六日记于无梦楼,时西风凛冽,秋雨连宵,寒衣卖尽,早餐阙如之时也。”(《无梦楼文史杂抄·九九》)等都表明了张写作《无梦楼随笔》时的苦难境地.
6 王元化:《<无梦楼随笔>·序》,《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
7 单世联:《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黄河》,1998年第4期,第98-116页。
1 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30-332页。
2 杨键:《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第98页.
1 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8卷),涂纪亮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2 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8卷),涂纪亮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3 李劼曾在其长篇回忆录:《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风景兼历史备忘》:(http://www.huachengnz.com/article/view_9116_7.html)中提到刘再复的“文学的主体性”理论出台后,有人就指出这种理论和钱谷融1950年代的“文学是人学”的思想恰合之处甚多.
4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6-22页。
1 皮亚杰认为:“任何认识都首先建构在一个由主客体综合作用的“格局”之上。这个“格局”随着环境的刺激和主体的成长,逐渐丰富、变迁和复杂化。高级的“格局”形态是由低级“格局”形态发展而来的。在高级形态上,低级形态的某些残片、因素和颗粒作为遗传物还存活着;而另一些原先仅作为征兆、胚芽和细胞的东西则又会发展为具有充分意义的高级“格局”形态。因此,高级“格局”与低级“格局”在本质和现象上都是相通的。”(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1页)
2 为论述方便,我们把属于文革地下写作范畴的几部小说作品,如《波动》等放在1980年代个人主义文学叙事中进行论述。
3 廖亦武:《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第192页。
4 廖亦武:《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第222页。
1 廖亦武:《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第235页。
2 廖亦武:《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第257页。
3 在1980年代的文学界,“自我”绝对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词汇,1981年前后还发生了关于“自我”和“自我表现”的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参见武生:《关于文学中的“自我表现”问题的讨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2年》,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
4 “个人主义文学叙事”是一个不严密的概念,它在本论文中主要指那些表现了个人主义观念的文学作品。
5 《沉沦的圣殿》(廖亦武主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揭示了文革地下诗歌对1980年代文学的影响,例如书中提到在1980年,舒婷就撰文提到北岛、江河、芒克等人对她的巨大影响(第306页);
林莽则回忆说:食指(郭路生后来的笔名)之所以受到同代诗人们的敬重,重要的是他诗中所体现的艺术指向。60年代的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中充斥着政治口号。然而食指以独立的人的精神站出来歌唱,他让我们感到了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是直觉,是情感,是经验,是有意味的形式,首先是人的自由意志与人格的体现。他的后来者们,朦胧诗的早期作者们正是沿袭了这一点,才成为了开一代诗风的代表人物(第122页);
宋海泉也说:郭路生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个体性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的人的尊严,恢复了诗的尊严(第237页)。
6 在1980年的“潘晓讨论”中,写信参与讨论的、认同“潘晓”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和人性观的主要是青年人,参见论文第二章第二节。
1 1980年代初期,“人道主义“形成了一种波及政治思想、哲学、历史和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广泛的社会思潮。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年到1983年,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方面的文章多达700余篇。参见程光炜:《“人道主义”讨论:一个未完成的文学预案》,《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第22-29页。
2 在1980年代初期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个人主义就成了一种普遍性的精神立场和价值观念,它与人道主义是紧密扭结在一起的,但学界往往以“人的觉醒”、回到“五四”来定位1980年代初期的文学,显然,这样的定位是有充分史实根据的,但却是模糊的:“五四”“人的觉醒”究竟是作为“类”的“人”的觉醒,还是“个人”的觉醒?1980年代回到“五四”,是回到了“个人主义”的“五四”,还是“人道主义”的“五四”?从“个人主义”这个角度看,这些问题都有重新追问的必要。
3 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35页。
4 科利斯·拉蒙特和保罗·库尔茨都自认为是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并且据此提出了他们的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的政治主张。如科利斯·拉蒙特指出:“人道主义的原则要求将民主尽可能最广泛地扩展到人类生活的一切有关方面去。人道主义的民主概念,自然是与那些较早时候对民主理想所作的贡献(例如美国《人权法案》具体规定的各项保证和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等鼓舞人心的战斗口号)相结合的。全世界的人道主义者还赞成1948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的、国际公认的《世界人权宣言》的信条。”(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贾高建、张海涛、董云虎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249页.);而保罗·库尔茨则说:“民主精神关注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确认个人根据其愿望行动的权利,制止对个人选样和个人行为领域的下正当的干扰。它 为个人实现自身和发展自身提升机会和条件。民主伦理学认为,就我们尊重个人的自由权来说,我们不仅促成他人的发展,而且促成自身的发展;就我们尊重他人来说,我们能够学到他们的经验、智慧和真理。宽容多样性的民主的方法扩大了我们发现的视野和领域,增强了社会中的创造性.就我愿意聆听他人意见、把他人看作应平等和公正地对待的人而言,我促成了我们双方的发展。”(保罗·库尔茨:《保卫世俗人道主义》,余灵灵等译,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4页。)
1 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贾高建、张海涛、董云虎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250-253页。
2 也有学者将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等同,认为人道主义也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如李之鼎说:“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与仁道主义、民贵主义不同,它们是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前者是反集权、反君主专制主义的;后者是调和君民矛盾,维护君主专制主义的根本利益的。前者以人(每一个个体的人)为中心;后者以唯一者君主为中心,适当照顾民的利益,以期“保民而王”。前者的基本价值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后者则是以仁为核心,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君父伦理的三纲五常等。前者的代表是近现代具有主体性的知识分子;后者的代表是士,是几千年礼教(或仁道)思维控制的读书人。如果说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人道主义的现代成果,那么人道主义的价值观的重心是作为自由主义的核心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或译个体主义、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通向人类一直向往的自由群体(=“自由联合体”)的桥梁。仁道主义、民贵主义的价值观核心是君权,自然是专制群体主义。持个人主义的人是追求主体性的人,是向着高度物质文明与糖神文明迈进的人,他们组成自由群体,逐步实现着个体与群体的同一性。自由个体以及自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区域、族群、国邦)才具有真正“群体主义”的意义。或者说,自由群体才能产生真正的群体主义。其他群体主义都是冒牌货,往往是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所挂的欺人的“羊头”。非自由群体是由不同程度的蒙昧个体(或由其组成的区域、族群、国邦)或被压迫个体(或由其组成的区域、族群、国邦),在不同情况下(历史的、传统的、专制的、极权的……)非自由的联合,这种联合体只能产生各种名目的假群体主义。自由联合体是现代性的,非自由联合体属于前现代(参见:《人道主义与仁道主义,民主主义与民贵主义》,《文论报》,1997年7月1日).这里,李之鼎所说的反集权的人道主义就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
1 哈耶克认为“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等等显然是矛盾的说法,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6页.
2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51页。
3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52页。
4 周作人:《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15页。
1 例如,他在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此外或者还有什么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9-80页。)
2 鲁迅:《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7页。
3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1、52页。
4 汪卫东:《鲁迅前期文本中的“个人”观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22-123页.
5 1980年代初期“回到五四”的喧哗声中无疑包含了回到“个人主义”“五四”的意指,例如胡绳在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明确指出:“应该承认,在那时,人们提出个人主义,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他们把个人主义作为反封建战斗武器……打破封建的枷锁,争取个性的发展和个人独立自主权利的号召;表了他们的要求,激起起了他们的共鸣,对他们起了巨见大鼓舞作用.”胡绳:《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与科学》,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05页.
1 参见李劼:《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风景兼历史备忘》:http://www.huachengnz.com/article/view_9116_7.html.
2 1980年代文学一个典型现象是一个作品受到批判,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阅读兴趣,与历史学家史景迁在评价中国80年代的文化心理时曾说的“反败为胜”颇为类似(参见史景迁:《从共产主义到市场经济》,(台北)时报文化2001年)。关于“潘晓讨论”以及个人主义文学叙事发生及嬗变的详细论述参见本章第二节及第三章。
3 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第39-42页。
1 朱光潜:《自由主义与文艺》,引自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1945-1999》(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2-113页。
2 陆梅林:《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第40-51页。
1 汝信:《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第5版。
2 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第4、6版。
3 邢贲思:《怎样识别人道主义》《百科知识》1980年第1期,第22-24页。
4 陆梅林:《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第40-51页。
5 何西来:《人的重新发现——论新时期的文学潮流》,《红岩》1980年第3期,第32-36页。
1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19页。
2 赵修义:《主体觉醒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长——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观念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7-12页.
3 赵修义:《主体觉醒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长——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观念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7-12页。
4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45页.
5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20页。
1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21页。
2 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把人道主义的含义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1页)。“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18页),“它不能对人类社会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应当批判剔除,而作为伦理原则共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则可以批判的继承,“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我的伦理道德教育的一项内容,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任务(44页)。“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立足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一项伦理原则,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37页)。本来胡乔木的文章是为批判1983年周扬在中央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活动上所作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第4版)报告而写的,但实际上他们的看法却基本一致(参见程光炜:《“人道主义”讨论:一个未完成的文学预案》,《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第22-29页.),倒是王若水明确提出了“人道主义”“不仅仅是一些道德规范,而且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51页)的不同意见.
3 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页。
4 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29页.
5 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页.
1 林清奇:《论人性是文学艺术美的本质因素》,《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69-73页。
2 谢明德:《文学与人道主义》,《湘江文艺》1981年第2期,第35-38页。
3 张恩荣:《文学——塑造人物,表现人性的艺术》,《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第132-136页。
4 敏泽:《论人性、阶级性和文学》,《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1期,第13-22页。
1 俞建章:《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潮流——对三年来文学创作的回顾与思考》,《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第22-33页。
2 张炯:《关于人性、人情及其它》,《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第37-40页.
1 王春元:《人性论和创作思想》,《文艺报》,1983年第2期,第7-9页。
2 陆贵山:《哲学思潮与人性描写》,《光明日报》,1983年7月28日,第4版。
3 艾斐:《“人性”的重弹与创作的失误》,《山西日报》,1983年12月16日,第3版。
1 王春元:《人性论和创作思想》,《文艺报》,1983年第2期,第7-9页。
2 沈敏特:《新时期文学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清明》,1984年第4期,第244-254页。
3 张韧、杨志杰:《从<啊,人……>到<人啊,人!>——评近几年文学创作中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文学评论》1984年第2期,第5-14页。
4 士林:《失误在哪里——评张辛欣同志一些小说的创作倾向》,《文汇报》1983年12月6日,第3版。
5 敏泽:《坚持思想和文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光明日报》,1983年11月12日,第4版。
6 艾斐:《“人性“的重弹与创作的失误》,《山西日报》,1983年12月16日,第3版。
7 白烨:《当前文艺创作中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3期,第27-38页。
1 陆贵山:《哲学思潮与人性描写》,《光明日报》1983年7月28日,第4版.
2 敏泽:《坚持思想和文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光明日报》1983年11月12日,第4版。
3 张韧、杨志杰:《从<啊,人……>到<人啊,人!>——评近几年文学创作中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文学评论》1984年第2期,第3-12页。
4 敏泽:《论思想和文学领域中的异化及抽象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昆仑》1984年第1期,第67-70页。
5 正如贺敬之所说:“我们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界线。社会主义国家总不能提倡个人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无政府主义。”(贺敬之:《当前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83年第10期。)程光炜的论文《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第21-29页)论述了具有明确的个人主义思想倾向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为什么难以进入作为“经典”进入文学史,可参考。
6 笔者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现象,与1980年代初期的“人道主义”、“人性”的倡导者截然相反的是,对“人道主义”和“人性”持反对意见的人则几乎把当时文学实践中的所有“人道主义”和“人性”的言说都视为“个人主义”加以否定。他们认为强调人性与人道主义在文学中的作用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人性论是一种唯心史观,它的基本点是脱离人的社会性来讲人的本质,把共同的人性强调到否认人的阶级性的地步,而用超阶级的人性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这样就会是非不分,爱憎不明,也就无所谓善恶,无所谓美丑。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正如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时所说的那样,实则是一种以人(个人)为主体的利己主义”。(陆梅林:《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第40-51页.)“人道主义讨论”合法化以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概念的提出后,上述意见就湮没无闻了。不过,这种意见倒是正好可以旁证我们的观点:1980年代初期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紧密扭结在一起的。
1 学界普遍认为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话语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第三代诗人”和“先锋小说”才正式出场的,参见薛毅:《关于个人主义话语》,《上海文学》1999年第4期;
另可参见李陀在《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主编,三联书店2006年)中的相关回忆。
2 一个典型的文学史实方面的例证是1986年“新时期文学十年”之际,当刘再复等人以“人道主义”来概括这十年以来的文学成就时,遭到了一些青年学者的质疑和批判。
3 参见程光炜:《“人道主义”讨论:一个未完成的文学预案——重返80年代文学史之四》,《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第22-29页.
4 “五四时期‘个人主义'基本上是一个褒义词”(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7页。)
1 薛毅:《关于个人主义话语》,《上海文学》1999年第4期,第76-79页。
1 “潘晓讨论”持续时间超过半年,先后共有六万多封读者来信直接参与“潘晓讨论”,有的来信是几十、甚至数百青年联名写来的,而《中国青年》杂志也因此创下397万份的发行记录,考虑到那时的群读、争阅氛围,估计《窄》的直接读者不下于千万。而且,自7、8月份起,《中国青年》编辑部的部分人员被邀请到各种场合去作关于讨论的报告,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会等国际大通讯社也作了报道,国内的报刊更是报道不断。当时有人甚至把“潘晓”和孔子、毛泽东、鲁迅并列为影响中国的四个代表性人物。著名理论家、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也说:“潘晓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胡乔木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2 《中国青年》杂志社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在2000年由《中国青年》杂志社举办的“潘晓讨论”20周年座谈会上,参加座谈会的学者指出,20年前的那场讨论打破了长期的思想禁锢,引发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自我存在的重新认识,对自身价值的深沉思考,对个体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审度。20年的进步证明了一个道理: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充满人性关怀的空间,建立一个尊重人的生存个性的社会,历史的进步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存的尊严。
3 赵林:《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1 人们通常把“潘晓讨论”理解为1980年代一个重要的思想史事件,显然,“潘晓讨论”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文学史事件,“潘晓”堪称是1980年代初文学中独特的个人主义者形象,《窄》的个人创伤叙事与当时“主流文学”截然不同,它实际上标志个人主义话语公开在1980年代文坛登台亮相的。(参见吕永林:《重温那个“个人”——关于一个久已消散的文学史印迹》,《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第82-89页.)
2 参见《人生激辩——回望“潘晓讨论”》: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12/11/content_10486877.htm.
1 《窄》是在对黄晓菊和潘祎二人组织来稿的基础上经由马笑冬之手改编再经《中国青年》编辑部集体把关而成的,因此《窄》可以说是一件集体创作的作品,反映的并非个人而是很多人共同的观点,在由马笑冬起草、郭楠柠作了很大修改的《编者的话》(《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第1页)里,字里行间透露出了对当时读者(主要是杂志所面向的青年读者)思想状况的清醒认识和把握:“了解这十几年沉浮变迁的人们,都不难理解青年们探索人生所走过的艰难历程,象潘晓们一样,他们原来也真诚地相信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真诚地愿意为革命,为信仰献身。然而,十年动乱冲毁了这一切:理想与现实竟有着这样惊人的距离,人生的旅程竟是这样的艰辛,人生的目的竟又是这样模糊,把握不住!他们彷徨,苦闷……人生意义的课题,必然地,不可免地在青年当中又重新被提出来了……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对社会的前进作出过贡献.”《编者的话》可以理解为对1980年代是“一次社会较大进步的前夕”的敏锐感觉,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人们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清醒意识.
2 参见《人生激辩——回望“潘晓讨论”):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12/11/content_10486877.htm.
1 潘晓:《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第2-5页.
2 例如《窄》和《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中都充满对亲人、家庭、组织、友谊、爱情等的极度失望以及自己由此产生的孤独情结的叙述,这也是它们发出“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及“只有自我是绝对的”等感慨的根本原因,而且,《窄》和《只有自我是绝对的》的个人创伤叙事并不是纯粹的“文革”体验,而是集中在“文革”之后的人际关系的叙述上,这就显示了它和一般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创伤叙事的根本不同,它们的叙述实际上表明“文革”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极为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叙述的不是“愈合”伤痕,而是展示了伤痕在“新时期”的延续与加剧。参见吕永林:《重温那个“个人”——关于一个久已消散的文学史印迹》《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第82-89页。
3 潘晓:《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第2-5页.
1 赵林:《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2 《来信来稿摘要》,《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
3 很可惜,大规模的讨论只进行了短短几个月,1980年8月20日,中央电视台播放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成了一个转折的关节点.1980年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一封是“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写的《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另一封则是“北京石月”写的《邻居眼里的潘晓》——“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胡耀邦在其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该批示。一时间,“潘晓讨论”出事了,传遍北京城,大规模讨论由此收场。而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1983年12月,华中工学院党委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认为“……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的精神污染.”引起有关部门注意,由此,原社长关志豪被调离,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在此文的“编者按”里,编辑部向社会公开检讨:“……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参与“潘晓讨论”的6万多封来信,全被当成废纸,化为纸浆。直到2000年,《中国青年》纪念“潘晓讨论”20周年,算是自己给自己平了反。
4 “潘晓”的《窄》由“自私是人的本质”这一个人主义的人性观出发,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当时得到很多人认同,在讨论中,有人甚至强调,“自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大公无私的人绝对没有”;“大公无私在目前还只能是一种理想境界,只有很少人能够达到,因而不宜在现在提倡”(参见《来信来稿摘要》,《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及赵林:《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虽然“潘晓讨论”被紧急叫停了。但这些观念在后来的“存在主义”以及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等“西学”中找到了思想资源,“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实现”成为1980年代深入人心的观念.关于“存在主义”等“西学热”作为1980年代个人主义思想资源的论述参见本章第三节。
1 参见网页http://www.gmw.cn/01ds/2002-01/23/32-F4E3C0CCF491F4754825684A0007BD80.htm.
2 有论者言,《窄》这个小小的文本让我们看到了当代自我认同的多个故事性,以及当代个人主义叙事的多种选择性,其中既有集体主义的信仰残余,也有个人主义的新政宣言。而在个人主义的新政宣言里,也是既有个人主义之宏大叙事——“搅动生活,影响社会”的激情召唤,亦有个人主义之小叙事——“安心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的细密纠葛。其中最让人觉得需要留神的是,在潘晓的个人主义宏大叙事愿望和集体主义信仰残余之间,似乎还存在着某种隐秘而又暖昧的关联.尽管潘晓在阐释其“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个人主义观念时有言:“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然而接下来她还是不由自主地提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并且习惯性地使用了在以往文学叙述中十分常见的一个意象——“太阳”,还特别强调了其“照耀万物”的客观功能,似乎想借此来建构一种其个人与他者及整个世界之间的契合关系。纵观全信,潘晓这种个人主义宏大叙事的最大动力来源似乎并非其当时的现实生活本身,而恰恰是其原有的集体主义信仰的“遗留”。吕永林:《重温那个“个人”——关于一个久已消散的文学史印迹》《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第82-89页。
3 从中国现代个人主义观念史看,“潘晓”既想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又对周围人们热心于过小日子和自私不满的想法也并不构成必然矛盾,可以说延续了“五四”个人主义思想中的个人与国家、民族协调发展的观念。
4 可以想见,如果《窄》的个人主义思想的表述不具备这种“矛盾”性,只是单一的言说“过小日子的冲动”或者“个人奋斗”,而不把“为他人和为社会”等话语缝合在内的话,在当时,它要么不可能公开出现于众人眼前,即是出现了也会被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批判,张辛欣的作品在此前后的遭遇即是明证,可参看本章第一节的有关论述。
5 赵稀方:《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6 朱立元:《怎样看待八十年代“西学热》,《文史哲》1996年第1期,第44-48页。
1 “‘萨特热'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长达十年之久”,见魏金声主编:《西方现代人学思潮的震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0页。
2 赵培文:《一些青年为什么对西方学说兴趣浓厚》,《文艺情况》1982年第10期,第1-4页.
3 赵子祥、武斌:《大学生对存在主义的看法——对三百名大学生的调查》,《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2期,第22-29页.
4 魏金声:《西方现代人学思潮的震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2页。
5 魏金声:《西方现代人学思潮的震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2页.
6 杨国荣:《存在哲学的歧途》,《书林》,1990年第1期。
1 木弓:《向萨特告别》,《读书》,1988年第3期。
2 杨庆祥:《“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第39-43页。
3 王鸿生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讨论会”上的发言。引自罗岗等:《普遍性、文化政治与“中国人”的焦虑》,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4 皮亚杰在反思拉马克主义的“刺激→反映”(即S→R)说开始了对认识论的研究,他说:如果我们为了方便还愿意保留刺激反应这个术语,那么对这些概念本身就必将进行依存会完全改变它们的意义的彻底的变革。一个刺激要引起某一特定反应,主体及其机体就必需有反应刺激的能力,因此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这种能力,它相当于瓦丁顿在胚胎发生学领域内所称的”能耐“。……我们不从刺激开始,而从对刺激的感受性开始,感受自然是依存于作出反应的能力的。所以这个公式不应该写作S→R而应该写作S(?)R,说得更确切一些,应写作S(A)R,其中A是刺激向某个反应格局的同化,而同化才是引起反应的根源。对S→R公式提出这种修改因此不知识出于单纯追求准确性,也不是为了理论上的概念化;这个修改提出了依我们看来是认识发展的中心问题。在行为主义的彻底的拉马克主义观点中,反应仅仅是对刺激所特有的先后序列”“在功能上的反映”(赫尔);从而学习过程就成为获得成就的基本过程,而对学习则是按照记录外界材料这个经验论模型来理解的.要是这个概念真的靠得住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结论就应该是:整个认识发展过程都必须看作是在这种理解下学习情境的不间断的先后相继出现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基本出发点是做出反应的能力,即“能耐”的话,看法就正好相反,这就是说,学习在发展的不同水平上是不同的,学习基本上是依赖“能耐”的演化的.真正的课题,因此,就是要阐明这个“能耐”的发展。(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0-62页)
5 赵稀方:《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4-15页.
1 赵修义:《主体觉醒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长——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观念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7-12页。
2 关于存在主义思想的个人主义性质,中外学者已经颇多论述(可参见解志熙:《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2-32页),因此,笔者此处不用再对存在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密切关系过多饶舌。实际上,萨特本人也不讳言个人主义,他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中,对一些人对于存在主义的各种指责,如“绝望的无为主义”、“泛自由主义”“不负责任的利己主义”等一一进行了反驳,但对于指责存在主义为“个人主义”却不加以驳斥,反而在演讲中大力声张了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是它使每一个人主宰他自己,把他存在的责任全然放在他自己的肩膀上。由是,当我们说人对他的本质负责时,我们并不只是说他对他个人负责而已,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主观主义'这个词有双重意义,而我们的论敌只在其中一个意义上做文章。主观主义一方面是指个人的自由,另方面则指人越不出人的主观性。这后一层意义在存在主义哲学里是比较深奥的。”(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熙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8-9页)。批判存在主义者有一种通行的说法,即把存在主义指斥为“极端的个人主义”(例如胡乔木把“自我设计”、“自我表现”等视为“同社会格格不入的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闯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页);陈燊指斥萨特思想为“无政府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陈燊:《也谈萨特》,《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3、4期);杨思基也持同样观点(杨思基:《存在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21-26页。)其实,这些指责如果排除其先验的批判“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极端”这样的措词,在客观上正好说明了存在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本质。
1 潘晓:《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1 赵林:《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赵林提出的“自私”与“自我”的观念实际上成了此后“潘晓讨论”的焦点.
2 单世联:《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黄河》,1998年第4期,第98-116页。
3 赵稀方:《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4页.
4 例如“自由”,用萨特自己的话来解释“不是说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是说人在每一件事情上,或每一个处境中,都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没有任何原则应该先验地指导他的判断。”(让·保罗—萨特:《萨特文集》第7卷,沈志明、艾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再如“自我选择”也在萨特那里也有其独特的内涵:第一,选择是自由的也是必须的;第二,你应该将选择付诸行动;第三,选择的后果并不重要,但自己要对选择的后果负责.(让·保罗—萨特:《萨特文集》第7卷,沈志明、艾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77页)。这显然和萨特在他的那次著名的演讲中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存在主义的第一个作用是它使每一个人主宰他自己,把他存在的责任全然放在他自己的肩膀上。由是,当我们说人对他的本质负责时,我们并不只是说他对他个人负责而已,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既对自己负责,也对所有的人负责;我在创造一种我希望人人都如此的人的形象。”(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熙良译,上 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8、9页)。
1 韩少功、王尧:《八十年代:个人的解放与茫然》,《当代》2003年第6期,第189-198页.
2 艾青:《从“朦胧诗”谈起》,载1981年5月12日《文汇报》,引自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学苑出版社1989年,第161页。
1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载《诗刊》1981年第3期,引自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学苑出版社1989年,第107-108页。
2 孙绍振先生关于“新的美学原则”的描述(两个“不屑于”以及“回避”外部、追求“心灵秘密”等)和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甚至“私人化写作”理念恰合之处显明。
3 程光炜认为当时的“知识者群体都有一种共震性的存在的焦虑,‘文革'的终结,绝不只是一段历史的告别,而在更深层次上潜伏着与之相关的历史叙述体系的总体危机,并内在地连带着知识者的精神失语.”就是在这种“焦虑”的状态下,80年代的“西学热”才能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程光炜:《一个被重构的“西方”——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看八十年代的知识范式》,《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李陀在2006年的一个访谈里回顾了1980年代两个重要的思想运动,他说:“要做历史分析,我以为首先要做的,是回顾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这两个思想运动,回顾它们之间那些纠缠不清的纠葛和缠绕,它们之间那种相互对立又相互限制的复杂关系.”在李陀看来,“思想解放”和“新启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要“在对‘文革'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上的新秩序。”后者则是“想凭借援西入中,也就是要凭借从‘西方'‘拿过来'的‘西学'话语来重新解释人,开辟一个新的论说人的语言空间,建立一套关于人的新的知识。”(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274页。);“到1980年前后,对于存在主义文艺的介绍已经形成对西方文学介绍的主要部分,并且为相当一批青年所接受。其间兴起的‘萨特热'、‘存在主义热'、‘卡夫卡热'等,都无不与理论界‘异化讨论热'有关。”(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7页.)而汪晖的表述则更为明确:“值得注意的是,在寻求个人的自主性的过程中,启蒙思想既从西方的宗教改革和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学说)中汲取思想资源,也从尼采、萨特等思想家那里得到灵感。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尼采、萨特等人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却被省略了,他们仅仅是个人主义的和反权威的象征.”(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1 “一般来说,80年代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普遍地信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而其预设就是建立在抽象的个人或主体性概念和普遍主义的立场之上的。”(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2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
3 李泽厚:《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4 李泽厚:《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
5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4页;《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200页。
6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40页.
7 李泽厚:《关于主体性的哲学论纲》,《李泽厚哲学文存·下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25页。
8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08页。
1 单世联:《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黄河》,1998年第4期,第98-116页。
2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4页。
3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14页。
4 李泽厚:《美学四讲》,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250页。
1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12、第33页。
2 陈家琪:《康德、黑格尔及其他——关于“新道德主义”的一封信》,原文刊于《文景》,引自《世纪中国》网站2004年8月20日.
3 参见单世联:《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黄河》,1998年第4期,第98-116页。
4 李泽厚:《关于主体性的哲学论纲》,载《李泽厚哲学文存》(下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29页.
1 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2 《文汇报》,1985年7月8日.
3 《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第11-26页;1986年第1期,第3-15页,本小节以下引文,凡不加注,皆引自此文。
1 何西来认为“文学主体性是文学领域中人道主义的一个哲学化提法”,他并且将刘的文学观与1950年代受挫的“文学是人学”理论连接成为一个不断整合的话语谱系(参见何西来:《对于当前我国文艺理论发展态势的几点认识》,《文论报》1986年6月11日);
杨庆祥则说:“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刘再复通过‘主体论‘所构建的新时期文学传统,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中激进主义的传统,在这一点上,刘再复回到了他所想象或者构建的‘鲁迅'和‘五四',同时,也为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化'提供了最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持。”(杨庆祥:《“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第39-43页。)
2 林兴宅:《我们时代的文艺理论——评刘再复近著兼与陈涌商榷》,《读书》,1986年第12期。
3 因此,刘再复一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立即引起一些信奉马列文论的学者及作家的忧虑和批评.他们直接感受到刘以“异质”知识谱系建构的新文艺观与自己一直所信仰的文论与文学观的乖离倾向,以其所处的权威地位和负责态度发表了旗帜鲜明的批评意见。陈涌、程代熙、敏泽、郑伯农、姚雪垠等或从马列原典的校读出发,或从文学史实的选取出发,或从自己特有的创作体验出发,对刘文的相关论断提出尖锐批评。在他们看来,刘文所引发的不是枝节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文艺的命运的问题”。(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红旗》,1986年第8期)
1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50页。
2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3页.
3 李泽厚:《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201页。
4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27页。
5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3页。
6 对此,刘晓波在《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说,李泽厚的的思想根源,不是康德、不是鲁迅、更不是马克思,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传统文化所造就的国民性(59页);李泽厚虽然专门研究过康德,但是康德对人类自负的批评,在李泽厚那里似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他仍然想成为黑格尔式的哲学家(15页);李泽厚抽掉了感性的个体生命,代之以理性主体、道德主体、社会主体,即以整体主体性来取代和否定个体主体性。李泽厚的主体性仅仅是形式上的,概念上的,其内在实质仍然是客体性,或者说是无具体主体的抽象主体性(第42页).
7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51页。
1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201页。
2 李泽厚坚持了自己的思想,他在近年的一次以书面形式问答的访谈中表示,《批判哲学的批判》中的“大我”“小我”说,就是他在《历史本体论》中所说的:“人是从‘个体为整体而存在'发展而成为‘整体为个体而存在'的.他认为,强调后者而否定前者是非历史的,强调前者而否定后者,是反历史的。他说:自由主义偏重‘整体为个体而存在',是非历史的,社群主义偏重‘个体为整体而存在',在今日中国则可以是反现代化潮流,从而是‘反历史的'。他还引用马克思的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以及“个性的比较高级发展,只有牺牲个人的历史进程来取得,……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他认为,在这一点上,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是一致的。(李泽厚:《循康德、马克思前行》,《读书》2007年第1期,第3-10页)。
3 刘晓波批评李泽厚“积淀说”实为“社会——理性本位”(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3页).
