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另类的艺术生态：明代艺术品“雅贿”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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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雅贿”现象存在于艺术史上，这是历史的事实。作为一种艺术生态，之所以有些“另类”，是因为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生态确有不同之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选择的这个主题，基于明代这样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以及这个艺术生态至今没有被人研究过的两种考虑。
明代社会，既是此前中国传统社会的“翻版”，又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很多自身的特点，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以后，政治黑暗，经济、文化相对繁荣，各个社会阶层的思想观念都在发生着变化。“雅贿”现象在明代社会的特殊环境下得到了非常明显的反映。
本文首先从明代社会入手，寻找明代艺术品“雅贿”现象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土壤，分析明代艺术品“雅贿”现象的成因，认识这种现象的特点。通过对明代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雅贿”案例以及有代表性案例的剖析，以求达到对明代的这个艺术生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对明代艺术品“雅贿”现象作了一定程度的扩展性研究，试图厘清这个艺术生态对明代的艺术品、艺术家，以及艺术品市场所带来的影响。
Tasteful bribery, as a fact, exists in art history. As a form of artistic ecology, tastefulbribery has its particularity, and thus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forms of artistic ecolog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asteful bribery in Ming Dynasty due to two considerations,which are the originality of this topic and the abundant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ofthe tasteful bribery in Ming Dynasty.
In a sense, Ming society was a reproduc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previousdynasties; however, it shows its distinctiveness as it was developing. In the mid andlate Ming Dynasty, the politics was ruthless, while the culture and economy wasprosperous; people who came from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were transforming theirconcepts.
The paper starts from analyzing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asteful bribery in MingDynasty. Through recognizing the phenomenon of tasteful bribery throughout MingDynasty and analyzing those representative cases, the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socialroots of tasteful bribery, and its influence on artwork, artists and art market.
明代社会，既是此前中国传统社会的“翻版”，又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很多自身的特点，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以后，政治黑暗，经济、文化相对繁荣，各个社会阶层的思想观念都在发生着变化。“雅贿”现象在明代社会的特殊环境下得到了非常明显的反映。
本文首先从明代社会入手，寻找明代艺术品“雅贿”现象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土壤，分析明代艺术品“雅贿”现象的成因，认识这种现象的特点。通过对明代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雅贿”案例以及有代表性案例的剖析，以求达到对明代的这个艺术生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对明代艺术品“雅贿”现象作了一定程度的扩展性研究，试图厘清这个艺术生态对明代的艺术品、艺术家，以及艺术品市场所带来的影响。
Tasteful bribery, as a fact, exists in art history. As a form of artistic ecology, tastefulbribery has its particularity, and thus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forms of artistic ecolog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asteful bribery in Ming Dynasty due to two considerations,which are the originality of this topic and the abundant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ofthe tasteful bribery in Ming Dynasty.
In a sense, Ming society was a reproduc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previousdynasties; however, it shows its distinctiveness as it was developing. In the mid andlate Ming Dynasty, the politics was ruthless, while the culture and economy wasprosperous; people who came from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were transforming theirconcepts.
The paper starts from analyzing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asteful bribery in MingDynasty. Through recognizing the phenomenon of tasteful bribery throughout MingDynasty and analyzing those representative cases, the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socialroots of tasteful bribery, and its influence on artwork, artists and art market.
引文
①（民国）赵汝珍：《古玩指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②（宋）胡寅：《斐然集·巻二十三·“左氏传故事”》，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③（汉）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②（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①（民国）赵汝珍：《古玩指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①（英）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台北石头出版社，2009。
②张长虹：《品鉴与经营：明末清初徽商艺术赞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③郭立成：《赠礼画研究》，见《“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艺术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国立故宫博物院”，1991。
④（美）李慧闻：《董其昌政治交游与艺术活动的关系》，见《中国书法全集·董其昌卷》，荣宝斋出版社，1992。
⑤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⑥李向民：《中国艺术经济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⑦（美）高居翰《画家生涯》，三联书店，2009。
⑧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①（近）许承尧：《歙事闲谈·卷二十》下册，第7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吕坤：《吕坤全集》，中华书局，2008。
③（魏）张揖：《广雅·卷五》，见《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训诂之属，
④（吴）韦昭：《国语·卷一》，见《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
①（宋）邵伯温：《闻见録·卷二》，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1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88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汉）郑氏注：《礼记注疏·卷三十七》，见《四库全书》，经部,礼类,礼记之属。
①（清）淩廷堪：《礼经释例》，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0册，经部，礼类。
②《尚书》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候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武王伐纣灭殷，分封天下，为维护以周天子为中心的有秩序统治，周公旦开始制礼作乐，在殷礼的基础上，重新制订礼乐，将原先作为社会身份的“礼”制度化、系统化，使礼乐成为一种维护周天子宗法制度统治的工具，并成为处理等级社会人际关系的伦理规范。礼乐制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周公之典”也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周礼集说·卷首上》，见《四库全书》，经部,礼类。）
③（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卷二十七》，见《四库全书》，经部,礼类。
④（唐）杨倞：《荀子·卷六》,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
⑤（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⑥（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第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⑦（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61-17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⑧（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45册，子部。
②（汉）高诱：《淮南鸿烈解·卷二十》，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
③（汉）郑氏：《礼记注疏·卷五十》，见《四库全书》，经部,礼类,礼记之属。
④（汉）郑氏：《礼记注疏·卷二十一》，见《四库全书》，经部,礼类,礼记之属。
⑤（晋）杜氏：《春秋左传注疏·卷三》，见《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
⑥（汉）郑氏：《礼记注疏·卷五十》，见《四库全书》，经部,礼类,礼记之属。
⑦（宋）吕本中：《春秋集解·卷二十三》，见《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
⑧商传：《明代文化史》，第81页。东方出版中心，2007。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46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据王锜记载：正统十一年，太师英国公暨侯伯二十余人早朝毕，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谙经典，愿赐一日假，诣国子监听讲。”上命以三月三日往。于是，太师率诸侯伯至日到监，所携茶汤果饼之类甚丰。祭酒李先生命诸生立讲《五经》各一章。（（明）王锜：《寓圃杂记·卷第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3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商传：《明代文化史》，第81页。东方出版中心，2007。
④在儒、释、道的取向上，朱元璋态度最初是且儒且佛且道的，但儒家学说的核心地位最终还是得以确立。相关材料表明，佛、道在朱元璋心目中有其一定地位，朱元璋有过一段做和尚的经历，佛家的教义必定对他会有一定的影响：至正甲辰（1364），天竺中印度僧板的达至燕，元主受灌顶净戒。洪武甲寅（1374），至金陵，召见，称旨，赐银印，号善世禅师，统制天下诸山，仍移文各郡，许诣蒋山受菩萨戒法，所司勿禁。人多绘像事之，以为活佛。御制《善世歌》有“笑谈般若生红莲”之句。寻游方三年，复还蒋山，依止八功德水，赐金环茜衣。车驾临幸，必造其室，咨问法要，屡赋诗。有曰：“晨坐岩前观日出，暮禅松底听风来。”盖规之也。辛酉（1381）五月，患足疾死，了无他异，葬天禧寺右，塔而屋之。”（（明）黄瑜：《双槐岁钞·第二卷》，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朱元璋也有崇道的表现：洪武辛酉（1381），遇张三丰于武当山，居五龙雷应宫。有荐其材者，上（太祖）召，与语，大悦，拜监察御史，赐之室，辞不受。明年春，超擢太常卿，赠其祖茂都转运盐使司同如，父济川布政使司右参政，母张氏，赠淑人。每大祀天地，上宿斋宫，谘以雨旸之应。玄清奏对，称旨，益敬焉。（（明）黄瑜：《双槐岁钞·第二卷》，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对于佛、道的尊崇，沈德符也有记载：太祖深于竺干之学，如御制《护持朵甘思乌思藏诏》及《明施修教》诸论，《游新庵灵谷寺》诸记，又宋濂所撰《洪武四年蒋山佛会诸灵应纪》，皆昭然耳目。至七年，上手注《道德经》，出以示群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7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朱元璋也曾试图在各种学说中寻求一种平衡，有三教合一的思想：盖上(朱元璋)于吾儒及释道二氏，精究秘奥，虽专门名家有不及。然崇佛而无封帝师西天佛之异典，讲道而羽流辈无孤卿伯爵之横恩，即表章圣学而不屑屑议笾豆舞佾升降及改革公侯等事。至三教一论，和合同异，具在御制集中，尤为抉微扼要，万古至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7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但是，作为一位帝王，尊崇什么学说对于朱元璋来说其实并不十分重要，只要有利于统治均可拿来使用。在安邦治国的实践中，通过对儒、释、道的比较，加之“孔子门生”的斗争，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最终得以确立，以儒家“纲常”为治的模式逐渐形成。下面的这则材料可以清晰的反映朱元璋的思想转变：二人者，终非仙佛，徒叨冒一时光宠耳。于是上著论有曰：“圣贤善守一定不易之道，而能身行之，以化天下愚顽。其道云何？三纲五常是也。”大哉皇言，与孟子“经正民兴”之旨符矣。故我国家以纲常为治，终不惑于异端者，实本诸此。（（明）黄瑜：《双槐岁钞·第二卷》，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黄瑜：《双槐岁钞·第二卷》，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清）戴震：《戴震全书·卷六·“与某书”》，黄山书社，1995。
④（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0-161页。中华书局，1981。
⑤（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04-18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04-18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我们很容易在史料中看到古人争“名位”的案例，比如“争座位”的问题就是名利争斗的反映，冯梦龙的《智囊全集》有“张瀚”条，记录了为了“名位”，险些误国的事件：张瀚知庐州府，再补大名。庚戍，羽当薄都门，诏遣司马郎一人，持节征四郡兵入卫。使者驰至真定，诸守相错愕，且难庭谒礼，踌躇久之。瀚闻报，以募召游食饥附饱飏，不可用，披所属编籍，选丁壮三十之一，即令三十人治一人饷，得精锐八百人。边批：兵贵精不贵多。驰谓诸守：“此何时也，而与使者争苛礼乎？司马郎诚不尊于二千石，顾《春秋》之义，以王人先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借令傲然格使者，其谓勤王何！”诸守色动，遂俱入谒。瀚首请使者阅师。使者芔然曰：“何速也！”比阅师则人人精锐，绝出望外，使者乃叹服守文武才。(（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141-142页。中华书局，2007。)
③（明）黄瑜：《双槐岁钞·第三卷》，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②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三年，春正月己亥，胡惟庸等既伏诛，上谕文武百官曰：“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譬堤防之将决，烈火之将然，有滔天燎原之势。赖神发其奸，皆就殄灭。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则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为如何。”监察御史许士廉等对曰：“历朝制度，皆取时宜，况创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圣裁，实为典要。但虑陛下日应万机，劳神太过，臣愚以为宜设三公府，以勋旧大臣为太师、太傅、太保，总率百僚庶务。其大政如封建发兵铨选制礼作乐之类，则奏请裁决，其余常事循制奉行，庶几臣下绝奸权之患，主上无烦剧之劳。”上然之。（《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九》，据国立北平图书馆抄本。）
③据《明史》：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祗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清）张廷玉：《明史·职官志·序·卷七十二》，中华书局，2003。）
④票拟，就是全国各级官吏的奏章，先由内阁学士把处理意见先写在纸上，并贴在各奏疏上，再送呈皇帝批示。谢肇淛云：太祖诛胡惟庸后，罢丞相，不复设，而以九卿分治，凡事可否，听自上裁，当时岂有内阁及票本之事哉？永乐初，以万机多故，于词臣中选数人入阁办事，军国重事面与商确，而当时九卿亦召预议，不独阁臣也。其后稍倦勤，遂令票拟以进，习以为常。”（（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93-17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三杨”的时代，他们已经行使了相当于宰相的权力。据谢肇淛记载：三杨当英庙之初，主少国疑，权由已出，天下遂以相名归之，而实非也。夫以大学士为相，则学士不过词林殿阁之职，秩止五品，非相也；如以处百僚之上，则其尊多由兼官，或六卿或宫保，非本等职业也。票拟不过幕宾记室之任，可否取自朝廷，何权之有？而其后如分宜、江陵之为者，如猾吏之市权，窃之也，非真权也。（（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93-17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⑥谢肇淛云：执中无权，此语切中今人调停之病。夫使党而果一正一邪，则明别黑白，若爱牛羊而逐豺狼，不害其为中也。使党各有邪正，不能尽用一偏，亦当酌而察之，如乌喙、参术，择其轻重而适其所宜。若徒调停执中，一半参术一半乌喙，有不杀人者乎？噫，谋国者不宜爱中立不倚之虚名，而受首鼠两端之实祸也。（（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24-18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谢肇淛对于取消中书省后内阁现状的描述：今之权，皆已散而归之大小九卿。而阁臣之门，欲笞一人而无棰楚。每日坐容膝之地，晨入酉出，啄息不休。退居邸第，丞郎皆与抗礼，迎送仆仆，安在其为宰相也。但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万几，悉经心目，上之礼眷殊于百辟。于是人始以为天下事无一不由阁臣定者，而不知阁臣票拟，悉据九卿之成案，不敢增一毫意见，不敢逾尺寸成规者也。夫无宰相之实，而冒宰相之名；不能行宰相之事，而天下必责以宰相之业。故今之为阁臣者，亦难矣。（（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93-17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谢肇淛曾提到唐宋时期因为设有宰相而使行政简洁、办事高效：唐宋宰相，礼绝百寮，坐中书堂行事，自九卿而下进见，皆省吏高唱，鞠躬而入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喝。待制以上见则直言某官。皆于席南横设百官之位，不迎不送。其尊如此，黜陟予夺，无一不自己出。如申屠嘉廷辱邓通，苏良嗣笞薛怀义，赵普按诛陈利用，韩琦立召任守忠，此宰相之权也。（（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93-17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谢肇淛并指出了明代这种政权组织形式的危害：古人相者病于怙权；今之相者病于无权。其病均也，然宁以怙权而易相，无以抑相而废权。相者，下天子一等耳。以天下之重，兆民之众，而责之一相，不假以权，权将安施哉？（（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86-17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谢肇淛云：愚尝谓永、熙、宣、弘之朝，若三杨、刘、谢等得君行道，言听谏从，是以阁臣而做宰相之功业者也。嘉、隆以来，若分宜、新郑、江陵等广布爪牙，要结近侍，是以阁臣而假天子之威福者也。至于今日，主上神圣威福既不可窃，而上下否隔，功业又不可就，且议论繁多，动辄掣肘，其不以身为射的则幸矣。救死之不赡，而何暇治天下哉？（（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93-17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谢肇淛云：六卿之序，唐则吏、礼、兵、民、刑、工，贞观改吏、礼、民、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户、刑、工、礼为次，至神宗始定吏、户、礼、兵、刑、工，盖用《周礼》之序也。今虽沿宋制，而清贵之秩，吏之下则礼，礼下则兵，兵下则工，工下则户，户下则刑。至于都察院，虽居六卿之下，而权势与吏部埒。百年以前尚无定序，今则一成而不可变矣。（（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86-17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⑥谢肇淛《五杂俎》有几条材料可以说明当时官场的风气：（1）古人长官之待僚幕，真如父子兄弟，绝无崖岸之隔。如晋时庾亮登楼，共诸从事踞床啸傲；桓宣武直入谢太傅室中，至为狂司马所逼，入内避之。然此犹远事也。宋欧阳公在西京幕职，与诸名士终日游山，时钱思公为守，至携酒榼遣歌伎迎劳，何尝稍以势分自居，而亦何尝失时废事也。今太守二千石下，视丞判司理已如雕之挟兔，而琐屑脂韦之辈，趋承唯诺，惟恐不及，虽云同寮，已隔若殿陛矣。况上而藩臬，又上而部使者乎？上下相临，俨若木偶，鱼贯而进，蒲伏而退，其有赐清坐，假颜色者，即诧以为国士之遇矣，敢与之抗是非、争可否哉？礼文进退之节，平反出入之间，一失其意，朝白简而夕报罢矣。故仕路相戒：“天子之逆鳞易犯，而上官之意指难违。”古人所谓“善事上官，无失名誉”者，亦有激其言之也。（（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从来仕宦法罔之密，无如本朝者。上自宰辅，下至驿递、巡宰，莫不以虚文相酬应。而京官犹可，外吏则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已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一有不应，则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绳以法矣。故郡县之吏宵旰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职此之故也。（（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职，而下焉者何以令庶民也。至于文移之往来、岁时之申报、词讼之招详、官评之册揭，纷沓重积，徒为鼠蠹薪炬之资，而劳民伤财不知纪极。噫，弊也久矣！（（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刘玉：《塞幸门广言路疏》，见（明）万表等《明代经济文录三种》，第47-48页，辽海出版社，2009。
②（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22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③从焦竑记录的吏部、都察院等选官衙门的自保表现，可看出这种风气的浓厚：洪武、永乐以来，凡百司朝觐，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职者，乃黜之，不过数十人。其后吏部患人言，务以多黜为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辄黜之。黜者亦不敢诉。丘公浚深知其弊，言于上曰：“唐虞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载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实，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旧制也。”上深然之。会吏部上大小庶官当黜者几二千人，乃敕凡历官未三载者，俱复其任，虽经一考，非有贪暴实迹者，亦勿黜。(（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03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④景泰四年，刑科给事中曹凯言：比者户部请听军民官吏输豆，如输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挥，历俸十六七年，偿彼豆倍半矣。又令管事世袭，以生民脂膏，养无功之子孙于无穷也。有功者必曰：‘吾累世忘躯获此官，彼输豆亦获此官，朝廷以吾躯命同于菽粟，其谁不解体！’起端虽微，弊流甚大。乞敕输粟豆授武职者，带俸不任事，不世袭。犯赃罪如文职，止许原籍衙门带俸终身。（（明）郑晓：《今言类编·卷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7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从封建体制下官场本身的特点上看，也有难以消除的弊病。首先，权大于法。由于古代官制的特点，人治大于法制，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取代了法制。皇帝是金口玉言、位高权重者也少了很多约束，以亲疏远近行事的比比皆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官场的不正当竞争。从何良俊关于朱希周的记载就可以得到说明。按何良俊记载，朱希周也是一个翩翩君子，其在南京考察备员必定是择优而荐的。首辅张璁为了任用其亲近之人，一票便加以否定：朱玉峰希周，状元登第，为南京吏部尚书。适当考察期，时张罗峰（张璁）当国。有欲庇者三人，欲去者二人，托人喻意于玉峰。玉峰不听，但以己意行之。考察后，罗峰言：“南京考察不公。”令从公再考。玉峰即上疏言：“臣备员南吏部已四年矣。南吏部职业，唯考察一事最为重大。故臣自到任以来，即留心体察，颇得其实。今命臣从公再考，则是臣四年留心者，未必可信。若一时所访者，又岂能尽公？显是臣之不职。乞即罢臣，别委一贤明者任之。则庶无亏损于圣政。”即解官去。余昔在衡山斋中，适玉峰来访衡山。余在屏后窃窥之，见其言若不出口，步履蹜蹜如有循。盖恂恂一长厚君子也。其当事之时，刚毅如此，乃知仁者固有勇哉。衡山常对人言：“我辈皆有过举，惟玉峰混然一纯德人也。”（（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39-9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二·“史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7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于少保萃忠全传》中的第二十六传“江渊为亲访智客，景泰立子建东宫。”就可以反映这类风气：
黄(王厷)为争夺袭位杀人，巡抚李棠，总兵武毅，察知黄(王厷)弑兄，劾奏其罪。(王厷)知不可掩饰，心中大惧，他与学士江渊有亲。就命其子带上十万金去京师，求解脱之术。在京中依靠金钱开路，几经周折，上来一个拍马屁的奏折，得到了景泰皇帝的赏识。下诏，令毁武毅、李棠等劾黄(王厷)弑兄大恶之本，并释黄(王厷)罪，加升(王厷)为广西都督，佩征西将军印，官居弹劾他的武毅之上。（（明）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第133-1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⑤例如，太监刘瑾得以弄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官员们趋炎附势所致：刘瑾，虽擅权，然不甚识文义，徒利口耳。中外奏疏处分，亦未尝不送内阁，但秉笔者，自为观望。本至，先问此事当云何、彼事当云何，皆逆探瑾意为之。有事体大者，令堂后官至河下问之，然后下笔，故瑾益肆。使人人据理执正，牢不可夺，则彼，亦不敢大肆其恶也。（（明）王鏊：《震泽长语·卷上·官制》，《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叶盛：《水东日记》，第17页。中华书局，1980。
③（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2167页。中华书局，1997。
④万历时的名臣吕坤针对这一弊端上书皇帝，指出必须用法律的手段加以惩处：（馈送节寿之害）夫下程交际，乃礼贤送客之常，无上交监司之体。方面官员在司道有纠察之权，在本府有师帅之责，若节寿参辞，动馈礼物，筐篚载道，盘盒充庭，情浓法废，饰美隐恶，下官有所恃而无恐，小民无所愬而伸冤，罔上行私，职此之由。今后有上司受下官馈遗者，依律坐赃参究。（（明）吕坤：《吕坤全集》，中华书局，2008。）
⑤上层官员行为，影响整个官吏集团。所以，历来人们多把整顿吏治的目光投向了高层。成化二十三年（1487），天象异常，诏问利弊，新科进士邹智在其奏书中就谈到了兴利除弊当从整治朝廷开始，邹智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最高领导层：正天下之衙门，当自内阁始。以利弊言之，莫利于君子，莫弊于小人。少师万安，恃权估宠，殊无厌足；少师刘吉，附下罔上，漫无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挟诈怀奸，恬无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书致仕王恕，素志忠贞，可任大事；兵部尚书致仕王竑秉节刚劲，可寝大奸；巡抚直隶右都御史彭韶，学识醇正，可决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进，小人所以不退，岂无自哉？宦官阴主之也。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内阁，则君子可进，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于一矣。陛下岂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纲哉？然一操一纵，卒无定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讲也。早朝之后，深居法宫，此心之发，一如事天之时，则天下幸甚。（（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30-9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用人的问题关乎国运，历代都有教训，甚至不乏亡国先例，冯梦龙云：“靖康有李纲不用，而用黄潜善、汪伯彦。咸淳有汪立信不用，而用贾似道。德佑有文天祥不用，而用陈宜中。然则宋不衰于金，自衰也；不亡于元，自亡也。（（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276-277页。中华书局，2007。）弘治年间的刑部尚书何乔新曾给彭华写了一封信札，对当时的吏治有深刻的揭露，所反映的问题也是自上而下的。不仅暴露出当时官场的黑暗，也揭示出封建体制中与生俱来的弊病：何文肃（何乔新）为副使，见时政阙失，致书于翰学彭华曰：“古之善观人国者，不观其国势之强弱，而观其用人之贤否。今用人贤与否，愚不能知，但见升一官，进一秩，士论辄哗然，曰某以亲旧当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书政府而得之，某以纳贿权门而得之。仆始闻之，以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沦弃，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时，既苟利以进身，多事之秋，肯捐身而报国乎？不待智可知也。愚谓当奖恬退，抑奔竞，以振名教于风颓俗靡之际。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刚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亲者小人也，于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与，拔而用之，不必亲也，不必故也，不必识其而也。果小人与，黜而退之，亲不可私也，雠不可避也，群言交属，水可狥也。以此处之，庶几有招之不来，麾之不去之君子出焉。此时事之大者。阁下官为学士，职号论思，时政之得失，人才之贤否，知之素矣。经筵进讲之余，宜从容陈之，使天下阴受其赐可也。昔欧阳永叔、司马君实为翰林学士，所论奏者，岂徒发挥经义而已哉！舍二子而他取法焉，非仆所望于阁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实秉国成，古人有云，政将及子，可不预虑而熟图之耶！”（（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38-23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但是，特权社会无法做到真正的平等，无法从体制上消除腐败的根源，道德的说词，法律的惩处在强大的利益诱惑面前都十分脆弱。
①（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九十八·赵志皋传》，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②（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姚旅以两则志怪故事来说明官场不再“神明”：神明者，正直之谓。《甄异记》载，章沈同一女子被录天曹，主者乃其外兄，女子脱金钏托沈以与主者，乃得还。又《续搜神记》载，徐阳病死，云为吏所持，见人多行货得免，因崛起，将妇臂上金环去，以与吏，明日亦还。世人作恶，犹谓幽有鬼神，若神鬼亦要钱，是明赫之府与稗俗无异，谁复警畏耶？（（明）姚旅：《露书》，第15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④吕坤针对晚明官场腐败现象作“振扬风纪箴”，以望澄清吏治：皇矣上帝，生此烝民。无计举安，乃作之君。独理难周，张官置吏。布之寰区，期于博济。吏也无良，富贵是图。知有身家，罔念一夫。巧恣渔夺，虣逞淫暴。闾阎愁叹，莫敢控告。滥讼淹狱，惟此懦庸。豺狼遍野，狐鼠盈庭。昏惰者流，附于安静。万姓死生，浑如醉梦。谓安民故，建此多官。官满天下，民益弗安。载设藩臬，纠察师师。今也顾忌，一崇宽大。哀哉苍生，何以自存？明王震怒，爰命宪臣。衣以豸繍，俾之持斧。凛凛风霜，惟恶是去。稂莠芊芊，岂不可怜？长之养之，贼我良田。豪右落魄，贪残屏迹。山河摇动，乃云称职。避今日怨，树他日恩。兴此一念，天日监临。有赫台察，长厚是尚。激浊肃寮，又复谁望？我冠我裳，独异朝绅。振扬风纪，所愿同人。（（明）吕坤：《吕坤全集》，第页。中华书局，2008。）根据此箴，可知上古立官安民的宗旨，但是，后世官益多而民越不能安。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力，利用各种机会敛财，对待平民百姓则敲骨吸髓，百姓视之如同洪水猛兽一般：“余每见贪官酷吏剥民膏脂以自封殖，而复峻刑法以箝其口，使百里之内重足一息，重者亡身破家，轻者形残毁体，即洪水猛兽，未足喻其惨也。”（（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27-18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官员们的所作所为，早已远离了“至公无我，立官为民”的原始宗旨，他们根本不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由此，官与民的渐行渐远，刘基在《送海宁张知州满任去官序》中对此有深刻的揭露：“今之为人牧，已代而使人思之者，鲜矣哉！居于位则畏其威，且满则相视如途人，甚则排而去之，惟恐其弗亟也。间有欲之者，非素所昵爱，则为卒若吏，于民无与焉。夫设官所以为民也。官为父母，民为子，为父母而使其子不我爱，亦独何哉！”（（明）刘基：《刘伯温集》上，第93-9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⑤（明）董穀：《碧里杂存》，中华书局，1985。
①1363年,朱元璋在南京新建宫殿落成，从一段对话，可以看出他对待奢华的态度：（宫殿）制皆朴素，不为雕饰。王（朱元璋）命博士熊鼎类编古人行事可以鉴戒者，书于壁间。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庑壁间，王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书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王曰：“尔不能以节俭之道事予，乃导予以侈丽，夫岂予心哉！但构为宫室，已觉作者之劳，况远取文石能不厉民乎？”言者大惭而退。（（清）徐干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一百八十四》，见《四库全书》，史部,编年类。）显然，朱元璋崇尚节俭的生活作风源自对江山社稷是否稳固的考虑。这一点在朱元璋与詹同的一段对话中可以窥得：圣祖（朱元璋）谓詹同曰：“朕思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朕观前代人君以此致亡者不少。盖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声，窈窕之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远之，则小人乘间纳其淫邪，不为迷惑者几人焉？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所承式，尤不可不谨。”同（詹同）曰：“不迩声色，成汤所以垂裕后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诚万世子孙之法也。”（（明）夏良胜：《中庸衍义·卷十》，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为此，朱元璋身体力行地保持简朴的生活，并时常以此教育子孙，要求他们远离浮华，勤勉于政事，据徐继登《典故纪闻》：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挚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妒忌。……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明）徐继登：《典故纪闻·卷四》，第61页。《明清史料笔记》，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朱元璋制定了一整套制度，对官、民服舍器用等式加以约束，杜绝僭越、奢华之风,防止发生腐败。如洪武十八、十九、二十年就连续颁发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反复修订的《大明律》也在洪武三十年正式颁布实施。但是，朱元璋的这些举措常常是他一种美好的愿望，实际运行中还是经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朱元璋《大诰武臣序》说：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劝诫言语，若文若武于中听从者少，努目不然者多。……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明）朱元璋：《大诰武臣序》，见《续修四库全书》，第862册，史部。政书类。）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对官场的风气也显得有些无奈。事实上，后来的明代历史证明，朱元璋的这些措施确实没有能够改变官场逐渐走向奢靡、腐败的风气。开国之君在制定相关制度时，一般会对前朝的制度进行扬长避短，同时，融入自己的治国理念。因此，在制度制定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按照这个逻辑，社会风尚应该越来越好，但是，在明代的历史进程中，社会风气却呈现出江河日下的局面。比如，明代在嘉靖以后确实出现了一种整个社会逐利尚奢的风气，平民阶层也骚动不安。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如此严厉的“祖制”之下，整个社会依然朝着奢侈的方向越走越远呢？其中固然有制定制度之初过度理想化的因素，也有其后执行过程中松懈问题，但毕竟不会催生这种风气。因此，尚奢风气的成因主要还要从政治、法律等以外的方面去找原因。
②据焦竑记载：洪熙元年正月，命杨士奇兼礼部尚书，寻改兵部尚书。士奇辞曰：“臣为少傅、大学士，已逾涯分，尚书一职，更不敢当。”上厉色曰：“黄淮、杨荣、金幼孜皆三职，卿独二职，人将谓何？卿勿辞。”公请辞俸，上曰：“卿于朕劳勤二十年，故赒以此禄，何用辞？”士奇曰：“尚书月俸六十石，可养壮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过分，安敢复加？”蹇义言：“宜听辞学士俸。”士奇言：“辞禄当辞厚，何用取虚名？”上曰：“朕成卿志。”乃听辞。（（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83-184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十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35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吕坤、洪应明：《呻吟语·菜根谈》，第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③（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174-17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
④（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⑤（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⑥（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⑦海瑞巡抚江南时，也想改变江南，特别是苏州地区的奢靡浮华之风，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引来了朝野上下官吏的不满。据沈德符记载：如缙绅之升补及奉差者、藩臬之入贺万寿者，俱赍有勘合，乃鼓吹旌旗八人者改为一人，舆夫扛夫二十四名改为四人，人不能堪，或雇倩或迂道他去。（（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482-24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陆容（1436-1497）云：浙之衢州民以抄纸为业，每岁官纸之供，公私糜费无算。而内府贵臣视之，初不以为意也。闻天顺间，有老内官自江西回，见内府以官纸糊壁，面之饮泣。盖知其成之不易，而惜其暴殄之甚也。又闻之故老云：洪武年间，国子临生课簿、仿书，按月送礼部。仿书发光禄寺包面，课簿送法司背面起稿。惜费如此。永乐、宣德间，鳌山烟火之费，亦兼用故纸，后来则不复然矣。成化间，流星爆杖等作，一切取搒纸为之。其费可胜计哉！世无内官如此人者，难与言此矣。(（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洪武至宣德，开国的六七十年间，纸张的使用非常节约，务必物尽其用。天顺之时“以纸张糊壁”可知纸张在此时已经不再那么稀缺，并且有了装饰、美化环境的追求。老太监的反应，正是这种变化的反映。三十年后的成化年间，纸张被广泛的用于烟花爆竹的生产当中。应该说成化前后，明代依然保持有良好的节约风气。从叶盛（1420-1474）的“不弃残纸”说明至少在成化之时，很多大臣们依然保持着节约用纸的习惯：尝见胡毘陵（胡濙）应酬诗文藁，皆片纸满书，闻其虽破纸少许，见辄用补窗罅，不弃也。今日闻王盐山（王鏊）凡属公牒藁，皆用所受外封，既誊毕，既以作绳绞，仍渍以剩蜡，俾照夜，皆俭德云。予每作书牍，或写鄙作，字误辄涂改，有所更易，辄令人洗，虽不喜涂洗，然终不忍易他纸，岂亦性然哉。（（明）叶盛：《水东日记》，第36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胡濙（1375-1463），官礼部尚书，天顺七年卒；王翱（1384-1467），官吏部尚书，成化三年卒；叶盛，官吏部左侍郎，成化十年卒。三人卒年相差不多，都保持着节约纸张的习惯。应该说，节日、喜庆之时，燃放烟花爆竹未必就是什么奢侈之风，只是相比于这三位大臣对纸张的节约，成化时期大规模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纸张浪费，不可不说是一种“奢侈”的开始，更不用说与明代初年的情况进行比较了。这些材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较明代初年，生产力有了较大的的发展，造纸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产业，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第二，此期，明代社会生活水平又有一个不小提高。陆容卒于弘治九年，他记录了明代出版物在这一时期的变化：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钞录。闻《五经》印版，自冯道始。今学者蒙其泽多矣。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磨，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占毕（阅读），而不得一见者多矣。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议及者，无乃以其近于不厚与。（（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此时去成化不过十年时间，出版物的数量、种类已经大大增加。从所刻之书的内容上看，前明代醇厚的风气此时发生改变。同时，官员以公款刻书作为馈送礼物，不仅仅浮华成风，也是官场普遍腐败的反映。没有造纸成为产业、刻书形成规模，这种风气显然不能实现。所以，奢侈之风以经济为基础条件是显而易见的。
②（明）王锜：《寓圃杂记·卷第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325-3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第220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
②（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卷八》，见《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51-16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203-2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①（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3年影印暨排印本。
②（明）都穆：《都公谈纂·卷上》，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540-5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焦竑：《玉堂丛语》第8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④（明）王绮：《寓圃杂记·卷二·“金陵伊氏”》，第11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⑤（清）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上·“宣德逸纪”》，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211-323册。
①（明）王锜：《寓圃杂记·卷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3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据黄瑜“金钱银豆”的记载：景泰初，开经筵，命太保宁阳侯陈懋知经筵事，户部尚书兼翰林学士高谷同知经筵事，户部右侍郎兼学士江渊、学士商辂、侍讲学士刘铉、吏部右侍郎俞山、礼部左侍郎仪铭、兵部右侍郎俞纲、祭酒萧镃、左春坊左谕德赵琬，兼经筵官。相传云，是时，每讲毕，命中官布金钱于地，令讲官拾之以为恩典。高谷年六十余，俯仰不便，恒莫能得。有一讲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贻之，有识者病其蝶渎。时宫中又赐诸内侍以银豆等物，为哄笑。杨文懿公守陈时在翰林，赋《银豆谣》曰：“尚方承诏出九重，冶银为豆驱良工。颗颗匀圆夺天巧。朱函进入蓬莱宫。御手亲将十余把，琅琅乱洒金阶下。万颗珠玑走玉盘，一天雨雹敲鸳瓦。中官跽拾多盈袖，金珰半堕罗裳绉。赢得天颜一笑欢，拜赐归来坐清昼。闻知昨日六宫中，翠蛾红袖承春风。黄金作豆竞拾得，羊车不至愁烟空。别有银壶薄如叶，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随银豆洒金阶，满地春风飞玉蝶。君不见民餐木皮和草根，梦想豆食如八珍。官仓有米无银籴，操瓢尽作沟中瘠。明主由来爱一嚬，安邦只在恤穷民。愿将银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万人。”于乎！国阜用汰，至此极矣。（（明）黄瑜：《双槐岁钞·第七卷》，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2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④彭韶的《陈政治终始疏》云：成化之初，天下贡献悉皆禁止，俭约之德著矣。至后数年，镇守公差诸人争求珍异，以充进贡，海内臣庶实有忧心兹者。又诏镇守内外等官贡献方物，悉照天顺三年以前例行，不许因而科害军民。窃惟天顺年间，无事之时；今遇灾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灾，皆欲减膳撤乐，岂宜转令贡献？此陛下持俭之德有未终也。先儒谓好货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能无。然公刘好货，与百姓同之，故国富而民足。今前项官员不过剥取军民之财，以充贡奉之名，岂有出自已物哉？而乃水陆劳扰，人畜疲顿，怨归公家，恩被私室，诚无益也。（（明）黄训：《名臣经济录·卷五》,钦定《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0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255-256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482-24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洪武、永乐时期，元末官场的腐败风气基本上得到了肃清，官员多能以清廉自律。在这个时期里，清廉自律的士大夫史料中随处可见，如洪武时期的蹇义：公（蹇义）官冢宰者三十年，取人先纯朴而黜浮华，故永、宣之间，士风吏治，庞厚可观。”（（明）焦竑：《玉堂丛语》第82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蹇义是明代的名臣，洪武十八年进士。蹇义极具优秀品质，为国家选拔人才也能体现洪武帝的思想，对后代帝王也时常有好的引导，不时地提醒他们要坚守“祖制”，蹇义在临终时对英宗说：“陛下初嗣大宝，望敬守祖宗成宪，始终不渝耳。”（（明）杨士竒：《东里集·卷十九·“定蹇公墓志铭”》，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再如永乐时期的“铁面巡按”吾绅：永乐十八年，吾绅陛行在礼部侍郎，命初下，文皇帝顾谓尚书吕震曰：“此朕昔所造就，今日得人用矣。”于是自六卿以下，皆走贺于其家。绅一室萧然，了无供具，惟一再进茗而已。司寇金公曰：“叔缙欲学向敏中耶？”众皆笑而起。（（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31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吾绅晋升为礼部侍郎，级别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招待前来贺喜的同僚只能“一再进茗而已”，既有物质条件匮乏的一定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其简朴风尚的反映。从吾绅的品质，也可看出朱棣选择人才的标准。通过三年一次的科考，永乐网罗了大量这样的人才。当时像蹇义、吾绅这样的官员为数很多。在以后两三代帝王统治时期里，这些官员延续着洪武、永乐年间的思想，最初的政策得到了较好地延续，良好的社会风范的依然得到了崇尚。宣德时期，不少文人士大夫，特别是民间，依然坚守着简朴醇厚的生活方式。焦竑《玉堂丛语》记载的一桩明代的婚事即能反应当时士大夫的普遍价值取向：杨鼎乡试首荐，闻南京祭酒陈敬宗学行，乃求入南监卒业。不携一僮，攻苦力学，躬自执爨，恬如也。敬宗试其文、察其行，叹曰：“闭户端居，甘人所苦，虽箪瓢不是过也。”亟称其贤。有郡守欲妻以女，鼎以不告父母辞。乃托鼎同乡兵部尚书徐琦与敬宗言曰：“鼎清贫，而彼富裕，父母闻之，于心必安。”敬宗亦劝鼎从之，鼎对曰：“原宪虽贫，于道则富，猗顿虽富，于道则贫，鼎也敢贪富乎哉！”敬宗益羡其操。（（明）焦竑：《玉堂丛语》第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据《陕西通志》，杨鼎是宣徳十年乙夘科解元（《陕西通志·卷三十一·选举二》，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又据《明史》，杨鼎，正统四年会试第一，殿试第二，授编修（（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五十七·列传第四十五》，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可知此事大约发生在宣宗末年。此时，大多数士人都能安贫守道，而且这种品质在当时受到广泛的尊重。大约在弘治时期，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观念依然保留着前代的简朴，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何淡曾撰《李充嗣墓志铭》，其赞曰：嗟乎，贪夫狥财，烈士狥名，余尝悼夫世之狥财者之众，而狥名者何少也？前数十载，吾广士大夫多以富为讳，争自洒濯，以免公议。及余接世务以来，闻人仕，众必问曰：‘好衙门否?’闻人退，众必问曰：‘有收拾否?’且耀金珠广田宅以骄里闾者，世不以为过也。夫势大则用奢，父骄则子汰，卒之颠覆，而后知财为祸梯，亦已晚矣。充嗣之名，乃今知之，为其廉也。居官廉，故莅事公，莅事公，故民爱敬，民爱敬，故功业昭，功业昭，故修名立，修名立，然后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信哉。（（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7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李充嗣，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嘉靖七年（1528）卒。按何淡所言的“前数十载”，文人羞于谈富论贵，当在成化、弘治时期。此期，很多大臣们确能够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这种情况从何良俊的记载中可以得到一定的印证：宪、孝两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如周北野佩，其父舆，为翰林编修。北野官至郎中，两世通显，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曹定庵时中，其兄九峰时和举进士，有文章，定庵官至宪副，弟时信亦京朝官。与李文正结社赋诗，门阀甚高，其业不过中人十家之产。他如蒋给事性中、夏宪副寅、许佥宪璘，致仕家居，犹不异秀才时。（（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何良俊云：“风俗之薄，大率起于苏州。”（（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这是何良俊对苏州的评价。弘治时期，即便是苏州的商人，也还保留有忠厚诚信的品质：弘治六年夏，吴中大疫，常熟尤甚，小民多阖门死，无棺以殓，往往推堕水中。双李氏，一门死者凡十二人，所存惟妇女、小儿，然亦皆病卧。同乡一匠，与李氏翁善。一日，忽李翁至门，言其家人疫死，欲棺十二口，每口之直，酬米二石。兼浼匠者倩壮夫数人举尸入棺。翁去，匠家惟六棺，载之以往。入门，寂无一人。再入中堂，见尸十二，卧于地，而翁在焉。匠大惊，欲返棺，则心有疑，且念旧交，乃寻环珓于翁前，祝曰：“兹来不知翁死，若许取米，仍载棺如数。”言毕掷之，果如祝。匠者急回，造六棺，倩人一一殓之。遂载其米以归，后亦无他异。（（明）都穆：《都公谈纂·卷下》，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5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但是，从宣德到正德，尽管还没有在整个士大夫阶层风行而成为主流风尚，追求财富与奢华已是一股涌动的暗流。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7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7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76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③沈德符的“士大夫华整”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故相江陵公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虽李固、何宴无以过之。一时化其习，多以侈饰相尚。如徐渔浦卷时冏卿，时为工部郎，家故素封，每客至，必先侦其服何抒何色，然后披衣出对。两人宛然合璧，无少参错，班行艳之。近年公卿间，例遵朴素，唯协院中丞许少微宏纲，朱紫什袭，芳馥遥闻。时年逾知命，而顾盼周旋，犹能照应数人。此公居官以廉著闻，盖性使然也，又友人金赤城汝嘉太守，家无儋石，貌亦甚寝，每过入室，则十步之外，香气逆鼻，冰纨雾谷，穷极奢靡。至以中金为熏笼，又为溺器。而作吏颇清白，第负乡人债数千，不能偿耳。盖八识田中，带此结习，不能铲也。又如大司空刘晋川东星，遇冬月则御纱袍；遇暑月则披纻袍，问之，则曰力不办时服也。冏卿冯谦川渠束带时缺其二三胯，同寅皆笑之，恬不为怪。此则似出有意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229-22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沈德符云：江陵时，岭南仕宦有媚事之者，制寿幛贺轴俱织成青罽为地，朱罽为寿字，以天鹅绒为之。当时以为怪，今则寻常甚矣。今藩府贺其按抚，将领贺其监司，俱以法锦刺绣文字，在在皆然，价亦不甚蔓，盖习以成俗也。又近年有一御史按江南，邑令辈至织成双金刻丝花鸟人物，冒之溲器之上，御史安然享之。（（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229-22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19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3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关于通宵宴饮形成的原因及形成的时期，明代的陆容有一条材料可作说明：古人饮酒有节，多不至夜。所谓厌厌夜饮，不醉无归，乃天子燕诸侯，以示慈惠耳，非常燕然也。故长夜之饮，君子非之，京师惟六部、十三道等官饮酒多至夜。盖散衙时，才得赴席，势不容不夜饮也。若翰林、六科及诸闲散之职，皆是昼饮。吾乡会饮，往往至昏暮才散。此风亦近年后生辈起之，殊不思主人之情，固所当尽。童仆伺候之难，父每悬念之切，亦不可不体也。李宾之（李东阳）学士饮酒不多，然遇酒边联句或对奕，则乐而忘倦。尝中夜饮酒归，其尊翁犹未寝，候之，宾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见烛。将日晡，必先告归。此为人子者所当则效也。”（（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518-5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陆容（1436-1497），成化二年（1466）进士，生于正统元年，卒于弘治十年。所以，相关变化当在弘治十年以前。文中以“学士”称李东阳（1447-1516），此事又当在李东阳中进士的天顺八年（1464）以后。所以，粗略的估计，士大夫昼夜饮酒的风气，当在成化至弘治前期的三十年间。
①何良俊云：尝访嘉兴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留宿斋中。次早用梅花银沙锣洗面，其帷帐衾裯皆用锦绮。余终夕不能交睫，此是所目击者。闻其家亦有金香炉，此其富可甲于江南，而僭侈之极，几于不逊矣。（（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讲求排场的风气，在嘉靖时期的宴饮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今世衣冠中人，喜多带仆从。沈小可曾言：‘我一日请四个朋友吃晚饭，总带家童二十人。坐至深夜，不得不与些酒饭，其费多于请主人。’”（（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52-11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很多致仕家居的官员也不甘寂寞，不惜越制以满足虚荣心：近日士大夫家居，皆与府县讨夫皂。虽屡经禁革，终不能止。或府县不与，则谤议纷然。此是蔑弃朝廷纪纲也。尝见各衙门见任官，其所谓直厅者，乃看守衙门之人，而柴薪银则，给与各官募倩夫皂，以备身银者也。虽台省大臣，亦不过十人，见任且然，而况家居者耶。故虽元老致仕，朝廷优贤，始有岁拨人夫之命。然止是二人，必有旨然后许拨，其余则安得滥用。今每人要皂隶二名，轿夫四名，直伞一名，每人总七名。若有五十乡官，则是又添一处兵饷矣。夫同是朝廷百姓，谁敢擅役一人，故府县不得辄与，乡官亦不得辄受。（（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501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
②（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5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535-15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5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何良俊云：盖吾松士大夫一中进士之后，则于平日同堂之友，谢去恐不速。里中虽有谈文论道之士，非唯厌见其面，亦且恶闻其名。而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则欣欣喜见于面，而待之唯恐不谨。盖父兄之所交与而子弟之所习闻者，皆此辈也。未尝接一善人，闻一善言，见一善行。夫一齐人之传，尚不能胜众楚人之咻，况又无一齐人之传乎。吾恐子弟虽有颜闵之资，欲其从善难矣。诸公皆读书晓事，此亦理之易见者也，何昧昧若此？太史公所谓利令智昏，何异白日攫金于市中者耶？（（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顾起元云：有一长者言曰：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呫哔帖括、授徒下帷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倡优、耽博奕、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纴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倡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2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82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46-1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对于这种平民不在安于现状的现象，何良俊另有明确的记载，并感到担忧：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繇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至若太祖所编户口之数，每里有排年十人分作十甲。每甲十户，则是一里总一百户。今积渐损耗，所存无几。故各里告病而有重编里长之说，则当就其中斟酌损益，通融议处，或并图可也，或以富贵者佥替可也。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复三四人朋一里长，则是华亭一县，无不役之家，无不在官之人矣。况府县堂上与管粮官四处比限，每处三限，一月通计十二限；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3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清）董含：《三冈识略·卷三》，见《四库未收书辑刊》子部，第4辑，第29册。
②（明）杨士奇：《东里文集》，第321-323页。中华书局，1998。
③《明史》中记录了严德珉的遭遇，或可说明这一点：吴人严德珉，由御史擢右佥都御史，以疾求归，帝怒黥其面，谪戌南丹。遇赦放还，布衣徒步，自齿齐民，宣德中犹存。尝以事为御史所逮，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台勾当公事，晓三尺法。”御史问：“何官？”答曰：“洪武中台长，所谓严德珉是也。”御史大惊，揖起之。次日往谒，则担囊徒矣。有教授与饮，见其面黥，戴敝冠，问老人犯何法？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时国法甚严，仕者希保首领，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面拱手，称圣恩圣恩云。(（清）张廷玉：《明史·杨靖传附严德珉传·卷一百三十八》，中华书局，2003。)
④朱元璋的“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常常被用来说明朱元璋对读书人的残暴，应该看出更多的是朱元璋对读书人参与国事的渴望。事实上，对不愿意为新朝出力的文人，朱元璋还是显得非常宽容：洪武二年，太祖召诸儒纂礼乐书，以维桢前朝老文学，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维桢谢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明年，复遣有司敦促，赋《老客妇谣》一章进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帝许之，赐安车诣阙廷，留百有一十日，所纂叙例略定，即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给安车还山。（（清）张廷玉：《明史·杨维桢传·卷二百八十五·列傳第一百七十三》，中华书局，2003。）
⑤据徐祯卿记载：“太祖在军中，甚喜阅经史，后遂能操笔成文章。尝谓侍臣曰：‘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估自顺，岂非天乎？’”（（明）徐祯卿：《徐祯卿全集·附录一》，第800-8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⑥朱元璋得知蜀王朱椿在凤阳经常与李叔荆、苏伯衡等儒士商榷文史时，十分高兴：“王至中都，首辟西堂，以读书自娱。阅武余暇，日与儒生探赜经史，商榷异同，沉潜玩味，殆忘寝食。时翰林编修李叔荆掌中都国子监事，大被亲宠。……上（朱元璋）闻而益爱之。”（（明）黄瑜：《双槐岁钞·第二卷》，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78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明）焦竑：《玉堂丛语》，第7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③（明）杨循吉：《苏谈》，见《苏州文献丛钞初编》，第159页。古吴轩出版社，2004。
④（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1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据焦竑记载：“宣德中，驾幸杨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惊起，朝服而迎。但见仪从塞屋，香气氤氲，不知上所在，惟向北拜不已。上方倚东阑看月，笑而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赐已充庭矣。”（（明）焦竑：《玉堂丛语》，第84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商传：《明代文化史》，第11页。东方出版中心，2007。
③（明）徐继登：《典故纪闻·卷五》，第87页。见《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1。
④（明）叶盛：《水东日记》，第147页。中华书局，1980。
⑤《儒林外史》中讲述了王冕做放牛娃时亲耳所闻学士危素由京返乡购置宅院的事情：那胖子开口道：“危老先生回来了，新买了住宅，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图个各望体面。前月初十搬家，太尊、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贺，留看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一个不敬！”那瘦子道：“县尊是壬午举人，乃危老先生门生，这是该来贺的。”那胖子道：“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而今在河南做知县。前日小婿来家，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这一盘就是了。这一回小婿再去，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去晋遏晋谒危老先生。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那胡子道：“听见前日出京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着手走了十几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方才上轿回去。看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了。王冕见天色晚了，牵了牛回去。（（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2页。中华书局，2009。））太祖携手相送、置办豪华宅第、故吏门生的晋谒、街坊邻里祝贺。危素的“风光”，令人羡慕不已。在王冕的心目中，以及谈话人的心目中，这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等级差别。按：吴敬梓的这则故事，经过了艺术的加工。真实生活中的王冕年纪长于危素，且在朱元璋开国之前即已离世，而危素在洪武二年方应诏出仕。但是，此类事情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其真实的原型，而且为数不少。
⑥顾起元云：南都诸文臣得赐第者惟张文僖公蠢庵一人而已。其孙佥宪恕草公行实曰：公为侍读，宅舍火，疏于朝，曰：“臣有老母，守节孤孀；臣有幼弟，居常侍母。臣无老母，宁有今日？母无幼弟，曷罄余年？子母相依，兄弟无故。叨承近侍，自幸遭逢。但臣有故庐，近遭回禄（相传为火神，指火灾），臣母与弟，莫知所栖。诚愿乞休，用图终养。庶几屋乌遂反哺之情，危鸟免失巢之叹。”疏上，英庙恻然，敕下该部。因查得太仆寺少卿邓某有房一所，总计若干余间，坐落聚宝门里镇淮桥东，见今空闲，相应给与益母暨弟一同居住。奉圣旨：“准他，工部知道。（（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394-13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清）顾炎武：《日知録·卷十二》，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
②（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二十六·列傳第一百十四》，中华书局，2003。
③李贤（1408-1467）说：俸禄所以养廉也，今在朝官员，皆实关俸米一石。以一身计之，其日用之资不过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为欲其无贪，不可得也！（（明）李贤：《论散处邉人疏》，见（明）黄训：《名臣经济录·卷四十一》，《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于慎行（1545～1608）说：唐世俸钱，自会昌以后不复增减，三师二百万，三公一百六十万，侍中一百五十万，中书令、两省侍郎、左右仆射一百四十万，尚书、御史大夫一百万，节度使三十万，盖计一岁而言之也。万当为十缗，二百万则二千缗矣。至北汉刘崇以大原一道正位建国，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较之唐末已为大减矣。乃今一统之盛，宰相月俸犹不能半此，则近代之俸可谓至薄也。（（明）于慎行：《谷山笔尘·卷九·月俸》，第106-107页。中华书局，1984。）韩一良(1580-1630)说：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都取，过客有书仪，考满、朝觐之费，无虑数千金。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五十八·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中华书局，2003。）吕坤在《同年小集引》中说，同年在京者二十有五年才聚首，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俸不足以给薪水，治具之难。”（（明）吕坤：《吕坤全集》，中华书局，2008。）
④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165-1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①《明会典·卷二十八·户部十三》，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
②（清）张廷玉：《明史·卷八十二》，中华书局，2003。
③（明）申时行：《大明会典》，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89-792册。
④（明）倪复：《钟律通考·卷四》，见《四库全书》，经部,乐类。
⑤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第7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⑥据《明史·食货志》：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棉苎一疋，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疋，折米四斗，麦五斗。丝绢等各以轻重为损益，愿人粟者听。十七年，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于是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越二年，又令户部侍郎杨靖会计天下仓储存粮，二年外并收折色，惟北方诸布政司需粮饷边，仍使输粟。三十年谕户部曰：“行人高稹言，陕西困逋赋。其议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咸许任土所产，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著为令。”于是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绢一疋，石有二斗；棉布一疋，一石；苎布一疋，七斗；棉花一斤，二斗。帝曰：“折收逋赋，盖欲苏民困也。今赋重若此，将愈困民，岂恤之之意哉。金、银每两折米加一倍。钞止二贯五百文折一石。馀从所议。”（（清）张廷玉：《明史·卷七十八·食貨二·賦役》，中华书局，2003。）
①如：嘉靖二年癸未，南都旱疫，死亡相枕籍，仓米价翔贵，至一两三四钱。时三年无麦，插秧后复旱，处暑前乃得雨，禾骤起，收获三倍，人始苏焉。万历十六年戊子夏，荒疫亦如嘉靖之癸未，死者亡算，南门司阍者以豆记棺，日以升计，哭声夜彻天。粳米价二两，仓米至一两五六钱。父老言，二百年来南都谷贵自未有至此者。忆南史侯景围台城，因食于石头仓，既尽，兵民无谷，米升值七八万钱，金陵米价之贵，至此极矣。（（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2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如：嫩鸡十一只，价七钱七分；茄子七十五个，价三钱；彘猪一口，价一两二钱；葡萄十斤，价五钱；红豆五升，价一钱；鳜鱼七斤八两，价三钱七分五厘；活兔两只，价七钱五分；山药十斤，价五钱；木耳五两，价四分七厘；细茶六两，价三分七厘；香油三十八斤，价一两一钱四分；砂糖二十三斤，价九钱二分；白盐二十斤四两，价一钱二分四厘。（（明）沈榜：《宛署杂记·卷十四》，第121-13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
①（明）郎瑛：《七修类稿》第183-18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②（明）海瑞：《海瑞集》，第40页。中华书局，1962。