4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1页。
5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1页。
6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9页。
1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7页.
2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3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页。
4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5页.
5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页。
6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8-49页。
7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页。
8 夏中义:《新潮学案——新时期文论重估》,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42页。
1 《文坛“黑马”刘晓波》,载《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月号,转引自夏伟东、李颖、杨宗元:《个人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2页.
2 夏中义:《新潮学案——新时期文论重估》,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41-242页.
3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62页。
1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05页。
2 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3 刘小枫甚至说:“宁可不信上帝——这对上帝来说并不妨,也不可信赖种种伪神”.(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60页).
4 刘小枫所以要从民族精神谱系的个案追问,与历史理性主义的神学解构两方面,来对李泽厚的“积淀说”展开价值证伪,目的不仅在于“破”,更在于“立”,即引进西方现代基督教神学,为处于世纪性转型的当代中国文化重建提供新的价值参照(参见夏中义:《新潮学案——新时期文论重估》,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12页)。
5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98页。
6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91-292页。
7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90页.
8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93页.
9 夏中义:《新潮学案——新时期文论重估》,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11页。
1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21页。
2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60页。
3 陈燕谷、靳大成合写的长文《刘再复现象批判——兼论当代文化思潮中的浮士德精神》(以下简称《批判》,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第16-30+38页)曾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自由讨论,参加者多为青年学者(钱竞、吴予敏、苏炜、陈晓明等),他们提出来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可见此文观点颇能反映他们的思想;本小节下文凡引用该文,不再加注。
4 《批判》说:“事实上,新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超越主体性理论,进行新的探索以回答新的挑战,新的一轮已经开始了。”。他们在不同的方面代表了未来的方向。”我们“既是对刘再复的态度和理解,同时也是对我们自身的检讨.从刘再复现象中,我们汲取了力量,也发现了超越的必要。”而《批判》文前的“编者”则说:“为了更坚实的前进,为了加快步伐追上去,到了我们正视自身在探索中不足的一面的时候了。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批判》以刘再复在《关于人与文学的思考》中分析劳伦斯的短篇小说《骑马走出的女人》时的两个祈使句为例,认为刘“谈论的是某种陌生的、遥远的、仅仅在观念上知道而无法达到心灵沟通的东西.事实上,刘再复那充满十九世纪感觉的心灵很难体验二十世纪的情绪。不止是劳伦斯的全部作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全部二十世纪的新文学,都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抗议。二十世纪是承受人类主体性之胜利所带来的恶果的世纪。用这种眼光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二十世纪的艺术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焦虑、恐惧、混乱和畸形的东西,为什么烦、畏、死亡、荒诞会成为二十世纪哲学的主题.荒诞的本质在于,我们的理想嘲弄了我们。古典人道主义者在追求主体性时,只看到并且只能看到这个理想目标的正面。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特殊历史现状则是:一方面我们的现实处境要求普遍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我们毕竟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能对主体性的限度视而不见,沉湎于虚幻的自信之中。”《批判》认为刘再复“对传统、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态度不可能象发出‘我不相信'叫喊的年轻人那样激进,他的自我意识中的复数人格有时还会融进到杜甫式的载道传统里去,与他的个体生命的冲动发生矛盾.……他对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辨不具有年轻人的现代感,使他的个体生命意识解脱不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也给他跃动着的浮士德精神规划了一条界线,设置了一道藩篱.因此,在新时期十年文学的凯旋门下突然闯入一匹文学‘黑马'(指刘晓波,他在1986年“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上高呼“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后又在当年10月3日的《深圳青年报》上发表《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认为“任何理性因素的介入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文学的审美的纯洁性。在中国就是不能谈什么感性和理性统一这类字眼,人类就是永远处于这种感性与理性、灵与肉、本能与文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这种二律背反之中。它们之间是没法调和的。”他因此认为新时期文学。包括刘索拉《你别无选择》这样当时被认为是中国“真正的现代派”的作品,都掉进那“社会、理性、道德”的规范束缚里去了,而“生命力的理性化教条化道德化正是当代文学缺乏现代意识、缺乏个性意识的深层原因”。他主张“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笔者注)时,他多少有点不可思议的神情,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
1 杨庆祥:《“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第39-43页。
2 我们注意到,不仅刘再复不对陈燕谷、刘晓波等的“批判”作出回应,前述的李泽厚对“二刘”的“对话”也保持沉默,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3 实际上当时的李泽厚也颇为“激进”,他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积累了数百年经验的一些政法理论及实践,如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议会制度等等,应该视作人类的共同财富,是值得借鉴的。想以道德说教解决思想问题来替代政法体制上的进步和改革,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46页。这段话在“1999年安徽文艺版”中被删掉了——笔者.);他更不反对“个体”:“重视个体的权益和要求,重视个性的自由、独立、平等,发挥个体的自动性、创造性,使之不再是某种驯服的工具和被动的螺钉,并进而彻底消解传统在这方面的强大惰性,在今天比在近代任何时期,便更加紧要”。但他把“现代个体”的全面实现说成是“将来社会”里的事,他说:“……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中、下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62、1024页。
4 《批判》充满了对刘再复理论的同情之理解:“中年一代学者如刘再复、孙绍振、谢冕、林兴宅等挺身而出为青年学者进行理论准备和知识积累赢得了宝贵的必要时间.”认为刘的理论具有“半新半旧、过渡时期的理论色彩”,像“大病虚脱后自身需要慢慢调养”,是“一种营养不良的婴儿”……。
1 一些学者也指出过这一点,例如汪晖:“中国启蒙主义思想内部的冲突经常表现为古典的自由主义伦理与激进的极端个人主义伦理的二元对立”(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贺桂梅则言:“80年代后期所形成的‘文化哲学'(或称‘诗化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构成对‘主体论'的发展”(贺桂梅:《挪用与重构——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上海文学》2004年第5期,第70-78页)。
2 “一切都要以肉体为准绳,这就从根本上回到了‘人',不是理性的人,也不是道德的人,而是审美的人,感性的人。”(张辉:《时代的精神空白》,载李静主编:《中国问题:来自知识界的声音》,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
3 参见刘晓波:《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1986年第10期,引自余虹:《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7页。
4 刘晓波:《审美与人的自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5 高尔泰:《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5期。
1 潘知常:《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
2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01页.
3 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第64-71页.
4 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7-98页。
5 刘复生:《“新启蒙主义”文学态度及其文学实践》,《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1期,第15-20页。
1 贺桂梅说:“与文化哲学兴起的同时,在青年、学生中流行的‘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马斯洛热'等,对这些哲学作了更直接也更通俗的转换。叔本华的‘世界是我的意志'的主观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萨特的‘自由选择'论,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说,共同成为张扬‘个性'、‘人性'的依据,并转化为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伦理。这些交错混杂的理论资源实则在一个共同的支点上被统摄到一起,即自我控制的自律个体形象.”(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2 如前所述,刘晓波在“新时期文学”十年之际高呼“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李泽厚在《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中也开始以其主体性理论纵观和评论20世纪中国文艺;刘再复的相关著述更有明确的以主体性理论为标准来匡衡文学作品的意识,他说:“我们解放后已经形成的文学研究成果,特别是文学史和文学概论的著作,已经形成两个参照系统:一是政治斗争编年史的参照系统;二是作家政治履历参照系统.在这两个参照系统的制约下,我们才进入作品的评价。这样,对作品的评价和作家在整个文学史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被这两个参照系统所决定.……把文学史变成政治斗争史的文学版,文学变成政治母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变成一种线性因果关系。”“通过参照系统的新开拓,我们将编写出新的外国与中国的古代、现代、当代文学史,改变那种把文学观念作为经济政治发展的附生物的研究方法,而把文学当成人类历史发展的自我肯定手段”(《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文汇报》1985年7月8日)。正如《批判》所说:“刘再复的全部思想……就是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的大系统,在文学活动链条的各个环节中全面地、正气凛然地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把他所追求的新的理想人格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显然,刘晓波、李泽厚和刘再复都有从自己的个人主义观念出发观照文学和形塑文学的意识。
3 英国学者科林伍德指出,“审美个人主义(AestheticIndi vidualism)设想一个人仿佛就是上帝,就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创造力,他唯一的任务就是自行其是,并且通过适合其本性的任何作品去显示其本性。”(科林伍德:《艺术原理》第十四章第六节“审美个人主义”,王至元、陈华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23页)。此种以自我趣味为中心,强调“自我表现”,只顾自己“说出”而又心安理得的“审美个人主义”,其结果最终沦为纯粹的“自我主义”(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但前文我们已经指出,实际上李泽厚、刘再复、刘晓波等人都具有在“现代化”目标下共同体的吁求意识,尤其是刘晓波更表现出了“激进”的政治个人主义的诉求——全盘西化,也就是说,刘晓波主张感性个人的审美主义虽然外表与科林伍德所说的“审美个人主义”近似,但内在的却并非要落入单一的“自我主义”,正如李今在分析“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思想观念时所说,在其“含混其词的同一中,包蕴着多种发展可能性和选择性”。(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但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周作人后来在其所设定的“个人即是人类”的逻辑推衍过程中,抽掉了由“个人”到达“人类”的媒介,用省略的空白代替了两个不同概念之间本应存在的连接纽带。乃是在生活层面上填充这两个极端的人之关系的各种阶段——宗族、乡党乃至民族、国家。(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周作人由此走向了纯粹的“自我主义”的“审美个人主义”。也正因此,周作人的文学思想观念长期处在受批判和边缘化的位置,主流的“五四”个人主义是群己平衡的个人主义。但历史的因缘巧合,1980年代末期及以后,个人主义(文学与观念)在中国却向周作人式的“自我主义”的“审美个人主义”方向偏至而飞速发展,走了一条与“五四”大致相逆的路径.
4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5页。
1 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文章认为“向内转”是当代中国文学显现出的“自生自发、难以遇止的趋势”,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总体的发展趋势”,并且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整个西方文艺的发展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描述中,论证“向内转”是“一种人类审美意识的时代变迁,是一个新文学创世纪的开始”.
2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98页。
3 齐美尔:《哲学文化》,转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2页。
4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5 参见陈赟:《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自我理解》,原载《思想》第5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引自网页: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892850/
1 王宏图:《关于我们这一代人》,《90年代批评文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第278-279页。
2 王宏图:《关于我们这一代人》,《90年代批评文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第279、283页。
3 王宏图:《关于我们这一代人》,《90年代批评文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第286-287页。
4 张宏杰:《所谓七十年代人》,《天涯》2001年第3期。
5 旷新年:《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关系的重建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第47页。
6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第251页。
7 韩毓海:《市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批评的困境》,《天涯》1998年第2期,第21页。
1 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0页。
2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1 Roberte Spiller:《美国文学的周期》,王长荣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5-6页.
2 谢俊:《可疑的起点——<班主任>的考古学探究》,《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第131-142页。
3 张法:《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江汉论坛》1998年第9期,第58-62页。
4 程光炜:《“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5 过去对“伤痕文学”的讨论过于局限于风格流派的层次,而忽略了它作为受压多年的社会能量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第一个突破口,或者说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文学先声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事实上,基于过去年代所造成的社会和文化“伤痕”、且作用于“伤痕”的文学表达,并不只是存在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而是广泛存在于整个1980年代文学中。鉴于其社会影响的广泛性、作用于时代文学的深入性,以及所包含和释放的社会文化信息的丰富性,这一类的文学应该被概括看待,作为具备文学思潮性质的文学现象,或干脆被放在文学思潮的层次上来讨论。在此基础上,整个这一时段的文学史,亦可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伤痕文学阶段。(参见张业松:《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第12-20页.)显然,这种看法显示了更为宏阔和深邃的文学史眼光,对1980年代文学思潮和一些文学现象也更具有阐释效力。
1 许子东:《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1页。
2 谢俊:《可疑的起点——<班主任>的考古学探究》,《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第131-142页.
3 吴秀明:《当代中国文学五十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52页。
4 在《班主任》之前,蒋子龙发表在1976年复刊后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简称《一天》)的叙事也不是阶级斗争冲突模式,小说围绕霍大道和徐进亨展开抓产值还是抓国家急需的矛盾冲突展开的是一种“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冲突,小说发表后初获好评,但马上引起激烈批判,指责小说叙述了“成千成万的困难,成千成万的矛盾”,“惟独没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掩盖了工业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1976年第4期《人民文学》不得不发表检讨性质的“编者按”,承认《一天》没有能遵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正确反映社会主义时期工业战线和资产阶级进行尖锐斗争的这个主要矛盾.没有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承认刊物把关不严,觉悟不高,犯了错误;为“补过”同期还发表了蒋子龙的检讨文章《努力反映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和蒋创作的反映批邓与走资派进行阶级斗争的《铁锨传》.蒋子龙的检讨文章说:“不管我的主观意愿如何,小说的客观实际,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工业战线上无产阶级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派的斗争。……可见,放松学习和改造才是真正的危险.”针对《一天》的错误,蒋子龙在《一天》基础上改写的中篇小说《机电局长》(《天津文艺》1976年1-6期连载)中的叙事已是纯正的阶级冲突模式,叙事核心是霍大道以阶级斗争为纲,与桧进亭这个还在走的走资派作斗争。粉碎“四人帮”后,《一天》得到重评,陈谎煤在《蒋子龙短篇小说集》写的《序言》中指出:“《机电局长的一天》这篇小说,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大胆地摆脱了阶级斗争这个公式。”(参见张学正主编:《文学争鸣档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实录》,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3页;
王尧《迟到的批判:当代作家与“文革文学”》,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1-16页)可见,《一天》叙事虽非“阶级冲突模式”,却是作家为紧密配合当时政治(1973年底到1975年底中国政治天平倾向邓小平)而无意中犯下的一个“错误”(可参看吴俊:《环绕文学的政治博弈——<机电局长的一天>风波始末》当代中国文学网http://www.ddwenxue.com),文本叙事和小说作者以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霍大道都有阶级斗争的思想基础,小说只是暂时“偏离”阶级斗争叙事模式,并不是像《班主任》是在反对阶级话语的思想基础上“叛高”阶级冲突模式。谢惠敏形象的塑造因此意义重大,对此,日本学者濑户宏指出,“如果《班主任》揭露的只是小流氓宋宝琦,即使它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价值,肯定也不会引起人们那么大的注目。《班主任》之所以在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之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正是因为它描写了谢惠敏.”(参见濑户宏:《试论刘心武——到<班主任>止》,载《钟山》1982年第3期。)因此,虽然都不是阶级冲突叙事模式,但《一天》和《班主任》在叙事性上无法相提并论。
5 “小说叙述的主体性,可以从如下四个层次上见出:1、小说所有艺术手段都可归结为叙述,叙述行为是小说中一切艺术运动的实质;2、小说文体的确立,取决于小说内部功能性叙述结构造成的文学假定性;3、叙述者是小说叙述结构发挥功能的动力之源,在叙述结构整体中,叙述者占据主导地位;4、叙述者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小说艺术形象的构成.(郜元宝:《论小说叙述的主体性》,《小说评论》,1989年第5期,第23-28页).
1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第204页。
2 李明、杨广学:《叙事心理治疗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3 曹文轩:《小说门》,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4 阶级斗争意识“具有明确的现代性关怀,把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从被剥削和被压迫中解放出来,建设一个民主繁荣昌盛的现代国家,打翻一个阶级,解放一个阶级,本身就蕴含着现代性的巨大诱惑力和目的论色彩”。(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7页)阶级斗争话语自1920年代初进入中国以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甚至广大中国人民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由于强调政治挂帅、阶级觉悟,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而“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又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一“你死我活”的两军对战,于是弥漫在政冶、经济而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无论从文艺到哲学,还是从日常生活到思想、情感、灵魂,都日益为这种“两军对战”的模式所规范和统冶。例如,哲学上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军对战”;历史上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两军对战”;文艺上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两军对战”:“百家争鸣”实际也是两家……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顶点,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的话语偏执(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中、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11、1018、1024页)。
1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63-164页.
1 转引自王尧:《“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浩然创作的演变》,《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48-54页.
2 王尧:《“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浩然创作的演变》,《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48-54页。
3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李向前等译,海南出版社1992年,第632页。
4 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4-405页。
1 如果把《班主任》的叙事与刘心武此前的创作比较,自能凸显这种“冲突”和话语的转换:在“文化大革命”前刘已发表过约70篇文章,文革后曾停笔,1974年到1976年重新写作,1975年发表了《睁大你的眼睛》等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无不打上了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烙印,而且也都深受‘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的影响(参见刘心武:‘关于我和<班主任>的写作》,《中国图书评论》,第48-49页)。在《睁大你的眼睛》中,主人公“方旗”——个领导一群孩子和流氓“资产阶级”教唆犯斗争的“小神仙”似的人物,和《班主任》中的谢惠敏一样忠心执行阶级斗争话语,然而前者是作家肯定和歌颂的、领袖群伦的“英雄人物”,后者却是孤立的、被动的、需要改造和挽救的“病孩子”。
2 有论者指出了这点:“六十年前,鲁迅在忧愤深广的《狂人日记》里呐喊一声‘救救孩子',为的是提醒疗救者的注意,把无辜的一代从吃人的旧礼教里解救出来.‘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也是礼教,是吃人的筵席。为了孩子,必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把谢惠敏们搭救出来.”阎纲:《谨防灵魂被锈损——兼评<班主任>》,朱家信、黄裳裳、朱育颖等编:《刘心武研究专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5页。
1 有学者认为此现象的“特殊意味”在于小说文本中张老师以及小说作者都认同谢惠敏形象,谢惠敏形象的意义——“内伤”是“被觉醒的读者”发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当时读者对谢惠敏乃至整篇作品的理解。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创造性误读”(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第403-404页).对此,笔者不能苟同,《班主任》这个文本的叙事已经通过对谢惠敏否定性的刻函显示了“阶级斗争不合法”这样的话语意向,但上述论者的“觉醒的读者”这一看法很有启发意义。
2 朱寨:《对生活的思考———谈刘心武的<班主任>等四篇小说》,朱家信、黄裳裳、朱育颖等编:《刘心武研究专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第267页.
3 刘心武曾不无兴奋地这样描述:“刚刚开始发行的第二天就马上有读者来信——他是寄到《人民文学》然后转给我的。然后沿着铁路线下去,来信非常准确,《人民文学》到了无锡,无锡就有人来信。到了常州、苏州、上海……就有来信。”刘心武收到的信件有数千封之多!在刘收到的信件中,大都把目光集中在“谢惠敏”这个人物上。(参见刘心武:《刘心武谈中国的新写实文学》,朱家信、黄裳裳、朱育颖等编:《刘心武研究专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页。)
4 刘心武:《刘心武谈中国的新写实文学》,朱家信、黄裳裳、朱育颖等编:《刘心武研究专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第33页。
5 其时“官方”的身份极不清晰,但肯定不再是“四人帮”,而是其敌人,也就是在“文革”结束后分裂成的以华田锋为代表的“凡是派”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的混合体。当时掌权的是“凡是派”,强调“两个凡是”,甚至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战果”(只是说“这一回”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而以后必 要时再搞),还说“四人帮”是“极右”,以此阻挠“改革派”批极左的强烈要求。这样的“官方”关于阶级斗争话语的态度因此也显得“暖昧”(谢俊:《可疑的起点——-<班主任>的考古学探究》,《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第131-142页)。《班主任》能在复刊后不久的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人民文学》发表,显然也得益于这种“暖昧”,是它促使当时杂志的负责人张光年敢于拍板头篇发表《班主任》,参见刘心武:《关于我和<班主任>的写作》,《中国图书评论》,第48-49页.
1 刘心武:《关于小说<班主任>的回忆》,《百年潮》2006年第12期,第61-64页。
2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中、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20页。另一些学者把这种怀疑态度的起源上溯到文革开始后不久,他们认为“文革”带来的后果是非常复杂的:“最初,运动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即使上层仍然指导着运动主流的发展,但这种控制并不牢靠,并且,当中共的组织瘫痪后,新的相对有自治能力的造反派成为政治主角时,政冶形势则大大变化了。一时,那些带有强迫性、具有严格组织的政 治学习小组消失了,而个人可以自由地阅读官方报纸或红卫兵小报,自愿地参加社会调查和查阅档案等增长见识的活动。从这些经历中,他们获悉了上层人物中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特权、腐败行为、蓄意的报复,以及种种丑恶行为。当学生们进行大串连时,他们目睹了外地人的生活,并为这样一种事实所震惊,即农民、临时工和其他很多人的生活,与官方宣传中所描绘的情景远远不同。派系之间的激烈辩论.朋友之间的私下讨论。也推动着人们更为深刻地思考各种社会现象。对于市民来说,一个极为常见的反应是。他们深深地感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自己显然过于幼稚和无知,直到现在才‘睁开了眼睛'。文比大革命的悖论之一正在于,当人们的盲目信仰被最为充分的调动之时,也唤醒了他们的独立思考和深刻的怀疑.”(罗的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海南出版社1992年,第761-762页)
1 《班主任》的叙事不仅与文革小说或者很多当代小说不同,也明显不同于此前或同时的揭批“四人帮”的写作,那些作品延续了阶级斗争的冲突模式,其人物仍然带着阶级的面具。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短篇小说特辑,一共刊登十篇作品,除《班主任》之外,其余的九篇中有一篇是写战争故事的,有三篇是写路线斗争的,有四篇是歌颂人物学雷锋、大公无私或干部以身作则等美好品质的。写战争和路线斗争的显然承续了阶级斗争冲突模式,如《四书记》就是一个例证。歌颂学雷锋的四篇其实也是阶级主义话语的衍化,对阶级斗争话语只有歌颂而不会有丝毫的不敬。这四篇里有一篇——《春女》的作者是1980年代文坛上赫赫有名的贾平凹。不妨以《春女》为例试做分析。《春女》叙述了一位不到十岁的小姑娘,每天偷偷地帮助因为“建设社会主义”而顾不上做家务的贫农邻居做饭,邻居面对着做好的饭菜每每不知所措,最后终于略施小计,发现是春女在做好事。这一小说的原型是民间传说“田螺姑娘”,故事的结构与传说完全相同,但小说叙事对传说进行了阶级化与革命化的改写:美丽的田螺姑娘换成了不到十岁的贫农家的小女孩,这不仅坚持了唯物论不信鬼神的立场,而且杜绝了民间传说中原有的爱情或性欲色彩;故事的主题也由传说的赞美忠厚勤劳等个人品质(这明显带有个人发家致富道路的幻想色彩),转变为赞美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忘我工作。和在集体所有制下,人与人之间和谐健康的关系;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小生产所有者的白日梦,而是一个知识分子自觉地对阶级时代美好现实的讴歌。套用黄秋耘的话说就是:“作品之所以着重描写这些日常生活,正为的是表明农村中社会主义浪潮,怎样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参见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文艺报》,1961年第2期,第11-12页。)
2 学界普遍认为《班主任》等绝大多数伤痕反思等小说把人物分为好人与坏人。把冲突处理为好人与坏人的矛盾与对立,把冲突结果处理成好人战胜坏人的光明结局,本质上延续了阶级斗争叙事模式,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显然。好人与坏人的区分在人类有叙事以来就已经存在,好坏冲突模式是人类叙事的一个普遍与通俗的模式,是原初人类对外物认识水平的反映,好人战胜坏人也能带来不容小觑的叙事慰藉。这些因素使好坏冲突模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式的叙事模式,典型的如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的叙事。阶级斗争叙事模式能风行一时无疑也与此有关联,但阶级斗争叙事模式强调阶级划分与普泛意义上的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显然不能相提并论。实际上,由于写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没有废除之时,《班主任》在反阶级斗争话语时还有所顾忌。此后的众多小说大张旗鼓地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特别是“文革”)时代进行批判,因此也更为直接地体现了对阶级话语的反动,表现在叙事中主要就是把阶级斗争时代中的“坏”的一面——残酷真实或者荒诞化作文学形象再现于读者的眼前。也正因此,1980年代众多小说借用了古老的好坏冲突叙事模式来反省阶级话语时代,凸显阶级话语的荒谬与不合理。在这些好坏冲突叙事模式中,突出的不再是阶级之间的冲突,在叙事里基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阶级冲突,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敌人,有的只是坏人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斗好人,而非一个阶级“斗争”另一个阶级,而且这些“斗争”都毫无例外被叙述为“错误”、“暴力”、“坏事”、“灾难”,定性为“荒唐”事件或者毫无意义的“荒诞”故事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敌对的阶级关系,而是个人之间 的矛盾纠葛,突出的不是人的阶级属性,而是“个体”人的其他属性:如道德、人格、长相、欲望等,冲突也是因为这些个人性因素导致的,“阶级斗争”只是“坏人”整“好人”的手段。《芙蓉镇》将这种这种叙事特征表现得最为突出.胡玉音遭难直接源于李国香对她的美貌的嫉妒和王秋赦对她的财富的嫉妒,以至于后来的论者忍不住调佩:“不知道假如李田香‘面如满月,胸脯丰满,体态动人……'而胡玉音在卖豆腐时‘挺起那已经不十分发达了的胸脯',芙蓉镇上的文革还会不会发生?”(参见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75页。)如此种种都显然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金光大道》等将冲突规定为阶级冲突,个人性因素只是作为丑化阶级敌人、美化阶级英雄的修辞手段的阶级斗争叙事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1 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窄化的对文学或小说实践的论说,而把一般读者的来信也纳入文学或小说实践的一种的话,那么,刘心武提到的那个广西女工的来信显然也是一种文学实践。她叙述了她的“谢惠敏式的”妹妹因为对现实生活中青年人开始谈论衣着和食品,而厂里工作要用工资来作为激励手段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而自杀的。显然,这样的叙事(通过作家刘心武的转述)反映了丰富的社会思想变迁的意蕴.以服装为例。文革期间,西装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布拉吉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旗袍被说成是封建余孽,花哨一点的服装被斥为“奇装异服”,其结果便是服装款式渐趋一致。色彩单调,不分男女、不分场合、不分职业的军装盛行。在这种氛围下,任何人想通过服装来体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就会被看作是“异端”,是“离经叛道”。而“四人帮”倒台后的1977年此种情况显然已有改观。两年之后的“潘晓”更是提到其年轻工友们大多沉溺于以烫发、穿戴等等时尚“小情趣”为征兆的日常享乐之中,并以此作为生活的第一要义。而“潘晓”自己也常常会萌生倒向“小日子”的冲动。当然,这种个人日常生活的诉求在《班主任》中也已有所显露,如小说中张老师对谢惠敏衣着的评论和对石红“带碎花的短袖衬衫”的描述。对个人日常生活的诉求在当时显示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去革命化的思想倾向。实际上,正如何言宏所分析的,此后的小说纷纷把它们作为个人的俗世幸福的重要标志以及个人的基本权利的诉求来叙述,个人生活方式如对自我形象的关注(衣着、打扮等)和对自我欲望的满足(如吃用、居住等)等方面的自由.不少小说叙事对此作了肯定性的描写。讲究的衣着、刻意的妆扮甚至饕餮之相已经不再仅仅是“反面人物”的标志,一些“正面人物”也开始以上述形象出现,如张抗抗《夏》中朗的“游泳衣”、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荒妹的“毛衣”、陈建功《辘轳把胡同9号》中市民们的“吃食”、二臭的“牛仔裤”与“摩托车”、陆文夫《井》中徐丽莎的“花格呢的短大衣”、《美食家》中朱自治的“好食”、甘铁生《聚会》中的“吃喝”、刘心武《如意》中金绮纹对衣着、吃用的讲究均不再被作为“封建”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进行贬斥,而是作为对物质贫困和思想“左”倾进行批判的对比性存在。但是,当时的一切都带有社会转型之初的“早春”特点。这些小说对于人的生活方式的自由权利的肯定却又是有限的,西装革履、“涂脂抹粉”仍然难得1980年代初期小说的充分肯定。像刘心武早期的《穿米黄色风衣的青年》、张笑天的《公开的内参》、董会平的《寻找》这样的作品仍然将“风衣”、“珍珠霜”、“花露水”和“长头发”、“牛仔裤”、“跳舞”等作为堕落、放荡和精神空虚的重要标志进行指责。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79-180页。
1 “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与“私人叙事”(private narrative)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叙事范畴。题材重大、风格宏伟的史诗以及许多类似的官方记事应该属于“宏大叙事”,而建立在个体经验基础的记事无疑属于”私人叙事”。(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07页。)显然,这里的“私人叙事”和1990年代以后学界流行的“私人化叙事”不是等同概念。
2 日本学者吉田富夫在1978年发表的《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文学界》一文中以1977年《人民文学》发表的作品为例指出:“粉碎‘四人帮'后的许多作品像盖了图章似的千篇一律”。引自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3 王晓华的母亲是一个革命者而非普通人,在小说的叙事中,其冤案也源自当时中央领导(张春桥)的直接干预,但小说叙事所突出的并非其革命者的形象,而是一个普通母亲“受伤”的形象
4 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3页。
5 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
1 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
2 《伤痕》实际上开启了一种“以沉重的倾诉和愤懑的发泄作为叙事的主能指”的叙事美学风格。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页.
3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仟悔意识》,《上海文学》1986年第2期。
4 《以情感人》,《文汇报》。1978年9月26日。
5 对此,学者有这样的论述:“王晓华的母亲最后平反复职了,但她在政治上平反了,身体上却不行了,由此隐去了平反对她个人的意义。她平反后的第一个愿望也是最大的愿望是见她的女儿,然而她未能等到女儿的到来就去世了。政治上的平反未能压倒她的个人遗憾。而王晓华虽然因为母亲的平反而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也获得了以前爱而不敢爱的恋人,也获得了母亲,然而,她未能在生前见着母亲,她以前对母亲的错怪就永远得不到心灵的平静。”参见张法:《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江汉论坛》1998年第9期,第58-62页。
1 张法:《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江汉论坛》1998年第9期,第58-62页.