①（明）伍修萃：《皇明史概》，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72册。
②（明）朱国祯：《皇明史概》，卷三十八。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28-431册。
③（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十三·列傳第一百一》，中华书局，2003。
④（明）申时行：《赐闲堂集》，卷二十三。见《四库存目丛书》，集部，134册。
⑤《中国历代官制》，齐鲁书社，1993。
⑥（明）裘衍：《恳状》，见《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九》。《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
①（明）海瑞：《海瑞集》，第40页。中华书局，1962。
②（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见《历代纪事本末》第2287-2294页。中华书局，1997。
③（清）张廷玉：《明史·卷四十》，中华书局，2003。
①（明）海瑞：《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
②（明）冯梦祯：《快雪堂日记》，第1-26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③官员“贫穷”的原因分析：第一，朝廷在特殊时期减少俸禄的发放。先了看看明代前期大臣们的生活状况，杨士奇与宣德皇帝有一段对话：宣德四年，顾佐自升都御史，宪度严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仄懔然，吏有遭笞者，捃佐之过，谓受皂隶赂，放归，悉具姓名诉通政司以闻。上密以示臣士奇，且曰：“尔不举佐廉乎？”对曰：“所诉之事，诚有非诬，盖今朝臣月俸止给米一石，薪炭马刍咸资于皂，不得不遣半归，使备所用，皂亦皆乐得归耕，实官皂两便，此京师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乐以来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叹曰：“朝臣之艰如此。”（（明）杨士奇：《东里别集》，第405-415。中华书局，1998。）这是明代前期大臣们窘迫生活状况的反映，据郑晓记载：宣德七年，大学士张瑛乞增南北两京七品以下官俸。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吴讷言：“洪武间京官俸全支。后因营造减省，遂为例。近小官多不能赡，如广西道御史刘准，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其母妻子女，贷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谟等俸米三十余石，去年病死，竞负无还。乞下廷议增俸。”（（明）郑晓：《今言类编·卷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7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洪武年间发的是全俸，官员的生活应该相当好过。其后的“营造”，这是指永乐时期北京宫殿的营建。为此朱棣削减俸禄，把财
②（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3-4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①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700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②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1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③（明）吕坤：《吕坤全集》，中华书局，2008。
④邓之诚：《骨董琐记》第287页。中华书局，2008。
⑤（明）冯梦祯：《快雪堂日记》，凤凰出版社，2010。
⑥据《画禅室随笔》:董北苑《潇湘图》，江贯道《江居图》，赵大年《夏山图》，黄大痴《富春山图》，董北苑《征商图》、《云山图》、《秋山行旅图》，郭忠恕《辋川招隐图》，范宽《雪山图》、《辋川山居图》，赵子昂《洞庭》二图、《高山流水图》，李营丘着色山图，米元章《云山图》，巨然《山水图》，李将军《蜀江图》，大李将军《秋江待渡图》，宋元人册叶十八幅。（（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第71-72页。山东书画出版社，2007。）
⑦（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第79-80页。山东书画出版社，2007。
⑧（明）冯梦祯：《快雪堂日记》，凤凰出版社，2010。
①（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第90页。山东书画出版社，2007。
②董其昌云：梁溪华学士，收藏法书名画，为江南冠。槜李项子京后起，与之斗胜，元季四大家无所不有，惟倪迂画寥寥。画犹易致，画卷绝少。项所藏《狮子林图》，华则《鹤林图》耳。文太史父子尝欲两家合并为一，各不相下。《狮子林》为京口张修羽所收，余数访华文伯于东皋亭山，出此见示，如徐洪客一见唐文皇，心降神伏，咄咄叹赏。文伯觉余雅好，便以见归，几同豪夺，岂亦学士公点头相许？为同官同味，令其文孙作米老捐砚山故事耶。（（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第155页。山东书画出版社，2007。）
③（清）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第七，《金陵社集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
④邓之诚：《骨董琐记》第329页。中华书局，2008。
⑤（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之十八》，第754-7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文人“雅玩”的原因分析：1.文人雅玩的自身因素。文人好雅与出身有关。长期的读书过程中，每日与笔墨纸砚相伴，对文雅之物自然亲近，特别是字写得好坏又是人的一个衡量标准，故古代文人多兼善文、艺，袁中道在“周恭肃公画跋”中云：恭肃公少学画于沈石田，已而奇进，出蹊径之外。石田曰：“吾不如也。”其后功业文章，彪炳一时，而绘事始掩。今观此十六幅，笔法灵活，如携灯取影，巧侔造化。人工之极，复归自然，慧业于此见一斑焉。季侯云公乘兴所作，忽然挥洒，而未及竟者几数百幅，藏于家。十日一水，五日一山，此自画家不受拘迫之妙。但不知公何以经世之余，营综百变，而一段潇洒之趣，勃勃十指中，若此秀媚精进，古之人何可及也！予于是乎有感。（（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之二十一》，第9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周恭肃即是周用，弘治十五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袁中道认为，周用的画是经世之余事的乘兴挥洒，正是在“雅玩”的心态下，不拘不迫的流露，故没有画家的“拘迫”。这种文雅不沾世俗之气的艺术品备受文人推崇。再如，李东阳、杨慎都是明代历史上了不起的政治人物，政务之暇，也有考钟伐鼓的雅趣，据沈德符：周宣王石鼓凡十人，久弃陈仓野中，仅存其八，唐时郑余庆始徙置凤翔县。至宋仁宗皇佑间，向传师又得其二，于是石鼓始完，宋徽宗又徙之辟雍。靖康之乱，金人取归燕，亦置之文庙。元仁宗又移置国子监文庙戟门，左右并列，使后学得睹周世第一奇文，即天球拱璧不敌也。因思宋世崇文好学，得此无足怪；然而璞重难移，非他珍异可箧笥藏者，粘没罕辈破城时，日索金银表段，何以亦及此大骨董？盖天意使然。他日金宣宗迁汴后，蒙古攻城，一切顽石俱充炮用，即艮岳无片砾存者，十鼓虽微，安得自免，乃以在燕得留，至圣朝为文艺佳语，殆有神物呵护，不可诬也。古人如韩愈、苏试、洪迈辈，俱有歌咏及考据，但是时文尚多缺字，至正德间，李东阳、杨慎寻绎补订，始称全文，灿然大备矣。（《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38-25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文人的这种好雅的习惯、崇古的情节，一旦养成往往终身保持，并不时地体现在生活、交往中。王冕的官署甚至简直就是一个画室：王叔明，洪武初为泰安知州。泰安厅事后有楼三间，正对太山。叔明张绢素于壁，每兴至即着笔。凡三年而画成，傅色都了。时陈惟允为济南经历，与叔明皆妙于画，且相契厚。一日胥会，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谓惟允曰：“改此画为雪景何如？”惟允曰：“如傅色何？”叔明曰：“我姑试之。”即以笔涂粉，然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为小弓，夹粉笔张满弹之，粉落绢上，俨如飞舞之势，皆相顾以为神奇。叔明就题其上曰：《岱宗密雪图》，自夸以为无一俗笔。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缀以赠。陈氏宝此图百年，非赏鉴家不出。（（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05-11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吴宽是成化八年（1472）状元，官至礼部尚书，擅长书画，曾多方寻求苏轼的《宝绘堂记》墨迹，当在老友沈周家再见此图时，吴宽在后面写了一个很长的题跋，写下来他朝思暮想的感受：苏长公翰墨，余夙好之，但闻即往请阅。此卷十年前在都下观于云村之寓。予浼朱翼云图之，不得，故尝想之。（（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82页。凤凰出版社，2010。）袁中道曾因袁宗道的关系，结交很多京师的名人雅士，袁宗道死后，故人或逝或隐，相继离去。袁中道形容自己是“寒鴈一影，飘零天末”。他把兄长与这些名士的交游诗稿整理好后交给装裱工装裱，并交代“不可轻以示人”，以免“为寒具污却”。并感慨道：“鸣呼！予虽欲不入空门，其可得乎！”既表达了自己的高雅，又是不再有知音的感慨。（（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之二十一》，第8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事实上，袁中道并没有出家，而是依然不停地在功名的旅途上奋力行走，十六年后，他也考中了进士。我们无法知道袁中道在这里是一种自我标榜，还是真情流露，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的心目中也有离俗近雅的情节。陆容《菽园杂记》中有官员对于“读书”与“读律”的探讨，一部分人认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一部分人认为：“持法勤事之士”是“俗流”：“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此虽讥切时事之言，然律令一代典法，学者知此，未能律人，亦可律己，不可不读也。《书》言“议事以制”，而必曰“典常作师”，其不可偏废明矣。尝见文人中有等迂腐及浮薄者，往往指斥持法勤事之士，以为俗流，而于时制漫不之省。及其临事，误犯吏议，则无可释，而溺于亲爱者，顾以法司为刻。良可笑也。（（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22-4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官员是社会的管理者，试想，一个不懂得社会规章制度的官吏，如何律己律人？他们之所以讥笑“持法勤事”的官员为“俗流”，是因为他们认为，即便是做官也应该做一个高雅而远离俗事的“清官”。2．雅玩的经济因素。明代主要有三个“雅玩”的群体，第一是有功名的文人，第二是布衣文人，第三是经商之人。从经济状况的角度上看，绝大多数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群。从本文对文人经济状况的分析，可知在取得功名后，绝大多数可以过上优裕的生活，正是这种经济条件决定了他们可以过上悠闲的业余生活。另外，还有一部分人依靠经商成为富人，玩起了琴棋书画，甚至赋诗作词，试图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3.雅玩的官场风气因素。文人集团爱雅好玩还与官场的风气密不可分。第一，很多人十年寒窗，好不容易进入官场，却会因为种种因素早早致仕返家，长期过着“不治生产”的生活，一生以书画、古玩自娱自乐，顾起元笔下的姚汝循便是其中之一：姚叙卿先生，年二十余，举嘉靖丙辰进士，官太守。再出，以事忤江陵意罢归。优游里中，垂三十年，以诗文书法自娱。所著有《锦石山房稿》，其文不事溪刻，而清真恬淡，类其为人。诗亦与文埒，字结构师欧阳询，劲媚遒隽。家富而工赏鉴，所储古画、鼎彝之类甚伙，屋室花石，雅致独绝，一代之伟人也。（（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3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二，有些人进入官场以后，以贪图享乐为追求，热衷于歌舞笙箫的浮华生活方式。沈德符云：至若京官自政事之外，唯有拜客赴席为日课。（（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三，官场复杂，清玩也是自保、交往的一种方式。明代的官场政治十分严酷且愈加黑暗，稍有不慎便卷入争斗的激流中。据焦竑记载，早在明代前期，大臣们就逐渐学会了自保：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逾八十，每与夫人各乘肩舆，循观风阡陌，子孙称觞上寿，备享晚福。一日，坐观澄江洪涨，谕子孙曰：“初东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内阁，时不能平。然使我在内，则天顺初元，当坐首祸，今日安得与汝曹观水为乐哉！”（（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3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王直（1379-1462），永乐二年（1404）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据《明史》：“直以次当入阁，杨士奇不欲也。”（（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六十九》，中华书局，2003。）如果杨士奇促成王直进入内阁，其下场极有可能与于谦相同。在恐怖的政治气氛里，雅玩不仅是避害远祸的逃避之法，也是勾结抱团的手段，沈德符的“梅客生司马”：如松（李如松）为宁远伯成梁长子，有弟如柏、如桢、如樟、如梅，皆至大帅，俱善以酒色苞苴笼致缙绅。有徽州谢存仁号太涵者，为辽阳道参政，如梅为镇帅，出其爱妾一幅画者，与角饮，谢酒酣相娱谑，立遣舆赠之。其人固燕市娼，以美冠都下者。兄弟才术，大都不出此。今杨中丞沧屿镐抚辽时，亦与如柏结义兄弟，曲宴私觌，大抵如前。（（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371-23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四，久在官场，产生了厌倦的情绪，以雅玩作为一种派遣。明汪大成曾为某州同知，他有一封写给方用彬的信札，十分清晰地表露了对官场的厌倦情绪：不佞行作俗吏，深厌折腰，且对簿书，哕恶欲吐。麋鹿之性，解羁镳自适丰草。（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247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明代怀有这种看法的官员不在少数，费宏在《奉林见素书》中云：凤山佳胜，宛然如在目中，恨不撰杖履，往陪幽静之乐。然新一辈子茕疚访落，方此惓惓。先天下之忧而忧，乃贤者素所蓄负也，亦岂容怀珍自洁，以追逐溪山云月为乐事哉？且敝乡数年来，简易便民之政纷更殆尽，如病者已困，又从而汗下之。吾侪小人，方欲得九折之医，抚摩疗养，庶几渐复。而况湖山千里，尝在帡幪之下，宜不忍恝然视之，而姑欲自贪高卧之乐也。（（明）费宏：《费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尽管身心用在国事上，远离尘世却是他们深深的情结。这一点从吴宽的业余生活也有表明：吴文定（吴宽）好古力学，至老不倦。于权势荣利，则退避如畏。在翰林时，于所居之东，治园亭，莳花木，退朝执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节，为具召客，分题联句为乐，若不知有官者。（（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33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第五，官场论资排辈的风气，缺乏竞争机制，很大一部分人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故常常以玩消遣：词林故华贯，国初惟材是畀，不局身格，后独以一甲进士若庶吉士充之，他有与者，辄摈不相容，而其途狭矣。（（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97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第六，雅玩是旅途的一种消遣。明代官员基本上三年一变动，迁调、致仕，以及参加科考的举子也不在少数，特别是明代中晚期社会上集聚了大量的富余文人，他们大多不安于现状，四处交游，寻找机会。这些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共同组成了一幅南来北往的奔走图景，他们大量时间都消耗在旅途之上，玩赏古玩字画则可以打发时间。屡勤雅贶，愧莫能酬。舍亲又承携得返乡国，此岂可以笔札为谢哉？兹具草笔四二矢、通报十册，奉充途次赏赉之费，幸勿以琐亵为罪，至感至感。（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412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①（明）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②据《于少保萃忠全传》：一日，于公出巡未回。贾瑀见院中屏风上有一幅唐人韩干所画《五马归厩图》甚妙，高处露着一条斗方白纸在上。贾瑀看见笔力甚健，一时乘兴，援笔遂写一诗于上，云：“一日行千里，曾施汗血劳。不知天厩外，犹有九方皋。”贾瑀题写毕，既而恐惧，欲涂洗又不可。不数日，于公回院，贾瑀伏地请罪。公问其故，贾瑀禀诉其事。公观诗毕，喜曰：“汝无罪。不过一时乘兴而作，非有意为之，何罪之有？吾前日见汝能文，今又能诗，可为小有才者。自后伏侍上司，当小心谨慎，不可造次。”正分付间，适值公案桌歪欹。公遂命贾瑀取一木片衬垫平正，其案桌遂不歪欹。公因谓贾瑀曰：“汝既能诗，可将衬桌之事为题，作诗一首。”瑀不索纸笔，即口占一诗云：“寸木原因斧削成，每于卑处建功名。一朝衬进台端下，能与人间定不平。”公闻贾瑀所吟之诗，极口称赞曰：“观汝才华若此，不宜久处于下。”遂即收为本院巡吏。后考满进京考中，除官经历。后累官至工部员外，寻升江西参政，与苏州府知府况钟同登三品之职。（（明）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第58-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③（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54-15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④（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57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52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3317-33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正德十五年，武宗自南都还，驾过镇江，临幸了阁老杨一清的府邸。杨一清对武宗的喜好十分了解，刻意选择了一些长相俊俏的伶人伺候他，并在府第里放了很多假山石。武宗启程之时，带走了一个长相白皙的歌童。（（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838-28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又因喜爱杨一清的假山，命取数石，一同回京。（（明）焦竑：《玉堂丛语》，第88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杨一清是明代的栋梁之臣，曾在西北巡边多年，为西北边境的安宁做出过卓越贡献；回京后官至内阁首辅，有“出将入相，文德武功”之誉。尽管其功勋，但在险恶的官场能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五十余年，不得不说也很有一套处世哲学。武宗的临幸，杨一清必定不会放过这种千载难逢的时机。
①（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见《历代纪事本末》，第2167页。中华书局，1997。
②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三册，赣皖卷，第8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③（明）王世贞：《觚不觚录》，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④（清）袁枚：《随园诗话》，卷六，第100页。凤凰出版社，2009。
①《石渠宝笈·卷三十》，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29-16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360-361页。中华书局，2007。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840-28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840-28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360-361页。中华书局，2007。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38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明）洪应明：《菜根谈》，见吕坤、洪应明著《呻吟语·菜根谈》，第3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③（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05-11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邓之诚：《骨董琐记》，第418页。中华书局，2008。
①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186-187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②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448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①（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130-131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②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1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535-15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5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5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5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邓之诚：《骨董琐记》，第246页。中华书局，2008。
①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47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②（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第647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③明朱谋垔《书画史会要》称邹迪光：以诗文著名海内，有集数十卷，写山水脱尽时格，一树一石必求精妙，盖力追宋元人之用心者。（（明）朱谋垔：《书画史会要·卷四》，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邹迪光中岁罢归，于无锡锡山下筑“极园亭”，与当世公卿文士宴游其中，怡情丘壑，借园林声伎以遣余年。
④（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二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36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贿赂”一词的几层含义在《左传》中即已齐备。《左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其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④（明）傅逊：《春秋左传属事》,卷十六。见《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
①（宋）林之竒：《尚书全解》卷二，“舜典”。见《四库全书》经部,书类。
②（宋）林之竒：《尚书全解》卷二，“舜典”。见《四库全书》经部,书类。
③《尚书注疏》,卷七，“商书”。见《四库全书》经部,书类。
④《尚书注疏》,卷十八，“吕刑”。见《四库全书》，经部,书类。
⑤（明）董说：《七国考》,卷十二，“魏刑法”。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
⑥《云梦秦简》
⑦《前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⑧（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四“刑考”。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
⑨《晋书》卷三十“刑法”。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⑩（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六百五十一，刑法部十七“除名”。见《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
①（唐）长孙无忌：《唐律疏义》，卷十一,“职制下”。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法令之属。
②（明）宋濓：《元史》卷一百二，志第五十“刑法”。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③《明会典》卷一百三十一“刑部六”。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
④《明会典》卷一百三十一“刑部六”。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
⑤（明）刘惟谦：《大明律三十卷条例一卷》，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62册。
①《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六·“刑考”》，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8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正德皇帝的名字叫朱厚照（1491-1521），孝宗长子，两岁即被立为皇太子。1505年，孝宗去世，十五岁的武宗即位，改明年为正德元年。弘治皇帝与皇后张氏感情非常好，一生不纳妃嫔。张皇后为他生了两个儿子，次子早夭，武宗自小就是他们的掌上明珠。武宗小时候非常聪明，讲官所授之书次日就能掩卷背诵，性情宽厚，颇有帝王风范。孝宗对他也着力培养，希望他将来成为太祖朱元璋一样文武兼备的明君，所以弘治皇帝对武宗好动贪玩、好骑射颇为纵容，希望养成他像太祖朱元璋那样尚武的品质。但是，弘治皇帝对儿子这种好玩的潜在危害也存在担忧：帝（弘治）疾大渐，召健等入乾清宫。帝力疾起坐，自叙即位始末甚详，令近侍书之。已，执健手曰：“先生辈辅导良苦。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健等欷歔，顿首受命而出。翌日帝崩。（（清）张廷玉：《明史·列传第六十九》，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武宗不仅没有成为他父亲希望的“贤主”，反而不幸地被弘治皇帝的担忧言中。《明史》也把正德朝官场浑浊的原因归结为武宗的“嬉游”：（正德）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清）张廷玉：《明史·武宗本纪》，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朱国祯《涌幢小品》中有“讲书职分”一条，记载了经筵讲官李廷相给武宗讲读经史的经历：武宗时，李文敏公廷相方进讲，上忽退，游于西苑，公竦立至晚，退坐内臣板房，不敢睡。次日五鼓始御经筵，众以其久候立倦，或不逮往日。及开讲，声音洪亮，理致详明。（（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3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经筵是帝王生活中一件极为重要和严肃的事情，相当于今天学生在校上课，接受老师的知识和教育。武宗从课堂留去西苑玩耍，李廷相站着等候了一天，整个晚上不敢睡觉，直至次日凌晨三四点钟，武宗才回来上课。《明史武宗本纪》把武宗描述为一位荒唐的皇帝。正德十二年起，武宗基本上常住在宣府行宫。即使回到北京，也是住在豹房中，时常私自出行。十四年，宁王宸濠反，王守仁已经生擒了朱宸濠，捷奏传到御驾亲征的武宗面前，武宗命令不要泄露这个机密，要求释放掉朱宸濠，由他自己亲自去抓。武宗还常常下河捕鱼，因捕鱼不慎落水，染上了重病，不久就死去了：（正德十四年）冬十一月乙巳，渔于清江浦。（（清）张廷玉：《明史·武宗本纪》，中华书局，2003。）（十五年）九月己巳，渔于积水池，舟覆，救免，遂不豫。（（清）张廷玉：《明史·武宗本纪》，中华书局，2003。）在正德的各种批评声中，游戏是其主要方面，据焦竑的《玉堂丛语》记载：上倦于政，皆近侍诱引为驰骋荒淫等事。李东阳同刘健等上疏曰：“近日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嬉游渐广。夫奢靡玩戏，非所以崇俭，弹射钓猎，非所以养仁，鹰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胄，战鬬之象，不可施于宫禁。使正人不亲，直言不闻，而此数者交杂于前，臣窃忧之。”（（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21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677页。中华书局，2007。
①（清）张廷玉：《明史·武宗本纪》，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469-24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例如刘玉上书云：窃闻陛下近日颇听信太监刘瑾等，多事逸游。又闻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俱以谏不得行，致仕而去。刘瑾等侫幸小臣，凡其巧为戏弄，不过投陛下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气，惑聪明，妨政理，为损多矣！……徇逸游之乐,弃辅导之臣,违先帝顾命之言,遂瑾等恣肆之计，此诚天理人欲存亡之几，国体治乱安危之系。……孟子曰：“逢君之恶，其罪大。”若瑾等之导逸游，所谓逢君也。……陛下春秋方富，总理万几，辅导大臣既皆引去，内侍老成者又多退闲，则论议安所顾问，燕闲谁与居处乎？必将逸游愈数，侫幸愈亲，忠益之事不闻，谗謟之言日进。如是而政柄不移，政体不紊，未之有也。（（明）刘玉：《陈治忽明忠佞疏》，见（明）万表等《明代经济文录三种》，第27-28页，辽海出版社，2009。）
④（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见《历代纪事本末》第2287-2294页。中华书局，1997。
⑤（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见《历代纪事本末》第2287-2294页。中华书局，1997。
①（明）费宏：《明故巩昌府知府赠光禄寺卿曹公墓表》，见《费宏集》，第679-6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②（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见《历代纪事本末》第2287-2294页。中华书局，1997。
③刘瑾：平天冠一顶。衮龙袍四领。蟒衣四百七十袭。八爪金龙盔甲三十副。金甲二副。金钩三千。金丝碧玉带五条。玉带四千一百六十条。王印一颗。玉琴一张。宝石二斗。牙牌二柜。穿宫牌五百面。金银汤鼓五百件。金二十四万锭。碎金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元宝五百万锭，约银二十五千万两。零银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余物不可胜计。”（（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26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钱宁：金七十扛，共十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万两。碎金银并首饰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柜。金银台盏四百二十副。胡椒三千五百担。苏木七十扛。缎匹三千六百扛。余物不可胜计。”（（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27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江彬：金七十柜，共一十万五千两。银二千二百柜，共四百四十万两。金银首饰五百一十箱。金银汤鼓四百个。余物不可胜计。（（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270-27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④（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见《历代纪事本末》第2287-2294页。中华书局，1997。
①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1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①董其昌的书画作品在当时就有不菲的价值，这一点从叶廷琯的《鸥波渔话》记载中便知董其昌书法在当时风行的程度，且价值不菲：新安一贾人欲得文敏（董其昌）书而惧其赝也，谋诸文敏之客。客令具厚币，介入谒，备宾主之礼，命童磨墨，墨浓，文敏乃起，挥毫授贾，贾大喜拜谢。持归悬堂中，过客见之，无不叹绝。明年贾复至松江，偶过府署前，见肩舆而入者，人曰“董宗伯也。”贾望其容，绝不类去年为己书者。俟其出，审视之，相异真远甚，不禁大声呼屈。文敏停舆问故，贾涕泣述始末。文敏笑曰：“君为人所紿矣！怜君之诚，今可同往，为汝书。”贾大喜再拜，始得真笔。归以夸人，而识者往往谓前者较工也。（（清）叶廷琯：《鸥波渔话》，第6-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②宋龚明之的《中吴纪闻》中有一则故事，或可反映这种问题：方惟深，字子通，本莆田人，其父屯田公葬长洲县，因家焉。最长于诗，尝过黯淡滩，题一绝云：“溪流怪石碍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在世间无妙手，古来何事不由人。”王荆公见之大喜，欲收致门下。盖荆公欲行新法，沮之者多，子通之诗，适有契于心，故为其所喜也。后子通以诗集呈荆公……凡有所作，荆公读之必称善，谓深得唐人句法。尝遗以书，曰：“君诗精淳警绝，虽元、白、皮、陆，有不可及。”子通游王氏之门，极蒙爱重，初无一毫迎合意，后以特奏名授兴化军助教。隐城东故庐，与乐圃先生皆为一时所高。每部使者及守帅下车，必即其庐而见之。（（宋）龚明之：《中吴纪闻》，见《苏州文献丛钞初编》，第63-64页。古吴轩出版社，2004。）刘惟深过黯淡滩的一时感兴之作正好与王安石实行新法的处境相契合，由此得到了王安石的激赏，收入门下。以后，刘惟深不断地把迎合的诗文呈给王安石看，不久授官授兴化军助教。刘惟深退隐之后，也因为与王安石的这段往来而高朋满座。龚明之所云的“初无一毫迎合意”，也暗指刘惟深其后多有迎合之举。王安石曾权倾一时，又是文坛领袖，一旦得其赏识，也可得无量前途。这个例子说明，诗词文赋等纯精神产品有时候更容易打动人心。一旦“感动”了达官显贵，名利双收则指日可待。
③商传：《明代文化史》，第367页。东方出版中心，2007。
④（宋）王厚之：《钟鼎款识》，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①（元）托克托：《宋史·卷二百九十七·列传第五十六》，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②（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五十九》，见《四库全书》，史部,纪事本末类。
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一》，见《四库全书》，史部,编年类。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八十三·通判平乐府事詹公墓志铭》,见《四库存目丛书》，集部。
③（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83-84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①（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王绂夏”》，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②（明）叶盛：《水东日记》，第10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
③据《明史》：一日退朝，黔国公沐晟从后呼其字，绂不应，同列语之曰：“此黔国公也。”绂曰：“我非不闻之，是必与我索画耳。”晟走及之，果以画请。绂颔之，而已逾数年，晟复以书来，绂始为作画。既而曰：“我画直遗黔公不可，黔公客平仲微者我友也，以友故与之，俟黔公与求则可耳。”(（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王绂夏”》，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③
④据朱国祯《涌幢小品》的“笠屐图赞”条：王文恪公作《东坡笠屐图赞》，极佳。其辞曰：“长公开仙，谪堕人界。人界不容，公气逾迈。斥之杭州，吾因以游。投之赤壁，吾因以适。琼崖儋耳，鲸波污漫。乘桴之游，平生奇观。金莲玉带，曰维东坡。戴笠着屐，亦维东坡。出入诸黎，负瓢行歌。十惇百卞，其如予何，其如予何！”（（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二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36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东坡笠屐图》是苏轼流放生活的写照，王鏊此赞虽有以苏轼的遭遇作自我激励之意。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讲述了一段朱元璋与马皇后关于图画的对话：陈思王《画赞序》曰：“盖画者，鸟书之流’。昔明德马后，美于色，厚于德。帝用嘉之，尝从观画。过舜庙见娥皇、女英，帝指之戏后曰：‘恨不得如此者为妃。’又前见陶唐之像，后指尧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为君如是。’帝顾而笑。”（（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通过图画，朱元璋看到了宫女的面貌，马皇后则读出来陶唐的贤明。尽管欣赏的层次不同，但二人都读出来图画所特有的功效。何良俊云：故夫画所见多矣。古人之画，如顾恺之作《考经图》、《列女图》，阎立本作《职贡图》，马和之作《毛诗国风图》，诸人所作《旅獒图》、《瑞应图》、《历代帝王象》、《历代名臣象》诸画，岂可谓之全无关于政理，无裨于世教耶？（（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言下之意，一幅图画，有其一定的寓意，并有其教化的作用。古代很多画家都喜欢画一些固定不变的题材，借以传达一定的的人格精神，如《高士图》：元人喜写《桐阴高士圗》，子久、叔明、云林、幼文俱有之。虽景物各布，而一种潇洒超逸之趣，令人不知人间有利禄事则一也。（（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213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⑤（明）陆粲：《庚巳编·卷第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6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据李日华记载：郭熙以画得名，其子思登科，熙大喜，于县庠宣圣殿内，图山林窠石四壁，雄伟清润，妙绝一时，自云平生极意于此。（（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161页。凤凰出版社，2010。）郭熙以自己的绘画去达到表达对圣人保佑的感激，其中必定有对儿子前途无量的寄托，此举与顾兰供奉关公像十分相似。