2 何言宏指出《伤痕》中不甚引人注意的场景便在描绘人的生活方式的‘自由'意识的初步觉醒,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自然也包括作家)对此“自由”的有限承认.他以王晓华在回家的火车上“援镜自赏”的细节为例分析:“她从来没有这样仔细地审视过自己青春美丽的容貌”——表现了她对长期失落了的“自我”的重新发现。……但在另一方面,这里的一切却又带有鲜明的“早春”气息。本来,她对自我容颜的关注甚至在车厢里的援镜自赏,都是一种最为基本的生活自由,而她,却为此而感到深深地自责。在这里,“晓华”与“众人”显然是分别隐喻了“自由的、合乎人道的生活方式”与“革命化的、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而晓华的“觉醒”与“众人的酣睡”又喻示了前者历史性的萌动和前景以及后者威势的丧失。……小说肯定了人的生活方式的基本自由,批判了极“左”的“革命政治”对于此项权利的粗暴干涉,但是,由于社会生活以及作家本身的历史局限,其对这一方面的基本人权的声张却又是有限的。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80-181页。
3 参见论文第一章第一节。
4 有意味的是,当年签发《伤痕》的《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在20年回忆当初审读《伤痕》时也提到作品最初引起他共鸣的就在于小说对“血统论”所造成的家庭悲剧的叙述:“那是黑暗的1967年。一天,造反派在多次抄家、游斗我以后,忽发‘创造性奇想',要开‘家庭批斗会'。十几号人破门而入,……大妹吓得蹲在屋角边低声抽泣。……大孩子看到此情此境,又惊又气,面色铁青,由于刺激如此剧烈,他的精神受到严重创伤,住院两年多,还留下后遗症。……造反派又办什么‘可教育子女学习班',勒令我带孩子参加。逼我大女儿和我‘划清界线',要她‘彻底揭发',争取做‘可教育子女'。 ……年龄不足十六岁的她,不久即插队落户到东北,一去就是十个年头。读着读着,小说的故事情节与我个人的痛苦回忆交织在一起,我被小说的‘伤痕'深深感染了”。(马达:《<伤痕>发表前后》,《湖北档案》2005年1-2期,第74-75页)
1 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3-24页。
1 《伤痕》在复旦墙报上“发表”时就已经轰动全校,引起读者热泪涟涟;作品见报后,《文汇报》立刻洛阳纸贵,小说发表的当天所引起的社会轰动,是今天的小说爱好者无法想像的。据档案记载,在《文汇报》发表《伤痕》的当天,那些散布在上海街头的报栏前人山人海,可说是里三层外三层,几乎人人都在为《伤痕)落泪,人人都在为王晓华悲惨的遭遇痛心疾首。许多人给卢新华写信,向他诉说文革中的遭遇。《伤痕》不但在上海引起了轰动,也震动了全国,被全国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播发。新华社、中新社先后播发新闻,法新社、美联社的驻京记者也不甘落后,紧随其后对外报道说:“《文汇报》刊载《伤痕》这一小说,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短时间内,报社和作者收到三千多封读者来信。全国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争相播送《伤痕》。(参见李逊达:《无法忘怀的“伤痕文学”——探讨中国当代小说之六》,光明网:《卢新华细数“伤痕”往事》,http://ent.sina.com.cn2004年11月04日09:40每日新报.)《伤痕》以私人叙事方式,对个人苦难的吐泄抒发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万人泪下的轰动性传播效应都让人想起前苏联著名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虽然二者在艺术水准上有巨大差距)。《一个人的遭遇》是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主要内容为主人公索科洛夫(退伍司机)讲述自己的战时经历,属于典型的“私人叙事”。前苏联文学中,卫国战争题材小说引入瞩目,多作家以创作“大型战争史诗”为己任,因而出现了一系列像《围围》这样的卷跌浩繁之作。肖洛霍夫也从1943年起着手撰写正面反映卫国战争的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然而从《静静的顿何》的”私人叙事”转向”宏大叙事”并非易事,尽管受到斯大林和加里宁等国家领导人的督促,这部的长篇巨著写得很不顺利(到1969年才出版第一部),反倒是战争结束十年后,一桩偶遇令他一挥而就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小说主人公索科洛夫那“吝啬而伤心的男人的眼泪”,唤起了成千上万有过家破人亡遭遇的读者的共鸣,莫斯科电台于1956年元旦广播《一个人的遭遇》,引起万众伫立潸然泪下。结果是这部中篇成为卫国战争题材文学的扛鼎之作。一个人的遭遇引起全民族强烈共鸣,这是“私人叙事”文学魅力的极好说明.(关于《一个人的遭遇》接受效应的描述参考了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35-136页.)
2 伊恩·P·瓦特在论述英国现代小说的兴起时说:“小说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深切关注,似乎依赖于两个重要的基本条件——社会必须高度重视每一个人的价值,由此将其视为严肃文学的合适的主体;普通人的信念和行为必须有足够充分的多样性。对其作的详细解释应能引起另一些普通人——小说的读者——的兴趣。也许直至最近才广泛获得了小说赖以存在的这样两个基本条件,因为,它们都赖于一个各种因素相互依存的巨大复合体—一个人主义——为其特征的社会的建立。”伊恿·P·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高原、董红钧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62页。
3 “‘私人叙事'是一种居于弱势地位的信息传播,它常常受到居于正统地位并拥有传播优势的‘宏大叙事'的侵犯。”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
1 文革和极左时代受伤害的人非常多,周扬在1979年的一次讲话这样说:“二十年前反右派,整了几十万人。……文化大革命那就更厉害了。右派无非就把你下放、开除党籍;还没有把你关起来,当然也有个别关的,那是很少的。文化大革命受牵连的、受迫害的有一亿以上,比反右派厉害多了。”(周扬:《在诗歌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编:《关于当代文艺问题的内部讲话选编》,1979年,第89页、103页。)这段话只涉及了两个运动,两个数字,它因此并不全面。但即便如此,那数字已足够触目了。如果再加上所有被打入另册的人,加上所有在饥饿中死去,和依然生活在对饥饿的恐惧之中的幸存者呢?如果我们将这数字还原成一个又一个的个体,还原成他们在命运的深渊中挣扎时的呼喊,还原成他们面对告密、背叛甚至陷害时的惊悸,还原成他们在死亡面前的绝望、在个人生活破碎时的哀痛之时,我们便可深深地体味一种巨大创伤的存在。但在《伤痕》之前,我们没有在公开文学中见到对个人或家庭伤痕的述说。仅从此点看,《伤痕》意义就不容小觑。
2 《“(伤痕)中留下许多时代伤痕”卢新华讲述往事》,龙虎网news.longhoo.net2004年11月26日。
3 马达:《(伤痕)发表前后》,《湖北档案》2005年1—2期,第74-75页。
4 即便如此,马达仍然“为慎重起见”,“写了封信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直到洪泽打电话来说:“这篇文章我看了,很好,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之后才决定发表《伤痕》。参见马达:《(伤痕)发表前后》,《湖北档案》2005年1—2期,第74-75页.
1 参见李杨:《“伤痕文学”展露伤痕:三个代表人物的历史记忆》,《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18期:《“《伤痕>中留下许多时代伤痕”卢新华讲述往事》,龙虎网news.longhoo.net2004年11月26日.
2 批判者纷纷指责《伤痕》思想境界不高,低沉,没有反映“本质”,不符合“典型”原则。小说让人压抑等等(参见《“王晓华形象缺乏真实性”——对<伤痕>的一些不同意见》,《文汇报》,1978年11月7日)。显然是以宏大叙事标准来指责《伤痕》的“个人情感倾诉”以及由此而来的。见木不见林”的私人叙事特征。
3 批判者的意见可参见《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文艺报》,1978年第4期。
4 在陈荒煤看来,《伤痕》是“微言大义”的作品,其“结尾”给了人信心,是“光明面”,并且“突破”了传统的“光明尾巴”。《伤痕》完整的“尾巴”是这样的;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华主席的恩情。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台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5 “结尾时刚死了母亲的王晓华偏要和情人苏小林‘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真让人不明白小说的公理安在。”庄周:《齐人物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70页。
1 《“王晓华形象缺乏真实性”——对<伤痕>的一些不同意见》,《文汇报》,1978年11月7日。
2 《以情感人》,《文汇报》,1978年9月26日。
1 关于《伤痕》及“伤痕文学”的论争实际上是1980年代“人道主义”讨论的先导。
2 在1980年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被认为“不好的作品”的第一种就是。思想上有不好的倾向,流露或宣扬了个人主义、悲观失望等思想。”吴繁:《提高质量,把文学期刊办得更好——记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文艺报》1980年第6期,第7页。
3 “有人背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宣扬抽象的人性论和抽象的人道主义,……有的作品宣扬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鼓吹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孤立地抽象地讲什么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本报评论员:《清理精神污染是文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第3-4页);另可参见梁胜明:《清除抽象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所造成的精神污染》,《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第16-21页。
4 参见论文第二章第一节.
5 刘再复指出:“整个新时期文学都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个轴心而展开。新时期文学作品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它是以空前的热忱,呼唤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和价值.”“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过程,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不断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过程.”(刘再复:《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文汇报》1986年9月8日、10日和10月7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与‘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冲突将是本世纪文学领域中量基本的文化撞击.”(刘再复:《新时期文学的突破和深化》,《人民日报》1986年9月8日)
6 仍以学界对《伤痕)的言说为例,1986年的一种看法是:“像《伤痕》这样的在今后任何时候看来都会被认为写得很粗糙的作品,当时却拥有连伟大的作品也未必能有的巨大反响。唯一能对此做出解释的,便是因为在中国已经整整三十年没有人曾经像它那样表现人情味。由于这样一批作品的探索,我们才有可能重新认识文学的本性与功能;从那时起,我们的文学开始面对一个宽阔和丰富的人的世界.它只以真实具体的人作为描绘的主体。”(李洁非、张陵:《被唤醒的美学意识》,《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这无疑是1980年代对《伤痕》最为“准确”的言说之一,我们可以把这种言述与茅盾对“五四”文学的言述进行对比:“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艺批评和创作都是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向着这个目标。个人主义(它的较悦耳的代名词,就是人的发见,或发展个性),原是资产阶级的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故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封建思想开始斗争的‘五四'期而言,个人主义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要态度和过程,正是理所必然。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的意义,亦即在此。”茅盾:《关于“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298页。显然,已经走上“革命”道路的茅盾(他其实是站在批判“五四”文学的立场上讲这番话的)尚且彰显了“五四”文学的个人主义思想特征以及它所带来的进步意义,而处于1980年代中期的学者却只能把它纳入非常宽泛抽象的“人情味”、“具体的人”、“主体”等表述中。
1 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没有放置在二十世纪现代性的语境中,而是把批判对象推向现代之前。推向“封建主义”,导致批判简单化,不彻底,参见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18页。
2 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山花》2005年第11期,第121-132页。
3 参见论文第一章。
1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5页.
2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3 《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
1 罗的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海南出版社1992年,第856页。
2 刘心武著,《北京文学》1982年第10期.
3 穆勒语,引自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页。
4 《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
5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9页。
6 李杨认为《爱》在“文革”后语境中叙写主人公爱一个“老干部”。和杨沫的《青春之歌》以及柳溪的《我的爱情故事》等的“爱情”叙事一样,存在着一个凌驾于“爱情”之上的东西,其背后始终隐匿着一句不可泄露的内心独白:“我爱的并非你本人,而是你身上的某个东西。为了它,我不惜抛弃你,甚至毁灭你.”因此,拉康意义上的“异性并不存在”这一说法的确有它的道理。李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第8页。
1 《爱》这个叙事文本好似已经昭示了1980年代中期关于“性本能”叙事的—些苗头,对于两情相悦却不能肌肤相亲的怨恨在文本的叙事间闪烁,我们可以理解《爱》在建构—种柏拉图精神恋爱的同时又达成了对这种精神恋爱的解构。同样有意味的是谌容的《人到中年》(《收获》1980年第1期),这个作品在1980年代初期也引起轰动,其直接原因也许是作品中塑造的主人公陆文婷无私奉献的崇高形象成功地为知识分子“正”了“名”,但作品在叙写昏迷中的陆文婷潜意识状态中的日常焦虑与怨歉(对儿子、丈夫的歉疚之情)之时实际上又达成了对其“清醒状态”无私奉献的质疑或者说解构,在由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时(长春电影制片厂1982年),观众也觉得演员达式常(出演陆文婷的丈夫傅家杰)“无意”露出的“破背心”这个细节特别耐人寻味,《人到中年》(小说和电影)都受到过“有严重缺陷”、“给生活蒙上阴影”等等指责也与此不无关系。它们可能比直接呼吁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物质的和精神的)的任何文件或者文本更为高明和有效力。
2 刘再复:《论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88年,第288页。
3 本刊记者:《春天的信息——女作家近况一瞥》,《文艺报》1980年第3期.
1 黄秋耘:《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文艺报》1980年第1期。
2 穆勒言:“(人类自由的领域包括)最广义的良心自由;思想与情感自由;评价所有实践、思维、科学、道德或神学问题的绝对自由(以及)发表看法的自由:爱好与追求的自由;订定合符自身性格的生活计划的自由……”,而“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福祉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穆勒:《论自由》,引自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页。
3 让·雅克·卢梭:《仟悔录》,焦文逸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1页。
4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5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1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2 密尔(也译为穆勒,下同):《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3页。
3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2页。
4 《人民文学》1980年第1期。
5 《当代》1981年第4期。
6 《新港》1981年第4期。
7 《四川文学》1982年第1期。
1 饶曙光:《生命的意义在于探索》,《四川文学》1982年第2期.
2 李家瑞:《落伍者的迷茫》,《四川文学》1982年第2期.
3 谭力著,《青年作家》1981年创刊号.
4 陈建功著,《上海文学》1980年第9期.
5 关于这些作品的批判与争鸣,可参看张学正等主编:《文学争鸣档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实录》,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
6 《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
7 《收获》1980年第3期。
8 《十月》1982年第6期.
9 《十月》1984年第1期.
10 《十月》1983年第2期.
11 具体论述参见本章第四节.
1 参见李新宇:《重返“人的文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22-3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3页。
3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37页.
4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34页.
5 《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87页.
1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02-303页。
2 亨利希·海涅:《论德国》,薛华、海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46页。
3 学界通常把1980年代文学实践中个性人物的大批出现解释为“人道主义”的胜利,如果细加辨析,这种“人道主义”只能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而非1980年代初期理论界“人道主义大讨论”中预设的“人道主义”话语,具体论述参见论文第二章第一节。
1 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6页.
2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7页。
3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8页。
4 易言:《评<波动>及其他》,《文艺报》1982年第4期。
5 存在主义与中国1980年代个人主义思想观念的密切关联参见论文第二章第三节。
6 《长春》1979年第12期。
7 《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
8 在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都提到了这一点。
1 《中国青年》1981年第13期.
2 《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
3 关于1980年代文学的个体创伤叙事的论述参考了李敏:《“伤痕”与“反思”文学的创伤叙事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吴义勤),特此致谢!这方面更为详尽的论述也可参阅此文。
1 参看本章第二节。
2 刘小枫将现代的叙事伦理分为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6页)
3 例如路遥的《人生》及《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陈建功:《迷乱的星空》,王安忆:《广阔天地的一角》、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徐明旭的《调动》等,对这些文本中“个人奋斗者形象”的具体阐析可参见陈占彪:《个人奋斗者:独特的侧影》(《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5-23页)以及许子东:《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6-99页。
4 例如刘心武的《如意》、李英儒的《妙清》、汪雷的《女俘》、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戴厚英的《人啊,人》等用共通的“人性”对抗“阶级性”,具体论述参见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1-87页。
5 1980年代文学对“本能”的表现主要集中于“食”本能及“性”本能,具体论述可参阅王铁仙:《关注非理性的“自我”——新时期文学的主题分析之一》,《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第110-117页.
6 日常化、世俗化已成为文革后文学实践引人瞩目的现象,关于文学日常化、世俗化的论著众多,有论者梳理世俗化思潮从1980年代初的潜流到1990年代滥觞的演变,在论者的视域里,1980年代初期的一些伤痕反思文学、汪曾祺、陆文夫等人一些文本、寻根文学和新写实及1990年代晚生代的创作都体现了一种日常化、世俗化思潮(参见樊星:《论八十年代以来文学世俗化思潮的演化》,《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第24-32页;贾越:《当代小说的世俗化倾向》,《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第138-142页。)但很少有学者把这种叙事流变纳入个人主义范畴来把握和分析。
1 宋剑华:《论集体主义精神理念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尴尬境遇》,《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9期,第38-41页。
2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引自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学苑出版社1989年,第107、108页。
3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21页。
1 边沁:《道德与立法的原理绪论》,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12页。
2 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翟宏彪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第214页。
3 转引自夏伟东、李颗、杨宗元:《个人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
4 转引自夏伟东、李颗、杨宗元:《个人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
5 在个人主义观念里,人们为了寻求有组织的和平生活,就必须互相订立一种社会契约,甘愿放弃原来享有的自然权利,并把它交托给一个统治者或主权者(一个人或一个集体),从而建立了田家。所以,在个人主义者看来,国家不是根据神意创造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创造的,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人民转让的、托付的。换句话说,国家不过是一个人工模造的人,主权则是人工模拟的灵魂。创建国家的目的是出于人们的理性和幸福生活的需要。卢梭和霍布斯虽然关于自然人性的看法截然不同,但关于社会契约而建构国家和政府的观念却近乎一致。(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七章《论主权者》,商务印书馆1962年;霍布斯《利维坦》第十七章《论国家的成因、产生和定义》,商务印书馆1985年)按卢克斯的看法,下列观点代表了政治个人主义观念:杰斐逊的“最好的政府是统治最少的政府”;激进民主派所认为的“政府不过是人们用来执行他们意思的一种方式而已”以及梭罗所主张的一旦国家“陷人们于不义”,那么他们就应该解除“自己与国家之间的联盟”。参见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6页。
6 “五四”时期李大钊认为人的解放从根本上是精神解放:“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精神解放》,《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3页),他甚至提出:“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第13页),“宪法者为国民之自由而设,非为皇帝、圣人之权威而设也;为生人之幸福而设,非为偶像之位置而设也”(《宪法与思想自由》,《李大钊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2页)。那时周作人也表现了此种观念.他曾引马庆川的话说:“人类或社会本来是个人的总体,抽去了个人便空洞无物.……个人外的社会和社会外的个人都是不可想象的东西。”(《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页),在周作人看来,个人是社会或人类的本源,人类或社会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个人,所以他说的个人主义从根本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页)。不过,总体看,“五四”时处于主导位置的是“群己平衡”的中国式的个人主义。
1 白桦、彭宁:《苦恋》,《十月》1979年第3期.据《苦恋》摄制的电影为《太阳和人》,导演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彭宁,在1980年底完成,《太阳和人》是很多人耳熟能详却很少有人看过的电影。关于“《苦恋》风波”史料的详细梳理,参见徐庆全:《<苦恋>风波的前前后后)(以下简称徐庆全文),网址:http://www.eduww.com/bbs/dispbbs.asp?boardid=15&id=16522;此文经删节后以《<苦恋>风波始末》发表于《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李春兆:《历史的真相和历史的启迪——也谈1981年对<苦恋>的批判》(《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等。另外,1998年《百年潮》第1期在“文坛风雨”栏刊出《张光年日记选》和丁东的《唐达成访谈录》以及唐达成的《我所知道的批判<苦恋>始未》等文,披露了当初《文艺报》发表、《人民日报》转载的唐因、唐达成《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写作内情,他们的文章(尤其是徐庆全文)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
1 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2 这是黄钢批判《苦恋》的一段话,黄钢所主编的《时代的报告》被认为是与《解放军报》发起的批判配合最好、影响最大的报刊。在1981年4月23日出刊的《时代的报告》增刊上,不但发表了黄钢以“电影文艺评论员”的身份写的《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诗”?》、该刊观察员写的《<苦恋>的是非,请与评说》,而且还再次发表了《苦恋》的剧本,以供批判用.并且就在同一天黄钢应邀在《中国青年报》第十四次记者会上就“文艺问题”发表演讲时,不仅为带到会场的《时代的报告》增刊作广告,而且还较多地谈到对《苦恋》的批判问题,此段话就出自黄钢的这次演讲,参见徐庆全文。
1 据《苦恋》的批判者黄钢和林默涵所言。白桦曾有一篇关于《苦恋》的创作自白准备发表在1981年1月号《电影画报》(该文已经捧印好被临时抽出了,因此,我们现在的论述只能根据黄钢、林默涵的转述(林自己称是对白文此段话语的背诵),他们转述也许有些不实的成分,但从《苦恋》剧本的一些情节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意蕴来说,应该说其转述还是符合白桦创作自白的文意——笔者注)参见徐庆全文。
2 关于1980年代的“人民”概念与“过去”这一概念的区别。有学者作了这样的辨析:(1980年代初开始)“人民”的内舍是以“人”的内含为基础的。这就把“人民”内含的重心由“民”转换到了“人”。如果说“民”是群体指称,“人”则是个体指称;如果说“民”是抽象的泛指,“人”则是具体的特指;如果说“民”是“氓”,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黎民”、“贱民”、“庶民”、“愚民”的古代意义上的与统治阶级、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相对立的“老百姓”,那么“人”则是现代意义上的应享有平等、独立、自由、尊严权利的社会个体成员,是享有政治民主权利的国家公民。这一时期文学中“人民”主题的内含重心向“人”的转移,是对40、50年代文学中的“人民”主题内含的一种补充,进而接通了“五四”文学中的“人的觉醒”的主题,但又不是“五四”时期简单回归。如果说“五四”文学中“人民”常常被理解为不觉悟的麻木者、是文学启蒙的对象,文学是从揭露封建文化对人民精神奴役的角度看取“人民”,以他们“非人”的处境批判封建专制;那么。40、50年代文学中的“人们”又常常被推向“上帝”的处境。他们是革命的主力,文学是从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角度理解“人民”。甚至不能写他们的“缺点”,人民被“神化”了。而“反思文学”中的“人民”则是觉醒了的“人”的意义上的“人民”观念,因而是“人”与“民”的统一。“人民”不再是麻木不仁的“愚民”,“人民”也不再是完美无缺的“上帝”。人民就是无数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普普通通的凡人、个人.张德祥:《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43页。
3 参见徐庆全文.
4 参见徐庆全文.
1 “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田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3页.
2 即以周扬、夏衍、张光年、冯牧等的“惜春派”主张对《苦恋》、《太阳和人》及其作者进行“挽救”的一方和林默涵、贺敬之、刘白羽的另一方(“惜春派”称其为“偏左派”)对作品与作者进行大批判。关于两派在《苦恋》等问题的一些分歧的论述参见许志英、丁帆:《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卷·第一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3 领导人的态度显然与一些“民间”人士对于作品的无保留的赞成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此,下文会有所分析。
4 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252页.
5 参见徐庆全文。
6 邓小平在1981年7月7日与中央宣传部领导人的谈话中,肯定了《解放军报》对于《苦恋》的批判,但也指出其缺点.他说:“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关于《苦恋》,邓小平指出:“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闯愿的谈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22-824页.
7 《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解放军报》1981年4月20日.
8 唐因、唐达成:《论《苦恋>的错误倾向》,《文艺报》1981年第19期。
1 如前所述,《文艺报》“二唐”的文章乃奉命而作,其“难产”的情状在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中有所透露,丁东的《唐达成访谈录》(《百年潮)1998年第1期)也曾提到。不排除“二唐”在批判文章中说了一些违心话的可能,但就文论文,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大同小异的。
2 不少论者都注意到了《苦恋》文本的“异质话语”,认为其异质性主要表现在对“四项基本原则”权威性的质疑上,因此,“《苦恋》风波”主要表现了主流政治话语对这种“异质话语”的“规约”以维持其一元化的领导地位(许志英、丁帆:《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53-55页).这种论说揭示了1980年代初期文学话语深刻与复杂的一面而没有揭示出《苦恋》的这种敢于质疑权威话语背后的以个人本位的思想观念诉求“个人化”共同体的企图。
1 此“民间”以普通知识界人士为主体,是和“高层”(文艺界或政界主要领导人)相对的概念。
2 徐庆全文对“民间”人士关于《苦恋》的看法有所关注,但其旨意在于展现“《苦恋》风波”由“民间”的纷争而导致了中央领导人的关注最终引发轩然大波,没有能揭示出“民间”纷争背后深层的思想动因。
3 这次会议邀请电影界编剧、导演、评论工作者为主的一百多人参加,会议情况据当年《电影艺术》的副主编、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罗艺军的谈话,参见徐庆全文。
4 《陈登科文集》第8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527页。
1 《陈登科文集》第8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525-526页。
2 参见徐庆全文。
3 贾植芳、任敏:《解冻时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页。
4 白桦在应《新观察》之约而写的《春天对我如此厚爱》中提及收到近千封支持他的函电,参见徐庆全文.
5 学界的一个普遍的观点是1980年代初期知识界与主流政治处于蜜月期,显然,这个蜜月期有很大的被想象出来的成分。很多根本性的分歧是被强行弥合了或被人们在叙述历史时遮蔽了。
1 1980年代初期涌现了一大批暴露社会不平等、揭露特权主义的文学作品(史称“暴露文学”)。如《假如我是真的》、《女贼》、《将军,你不能这样做》、《人妖之间》、《飞天》、《在社会档案里》等等,这些作品显然也暗含了对更为民主和更为平等的共同体的吁请意识,这些作品也和《苦恋》一样,闯了“禁区”而遭受打入“另册”的待遇。甚至其作者,如叶文福(诗歌《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的作者)和刘宾雁(报告文学《人妖之间》的作者)还因此受到一些磨难,但这些作品却在“冷遇”中不胫而走。
2 王宁在《<雷雨>中的佛洛依德因素》(载王宁著:《文学与精神分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72-188页)受拉康的无意识结构理论的启发,中提出了“文本无意识”的概念,认为它是同时制约着作家的创作动机和文本本身的一种结构。
3 从维熙作,《人民文学》1984年第1期。
1 从维熙:《开掘华夏之魂——关于<雪落黄河静无声>》,《小说选刊》1984年第3期。
2 肖德:《正气歌,民族魂——读<雪落黄河静无声>》,《文学报》1984年6月7日.
3 刑长寅:《致从维熙》,《小说选刊》1984年第6期。
1 顾骧:《读<雪落黄河静无声>》,《小说选刊》1984年第2期.
2 张颖:《<雪落黄河静无声>是成功之作吗?》,《文论报》1984年5月25日.
3 臻海:《性格的真实与思想的高度》,《作品与争鸣》1984年第9期。
4 谢云:《遗憾的一笔——谈<雪落黄河静无声>》,《文学报》1984年6月7日.
5 高尔泰:《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一篇小说引起的感想》,《读书》1985年第5期。
6 《苦恋》同《雪》之间的“互文性”以及关于它们的争鸣的前后呼应性的情状有一种“密响旁通”的意味,显示了1980年代初期关于“国家”这个共同体性质的思考并非个人的而是多人并行的。
7 高尔泰对这种观念进行了理论阐述:“抽象地谈论爱国主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假如你爱祖国,那就把祖国概念同极‘左'路线分开吧。假如你爱党,那就把党同极‘左'路线分开吧”。“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祖国存在的元素。人民的欢乐和苦难,也就是祖国的欢乐和苦难.那些使人民受苦受难的东西,也就是使祖国受 苦受难的东西”。“我们对祖国繁荣富强的渴望,是同我们对自己、对亲人、对广大人民幸福的憧憬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没有祖国的繁荣富强,也就没有这一切。而这种渴望,也就是爱.”参见高尔泰:《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一篇小说引起的感想》,《读书》1985年第5期。
1 初稿完成于1974年。曾地下流传。1976年至1979年曾修改,发表于《今天》第4、5、6期(分别出版于1979年6、9、12,署名为“艾珊”)和《长江》1981年第1期,署名赵振开。
1 艾珊:《波动》,《今天》第4期,第44-45页。
2 参见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7-434页.
1 赵玫:《别迷失了你自己》,《文学自由谈》1985年创刊号,第28页。
2 1979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反特权、反集权,吁请平等和更为民主化政治的的文学叙事风潮,人称“暴露文学”.如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就是其中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叙事文本,但它也有着与《苦恋》一样的遭遇,“暴露文学”也因此“无疾而终”.上文已经指出。《苦恋》的论争和分歧实际上在《雪》的争鸣中延续了,这表明在1980年代,这种政治个人主义的话语企图还是很有“民意”的,而且,“禁忌”下的发展可能也更倾向于激进,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一些对抗政府的“过激”行为也许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缘由。
1 参见蔡翔著:《躁动与喧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4页。
2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熙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1页。
3 礼平著,初稿于1976年11月,1980年5月定稿,发表于《十月》1981年1期.
4 靳凡(刘青峰)著,初稿于1972年,曾以手抄和打印本方式流传,1979年经作者修改后,发表于《十月》1980年第1期.
5 参看本章第三节的相关论述。
6 详论见论文第二章。
7 《收获》1981年第1期。
8 《收获》1981年第6期。
1 当时的一些批判者认为《同》的标题显示了叙事人和“她”一样,完全认同了“他”的观念而与“他”站在了“同一地平线上”(参见曾镇南:《评<在同一地平线上>》,《光明日报》1982年7月15日:唐挚:《是强者还是懦夫——评<在同一地平线上>的思想倾向》,《文艺报》1982年第9期)。
2 李子云:《她提出了什么问题——评《在同一地平线上》及其他》,《读书》1982年第8期。
3 个人主义的个人本位显然是一种人人平等基础上的概念和观念,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说道:“一个人只有尊重、热爱所有人的人性和自由时,同时也只有当他自己的自由与人性受到所有人同样的尊重、热爱、支持时,他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人。”“把每个人作为一个人来看”,“应该平等的尊重所有人”。参见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5-116页。
4 亚里士多德:《诗学》,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0页。
5 这种“代言”的文学非常近似于巴赫金所说的“独白型小说”,有着“对象他者化”的意味,参见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88-89页。
6 “极端自我”和“极端残忍”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内核。王彬彬:《死在路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页。
1 此乃诗人孙静轩检讨文章中的语言,见《文艺报》1981年第22期.