②（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第89页。山东书画出版社，2007。
③（明）费宏：《费宏集》，第410-4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④（明）费宏：《费宏集》，第410-4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①（明）费宏：《费宏集》，第410-4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②（明）吕坤：《吕坤全集》，第14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
③（明）吕坤：《吕坤全集》，第14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
④（明）姚旅：《露书》，第27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①张德信：《明代职官年表》，黄山书社，2009。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002-20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002-20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002-20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002-20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十》，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3333-33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据朱国祯记载：吕新吾司寇廉察山西，纂《闺范》一书，弱侯以使事至，吕索序刊行，弱侯亦取数部入京，皇贵妃郑之侄曰国泰者，见之，乞取添入后妃一门，而贵妃与焉，众大哗，谓郑氏著书，弱侯交结为序，将有他志。疑忌者又借此下手，至今其说尚盛，不独败官，将欲啖肉。文之不可轻如此。（（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十》，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3333-33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当时普遍认为，吕坤想利用立太子之事讨好郑贵妃。沈德符在“戊戌谤书”中云，吕坤此举确有投机之嫌：吕新吾司寇初刻《闺范》一书，行京师未久，而皇贵妃重刻之，且为之序，光艳照一时，朝士争购置案头，亦渐有潝訿，而无敢昌言者。吏科给事中戴士衡首发大难，参吕包藏祸心，有敬宗、林甫之谋，而前任御史今全椒知县樊玉衡者继之，举朝骇愕。盖以首篇明德马后进封一事，不免稍碍眼耳。（（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820-28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清）周亮工：《印人传·卷二·书汪尹子印章前》，博雅斋，1977。
①（清）徐康：《前尘梦影录》，第200-201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②据冯梦祯《题何主臣符章册》：何主臣，歙人，名某，字雪渔，以善符章奔走天下。昔年在白下，余召之入官署，授之玉、石、铜，成数十面，俱奇古，有致宝，用至今。主臣去岁满七十，客死承恩寺。搜其橐，惟奇石一座存焉。友人醵金敛之，归其柩。今遂无祝瓣香于主臣者。余闻之丁南羽。主臣之学符章也，破产游吴中，事文休承、许高阳最久，兼得其长，老而益精，遂纵横一时。（（清）黄宗羲：《明文海·卷三百十七·序一百八·“技术”》,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③（清）周亮工：《印人传·卷一》，博雅斋，1977。
④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赣皖卷》，第三册，第6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⑤黄惇：《中国印论类编·上卷》，第285页。荣宝斋出版社，2010。
①（明）汪道昆：《太函集》，第2771页。黄山书社，2004。
①（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八十四》，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19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据朱国祯记载：弘治十三年，陕西都御史熊翀等遣人献玉玺，一云鄠县民毛志学等于赵伦村泥河水滨所得，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色纯白，微青，背有螭纽，周广一尺四寸，厚二寸，翀等以为此秦玺复出也，事下礼部，尚书傅瀚等覆：“自有秦玺以来，历代得丧、存毁、真赝之迹，具载史籍，今所进玺，其篆刻之文既与《辍耕录》等书模载鱼鸟篆文不同，其螭纽又与史传等书所记文盘五龙，螭缺一角，及旁刻魏隶者不类，且又与宋、元所得之玺，色各不同，盖秦之旧玺，更历变故，亡毁已久。今陕西所进，与昔宋、元所得，疑皆后世模仿秦玺而刻之者。窃惟玺之为用，以识文书，防诈伪，非以为宝玩也，自秦始皇得蓝田玉，刻为玺，汉以后传用之，自是转相因袭，巧争力取，意谓得此玺者乃足以受天之命，否则歉然愧耻，以为天命去之，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玺为轻重也，故求不得，则私为刻造，务以欺人，一或得之，辄哗然以为秦玺，君臣色喜，交庆遍祀，以夸示天下，贻笑取讥，千载一律，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神谟睿鉴，高出千古，不师前代之刻，制为一代之玺，文必有义，随事而施，真足以为圣子神孙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万世者矣，列圣相承，率由祖训，百余年来，别无古玺，而受命永昌之福，愈隆愈盛，皇上大德懋昭，天命匪懈，圣躬万福，宗社奠安，正无俟玺而得天之眷，有足征者，今此玺出于陕地，乃遂以为天锡圣符，交献愉悦，盖不自知其非耳，宜姑藏之内府，以备展玩，以彰圣德，以正人心，臣等不胜至愿。”上从之，仍命薄赏志学等白银五两。（（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3176-31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②（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中华书局，2009。
③杨士奇较为为客观地说明了这一点：其人名位大小，古今不可概论，而诗之旨或举其职，或勉其德，以及夫徒御之光华，远行之怀思，皆兼而有之，其庶几孔硕清风之作欤？士皆（刘士皆）虽去此，有离群之念，而时一展玩亦可以自慰矣。（（明）杨士奇：《东里文集》，第12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这是杨士奇写在《刘士皆诗卷》后的一段是跋语。事实上，很多饯行诗感人至深，叶盛的《水东日记》中有《刘宗器送行诗》，记载了正统年间一则送行的感人场面：正统十三年，彭时榜进士，诏选北士为庶吉士，命儒臣教督之，长州刘詹事先生宗器、公安王祭酒先生伯宣亦尝同事。时山东士二人，尹旻同仁、孙昱廷昭也，同仁之言曰：“两先生言行皆可师法。刘先生一日出送行同官之任南京诗一律，命书之，诗成恸哭不能语，忠诚之发，左右莫不感动。其诗曰：“一尊倾罢雨萧萧，客思离情总不消。十载禁林同侍讲，五更青琐共趋朝。西风鸿雁南归急，落日云烟北望遥。此际送君无限意，疏疏杨柳玉河桥。”（（明）叶盛：《水东日记》，第168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非但普通人，即便是君臣的离别，也有感人至深者。宋濂告老还乡，朱元璋作诗以送之，依依不舍之情尽在诗中：宋潜溪太史乞归时，御制诗二句饯之云：“白下开樽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太史续之云：“臣身愿作衡阳雁，一度秋风一度归。”（（明）焦竑：《玉堂丛语》，第77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④（明）刘基：《刘伯温集·上》，第102-10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①（明）刘基：《刘伯温集·上》，第11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②（明）刘基：《刘伯温集·上》，第102-10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③（明）刘基：《刘伯温集·上》，第99-10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④（明）王锜：《寓圃杂记·卷第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3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113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②（明）刘基：《刘伯温集·上》，第95-9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91-17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刘基：《刘伯温集·上》，第12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②从陆容对“哀挽哭悼”之作的叙述中，也可说明这一类问题：古人诗集中有哀挽哭悼之作，大率施于交亲之厚，或企慕之深，而其情不能已者，不待人之请也。今仕者有父母之丧，辄遍求挽诗为册，士大夫亦勉强以副其意，举世同然也。盖卿大夫之丧，有当为《神道碑》者，有当为《墓表》者，如内阁大臣三人，一人请为《神道》，一人请为《葬志》，余一人恐其以为遗己也，则以挽诗序为请，皆有重币入贽，且以为后会张本。既有诗序，则不能无诗，于是而遍求诗章以成之。亦有仕未通显，持此归示其乡人，以为平昔见重于名人，而人之爱敬其亲如此。以为不如是，则于其亲之丧有缺然矣。于是人人务为此举，而不知其非所当急。甚至江南铜臭之家，与朝绅素不相识，亦必夤缘所交，投贽求挽。受其贽者，不问其人贤否，漫尔应之。铜臭者得此，不但裒册而已，或刻石墓亭，或刻板家塾。有利其贽而厌其求者，为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及其印行，则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526-5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46-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④（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34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19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1928-19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2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138-21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2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⑥（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⑦（明）焦竑：《玉堂丛语》，第80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1950-19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66-25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1950-19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刘基：《刘伯温集·上》，第98-9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⑤（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146-2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王叔果：《王叔果集·卷九》，第235-237页。黄山书社，2009。
②（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0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③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62-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①（明）黄姬水：《江西按察司佥事赵公汴行状》，见焦竑《国朝献征录》。《续修四库全书》，第529册，史部，传记类。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1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明）姚旅：《露书》，第21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①（明）叶盛：《水东日记》，第248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刘基：《刘伯温集·上》，第88-8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②（明）王叔果：《王叔果集·卷九》，第225页。黄山书社，2009。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王叔果：《王叔果集·卷十一》，第289-290页。黄山书社，2009。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06-25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30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③（明）杨循吉：《苏谈》，见《苏州文献丛钞初编》，第171页。古吴轩出版社，2004。
④（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6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八·列传第一百七十六·文苑四》，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②（明）叶盛：《水东日记》，第272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
③（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3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④《古董琐记》中有《藏书印》一条，从藏书印的印文便知古代读书人对于书籍的钟爱：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印云：“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饭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钱叔宝藏书木记云：“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给。有假不返曹神诛，子孙不保真其愚。”遗经堂主人楷书印云：“昔司马温公藏书甚富，所读之书，终身如新。今人读书，恒随手抛置，甚非古人遗意也。夫佳书难得易失，稍一残缺，修补无从。每见一书，或有损坏，辄为愤惋，如对残废之人。数年来，收罗略备，卷帙斩然，所以遗吾子孙者至厚也。后人观之，宜加珍掮，即借吾书者，亦望谅愚意也。遗经堂主人记。”赵文敏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姓，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毋宁舍旃。”青浦王述阉祠堂藏书楷书木印云：“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剧劳勚。愿后人，勤讲肄。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勿废置。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棰。述庵传诫。”海宁陈简庄印云：“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又一印云：“精校善本，得者珍之。”（邓之诚：《骨董琐记》，第97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
⑤吕坤《书厨记》：余自少为举子业，举子业者，自四书外治一经，次则近世士夫夫所纂论策筌蹄，次则初场时义，少暇则旁涉四经，及左传、国语，及迁、固史记、汉书，大较纔数百卷，几经墨迹，或再三更而背护，纸角曲局，两端氃氋，手泽渍渍然几遍矣。又舍敝，或浥于雨，或蠹，余力不能恤也，然甚怜之。隆庆壬申，余作书厨二，饰以丹漆，藏旧业也。乃余既登第，无用讲生时诵读矣，遂置子集诗赋文选百家诸书几万卷。又书商善趋利，字真纸莹，磋如玉美者，缃帙属綇，令人不沐手不忍触也。余又甚怜之，贮二厨焉。时开键一谛玩，则洒然而喜。视少所读者敝垢可憎，刺列不堪共贮，寻以绳约之，阁诸梁上。尘没指，鼠往来穴其中，或啮其字，断烂不可以读。余懵不复省记矣。万历癸酉夏，翻阅于书舍，倦乃隐几曲肱焉。有敝衣书生（吕坤）呼余曰：“识某不识某？”余曰：“不识也。”生泫然曰：“予，子之菅蒯焦也。子成名惟予。今富贵，相忘矣。”赋晨风而去。余觉而叹曰：“此书祥也，谓我寡恩。”乃次其卷帙，置之书厨第一架，使万卷者下之。（（明）吕坤：《吕坤全集》，中华书局，2008。）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75-17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卷十七》，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③邓之诚：《骨董琐记》，第251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
④谢肇淛云：少时读书，能记忆而苦于无用；中年读书，知有用而患于遗忘。故惟有著书一事，不惟经自己手笔，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阅简编，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尽留心，败笥蠹简，皆为我用。始知藏书之有益，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明代著名的藏书家徐曾铭其书屋云：少弄词章，遇书则喜，家乏良田，但存经史。先人手泽，连篇累纸，珍惜装潢，不忍残毁。补缺拾遗，坊售肆市，五典三坟，六经诸子。诗词集说总兼，乐府稗官咸备。藏书匪称汗牛，考核颇精亥豕。虽破万卷有之余，不博人间之青紫。茗碗香炉，明窗净几，开卷朗吟，古人在此。名士见而嘉叹，俗夫闻而窃鄙。淫嗜生应不休，痴癖死而后已。此乐何假南面百城，岂曰夸多而斗靡者也。（邓之诚：《骨董琐记》，第99-100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
⑥谢肇淛云：王元美先生藏书最富，二典之外，尚有三万余，其它即墓铭朝报，积之如山。其考核该博，固有自来，汪伯玉即不尔。岂二公之学，有博约之分耶？然约须从博中来，未有闻见寡陋，而借口独引者。新安之识，固当少逊琅琊耳。近时则焦弱侯、李本宁二太史皆留心坟素，毕世讨论，非徒为书簏者。余与二君皆一交臂而失之，未得窥其室家之好也。（（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陆容云：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钞录。闻《五经》印版，自冯道始。今学者蒙其泽多矣。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磨，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占毕，而不得一见者多矣。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议及者，无乃以其近于不厚与。（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邓之诚：《骨董琐记》，第123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74-9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1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05-10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都穆：《都公谈纂·卷上》，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553-5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99-26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80-9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5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姚旅：《露书》，第26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①（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26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②（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27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③（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270-27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④（明）无名氏：《天水冰山录》，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96-24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⑤（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清）张廷玉：《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②（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27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③（清）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七·列传·佞幸》，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④（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27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⑤（明）严嵩：《钤山堂集·卷二》，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36册。
⑥（明）严嵩：《钤山堂集·卷三》，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36册。
⑦（明）无名氏：《天水冰山录》，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10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王世贞：《觚不觚录》，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③（明）无名氏：《天水冰山录》，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10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①（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②（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27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③（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百家出版社，1998。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116-21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卷二十》，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②（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巻十七》，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巻九》，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明）王锜：《寓圃杂记·卷第十》，见《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②（明）王锜：《寓圃雜記·卷第九》，见《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③《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五画家》，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④（明）王锜：《寓圃杂记·卷第十》，见《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①（明）曹安：《谰言长语》，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
②（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五十二·列传第四十》，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③周冕曾与杨士奇同在史馆，修完《永乐大典》后，周冕升春坊司谏，辅导皇太子。就在这个位子上，他给杨士奇送来了书籍：右《四书集注》三册，刻板在鄞。……吾得之春坊司谏周冕汝服，盖鄞人云。”（（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卷十七》，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当时围绕太子之位的争斗十分激烈，周冕最后还是死在了这场斗争中，罪名是“辅导皇太子有缺”。（（清）张廷玉：《明史·卷七·本纪第七·成祖三》，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周冕用心维护与首辅杨士奇的关系，多少有寻求政治靠山的用意。同在史馆的人，有些人其后留在朝中做官，有些则去地方做了官，他们时常搜罗一些好帖佳书送给杨士奇。据杨士奇有《按察洪遵道先生顺》可大略了解洪遵道的大致行状：洪顺，字遵道，怀安人。永乐二年进士，时初选翰林庶吉士二十八人，以比二十八宿，顺与焉。引见，上勉以立志进学，久之授刑部主事。有李将军者，诈取囚金反诬吏张缘受之，同列畏李之强，皆欲坐缘，顺曰：“李固可畏，缘不可怜耶？”竟坐李。仁宗监国，称其廉洁持法，赐敕褒嘉。未几，左迁行人，寻命与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诸书。丁艰起，复升山东按察佥事。时山东遭唐赛儿之乱，顺至，划理冤抑，抚循凋瘵。……寻升按察使命下而卒。”（（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四十一》，见《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洪遵道在京时就有书赠，在山东为官时也不忘把泰山刻石的佳拓送给杨士奇。杨士奇爱下棋，就有人送来棋书，《橘亭幽兴集跋》中云：右《橘亭幽兴集》一册，集古棋法也。友人邓存诚数与余棋，余不能胜。存诚授余此集，自是余颇胜存诚，然仅胜存诚而巳耳，未有以胜余人也。”（明）何乔远：《皇明文征·卷五十一》，见《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28-329册。）监察御史王守真，为苏州推官时，间或为杨士奇访得一些书籍，进京时送给杨士奇。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355-23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60-25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60-25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见《四库全书》，史部,纪事本末类。
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60-25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60-25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60-25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111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④（明）王锜：《寓圃杂记·卷第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3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604-605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②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604-605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①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81-82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②用这种方式送诗、送文、送画为官员歌功颂德的现象十分普遍，董其昌在为《济川图》题跋是云：“邑侯济川沈公，以循良为江南冠冕。鸣琴（典故：官某地政简弄轻）之暇，好奖进文学知名士。于是某某以感徳殉知之意，属郡中名手，共绘《济川图》赠侯。”（（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第108页。山东书画出版社，2007。）
①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602-603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③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416-417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④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71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⑤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90-91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①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90-91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②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239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③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239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①（明）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品之属。
②（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九十八·赵志皋传》，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①（明）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品之属。
②（明）焦竑：《萧敬墓表》，见焦竑《国朝献征录》。《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25-531册。
③（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九十八·列传第八十六》，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①（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九十八·列传第八十六》，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①（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206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①（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②（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③（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二》，见《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
①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第96页。百家出版社，1998。
②（明）唐寅：《唐伯虎全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
③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第96页。百家出版社，1998。
④（明）唐寅：《唐伯虎全集》，第641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
①（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邓之诚《董思白为人》云：董思白乡豪横，为乡人火其居。某书为之辩，以为乌程董浔阳事，讹传者非也。思白老而渔色，招致方士，专讲房术，尝篡夺诸生陆绍芳佃户女绿英为妾。诸子皆横，次子祖权尤肆，实主夺女事。时人谱《黑白传》以讥之，第一回曰：“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绍芳有陆黑之称也。思白也疑一范生所为，督责之不已。生誓于城隍庙，不数日暴死。范母若妻缟素哭于思白之门，祖权率诸仆执而挞之，至剥裤捣阴。范、董本姻戚，人心大不平，范子启宋讼之公廷。时郡县俱缺官，无所决。大众万人聚而不散，遂共焚思白龙门里之宅。白龙潭东北隅，建一阁，名曰护珠，时挟侍姬登焉，亦付一炬。衙宇寺观所题扁额，击毁殆尽。思白挈家避居湖州沈氏凉山别墅，时万历四十四年。事闻于上官，卒以董氏不直，薄惩一倡首者而案结。乙酉秋，思白冡孙庭，剃发思内应清兵，为乡人所戮。诸孙刚，以谢尧文案亦骈斩。事详文秉《定陵注略》及曹家驹《说梦》。思白书画可称双绝，而作恶如此，岂特有玷风雅！视张二水媚珰，同一无行止。至今犹贵其书画，殆未详其为人。施愚山言思白年八十五，临殁索妇人红衫绛襦为服乃绝。予谓若赵，若董，若王觉斯，若张得天，若刘石庵，书法非不工，特有姿无骨，皆人品限之。得天事清高宗，自居于俳优之列。石庵媚事和坤，尝为和珅书屏条，上款“致斋尚书命书”，自署下款极恭谨，予曾于古肆见之。（邓之诚：《骨董琐记》，第147页。中华书局，2008。）
①（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清）王士祯：《香祖笔记·卷四》，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03-11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徐祯卿：《徐祯卿全集·卷六》，第794-7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①（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402页。中华书局，2007。
②（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5页。中华书局，2009。
①（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3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
②（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6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
③（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百家出版社，1998。
①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百家出版社，1998。
②（明）文徵明：《寿大中丞见素林公叙》，见《甫田集·卷十六》。《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明）文徵明：《甫田集·卷四》，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林俊：《寄李宫保》，见林俊《见素集·卷二十八》。《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明）林俊：《寄李宫保》，见林俊《见素集·卷二十三》。《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明）文徵明：《谢李宫保书》，见《甫田集·卷二十五》。《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文嘉：《先君行略》，见《甫田集·巻三十六·附録》。《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文徵明：《谢李宫保书》，见《甫田集·卷二十五》。《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百家出版社，1998。