2 个人自由应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突出人的主体性,并且是在普遍的意义上突出个人的价值,因此,个人主义所谓的“个人”,首先是一种抽象的在(being),落实到每一个人,才是具体的在者(beings)。换句话说,每个具体的个人,只是“在者”之一,而不能自居为“在”,否则就是僭越。利已主义者、唯我主义者就是这类僭越者。他们是一些以自身利益为唯一尺度的“在者”,他们没有对任何超越性尺度——哪怕仅仅是就超越自我的利益而言,而不论。天道”或“神律”——的凭依和自觉,他们因此只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占用”者,占用财富、占用空间、占用女人的身体。(龚刚:《西方个人主义的东渐与“变形”:以张爱玲的小说为个案》,《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3期,第94-102页)
3 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内部教参,1985年出版,第30、38页。
4 1993年10月8日,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上自己的住所,用斧头砍死了妻子,然后自杀。据媒体披露,顾城此前就曾强令妻子把他们的儿子送给别人抚养,理由是儿子影响了妻子对他的关爱。“顾城事件”后,斯妤写了《有一种眼泪是从心里留出来的》一文,文中说:“我不知道一个人要极端自我到什么程度,才会逼迫一个母亲和自己幼小的孩子分离,而这个母亲是他的妻子,这个孩子是他的儿子。我真的不懂一个人要多么冷漠残忍,才会无视自己妻儿生离死别的巨大痛苦,心安理得地坚持放逐自己幼小的孩子?”引自王彬彬:《死在路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页。
1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2 《中国青年》1978年第2期.
3 许子东:《刘心武论——<新时期小说主流>之一章》,《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4期,第58-68页.
1 北岛此诗句显然代表了一些青年的精神情绪,北岛一代不相信自己在昏睡而刘心武们“醒着”,不相信“醒”与“睡”、“积极”与“消沉”、“乐观”与“迷惘”这些概念之间的固定内涵和必然联系,也不相信“文革”只是“恶梦”只是“弯路”的说法。
2 林中:《评<醒来吧,弟弟>》,《今天》1978年第1期,第45-48页。
3 “伤痕文学”肇始,也曾经遭到“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的责难,认为这些作品是“向后看”的,“影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志”等(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1页),同样是否定意见,这种批评立场显然颇能代表“弟弟们”的主体精神情绪与观点。
4 边缘化表现有二:一、《今天》乃民刊:二、《今天》主要以诗歌诗评为主,小说评论在《今天》也是边缘的。
1 在此,我们有必要反思中园“五四”和1980年代的两次“启蒙”思潮和文学。从个人主义视角看,中国的这两次“启蒙”虽然都通过对一些个人主义思想观念,如人的价值与尊严等的张扬而显示了一些现代人文主义的质素,但在根本上却表现了对西方真正意义上的“启蒙”的“误读”,这个误读的根源在于中国启蒙者思想层面上的“人人平等”个人主义观念的欠缺(当然。这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中“个人”缺失的现代延伸)。从词源学看,西方“启蒙”一词源于Enlightment,其词根是“light”:名词意为“光”,动词则意为“点燃”和“照亮”,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启蒙”原意都与光明有关,是“照亮”的意思。它恰好表达了“照亮”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王国”的意味。在西方语境下,“启蒙”一词,是指人对“光明”的自我寻找,故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载《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3页。)所以西方的“启蒙”,实际上是一个人人主动参与思考和选择的状态,是每个人对于“自由意志”充分尊重和认同的过程,它从一开始就被要求最大限度地尊重每个人的主体性、抗拒精神专制的奴役。而绝非高高在上的觉醒者、先进者对于“懵懂”“他者”的说教。当然。从更深层次看,缺乏他者意识的个体自我扩张的“启蒙”叙事的背后显示的恰好正是个体意识的欠缺,因为缺乏人人平等的意识,就很容易被一个更为有力的、更为扩张的个体所占据——无论是具体的个人抑或是抽象的个人的化身(例如某种思想等等)而丧失自己的思想,在现代和当代中国。很多“启蒙”知识分子无保留地。改造思想”,拜倒在集权或者“个人”思想或者某种“制度”之下就是这种个人平等意识欠缺的后果。
2 何西来、杜书瀛:《新时期文学与道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9-190页。
3 吕永林认为这种极度扩张自我的、代言式的启蒙叙事实际上也是一种个人主义叙事类型,只是在当时人们对个人主义缺乏仔细辨析和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交接班的特定时期,这种已经被抽去集体主义内核而塞入个人主义内核的同一性宏大叙事却被许多人想当然地当作以往集体主义的精神传统继承下来,以个人主义宏大叙事取缔集体主义宏大叙事的行动可以不被理解为一种起义或哗变式的革命与断裂,而被理解为一种新的、更加科学且更加现代的继承和发扬。参看吕永林:《个人化及其反动》(上海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蔡翔)。
1 程光炜:《文学的紧张——<公开的情书>、<飞天>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南方文坛》,2006年第6期,第14-22页。
2 《太阳和人》至今未能公映,一些作品被打入“另册”,具体论述见论文第二章第一节.
3 我们发现,1980年代中期的这些极度扩张个体自我的叙事文本不仅没有像张辛欣1980年代初期的文本那样遭围攻式的批判和被打入另册的命运,而且还得到主流意识形态和当时主流文学评论界的青睐,《你别无选择》以及《你不可改变我》都获得了全国大奖(分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和短篇小说获奖)就是极好的证明,这背后所显示的绝不是文学观念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这么简单,表面上看是当时日益高涨的“现代化”意识导致了人们普遍对它们的认同,背后也有可能蕴含了更为深邃的写作政治,例如这些作品极力张扬个体意识的“自由人”可能恰好符合了开始兴起的“商品经济”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1980年代文学扩张个人自我的叙事在完成把“个人”从“阶级政治”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可能有意无意之间又把这些刚刚解放出来的“个人”完全纳入了“经济政治”之中。
4 《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徐星近年说他的《无主题变奏》在1981年即完成,当时曾在北京的一些艺术类高校地下流行,后来看到刘索拉发表的《你别无选择》,才意识到可以拿出来投稿,参见徐星:《在路上,热爱底层》,载2007年3月22日《成都日报》;《亲历先锋文学的潮涨潮退:朱伟访谈》(http://www.sina.com.cn)也谈到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在1980年代初期即在北京音乐学院等高校流传。
5 《人民文学》1985年第3期。
6 《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
7 《芙蓉》1985年第4期。
8 《人民文学》1986年第9期。
1 程代熙:《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2 黄子平:《青春的骚动和不安》,《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1期.
3 陈雷:《选编者序》,《世纪病:别无选择——“垮掉的—代”小说选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页。
4 南帆:《冲突的文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5-96页。
5 萨特:《<局外人>的诠释》,施康强等译《萨特文学论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0页.
6 萨特:《<局外人>的诠释》,施康强等译《萨特文学论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5-36页.
1 何新:《当代文学中的荒谬者与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读书》1985年第11期。
1 南戈:《一个清洁工如何影响了当代文学》,《北京青年报》2001年8月7日.引自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wenyu/66/134/200108071529566.html.
1 南戈:《一个清洁工如何影响了当代文学》,《北京青年报》2001年8月7日。引自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wenyu/66/134/20010807/529566.html.
2 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57页。
1 季红真:《精神被放逐者的内心独白——刘索拉小说的语义分析》,《上海文学》1988年第1期。
2 对《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文本“局外人”和“局内人”的的分析参考了王芳:《80年代小说荒诞思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刘纳).学界对以《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为代表的1980年代新潮小说的“存在主义”和“荒诞意识”的论述成果颇多,但鲜有论者从个人主义思想的角度认识这些小说,在笔者看来,1980年代以“萨特热”为代表的“西学热”正是中国个人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具体论述参见第二章第三节),而所谓“局外人”和“局内人”的矛盾纠葛正是自我扩张以及个人价值实现、个性张扬在具体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和困惑,这背后蕴含了深刻的对个人主义以及文学“形塑”的“文化与社会”内涵,这是王芳等关注“存在主义”或者“荒诞派”对1980年代文学影响的学者所没着重揭示的。
3 陈素琰:《关于残雪创作的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委会:《中国文学研 究年鉴(1988)》,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第120页。
1 日本学者进藤直子的专著《有狼的风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的第四章《残雪的世界》对于残雪小说中的孤独而绝对化的个体形象有详细论述,可参阅。
2 吴炫:《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4年,第108页。
3 《天津文学》1986年第6期。
4 《中国》1986年第11期。
1 《中国》1986年第5期。
2 赵玖:《残雪的方式》,《上海文论》1987年第4期。
1 进藤直子:《有狼的风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224-225页。
2 从新写实小说开始盛行之时,就有评论者注意到了其“个人化”特征:季红真曾说:“新写实”小说家“切入个体人生现实境域的视角”,是“以个体为本位,去审视现实.因此,他们不再设置意识形态的幻觉,对现实少幻想,而更多冷静的观察与细致的体验,作品中也小心地隐匿起理想的色彩,多取客观的叙述”(季红真:《新写实支脉》,《作家》1990年第3期。)“新写实小说注重个体感性,命运叙述随个体行为而转移,于是单个命运叙述的有序性得以加强,但忽视人的存在的社会普遗制约性,却有陷入更广的不确定性的危机。”(王利勤:《也谈“写实”》,《当代文坛》1991年第4期。)陈晓明则最早明确使用“个人化的写作”、“个人化的写作 立场”、“个人化写作”、“个人化的话语”、“个人化的姿态”、“个人化的经验”等词语来阐释“新写实小说”,他认为“新写实”标志文学“集体想象的失落”:“无法建立,也无法认同任何一种明确的‘集体想像'关系”,“文学写作不再追逐意识形态实践”;“当时代不再需要‘集体想象''时,‘寻根文学'的乌托邦冲动就变得尤为虚幻。在‘寻根文学'终结的地方,‘新写实主义'开始了他的历史起点:放弃乌托邦冲动,拒绝提供集体想象,回到生活事实。”因此,新写实文学“远离社会的中心价值体系”,个人的经验成为“文学写作的全部根本”(陈晓明:《反抗危机:论“新写实”》,《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
1 蔡翔指出了“新写实小说”“放弃个人化努力”的另一面:“新写实主义在驱逐了理想主义的浪漫侵入之后,而开始谋求一种同现实的妥协关系,这种现实仍然残留着传统的体制痕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体制内的现实,他们努力做到的是承认现状并在这种现状中好好地过日子”,而这“不仅带来小说叙事的变化,更意味着一种个人化向公共性的无奈让步”(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16、181页);另可参见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672-672页。
2 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672-673页。
3 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632页.
4 当然,1990年代真正建构起的“个人化写作”的“宏大”文学景观不等于建构了“真正”的“个人化写作”时代,学界已经开始反思1990年代文学的“伪个人化写作”问题。参见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导言》,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1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2 雷蒙·威廉斯:《关健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导言》,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8页.
3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31页。
1 美国观念史缔造者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认为观念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探讨“人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正是为了探究这个重大问题,观念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黑暗岁月里,从哲学史学科脱胎而出,成为一门独特的探素领域.参见曹意强:《观念史的历史、意义与方法》,《新美术》,2006年第6期,第29页.
2 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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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写于1991-1993年,1997年由香港青文书屋出版。
3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年。
4 《读书》1998年第2期,第3-11页。
5 《山花》2005年第11期,第121-132页。
6 《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第5-11页。
7 北京三联书店 2006年。
1 程光炜、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主持人的话》,《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第20页。
2 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山花》2005年第11期,第121-132页.
3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新时期文学”该如何界定,从1980年代至今都还是个问题,就概念的外延而言,仅对“新时期文学”起止时间的界定目前就有几种不同说法.“新时期文学”起点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以1976年;一是以1978年。对于“新时期文学”终点,则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以1987年;一是以1989年;一是以1992年,还有一种则是认为新时期文学至今没有终结,“仍然用‘新时期文学20年'来概括中国文学自70年代末以来所走过的文学里程”。(丁帆、朱丽丽:《新时期文学》,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159页)
4 参见圆明:《新时期文学讨论会述略》,《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第143页.
5 《历史与未来之交:反思、重建、拓展——“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纪要》,《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第15-23页。
6 王蒙:《小说家言》,《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第10-13页。
1 现象学的“还原”(rduction),只是在不损事物分毫的情况下把我们的粗朴信念加以消解——即胡塞尔所说的“中止我们对世界之实在性的粗朴信念乃是所有哲学反省的条件”。所谓“还原”,是胡塞尔现象学最重要的方法学概念。简略地说,还原把我们带到一“超越界”,令我们可以不带任何偏见地如其所如地认识事物的方法。还原又可以分为“本质还原”(eidetic reduction)和现象学还原(phenomenological reduictions)两大类。简言之,本质还原是把我们的知识从事实层面提升到“理念”层面的方法。现象学还原则至少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这是严格意义的现象学还原,其作用是中止我们对存在的粗朴信念,使事物作为纯粹现象地呈现于我们。二、把文化世界还原为直接经验所形成的“生活世界”。三、把现象界的我直接引到超越的主体性的“超越还原”。杜夫润(杜夫海纳):《文学批评与现象学》,岑溢成译注,载郑树森:《现象学与文学批评》,(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84年,第57-58页.
1 在一个变革年代的初期,新的因素还在胚胎当中,甚至是以旧的面孔出现,新旧杂陈,未来也呈现出各种可能。对学术研究而言,这样的时代尤其值得关注。从“现当代文学”转而从事明清之际思想史研究的赵园认为关注这样的变革时代最大的忌讳便是带着后世者的价值判断武断地进入历史。为此,赵园借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之口提出“空着双手进入历史”的要求。该要求的具体内容是:第一,进入资料的时候,不带特定的意图。不服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外来的或者既定的观念。对于知识领域内各种偏见的批判意图,也不可以构成阅读资料的前提.第二,不限定特定对象和特定主题。第三,尽可能扩展阅读文献的范围,阅读的时候也不能借助于第二手材料,或者断章取义地阅读;要从头到尾地阅读,并且要阅读两次以上.第四,以先后为顺序阅读。(沟口雄三:《关于历史叙述的意图与客观性问题》,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11辑),引自赵园:《危机时刻的思想与言说——探寻进入社会变革时期的路径》,《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第109-118页。
2 美国学者洛斯在评论关于历史现象的研究时说:“世上很少有什么事情比揭示一些能让其他大量的历史事实获得重新审视的事实更有趣的了。”洛斯:《教学和研究精神》,《美国学者》(1933年),引自A·O·洛夫乔伊:《观念史论文集·观念的历史编纂学》,吴相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第8页。
3 哈耶克曾抱怨说:“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晦涩难懂,甚至对于不同的集团来说常常几乎表示相反的意义,而更为严重为困难是,有人经常试图用它把实际在信仰上对立和不能调和的人们捏合在一起。今天各自已不再代表一致的思想体系,所描述的是完全不同的原则和事实的总体,是历史事件把它们同这些字眼联系起来。但是,除了在不同的时期,为同样一些人,甚至仅以同样的书目所鼓吹而外,这些原则很少具有共同之处.在这方面,“个人主义”与任何政治术语相比受害最深,它不仅被其反对者歪曲得面目全非,仅仅通过它的敌人为其画像才为我 们绝大多数当代人所熟悉,而且已经被用来描述好几种社会观点,这几种社会观点之间与传统上被看作其对立面的观点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考察到一些有关“个人主义”的标准描述,这使我几乎开始后悔自己曾经把所信仰的思想和这样一个被如此滥用和误解的术语联系在一起。(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一章《真假个人主义》,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3年。)
1 A.O.Lovejoy:The Great Chain of Being:A Study History of Idea(A·O·洛夫乔伊:《伟大的存在之链:观念史研究》)Cambridge,Mass.,1936.pp.5-6.
2 曹意强:《观念史的历史、意义与方法》,《新美术》,2006年第6期,第38-39页。
参见:A·O·洛夫乔伊:《观念史论文集·观念的历史编纂学》,吴相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第1-2页。
3 A·O·洛夫乔伊语,转引自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42页。
4 史蒂文·卢卡斯的著作《个人主义》出版后,英国《知识分子》杂志1985年夏季号曾载文评价说,此书“对个人主义的分析可以说是(1985年)最为简明周全的了”,而此著的译者,个人主义思想史研究专家阎克文先生也言,在他所能涉猎的范围而言,英国《知识分子》杂志的这个评价到现在为止(2001年)仍不为过.阎克文:《译者前言》,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1页.
1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115-119页。
2 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 1962年,第112、114页。
3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69页。
4 参见夏伟东、李颗、杨宗元:《个人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134页。
5 彼特拉克:《秘密》,北京大学西语系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 1971年,第11页。
1 罗伯特·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翟宏彪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1年,第46-55页,第214-216页.
2 安东尼·德·雅赛:《重申自由主义》,陈茅、徐力源、刘春瑞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第11页.
3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唐钺译,商务印书馆 1957年,第43页。
4 边沁:《道德与立法的原理绪论》,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 1996年,第212页.
5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第21页。
1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 1999年,第35-36页。
2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150页。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 1987年,第45页。
4 “个人主义”一词自近代进入中国后几乎一直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尤其是1949年后,“个人主义”在我国成了不道德和自私自利的代名词,典型说法则是“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1980年代初我国权威工具书《辞海》的界说实际上还延续了此种涵义:个人主义是“一切以个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思想。是私有制经济在意识上的反映。它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的最后和量完备的形态,因而个人主义在资产阶级身上发展到了顶峰.表现为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等。”(《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年版,第309页.)1980年代中国关于“个人主义”最为通行的解释则是:“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至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个人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它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如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等.”(《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3年,第373-374页.)而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本的《现代汉语辞典》仍对“个人主义”作这样的解释:“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个人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它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如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丰义、本位主义等等.”不过,也应该注意到当下中国对“个人主义”看法的变化,如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观念,主张把个人的独立、自由、平等等价值及权利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相违背的。”(商务印书馆 2005年,第463页.)此说不但把早些时候赋予个人主义的贬义色彩全解除了(贬义全都放在了“极端个人主义”概念上),而且肯定了个人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历史作用.
5 阎克文:《译者前言》,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1页。
1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2年,第77页.
2 德国十九世纪著名法学家耶利内克说:“在古代,人从来没有被明确认为是某个个人。……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人就是个人'这一原则才获得了普遍胜利.”(引自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89页。),耶氏所说“普遗胜利”,指的是个人主义的各项原则在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充分体现和制度性的保障。显然,从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在西方得到了极大地扩展,并深深地扎下了根。它不仅被法律化,而且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表现在人们的习俗举止上,也即如钱满素所言:“在民主国家里,个人主义的基本精神不仅已被普遍接受,而且被机构化法律化了,因此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个人主义已经过时。但是怎么能设想一个没有个人主义的现代民主社会呢?浪漫主义是感情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思想上的个人主义,多元化是社会领域的个人主义,放任主义是经济领域的个人主义,民主则是政治上的个人主义。”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北京三联书店 1996年,第228页.
3 戴锦华这样描述这种转折:1980年代“意味着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结束由冷战阵营构造的‘封闭'时期,在‘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口号下,步入全球资本市场的开端.这一转折期的最重要特征是存在着一种‘结构性裂隙”,即政权的延续、意识形态的断裂与社会体制的变迁。”(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44页。);贺桂梅则进一步发挥了戴锦华的观点,她认为1980年代尽管不是改朝换代而延续了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形式,并且仍旧借重了毛泽东时代的国家话语形态,但其意识形态内涵已然更换,且政治、经济、社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适应资本市场的需要。这一转折过程同时伴随着一场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即重新安置“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其具体形态则是被宽泛地称为“人道主义思潮”的新人文话语.这种话语以高扬个体的“主体性”作为主要特征,在打破毛泽东时代的个体认同方式的同时,重新建构出一种新型的个人观念,在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上确立了一种新的关系模式。(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76页。)
1 个人主义思想观念在“当代文学”的具体表现情状参见论文第一章.
2 在1990年代初期,有论者开始注意到“新写实小说”的“个人化”特征(如季红真等);陈晓明则最早明确使用“个人化的写作”、“个人化的写作立场”、“个人化写作”、“个人化的话语”、“个人化的姿态”、“个人化的经验”等语词来阐释“新写实小说”(可参看论文第三章的相关论述);到1990年代中后期,一些女性作家、“晚生代”作家、“70后”作家开始公开认同或使用个人化写作这个词语,包括他们的创作在内的更多文本也开始被一些研究者和评论者在“个人化写作”的概念下予以讨论;此后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如洪子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刘祥安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等中也正式使用“个人化写作”这一术语来概说1990年代的一些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以上种种显示了“个人化”已经成为了1990年代文学最为显明的总体性特征.实际上,“个人化写作”背后的精神理念和价值立场正是对个人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的认同,这一点,正如有论者所言,“个人化写作”在1990年代的风行是1990年代以后国人生存行为之个人化的主导形态理解为个人的本位化与原子化及其相互增殖的结果(参看吕永林:《何谓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上海文学》2008年第8期,第86-96页)。另外,王晓明对于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和“个人化写作”之间的密切关联也有过论述,他说:“进入90年代以后,无论在社会的一般意义中,还是在文学的流行观念里,‘个人'似乎都成了最重要的东西。今天的年轻人——当然远不止是年轻人——懂憬未来的时候,还有几个是真正把‘社会'或者‘国家'放在首位?‘个人'的发达,事实上已经成为公众最普遍、也最迫切的要求。与此相应,‘个人性'和‘个人写作'愈益频繁地成为文学杂志上的热门话题,不但批评家以此论述作品,许多作家也以此自我论述,陈染干脆将自己惟出的长篇小说题名为《私人生活》。”(王晓明:《在创伤记忆的环抱中》,引自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9页。)。
1 从叙事学理论看,所有叙事背后都有一个“隐含作者”,它能透露叙事者的价值观念和叙事立场。因此,人们关于1980年代文学的这些阐述就非常有意味,它们显然是针对“当代文学”中“人学”的状况而言的,矛头所指是在极端集体主义专制下的文学只能表现人的“阶级性”而不能表现“普遍人性”而导致的“人”的失落。这背后其实已经暗含了反“阶级立场”的价值观和思想趋向,因为从客观上讲,“阶级性”无论如何也不能排除在“人性”之外.如果联系到他们在论述时所提到的“人的价值”、“尊严”等观点来看,这种对“阶级性”的排斥和关于“人的回归”的表述显然透露出了言说者的个人主义思想观念,对此,德国汉学家顾彬说:“在过去30年,党一向以全体中国人的代表自居。这意味着只有群体,没有个体;只有复数‘我们',没有单数‘我';只有普通话语,没有个人语言.……‘我'按照诗人顾城的话来说就是‘非我',只配用来铺路。突然强调‘人'就意味着强调个人、个人的历史.后者有别于官方的历史,而与一代人的整体体验向契合.这代人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言人”。(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7-208页)
2 艾晓明:《步入迷津的审视(代序)》,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2年,第2页。
3 学界通常的看法是认为个人主义话语是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现代派小说和第三代诗歌的涌现以后才在文坛公开登场的。参见薛毅:《关于个人主义话语》,《上海文学》1999年第4期,第76-79页,另可参见李陀在《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主编,北京三联书店 2006年)中的相关回忆。
4 例如我们从个人主义的角度观照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讨论”、“潘晓讨论”、“萨特热”以及“主体性”理论及其“批判”,都得出了较为新颗和深刻的见解,具体论述参见论文第二章。
5 在谢冕、张颐武、王宁等首先提出“后新时期”的学者们看来,日常化、世俗化以及“个人化”等是“新时期文学”向“后新时期文学”转型以及“宏大叙事”向“个人化叙事”转变的主要征兆。参见谢冕:《新时期文学 的“转型”——关于“后新时期文学”》,《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4期,第48-50页;
张颐武:《后新时期文学:新的文化空间》,《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第9-10页、
《新空间:实用精神的崛起——后新时期的价值转换》,《作家》1994年第4期,第42-46页;
王宁:《继承与断裂:走向后新时期文学》,《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第11-12页。
1 详细论述参见论文第三章.
2 “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第2页。
3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年,第21页.
4 雷蒙·威廉斯在考察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关键词”的“意义的变异性”时曾说:“在社会史中,许多重要的词义都是由优势阶级所形塑,大部分是由某些行业所操控,因此有些词义被边缘化.”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导言》,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年,第8页。
5 程光炜:《文学的紧张——<公开的情书>、<飞天>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南方文坛》,2006年第6期,第14-22页。
6 例如在1980年代文学实践中,从个人本位出发建构共同体的观念一再遭遇打压而从个人本位出发张扬个人自由发展的观念却得到弘扬,这种对“个人主义”的“形塑”导致了前者的边缘化和后者的中心化。表现在文学叙事上的嬗变就是“宏大叙事”的解构和“个人化叙事”的“宏大”。而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完成了对“个人主义”的“形塑”:“个人主义”被过多地叙述为个人肆无忌惮地扩张自我的“唯我主义”而“边缘”了个人主义中那种诉求个人化共同体的观念.具体论述见论文第三章。
7 鉴于本论题是从文化思潮的角度对1980年代文学进行研究,因此带有文化思潮研究和整体研究的特点,为尽量全面掌握研究对象的研究现状,笔者收集了以“新时期文学”和“1980年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单篇论文千余篇(1976—2008)和专著(包括各种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对“新时期文学”或者“1980年代文学”部分的论述)百余部,还不包括专门以新时期某一特定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文章,终于认识到要穷尽对研究对象的全部资料基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为根据概率统计原理,这种广泛而随机选择搜集的大量资料应该可以代表现在的研究状况,基本可以保证我们关于本论题研究现状的综述具有可信度,当然,在当下“学术成果”无限膨胀的状态下,也不可能排除遗珠之憾。
1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 1999年,第35-36、41页。
2 参见《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一章第三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人的三次发现》。
3 原载《文汇报》,1986年9月8、12日,收入刘再复:《论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 1988年,第257-276页。
4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第11-26页;1986年第1期,第3-15页.
1 正因为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具有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很多批判者抓住这点进行批驳也就毫不奇怪了,如批判者说:刘再复从抽象的人的本质和“自由选择”论出发,鼓吹人的“自我完成,自我塑造,自我实现”,把主体性看成摆脱任何阶级规定性的“主体性”,看成超越一切“外部现象”干预的“主体性”,看成是“善恶并举”的人的灵魂的复杂性”。不同意“把人性看成是一种自觉的道德要求和规范”,反对“排除”“人的感性的动物性”,主张一切。求诸于自己,自己规定自己,自己实现自己”,并把“自我实现”观作为他的文学主体论的核心内容,作为覆盖整个文学动因、目的、本质和功能的基本概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的个体本位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学观。(董学文:《两种文学主体观》,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年,第257页。)关于刘再复“主体性”理论所蕴含的个人主义观念的具体论述参见论文第二章第四节。
2 刘再复的“主体论”理论一俟发表,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正如一篇文章所说:“主体论理论这样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的产生,如果无声无息毫无影响,那就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已经无药可救了.事实上,它所提出的问题逼迫每一个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它做出反应:赞成、否定、支持、反对.”陈燕谷、靳大成:《刘再复现象批判——兼论当代文化思潮中的浮士德精神》,《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第16-30+38页.
3 杨庆祥:《“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第39-43页。
4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5,第231页.
1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5年,第234-235页.
2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5年,第236页。
3 路易·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70页。
4 具体论述参见论文第二章第四节.
5 雷达:《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第15-27页。
1 如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年)论述了“新时期”十年文学所表现的“人的自觉“和“民族的自觉”的主潮。
2 吴若增:《人道主义与自我实现——略谈新时期文学的两大主题》,《文学探索》1987年第1期。
3 吴若增:《我所透视的文学大潮》,写于1985年,载《吴若增杂文随笔自选集》,群言出版社 1994年,第206-211页。
1 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第52页。
1 张颐武:《个人主体:新时期文化发展的关键——<全国小说奖获奖、落选代表作及批评·短篇卷>导言》,《书屋》1995年第2期,第57-60页。
2 “救亡压倒启蒙”是李泽厚在1980年代中期提出的著名观点,在一篇题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文章中,李泽厚以“启蒙”与“救亡”两大“性质不相同”的思想史主题来结构中国现代史,认为在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过程中,“反封建”的文化启蒙任务被民族救亡主题“中断”,革命和救亡运动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工作,而且被“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最终造成了“文革”“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 1987年,第7页.
3 参见蔡翔著:《躁动与喧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年,第3-4页.
1 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学林出版社 1994年,第67页.
2 蔡翔所言的斯特尔·卢卡斯即《个人主义》的著者英国学者史蒂文·卢克斯.出于“个人主义”这个语词在当代中国先验性的贬义色彩,蔡翔把它转译为“个体主义”,这也是“个人主义”(英文为individualism、法文为I'individualisme)在较为常见的译文,如谷方译法国学者路易·迪蒙的著作Essais sur I'individualisme为《论个体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个人主义的另一个常见译文是“个性主义”.
3 《上海文学》1999年第4期,第76-79页。
1 薛毅指出:“自由主义有意无意地为日常生活化了的个人主义、为已然被新富人阶层占有了的个人主义的合法性提供了‘伟大'依据。这一切又与九十年代呼吁的所谓‘市民社会'一拍即合鼓励人们热衷于发财、消费,而淡漠政治,使人们进入一个似乎与当代政治无关的‘独立'的日常生活‘新空间'之中。这里,被抹去的事实是,这种‘新空间'本身就是政治选择的产物。”薛毅:《关于个人主义话语》,《上海文学》1999年第4期,第78页。
2 《上海文学》同期还有陈思和、倪伟、王晓明等关于“成功人士现象”的文章,可参看。
3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年.
1 系列论文包括:《崎岖的启蒙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第107-115页),
《沉重的回归之旅》(《齐鲁学刊》2005年第3期,第96-101页),
《重返“人的文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22-30页)。
2 李新宇:《重返“人的文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22-30页。
3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引文参见该著第185-187页。
1 “个人话语”虽然与“个人主义话语”不能等同,但它强调了话语的“个人”性质,内蕴了一种对“集体”的疏离意识,而且在贺桂梅的论述中,“个人话语”是作为与“集体话语”相对的概念出现的,显然,其“个人话语”一词蕴含了一些个人主义的观念因素。
1 贺桂梅:《新话语的诞生——重读<班主任>》,《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第17-20页。
2 《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第82-89页。
3 1988年刘恒的《白涡》(《中国作家》1988年1期)引起了人们关于“性”——婚外恋和知识分子精神状态方面的争鸣,解志熙则从个人主义角度对它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小说主人公周兆路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周 的行为表现出强烈而独特的个人主义人生态度和人生方式.《白涡》相当成功地揭示了处于我们这个矛盾时代中的个人主义者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们是如何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在现实生活中,周兆路这种个人主义者并不少见,他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典型,这个形象的出现说明中国的个人主义已经超越了少年期的幼稚和青春期的单纯,而具有了进入成熟期的智慧和力量,它找到了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的独特方式。周兆路的成功和自信预示着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日益得势(解志熙:《印象与妄谈》,《文论报》1988年3月15日)。在人们纷纷对《白涡》进行“性话语”或者“知识分子话语”解读的时候,解志熙从个人主义角度对它进行阐释,而且联系到个人主义在1980年代发展的时代背景揭示周兆路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显示了独到而深邃的眼光.当然,《白涡》这个文本已经带有鲜明的90年代“个人化写作”特征。
1 如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2年);
王爱松:《个人主义与“五四”文学》(《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都是总体研究“个人主义与“五四文学”的代表性成果。而汪晖的《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载《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36-207页,)和刘禾的《个人主义话语》(载《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 1999年,第27-65页)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了“五四”时期的“个人观念”或“个人主义话语”的中国流播.当然,我们要特别提到普实克的研究,一般学者都强调近代以来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引进以后对中国个人观现代转型的关键作用,但普实克却在其研究中发现了也许是中国本土的观念因素起到了根本作用,他指出:“现在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始于明朝。这场变革即使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也终将达到目的,其主要是中国内部的力量,而且其渊源也在中国国内.而欧洲的侵略只不过是加速了它的进程而已”。“一个现代的、自由的、自决的个性,自然只有在这些传统观念、习俗以及它们所赖以存在的整个社会结构被粉碎和清除之后才可能诞生。所以,中国的现代革命——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革命——是个人和个人主义反对传统教条的革命。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认识现代中国的思想和艺术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的无比重要性”。“如果说革命时代的文学反映的是中国人民对旧的封建制度的反抗,那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清代文学中发现的类似倾向则是封建制度行将产生危机的第一个先兆,我们在其中发现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证明了个人从传统思维方式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它们也是表明封建制度强加于个人的束缚已经松弛的一个标志。它们预示着,个人开始使自己从过去所有的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至少是在思想上解放出来。”(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李燕乔等译,载《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年,第1-29页).普实克的论说清晰有力,其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研究视点对我们也很有启发,而且能引发我们的追问: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本土的“个人主义”没能健全地发展下去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1 王彬彬说:“‘个人主义'的确是一个好东西。但正如西方的许多好东西在中国都被误解和‘做坏'一样,‘个人主义'也未能选此厄运.由于在观念上的被误解和在实践中被‘做坏'、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名声很坏。”王彬彬:《“我“是谁?》,《书屋》1996年第4期,第69-71页。
2 韩少功在1990年代也为1980年代的个性解放的结果感到茫然,认为西方的自私与自尊并行、自我与他人并重的“个人主义”在中国已变成了极度自私的,道德沦丧的、不把自己也不把别人当人的“个狗主义”。韩少功:《个狗主义》,《韩少功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年,第12-14页.
1 相关研究笔者所见主要有:汪晖:《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载《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36-207页;
刘禾:《个人主义话语》,载《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 1999年,第27-65页;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个人观念形态的起源、演变及其形态初探》,载《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号,第52-66页;
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学林出版社 2003年;
顾红亮、刘晓虹:《想象个人:中国个人观的现代转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
夏伟东、李颖、杨宗元:《个人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2 如邓国伟:《关于五四个性主义文学及其走向问题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
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2年);
王铁仙:《中国文学中的个性主义潮流——从晚明至五四》(《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
王爱松:《个人主义与“五四”文学》(《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姬蕾:《论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东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5期)等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
3 一般的文学史研究和教学中,“当代文学”是指从1949年建国到当下的文学现象,但研究者在寻求和确立“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合法性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更具说服力的说法.如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用“当代文学”指称1942至1978年间的文学,他提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的上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一历史的新纪元。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当代文学思潮始终与‘五四'新文学的革命思潮保持着血缘的联系。它的直接源头,则是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求新文学运动自觉地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从而提出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第3页)显然,这里的“当代”不是“当前”的意思,也没有延续到“当前”的意思,它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当代文学”的命名是为了区别于与其前后相衔接的“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种对“当代文学”的定义不仅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具有独特的理论视野和严格的逻辑性。这也是迄今为止对“当代文学”特别而又相当确切的定义。参见旷新年:《寻找“当代文学”》,《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第138-145页。
4 刘建军:《单位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163页。
1 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海天出版社 1997年,第129页。
2 郑家栋说:“民国以降,礼作为仪式和典章的效用已不复存在,但作为调整人际关系和生活行为的社会习俗仍然在民间发生影响.而在195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后一个层面也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政治意识形态”(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60页)。
3 《冯定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232页。
4 《冯定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230页。
5 《冯定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237页.
6 《冯定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238页.
7 《冯定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240页.
8 《冯定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48页.
1 《红旗》1964年第17、18期的合刊发表了张启勋对冯定《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批判,冯定思想被宣判为“大毒草”,实际上这也是宣布除了“共产主义人生观”以外的其他所有人生观、价值观都是“非法”的,也就是说,人生观问题成了一个有法定答案,因而也就是不能进行讨论的问题,直到1980年“潘晓讨论”才把人生观问题重新提出来加以讨论.
2 《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第1页。
3 陈其武:《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第1页。
4 尚学:《彻底破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0年,第1页.
1 《个人主义有没有积极作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第5-6页。
2 如文祥和在《有条件的个人主义并无害处》中提出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并不一定“水火不相融”的观点(《个人主义有没有积极作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第7页);
王非则认为“至少在现阶段,个人主义思想还是人皆有之,是难免的”。(王非:《个人主义是人人难免的》,《个人主义有没有积极作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第8页)
3 如一些批判文章的标题就显示了这种先验性的“宣判”:《没有无害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为什么老是克服不了》、《个人主义是前进的阻力》、《“积极的个人主义”是反动的》、《个人主义的发展会导致政治上的反动》等等(参见《个人主义有没有积极作用·目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因此,后来《中国青年》杂志就根本不再讨论个人主义有无积极作用的问题,而是转向了“个人主义为什么老是克服不了”的问题,显然更鲜明地带上了引导和号召人们“彻底破除和抛弃个人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条件地把个人融入集体”的色调。参见夏伟宗、李颖、杨宗元:《个人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78-79页。
4 徐友渔认为遏罗克是身兼思想家和烈士双重身份的、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都产生巨大影响的、有如苏格拉底和布鲁诺式那样的人类历史上的佼佼者。参见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遏罗克遗作及回忆·前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年,第13页。
5 遇罗克在日记中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自由的向往,如1966年7月18日的日记:“读完《五四小说选讲》。能够自由地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才是有出息的作品。由此看来,今天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较之五四时代,真是相形见绌了。”引自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遇罗克遗作及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年,第120页。
6 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遇罗克遗作及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年,第19-20页。
7 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遇罗克遗作及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年,第29-31、40页。
8 徐晓、丁东、桧友渔主编:《遇罗克遗作及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年,第20页。
1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遇罗克):《出生论》,载《中学文革报》1967年1月创刊号,引自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遇罗克遗作及回忆·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年.
2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115页。
3 个人主义在中国是功利性的,而不是哲学性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待个人主义的态度很少有人是出于信仰之心,个人主义在中国最大的功效就是作为一种武器,或者说是工具,以达到反传统的目的.”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2年,第165页。
4 在当时无论是“自来红”青年还是“黑五类”子女大都实际上表现“革命”和渴望“革命”的特定时代里,遇罗克的这种观点在客观上有着否定阶级对立进而从根本上否定“革命”这个主流话语的效果,这也是遏罗克思想不容于中央“文革”的根本所在,虽然遇罗克本人在《出身论》等文章中非常熟稔地运用阶级论的理论进行分析和论述。
5 “表现”与学识、成绩具优的遇罗克不能上大学,此事直接刺激了他对“血统论”的反思和批判,提出了“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有意思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邓小平认为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 招收新生的政审条件“太繁琐“,重新指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这样,就连那些在“血统论”猖獗时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为“狗崽子”的知识青年,也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例如,著名记者范长江当时尚未平反,他的儿子范东生也获得了参加高考的资格且被录取,作家胡风当时还在狱中戴着“反革命”帽子,他的儿子张晓山也获得了高考的资格,遏罗克的表现目前人人“平等”的观念部分得以实现.
1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中学文革报》因此立即被封杀,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遏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正如厄尔曼在其《中世纪的个人与社会》一书中指出的:“(在中世纪)个人是如此渺小的一部分,个人的利益轻而易举就会成为敬献在公共利益和社会自身这一祭坛上的牺牲品.对于社会来说,再也没有比侵蚀和消弱这一信念——这是使社会融为一体的基础——更危险的事情了.按照中世纪的观点,杀死一个攻击这种信念的个人,并不侵犯他的尊严.”(引自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44页.)这样看来,遇罗克的“死法”倒是与其个人主义的思想非常“匹配”,可谓“死得其所”.
2 在当时的“个人主义”的名目下,容纳进了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等不同范畴的认为需要批判的东西.如“自私自利”,“惟利是图”;如“要名、要利、要权”,“想夺、想偷、想抢”;如“培植自己的小圈子”,企图实现“称霸文坛的野心”;如“精神上的空虚、寂寞、悲观”;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要求和顾望;如“个人奋斗的人生道路”,等等.这些批判,看起来像是为着个人道德的纯洁所作的努力,又像是为着制定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规约.当然,也是一场想全面而彻底地摧毁强调个性、个体尊严与价值的人文思潮的运动。将道德上的利己主义与人文思潮的个人主义完全混同,这大概会加强批判上的感情憎恶,也更容易置“个人主义”于被审判的境地.不过,在根本目的上,批判所要达到的,不仅是利己主义思想行为,最主要的是破坏、挤压个人的思想、糖神“独立性”,艺术创造的“自主性”,取消人的生活和精神上的“个人空间”,用“公共空间”来取代“个人空间”.(参见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35页。)显然,在当时受批判的“个人主义”的名目下,并非纯粹是我们所说的个人主义思想观念,但个人主义思想观念无疑是批判的主要对象。
3 周扬语,完整的表述是“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转引自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35页。
4 这从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出版的《做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一书可以窥见一斑,它是该社的“青年共产主义者丛刊”之一种,该书收入文章32篇。第一部分杨献珍、张劲夫等人从理论上讲改造知识分子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第二部分“解剖篇”,老舍、藏克家、张光年等人谈个人改造的体会,主要是讲如何克服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思想”,文章的题目就很能说明问题:《挖掉个人主义的根子》(老舍),《个人主义与癌》(张光年),《攻破这个独立“王国”》(藏克家);另一个可作说明的例证是1957年9月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扩大会议上,邵荃麟的总结发言中总结出三条“丁陈”的个人主义表现:一是“文学上追求名利和个人欲望的个人主义”;二是极端个人主义在他们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上的表现……就是对于新事物的冷淡、怀疑以至敌视,其中最突出的是那种对于人民和革命的虚无主义思想”;三是“表现在生活道德的败坏上”.在当时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个人主义”是自私自利、利欲熏心、成名成家等等这些词汇的同义词。“个人主义”是一个人人唯恐躲避不及的,一旦沾上就会陷于麓尬的境地,它让一些人惴惴不安、惶恐度日,而在另一些人手中却是随时可以挥舞的大棒。
5 《雷锋日记》里有一段流传极广的“经典”话语,其中一句是:“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6 “文革”中有一些流行口号,如:“狠斗私字一闪念”、“破私立公”、“斗私批修”、“大公无私”、“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等等;张恩德、董存瑞、霄锋、王杰、欧阳海等作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至牺牲自己生命的模范和英雄被广泛宣扬.
1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1955年初,舒芜将胡风写给他的34封信件交出,《人民日报》于5月13日,将它们与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同时发表,称胡风为“反党集团”。5月24日和6月10日同一报纸又刊出胡风和他的追随者被迫交出的来往信件135封,胡风等被称为“反革命集团”。
2 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当代》(台北),1998年第1期,第110-129页.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9页。
2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27页。
3 所谓“一体化”,指的是文学的演化过程,或一种文学时期特征的生成方式。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过程中,各种文学主张、流派、力量在冲突、渗透、消长的复杂关系中,“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到了50年代,成为中国大陆惟一的文学事实.也就是说,“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文学规范(文学发展的方向、路线、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的规则等)。在50至70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政治的力量的‘体制化',成为惟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因此,随着“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以及“三突出”等创作原则的推行,“整个文学创作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僵硬的机械运作,而且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制约。……在文学审美方面,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已经使时代的共名凝固化,公开发表的文学创作只能成为共名的宣传物,个人性的思考与体验完全被时代的共名所取代.当时具体表现为两种创作倾向,一种是歌颂性的抒情作品大量产生,一种是图解阶级斗争理论的叙事作品应运而生。”对当代文学总体用“一元化”或“一体化”这样的概括已是学界的共识。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页.
4 这些研究成果实际上代表了学界近年对“当代文学”的研究水平,主要有: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廖亦武:《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程光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76)》,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牛津大学(香港)出版社 1993年;
李扬:《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刘志荣:《潜在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
杨鼎川:《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王尧《迟到的批判:当代作家与“文革文学”》,大象出版社2000年等。
1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第132-145页。
2 李定中:《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第2卷第5期,引自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3 臧克家在1950年代写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学刊》,1955年第2-3期)中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作过这样的叙述:“它战胜了各种各样的颓废主义、形式主义,克服着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情调,一步比一步的结合了历史现实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另外,关于当代文学集体主义主导走向的形成可参见刘忠:《集体主义对个体意识的改造与消融——从“延安文学”到“十七年文学”的一种考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60-65页);张根柱、曹允亮:《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延安作家思想转变历程论析》(《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54-61页).
1 茅盾:《“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茅盾文艺杂论集》(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60页。
2 麦克昂(郭沫若):《英雄树》,《创造月刊》1928年第8期。
3 穆木天:《再谈写实的小说与第一人称写法》,《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10日。
4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学运动史料选》(2),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31页.
5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学运动史料选》(2),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31页.
6 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文学动史料选》(2),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8页.
7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247-249页
8 例如有论者在论述丁玲的转变时说:丁玲本来是富有艺术个性的,她具有富于女性特色的敏锐的感觉方式,那份大胆而率真的抒情习惯,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她的“‘我'的个性,‘我'的识见,‘我'的审美趣味”受到打击,“她终于吸取了教训,由个性扩张转变为收缩个性,由自我抒遣转变为自我封闭,由倾听自己的心声 转变为图解现成的公式:她的创作变了质,由先前那种积极的自我超越和自我保护,变成了自我丧失,变成了一种消极的自我保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丧失自我的标志性作品,这部小说“完全是用阶级关系来组织人物圈子”,“让人物的言行举止尽量充分表现出他的阶级性”,除开“一个纯粹政治性的主题”,“你就说不出这部长篇小说还有什么别的内容”,丁玲的变化“使人感到惋惜和悲哀”.(王雪瑛:《论丁玲的小说创作》,《上海文论》1988年第5期.)另外,“何其芳现象”也是更为典型的例证.
1 张鸿生:《当代文学中日常性叙事的消亡——重读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第116-127页。
2 参见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载《英雄和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37-150页。
3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245-246页。
4 原文发表于1957年5月5日《文艺月报》,引自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6-320页,本节以下引自该文的引文不再加注。
1 钱谷融:《文艺创作的生命与动力》,《艺术·人·真诚——钱谷融论文自选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8页。
1 季进、曾一果:《钱谷融先生的文学思想论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第167-172页。
2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转发舒芜检讨自己错误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长江日报》1952年5月25日)所加的“编者按”(胡乔木撰写)中,为“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的错误性质,做出这样的裁定:“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1952年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四次有胡风本人参加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在中宣部写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报告中,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主要错误”有如下的归纳:“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把旧现实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文艺。”(引自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1 胡风:《青春底诗——路翎著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序》,《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7-188页。
2 胡风:《青春底诗——路翎著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序》,《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7页.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
2 晓立:《从“瓦甘诺夫”联想到洼地上的“战役”》,《文艺月报》1954年5月号。
3 巍巍:《纪律——阶级思想的试金石——谈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解放军文艺》,1955年3月号。
1 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文艺报》1955年第1-2号。
2 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文艺报》1954年第12期.
3 “百花文学”的遭遇也能说明这一点.有论者指出“百花文学”实际上也涉及了个人与群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暗示了这个新生的社会存在“本质化”、“教条化”的趋向。比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讲述知识者与大众、个体与群体之间冲突的故事,……是关于20世纪现代中国社会的“疏离者”的故事。”而细致绵密、也略为感伤的短篇《红豆》的叙述者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已成为“党的工作者”的江玫,叙述自己在群众运动中改造自己走向革命,也包括对自己脆弱、迷误的感情经历的反省,但叙述的“反省”并不彻底,在细致而动情地涉及当事人的爱情经历时,便会或多或少地离开了“批判”的立场,而同情了江玫的那种感情纠葛。因而,投身革命与个人感情生活,在小说中并没有被处理成完全一致。这种叙述上的分裂,当然没能逃脱“训练有素”的批判者的法眼,姚文元在《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中指出:“作者也曾经想……刻划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江玫经过种种复杂的内心斗争,在党的教育下终于使个人利益服从于革命利益”,“然而,事实上作者并未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一当进入具体的艺术描写,作者的感情就完全被小资产阶级那种哀怨的、狭窄的诉不尽的个人主义感伤支配了”,“作者没有比江玫站得更高”。没有“看到过去江玫的爱情”“是毫不值得留恋和惋惜的”,因为齐虹本质上是“被美化了的‘反现状'的个人主义者”和“反党的个人主义者”。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4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6、428页。
1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4页。
2 近年也有论者注意到了胡风文艺思想不容于“当代”主流文艺思想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内在的个人主义观念,因此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论争与批判“只有置于个人/集体两种价值观念冲突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刘忠:《集体主义对个体意识的改造与消融——从“延安文学”到“十七年文学”的一种考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60-65页)
1 参见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2 宋剑华:《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4页。
3 指在绝对化集体主义价值理念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如前苏联与“极左”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不包括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4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0页。
5 李希凡:《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中国青年报》1957年9月17日。
6 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3页。
1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页。
2 张中晓:《狭路集·四八》,《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12页.
3 张中晓:《无梦楼文史杂抄·一一二》,《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33页。
4 张中晓:《拾荒集·二九》,《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75页。
5 张中晓:《拾荒集·五一·五二》,《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81页。
6 张中晓:《拾荒集·三一》,《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75页。
1 张中晓:《狭路集·四七》,《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12页。
2 张中晓:《拾荒集·五八》,《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83页。
3 张中晓:《狭路集·九四》,《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22页。
4 张中晓:《狭路集·十九》,《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05页。
5 如“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想活。”(《拾荒集·二九》;“病发后六日记于无梦楼,时西风凛冽,秋雨连宵,寒衣卖尽,早餐阙如之时也。”(《无梦楼文史杂抄·九九》)等都表明了张写作《无梦楼随笔》时的苦难境地.
6 王元化:《<无梦楼随笔>·序》,《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
7 单世联:《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黄河》,1998年第4期,第98-116页。
1 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30-332页。
2 杨键:《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第98页.
1 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8卷),涂纪亮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2 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8卷),涂纪亮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3 李劼曾在其长篇回忆录:《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风景兼历史备忘》:(http://www.huachengnz.com/article/view_9116_7.html)中提到刘再复的“文学的主体性”理论出台后,有人就指出这种理论和钱谷融1950年代的“文学是人学”的思想恰合之处甚多.
4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6-22页。
1 皮亚杰认为:“任何认识都首先建构在一个由主客体综合作用的“格局”之上。这个“格局”随着环境的刺激和主体的成长,逐渐丰富、变迁和复杂化。高级的“格局”形态是由低级“格局”形态发展而来的。在高级形态上,低级形态的某些残片、因素和颗粒作为遗传物还存活着;而另一些原先仅作为征兆、胚芽和细胞的东西则又会发展为具有充分意义的高级“格局”形态。因此,高级“格局”与低级“格局”在本质和现象上都是相通的。”(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1页)
2 为论述方便,我们把属于文革地下写作范畴的几部小说作品,如《波动》等放在1980年代个人主义文学叙事中进行论述。
3 廖亦武:《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第192页。
4 廖亦武:《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第222页。
1 廖亦武:《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第235页。
2 廖亦武:《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第257页。
3 在1980年代的文学界,“自我”绝对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词汇,1981年前后还发生了关于“自我”和“自我表现”的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参见武生:《关于文学中的“自我表现”问题的讨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2年》,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
4 “个人主义文学叙事”是一个不严密的概念,它在本论文中主要指那些表现了个人主义观念的文学作品。
5 《沉沦的圣殿》(廖亦武主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揭示了文革地下诗歌对1980年代文学的影响,例如书中提到在1980年,舒婷就撰文提到北岛、江河、芒克等人对她的巨大影响(第306页);
林莽则回忆说:食指(郭路生后来的笔名)之所以受到同代诗人们的敬重,重要的是他诗中所体现的艺术指向。60年代的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中充斥着政治口号。然而食指以独立的人的精神站出来歌唱,他让我们感到了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是直觉,是情感,是经验,是有意味的形式,首先是人的自由意志与人格的体现。他的后来者们,朦胧诗的早期作者们正是沿袭了这一点,才成为了开一代诗风的代表人物(第122页);
宋海泉也说:郭路生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个体性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的人的尊严,恢复了诗的尊严(第237页)。
6 在1980年的“潘晓讨论”中,写信参与讨论的、认同“潘晓”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和人性观的主要是青年人,参见论文第二章第二节。
1 1980年代初期,“人道主义“形成了一种波及政治思想、哲学、历史和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广泛的社会思潮。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年到1983年,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方面的文章多达700余篇。参见程光炜:《“人道主义”讨论:一个未完成的文学预案》,《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第22-29页。
2 在1980年代初期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个人主义就成了一种普遍性的精神立场和价值观念,它与人道主义是紧密扭结在一起的,但学界往往以“人的觉醒”、回到“五四”来定位1980年代初期的文学,显然,这样的定位是有充分史实根据的,但却是模糊的:“五四”“人的觉醒”究竟是作为“类”的“人”的觉醒,还是“个人”的觉醒?1980年代回到“五四”,是回到了“个人主义”的“五四”,还是“人道主义”的“五四”?从“个人主义”这个角度看,这些问题都有重新追问的必要。
3 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35页。
4 科利斯·拉蒙特和保罗·库尔茨都自认为是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并且据此提出了他们的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的政治主张。如科利斯·拉蒙特指出:“人道主义的原则要求将民主尽可能最广泛地扩展到人类生活的一切有关方面去。人道主义的民主概念,自然是与那些较早时候对民主理想所作的贡献(例如美国《人权法案》具体规定的各项保证和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等鼓舞人心的战斗口号)相结合的。全世界的人道主义者还赞成1948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的、国际公认的《世界人权宣言》的信条。”(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贾高建、张海涛、董云虎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249页.);而保罗·库尔茨则说:“民主精神关注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确认个人根据其愿望行动的权利,制止对个人选样和个人行为领域的下正当的干扰。它 为个人实现自身和发展自身提升机会和条件。民主伦理学认为,就我们尊重个人的自由权来说,我们不仅促成他人的发展,而且促成自身的发展;就我们尊重他人来说,我们能够学到他们的经验、智慧和真理。宽容多样性的民主的方法扩大了我们发现的视野和领域,增强了社会中的创造性.就我愿意聆听他人意见、把他人看作应平等和公正地对待的人而言,我促成了我们双方的发展。”(保罗·库尔茨:《保卫世俗人道主义》,余灵灵等译,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4页。)
1 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贾高建、张海涛、董云虎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250-253页。
2 也有学者将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等同,认为人道主义也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如李之鼎说:“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与仁道主义、民贵主义不同,它们是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前者是反集权、反君主专制主义的;后者是调和君民矛盾,维护君主专制主义的根本利益的。前者以人(每一个个体的人)为中心;后者以唯一者君主为中心,适当照顾民的利益,以期“保民而王”。前者的基本价值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后者则是以仁为核心,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君父伦理的三纲五常等。前者的代表是近现代具有主体性的知识分子;后者的代表是士,是几千年礼教(或仁道)思维控制的读书人。如果说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人道主义的现代成果,那么人道主义的价值观的重心是作为自由主义的核心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或译个体主义、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通向人类一直向往的自由群体(=“自由联合体”)的桥梁。仁道主义、民贵主义的价值观核心是君权,自然是专制群体主义。持个人主义的人是追求主体性的人,是向着高度物质文明与糖神文明迈进的人,他们组成自由群体,逐步实现着个体与群体的同一性。自由个体以及自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区域、族群、国邦)才具有真正“群体主义”的意义。或者说,自由群体才能产生真正的群体主义。其他群体主义都是冒牌货,往往是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所挂的欺人的“羊头”。非自由群体是由不同程度的蒙昧个体(或由其组成的区域、族群、国邦)或被压迫个体(或由其组成的区域、族群、国邦),在不同情况下(历史的、传统的、专制的、极权的……)非自由的联合,这种联合体只能产生各种名目的假群体主义。自由联合体是现代性的,非自由联合体属于前现代(参见:《人道主义与仁道主义,民主主义与民贵主义》,《文论报》,1997年7月1日).这里,李之鼎所说的反集权的人道主义就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
1 哈耶克认为“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等等显然是矛盾的说法,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6页.
2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51页。
3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52页。
4 周作人:《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15页。
1 例如,他在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此外或者还有什么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9-80页。)
2 鲁迅:《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7页。
3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1、52页。
4 汪卫东:《鲁迅前期文本中的“个人”观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22-123页.
5 1980年代初期“回到五四”的喧哗声中无疑包含了回到“个人主义”“五四”的意指,例如胡绳在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明确指出:“应该承认,在那时,人们提出个人主义,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他们把个人主义作为反封建战斗武器……打破封建的枷锁,争取个性的发展和个人独立自主权利的号召;表了他们的要求,激起起了他们的共鸣,对他们起了巨见大鼓舞作用.”胡绳:《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与科学》,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05页.
1 参见李劼:《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风景兼历史备忘》:http://www.huachengnz.com/article/view_9116_7.html.
2 1980年代文学一个典型现象是一个作品受到批判,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阅读兴趣,与历史学家史景迁在评价中国80年代的文化心理时曾说的“反败为胜”颇为类似(参见史景迁:《从共产主义到市场经济》,(台北)时报文化2001年)。关于“潘晓讨论”以及个人主义文学叙事发生及嬗变的详细论述参见本章第二节及第三章。
3 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第39-42页。
1 朱光潜:《自由主义与文艺》,引自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1945-1999》(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2-113页。
2 陆梅林:《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第40-51页。
1 汝信:《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第5版。
2 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第4、6版。
3 邢贲思:《怎样识别人道主义》《百科知识》1980年第1期,第22-24页。
4 陆梅林:《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第40-51页。
5 何西来:《人的重新发现——论新时期的文学潮流》,《红岩》1980年第3期,第32-36页。
1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19页。
2 赵修义:《主体觉醒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长——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观念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7-12页.
3 赵修义:《主体觉醒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长——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观念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7-12页。
4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45页.
5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20页。
1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21页。
2 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把人道主义的含义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1页)。“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18页),“它不能对人类社会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应当批判剔除,而作为伦理原则共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则可以批判的继承,“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我的伦理道德教育的一项内容,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任务(44页)。“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立足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一项伦理原则,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37页)。本来胡乔木的文章是为批判1983年周扬在中央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活动上所作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第4版)报告而写的,但实际上他们的看法却基本一致(参见程光炜:《“人道主义”讨论:一个未完成的文学预案》,《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第22-29页.),倒是王若水明确提出了“人道主义”“不仅仅是一些道德规范,而且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51页)的不同意见.
3 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页。
4 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29页.
5 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页.
1 林清奇:《论人性是文学艺术美的本质因素》,《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69-73页。
2 谢明德:《文学与人道主义》,《湘江文艺》1981年第2期,第35-38页。
3 张恩荣:《文学——塑造人物,表现人性的艺术》,《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第132-136页。
4 敏泽:《论人性、阶级性和文学》,《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1期,第13-22页。
1 俞建章:《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潮流——对三年来文学创作的回顾与思考》,《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第22-33页。
2 张炯:《关于人性、人情及其它》,《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第37-40页.
1 王春元:《人性论和创作思想》,《文艺报》,1983年第2期,第7-9页。
2 陆贵山:《哲学思潮与人性描写》,《光明日报》,1983年7月28日,第4版。
3 艾斐:《“人性”的重弹与创作的失误》,《山西日报》,1983年12月16日,第3版。
1 王春元:《人性论和创作思想》,《文艺报》,1983年第2期,第7-9页。
2 沈敏特:《新时期文学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清明》,1984年第4期,第244-254页。
3 张韧、杨志杰:《从<啊,人……>到<人啊,人!>——评近几年文学创作中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文学评论》1984年第2期,第5-14页。
4 士林:《失误在哪里——评张辛欣同志一些小说的创作倾向》,《文汇报》1983年12月6日,第3版。
5 敏泽:《坚持思想和文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光明日报》,1983年11月12日,第4版。
6 艾斐:《“人性“的重弹与创作的失误》,《山西日报》,1983年12月16日,第3版。
7 白烨:《当前文艺创作中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3期,第27-38页。
1 陆贵山:《哲学思潮与人性描写》,《光明日报》1983年7月28日,第4版.