②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百家出版社，1998。
③（明）黄佐：《泰泉集·卷十四》，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第219页。百家出版社，1998。
②据焦竑《玉堂丛语》“巧艺”条：高棅善画，法米南宫。方壶子画妙一时，初识棅，称赏不置，曰：“异时当为名家。”在翰院二十年，四方求诗画者，争致金帛，修饩岁常，优于禄入。（（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56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高棅（1350-1423），福建长乐人，闽中十才子之一。永乐初，以布衣征为翰林待诏。擅长诗歌、书法、绘画。从生活的年代上看，高棅应该属于明代依靠书画技能获益最早的一批文人。周天球，字公瑕，太仓人。年十六随父徙吴，仍就州籍，试补府学诸生。从文徵明游，治经生业，名日起，年四十，患奇疾，遇神医得愈，即弃诸生，肆力诗文，兼善大小缘古隶行楷法。海内慕其书者辐凑，一时丰碑大碣皆出其手。都中贵人争相延致，天球反以为惭，辞归，求书翰者益多。（《乾隆苏州府志》，卷六七，《流寓》。）周天球在有了清誉的口碑后社会益重其翰墨，这种名声所造成的人气也给他带来了滚滚的宏利：周幼海晚年辞诸生，以书法行海内，其诗颇有佳句，家亦渐起。买宅于胥门内，园亭幽胜，水树回环。（（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八（《鬼怪·周公瑕》）》，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第398页。百家出版社，1998。
④（明）王世贞：《文先生传》，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十三》。《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21-16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54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173页。中华书局，2007。
②（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巻一百四十九》，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百家出版社，1998。
①（明）黄佐：《衡山文公墓志铭》，见黄佐《泰泉集·卷一》。《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三》，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清）黄宗羲：《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二·墓文四·文苑》，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①（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三》，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三》，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明）冯时可《冯元成集·卷五十》，见《四库禁毁书丛刊》，第61-64册。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2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百家出版社，1998。
③（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⑤（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⑥蔡清德：《十五至十六世纪金陵书法的地域性考察》，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
①（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3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李绍文：《皇朝世说新语》，见《四库存目丛书》，子部，244册。
①（明）黄佐等：《殿阁词林记·卷二十》，见《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
②（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四》，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63-25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63-25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周晖：《金陵琐事》，卷二，第89页。南京出版社，2007。
②据《佩文斋书画谱》：李在，字以政，莆田人。山水细润者宗郭熙，豪放者宗夏珪、马远，多摹仿古人，笔气生动，四方贵其尺缣。宣庙时与戴文进、谢庭循、石锐、周文靖同待诏直仁智殿。（《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五画家》，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③（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六，第60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④（清）徐沁：《明画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⑤如李翊云：宣德间，昆山画士谢庭循虽以画蒙宠，终日侍御围棋。时钱塘戴文进画法极高，与等辈十八人行取至京，皆不及戴者。考试，令戴画龙，戴本以山水擅名，非其本色。随常画龙皆四爪，呈御，上大怒，曰：“我这里用不得五爪龙。”着锦衣卫重治，打御棍十八发回。（（明）李翊：《戒庵老人漫笔》，见《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
①（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六，第60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②（明）李开先：《中麓画品》，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065册。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孙承泽对此就提出过疑问：文进画有绝劣者,遂开周臣、谢时臣等之俗。至张平山、蒋三崧等恶极矣、皆其流派也。不有文沈两公一起而继宋元之绝学，风雅不几扫地耶？世传宣庙时，召文进至京，令作《钓雪图》，一人衣绯，有谮者谓：“绯乃朝服，不宜钓鱼。”遂罢回。此三家村中语也。宣庙善画，尝见御制《雪山图》，一人衣绯，策杖入寺，此岂朝服耶！其不取文进定有在也。（《庚子销夏记·卷三》,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⑤（明）韩昂：《图绘宝鉴续编》，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①（明）朱谋垔：《画史会要·卷四》，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②（清）王毓贤：《绘事备考·卷八》，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③（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卷十六》，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卷四》，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李开先：《中麓画品》，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065册。
③（明）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十》，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明）胡俨：《颐庵文选·卷上》，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卷二十二》，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明）王直：《抑庵文集·卷二》，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明）杨荣：《文敏集·卷十四》，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黄佐：《翰林记·卷二十》，见《四库全书》，史部,职官类,官制之属。
①（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卷十五》，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胡俨：《颐庵文选·卷上》，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明）胡俨：《颐庵文选·卷上》，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④（明）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十》，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⑤（明）胡俨：《颐庵文选·卷上》，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明）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十》，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卷四》，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3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3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王直：《抑庵文集·卷二》，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王直：《抑庵文集·卷二》，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佩文斋书画谱·卷八十六·历代名人画跋六》，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④（明）李开先：《中麓画品》，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065册。
⑤（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六，第60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①《浙江通志·卷一百九十六·方技上》，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
②《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五·画家》，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③《浙江通志·卷一百九十六·方技上》，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
④（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3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213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②（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88-89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①（明）叶盛：《水东日记》，第272页。中华书局，1980。
②（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0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③（明）王锜：《寓圃杂记》，第73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莫云卿：《明莫云卿评书》，见《佩文斋书画谱·卷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六·“淳化阁帖”》，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899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①容庚：《丛帖目》，第一册，卷三，历代三“停云馆帖”。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③（明）杨士奇：《东里文集》，第142页。中华书局，1998。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王世贞：《觚不觚录》,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③邓之诚：《骨董琐记》，第65页。中华书局，2008。
④（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3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二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3647-36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85-86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②（明）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卷四十·书旨上》，《四库存目丛书》子部112册，齐鲁书社，1995－1997年版。
③（明）朱谋垔：《续书史会要》，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④（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189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⑤（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王锜：《寓圃杂记·遗文》，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3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杨士奇：《东里文集》，第125页。中华书局，1998。
②（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之二十一》，第917-9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②（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③（明）黄宗羲：《思旧录》，海南出版社,2001。
④（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第16页。见《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2。
①（明）王世贞：《觚不觚录》，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②（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47-16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黄瑜：《双槐岁钞·第六卷》，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1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09-4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宋）苏轼：《东坡全集·卷六十六·奏议九首》，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宋建隆至靖康。
⑤（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⑥（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续集》，见《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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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之十一》，第5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②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941-950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③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978-979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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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近）许承尧：《歙事闲谈·卷一》上册，第15-16页，黄山书社，2001。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353-354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③（明）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品之属。
④（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
①（清）王士祯：《香祖笔记·卷四》，大连图书供应社,1935。
②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1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③（元）托克托：《宋史·卷三百一十六》，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①（明）朱国桢：《涌幢小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93-25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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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杨一清：《杨一清集》（上下册），中华书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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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严嵩：《钤山堂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33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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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世贞：《凤洲笔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黄美中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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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陈继儒：《陈眉公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38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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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张旭：《吴中人物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541册。
（明）文震孟：《姑苏名贤小纪》，《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541册。
（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533-536册。
（明）黄姬水：《黄淳父先生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6册。
（明）张献翼：《吴中人物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097册。
（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50-53册。
（明）王衡：《缑山先生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78-9册。
（明）申时行：《赐闲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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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邓云霄：《百花洲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78册。
（明）邹迪光：《文府滑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322册。
（明）邹迪光：《始青阁稿》，《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3册。
（明）茅元仪：《石民江村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070册。
（明）申时行：《纶扉简牍》，《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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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葛一龙：《葛震甫诗》，《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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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冯梦龙：《冯梦龙全集》，江苏古籍，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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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冯梦龙：《古今谭概》，中华书局，2007。
（明）冯梦龙：《醒世恒言》，齐鲁书社，2008。
（明）冯梦龙：《喻世明言》，中华书局，2009。
（明）冯梦龙：《警世通言》，中华书局，2009。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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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张丑：《真迹日录》，《四库全书》子部八·艺术类书画之属。
（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四库全书》子部八·艺术类书画之属。
（明）朱存理：《赵氏铁网珊瑚旧题》，《四库全书》子部八·艺术类书画之属。
《明会典》,《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
《明清野史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
《明代笔记小说大观》（全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全24册），文物出版社，2001。
《故宫藏历代书画图目》（北京\台北）。
《明代经济文录三种》（全3册），远海出版社，2009。
《清朝野史大观》（上中下册），江苏广陵古陵刻印社，1998。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故宫藏画大系》（全16册），国立故宫博物院，民82。
《明清徽人年谱合刊》（上下册），黄山书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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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部丛刊》三编，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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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张怡：《玉光剑气集》，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元明史料笔记，中华书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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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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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曹溶：《明人小传》，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中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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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继佐：《罪惟录》，《四部丛刊》三篇，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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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书店，2005。
（清）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中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清）周亮工：《尺牍新钞》，《丛书集成初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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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景中：《附庸风雅和艺术欣赏》，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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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台北石头出版社，2009。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1992。
（英）哈维·弗格森：《现象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美）詹姆斯·皮科克《人类学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美）詹姆斯·汉斯林：《社会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②（宋）胡寅：《斐然集·巻二十三·“左氏传故事”》，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③（汉）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②（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①（民国）赵汝珍：《古玩指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①（英）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台北石头出版社，2009。
②张长虹：《品鉴与经营：明末清初徽商艺术赞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③郭立成：《赠礼画研究》，见《“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艺术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国立故宫博物院”，1991。
④（美）李慧闻：《董其昌政治交游与艺术活动的关系》，见《中国书法全集·董其昌卷》，荣宝斋出版社，1992。
⑤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⑥李向民：《中国艺术经济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⑦（美）高居翰《画家生涯》，三联书店，2009。
⑧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①（近）许承尧：《歙事闲谈·卷二十》下册，第7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吕坤：《吕坤全集》，中华书局，2008。
③（魏）张揖：《广雅·卷五》，见《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训诂之属，
④（吴）韦昭：《国语·卷一》，见《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
①（宋）邵伯温：《闻见録·卷二》，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1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88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汉）郑氏注：《礼记注疏·卷三十七》，见《四库全书》，经部,礼类,礼记之属。
①（清）淩廷堪：《礼经释例》，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0册，经部，礼类。
②《尚书》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候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武王伐纣灭殷，分封天下，为维护以周天子为中心的有秩序统治，周公旦开始制礼作乐，在殷礼的基础上，重新制订礼乐，将原先作为社会身份的“礼”制度化、系统化，使礼乐成为一种维护周天子宗法制度统治的工具，并成为处理等级社会人际关系的伦理规范。礼乐制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周公之典”也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周礼集说·卷首上》，见《四库全书》，经部,礼类。）
③（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卷二十七》，见《四库全书》，经部,礼类。
④（唐）杨倞：《荀子·卷六》,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
⑤（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⑥（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第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⑦（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61-17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⑧（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45册，子部。
②（汉）高诱：《淮南鸿烈解·卷二十》，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
③（汉）郑氏：《礼记注疏·卷五十》，见《四库全书》，经部,礼类,礼记之属。
④（汉）郑氏：《礼记注疏·卷二十一》，见《四库全书》，经部,礼类,礼记之属。
⑤（晋）杜氏：《春秋左传注疏·卷三》，见《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
⑥（汉）郑氏：《礼记注疏·卷五十》，见《四库全书》，经部,礼类,礼记之属。
⑦（宋）吕本中：《春秋集解·卷二十三》，见《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
⑧商传：《明代文化史》，第81页。东方出版中心，2007。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46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据王锜记载：正统十一年，太师英国公暨侯伯二十余人早朝毕，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谙经典，愿赐一日假，诣国子监听讲。”上命以三月三日往。于是，太师率诸侯伯至日到监，所携茶汤果饼之类甚丰。祭酒李先生命诸生立讲《五经》各一章。（（明）王锜：《寓圃杂记·卷第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3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商传：《明代文化史》，第81页。东方出版中心，2007。
④在儒、释、道的取向上，朱元璋态度最初是且儒且佛且道的，但儒家学说的核心地位最终还是得以确立。相关材料表明，佛、道在朱元璋心目中有其一定地位，朱元璋有过一段做和尚的经历，佛家的教义必定对他会有一定的影响：至正甲辰（1364），天竺中印度僧板的达至燕，元主受灌顶净戒。洪武甲寅（1374），至金陵，召见，称旨，赐银印，号善世禅师，统制天下诸山，仍移文各郡，许诣蒋山受菩萨戒法，所司勿禁。人多绘像事之，以为活佛。御制《善世歌》有“笑谈般若生红莲”之句。寻游方三年，复还蒋山，依止八功德水，赐金环茜衣。车驾临幸，必造其室，咨问法要，屡赋诗。有曰：“晨坐岩前观日出，暮禅松底听风来。”盖规之也。辛酉（1381）五月，患足疾死，了无他异，葬天禧寺右，塔而屋之。”（（明）黄瑜：《双槐岁钞·第二卷》，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朱元璋也有崇道的表现：洪武辛酉（1381），遇张三丰于武当山，居五龙雷应宫。有荐其材者，上（太祖）召，与语，大悦，拜监察御史，赐之室，辞不受。明年春，超擢太常卿，赠其祖茂都转运盐使司同如，父济川布政使司右参政，母张氏，赠淑人。每大祀天地，上宿斋宫，谘以雨旸之应。玄清奏对，称旨，益敬焉。（（明）黄瑜：《双槐岁钞·第二卷》，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对于佛、道的尊崇，沈德符也有记载：太祖深于竺干之学，如御制《护持朵甘思乌思藏诏》及《明施修教》诸论，《游新庵灵谷寺》诸记，又宋濂所撰《洪武四年蒋山佛会诸灵应纪》，皆昭然耳目。至七年，上手注《道德经》，出以示群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7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朱元璋也曾试图在各种学说中寻求一种平衡，有三教合一的思想：盖上(朱元璋)于吾儒及释道二氏，精究秘奥，虽专门名家有不及。然崇佛而无封帝师西天佛之异典，讲道而羽流辈无孤卿伯爵之横恩，即表章圣学而不屑屑议笾豆舞佾升降及改革公侯等事。至三教一论，和合同异，具在御制集中，尤为抉微扼要，万古至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7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但是，作为一位帝王，尊崇什么学说对于朱元璋来说其实并不十分重要，只要有利于统治均可拿来使用。在安邦治国的实践中，通过对儒、释、道的比较，加之“孔子门生”的斗争，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最终得以确立，以儒家“纲常”为治的模式逐渐形成。下面的这则材料可以清晰的反映朱元璋的思想转变：二人者，终非仙佛，徒叨冒一时光宠耳。于是上著论有曰：“圣贤善守一定不易之道，而能身行之，以化天下愚顽。其道云何？三纲五常是也。”大哉皇言，与孟子“经正民兴”之旨符矣。故我国家以纲常为治，终不惑于异端者，实本诸此。（（明）黄瑜：《双槐岁钞·第二卷》，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黄瑜：《双槐岁钞·第二卷》，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清）戴震：《戴震全书·卷六·“与某书”》，黄山书社，1995。
④（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0-161页。中华书局，1981。
⑤（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04-18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04-18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我们很容易在史料中看到古人争“名位”的案例，比如“争座位”的问题就是名利争斗的反映，冯梦龙的《智囊全集》有“张瀚”条，记录了为了“名位”，险些误国的事件：张瀚知庐州府，再补大名。庚戍，羽当薄都门，诏遣司马郎一人，持节征四郡兵入卫。使者驰至真定，诸守相错愕，且难庭谒礼，踌躇久之。瀚闻报，以募召游食饥附饱飏，不可用，披所属编籍，选丁壮三十之一，即令三十人治一人饷，得精锐八百人。边批：兵贵精不贵多。驰谓诸守：“此何时也，而与使者争苛礼乎？司马郎诚不尊于二千石，顾《春秋》之义，以王人先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借令傲然格使者，其谓勤王何！”诸守色动，遂俱入谒。瀚首请使者阅师。使者芔然曰：“何速也！”比阅师则人人精锐，绝出望外，使者乃叹服守文武才。(（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141-142页。中华书局，2007。)