2 敏泽:《坚持思想和文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光明日报》1983年11月12日,第4版。
3 张韧、杨志杰:《从<啊,人……>到<人啊,人!>——评近几年文学创作中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文学评论》1984年第2期,第3-12页。
4 敏泽:《论思想和文学领域中的异化及抽象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昆仑》1984年第1期,第67-70页。
5 正如贺敬之所说:“我们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界线。社会主义国家总不能提倡个人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无政府主义。”(贺敬之:《当前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83年第10期。)程光炜的论文《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第21-29页)论述了具有明确的个人主义思想倾向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为什么难以进入作为“经典”进入文学史,可参考。
6 笔者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现象,与1980年代初期的“人道主义”、“人性”的倡导者截然相反的是,对“人道主义”和“人性”持反对意见的人则几乎把当时文学实践中的所有“人道主义”和“人性”的言说都视为“个人主义”加以否定。他们认为强调人性与人道主义在文学中的作用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人性论是一种唯心史观,它的基本点是脱离人的社会性来讲人的本质,把共同的人性强调到否认人的阶级性的地步,而用超阶级的人性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这样就会是非不分,爱憎不明,也就无所谓善恶,无所谓美丑。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正如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时所说的那样,实则是一种以人(个人)为主体的利己主义”。(陆梅林:《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第40-51页.)“人道主义讨论”合法化以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概念的提出后,上述意见就湮没无闻了。不过,这种意见倒是正好可以旁证我们的观点:1980年代初期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紧密扭结在一起的。
1 学界普遍认为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话语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第三代诗人”和“先锋小说”才正式出场的,参见薛毅:《关于个人主义话语》,《上海文学》1999年第4期;
另可参见李陀在《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主编,三联书店2006年)中的相关回忆。
2 一个典型的文学史实方面的例证是1986年“新时期文学十年”之际,当刘再复等人以“人道主义”来概括这十年以来的文学成就时,遭到了一些青年学者的质疑和批判。
3 参见程光炜:《“人道主义”讨论:一个未完成的文学预案——重返80年代文学史之四》,《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第22-29页.
4 “五四时期‘个人主义'基本上是一个褒义词”(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7页。)
1 薛毅:《关于个人主义话语》,《上海文学》1999年第4期,第76-79页。
1 “潘晓讨论”持续时间超过半年,先后共有六万多封读者来信直接参与“潘晓讨论”,有的来信是几十、甚至数百青年联名写来的,而《中国青年》杂志也因此创下397万份的发行记录,考虑到那时的群读、争阅氛围,估计《窄》的直接读者不下于千万。而且,自7、8月份起,《中国青年》编辑部的部分人员被邀请到各种场合去作关于讨论的报告,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会等国际大通讯社也作了报道,国内的报刊更是报道不断。当时有人甚至把“潘晓”和孔子、毛泽东、鲁迅并列为影响中国的四个代表性人物。著名理论家、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也说:“潘晓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胡乔木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2 《中国青年》杂志社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在2000年由《中国青年》杂志社举办的“潘晓讨论”20周年座谈会上,参加座谈会的学者指出,20年前的那场讨论打破了长期的思想禁锢,引发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自我存在的重新认识,对自身价值的深沉思考,对个体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审度。20年的进步证明了一个道理: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充满人性关怀的空间,建立一个尊重人的生存个性的社会,历史的进步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存的尊严。
3 赵林:《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1 人们通常把“潘晓讨论”理解为1980年代一个重要的思想史事件,显然,“潘晓讨论”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文学史事件,“潘晓”堪称是1980年代初文学中独特的个人主义者形象,《窄》的个人创伤叙事与当时“主流文学”截然不同,它实际上标志个人主义话语公开在1980年代文坛登台亮相的。(参见吕永林:《重温那个“个人”——关于一个久已消散的文学史印迹》,《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第82-89页.)
2 参见《人生激辩——回望“潘晓讨论”》: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12/11/content_10486877.htm.
1 《窄》是在对黄晓菊和潘祎二人组织来稿的基础上经由马笑冬之手改编再经《中国青年》编辑部集体把关而成的,因此《窄》可以说是一件集体创作的作品,反映的并非个人而是很多人共同的观点,在由马笑冬起草、郭楠柠作了很大修改的《编者的话》(《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第1页)里,字里行间透露出了对当时读者(主要是杂志所面向的青年读者)思想状况的清醒认识和把握:“了解这十几年沉浮变迁的人们,都不难理解青年们探索人生所走过的艰难历程,象潘晓们一样,他们原来也真诚地相信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真诚地愿意为革命,为信仰献身。然而,十年动乱冲毁了这一切:理想与现实竟有着这样惊人的距离,人生的旅程竟是这样的艰辛,人生的目的竟又是这样模糊,把握不住!他们彷徨,苦闷……人生意义的课题,必然地,不可免地在青年当中又重新被提出来了……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对社会的前进作出过贡献.”《编者的话》可以理解为对1980年代是“一次社会较大进步的前夕”的敏锐感觉,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人们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清醒意识.
2 参见《人生激辩——回望“潘晓讨论”):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12/11/content_10486877.htm.
1 潘晓:《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第2-5页.
2 例如《窄》和《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中都充满对亲人、家庭、组织、友谊、爱情等的极度失望以及自己由此产生的孤独情结的叙述,这也是它们发出“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及“只有自我是绝对的”等感慨的根本原因,而且,《窄》和《只有自我是绝对的》的个人创伤叙事并不是纯粹的“文革”体验,而是集中在“文革”之后的人际关系的叙述上,这就显示了它和一般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创伤叙事的根本不同,它们的叙述实际上表明“文革”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极为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叙述的不是“愈合”伤痕,而是展示了伤痕在“新时期”的延续与加剧。参见吕永林:《重温那个“个人”——关于一个久已消散的文学史印迹》《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第82-89页。
3 潘晓:《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第2-5页.
1 赵林:《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2 《来信来稿摘要》,《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
3 很可惜,大规模的讨论只进行了短短几个月,1980年8月20日,中央电视台播放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成了一个转折的关节点.1980年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一封是“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写的《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另一封则是“北京石月”写的《邻居眼里的潘晓》——“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胡耀邦在其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该批示。一时间,“潘晓讨论”出事了,传遍北京城,大规模讨论由此收场。而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1983年12月,华中工学院党委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认为“……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的精神污染.”引起有关部门注意,由此,原社长关志豪被调离,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在此文的“编者按”里,编辑部向社会公开检讨:“……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参与“潘晓讨论”的6万多封来信,全被当成废纸,化为纸浆。直到2000年,《中国青年》纪念“潘晓讨论”20周年,算是自己给自己平了反。
4 “潘晓”的《窄》由“自私是人的本质”这一个人主义的人性观出发,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当时得到很多人认同,在讨论中,有人甚至强调,“自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大公无私的人绝对没有”;“大公无私在目前还只能是一种理想境界,只有很少人能够达到,因而不宜在现在提倡”(参见《来信来稿摘要》,《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及赵林:《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虽然“潘晓讨论”被紧急叫停了。但这些观念在后来的“存在主义”以及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等“西学”中找到了思想资源,“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实现”成为1980年代深入人心的观念.关于“存在主义”等“西学热”作为1980年代个人主义思想资源的论述参见本章第三节。
1 参见网页http://www.gmw.cn/01ds/2002-01/23/32-F4E3C0CCF491F4754825684A0007BD80.htm.
2 有论者言,《窄》这个小小的文本让我们看到了当代自我认同的多个故事性,以及当代个人主义叙事的多种选择性,其中既有集体主义的信仰残余,也有个人主义的新政宣言。而在个人主义的新政宣言里,也是既有个人主义之宏大叙事——“搅动生活,影响社会”的激情召唤,亦有个人主义之小叙事——“安心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的细密纠葛。其中最让人觉得需要留神的是,在潘晓的个人主义宏大叙事愿望和集体主义信仰残余之间,似乎还存在着某种隐秘而又暖昧的关联.尽管潘晓在阐释其“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个人主义观念时有言:“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然而接下来她还是不由自主地提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并且习惯性地使用了在以往文学叙述中十分常见的一个意象——“太阳”,还特别强调了其“照耀万物”的客观功能,似乎想借此来建构一种其个人与他者及整个世界之间的契合关系。纵观全信,潘晓这种个人主义宏大叙事的最大动力来源似乎并非其当时的现实生活本身,而恰恰是其原有的集体主义信仰的“遗留”。吕永林:《重温那个“个人”——关于一个久已消散的文学史印迹》《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第82-89页。
3 从中国现代个人主义观念史看,“潘晓”既想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又对周围人们热心于过小日子和自私不满的想法也并不构成必然矛盾,可以说延续了“五四”个人主义思想中的个人与国家、民族协调发展的观念。
4 可以想见,如果《窄》的个人主义思想的表述不具备这种“矛盾”性,只是单一的言说“过小日子的冲动”或者“个人奋斗”,而不把“为他人和为社会”等话语缝合在内的话,在当时,它要么不可能公开出现于众人眼前,即是出现了也会被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批判,张辛欣的作品在此前后的遭遇即是明证,可参看本章第一节的有关论述。
5 赵稀方:《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6 朱立元:《怎样看待八十年代“西学热》,《文史哲》1996年第1期,第44-48页。
1 “‘萨特热'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长达十年之久”,见魏金声主编:《西方现代人学思潮的震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0页。
2 赵培文:《一些青年为什么对西方学说兴趣浓厚》,《文艺情况》1982年第10期,第1-4页.
3 赵子祥、武斌:《大学生对存在主义的看法——对三百名大学生的调查》,《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2期,第22-29页.
4 魏金声:《西方现代人学思潮的震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2页。
5 魏金声:《西方现代人学思潮的震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2页.
6 杨国荣:《存在哲学的歧途》,《书林》,1990年第1期。
1 木弓:《向萨特告别》,《读书》,1988年第3期。
2 杨庆祥:《“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第39-43页。
3 王鸿生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讨论会”上的发言。引自罗岗等:《普遍性、文化政治与“中国人”的焦虑》,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4 皮亚杰在反思拉马克主义的“刺激→反映”(即S→R)说开始了对认识论的研究,他说:如果我们为了方便还愿意保留刺激反应这个术语,那么对这些概念本身就必将进行依存会完全改变它们的意义的彻底的变革。一个刺激要引起某一特定反应,主体及其机体就必需有反应刺激的能力,因此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这种能力,它相当于瓦丁顿在胚胎发生学领域内所称的”能耐“。……我们不从刺激开始,而从对刺激的感受性开始,感受自然是依存于作出反应的能力的。所以这个公式不应该写作S→R而应该写作S(?)R,说得更确切一些,应写作S(A)R,其中A是刺激向某个反应格局的同化,而同化才是引起反应的根源。对S→R公式提出这种修改因此不知识出于单纯追求准确性,也不是为了理论上的概念化;这个修改提出了依我们看来是认识发展的中心问题。在行为主义的彻底的拉马克主义观点中,反应仅仅是对刺激所特有的先后序列”“在功能上的反映”(赫尔);从而学习过程就成为获得成就的基本过程,而对学习则是按照记录外界材料这个经验论模型来理解的.要是这个概念真的靠得住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结论就应该是:整个认识发展过程都必须看作是在这种理解下学习情境的不间断的先后相继出现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基本出发点是做出反应的能力,即“能耐”的话,看法就正好相反,这就是说,学习在发展的不同水平上是不同的,学习基本上是依赖“能耐”的演化的.真正的课题,因此,就是要阐明这个“能耐”的发展。(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0-62页)
5 赵稀方:《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4-15页.
1 赵修义:《主体觉醒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长——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观念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7-12页。
2 关于存在主义思想的个人主义性质,中外学者已经颇多论述(可参见解志熙:《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2-32页),因此,笔者此处不用再对存在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密切关系过多饶舌。实际上,萨特本人也不讳言个人主义,他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中,对一些人对于存在主义的各种指责,如“绝望的无为主义”、“泛自由主义”“不负责任的利己主义”等一一进行了反驳,但对于指责存在主义为“个人主义”却不加以驳斥,反而在演讲中大力声张了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是它使每一个人主宰他自己,把他存在的责任全然放在他自己的肩膀上。由是,当我们说人对他的本质负责时,我们并不只是说他对他个人负责而已,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主观主义'这个词有双重意义,而我们的论敌只在其中一个意义上做文章。主观主义一方面是指个人的自由,另方面则指人越不出人的主观性。这后一层意义在存在主义哲学里是比较深奥的。”(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熙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8-9页)。批判存在主义者有一种通行的说法,即把存在主义指斥为“极端的个人主义”(例如胡乔木把“自我设计”、“自我表现”等视为“同社会格格不入的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闯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页);陈燊指斥萨特思想为“无政府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陈燊:《也谈萨特》,《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3、4期);杨思基也持同样观点(杨思基:《存在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21-26页。)其实,这些指责如果排除其先验的批判“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极端”这样的措词,在客观上正好说明了存在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本质。
1 潘晓:《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1 赵林:《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赵林提出的“自私”与“自我”的观念实际上成了此后“潘晓讨论”的焦点.
2 单世联:《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黄河》,1998年第4期,第98-116页。
3 赵稀方:《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4页.
4 例如“自由”,用萨特自己的话来解释“不是说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是说人在每一件事情上,或每一个处境中,都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没有任何原则应该先验地指导他的判断。”(让·保罗—萨特:《萨特文集》第7卷,沈志明、艾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再如“自我选择”也在萨特那里也有其独特的内涵:第一,选择是自由的也是必须的;第二,你应该将选择付诸行动;第三,选择的后果并不重要,但自己要对选择的后果负责.(让·保罗—萨特:《萨特文集》第7卷,沈志明、艾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77页)。这显然和萨特在他的那次著名的演讲中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存在主义的第一个作用是它使每一个人主宰他自己,把他存在的责任全然放在他自己的肩膀上。由是,当我们说人对他的本质负责时,我们并不只是说他对他个人负责而已,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既对自己负责,也对所有的人负责;我在创造一种我希望人人都如此的人的形象。”(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熙良译,上 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8、9页)。
1 韩少功、王尧:《八十年代:个人的解放与茫然》,《当代》2003年第6期,第189-198页.
2 艾青:《从“朦胧诗”谈起》,载1981年5月12日《文汇报》,引自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学苑出版社1989年,第161页。
1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载《诗刊》1981年第3期,引自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学苑出版社1989年,第107-108页。
2 孙绍振先生关于“新的美学原则”的描述(两个“不屑于”以及“回避”外部、追求“心灵秘密”等)和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甚至“私人化写作”理念恰合之处显明。
3 程光炜认为当时的“知识者群体都有一种共震性的存在的焦虑,‘文革'的终结,绝不只是一段历史的告别,而在更深层次上潜伏着与之相关的历史叙述体系的总体危机,并内在地连带着知识者的精神失语.”就是在这种“焦虑”的状态下,80年代的“西学热”才能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程光炜:《一个被重构的“西方”——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看八十年代的知识范式》,《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李陀在2006年的一个访谈里回顾了1980年代两个重要的思想运动,他说:“要做历史分析,我以为首先要做的,是回顾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这两个思想运动,回顾它们之间那些纠缠不清的纠葛和缠绕,它们之间那种相互对立又相互限制的复杂关系.”在李陀看来,“思想解放”和“新启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要“在对‘文革'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上的新秩序。”后者则是“想凭借援西入中,也就是要凭借从‘西方'‘拿过来'的‘西学'话语来重新解释人,开辟一个新的论说人的语言空间,建立一套关于人的新的知识。”(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274页。);“到1980年前后,对于存在主义文艺的介绍已经形成对西方文学介绍的主要部分,并且为相当一批青年所接受。其间兴起的‘萨特热'、‘存在主义热'、‘卡夫卡热'等,都无不与理论界‘异化讨论热'有关。”(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7页.)而汪晖的表述则更为明确:“值得注意的是,在寻求个人的自主性的过程中,启蒙思想既从西方的宗教改革和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学说)中汲取思想资源,也从尼采、萨特等思想家那里得到灵感。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尼采、萨特等人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却被省略了,他们仅仅是个人主义的和反权威的象征.”(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1 “一般来说,80年代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普遍地信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而其预设就是建立在抽象的个人或主体性概念和普遍主义的立场之上的。”(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2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
3 李泽厚:《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4 李泽厚:《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
5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4页;《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200页。
6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40页.
7 李泽厚:《关于主体性的哲学论纲》,《李泽厚哲学文存·下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25页。
8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08页。
1 单世联:《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黄河》,1998年第4期,第98-116页。
2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4页。
3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14页。
4 李泽厚:《美学四讲》,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250页。
1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12、第33页。
2 陈家琪:《康德、黑格尔及其他——关于“新道德主义”的一封信》,原文刊于《文景》,引自《世纪中国》网站2004年8月20日.
3 参见单世联:《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黄河》,1998年第4期,第98-116页。
4 李泽厚:《关于主体性的哲学论纲》,载《李泽厚哲学文存》(下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29页.
1 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2 《文汇报》,1985年7月8日.
3 《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第11-26页;1986年第1期,第3-15页,本小节以下引文,凡不加注,皆引自此文。
1 何西来认为“文学主体性是文学领域中人道主义的一个哲学化提法”,他并且将刘的文学观与1950年代受挫的“文学是人学”理论连接成为一个不断整合的话语谱系(参见何西来:《对于当前我国文艺理论发展态势的几点认识》,《文论报》1986年6月11日);
杨庆祥则说:“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刘再复通过‘主体论‘所构建的新时期文学传统,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中激进主义的传统,在这一点上,刘再复回到了他所想象或者构建的‘鲁迅'和‘五四',同时,也为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化'提供了最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持。”(杨庆祥:《“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第39-43页。)
2 林兴宅:《我们时代的文艺理论——评刘再复近著兼与陈涌商榷》,《读书》,1986年第12期。
3 因此,刘再复一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立即引起一些信奉马列文论的学者及作家的忧虑和批评.他们直接感受到刘以“异质”知识谱系建构的新文艺观与自己一直所信仰的文论与文学观的乖离倾向,以其所处的权威地位和负责态度发表了旗帜鲜明的批评意见。陈涌、程代熙、敏泽、郑伯农、姚雪垠等或从马列原典的校读出发,或从文学史实的选取出发,或从自己特有的创作体验出发,对刘文的相关论断提出尖锐批评。在他们看来,刘文所引发的不是枝节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文艺的命运的问题”。(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红旗》,1986年第8期)
1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50页。
2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3页.
3 李泽厚:《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201页。
4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27页。
5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3页。
6 对此,刘晓波在《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说,李泽厚的的思想根源,不是康德、不是鲁迅、更不是马克思,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传统文化所造就的国民性(59页);李泽厚虽然专门研究过康德,但是康德对人类自负的批评,在李泽厚那里似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他仍然想成为黑格尔式的哲学家(15页);李泽厚抽掉了感性的个体生命,代之以理性主体、道德主体、社会主体,即以整体主体性来取代和否定个体主体性。李泽厚的主体性仅仅是形式上的,概念上的,其内在实质仍然是客体性,或者说是无具体主体的抽象主体性(第42页).
7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51页。
1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201页。
2 李泽厚坚持了自己的思想,他在近年的一次以书面形式问答的访谈中表示,《批判哲学的批判》中的“大我”“小我”说,就是他在《历史本体论》中所说的:“人是从‘个体为整体而存在'发展而成为‘整体为个体而存在'的.他认为,强调后者而否定前者是非历史的,强调前者而否定后者,是反历史的。他说:自由主义偏重‘整体为个体而存在',是非历史的,社群主义偏重‘个体为整体而存在',在今日中国则可以是反现代化潮流,从而是‘反历史的'。他还引用马克思的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以及“个性的比较高级发展,只有牺牲个人的历史进程来取得,……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他认为,在这一点上,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是一致的。(李泽厚:《循康德、马克思前行》,《读书》2007年第1期,第3-10页)。
3 刘晓波批评李泽厚“积淀说”实为“社会——理性本位”(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3页).
4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1页。
5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1页。
6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9页。
1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7页.
2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3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页。
4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5页.
5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页。
6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8-49页。
7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页。
8 夏中义:《新潮学案——新时期文论重估》,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42页。
1 《文坛“黑马”刘晓波》,载《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月号,转引自夏伟东、李颖、杨宗元:《个人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2页.
2 夏中义:《新潮学案——新时期文论重估》,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41-242页.
3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62页。
1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05页。
2 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3 刘小枫甚至说:“宁可不信上帝——这对上帝来说并不妨,也不可信赖种种伪神”.(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60页).
4 刘小枫所以要从民族精神谱系的个案追问,与历史理性主义的神学解构两方面,来对李泽厚的“积淀说”展开价值证伪,目的不仅在于“破”,更在于“立”,即引进西方现代基督教神学,为处于世纪性转型的当代中国文化重建提供新的价值参照(参见夏中义:《新潮学案——新时期文论重估》,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12页)。
5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98页。
6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91-292页。
7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90页.
8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93页.
9 夏中义:《新潮学案——新时期文论重估》,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11页。
1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21页。
2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60页。
3 陈燕谷、靳大成合写的长文《刘再复现象批判——兼论当代文化思潮中的浮士德精神》(以下简称《批判》,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第16-30+38页)曾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自由讨论,参加者多为青年学者(钱竞、吴予敏、苏炜、陈晓明等),他们提出来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可见此文观点颇能反映他们的思想;本小节下文凡引用该文,不再加注。
4 《批判》说:“事实上,新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超越主体性理论,进行新的探索以回答新的挑战,新的一轮已经开始了。”。他们在不同的方面代表了未来的方向。”我们“既是对刘再复的态度和理解,同时也是对我们自身的检讨.从刘再复现象中,我们汲取了力量,也发现了超越的必要。”而《批判》文前的“编者”则说:“为了更坚实的前进,为了加快步伐追上去,到了我们正视自身在探索中不足的一面的时候了。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批判》以刘再复在《关于人与文学的思考》中分析劳伦斯的短篇小说《骑马走出的女人》时的两个祈使句为例,认为刘“谈论的是某种陌生的、遥远的、仅仅在观念上知道而无法达到心灵沟通的东西.事实上,刘再复那充满十九世纪感觉的心灵很难体验二十世纪的情绪。不止是劳伦斯的全部作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全部二十世纪的新文学,都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抗议。二十世纪是承受人类主体性之胜利所带来的恶果的世纪。用这种眼光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二十世纪的艺术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焦虑、恐惧、混乱和畸形的东西,为什么烦、畏、死亡、荒诞会成为二十世纪哲学的主题.荒诞的本质在于,我们的理想嘲弄了我们。古典人道主义者在追求主体性时,只看到并且只能看到这个理想目标的正面。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特殊历史现状则是:一方面我们的现实处境要求普遍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我们毕竟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能对主体性的限度视而不见,沉湎于虚幻的自信之中。”《批判》认为刘再复“对传统、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态度不可能象发出‘我不相信'叫喊的年轻人那样激进,他的自我意识中的复数人格有时还会融进到杜甫式的载道传统里去,与他的个体生命的冲动发生矛盾.……他对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辨不具有年轻人的现代感,使他的个体生命意识解脱不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也给他跃动着的浮士德精神规划了一条界线,设置了一道藩篱.因此,在新时期十年文学的凯旋门下突然闯入一匹文学‘黑马'(指刘晓波,他在1986年“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上高呼“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后又在当年10月3日的《深圳青年报》上发表《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认为“任何理性因素的介入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文学的审美的纯洁性。在中国就是不能谈什么感性和理性统一这类字眼,人类就是永远处于这种感性与理性、灵与肉、本能与文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这种二律背反之中。它们之间是没法调和的。”他因此认为新时期文学。包括刘索拉《你别无选择》这样当时被认为是中国“真正的现代派”的作品,都掉进那“社会、理性、道德”的规范束缚里去了,而“生命力的理性化教条化道德化正是当代文学缺乏现代意识、缺乏个性意识的深层原因”。他主张“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笔者注)时,他多少有点不可思议的神情,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
1 杨庆祥:《“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第39-43页。
2 我们注意到,不仅刘再复不对陈燕谷、刘晓波等的“批判”作出回应,前述的李泽厚对“二刘”的“对话”也保持沉默,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3 实际上当时的李泽厚也颇为“激进”,他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积累了数百年经验的一些政法理论及实践,如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议会制度等等,应该视作人类的共同财富,是值得借鉴的。想以道德说教解决思想问题来替代政法体制上的进步和改革,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46页。这段话在“1999年安徽文艺版”中被删掉了——笔者.);他更不反对“个体”:“重视个体的权益和要求,重视个性的自由、独立、平等,发挥个体的自动性、创造性,使之不再是某种驯服的工具和被动的螺钉,并进而彻底消解传统在这方面的强大惰性,在今天比在近代任何时期,便更加紧要”。但他把“现代个体”的全面实现说成是“将来社会”里的事,他说:“……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中、下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62、1024页。
4 《批判》充满了对刘再复理论的同情之理解:“中年一代学者如刘再复、孙绍振、谢冕、林兴宅等挺身而出为青年学者进行理论准备和知识积累赢得了宝贵的必要时间.”认为刘的理论具有“半新半旧、过渡时期的理论色彩”,像“大病虚脱后自身需要慢慢调养”,是“一种营养不良的婴儿”……。
1 一些学者也指出过这一点,例如汪晖:“中国启蒙主义思想内部的冲突经常表现为古典的自由主义伦理与激进的极端个人主义伦理的二元对立”(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贺桂梅则言:“80年代后期所形成的‘文化哲学'(或称‘诗化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构成对‘主体论'的发展”(贺桂梅:《挪用与重构——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上海文学》2004年第5期,第70-78页)。
2 “一切都要以肉体为准绳,这就从根本上回到了‘人',不是理性的人,也不是道德的人,而是审美的人,感性的人。”(张辉:《时代的精神空白》,载李静主编:《中国问题:来自知识界的声音》,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
3 参见刘晓波:《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1986年第10期,引自余虹:《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7页。
4 刘晓波:《审美与人的自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5 高尔泰:《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5期。
1 潘知常:《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
2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01页.
3 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第64-71页.
4 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7-98页。
5 刘复生:《“新启蒙主义”文学态度及其文学实践》,《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1期,第15-20页。
1 贺桂梅说:“与文化哲学兴起的同时,在青年、学生中流行的‘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马斯洛热'等,对这些哲学作了更直接也更通俗的转换。叔本华的‘世界是我的意志'的主观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萨特的‘自由选择'论,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说,共同成为张扬‘个性'、‘人性'的依据,并转化为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伦理。这些交错混杂的理论资源实则在一个共同的支点上被统摄到一起,即自我控制的自律个体形象.”(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2 如前所述,刘晓波在“新时期文学”十年之际高呼“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李泽厚在《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中也开始以其主体性理论纵观和评论20世纪中国文艺;刘再复的相关著述更有明确的以主体性理论为标准来匡衡文学作品的意识,他说:“我们解放后已经形成的文学研究成果,特别是文学史和文学概论的著作,已经形成两个参照系统:一是政治斗争编年史的参照系统;二是作家政治履历参照系统.在这两个参照系统的制约下,我们才进入作品的评价。这样,对作品的评价和作家在整个文学史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被这两个参照系统所决定.……把文学史变成政治斗争史的文学版,文学变成政治母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变成一种线性因果关系。”“通过参照系统的新开拓,我们将编写出新的外国与中国的古代、现代、当代文学史,改变那种把文学观念作为经济政治发展的附生物的研究方法,而把文学当成人类历史发展的自我肯定手段”(《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文汇报》1985年7月8日)。正如《批判》所说:“刘再复的全部思想……就是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的大系统,在文学活动链条的各个环节中全面地、正气凛然地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把他所追求的新的理想人格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显然,刘晓波、李泽厚和刘再复都有从自己的个人主义观念出发观照文学和形塑文学的意识。
3 英国学者科林伍德指出,“审美个人主义(AestheticIndi vidualism)设想一个人仿佛就是上帝,就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创造力,他唯一的任务就是自行其是,并且通过适合其本性的任何作品去显示其本性。”(科林伍德:《艺术原理》第十四章第六节“审美个人主义”,王至元、陈华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23页)。此种以自我趣味为中心,强调“自我表现”,只顾自己“说出”而又心安理得的“审美个人主义”,其结果最终沦为纯粹的“自我主义”(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但前文我们已经指出,实际上李泽厚、刘再复、刘晓波等人都具有在“现代化”目标下共同体的吁求意识,尤其是刘晓波更表现出了“激进”的政治个人主义的诉求——全盘西化,也就是说,刘晓波主张感性个人的审美主义虽然外表与科林伍德所说的“审美个人主义”近似,但内在的却并非要落入单一的“自我主义”,正如李今在分析“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思想观念时所说,在其“含混其词的同一中,包蕴着多种发展可能性和选择性”。(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但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周作人后来在其所设定的“个人即是人类”的逻辑推衍过程中,抽掉了由“个人”到达“人类”的媒介,用省略的空白代替了两个不同概念之间本应存在的连接纽带。乃是在生活层面上填充这两个极端的人之关系的各种阶段——宗族、乡党乃至民族、国家。(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周作人由此走向了纯粹的“自我主义”的“审美个人主义”。也正因此,周作人的文学思想观念长期处在受批判和边缘化的位置,主流的“五四”个人主义是群己平衡的个人主义。但历史的因缘巧合,1980年代末期及以后,个人主义(文学与观念)在中国却向周作人式的“自我主义”的“审美个人主义”方向偏至而飞速发展,走了一条与“五四”大致相逆的路径.
4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5页。
1 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文章认为“向内转”是当代中国文学显现出的“自生自发、难以遇止的趋势”,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总体的发展趋势”,并且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整个西方文艺的发展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描述中,论证“向内转”是“一种人类审美意识的时代变迁,是一个新文学创世纪的开始”.
2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98页。
3 齐美尔:《哲学文化》,转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2页。
4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5 参见陈赟:《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自我理解》,原载《思想》第5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引自网页: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892850/
1 王宏图:《关于我们这一代人》,《90年代批评文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第278-279页。
2 王宏图:《关于我们这一代人》,《90年代批评文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第279、283页。
3 王宏图:《关于我们这一代人》,《90年代批评文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第286-287页。
4 张宏杰:《所谓七十年代人》,《天涯》2001年第3期。
5 旷新年:《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关系的重建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第47页。
6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第251页。
7 韩毓海:《市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批评的困境》,《天涯》1998年第2期,第21页。
1 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0页。
2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1 Roberte Spiller:《美国文学的周期》,王长荣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5-6页.
2 谢俊:《可疑的起点——<班主任>的考古学探究》,《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第131-142页。
3 张法:《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江汉论坛》1998年第9期,第58-62页。
4 程光炜:《“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5 过去对“伤痕文学”的讨论过于局限于风格流派的层次,而忽略了它作为受压多年的社会能量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第一个突破口,或者说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文学先声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事实上,基于过去年代所造成的社会和文化“伤痕”、且作用于“伤痕”的文学表达,并不只是存在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而是广泛存在于整个1980年代文学中。鉴于其社会影响的广泛性、作用于时代文学的深入性,以及所包含和释放的社会文化信息的丰富性,这一类的文学应该被概括看待,作为具备文学思潮性质的文学现象,或干脆被放在文学思潮的层次上来讨论。在此基础上,整个这一时段的文学史,亦可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伤痕文学阶段。(参见张业松:《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第12-20页.)显然,这种看法显示了更为宏阔和深邃的文学史眼光,对1980年代文学思潮和一些文学现象也更具有阐释效力。
1 许子东:《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1页。
2 谢俊:《可疑的起点——<班主任>的考古学探究》,《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第131-142页.
3 吴秀明:《当代中国文学五十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52页。
4 在《班主任》之前,蒋子龙发表在1976年复刊后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简称《一天》)的叙事也不是阶级斗争冲突模式,小说围绕霍大道和徐进亨展开抓产值还是抓国家急需的矛盾冲突展开的是一种“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冲突,小说发表后初获好评,但马上引起激烈批判,指责小说叙述了“成千成万的困难,成千成万的矛盾”,“惟独没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掩盖了工业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1976年第4期《人民文学》不得不发表检讨性质的“编者按”,承认《一天》没有能遵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正确反映社会主义时期工业战线和资产阶级进行尖锐斗争的这个主要矛盾.没有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承认刊物把关不严,觉悟不高,犯了错误;为“补过”同期还发表了蒋子龙的检讨文章《努力反映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和蒋创作的反映批邓与走资派进行阶级斗争的《铁锨传》.蒋子龙的检讨文章说:“不管我的主观意愿如何,小说的客观实际,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工业战线上无产阶级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派的斗争。……可见,放松学习和改造才是真正的危险.”针对《一天》的错误,蒋子龙在《一天》基础上改写的中篇小说《机电局长》(《天津文艺》1976年1-6期连载)中的叙事已是纯正的阶级冲突模式,叙事核心是霍大道以阶级斗争为纲,与桧进亭这个还在走的走资派作斗争。粉碎“四人帮”后,《一天》得到重评,陈谎煤在《蒋子龙短篇小说集》写的《序言》中指出:“《机电局长的一天》这篇小说,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大胆地摆脱了阶级斗争这个公式。”(参见张学正主编:《文学争鸣档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实录》,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3页;
王尧《迟到的批判:当代作家与“文革文学”》,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1-16页)可见,《一天》叙事虽非“阶级冲突模式”,却是作家为紧密配合当时政治(1973年底到1975年底中国政治天平倾向邓小平)而无意中犯下的一个“错误”(可参看吴俊:《环绕文学的政治博弈——<机电局长的一天>风波始末》当代中国文学网http://www.ddwenxue.com),文本叙事和小说作者以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霍大道都有阶级斗争的思想基础,小说只是暂时“偏离”阶级斗争叙事模式,并不是像《班主任》是在反对阶级话语的思想基础上“叛高”阶级冲突模式。谢惠敏形象的塑造因此意义重大,对此,日本学者濑户宏指出,“如果《班主任》揭露的只是小流氓宋宝琦,即使它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价值,肯定也不会引起人们那么大的注目。《班主任》之所以在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之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正是因为它描写了谢惠敏.”(参见濑户宏:《试论刘心武——到<班主任>止》,载《钟山》1982年第3期。)因此,虽然都不是阶级冲突叙事模式,但《一天》和《班主任》在叙事性上无法相提并论。
5 “小说叙述的主体性,可以从如下四个层次上见出:1、小说所有艺术手段都可归结为叙述,叙述行为是小说中一切艺术运动的实质;2、小说文体的确立,取决于小说内部功能性叙述结构造成的文学假定性;3、叙述者是小说叙述结构发挥功能的动力之源,在叙述结构整体中,叙述者占据主导地位;4、叙述者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小说艺术形象的构成.(郜元宝:《论小说叙述的主体性》,《小说评论》,1989年第5期,第23-28页).
1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第204页。
2 李明、杨广学:《叙事心理治疗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3 曹文轩:《小说门》,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4 阶级斗争意识“具有明确的现代性关怀,把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从被剥削和被压迫中解放出来,建设一个民主繁荣昌盛的现代国家,打翻一个阶级,解放一个阶级,本身就蕴含着现代性的巨大诱惑力和目的论色彩”。(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7页)阶级斗争话语自1920年代初进入中国以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甚至广大中国人民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由于强调政治挂帅、阶级觉悟,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而“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又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一“你死我活”的两军对战,于是弥漫在政冶、经济而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无论从文艺到哲学,还是从日常生活到思想、情感、灵魂,都日益为这种“两军对战”的模式所规范和统冶。例如,哲学上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军对战”;历史上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两军对战”;文艺上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两军对战”:“百家争鸣”实际也是两家……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顶点,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的话语偏执(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中、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11、1018、1024页)。
1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63-164页.
1 转引自王尧:《“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浩然创作的演变》,《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48-54页.
2 王尧:《“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浩然创作的演变》,《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48-54页。
3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李向前等译,海南出版社1992年,第632页。
4 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4-405页。
1 如果把《班主任》的叙事与刘心武此前的创作比较,自能凸显这种“冲突”和话语的转换:在“文化大革命”前刘已发表过约70篇文章,文革后曾停笔,1974年到1976年重新写作,1975年发表了《睁大你的眼睛》等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无不打上了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烙印,而且也都深受‘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的影响(参见刘心武:‘关于我和<班主任>的写作》,《中国图书评论》,第48-49页)。在《睁大你的眼睛》中,主人公“方旗”——个领导一群孩子和流氓“资产阶级”教唆犯斗争的“小神仙”似的人物,和《班主任》中的谢惠敏一样忠心执行阶级斗争话语,然而前者是作家肯定和歌颂的、领袖群伦的“英雄人物”,后者却是孤立的、被动的、需要改造和挽救的“病孩子”。
2 有论者指出了这点:“六十年前,鲁迅在忧愤深广的《狂人日记》里呐喊一声‘救救孩子',为的是提醒疗救者的注意,把无辜的一代从吃人的旧礼教里解救出来.‘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也是礼教,是吃人的筵席。为了孩子,必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把谢惠敏们搭救出来.”阎纲:《谨防灵魂被锈损——兼评<班主任>》,朱家信、黄裳裳、朱育颖等编:《刘心武研究专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5页。
1 有学者认为此现象的“特殊意味”在于小说文本中张老师以及小说作者都认同谢惠敏形象,谢惠敏形象的意义——“内伤”是“被觉醒的读者”发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当时读者对谢惠敏乃至整篇作品的理解。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创造性误读”(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第403-404页).对此,笔者不能苟同,《班主任》这个文本的叙事已经通过对谢惠敏否定性的刻函显示了“阶级斗争不合法”这样的话语意向,但上述论者的“觉醒的读者”这一看法很有启发意义。
2 朱寨:《对生活的思考———谈刘心武的<班主任>等四篇小说》,朱家信、黄裳裳、朱育颖等编:《刘心武研究专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第267页.
3 刘心武曾不无兴奋地这样描述:“刚刚开始发行的第二天就马上有读者来信——他是寄到《人民文学》然后转给我的。然后沿着铁路线下去,来信非常准确,《人民文学》到了无锡,无锡就有人来信。到了常州、苏州、上海……就有来信。”刘心武收到的信件有数千封之多!在刘收到的信件中,大都把目光集中在“谢惠敏”这个人物上。(参见刘心武:《刘心武谈中国的新写实文学》,朱家信、黄裳裳、朱育颖等编:《刘心武研究专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页。)
4 刘心武:《刘心武谈中国的新写实文学》,朱家信、黄裳裳、朱育颖等编:《刘心武研究专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第33页。
5 其时“官方”的身份极不清晰,但肯定不再是“四人帮”,而是其敌人,也就是在“文革”结束后分裂成的以华田锋为代表的“凡是派”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的混合体。当时掌权的是“凡是派”,强调“两个凡是”,甚至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战果”(只是说“这一回”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而以后必 要时再搞),还说“四人帮”是“极右”,以此阻挠“改革派”批极左的强烈要求。这样的“官方”关于阶级斗争话语的态度因此也显得“暖昧”(谢俊:《可疑的起点——-<班主任>的考古学探究》,《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第131-142页)。《班主任》能在复刊后不久的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人民文学》发表,显然也得益于这种“暖昧”,是它促使当时杂志的负责人张光年敢于拍板头篇发表《班主任》,参见刘心武:《关于我和<班主任>的写作》,《中国图书评论》,第48-49页.
1 刘心武:《关于小说<班主任>的回忆》,《百年潮》2006年第12期,第61-64页。
2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中、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20页。另一些学者把这种怀疑态度的起源上溯到文革开始后不久,他们认为“文革”带来的后果是非常复杂的:“最初,运动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即使上层仍然指导着运动主流的发展,但这种控制并不牢靠,并且,当中共的组织瘫痪后,新的相对有自治能力的造反派成为政治主角时,政冶形势则大大变化了。一时,那些带有强迫性、具有严格组织的政 治学习小组消失了,而个人可以自由地阅读官方报纸或红卫兵小报,自愿地参加社会调查和查阅档案等增长见识的活动。从这些经历中,他们获悉了上层人物中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特权、腐败行为、蓄意的报复,以及种种丑恶行为。当学生们进行大串连时,他们目睹了外地人的生活,并为这样一种事实所震惊,即农民、临时工和其他很多人的生活,与官方宣传中所描绘的情景远远不同。派系之间的激烈辩论.朋友之间的私下讨论。也推动着人们更为深刻地思考各种社会现象。对于市民来说,一个极为常见的反应是。他们深深地感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自己显然过于幼稚和无知,直到现在才‘睁开了眼睛'。文比大革命的悖论之一正在于,当人们的盲目信仰被最为充分的调动之时,也唤醒了他们的独立思考和深刻的怀疑.”(罗的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海南出版社1992年,第761-762页)
1 《班主任》的叙事不仅与文革小说或者很多当代小说不同,也明显不同于此前或同时的揭批“四人帮”的写作,那些作品延续了阶级斗争的冲突模式,其人物仍然带着阶级的面具。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短篇小说特辑,一共刊登十篇作品,除《班主任》之外,其余的九篇中有一篇是写战争故事的,有三篇是写路线斗争的,有四篇是歌颂人物学雷锋、大公无私或干部以身作则等美好品质的。写战争和路线斗争的显然承续了阶级斗争冲突模式,如《四书记》就是一个例证。歌颂学雷锋的四篇其实也是阶级主义话语的衍化,对阶级斗争话语只有歌颂而不会有丝毫的不敬。这四篇里有一篇——《春女》的作者是1980年代文坛上赫赫有名的贾平凹。不妨以《春女》为例试做分析。《春女》叙述了一位不到十岁的小姑娘,每天偷偷地帮助因为“建设社会主义”而顾不上做家务的贫农邻居做饭,邻居面对着做好的饭菜每每不知所措,最后终于略施小计,发现是春女在做好事。这一小说的原型是民间传说“田螺姑娘”,故事的结构与传说完全相同,但小说叙事对传说进行了阶级化与革命化的改写:美丽的田螺姑娘换成了不到十岁的贫农家的小女孩,这不仅坚持了唯物论不信鬼神的立场,而且杜绝了民间传说中原有的爱情或性欲色彩;故事的主题也由传说的赞美忠厚勤劳等个人品质(这明显带有个人发家致富道路的幻想色彩),转变为赞美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忘我工作。和在集体所有制下,人与人之间和谐健康的关系;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小生产所有者的白日梦,而是一个知识分子自觉地对阶级时代美好现实的讴歌。套用黄秋耘的话说就是:“作品之所以着重描写这些日常生活,正为的是表明农村中社会主义浪潮,怎样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参见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文艺报》,1961年第2期,第11-12页。)
2 学界普遍认为《班主任》等绝大多数伤痕反思等小说把人物分为好人与坏人。把冲突处理为好人与坏人的矛盾与对立,把冲突结果处理成好人战胜坏人的光明结局,本质上延续了阶级斗争叙事模式,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显然。好人与坏人的区分在人类有叙事以来就已经存在,好坏冲突模式是人类叙事的一个普遍与通俗的模式,是原初人类对外物认识水平的反映,好人战胜坏人也能带来不容小觑的叙事慰藉。这些因素使好坏冲突模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式的叙事模式,典型的如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的叙事。阶级斗争叙事模式能风行一时无疑也与此有关联,但阶级斗争叙事模式强调阶级划分与普泛意义上的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显然不能相提并论。实际上,由于写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没有废除之时,《班主任》在反阶级斗争话语时还有所顾忌。此后的众多小说大张旗鼓地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特别是“文革”)时代进行批判,因此也更为直接地体现了对阶级话语的反动,表现在叙事中主要就是把阶级斗争时代中的“坏”的一面——残酷真实或者荒诞化作文学形象再现于读者的眼前。也正因此,1980年代众多小说借用了古老的好坏冲突叙事模式来反省阶级话语时代,凸显阶级话语的荒谬与不合理。在这些好坏冲突叙事模式中,突出的不再是阶级之间的冲突,在叙事里基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阶级冲突,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敌人,有的只是坏人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斗好人,而非一个阶级“斗争”另一个阶级,而且这些“斗争”都毫无例外被叙述为“错误”、“暴力”、“坏事”、“灾难”,定性为“荒唐”事件或者毫无意义的“荒诞”故事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敌对的阶级关系,而是个人之间 的矛盾纠葛,突出的不是人的阶级属性,而是“个体”人的其他属性:如道德、人格、长相、欲望等,冲突也是因为这些个人性因素导致的,“阶级斗争”只是“坏人”整“好人”的手段。《芙蓉镇》将这种这种叙事特征表现得最为突出.胡玉音遭难直接源于李国香对她的美貌的嫉妒和王秋赦对她的财富的嫉妒,以至于后来的论者忍不住调佩:“不知道假如李田香‘面如满月,胸脯丰满,体态动人……'而胡玉音在卖豆腐时‘挺起那已经不十分发达了的胸脯',芙蓉镇上的文革还会不会发生?”(参见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75页。)如此种种都显然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金光大道》等将冲突规定为阶级冲突,个人性因素只是作为丑化阶级敌人、美化阶级英雄的修辞手段的阶级斗争叙事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1 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窄化的对文学或小说实践的论说,而把一般读者的来信也纳入文学或小说实践的一种的话,那么,刘心武提到的那个广西女工的来信显然也是一种文学实践。她叙述了她的“谢惠敏式的”妹妹因为对现实生活中青年人开始谈论衣着和食品,而厂里工作要用工资来作为激励手段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而自杀的。显然,这样的叙事(通过作家刘心武的转述)反映了丰富的社会思想变迁的意蕴.以服装为例。文革期间,西装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布拉吉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旗袍被说成是封建余孽,花哨一点的服装被斥为“奇装异服”,其结果便是服装款式渐趋一致。色彩单调,不分男女、不分场合、不分职业的军装盛行。在这种氛围下,任何人想通过服装来体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就会被看作是“异端”,是“离经叛道”。而“四人帮”倒台后的1977年此种情况显然已有改观。两年之后的“潘晓”更是提到其年轻工友们大多沉溺于以烫发、穿戴等等时尚“小情趣”为征兆的日常享乐之中,并以此作为生活的第一要义。而“潘晓”自己也常常会萌生倒向“小日子”的冲动。当然,这种个人日常生活的诉求在《班主任》中也已有所显露,如小说中张老师对谢惠敏衣着的评论和对石红“带碎花的短袖衬衫”的描述。对个人日常生活的诉求在当时显示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去革命化的思想倾向。实际上,正如何言宏所分析的,此后的小说纷纷把它们作为个人的俗世幸福的重要标志以及个人的基本权利的诉求来叙述,个人生活方式如对自我形象的关注(衣着、打扮等)和对自我欲望的满足(如吃用、居住等)等方面的自由.不少小说叙事对此作了肯定性的描写。讲究的衣着、刻意的妆扮甚至饕餮之相已经不再仅仅是“反面人物”的标志,一些“正面人物”也开始以上述形象出现,如张抗抗《夏》中朗的“游泳衣”、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荒妹的“毛衣”、陈建功《辘轳把胡同9号》中市民们的“吃食”、二臭的“牛仔裤”与“摩托车”、陆文夫《井》中徐丽莎的“花格呢的短大衣”、《美食家》中朱自治的“好食”、甘铁生《聚会》中的“吃喝”、刘心武《如意》中金绮纹对衣着、吃用的讲究均不再被作为“封建”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进行贬斥,而是作为对物质贫困和思想“左”倾进行批判的对比性存在。但是,当时的一切都带有社会转型之初的“早春”特点。这些小说对于人的生活方式的自由权利的肯定却又是有限的,西装革履、“涂脂抹粉”仍然难得1980年代初期小说的充分肯定。像刘心武早期的《穿米黄色风衣的青年》、张笑天的《公开的内参》、董会平的《寻找》这样的作品仍然将“风衣”、“珍珠霜”、“花露水”和“长头发”、“牛仔裤”、“跳舞”等作为堕落、放荡和精神空虚的重要标志进行指责。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79-180页。
1 “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与“私人叙事”(private narrative)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叙事范畴。题材重大、风格宏伟的史诗以及许多类似的官方记事应该属于“宏大叙事”,而建立在个体经验基础的记事无疑属于”私人叙事”。(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07页。)显然,这里的“私人叙事”和1990年代以后学界流行的“私人化叙事”不是等同概念。
2 日本学者吉田富夫在1978年发表的《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文学界》一文中以1977年《人民文学》发表的作品为例指出:“粉碎‘四人帮'后的许多作品像盖了图章似的千篇一律”。引自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3 王晓华的母亲是一个革命者而非普通人,在小说的叙事中,其冤案也源自当时中央领导(张春桥)的直接干预,但小说叙事所突出的并非其革命者的形象,而是一个普通母亲“受伤”的形象
4 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3页。
5 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
1 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
2 《伤痕》实际上开启了一种“以沉重的倾诉和愤懑的发泄作为叙事的主能指”的叙事美学风格。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页.
3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仟悔意识》,《上海文学》1986年第2期。
4 《以情感人》,《文汇报》。1978年9月26日。
5 对此,学者有这样的论述:“王晓华的母亲最后平反复职了,但她在政治上平反了,身体上却不行了,由此隐去了平反对她个人的意义。她平反后的第一个愿望也是最大的愿望是见她的女儿,然而她未能等到女儿的到来就去世了。政治上的平反未能压倒她的个人遗憾。而王晓华虽然因为母亲的平反而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也获得了以前爱而不敢爱的恋人,也获得了母亲,然而,她未能在生前见着母亲,她以前对母亲的错怪就永远得不到心灵的平静。”参见张法:《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江汉论坛》1998年第9期,第58-62页。
1 张法:《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江汉论坛》1998年第9期,第58-62页.
2 何言宏指出《伤痕》中不甚引人注意的场景便在描绘人的生活方式的‘自由'意识的初步觉醒,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自然也包括作家)对此“自由”的有限承认.他以王晓华在回家的火车上“援镜自赏”的细节为例分析:“她从来没有这样仔细地审视过自己青春美丽的容貌”——表现了她对长期失落了的“自我”的重新发现。……但在另一方面,这里的一切却又带有鲜明的“早春”气息。本来,她对自我容颜的关注甚至在车厢里的援镜自赏,都是一种最为基本的生活自由,而她,却为此而感到深深地自责。在这里,“晓华”与“众人”显然是分别隐喻了“自由的、合乎人道的生活方式”与“革命化的、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而晓华的“觉醒”与“众人的酣睡”又喻示了前者历史性的萌动和前景以及后者威势的丧失。……小说肯定了人的生活方式的基本自由,批判了极“左”的“革命政治”对于此项权利的粗暴干涉,但是,由于社会生活以及作家本身的历史局限,其对这一方面的基本人权的声张却又是有限的。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80-181页。
3 参见论文第一章第一节。
4 有意味的是,当年签发《伤痕》的《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在20年回忆当初审读《伤痕》时也提到作品最初引起他共鸣的就在于小说对“血统论”所造成的家庭悲剧的叙述:“那是黑暗的1967年。一天,造反派在多次抄家、游斗我以后,忽发‘创造性奇想',要开‘家庭批斗会'。十几号人破门而入,……大妹吓得蹲在屋角边低声抽泣。……大孩子看到此情此境,又惊又气,面色铁青,由于刺激如此剧烈,他的精神受到严重创伤,住院两年多,还留下后遗症。……造反派又办什么‘可教育子女学习班',勒令我带孩子参加。逼我大女儿和我‘划清界线',要她‘彻底揭发',争取做‘可教育子女'。 ……年龄不足十六岁的她,不久即插队落户到东北,一去就是十个年头。读着读着,小说的故事情节与我个人的痛苦回忆交织在一起,我被小说的‘伤痕'深深感染了”。(马达:《<伤痕>发表前后》,《湖北档案》2005年1-2期,第74-75页)
1 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3-24页。
1 《伤痕》在复旦墙报上“发表”时就已经轰动全校,引起读者热泪涟涟;作品见报后,《文汇报》立刻洛阳纸贵,小说发表的当天所引起的社会轰动,是今天的小说爱好者无法想像的。据档案记载,在《文汇报》发表《伤痕》的当天,那些散布在上海街头的报栏前人山人海,可说是里三层外三层,几乎人人都在为《伤痕)落泪,人人都在为王晓华悲惨的遭遇痛心疾首。许多人给卢新华写信,向他诉说文革中的遭遇。《伤痕》不但在上海引起了轰动,也震动了全国,被全国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播发。新华社、中新社先后播发新闻,法新社、美联社的驻京记者也不甘落后,紧随其后对外报道说:“《文汇报》刊载《伤痕》这一小说,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短时间内,报社和作者收到三千多封读者来信。全国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争相播送《伤痕》。(参见李逊达:《无法忘怀的“伤痕文学”——探讨中国当代小说之六》,光明网:《卢新华细数“伤痕”往事》,http://ent.sina.com.cn2004年11月04日09:40每日新报.)《伤痕》以私人叙事方式,对个人苦难的吐泄抒发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万人泪下的轰动性传播效应都让人想起前苏联著名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虽然二者在艺术水准上有巨大差距)。《一个人的遭遇》是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主要内容为主人公索科洛夫(退伍司机)讲述自己的战时经历,属于典型的“私人叙事”。前苏联文学中,卫国战争题材小说引入瞩目,多作家以创作“大型战争史诗”为己任,因而出现了一系列像《围围》这样的卷跌浩繁之作。肖洛霍夫也从1943年起着手撰写正面反映卫国战争的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然而从《静静的顿何》的”私人叙事”转向”宏大叙事”并非易事,尽管受到斯大林和加里宁等国家领导人的督促,这部的长篇巨著写得很不顺利(到1969年才出版第一部),反倒是战争结束十年后,一桩偶遇令他一挥而就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小说主人公索科洛夫那“吝啬而伤心的男人的眼泪”,唤起了成千上万有过家破人亡遭遇的读者的共鸣,莫斯科电台于1956年元旦广播《一个人的遭遇》,引起万众伫立潸然泪下。结果是这部中篇成为卫国战争题材文学的扛鼎之作。一个人的遭遇引起全民族强烈共鸣,这是“私人叙事”文学魅力的极好说明.(关于《一个人的遭遇》接受效应的描述参考了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35-136页.)
2 伊恩·P·瓦特在论述英国现代小说的兴起时说:“小说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深切关注,似乎依赖于两个重要的基本条件——社会必须高度重视每一个人的价值,由此将其视为严肃文学的合适的主体;普通人的信念和行为必须有足够充分的多样性。对其作的详细解释应能引起另一些普通人——小说的读者——的兴趣。也许直至最近才广泛获得了小说赖以存在的这样两个基本条件,因为,它们都赖于一个各种因素相互依存的巨大复合体—一个人主义——为其特征的社会的建立。”伊恿·P·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高原、董红钧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62页。
3 “‘私人叙事'是一种居于弱势地位的信息传播,它常常受到居于正统地位并拥有传播优势的‘宏大叙事'的侵犯。”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
1 文革和极左时代受伤害的人非常多,周扬在1979年的一次讲话这样说:“二十年前反右派,整了几十万人。……文化大革命那就更厉害了。右派无非就把你下放、开除党籍;还没有把你关起来,当然也有个别关的,那是很少的。文化大革命受牵连的、受迫害的有一亿以上,比反右派厉害多了。”(周扬:《在诗歌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编:《关于当代文艺问题的内部讲话选编》,1979年,第89页、103页。)这段话只涉及了两个运动,两个数字,它因此并不全面。但即便如此,那数字已足够触目了。如果再加上所有被打入另册的人,加上所有在饥饿中死去,和依然生活在对饥饿的恐惧之中的幸存者呢?如果我们将这数字还原成一个又一个的个体,还原成他们在命运的深渊中挣扎时的呼喊,还原成他们面对告密、背叛甚至陷害时的惊悸,还原成他们在死亡面前的绝望、在个人生活破碎时的哀痛之时,我们便可深深地体味一种巨大创伤的存在。但在《伤痕》之前,我们没有在公开文学中见到对个人或家庭伤痕的述说。仅从此点看,《伤痕》意义就不容小觑。
2 《“(伤痕)中留下许多时代伤痕”卢新华讲述往事》,龙虎网news.longhoo.net2004年11月26日。
3 马达:《(伤痕)发表前后》,《湖北档案》2005年1—2期,第74-75页。
4 即便如此,马达仍然“为慎重起见”,“写了封信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直到洪泽打电话来说:“这篇文章我看了,很好,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之后才决定发表《伤痕》。参见马达:《(伤痕)发表前后》,《湖北档案》2005年1—2期,第74-75页.
1 参见李杨:《“伤痕文学”展露伤痕:三个代表人物的历史记忆》,《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18期:《“《伤痕>中留下许多时代伤痕”卢新华讲述往事》,龙虎网news.longhoo.net2004年11月26日.
2 批判者纷纷指责《伤痕》思想境界不高,低沉,没有反映“本质”,不符合“典型”原则。小说让人压抑等等(参见《“王晓华形象缺乏真实性”——对<伤痕>的一些不同意见》,《文汇报》,1978年11月7日)。显然是以宏大叙事标准来指责《伤痕》的“个人情感倾诉”以及由此而来的。见木不见林”的私人叙事特征。
3 批判者的意见可参见《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文艺报》,1978年第4期。
4 在陈荒煤看来,《伤痕》是“微言大义”的作品,其“结尾”给了人信心,是“光明面”,并且“突破”了传统的“光明尾巴”。《伤痕》完整的“尾巴”是这样的;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华主席的恩情。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台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5 “结尾时刚死了母亲的王晓华偏要和情人苏小林‘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真让人不明白小说的公理安在。”庄周:《齐人物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70页。
1 《“王晓华形象缺乏真实性”——对<伤痕>的一些不同意见》,《文汇报》,1978年11月7日。
2 《以情感人》,《文汇报》,1978年9月26日。
1 关于《伤痕》及“伤痕文学”的论争实际上是1980年代“人道主义”讨论的先导。
2 在1980年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被认为“不好的作品”的第一种就是。思想上有不好的倾向,流露或宣扬了个人主义、悲观失望等思想。”吴繁:《提高质量,把文学期刊办得更好——记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文艺报》1980年第6期,第7页。
3 “有人背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宣扬抽象的人性论和抽象的人道主义,……有的作品宣扬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鼓吹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孤立地抽象地讲什么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本报评论员:《清理精神污染是文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第3-4页);另可参见梁胜明:《清除抽象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所造成的精神污染》,《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第16-21页。
4 参见论文第二章第一节.
5 刘再复指出:“整个新时期文学都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个轴心而展开。新时期文学作品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它是以空前的热忱,呼唤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和价值.”“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过程,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不断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过程.”(刘再复:《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文汇报》1986年9月8日、10日和10月7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与‘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冲突将是本世纪文学领域中量基本的文化撞击.”(刘再复:《新时期文学的突破和深化》,《人民日报》1986年9月8日)
6 仍以学界对《伤痕)的言说为例,1986年的一种看法是:“像《伤痕》这样的在今后任何时候看来都会被认为写得很粗糙的作品,当时却拥有连伟大的作品也未必能有的巨大反响。唯一能对此做出解释的,便是因为在中国已经整整三十年没有人曾经像它那样表现人情味。由于这样一批作品的探索,我们才有可能重新认识文学的本性与功能;从那时起,我们的文学开始面对一个宽阔和丰富的人的世界.它只以真实具体的人作为描绘的主体。”(李洁非、张陵:《被唤醒的美学意识》,《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这无疑是1980年代对《伤痕》最为“准确”的言说之一,我们可以把这种言述与茅盾对“五四”文学的言述进行对比:“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艺批评和创作都是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向着这个目标。个人主义(它的较悦耳的代名词,就是人的发见,或发展个性),原是资产阶级的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故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封建思想开始斗争的‘五四'期而言,个人主义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要态度和过程,正是理所必然。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的意义,亦即在此。”茅盾:《关于“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298页。显然,已经走上“革命”道路的茅盾(他其实是站在批判“五四”文学的立场上讲这番话的)尚且彰显了“五四”文学的个人主义思想特征以及它所带来的进步意义,而处于1980年代中期的学者却只能把它纳入非常宽泛抽象的“人情味”、“具体的人”、“主体”等表述中。
1 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没有放置在二十世纪现代性的语境中,而是把批判对象推向现代之前。推向“封建主义”,导致批判简单化,不彻底,参见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18页。
2 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山花》2005年第11期,第121-132页。
3 参见论文第一章。
1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5页.
2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3 《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
1 罗的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海南出版社1992年,第856页。
2 刘心武著,《北京文学》1982年第10期.