③（明）黄瑜：《双槐岁钞·第三卷》，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②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三年，春正月己亥，胡惟庸等既伏诛，上谕文武百官曰：“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譬堤防之将决，烈火之将然，有滔天燎原之势。赖神发其奸，皆就殄灭。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则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为如何。”监察御史许士廉等对曰：“历朝制度，皆取时宜，况创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圣裁，实为典要。但虑陛下日应万机，劳神太过，臣愚以为宜设三公府，以勋旧大臣为太师、太傅、太保，总率百僚庶务。其大政如封建发兵铨选制礼作乐之类，则奏请裁决，其余常事循制奉行，庶几臣下绝奸权之患，主上无烦剧之劳。”上然之。（《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九》，据国立北平图书馆抄本。）
③据《明史》：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祗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清）张廷玉：《明史·职官志·序·卷七十二》，中华书局，2003。）
④票拟，就是全国各级官吏的奏章，先由内阁学士把处理意见先写在纸上，并贴在各奏疏上，再送呈皇帝批示。谢肇淛云：太祖诛胡惟庸后，罢丞相，不复设，而以九卿分治，凡事可否，听自上裁，当时岂有内阁及票本之事哉？永乐初，以万机多故，于词臣中选数人入阁办事，军国重事面与商确，而当时九卿亦召预议，不独阁臣也。其后稍倦勤，遂令票拟以进，习以为常。”（（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93-17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三杨”的时代，他们已经行使了相当于宰相的权力。据谢肇淛记载：三杨当英庙之初，主少国疑，权由已出，天下遂以相名归之，而实非也。夫以大学士为相，则学士不过词林殿阁之职，秩止五品，非相也；如以处百僚之上，则其尊多由兼官，或六卿或宫保，非本等职业也。票拟不过幕宾记室之任，可否取自朝廷，何权之有？而其后如分宜、江陵之为者，如猾吏之市权，窃之也，非真权也。（（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93-17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⑥谢肇淛云：执中无权，此语切中今人调停之病。夫使党而果一正一邪，则明别黑白，若爱牛羊而逐豺狼，不害其为中也。使党各有邪正，不能尽用一偏，亦当酌而察之，如乌喙、参术，择其轻重而适其所宜。若徒调停执中，一半参术一半乌喙，有不杀人者乎？噫，谋国者不宜爱中立不倚之虚名，而受首鼠两端之实祸也。（（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24-18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谢肇淛对于取消中书省后内阁现状的描述：今之权，皆已散而归之大小九卿。而阁臣之门，欲笞一人而无棰楚。每日坐容膝之地，晨入酉出，啄息不休。退居邸第，丞郎皆与抗礼，迎送仆仆，安在其为宰相也。但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万几，悉经心目，上之礼眷殊于百辟。于是人始以为天下事无一不由阁臣定者，而不知阁臣票拟，悉据九卿之成案，不敢增一毫意见，不敢逾尺寸成规者也。夫无宰相之实，而冒宰相之名；不能行宰相之事，而天下必责以宰相之业。故今之为阁臣者，亦难矣。（（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93-17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谢肇淛曾提到唐宋时期因为设有宰相而使行政简洁、办事高效：唐宋宰相，礼绝百寮，坐中书堂行事，自九卿而下进见，皆省吏高唱，鞠躬而入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喝。待制以上见则直言某官。皆于席南横设百官之位，不迎不送。其尊如此，黜陟予夺，无一不自己出。如申屠嘉廷辱邓通，苏良嗣笞薛怀义，赵普按诛陈利用，韩琦立召任守忠，此宰相之权也。（（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93-17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谢肇淛并指出了明代这种政权组织形式的危害：古人相者病于怙权；今之相者病于无权。其病均也，然宁以怙权而易相，无以抑相而废权。相者，下天子一等耳。以天下之重，兆民之众，而责之一相，不假以权，权将安施哉？（（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86-17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谢肇淛云：愚尝谓永、熙、宣、弘之朝，若三杨、刘、谢等得君行道，言听谏从，是以阁臣而做宰相之功业者也。嘉、隆以来，若分宜、新郑、江陵等广布爪牙，要结近侍，是以阁臣而假天子之威福者也。至于今日，主上神圣威福既不可窃，而上下否隔，功业又不可就，且议论繁多，动辄掣肘，其不以身为射的则幸矣。救死之不赡，而何暇治天下哉？（（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93-17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谢肇淛云：六卿之序，唐则吏、礼、兵、民、刑、工，贞观改吏、礼、民、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户、刑、工、礼为次，至神宗始定吏、户、礼、兵、刑、工，盖用《周礼》之序也。今虽沿宋制，而清贵之秩，吏之下则礼，礼下则兵，兵下则工，工下则户，户下则刑。至于都察院，虽居六卿之下，而权势与吏部埒。百年以前尚无定序，今则一成而不可变矣。（（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86-17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⑥谢肇淛《五杂俎》有几条材料可以说明当时官场的风气：（1）古人长官之待僚幕，真如父子兄弟，绝无崖岸之隔。如晋时庾亮登楼，共诸从事踞床啸傲；桓宣武直入谢太傅室中，至为狂司马所逼，入内避之。然此犹远事也。宋欧阳公在西京幕职，与诸名士终日游山，时钱思公为守，至携酒榼遣歌伎迎劳，何尝稍以势分自居，而亦何尝失时废事也。今太守二千石下，视丞判司理已如雕之挟兔，而琐屑脂韦之辈，趋承唯诺，惟恐不及，虽云同寮，已隔若殿陛矣。况上而藩臬，又上而部使者乎？上下相临，俨若木偶，鱼贯而进，蒲伏而退，其有赐清坐，假颜色者，即诧以为国士之遇矣，敢与之抗是非、争可否哉？礼文进退之节，平反出入之间，一失其意，朝白简而夕报罢矣。故仕路相戒：“天子之逆鳞易犯，而上官之意指难违。”古人所谓“善事上官，无失名誉”者，亦有激其言之也。（（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从来仕宦法罔之密，无如本朝者。上自宰辅，下至驿递、巡宰，莫不以虚文相酬应。而京官犹可，外吏则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已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一有不应，则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绳以法矣。故郡县之吏宵旰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职此之故也。（（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职，而下焉者何以令庶民也。至于文移之往来、岁时之申报、词讼之招详、官评之册揭，纷沓重积，徒为鼠蠹薪炬之资，而劳民伤财不知纪极。噫，弊也久矣！（（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刘玉：《塞幸门广言路疏》，见（明）万表等《明代经济文录三种》，第47-48页，辽海出版社，2009。
②（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22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③从焦竑记录的吏部、都察院等选官衙门的自保表现，可看出这种风气的浓厚：洪武、永乐以来，凡百司朝觐，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职者，乃黜之，不过数十人。其后吏部患人言，务以多黜为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辄黜之。黜者亦不敢诉。丘公浚深知其弊，言于上曰：“唐虞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载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实，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旧制也。”上深然之。会吏部上大小庶官当黜者几二千人，乃敕凡历官未三载者，俱复其任，虽经一考，非有贪暴实迹者，亦勿黜。(（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03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④景泰四年，刑科给事中曹凯言：比者户部请听军民官吏输豆，如输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挥，历俸十六七年，偿彼豆倍半矣。又令管事世袭，以生民脂膏，养无功之子孙于无穷也。有功者必曰：‘吾累世忘躯获此官，彼输豆亦获此官，朝廷以吾躯命同于菽粟，其谁不解体！’起端虽微，弊流甚大。乞敕输粟豆授武职者，带俸不任事，不世袭。犯赃罪如文职，止许原籍衙门带俸终身。（（明）郑晓：《今言类编·卷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7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从封建体制下官场本身的特点上看，也有难以消除的弊病。首先，权大于法。由于古代官制的特点，人治大于法制，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取代了法制。皇帝是金口玉言、位高权重者也少了很多约束，以亲疏远近行事的比比皆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官场的不正当竞争。从何良俊关于朱希周的记载就可以得到说明。按何良俊记载，朱希周也是一个翩翩君子，其在南京考察备员必定是择优而荐的。首辅张璁为了任用其亲近之人，一票便加以否定：朱玉峰希周，状元登第，为南京吏部尚书。适当考察期，时张罗峰（张璁）当国。有欲庇者三人，欲去者二人，托人喻意于玉峰。玉峰不听，但以己意行之。考察后，罗峰言：“南京考察不公。”令从公再考。玉峰即上疏言：“臣备员南吏部已四年矣。南吏部职业，唯考察一事最为重大。故臣自到任以来，即留心体察，颇得其实。今命臣从公再考，则是臣四年留心者，未必可信。若一时所访者，又岂能尽公？显是臣之不职。乞即罢臣，别委一贤明者任之。则庶无亏损于圣政。”即解官去。余昔在衡山斋中，适玉峰来访衡山。余在屏后窃窥之，见其言若不出口，步履蹜蹜如有循。盖恂恂一长厚君子也。其当事之时，刚毅如此，乃知仁者固有勇哉。衡山常对人言：“我辈皆有过举，惟玉峰混然一纯德人也。”（（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39-9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二·“史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7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于少保萃忠全传》中的第二十六传“江渊为亲访智客，景泰立子建东宫。”就可以反映这类风气：
黄(王厷)为争夺袭位杀人，巡抚李棠，总兵武毅，察知黄(王厷)弑兄，劾奏其罪。(王厷)知不可掩饰，心中大惧，他与学士江渊有亲。就命其子带上十万金去京师，求解脱之术。在京中依靠金钱开路，几经周折，上来一个拍马屁的奏折，得到了景泰皇帝的赏识。下诏，令毁武毅、李棠等劾黄(王厷)弑兄大恶之本，并释黄(王厷)罪，加升(王厷)为广西都督，佩征西将军印，官居弹劾他的武毅之上。（（明）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第133-1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⑤例如，太监刘瑾得以弄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官员们趋炎附势所致：刘瑾，虽擅权，然不甚识文义，徒利口耳。中外奏疏处分，亦未尝不送内阁，但秉笔者，自为观望。本至，先问此事当云何、彼事当云何，皆逆探瑾意为之。有事体大者，令堂后官至河下问之，然后下笔，故瑾益肆。使人人据理执正，牢不可夺，则彼，亦不敢大肆其恶也。（（明）王鏊：《震泽长语·卷上·官制》，《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叶盛：《水东日记》，第17页。中华书局，1980。
③（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2167页。中华书局，1997。
④万历时的名臣吕坤针对这一弊端上书皇帝，指出必须用法律的手段加以惩处：（馈送节寿之害）夫下程交际，乃礼贤送客之常，无上交监司之体。方面官员在司道有纠察之权，在本府有师帅之责，若节寿参辞，动馈礼物，筐篚载道，盘盒充庭，情浓法废，饰美隐恶，下官有所恃而无恐，小民无所愬而伸冤，罔上行私，职此之由。今后有上司受下官馈遗者，依律坐赃参究。（（明）吕坤：《吕坤全集》，中华书局，2008。）
⑤上层官员行为，影响整个官吏集团。所以，历来人们多把整顿吏治的目光投向了高层。成化二十三年（1487），天象异常，诏问利弊，新科进士邹智在其奏书中就谈到了兴利除弊当从整治朝廷开始，邹智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最高领导层：正天下之衙门，当自内阁始。以利弊言之，莫利于君子，莫弊于小人。少师万安，恃权估宠，殊无厌足；少师刘吉，附下罔上，漫无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挟诈怀奸，恬无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书致仕王恕，素志忠贞，可任大事；兵部尚书致仕王竑秉节刚劲，可寝大奸；巡抚直隶右都御史彭韶，学识醇正，可决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进，小人所以不退，岂无自哉？宦官阴主之也。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内阁，则君子可进，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于一矣。陛下岂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纲哉？然一操一纵，卒无定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讲也。早朝之后，深居法宫，此心之发，一如事天之时，则天下幸甚。（（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30-9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用人的问题关乎国运，历代都有教训，甚至不乏亡国先例，冯梦龙云：“靖康有李纲不用，而用黄潜善、汪伯彦。咸淳有汪立信不用，而用贾似道。德佑有文天祥不用，而用陈宜中。然则宋不衰于金，自衰也；不亡于元，自亡也。（（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276-277页。中华书局，2007。）弘治年间的刑部尚书何乔新曾给彭华写了一封信札，对当时的吏治有深刻的揭露，所反映的问题也是自上而下的。不仅暴露出当时官场的黑暗，也揭示出封建体制中与生俱来的弊病：何文肃（何乔新）为副使，见时政阙失，致书于翰学彭华曰：“古之善观人国者，不观其国势之强弱，而观其用人之贤否。今用人贤与否，愚不能知，但见升一官，进一秩，士论辄哗然，曰某以亲旧当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书政府而得之，某以纳贿权门而得之。仆始闻之，以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沦弃，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时，既苟利以进身，多事之秋，肯捐身而报国乎？不待智可知也。愚谓当奖恬退，抑奔竞，以振名教于风颓俗靡之际。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刚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亲者小人也，于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与，拔而用之，不必亲也，不必故也，不必识其而也。果小人与，黜而退之，亲不可私也，雠不可避也，群言交属，水可狥也。以此处之，庶几有招之不来，麾之不去之君子出焉。此时事之大者。阁下官为学士，职号论思，时政之得失，人才之贤否，知之素矣。经筵进讲之余，宜从容陈之，使天下阴受其赐可也。昔欧阳永叔、司马君实为翰林学士，所论奏者，岂徒发挥经义而已哉！舍二子而他取法焉，非仆所望于阁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实秉国成，古人有云，政将及子，可不预虑而熟图之耶！”（（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38-23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但是，特权社会无法做到真正的平等，无法从体制上消除腐败的根源，道德的说词，法律的惩处在强大的利益诱惑面前都十分脆弱。
①（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九十八·赵志皋传》，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②（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姚旅以两则志怪故事来说明官场不再“神明”：神明者，正直之谓。《甄异记》载，章沈同一女子被录天曹，主者乃其外兄，女子脱金钏托沈以与主者，乃得还。又《续搜神记》载，徐阳病死，云为吏所持，见人多行货得免，因崛起，将妇臂上金环去，以与吏，明日亦还。世人作恶，犹谓幽有鬼神，若神鬼亦要钱，是明赫之府与稗俗无异，谁复警畏耶？（（明）姚旅：《露书》，第15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④吕坤针对晚明官场腐败现象作“振扬风纪箴”，以望澄清吏治：皇矣上帝，生此烝民。无计举安，乃作之君。独理难周，张官置吏。布之寰区，期于博济。吏也无良，富贵是图。知有身家，罔念一夫。巧恣渔夺，虣逞淫暴。闾阎愁叹，莫敢控告。滥讼淹狱，惟此懦庸。豺狼遍野，狐鼠盈庭。昏惰者流，附于安静。万姓死生，浑如醉梦。谓安民故，建此多官。官满天下，民益弗安。载设藩臬，纠察师师。今也顾忌，一崇宽大。哀哉苍生，何以自存？明王震怒，爰命宪臣。衣以豸繍，俾之持斧。凛凛风霜，惟恶是去。稂莠芊芊，岂不可怜？长之养之，贼我良田。豪右落魄，贪残屏迹。山河摇动，乃云称职。避今日怨，树他日恩。兴此一念，天日监临。有赫台察，长厚是尚。激浊肃寮，又复谁望？我冠我裳，独异朝绅。振扬风纪，所愿同人。（（明）吕坤：《吕坤全集》，第页。中华书局，2008。）根据此箴，可知上古立官安民的宗旨，但是，后世官益多而民越不能安。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力，利用各种机会敛财，对待平民百姓则敲骨吸髓，百姓视之如同洪水猛兽一般：“余每见贪官酷吏剥民膏脂以自封殖，而复峻刑法以箝其口，使百里之内重足一息，重者亡身破家，轻者形残毁体，即洪水猛兽，未足喻其惨也。”（（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27-18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官员们的所作所为，早已远离了“至公无我，立官为民”的原始宗旨，他们根本不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由此，官与民的渐行渐远，刘基在《送海宁张知州满任去官序》中对此有深刻的揭露：“今之为人牧，已代而使人思之者，鲜矣哉！居于位则畏其威，且满则相视如途人，甚则排而去之，惟恐其弗亟也。间有欲之者，非素所昵爱，则为卒若吏，于民无与焉。夫设官所以为民也。官为父母，民为子，为父母而使其子不我爱，亦独何哉！”（（明）刘基：《刘伯温集》上，第93-9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⑤（明）董穀：《碧里杂存》，中华书局，1985。
①1363年,朱元璋在南京新建宫殿落成，从一段对话，可以看出他对待奢华的态度：（宫殿）制皆朴素，不为雕饰。王（朱元璋）命博士熊鼎类编古人行事可以鉴戒者，书于壁间。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庑壁间，王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书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王曰：“尔不能以节俭之道事予，乃导予以侈丽，夫岂予心哉！但构为宫室，已觉作者之劳，况远取文石能不厉民乎？”言者大惭而退。（（清）徐干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一百八十四》，见《四库全书》，史部,编年类。）显然，朱元璋崇尚节俭的生活作风源自对江山社稷是否稳固的考虑。这一点在朱元璋与詹同的一段对话中可以窥得：圣祖（朱元璋）谓詹同曰：“朕思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朕观前代人君以此致亡者不少。盖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声，窈窕之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远之，则小人乘间纳其淫邪，不为迷惑者几人焉？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所承式，尤不可不谨。”同（詹同）曰：“不迩声色，成汤所以垂裕后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诚万世子孙之法也。”（（明）夏良胜：《中庸衍义·卷十》，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为此，朱元璋身体力行地保持简朴的生活，并时常以此教育子孙，要求他们远离浮华，勤勉于政事，据徐继登《典故纪闻》：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挚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妒忌。……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明）徐继登：《典故纪闻·卷四》，第61页。《明清史料笔记》，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朱元璋制定了一整套制度，对官、民服舍器用等式加以约束，杜绝僭越、奢华之风,防止发生腐败。如洪武十八、十九、二十年就连续颁发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反复修订的《大明律》也在洪武三十年正式颁布实施。但是，朱元璋的这些举措常常是他一种美好的愿望，实际运行中还是经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朱元璋《大诰武臣序》说：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劝诫言语，若文若武于中听从者少，努目不然者多。……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明）朱元璋：《大诰武臣序》，见《续修四库全书》，第862册，史部。政书类。）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对官场的风气也显得有些无奈。事实上，后来的明代历史证明，朱元璋的这些措施确实没有能够改变官场逐渐走向奢靡、腐败的风气。开国之君在制定相关制度时，一般会对前朝的制度进行扬长避短，同时，融入自己的治国理念。因此，在制度制定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按照这个逻辑，社会风尚应该越来越好，但是，在明代的历史进程中，社会风气却呈现出江河日下的局面。比如，明代在嘉靖以后确实出现了一种整个社会逐利尚奢的风气，平民阶层也骚动不安。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如此严厉的“祖制”之下，整个社会依然朝着奢侈的方向越走越远呢？其中固然有制定制度之初过度理想化的因素，也有其后执行过程中松懈问题，但毕竟不会催生这种风气。因此，尚奢风气的成因主要还要从政治、法律等以外的方面去找原因。
②据焦竑记载：洪熙元年正月，命杨士奇兼礼部尚书，寻改兵部尚书。士奇辞曰：“臣为少傅、大学士，已逾涯分，尚书一职，更不敢当。”上厉色曰：“黄淮、杨荣、金幼孜皆三职，卿独二职，人将谓何？卿勿辞。”公请辞俸，上曰：“卿于朕劳勤二十年，故赒以此禄，何用辞？”士奇曰：“尚书月俸六十石，可养壮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过分，安敢复加？”蹇义言：“宜听辞学士俸。”士奇言：“辞禄当辞厚，何用取虚名？”上曰：“朕成卿志。”乃听辞。（（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83-184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十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35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吕坤、洪应明：《呻吟语·菜根谈》，第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③（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174-17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
④（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⑤（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⑥（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⑦海瑞巡抚江南时，也想改变江南，特别是苏州地区的奢靡浮华之风，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引来了朝野上下官吏的不满。据沈德符记载：如缙绅之升补及奉差者、藩臬之入贺万寿者，俱赍有勘合，乃鼓吹旌旗八人者改为一人，舆夫扛夫二十四名改为四人，人不能堪，或雇倩或迂道他去。（（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482-24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陆容（1436-1497）云：浙之衢州民以抄纸为业，每岁官纸之供，公私糜费无算。而内府贵臣视之，初不以为意也。闻天顺间，有老内官自江西回，见内府以官纸糊壁，面之饮泣。盖知其成之不易，而惜其暴殄之甚也。又闻之故老云：洪武年间，国子临生课簿、仿书，按月送礼部。仿书发光禄寺包面，课簿送法司背面起稿。惜费如此。永乐、宣德间，鳌山烟火之费，亦兼用故纸，后来则不复然矣。成化间，流星爆杖等作，一切取搒纸为之。其费可胜计哉！世无内官如此人者，难与言此矣。(（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洪武至宣德，开国的六七十年间，纸张的使用非常节约，务必物尽其用。天顺之时“以纸张糊壁”可知纸张在此时已经不再那么稀缺，并且有了装饰、美化环境的追求。老太监的反应，正是这种变化的反映。三十年后的成化年间，纸张被广泛的用于烟花爆竹的生产当中。应该说成化前后，明代依然保持有良好的节约风气。从叶盛（1420-1474）的“不弃残纸”说明至少在成化之时，很多大臣们依然保持着节约用纸的习惯：尝见胡毘陵（胡濙）应酬诗文藁，皆片纸满书，闻其虽破纸少许，见辄用补窗罅，不弃也。今日闻王盐山（王鏊）凡属公牒藁，皆用所受外封，既誊毕，既以作绳绞，仍渍以剩蜡，俾照夜，皆俭德云。予每作书牍，或写鄙作，字误辄涂改，有所更易，辄令人洗，虽不喜涂洗，然终不忍易他纸，岂亦性然哉。（（明）叶盛：《水东日记》，第36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胡濙（1375-1463），官礼部尚书，天顺七年卒；王翱（1384-1467），官吏部尚书，成化三年卒；叶盛，官吏部左侍郎，成化十年卒。三人卒年相差不多，都保持着节约纸张的习惯。应该说，节日、喜庆之时，燃放烟花爆竹未必就是什么奢侈之风，只是相比于这三位大臣对纸张的节约，成化时期大规模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纸张浪费，不可不说是一种“奢侈”的开始，更不用说与明代初年的情况进行比较了。这些材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较明代初年，生产力有了较大的的发展，造纸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产业，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第二，此期，明代社会生活水平又有一个不小提高。陆容卒于弘治九年，他记录了明代出版物在这一时期的变化：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钞录。闻《五经》印版，自冯道始。今学者蒙其泽多矣。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磨，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占毕（阅读），而不得一见者多矣。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议及者，无乃以其近于不厚与。（（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此时去成化不过十年时间，出版物的数量、种类已经大大增加。从所刻之书的内容上看，前明代醇厚的风气此时发生改变。同时，官员以公款刻书作为馈送礼物，不仅仅浮华成风，也是官场普遍腐败的反映。没有造纸成为产业、刻书形成规模，这种风气显然不能实现。所以，奢侈之风以经济为基础条件是显而易见的。
②（明）王锜：《寓圃杂记·卷第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325-3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第220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
②（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卷八》，见《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51-16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203-2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①（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3年影印暨排印本。
②（明）都穆：《都公谈纂·卷上》，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540-5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焦竑：《玉堂丛语》第8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④（明）王绮：《寓圃杂记·卷二·“金陵伊氏”》，第11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⑤（清）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上·“宣德逸纪”》，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211-323册。
①（明）王锜：《寓圃杂记·卷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3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据黄瑜“金钱银豆”的记载：景泰初，开经筵，命太保宁阳侯陈懋知经筵事，户部尚书兼翰林学士高谷同知经筵事，户部右侍郎兼学士江渊、学士商辂、侍讲学士刘铉、吏部右侍郎俞山、礼部左侍郎仪铭、兵部右侍郎俞纲、祭酒萧镃、左春坊左谕德赵琬，兼经筵官。相传云，是时，每讲毕，命中官布金钱于地，令讲官拾之以为恩典。高谷年六十余，俯仰不便，恒莫能得。有一讲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贻之，有识者病其蝶渎。时宫中又赐诸内侍以银豆等物，为哄笑。杨文懿公守陈时在翰林，赋《银豆谣》曰：“尚方承诏出九重，冶银为豆驱良工。颗颗匀圆夺天巧。朱函进入蓬莱宫。御手亲将十余把，琅琅乱洒金阶下。万颗珠玑走玉盘，一天雨雹敲鸳瓦。中官跽拾多盈袖，金珰半堕罗裳绉。赢得天颜一笑欢，拜赐归来坐清昼。闻知昨日六宫中，翠蛾红袖承春风。黄金作豆竞拾得，羊车不至愁烟空。别有银壶薄如叶，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随银豆洒金阶，满地春风飞玉蝶。君不见民餐木皮和草根，梦想豆食如八珍。官仓有米无银籴，操瓢尽作沟中瘠。明主由来爱一嚬，安邦只在恤穷民。愿将银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万人。”于乎！国阜用汰，至此极矣。（（明）黄瑜：《双槐岁钞·第七卷》，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2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④彭韶的《陈政治终始疏》云：成化之初，天下贡献悉皆禁止，俭约之德著矣。至后数年，镇守公差诸人争求珍异，以充进贡，海内臣庶实有忧心兹者。又诏镇守内外等官贡献方物，悉照天顺三年以前例行，不许因而科害军民。窃惟天顺年间，无事之时；今遇灾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灾，皆欲减膳撤乐，岂宜转令贡献？此陛下持俭之德有未终也。先儒谓好货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能无。然公刘好货，与百姓同之，故国富而民足。今前项官员不过剥取军民之财，以充贡奉之名，岂有出自已物哉？而乃水陆劳扰，人畜疲顿，怨归公家，恩被私室，诚无益也。（（明）黄训：《名臣经济录·卷五》,钦定《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0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255-256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482-24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洪武、永乐时期，元末官场的腐败风气基本上得到了肃清，官员多能以清廉自律。在这个时期里，清廉自律的士大夫史料中随处可见，如洪武时期的蹇义：公（蹇义）官冢宰者三十年，取人先纯朴而黜浮华，故永、宣之间，士风吏治，庞厚可观。”（（明）焦竑：《玉堂丛语》第82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蹇义是明代的名臣，洪武十八年进士。蹇义极具优秀品质，为国家选拔人才也能体现洪武帝的思想，对后代帝王也时常有好的引导，不时地提醒他们要坚守“祖制”，蹇义在临终时对英宗说：“陛下初嗣大宝，望敬守祖宗成宪，始终不渝耳。”（（明）杨士竒：《东里集·卷十九·“定蹇公墓志铭”》，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再如永乐时期的“铁面巡按”吾绅：永乐十八年，吾绅陛行在礼部侍郎，命初下，文皇帝顾谓尚书吕震曰：“此朕昔所造就，今日得人用矣。”于是自六卿以下，皆走贺于其家。绅一室萧然，了无供具，惟一再进茗而已。司寇金公曰：“叔缙欲学向敏中耶？”众皆笑而起。（（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31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吾绅晋升为礼部侍郎，级别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招待前来贺喜的同僚只能“一再进茗而已”，既有物质条件匮乏的一定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其简朴风尚的反映。从吾绅的品质，也可看出朱棣选择人才的标准。通过三年一次的科考，永乐网罗了大量这样的人才。当时像蹇义、吾绅这样的官员为数很多。在以后两三代帝王统治时期里，这些官员延续着洪武、永乐年间的思想，最初的政策得到了较好地延续，良好的社会风范的依然得到了崇尚。宣德时期，不少文人士大夫，特别是民间，依然坚守着简朴醇厚的生活方式。焦竑《玉堂丛语》记载的一桩明代的婚事即能反应当时士大夫的普遍价值取向：杨鼎乡试首荐，闻南京祭酒陈敬宗学行，乃求入南监卒业。不携一僮，攻苦力学，躬自执爨，恬如也。敬宗试其文、察其行，叹曰：“闭户端居，甘人所苦，虽箪瓢不是过也。”亟称其贤。有郡守欲妻以女，鼎以不告父母辞。乃托鼎同乡兵部尚书徐琦与敬宗言曰：“鼎清贫，而彼富裕，父母闻之，于心必安。”敬宗亦劝鼎从之，鼎对曰：“原宪虽贫，于道则富，猗顿虽富，于道则贫，鼎也敢贪富乎哉！”敬宗益羡其操。（（明）焦竑：《玉堂丛语》第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据《陕西通志》，杨鼎是宣徳十年乙夘科解元（《陕西通志·卷三十一·选举二》，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又据《明史》，杨鼎，正统四年会试第一，殿试第二，授编修（（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五十七·列传第四十五》，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可知此事大约发生在宣宗末年。此时，大多数士人都能安贫守道，而且这种品质在当时受到广泛的尊重。大约在弘治时期，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观念依然保留着前代的简朴，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何淡曾撰《李充嗣墓志铭》，其赞曰：嗟乎，贪夫狥财，烈士狥名，余尝悼夫世之狥财者之众，而狥名者何少也？前数十载，吾广士大夫多以富为讳，争自洒濯，以免公议。及余接世务以来，闻人仕，众必问曰：‘好衙门否?’闻人退，众必问曰：‘有收拾否?’且耀金珠广田宅以骄里闾者，世不以为过也。夫势大则用奢，父骄则子汰，卒之颠覆，而后知财为祸梯，亦已晚矣。充嗣之名，乃今知之，为其廉也。居官廉，故莅事公，莅事公，故民爱敬，民爱敬，故功业昭，功业昭，故修名立，修名立，然后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信哉。（（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7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李充嗣，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嘉靖七年（1528）卒。按何淡所言的“前数十载”，文人羞于谈富论贵，当在成化、弘治时期。此期，很多大臣们确能够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这种情况从何良俊的记载中可以得到一定的印证：宪、孝两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如周北野佩，其父舆，为翰林编修。北野官至郎中，两世通显，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曹定庵时中，其兄九峰时和举进士，有文章，定庵官至宪副，弟时信亦京朝官。与李文正结社赋诗，门阀甚高，其业不过中人十家之产。他如蒋给事性中、夏宪副寅、许佥宪璘，致仕家居，犹不异秀才时。（（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何良俊云：“风俗之薄，大率起于苏州。”（（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这是何良俊对苏州的评价。弘治时期，即便是苏州的商人，也还保留有忠厚诚信的品质：弘治六年夏，吴中大疫，常熟尤甚，小民多阖门死，无棺以殓，往往推堕水中。双李氏，一门死者凡十二人，所存惟妇女、小儿，然亦皆病卧。同乡一匠，与李氏翁善。一日，忽李翁至门，言其家人疫死，欲棺十二口，每口之直，酬米二石。兼浼匠者倩壮夫数人举尸入棺。翁去，匠家惟六棺，载之以往。入门，寂无一人。再入中堂，见尸十二，卧于地，而翁在焉。匠大惊，欲返棺，则心有疑，且念旧交，乃寻环珓于翁前，祝曰：“兹来不知翁死，若许取米，仍载棺如数。”言毕掷之，果如祝。匠者急回，造六棺，倩人一一殓之。遂载其米以归，后亦无他异。（（明）都穆：《都公谈纂·卷下》，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5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但是，从宣德到正德，尽管还没有在整个士大夫阶层风行而成为主流风尚，追求财富与奢华已是一股涌动的暗流。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7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7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76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③沈德符的“士大夫华整”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故相江陵公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虽李固、何宴无以过之。一时化其习，多以侈饰相尚。如徐渔浦卷时冏卿，时为工部郎，家故素封，每客至，必先侦其服何抒何色，然后披衣出对。两人宛然合璧，无少参错，班行艳之。近年公卿间，例遵朴素，唯协院中丞许少微宏纲，朱紫什袭，芳馥遥闻。时年逾知命，而顾盼周旋，犹能照应数人。此公居官以廉著闻，盖性使然也，又友人金赤城汝嘉太守，家无儋石，貌亦甚寝，每过入室，则十步之外，香气逆鼻，冰纨雾谷，穷极奢靡。至以中金为熏笼，又为溺器。而作吏颇清白，第负乡人债数千，不能偿耳。盖八识田中，带此结习，不能铲也。又如大司空刘晋川东星，遇冬月则御纱袍；遇暑月则披纻袍，问之，则曰力不办时服也。冏卿冯谦川渠束带时缺其二三胯，同寅皆笑之，恬不为怪。此则似出有意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229-22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沈德符云：江陵时，岭南仕宦有媚事之者，制寿幛贺轴俱织成青罽为地，朱罽为寿字，以天鹅绒为之。当时以为怪，今则寻常甚矣。今藩府贺其按抚，将领贺其监司，俱以法锦刺绣文字，在在皆然，价亦不甚蔓，盖习以成俗也。又近年有一御史按江南，邑令辈至织成双金刻丝花鸟人物，冒之溲器之上，御史安然享之。（（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229-22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19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3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关于通宵宴饮形成的原因及形成的时期，明代的陆容有一条材料可作说明：古人饮酒有节，多不至夜。所谓厌厌夜饮，不醉无归，乃天子燕诸侯，以示慈惠耳，非常燕然也。故长夜之饮，君子非之，京师惟六部、十三道等官饮酒多至夜。盖散衙时，才得赴席，势不容不夜饮也。若翰林、六科及诸闲散之职，皆是昼饮。吾乡会饮，往往至昏暮才散。此风亦近年后生辈起之，殊不思主人之情，固所当尽。童仆伺候之难，父每悬念之切，亦不可不体也。李宾之（李东阳）学士饮酒不多，然遇酒边联句或对奕，则乐而忘倦。尝中夜饮酒归，其尊翁犹未寝，候之，宾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见烛。将日晡，必先告归。此为人子者所当则效也。”（（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518-5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陆容（1436-1497），成化二年（1466）进士，生于正统元年，卒于弘治十年。所以，相关变化当在弘治十年以前。文中以“学士”称李东阳（1447-1516），此事又当在李东阳中进士的天顺八年（1464）以后。所以，粗略的估计，士大夫昼夜饮酒的风气，当在成化至弘治前期的三十年间。