3 穆勒语,引自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页。
4 《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
5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9页。
6 李杨认为《爱》在“文革”后语境中叙写主人公爱一个“老干部”。和杨沫的《青春之歌》以及柳溪的《我的爱情故事》等的“爱情”叙事一样,存在着一个凌驾于“爱情”之上的东西,其背后始终隐匿着一句不可泄露的内心独白:“我爱的并非你本人,而是你身上的某个东西。为了它,我不惜抛弃你,甚至毁灭你.”因此,拉康意义上的“异性并不存在”这一说法的确有它的道理。李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第8页。
1 《爱》这个叙事文本好似已经昭示了1980年代中期关于“性本能”叙事的—些苗头,对于两情相悦却不能肌肤相亲的怨恨在文本的叙事间闪烁,我们可以理解《爱》在建构—种柏拉图精神恋爱的同时又达成了对这种精神恋爱的解构。同样有意味的是谌容的《人到中年》(《收获》1980年第1期),这个作品在1980年代初期也引起轰动,其直接原因也许是作品中塑造的主人公陆文婷无私奉献的崇高形象成功地为知识分子“正”了“名”,但作品在叙写昏迷中的陆文婷潜意识状态中的日常焦虑与怨歉(对儿子、丈夫的歉疚之情)之时实际上又达成了对其“清醒状态”无私奉献的质疑或者说解构,在由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时(长春电影制片厂1982年),观众也觉得演员达式常(出演陆文婷的丈夫傅家杰)“无意”露出的“破背心”这个细节特别耐人寻味,《人到中年》(小说和电影)都受到过“有严重缺陷”、“给生活蒙上阴影”等等指责也与此不无关系。它们可能比直接呼吁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物质的和精神的)的任何文件或者文本更为高明和有效力。
2 刘再复:《论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88年,第288页。
3 本刊记者:《春天的信息——女作家近况一瞥》,《文艺报》1980年第3期.
1 黄秋耘:《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文艺报》1980年第1期。
2 穆勒言:“(人类自由的领域包括)最广义的良心自由;思想与情感自由;评价所有实践、思维、科学、道德或神学问题的绝对自由(以及)发表看法的自由:爱好与追求的自由;订定合符自身性格的生活计划的自由……”,而“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福祉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穆勒:《论自由》,引自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页。
3 让·雅克·卢梭:《仟悔录》,焦文逸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1页。
4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5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1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2 密尔(也译为穆勒,下同):《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3页。
3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2页。
4 《人民文学》1980年第1期。
5 《当代》1981年第4期。
6 《新港》1981年第4期。
7 《四川文学》1982年第1期。
1 饶曙光:《生命的意义在于探索》,《四川文学》1982年第2期.
2 李家瑞:《落伍者的迷茫》,《四川文学》1982年第2期.
3 谭力著,《青年作家》1981年创刊号.
4 陈建功著,《上海文学》1980年第9期.
5 关于这些作品的批判与争鸣,可参看张学正等主编:《文学争鸣档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实录》,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
6 《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
7 《收获》1980年第3期。
8 《十月》1982年第6期.
9 《十月》1984年第1期.
10 《十月》1983年第2期.
11 具体论述参见本章第四节.
1 参见李新宇:《重返“人的文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22-3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3页。
3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37页.
4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34页.
5 《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87页.
1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02-303页。
2 亨利希·海涅:《论德国》,薛华、海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46页。
3 学界通常把1980年代文学实践中个性人物的大批出现解释为“人道主义”的胜利,如果细加辨析,这种“人道主义”只能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而非1980年代初期理论界“人道主义大讨论”中预设的“人道主义”话语,具体论述参见论文第二章第一节。
1 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6页.
2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7页。
3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8页。
4 易言:《评<波动>及其他》,《文艺报》1982年第4期。
5 存在主义与中国1980年代个人主义思想观念的密切关联参见论文第二章第三节。
6 《长春》1979年第12期。
7 《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
8 在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都提到了这一点。
1 《中国青年》1981年第13期.
2 《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
3 关于1980年代文学的个体创伤叙事的论述参考了李敏:《“伤痕”与“反思”文学的创伤叙事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吴义勤),特此致谢!这方面更为详尽的论述也可参阅此文。
1 参看本章第二节。
2 刘小枫将现代的叙事伦理分为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6页)
3 例如路遥的《人生》及《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陈建功:《迷乱的星空》,王安忆:《广阔天地的一角》、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徐明旭的《调动》等,对这些文本中“个人奋斗者形象”的具体阐析可参见陈占彪:《个人奋斗者:独特的侧影》(《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5-23页)以及许子东:《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6-99页。
4 例如刘心武的《如意》、李英儒的《妙清》、汪雷的《女俘》、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戴厚英的《人啊,人》等用共通的“人性”对抗“阶级性”,具体论述参见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1-87页。
5 1980年代文学对“本能”的表现主要集中于“食”本能及“性”本能,具体论述可参阅王铁仙:《关注非理性的“自我”——新时期文学的主题分析之一》,《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第110-117页.
6 日常化、世俗化已成为文革后文学实践引人瞩目的现象,关于文学日常化、世俗化的论著众多,有论者梳理世俗化思潮从1980年代初的潜流到1990年代滥觞的演变,在论者的视域里,1980年代初期的一些伤痕反思文学、汪曾祺、陆文夫等人一些文本、寻根文学和新写实及1990年代晚生代的创作都体现了一种日常化、世俗化思潮(参见樊星:《论八十年代以来文学世俗化思潮的演化》,《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第24-32页;贾越:《当代小说的世俗化倾向》,《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第138-142页。)但很少有学者把这种叙事流变纳入个人主义范畴来把握和分析。
1 宋剑华:《论集体主义精神理念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尴尬境遇》,《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9期,第38-41页。
2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引自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学苑出版社1989年,第107、108页。
3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21页。
1 边沁:《道德与立法的原理绪论》,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12页。
2 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翟宏彪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第214页。
3 转引自夏伟东、李颗、杨宗元:《个人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
4 转引自夏伟东、李颗、杨宗元:《个人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
5 在个人主义观念里,人们为了寻求有组织的和平生活,就必须互相订立一种社会契约,甘愿放弃原来享有的自然权利,并把它交托给一个统治者或主权者(一个人或一个集体),从而建立了田家。所以,在个人主义者看来,国家不是根据神意创造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创造的,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人民转让的、托付的。换句话说,国家不过是一个人工模造的人,主权则是人工模拟的灵魂。创建国家的目的是出于人们的理性和幸福生活的需要。卢梭和霍布斯虽然关于自然人性的看法截然不同,但关于社会契约而建构国家和政府的观念却近乎一致。(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七章《论主权者》,商务印书馆1962年;霍布斯《利维坦》第十七章《论国家的成因、产生和定义》,商务印书馆1985年)按卢克斯的看法,下列观点代表了政治个人主义观念:杰斐逊的“最好的政府是统治最少的政府”;激进民主派所认为的“政府不过是人们用来执行他们意思的一种方式而已”以及梭罗所主张的一旦国家“陷人们于不义”,那么他们就应该解除“自己与国家之间的联盟”。参见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6页。
6 “五四”时期李大钊认为人的解放从根本上是精神解放:“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精神解放》,《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3页),他甚至提出:“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第13页),“宪法者为国民之自由而设,非为皇帝、圣人之权威而设也;为生人之幸福而设,非为偶像之位置而设也”(《宪法与思想自由》,《李大钊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2页)。那时周作人也表现了此种观念.他曾引马庆川的话说:“人类或社会本来是个人的总体,抽去了个人便空洞无物.……个人外的社会和社会外的个人都是不可想象的东西。”(《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页),在周作人看来,个人是社会或人类的本源,人类或社会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个人,所以他说的个人主义从根本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页)。不过,总体看,“五四”时处于主导位置的是“群己平衡”的中国式的个人主义。
1 白桦、彭宁:《苦恋》,《十月》1979年第3期.据《苦恋》摄制的电影为《太阳和人》,导演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彭宁,在1980年底完成,《太阳和人》是很多人耳熟能详却很少有人看过的电影。关于“《苦恋》风波”史料的详细梳理,参见徐庆全:《<苦恋>风波的前前后后)(以下简称徐庆全文),网址:http://www.eduww.com/bbs/dispbbs.asp?boardid=15&id=16522;此文经删节后以《<苦恋>风波始末》发表于《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李春兆:《历史的真相和历史的启迪——也谈1981年对<苦恋>的批判》(《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等。另外,1998年《百年潮》第1期在“文坛风雨”栏刊出《张光年日记选》和丁东的《唐达成访谈录》以及唐达成的《我所知道的批判<苦恋>始未》等文,披露了当初《文艺报》发表、《人民日报》转载的唐因、唐达成《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写作内情,他们的文章(尤其是徐庆全文)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
1 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2 这是黄钢批判《苦恋》的一段话,黄钢所主编的《时代的报告》被认为是与《解放军报》发起的批判配合最好、影响最大的报刊。在1981年4月23日出刊的《时代的报告》增刊上,不但发表了黄钢以“电影文艺评论员”的身份写的《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诗”?》、该刊观察员写的《<苦恋>的是非,请与评说》,而且还再次发表了《苦恋》的剧本,以供批判用.并且就在同一天黄钢应邀在《中国青年报》第十四次记者会上就“文艺问题”发表演讲时,不仅为带到会场的《时代的报告》增刊作广告,而且还较多地谈到对《苦恋》的批判问题,此段话就出自黄钢的这次演讲,参见徐庆全文。
1 据《苦恋》的批判者黄钢和林默涵所言。白桦曾有一篇关于《苦恋》的创作自白准备发表在1981年1月号《电影画报》(该文已经捧印好被临时抽出了,因此,我们现在的论述只能根据黄钢、林默涵的转述(林自己称是对白文此段话语的背诵),他们转述也许有些不实的成分,但从《苦恋》剧本的一些情节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意蕴来说,应该说其转述还是符合白桦创作自白的文意——笔者注)参见徐庆全文。
2 关于1980年代的“人民”概念与“过去”这一概念的区别。有学者作了这样的辨析:(1980年代初开始)“人民”的内舍是以“人”的内含为基础的。这就把“人民”内含的重心由“民”转换到了“人”。如果说“民”是群体指称,“人”则是个体指称;如果说“民”是抽象的泛指,“人”则是具体的特指;如果说“民”是“氓”,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黎民”、“贱民”、“庶民”、“愚民”的古代意义上的与统治阶级、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相对立的“老百姓”,那么“人”则是现代意义上的应享有平等、独立、自由、尊严权利的社会个体成员,是享有政治民主权利的国家公民。这一时期文学中“人民”主题的内含重心向“人”的转移,是对40、50年代文学中的“人民”主题内含的一种补充,进而接通了“五四”文学中的“人的觉醒”的主题,但又不是“五四”时期简单回归。如果说“五四”文学中“人民”常常被理解为不觉悟的麻木者、是文学启蒙的对象,文学是从揭露封建文化对人民精神奴役的角度看取“人民”,以他们“非人”的处境批判封建专制;那么。40、50年代文学中的“人们”又常常被推向“上帝”的处境。他们是革命的主力,文学是从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角度理解“人民”。甚至不能写他们的“缺点”,人民被“神化”了。而“反思文学”中的“人民”则是觉醒了的“人”的意义上的“人民”观念,因而是“人”与“民”的统一。“人民”不再是麻木不仁的“愚民”,“人民”也不再是完美无缺的“上帝”。人民就是无数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普普通通的凡人、个人.张德祥:《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43页。
3 参见徐庆全文.
4 参见徐庆全文.
1 “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田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3页.
2 即以周扬、夏衍、张光年、冯牧等的“惜春派”主张对《苦恋》、《太阳和人》及其作者进行“挽救”的一方和林默涵、贺敬之、刘白羽的另一方(“惜春派”称其为“偏左派”)对作品与作者进行大批判。关于两派在《苦恋》等问题的一些分歧的论述参见许志英、丁帆:《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卷·第一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3 领导人的态度显然与一些“民间”人士对于作品的无保留的赞成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此,下文会有所分析。
4 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252页.
5 参见徐庆全文。
6 邓小平在1981年7月7日与中央宣传部领导人的谈话中,肯定了《解放军报》对于《苦恋》的批判,但也指出其缺点.他说:“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关于《苦恋》,邓小平指出:“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闯愿的谈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22-824页.
7 《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解放军报》1981年4月20日.
8 唐因、唐达成:《论《苦恋>的错误倾向》,《文艺报》1981年第19期。
1 如前所述,《文艺报》“二唐”的文章乃奉命而作,其“难产”的情状在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中有所透露,丁东的《唐达成访谈录》(《百年潮)1998年第1期)也曾提到。不排除“二唐”在批判文章中说了一些违心话的可能,但就文论文,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大同小异的。
2 不少论者都注意到了《苦恋》文本的“异质话语”,认为其异质性主要表现在对“四项基本原则”权威性的质疑上,因此,“《苦恋》风波”主要表现了主流政治话语对这种“异质话语”的“规约”以维持其一元化的领导地位(许志英、丁帆:《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53-55页).这种论说揭示了1980年代初期文学话语深刻与复杂的一面而没有揭示出《苦恋》的这种敢于质疑权威话语背后的以个人本位的思想观念诉求“个人化”共同体的企图。
1 此“民间”以普通知识界人士为主体,是和“高层”(文艺界或政界主要领导人)相对的概念。
2 徐庆全文对“民间”人士关于《苦恋》的看法有所关注,但其旨意在于展现“《苦恋》风波”由“民间”的纷争而导致了中央领导人的关注最终引发轩然大波,没有能揭示出“民间”纷争背后深层的思想动因。
3 这次会议邀请电影界编剧、导演、评论工作者为主的一百多人参加,会议情况据当年《电影艺术》的副主编、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罗艺军的谈话,参见徐庆全文。
4 《陈登科文集》第8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527页。
1 《陈登科文集》第8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525-526页。
2 参见徐庆全文。
3 贾植芳、任敏:《解冻时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页。
4 白桦在应《新观察》之约而写的《春天对我如此厚爱》中提及收到近千封支持他的函电,参见徐庆全文.
5 学界的一个普遍的观点是1980年代初期知识界与主流政治处于蜜月期,显然,这个蜜月期有很大的被想象出来的成分。很多根本性的分歧是被强行弥合了或被人们在叙述历史时遮蔽了。
1 1980年代初期涌现了一大批暴露社会不平等、揭露特权主义的文学作品(史称“暴露文学”)。如《假如我是真的》、《女贼》、《将军,你不能这样做》、《人妖之间》、《飞天》、《在社会档案里》等等,这些作品显然也暗含了对更为民主和更为平等的共同体的吁请意识,这些作品也和《苦恋》一样,闯了“禁区”而遭受打入“另册”的待遇。甚至其作者,如叶文福(诗歌《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的作者)和刘宾雁(报告文学《人妖之间》的作者)还因此受到一些磨难,但这些作品却在“冷遇”中不胫而走。
2 王宁在《<雷雨>中的佛洛依德因素》(载王宁著:《文学与精神分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72-188页)受拉康的无意识结构理论的启发,中提出了“文本无意识”的概念,认为它是同时制约着作家的创作动机和文本本身的一种结构。
3 从维熙作,《人民文学》1984年第1期。
1 从维熙:《开掘华夏之魂——关于<雪落黄河静无声>》,《小说选刊》1984年第3期。
2 肖德:《正气歌,民族魂——读<雪落黄河静无声>》,《文学报》1984年6月7日.
3 刑长寅:《致从维熙》,《小说选刊》1984年第6期。
1 顾骧:《读<雪落黄河静无声>》,《小说选刊》1984年第2期.
2 张颖:《<雪落黄河静无声>是成功之作吗?》,《文论报》1984年5月25日.
3 臻海:《性格的真实与思想的高度》,《作品与争鸣》1984年第9期。
4 谢云:《遗憾的一笔——谈<雪落黄河静无声>》,《文学报》1984年6月7日.
5 高尔泰:《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一篇小说引起的感想》,《读书》1985年第5期。
6 《苦恋》同《雪》之间的“互文性”以及关于它们的争鸣的前后呼应性的情状有一种“密响旁通”的意味,显示了1980年代初期关于“国家”这个共同体性质的思考并非个人的而是多人并行的。
7 高尔泰对这种观念进行了理论阐述:“抽象地谈论爱国主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假如你爱祖国,那就把祖国概念同极‘左'路线分开吧。假如你爱党,那就把党同极‘左'路线分开吧”。“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祖国存在的元素。人民的欢乐和苦难,也就是祖国的欢乐和苦难.那些使人民受苦受难的东西,也就是使祖国受 苦受难的东西”。“我们对祖国繁荣富强的渴望,是同我们对自己、对亲人、对广大人民幸福的憧憬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没有祖国的繁荣富强,也就没有这一切。而这种渴望,也就是爱.”参见高尔泰:《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一篇小说引起的感想》,《读书》1985年第5期。
1 初稿完成于1974年。曾地下流传。1976年至1979年曾修改,发表于《今天》第4、5、6期(分别出版于1979年6、9、12,署名为“艾珊”)和《长江》1981年第1期,署名赵振开。
1 艾珊:《波动》,《今天》第4期,第44-45页。
2 参见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7-434页.
1 赵玫:《别迷失了你自己》,《文学自由谈》1985年创刊号,第28页。
2 1979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反特权、反集权,吁请平等和更为民主化政治的的文学叙事风潮,人称“暴露文学”.如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就是其中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叙事文本,但它也有着与《苦恋》一样的遭遇,“暴露文学”也因此“无疾而终”.上文已经指出。《苦恋》的论争和分歧实际上在《雪》的争鸣中延续了,这表明在1980年代,这种政治个人主义的话语企图还是很有“民意”的,而且,“禁忌”下的发展可能也更倾向于激进,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一些对抗政府的“过激”行为也许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缘由。
1 参见蔡翔著:《躁动与喧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4页。
2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熙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1页。
3 礼平著,初稿于1976年11月,1980年5月定稿,发表于《十月》1981年1期.
4 靳凡(刘青峰)著,初稿于1972年,曾以手抄和打印本方式流传,1979年经作者修改后,发表于《十月》1980年第1期.
5 参看本章第三节的相关论述。
6 详论见论文第二章。
7 《收获》1981年第1期。
8 《收获》1981年第6期。
1 当时的一些批判者认为《同》的标题显示了叙事人和“她”一样,完全认同了“他”的观念而与“他”站在了“同一地平线上”(参见曾镇南:《评<在同一地平线上>》,《光明日报》1982年7月15日:唐挚:《是强者还是懦夫——评<在同一地平线上>的思想倾向》,《文艺报》1982年第9期)。
2 李子云:《她提出了什么问题——评《在同一地平线上》及其他》,《读书》1982年第8期。
3 个人主义的个人本位显然是一种人人平等基础上的概念和观念,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说道:“一个人只有尊重、热爱所有人的人性和自由时,同时也只有当他自己的自由与人性受到所有人同样的尊重、热爱、支持时,他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人。”“把每个人作为一个人来看”,“应该平等的尊重所有人”。参见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5-116页。
4 亚里士多德:《诗学》,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0页。
5 这种“代言”的文学非常近似于巴赫金所说的“独白型小说”,有着“对象他者化”的意味,参见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88-89页。
6 “极端自我”和“极端残忍”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内核。王彬彬:《死在路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页。
1 此乃诗人孙静轩检讨文章中的语言,见《文艺报》1981年第22期.
2 个人自由应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突出人的主体性,并且是在普遍的意义上突出个人的价值,因此,个人主义所谓的“个人”,首先是一种抽象的在(being),落实到每一个人,才是具体的在者(beings)。换句话说,每个具体的个人,只是“在者”之一,而不能自居为“在”,否则就是僭越。利已主义者、唯我主义者就是这类僭越者。他们是一些以自身利益为唯一尺度的“在者”,他们没有对任何超越性尺度——哪怕仅仅是就超越自我的利益而言,而不论。天道”或“神律”——的凭依和自觉,他们因此只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占用”者,占用财富、占用空间、占用女人的身体。(龚刚:《西方个人主义的东渐与“变形”:以张爱玲的小说为个案》,《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3期,第94-102页)
3 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内部教参,1985年出版,第30、38页。
4 1993年10月8日,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上自己的住所,用斧头砍死了妻子,然后自杀。据媒体披露,顾城此前就曾强令妻子把他们的儿子送给别人抚养,理由是儿子影响了妻子对他的关爱。“顾城事件”后,斯妤写了《有一种眼泪是从心里留出来的》一文,文中说:“我不知道一个人要极端自我到什么程度,才会逼迫一个母亲和自己幼小的孩子分离,而这个母亲是他的妻子,这个孩子是他的儿子。我真的不懂一个人要多么冷漠残忍,才会无视自己妻儿生离死别的巨大痛苦,心安理得地坚持放逐自己幼小的孩子?”引自王彬彬:《死在路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页。
1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2 《中国青年》1978年第2期.
3 许子东:《刘心武论——<新时期小说主流>之一章》,《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4期,第58-68页.
1 北岛此诗句显然代表了一些青年的精神情绪,北岛一代不相信自己在昏睡而刘心武们“醒着”,不相信“醒”与“睡”、“积极”与“消沉”、“乐观”与“迷惘”这些概念之间的固定内涵和必然联系,也不相信“文革”只是“恶梦”只是“弯路”的说法。
2 林中:《评<醒来吧,弟弟>》,《今天》1978年第1期,第45-48页。
3 “伤痕文学”肇始,也曾经遭到“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的责难,认为这些作品是“向后看”的,“影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志”等(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1页),同样是否定意见,这种批评立场显然颇能代表“弟弟们”的主体精神情绪与观点。
4 边缘化表现有二:一、《今天》乃民刊:二、《今天》主要以诗歌诗评为主,小说评论在《今天》也是边缘的。
1 在此,我们有必要反思中园“五四”和1980年代的两次“启蒙”思潮和文学。从个人主义视角看,中国的这两次“启蒙”虽然都通过对一些个人主义思想观念,如人的价值与尊严等的张扬而显示了一些现代人文主义的质素,但在根本上却表现了对西方真正意义上的“启蒙”的“误读”,这个误读的根源在于中国启蒙者思想层面上的“人人平等”个人主义观念的欠缺(当然。这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中“个人”缺失的现代延伸)。从词源学看,西方“启蒙”一词源于Enlightment,其词根是“light”:名词意为“光”,动词则意为“点燃”和“照亮”,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启蒙”原意都与光明有关,是“照亮”的意思。它恰好表达了“照亮”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王国”的意味。在西方语境下,“启蒙”一词,是指人对“光明”的自我寻找,故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载《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3页。)所以西方的“启蒙”,实际上是一个人人主动参与思考和选择的状态,是每个人对于“自由意志”充分尊重和认同的过程,它从一开始就被要求最大限度地尊重每个人的主体性、抗拒精神专制的奴役。而绝非高高在上的觉醒者、先进者对于“懵懂”“他者”的说教。当然。从更深层次看,缺乏他者意识的个体自我扩张的“启蒙”叙事的背后显示的恰好正是个体意识的欠缺,因为缺乏人人平等的意识,就很容易被一个更为有力的、更为扩张的个体所占据——无论是具体的个人抑或是抽象的个人的化身(例如某种思想等等)而丧失自己的思想,在现代和当代中国。很多“启蒙”知识分子无保留地。改造思想”,拜倒在集权或者“个人”思想或者某种“制度”之下就是这种个人平等意识欠缺的后果。
2 何西来、杜书瀛:《新时期文学与道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9-190页。
3 吕永林认为这种极度扩张自我的、代言式的启蒙叙事实际上也是一种个人主义叙事类型,只是在当时人们对个人主义缺乏仔细辨析和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交接班的特定时期,这种已经被抽去集体主义内核而塞入个人主义内核的同一性宏大叙事却被许多人想当然地当作以往集体主义的精神传统继承下来,以个人主义宏大叙事取缔集体主义宏大叙事的行动可以不被理解为一种起义或哗变式的革命与断裂,而被理解为一种新的、更加科学且更加现代的继承和发扬。参看吕永林:《个人化及其反动》(上海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蔡翔)。
1 程光炜:《文学的紧张——<公开的情书>、<飞天>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南方文坛》,2006年第6期,第14-22页。
2 《太阳和人》至今未能公映,一些作品被打入“另册”,具体论述见论文第二章第一节.
3 我们发现,1980年代中期的这些极度扩张个体自我的叙事文本不仅没有像张辛欣1980年代初期的文本那样遭围攻式的批判和被打入另册的命运,而且还得到主流意识形态和当时主流文学评论界的青睐,《你别无选择》以及《你不可改变我》都获得了全国大奖(分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和短篇小说获奖)就是极好的证明,这背后所显示的绝不是文学观念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这么简单,表面上看是当时日益高涨的“现代化”意识导致了人们普遍对它们的认同,背后也有可能蕴含了更为深邃的写作政治,例如这些作品极力张扬个体意识的“自由人”可能恰好符合了开始兴起的“商品经济”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1980年代文学扩张个人自我的叙事在完成把“个人”从“阶级政治”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可能有意无意之间又把这些刚刚解放出来的“个人”完全纳入了“经济政治”之中。
4 《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徐星近年说他的《无主题变奏》在1981年即完成,当时曾在北京的一些艺术类高校地下流行,后来看到刘索拉发表的《你别无选择》,才意识到可以拿出来投稿,参见徐星:《在路上,热爱底层》,载2007年3月22日《成都日报》;《亲历先锋文学的潮涨潮退:朱伟访谈》(http://www.sina.com.cn)也谈到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在1980年代初期即在北京音乐学院等高校流传。
5 《人民文学》1985年第3期。
6 《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
7 《芙蓉》1985年第4期。
8 《人民文学》1986年第9期。
1 程代熙:《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2 黄子平:《青春的骚动和不安》,《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1期.
3 陈雷:《选编者序》,《世纪病:别无选择——“垮掉的—代”小说选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页。
4 南帆:《冲突的文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5-96页。
5 萨特:《<局外人>的诠释》,施康强等译《萨特文学论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0页.
6 萨特:《<局外人>的诠释》,施康强等译《萨特文学论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5-36页.
1 何新:《当代文学中的荒谬者与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读书》1985年第11期。
1 南戈:《一个清洁工如何影响了当代文学》,《北京青年报》2001年8月7日.引自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wenyu/66/134/200108071529566.html.
1 南戈:《一个清洁工如何影响了当代文学》,《北京青年报》2001年8月7日。引自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wenyu/66/134/20010807/529566.html.
2 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57页。
1 季红真:《精神被放逐者的内心独白——刘索拉小说的语义分析》,《上海文学》1988年第1期。
2 对《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文本“局外人”和“局内人”的的分析参考了王芳:《80年代小说荒诞思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刘纳).学界对以《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为代表的1980年代新潮小说的“存在主义”和“荒诞意识”的论述成果颇多,但鲜有论者从个人主义思想的角度认识这些小说,在笔者看来,1980年代以“萨特热”为代表的“西学热”正是中国个人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具体论述参见第二章第三节),而所谓“局外人”和“局内人”的矛盾纠葛正是自我扩张以及个人价值实现、个性张扬在具体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和困惑,这背后蕴含了深刻的对个人主义以及文学“形塑”的“文化与社会”内涵,这是王芳等关注“存在主义”或者“荒诞派”对1980年代文学影响的学者所没着重揭示的。
3 陈素琰:《关于残雪创作的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委会:《中国文学研 究年鉴(1988)》,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第120页。
1 日本学者进藤直子的专著《有狼的风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的第四章《残雪的世界》对于残雪小说中的孤独而绝对化的个体形象有详细论述,可参阅。
2 吴炫:《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4年,第108页。
3 《天津文学》1986年第6期。
4 《中国》1986年第11期。
1 《中国》1986年第5期。
2 赵玖:《残雪的方式》,《上海文论》1987年第4期。
1 进藤直子:《有狼的风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224-225页。
2 从新写实小说开始盛行之时,就有评论者注意到了其“个人化”特征:季红真曾说:“新写实”小说家“切入个体人生现实境域的视角”,是“以个体为本位,去审视现实.因此,他们不再设置意识形态的幻觉,对现实少幻想,而更多冷静的观察与细致的体验,作品中也小心地隐匿起理想的色彩,多取客观的叙述”(季红真:《新写实支脉》,《作家》1990年第3期。)“新写实小说注重个体感性,命运叙述随个体行为而转移,于是单个命运叙述的有序性得以加强,但忽视人的存在的社会普遗制约性,却有陷入更广的不确定性的危机。”(王利勤:《也谈“写实”》,《当代文坛》1991年第4期。)陈晓明则最早明确使用“个人化的写作”、“个人化的写作 立场”、“个人化写作”、“个人化的话语”、“个人化的姿态”、“个人化的经验”等词语来阐释“新写实小说”,他认为“新写实”标志文学“集体想象的失落”:“无法建立,也无法认同任何一种明确的‘集体想像'关系”,“文学写作不再追逐意识形态实践”;“当时代不再需要‘集体想象''时,‘寻根文学'的乌托邦冲动就变得尤为虚幻。在‘寻根文学'终结的地方,‘新写实主义'开始了他的历史起点:放弃乌托邦冲动,拒绝提供集体想象,回到生活事实。”因此,新写实文学“远离社会的中心价值体系”,个人的经验成为“文学写作的全部根本”(陈晓明:《反抗危机:论“新写实”》,《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
1 蔡翔指出了“新写实小说”“放弃个人化努力”的另一面:“新写实主义在驱逐了理想主义的浪漫侵入之后,而开始谋求一种同现实的妥协关系,这种现实仍然残留着传统的体制痕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体制内的现实,他们努力做到的是承认现状并在这种现状中好好地过日子”,而这“不仅带来小说叙事的变化,更意味着一种个人化向公共性的无奈让步”(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16、181页);另可参见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672-672页。
2 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672-673页。
3 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632页.
4 当然,1990年代真正建构起的“个人化写作”的“宏大”文学景观不等于建构了“真正”的“个人化写作”时代,学界已经开始反思1990年代文学的“伪个人化写作”问题。参见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导言》,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1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2 雷蒙·威廉斯:《关健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导言》,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8页.
3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31页。
1 美国观念史缔造者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认为观念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探讨“人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正是为了探究这个重大问题,观念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黑暗岁月里,从哲学史学科脱胎而出,成为一门独特的探素领域.参见曹意强:《观念史的历史、意义与方法》,《新美术》,2006年第6期,第29页.
2 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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