①何良俊云：尝访嘉兴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留宿斋中。次早用梅花银沙锣洗面，其帷帐衾裯皆用锦绮。余终夕不能交睫，此是所目击者。闻其家亦有金香炉，此其富可甲于江南，而僭侈之极，几于不逊矣。（（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讲求排场的风气，在嘉靖时期的宴饮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今世衣冠中人，喜多带仆从。沈小可曾言：‘我一日请四个朋友吃晚饭，总带家童二十人。坐至深夜，不得不与些酒饭，其费多于请主人。’”（（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52-11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很多致仕家居的官员也不甘寂寞，不惜越制以满足虚荣心：近日士大夫家居，皆与府县讨夫皂。虽屡经禁革，终不能止。或府县不与，则谤议纷然。此是蔑弃朝廷纪纲也。尝见各衙门见任官，其所谓直厅者，乃看守衙门之人，而柴薪银则，给与各官募倩夫皂，以备身银者也。虽台省大臣，亦不过十人，见任且然，而况家居者耶。故虽元老致仕，朝廷优贤，始有岁拨人夫之命。然止是二人，必有旨然后许拨，其余则安得滥用。今每人要皂隶二名，轿夫四名，直伞一名，每人总七名。若有五十乡官，则是又添一处兵饷矣。夫同是朝廷百姓，谁敢擅役一人，故府县不得辄与，乡官亦不得辄受。（（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501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
②（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5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535-15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5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何良俊云：盖吾松士大夫一中进士之后，则于平日同堂之友，谢去恐不速。里中虽有谈文论道之士，非唯厌见其面，亦且恶闻其名。而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则欣欣喜见于面，而待之唯恐不谨。盖父兄之所交与而子弟之所习闻者，皆此辈也。未尝接一善人，闻一善言，见一善行。夫一齐人之传，尚不能胜众楚人之咻，况又无一齐人之传乎。吾恐子弟虽有颜闵之资，欲其从善难矣。诸公皆读书晓事，此亦理之易见者也，何昧昧若此？太史公所谓利令智昏，何异白日攫金于市中者耶？（（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顾起元云：有一长者言曰：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呫哔帖括、授徒下帷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倡优、耽博奕、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纴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倡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2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82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46-1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对于这种平民不在安于现状的现象，何良俊另有明确的记载，并感到担忧：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繇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至若太祖所编户口之数，每里有排年十人分作十甲。每甲十户，则是一里总一百户。今积渐损耗，所存无几。故各里告病而有重编里长之说，则当就其中斟酌损益，通融议处，或并图可也，或以富贵者佥替可也。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复三四人朋一里长，则是华亭一县，无不役之家，无不在官之人矣。况府县堂上与管粮官四处比限，每处三限，一月通计十二限；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3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清）董含：《三冈识略·卷三》，见《四库未收书辑刊》子部，第4辑，第29册。
②（明）杨士奇：《东里文集》，第321-323页。中华书局，1998。
③《明史》中记录了严德珉的遭遇，或可说明这一点：吴人严德珉，由御史擢右佥都御史，以疾求归，帝怒黥其面，谪戌南丹。遇赦放还，布衣徒步，自齿齐民，宣德中犹存。尝以事为御史所逮，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台勾当公事，晓三尺法。”御史问：“何官？”答曰：“洪武中台长，所谓严德珉是也。”御史大惊，揖起之。次日往谒，则担囊徒矣。有教授与饮，见其面黥，戴敝冠，问老人犯何法？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时国法甚严，仕者希保首领，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面拱手，称圣恩圣恩云。(（清）张廷玉：《明史·杨靖传附严德珉传·卷一百三十八》，中华书局，2003。)
④朱元璋的“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常常被用来说明朱元璋对读书人的残暴，应该看出更多的是朱元璋对读书人参与国事的渴望。事实上，对不愿意为新朝出力的文人，朱元璋还是显得非常宽容：洪武二年，太祖召诸儒纂礼乐书，以维桢前朝老文学，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维桢谢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明年，复遣有司敦促，赋《老客妇谣》一章进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帝许之，赐安车诣阙廷，留百有一十日，所纂叙例略定，即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给安车还山。（（清）张廷玉：《明史·杨维桢传·卷二百八十五·列傳第一百七十三》，中华书局，2003。）
⑤据徐祯卿记载：“太祖在军中，甚喜阅经史，后遂能操笔成文章。尝谓侍臣曰：‘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估自顺，岂非天乎？’”（（明）徐祯卿：《徐祯卿全集·附录一》，第800-8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⑥朱元璋得知蜀王朱椿在凤阳经常与李叔荆、苏伯衡等儒士商榷文史时，十分高兴：“王至中都，首辟西堂，以读书自娱。阅武余暇，日与儒生探赜经史，商榷异同，沉潜玩味，殆忘寝食。时翰林编修李叔荆掌中都国子监事，大被亲宠。……上（朱元璋）闻而益爱之。”（（明）黄瑜：《双槐岁钞·第二卷》，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78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明）焦竑：《玉堂丛语》，第7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③（明）杨循吉：《苏谈》，见《苏州文献丛钞初编》，第159页。古吴轩出版社，2004。
④（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1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据焦竑记载：“宣德中，驾幸杨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惊起，朝服而迎。但见仪从塞屋，香气氤氲，不知上所在，惟向北拜不已。上方倚东阑看月，笑而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赐已充庭矣。”（（明）焦竑：《玉堂丛语》，第84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商传：《明代文化史》，第11页。东方出版中心，2007。
③（明）徐继登：《典故纪闻·卷五》，第87页。见《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1。
④（明）叶盛：《水东日记》，第147页。中华书局，1980。
⑤《儒林外史》中讲述了王冕做放牛娃时亲耳所闻学士危素由京返乡购置宅院的事情：那胖子开口道：“危老先生回来了，新买了住宅，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图个各望体面。前月初十搬家，太尊、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贺，留看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一个不敬！”那瘦子道：“县尊是壬午举人，乃危老先生门生，这是该来贺的。”那胖子道：“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而今在河南做知县。前日小婿来家，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这一盘就是了。这一回小婿再去，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去晋遏晋谒危老先生。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那胡子道：“听见前日出京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着手走了十几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方才上轿回去。看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了。王冕见天色晚了，牵了牛回去。（（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2页。中华书局，2009。））太祖携手相送、置办豪华宅第、故吏门生的晋谒、街坊邻里祝贺。危素的“风光”，令人羡慕不已。在王冕的心目中，以及谈话人的心目中，这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等级差别。按：吴敬梓的这则故事，经过了艺术的加工。真实生活中的王冕年纪长于危素，且在朱元璋开国之前即已离世，而危素在洪武二年方应诏出仕。但是，此类事情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其真实的原型，而且为数不少。
⑥顾起元云：南都诸文臣得赐第者惟张文僖公蠢庵一人而已。其孙佥宪恕草公行实曰：公为侍读，宅舍火，疏于朝，曰：“臣有老母，守节孤孀；臣有幼弟，居常侍母。臣无老母，宁有今日？母无幼弟，曷罄余年？子母相依，兄弟无故。叨承近侍，自幸遭逢。但臣有故庐，近遭回禄（相传为火神，指火灾），臣母与弟，莫知所栖。诚愿乞休，用图终养。庶几屋乌遂反哺之情，危鸟免失巢之叹。”疏上，英庙恻然，敕下该部。因查得太仆寺少卿邓某有房一所，总计若干余间，坐落聚宝门里镇淮桥东，见今空闲，相应给与益母暨弟一同居住。奉圣旨：“准他，工部知道。（（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394-13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清）顾炎武：《日知録·卷十二》，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
②（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二十六·列傳第一百十四》，中华书局，2003。
③李贤（1408-1467）说：俸禄所以养廉也，今在朝官员，皆实关俸米一石。以一身计之，其日用之资不过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为欲其无贪，不可得也！（（明）李贤：《论散处邉人疏》，见（明）黄训：《名臣经济录·卷四十一》，《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于慎行（1545～1608）说：唐世俸钱，自会昌以后不复增减，三师二百万，三公一百六十万，侍中一百五十万，中书令、两省侍郎、左右仆射一百四十万，尚书、御史大夫一百万，节度使三十万，盖计一岁而言之也。万当为十缗，二百万则二千缗矣。至北汉刘崇以大原一道正位建国，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较之唐末已为大减矣。乃今一统之盛，宰相月俸犹不能半此，则近代之俸可谓至薄也。（（明）于慎行：《谷山笔尘·卷九·月俸》，第106-107页。中华书局，1984。）韩一良(1580-1630)说：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都取，过客有书仪，考满、朝觐之费，无虑数千金。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五十八·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中华书局，2003。）吕坤在《同年小集引》中说，同年在京者二十有五年才聚首，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俸不足以给薪水，治具之难。”（（明）吕坤：《吕坤全集》，中华书局，2008。）
④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165-1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①《明会典·卷二十八·户部十三》，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
②（清）张廷玉：《明史·卷八十二》，中华书局，2003。
③（明）申时行：《大明会典》，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89-792册。
④（明）倪复：《钟律通考·卷四》，见《四库全书》，经部,乐类。
⑤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第7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⑥据《明史·食货志》：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棉苎一疋，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疋，折米四斗，麦五斗。丝绢等各以轻重为损益，愿人粟者听。十七年，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于是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越二年，又令户部侍郎杨靖会计天下仓储存粮，二年外并收折色，惟北方诸布政司需粮饷边，仍使输粟。三十年谕户部曰：“行人高稹言，陕西困逋赋。其议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咸许任土所产，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著为令。”于是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绢一疋，石有二斗；棉布一疋，一石；苎布一疋，七斗；棉花一斤，二斗。帝曰：“折收逋赋，盖欲苏民困也。今赋重若此，将愈困民，岂恤之之意哉。金、银每两折米加一倍。钞止二贯五百文折一石。馀从所议。”（（清）张廷玉：《明史·卷七十八·食貨二·賦役》，中华书局，2003。）
①如：嘉靖二年癸未，南都旱疫，死亡相枕籍，仓米价翔贵，至一两三四钱。时三年无麦，插秧后复旱，处暑前乃得雨，禾骤起，收获三倍，人始苏焉。万历十六年戊子夏，荒疫亦如嘉靖之癸未，死者亡算，南门司阍者以豆记棺，日以升计，哭声夜彻天。粳米价二两，仓米至一两五六钱。父老言，二百年来南都谷贵自未有至此者。忆南史侯景围台城，因食于石头仓，既尽，兵民无谷，米升值七八万钱，金陵米价之贵，至此极矣。（（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2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如：嫩鸡十一只，价七钱七分；茄子七十五个，价三钱；彘猪一口，价一两二钱；葡萄十斤，价五钱；红豆五升，价一钱；鳜鱼七斤八两，价三钱七分五厘；活兔两只，价七钱五分；山药十斤，价五钱；木耳五两，价四分七厘；细茶六两，价三分七厘；香油三十八斤，价一两一钱四分；砂糖二十三斤，价九钱二分；白盐二十斤四两，价一钱二分四厘。（（明）沈榜：《宛署杂记·卷十四》，第121-13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
①（明）郎瑛：《七修类稿》第183-18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②（明）海瑞：《海瑞集》，第40页。中华书局，1962。
①（明）伍修萃：《皇明史概》，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72册。
②（明）朱国祯：《皇明史概》，卷三十八。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28-431册。
③（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十三·列傳第一百一》，中华书局，2003。
④（明）申时行：《赐闲堂集》，卷二十三。见《四库存目丛书》，集部，134册。
⑤《中国历代官制》，齐鲁书社，1993。
⑥（明）裘衍：《恳状》，见《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九》。《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
①（明）海瑞：《海瑞集》，第40页。中华书局，1962。
②（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见《历代纪事本末》第2287-2294页。中华书局，1997。
③（清）张廷玉：《明史·卷四十》，中华书局，2003。
①（明）海瑞：《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
②（明）冯梦祯：《快雪堂日记》，第1-26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③官员“贫穷”的原因分析：第一，朝廷在特殊时期减少俸禄的发放。先了看看明代前期大臣们的生活状况，杨士奇与宣德皇帝有一段对话：宣德四年，顾佐自升都御史，宪度严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仄懔然，吏有遭笞者，捃佐之过，谓受皂隶赂，放归，悉具姓名诉通政司以闻。上密以示臣士奇，且曰：“尔不举佐廉乎？”对曰：“所诉之事，诚有非诬，盖今朝臣月俸止给米一石，薪炭马刍咸资于皂，不得不遣半归，使备所用，皂亦皆乐得归耕，实官皂两便，此京师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乐以来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叹曰：“朝臣之艰如此。”（（明）杨士奇：《东里别集》，第405-415。中华书局，1998。）这是明代前期大臣们窘迫生活状况的反映，据郑晓记载：宣德七年，大学士张瑛乞增南北两京七品以下官俸。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吴讷言：“洪武间京官俸全支。后因营造减省，遂为例。近小官多不能赡，如广西道御史刘准，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其母妻子女，贷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谟等俸米三十余石，去年病死，竞负无还。乞下廷议增俸。”（（明）郑晓：《今言类编·卷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7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洪武年间发的是全俸，官员的生活应该相当好过。其后的“营造”，这是指永乐时期北京宫殿的营建。为此朱棣削减俸禄，把财
②（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3-4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①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700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②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1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③（明）吕坤：《吕坤全集》，中华书局，2008。
④邓之诚：《骨董琐记》第287页。中华书局，2008。
⑤（明）冯梦祯：《快雪堂日记》，凤凰出版社，2010。
⑥据《画禅室随笔》:董北苑《潇湘图》，江贯道《江居图》，赵大年《夏山图》，黄大痴《富春山图》，董北苑《征商图》、《云山图》、《秋山行旅图》，郭忠恕《辋川招隐图》，范宽《雪山图》、《辋川山居图》，赵子昂《洞庭》二图、《高山流水图》，李营丘着色山图，米元章《云山图》，巨然《山水图》，李将军《蜀江图》，大李将军《秋江待渡图》，宋元人册叶十八幅。（（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第71-72页。山东书画出版社，2007。）
⑦（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第79-80页。山东书画出版社，2007。
⑧（明）冯梦祯：《快雪堂日记》，凤凰出版社，2010。
①（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第90页。山东书画出版社，2007。
②董其昌云：梁溪华学士，收藏法书名画，为江南冠。槜李项子京后起，与之斗胜，元季四大家无所不有，惟倪迂画寥寥。画犹易致，画卷绝少。项所藏《狮子林图》，华则《鹤林图》耳。文太史父子尝欲两家合并为一，各不相下。《狮子林》为京口张修羽所收，余数访华文伯于东皋亭山，出此见示，如徐洪客一见唐文皇，心降神伏，咄咄叹赏。文伯觉余雅好，便以见归，几同豪夺，岂亦学士公点头相许？为同官同味，令其文孙作米老捐砚山故事耶。（（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第155页。山东书画出版社，2007。）
③（清）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第七，《金陵社集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
④邓之诚：《骨董琐记》第329页。中华书局，2008。
⑤（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之十八》，第754-7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文人“雅玩”的原因分析：1.文人雅玩的自身因素。文人好雅与出身有关。长期的读书过程中，每日与笔墨纸砚相伴，对文雅之物自然亲近，特别是字写得好坏又是人的一个衡量标准，故古代文人多兼善文、艺，袁中道在“周恭肃公画跋”中云：恭肃公少学画于沈石田，已而奇进，出蹊径之外。石田曰：“吾不如也。”其后功业文章，彪炳一时，而绘事始掩。今观此十六幅，笔法灵活，如携灯取影，巧侔造化。人工之极，复归自然，慧业于此见一斑焉。季侯云公乘兴所作，忽然挥洒，而未及竟者几数百幅，藏于家。十日一水，五日一山，此自画家不受拘迫之妙。但不知公何以经世之余，营综百变，而一段潇洒之趣，勃勃十指中，若此秀媚精进，古之人何可及也！予于是乎有感。（（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之二十一》，第9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周恭肃即是周用，弘治十五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袁中道认为，周用的画是经世之余事的乘兴挥洒，正是在“雅玩”的心态下，不拘不迫的流露，故没有画家的“拘迫”。这种文雅不沾世俗之气的艺术品备受文人推崇。再如，李东阳、杨慎都是明代历史上了不起的政治人物，政务之暇，也有考钟伐鼓的雅趣，据沈德符：周宣王石鼓凡十人，久弃陈仓野中，仅存其八，唐时郑余庆始徙置凤翔县。至宋仁宗皇佑间，向传师又得其二，于是石鼓始完，宋徽宗又徙之辟雍。靖康之乱，金人取归燕，亦置之文庙。元仁宗又移置国子监文庙戟门，左右并列，使后学得睹周世第一奇文，即天球拱璧不敌也。因思宋世崇文好学，得此无足怪；然而璞重难移，非他珍异可箧笥藏者，粘没罕辈破城时，日索金银表段，何以亦及此大骨董？盖天意使然。他日金宣宗迁汴后，蒙古攻城，一切顽石俱充炮用，即艮岳无片砾存者，十鼓虽微，安得自免，乃以在燕得留，至圣朝为文艺佳语，殆有神物呵护，不可诬也。古人如韩愈、苏试、洪迈辈，俱有歌咏及考据，但是时文尚多缺字，至正德间，李东阳、杨慎寻绎补订，始称全文，灿然大备矣。（《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38-25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文人的这种好雅的习惯、崇古的情节，一旦养成往往终身保持，并不时地体现在生活、交往中。王冕的官署甚至简直就是一个画室：王叔明，洪武初为泰安知州。泰安厅事后有楼三间，正对太山。叔明张绢素于壁，每兴至即着笔。凡三年而画成，傅色都了。时陈惟允为济南经历，与叔明皆妙于画，且相契厚。一日胥会，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谓惟允曰：“改此画为雪景何如？”惟允曰：“如傅色何？”叔明曰：“我姑试之。”即以笔涂粉，然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为小弓，夹粉笔张满弹之，粉落绢上，俨如飞舞之势，皆相顾以为神奇。叔明就题其上曰：《岱宗密雪图》，自夸以为无一俗笔。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缀以赠。陈氏宝此图百年，非赏鉴家不出。（（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05-11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吴宽是成化八年（1472）状元，官至礼部尚书，擅长书画，曾多方寻求苏轼的《宝绘堂记》墨迹，当在老友沈周家再见此图时，吴宽在后面写了一个很长的题跋，写下来他朝思暮想的感受：苏长公翰墨，余夙好之，但闻即往请阅。此卷十年前在都下观于云村之寓。予浼朱翼云图之，不得，故尝想之。（（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82页。凤凰出版社，2010。）袁中道曾因袁宗道的关系，结交很多京师的名人雅士，袁宗道死后，故人或逝或隐，相继离去。袁中道形容自己是“寒鴈一影，飘零天末”。他把兄长与这些名士的交游诗稿整理好后交给装裱工装裱，并交代“不可轻以示人”，以免“为寒具污却”。并感慨道：“鸣呼！予虽欲不入空门，其可得乎！”既表达了自己的高雅，又是不再有知音的感慨。（（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之二十一》，第8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事实上，袁中道并没有出家，而是依然不停地在功名的旅途上奋力行走，十六年后，他也考中了进士。我们无法知道袁中道在这里是一种自我标榜，还是真情流露，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的心目中也有离俗近雅的情节。陆容《菽园杂记》中有官员对于“读书”与“读律”的探讨，一部分人认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一部分人认为：“持法勤事之士”是“俗流”：“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此虽讥切时事之言，然律令一代典法，学者知此，未能律人，亦可律己，不可不读也。《书》言“议事以制”，而必曰“典常作师”，其不可偏废明矣。尝见文人中有等迂腐及浮薄者，往往指斥持法勤事之士，以为俗流，而于时制漫不之省。及其临事，误犯吏议，则无可释，而溺于亲爱者，顾以法司为刻。良可笑也。（（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22-4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官员是社会的管理者，试想，一个不懂得社会规章制度的官吏，如何律己律人？他们之所以讥笑“持法勤事”的官员为“俗流”，是因为他们认为，即便是做官也应该做一个高雅而远离俗事的“清官”。2．雅玩的经济因素。明代主要有三个“雅玩”的群体，第一是有功名的文人，第二是布衣文人，第三是经商之人。从经济状况的角度上看，绝大多数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群。从本文对文人经济状况的分析，可知在取得功名后，绝大多数可以过上优裕的生活，正是这种经济条件决定了他们可以过上悠闲的业余生活。另外，还有一部分人依靠经商成为富人，玩起了琴棋书画，甚至赋诗作词，试图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3.雅玩的官场风气因素。文人集团爱雅好玩还与官场的风气密不可分。第一，很多人十年寒窗，好不容易进入官场，却会因为种种因素早早致仕返家，长期过着“不治生产”的生活，一生以书画、古玩自娱自乐，顾起元笔下的姚汝循便是其中之一：姚叙卿先生，年二十余，举嘉靖丙辰进士，官太守。再出，以事忤江陵意罢归。优游里中，垂三十年，以诗文书法自娱。所著有《锦石山房稿》，其文不事溪刻，而清真恬淡，类其为人。诗亦与文埒，字结构师欧阳询，劲媚遒隽。家富而工赏鉴，所储古画、鼎彝之类甚伙，屋室花石，雅致独绝，一代之伟人也。（（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3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二，有些人进入官场以后，以贪图享乐为追求，热衷于歌舞笙箫的浮华生活方式。沈德符云：至若京官自政事之外，唯有拜客赴席为日课。（（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三，官场复杂，清玩也是自保、交往的一种方式。明代的官场政治十分严酷且愈加黑暗，稍有不慎便卷入争斗的激流中。据焦竑记载，早在明代前期，大臣们就逐渐学会了自保：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逾八十，每与夫人各乘肩舆，循观风阡陌，子孙称觞上寿，备享晚福。一日，坐观澄江洪涨，谕子孙曰：“初东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内阁，时不能平。然使我在内，则天顺初元，当坐首祸，今日安得与汝曹观水为乐哉！”（（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3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王直（1379-1462），永乐二年（1404）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据《明史》：“直以次当入阁，杨士奇不欲也。”（（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六十九》，中华书局，2003。）如果杨士奇促成王直进入内阁，其下场极有可能与于谦相同。在恐怖的政治气氛里，雅玩不仅是避害远祸的逃避之法，也是勾结抱团的手段，沈德符的“梅客生司马”：如松（李如松）为宁远伯成梁长子，有弟如柏、如桢、如樟、如梅，皆至大帅，俱善以酒色苞苴笼致缙绅。有徽州谢存仁号太涵者，为辽阳道参政，如梅为镇帅，出其爱妾一幅画者，与角饮，谢酒酣相娱谑，立遣舆赠之。其人固燕市娼，以美冠都下者。兄弟才术，大都不出此。今杨中丞沧屿镐抚辽时，亦与如柏结义兄弟，曲宴私觌，大抵如前。（（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371-23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四，久在官场，产生了厌倦的情绪，以雅玩作为一种派遣。明汪大成曾为某州同知，他有一封写给方用彬的信札，十分清晰地表露了对官场的厌倦情绪：不佞行作俗吏，深厌折腰，且对簿书，哕恶欲吐。麋鹿之性，解羁镳自适丰草。（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247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明代怀有这种看法的官员不在少数，费宏在《奉林见素书》中云：凤山佳胜，宛然如在目中，恨不撰杖履，往陪幽静之乐。然新一辈子茕疚访落，方此惓惓。先天下之忧而忧，乃贤者素所蓄负也，亦岂容怀珍自洁，以追逐溪山云月为乐事哉？且敝乡数年来，简易便民之政纷更殆尽，如病者已困，又从而汗下之。吾侪小人，方欲得九折之医，抚摩疗养，庶几渐复。而况湖山千里，尝在帡幪之下，宜不忍恝然视之，而姑欲自贪高卧之乐也。（（明）费宏：《费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尽管身心用在国事上，远离尘世却是他们深深的情结。这一点从吴宽的业余生活也有表明：吴文定（吴宽）好古力学，至老不倦。于权势荣利，则退避如畏。在翰林时，于所居之东，治园亭，莳花木，退朝执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节，为具召客，分题联句为乐，若不知有官者。（（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33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第五，官场论资排辈的风气，缺乏竞争机制，很大一部分人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故常常以玩消遣：词林故华贯，国初惟材是畀，不局身格，后独以一甲进士若庶吉士充之，他有与者，辄摈不相容，而其途狭矣。（（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97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第六，雅玩是旅途的一种消遣。明代官员基本上三年一变动，迁调、致仕，以及参加科考的举子也不在少数，特别是明代中晚期社会上集聚了大量的富余文人，他们大多不安于现状，四处交游，寻找机会。这些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共同组成了一幅南来北往的奔走图景，他们大量时间都消耗在旅途之上，玩赏古玩字画则可以打发时间。屡勤雅贶，愧莫能酬。舍亲又承携得返乡国，此岂可以笔札为谢哉？兹具草笔四二矢、通报十册，奉充途次赏赉之费，幸勿以琐亵为罪，至感至感。（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412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①（明）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②据《于少保萃忠全传》：一日，于公出巡未回。贾瑀见院中屏风上有一幅唐人韩干所画《五马归厩图》甚妙，高处露着一条斗方白纸在上。贾瑀看见笔力甚健，一时乘兴，援笔遂写一诗于上，云：“一日行千里，曾施汗血劳。不知天厩外，犹有九方皋。”贾瑀题写毕，既而恐惧，欲涂洗又不可。不数日，于公回院，贾瑀伏地请罪。公问其故，贾瑀禀诉其事。公观诗毕，喜曰：“汝无罪。不过一时乘兴而作，非有意为之，何罪之有？吾前日见汝能文，今又能诗，可为小有才者。自后伏侍上司，当小心谨慎，不可造次。”正分付间，适值公案桌歪欹。公遂命贾瑀取一木片衬垫平正，其案桌遂不歪欹。公因谓贾瑀曰：“汝既能诗，可将衬桌之事为题，作诗一首。”瑀不索纸笔，即口占一诗云：“寸木原因斧削成，每于卑处建功名。一朝衬进台端下，能与人间定不平。”公闻贾瑀所吟之诗，极口称赞曰：“观汝才华若此，不宜久处于下。”遂即收为本院巡吏。后考满进京考中，除官经历。后累官至工部员外，寻升江西参政，与苏州府知府况钟同登三品之职。（（明）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第58-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③（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54-15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④（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57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52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3317-33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正德十五年，武宗自南都还，驾过镇江，临幸了阁老杨一清的府邸。杨一清对武宗的喜好十分了解，刻意选择了一些长相俊俏的伶人伺候他，并在府第里放了很多假山石。武宗启程之时，带走了一个长相白皙的歌童。（（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838-28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又因喜爱杨一清的假山，命取数石，一同回京。（（明）焦竑：《玉堂丛语》，第88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杨一清是明代的栋梁之臣，曾在西北巡边多年，为西北边境的安宁做出过卓越贡献；回京后官至内阁首辅，有“出将入相，文德武功”之誉。尽管其功勋，但在险恶的官场能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五十余年，不得不说也很有一套处世哲学。武宗的临幸，杨一清必定不会放过这种千载难逢的时机。
①（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见《历代纪事本末》，第2167页。中华书局，1997。
②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三册，赣皖卷，第8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③（明）王世贞：《觚不觚录》，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④（清）袁枚：《随园诗话》，卷六，第100页。凤凰出版社，2009。
①《石渠宝笈·卷三十》，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29-16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360-361页。中华书局，2007。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840-28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840-28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360-361页。中华书局，2007。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38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明）洪应明：《菜根谈》，见吕坤、洪应明著《呻吟语·菜根谈》，第3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③（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05-11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邓之诚：《骨董琐记》，第418页。中华书局，2008。
①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186-187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②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448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①（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130-131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②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1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535-15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5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5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5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邓之诚：《骨董琐记》，第246页。中华书局，2008。
①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47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②（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第647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③明朱谋垔《书画史会要》称邹迪光：以诗文著名海内，有集数十卷，写山水脱尽时格，一树一石必求精妙，盖力追宋元人之用心者。（（明）朱谋垔：《书画史会要·卷四》，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邹迪光中岁罢归，于无锡锡山下筑“极园亭”，与当世公卿文士宴游其中，怡情丘壑，借园林声伎以遣余年。
④（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二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36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贿赂”一词的几层含义在《左传》中即已齐备。《左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其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④（明）傅逊：《春秋左传属事》,卷十六。见《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
①（宋）林之竒：《尚书全解》卷二，“舜典”。见《四库全书》经部,书类。
②（宋）林之竒：《尚书全解》卷二，“舜典”。见《四库全书》经部,书类。
③《尚书注疏》,卷七，“商书”。见《四库全书》经部,书类。
④《尚书注疏》,卷十八，“吕刑”。见《四库全书》，经部,书类。
⑤（明）董说：《七国考》,卷十二，“魏刑法”。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
⑥《云梦秦简》
⑦《前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⑧（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四“刑考”。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
⑨《晋书》卷三十“刑法”。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⑩（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六百五十一，刑法部十七“除名”。见《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
①（唐）长孙无忌：《唐律疏义》，卷十一,“职制下”。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法令之属。
②（明）宋濓：《元史》卷一百二，志第五十“刑法”。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③《明会典》卷一百三十一“刑部六”。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
④《明会典》卷一百三十一“刑部六”。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
⑤（明）刘惟谦：《大明律三十卷条例一卷》，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62册。
①《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六·“刑考”》，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8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正德皇帝的名字叫朱厚照（1491-1521），孝宗长子，两岁即被立为皇太子。1505年，孝宗去世，十五岁的武宗即位，改明年为正德元年。弘治皇帝与皇后张氏感情非常好，一生不纳妃嫔。张皇后为他生了两个儿子，次子早夭，武宗自小就是他们的掌上明珠。武宗小时候非常聪明，讲官所授之书次日就能掩卷背诵，性情宽厚，颇有帝王风范。孝宗对他也着力培养，希望他将来成为太祖朱元璋一样文武兼备的明君，所以弘治皇帝对武宗好动贪玩、好骑射颇为纵容，希望养成他像太祖朱元璋那样尚武的品质。但是，弘治皇帝对儿子这种好玩的潜在危害也存在担忧：帝（弘治）疾大渐，召健等入乾清宫。帝力疾起坐，自叙即位始末甚详，令近侍书之。已，执健手曰：“先生辈辅导良苦。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健等欷歔，顿首受命而出。翌日帝崩。（（清）张廷玉：《明史·列传第六十九》，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武宗不仅没有成为他父亲希望的“贤主”，反而不幸地被弘治皇帝的担忧言中。《明史》也把正德朝官场浑浊的原因归结为武宗的“嬉游”：（正德）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清）张廷玉：《明史·武宗本纪》，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朱国祯《涌幢小品》中有“讲书职分”一条，记载了经筵讲官李廷相给武宗讲读经史的经历：武宗时，李文敏公廷相方进讲，上忽退，游于西苑，公竦立至晚，退坐内臣板房，不敢睡。次日五鼓始御经筵，众以其久候立倦，或不逮往日。及开讲，声音洪亮，理致详明。（（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3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经筵是帝王生活中一件极为重要和严肃的事情，相当于今天学生在校上课，接受老师的知识和教育。武宗从课堂留去西苑玩耍，李廷相站着等候了一天，整个晚上不敢睡觉，直至次日凌晨三四点钟，武宗才回来上课。《明史武宗本纪》把武宗描述为一位荒唐的皇帝。正德十二年起，武宗基本上常住在宣府行宫。即使回到北京，也是住在豹房中，时常私自出行。十四年，宁王宸濠反，王守仁已经生擒了朱宸濠，捷奏传到御驾亲征的武宗面前，武宗命令不要泄露这个机密，要求释放掉朱宸濠，由他自己亲自去抓。武宗还常常下河捕鱼，因捕鱼不慎落水，染上了重病，不久就死去了：（正德十四年）冬十一月乙巳，渔于清江浦。（（清）张廷玉：《明史·武宗本纪》，中华书局，2003。）（十五年）九月己巳，渔于积水池，舟覆，救免，遂不豫。（（清）张廷玉：《明史·武宗本纪》，中华书局，2003。）在正德的各种批评声中，游戏是其主要方面，据焦竑的《玉堂丛语》记载：上倦于政，皆近侍诱引为驰骋荒淫等事。李东阳同刘健等上疏曰：“近日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嬉游渐广。夫奢靡玩戏，非所以崇俭，弹射钓猎，非所以养仁，鹰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胄，战鬬之象，不可施于宫禁。使正人不亲，直言不闻，而此数者交杂于前，臣窃忧之。”（（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21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677页。中华书局，2007。
①（清）张廷玉：《明史·武宗本纪》，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469-24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例如刘玉上书云：窃闻陛下近日颇听信太监刘瑾等，多事逸游。又闻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俱以谏不得行，致仕而去。刘瑾等侫幸小臣，凡其巧为戏弄，不过投陛下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气，惑聪明，妨政理，为损多矣！……徇逸游之乐,弃辅导之臣,违先帝顾命之言,遂瑾等恣肆之计，此诚天理人欲存亡之几，国体治乱安危之系。……孟子曰：“逢君之恶，其罪大。”若瑾等之导逸游，所谓逢君也。……陛下春秋方富，总理万几，辅导大臣既皆引去，内侍老成者又多退闲，则论议安所顾问，燕闲谁与居处乎？必将逸游愈数，侫幸愈亲，忠益之事不闻，谗謟之言日进。如是而政柄不移，政体不紊，未之有也。（（明）刘玉：《陈治忽明忠佞疏》，见（明）万表等《明代经济文录三种》，第27-28页，辽海出版社，2009。）
④（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见《历代纪事本末》第2287-2294页。中华书局，1997。
⑤（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见《历代纪事本末》第2287-2294页。中华书局，1997。
①（明）费宏：《明故巩昌府知府赠光禄寺卿曹公墓表》，见《费宏集》，第679-6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②（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见《历代纪事本末》第2287-2294页。中华书局，1997。
③刘瑾：平天冠一顶。衮龙袍四领。蟒衣四百七十袭。八爪金龙盔甲三十副。金甲二副。金钩三千。金丝碧玉带五条。玉带四千一百六十条。王印一颗。玉琴一张。宝石二斗。牙牌二柜。穿宫牌五百面。金银汤鼓五百件。金二十四万锭。碎金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元宝五百万锭，约银二十五千万两。零银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余物不可胜计。”（（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26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钱宁：金七十扛，共十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万两。碎金银并首饰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柜。金银台盏四百二十副。胡椒三千五百担。苏木七十扛。缎匹三千六百扛。余物不可胜计。”（（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27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江彬：金七十柜，共一十万五千两。银二千二百柜，共四百四十万两。金银首饰五百一十箱。金银汤鼓四百个。余物不可胜计。（（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270-27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④（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见《历代纪事本末》第2287-2294页。中华书局，1997。
①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1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①董其昌的书画作品在当时就有不菲的价值，这一点从叶廷琯的《鸥波渔话》记载中便知董其昌书法在当时风行的程度，且价值不菲：新安一贾人欲得文敏（董其昌）书而惧其赝也，谋诸文敏之客。客令具厚币，介入谒，备宾主之礼，命童磨墨，墨浓，文敏乃起，挥毫授贾，贾大喜拜谢。持归悬堂中，过客见之，无不叹绝。明年贾复至松江，偶过府署前，见肩舆而入者，人曰“董宗伯也。”贾望其容，绝不类去年为己书者。俟其出，审视之，相异真远甚，不禁大声呼屈。文敏停舆问故，贾涕泣述始末。文敏笑曰：“君为人所紿矣！怜君之诚，今可同往，为汝书。”贾大喜再拜，始得真笔。归以夸人，而识者往往谓前者较工也。（（清）叶廷琯：《鸥波渔话》，第6-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②宋龚明之的《中吴纪闻》中有一则故事，或可反映这种问题：方惟深，字子通，本莆田人，其父屯田公葬长洲县，因家焉。最长于诗，尝过黯淡滩，题一绝云：“溪流怪石碍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在世间无妙手，古来何事不由人。”王荆公见之大喜，欲收致门下。盖荆公欲行新法，沮之者多，子通之诗，适有契于心，故为其所喜也。后子通以诗集呈荆公……凡有所作，荆公读之必称善，谓深得唐人句法。尝遗以书，曰：“君诗精淳警绝，虽元、白、皮、陆，有不可及。”子通游王氏之门，极蒙爱重，初无一毫迎合意，后以特奏名授兴化军助教。隐城东故庐，与乐圃先生皆为一时所高。每部使者及守帅下车，必即其庐而见之。（（宋）龚明之：《中吴纪闻》，见《苏州文献丛钞初编》，第63-64页。古吴轩出版社，2004。）刘惟深过黯淡滩的一时感兴之作正好与王安石实行新法的处境相契合，由此得到了王安石的激赏，收入门下。以后，刘惟深不断地把迎合的诗文呈给王安石看，不久授官授兴化军助教。刘惟深退隐之后，也因为与王安石的这段往来而高朋满座。龚明之所云的“初无一毫迎合意”，也暗指刘惟深其后多有迎合之举。王安石曾权倾一时，又是文坛领袖，一旦得其赏识，也可得无量前途。这个例子说明，诗词文赋等纯精神产品有时候更容易打动人心。一旦“感动”了达官显贵，名利双收则指日可待。
③商传：《明代文化史》，第367页。东方出版中心，2007。
④（宋）王厚之：《钟鼎款识》，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①（元）托克托：《宋史·卷二百九十七·列传第五十六》，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②（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五十九》，见《四库全书》，史部,纪事本末类。
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一》，见《四库全书》，史部,编年类。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八十三·通判平乐府事詹公墓志铭》,见《四库存目丛书》，集部。
③（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83-84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①（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王绂夏”》，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②（明）叶盛：《水东日记》，第10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
③据《明史》：一日退朝，黔国公沐晟从后呼其字，绂不应，同列语之曰：“此黔国公也。”绂曰：“我非不闻之，是必与我索画耳。”晟走及之，果以画请。绂颔之，而已逾数年，晟复以书来，绂始为作画。既而曰：“我画直遗黔公不可，黔公客平仲微者我友也，以友故与之，俟黔公与求则可耳。”(（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王绂夏”》，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③
④据朱国祯《涌幢小品》的“笠屐图赞”条：王文恪公作《东坡笠屐图赞》，极佳。其辞曰：“长公开仙，谪堕人界。人界不容，公气逾迈。斥之杭州，吾因以游。投之赤壁，吾因以适。琼崖儋耳，鲸波污漫。乘桴之游，平生奇观。金莲玉带，曰维东坡。戴笠着屐，亦维东坡。出入诸黎，负瓢行歌。十惇百卞，其如予何，其如予何！”（（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二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36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东坡笠屐图》是苏轼流放生活的写照，王鏊此赞虽有以苏轼的遭遇作自我激励之意。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讲述了一段朱元璋与马皇后关于图画的对话：陈思王《画赞序》曰：“盖画者，鸟书之流’。昔明德马后，美于色，厚于德。帝用嘉之，尝从观画。过舜庙见娥皇、女英，帝指之戏后曰：‘恨不得如此者为妃。’又前见陶唐之像，后指尧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为君如是。’帝顾而笑。”（（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通过图画，朱元璋看到了宫女的面貌，马皇后则读出来陶唐的贤明。尽管欣赏的层次不同，但二人都读出来图画所特有的功效。何良俊云：故夫画所见多矣。古人之画，如顾恺之作《考经图》、《列女图》，阎立本作《职贡图》，马和之作《毛诗国风图》，诸人所作《旅獒图》、《瑞应图》、《历代帝王象》、《历代名臣象》诸画，岂可谓之全无关于政理，无裨于世教耶？（（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言下之意，一幅图画，有其一定的寓意，并有其教化的作用。古代很多画家都喜欢画一些固定不变的题材，借以传达一定的的人格精神，如《高士图》：元人喜写《桐阴高士圗》，子久、叔明、云林、幼文俱有之。虽景物各布，而一种潇洒超逸之趣，令人不知人间有利禄事则一也。（（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213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⑤（明）陆粲：《庚巳编·卷第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6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据李日华记载：郭熙以画得名，其子思登科，熙大喜，于县庠宣圣殿内，图山林窠石四壁，雄伟清润，妙绝一时，自云平生极意于此。（（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161页。凤凰出版社，2010。）郭熙以自己的绘画去达到表达对圣人保佑的感激，其中必定有对儿子前途无量的寄托，此举与顾兰供奉关公像十分相似。
②（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第89页。山东书画出版社，2007。
③（明）费宏：《费宏集》，第410-4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④（明）费宏：《费宏集》，第410-4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①（明）费宏：《费宏集》，第410-4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②（明）吕坤：《吕坤全集》，第14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
③（明）吕坤：《吕坤全集》，第14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
④（明）姚旅：《露书》，第27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①张德信：《明代职官年表》，黄山书社，2009。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002-20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002-20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002-20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002-20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十》，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3333-33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据朱国祯记载：吕新吾司寇廉察山西，纂《闺范》一书，弱侯以使事至，吕索序刊行，弱侯亦取数部入京，皇贵妃郑之侄曰国泰者，见之，乞取添入后妃一门，而贵妃与焉，众大哗，谓郑氏著书，弱侯交结为序，将有他志。疑忌者又借此下手，至今其说尚盛，不独败官，将欲啖肉。文之不可轻如此。（（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十》，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3333-33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当时普遍认为，吕坤想利用立太子之事讨好郑贵妃。沈德符在“戊戌谤书”中云，吕坤此举确有投机之嫌：吕新吾司寇初刻《闺范》一书，行京师未久，而皇贵妃重刻之，且为之序，光艳照一时，朝士争购置案头，亦渐有潝訿，而无敢昌言者。吏科给事中戴士衡首发大难，参吕包藏祸心，有敬宗、林甫之谋，而前任御史今全椒知县樊玉衡者继之，举朝骇愕。盖以首篇明德马后进封一事，不免稍碍眼耳。（（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820-28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清）周亮工：《印人传·卷二·书汪尹子印章前》，博雅斋，1977。
①（清）徐康：《前尘梦影录》，第200-201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②据冯梦祯《题何主臣符章册》：何主臣，歙人，名某，字雪渔，以善符章奔走天下。昔年在白下，余召之入官署，授之玉、石、铜，成数十面，俱奇古，有致宝，用至今。主臣去岁满七十，客死承恩寺。搜其橐，惟奇石一座存焉。友人醵金敛之，归其柩。今遂无祝瓣香于主臣者。余闻之丁南羽。主臣之学符章也，破产游吴中，事文休承、许高阳最久，兼得其长，老而益精，遂纵横一时。（（清）黄宗羲：《明文海·卷三百十七·序一百八·“技术”》,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③（清）周亮工：《印人传·卷一》，博雅斋，1977。
④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赣皖卷》，第三册，第6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⑤黄惇：《中国印论类编·上卷》，第285页。荣宝斋出版社，2010。
①（明）汪道昆：《太函集》，第2771页。黄山书社，2004。
①（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八十四》，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19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据朱国祯记载：弘治十三年，陕西都御史熊翀等遣人献玉玺，一云鄠县民毛志学等于赵伦村泥河水滨所得，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色纯白，微青，背有螭纽，周广一尺四寸，厚二寸，翀等以为此秦玺复出也，事下礼部，尚书傅瀚等覆：“自有秦玺以来，历代得丧、存毁、真赝之迹，具载史籍，今所进玺，其篆刻之文既与《辍耕录》等书模载鱼鸟篆文不同，其螭纽又与史传等书所记文盘五龙，螭缺一角，及旁刻魏隶者不类，且又与宋、元所得之玺，色各不同，盖秦之旧玺，更历变故，亡毁已久。今陕西所进，与昔宋、元所得，疑皆后世模仿秦玺而刻之者。窃惟玺之为用，以识文书，防诈伪，非以为宝玩也，自秦始皇得蓝田玉，刻为玺，汉以后传用之，自是转相因袭，巧争力取，意谓得此玺者乃足以受天之命，否则歉然愧耻，以为天命去之，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玺为轻重也，故求不得，则私为刻造，务以欺人，一或得之，辄哗然以为秦玺，君臣色喜，交庆遍祀，以夸示天下，贻笑取讥，千载一律，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神谟睿鉴，高出千古，不师前代之刻，制为一代之玺，文必有义，随事而施，真足以为圣子神孙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万世者矣，列圣相承，率由祖训，百余年来，别无古玺，而受命永昌之福，愈隆愈盛，皇上大德懋昭，天命匪懈，圣躬万福，宗社奠安，正无俟玺而得天之眷，有足征者，今此玺出于陕地，乃遂以为天锡圣符，交献愉悦，盖不自知其非耳，宜姑藏之内府，以备展玩，以彰圣德，以正人心，臣等不胜至愿。”上从之，仍命薄赏志学等白银五两。（（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3176-31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②（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中华书局，2009。
③杨士奇较为为客观地说明了这一点：其人名位大小，古今不可概论，而诗之旨或举其职，或勉其德，以及夫徒御之光华，远行之怀思，皆兼而有之，其庶几孔硕清风之作欤？士皆（刘士皆）虽去此，有离群之念，而时一展玩亦可以自慰矣。（（明）杨士奇：《东里文集》，第125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这是杨士奇写在《刘士皆诗卷》后的一段是跋语。事实上，很多饯行诗感人至深，叶盛的《水东日记》中有《刘宗器送行诗》，记载了正统年间一则送行的感人场面：正统十三年，彭时榜进士，诏选北士为庶吉士，命儒臣教督之，长州刘詹事先生宗器、公安王祭酒先生伯宣亦尝同事。时山东士二人，尹旻同仁、孙昱廷昭也，同仁之言曰：“两先生言行皆可师法。刘先生一日出送行同官之任南京诗一律，命书之，诗成恸哭不能语，忠诚之发，左右莫不感动。其诗曰：“一尊倾罢雨萧萧，客思离情总不消。十载禁林同侍讲，五更青琐共趋朝。西风鸿雁南归急，落日云烟北望遥。此际送君无限意，疏疏杨柳玉河桥。”（（明）叶盛：《水东日记》，第168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非但普通人，即便是君臣的离别，也有感人至深者。宋濂告老还乡，朱元璋作诗以送之，依依不舍之情尽在诗中：宋潜溪太史乞归时，御制诗二句饯之云：“白下开樽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太史续之云：“臣身愿作衡阳雁，一度秋风一度归。”（（明）焦竑：《玉堂丛语》，第77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④（明）刘基：《刘伯温集·上》，第102-10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①（明）刘基：《刘伯温集·上》，第11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②（明）刘基：《刘伯温集·上》，第102-10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③（明）刘基：《刘伯温集·上》，第99-10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④（明）王锜：《寓圃杂记·卷第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3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113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②（明）刘基：《刘伯温集·上》，第95-9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91-17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刘基：《刘伯温集·上》，第12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②从陆容对“哀挽哭悼”之作的叙述中，也可说明这一类问题：古人诗集中有哀挽哭悼之作，大率施于交亲之厚，或企慕之深，而其情不能已者，不待人之请也。今仕者有父母之丧，辄遍求挽诗为册，士大夫亦勉强以副其意，举世同然也。盖卿大夫之丧，有当为《神道碑》者，有当为《墓表》者，如内阁大臣三人，一人请为《神道》，一人请为《葬志》，余一人恐其以为遗己也，则以挽诗序为请，皆有重币入贽，且以为后会张本。既有诗序，则不能无诗，于是而遍求诗章以成之。亦有仕未通显，持此归示其乡人，以为平昔见重于名人，而人之爱敬其亲如此。以为不如是，则于其亲之丧有缺然矣。于是人人务为此举，而不知其非所当急。甚至江南铜臭之家，与朝绅素不相识，亦必夤缘所交，投贽求挽。受其贽者，不问其人贤否，漫尔应之。铜臭者得此，不但裒册而已，或刻石墓亭，或刻板家塾。有利其贽而厌其求者，为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及其印行，则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526-5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46-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④（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34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19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1928-19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2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138-21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2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⑥（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⑦（明）焦竑：《玉堂丛语》，第80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1950-19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66-25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1950-19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刘基：《刘伯温集·上》，第98-9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⑤（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146-2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王叔果：《王叔果集·卷九》，第235-237页。黄山书社，2009。
②（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0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③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62-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①（明）黄姬水：《江西按察司佥事赵公汴行状》，见焦竑《国朝献征录》。《续修四库全书》，第529册，史部，传记类。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1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明）姚旅：《露书》，第21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①（明）叶盛：《水东日记》，第248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刘基：《刘伯温集·上》，第88-8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②（明）王叔果：《王叔果集·卷九》，第225页。黄山书社，2009。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王叔果：《王叔果集·卷十一》，第289-290页。黄山书社，2009。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06-25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30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③（明）杨循吉：《苏谈》，见《苏州文献丛钞初编》，第171页。古吴轩出版社，2004。
④（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6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八·列传第一百七十六·文苑四》，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②（明）叶盛：《水东日记》，第272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
③（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3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④《古董琐记》中有《藏书印》一条，从藏书印的印文便知古代读书人对于书籍的钟爱：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印云：“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饭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钱叔宝藏书木记云：“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给。有假不返曹神诛，子孙不保真其愚。”遗经堂主人楷书印云：“昔司马温公藏书甚富，所读之书，终身如新。今人读书，恒随手抛置，甚非古人遗意也。夫佳书难得易失，稍一残缺，修补无从。每见一书，或有损坏，辄为愤惋，如对残废之人。数年来，收罗略备，卷帙斩然，所以遗吾子孙者至厚也。后人观之，宜加珍掮，即借吾书者，亦望谅愚意也。遗经堂主人记。”赵文敏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姓，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毋宁舍旃。”青浦王述阉祠堂藏书楷书木印云：“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剧劳勚。愿后人，勤讲肄。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勿废置。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棰。述庵传诫。”海宁陈简庄印云：“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又一印云：“精校善本，得者珍之。”（邓之诚：《骨董琐记》，第97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
⑤吕坤《书厨记》：余自少为举子业，举子业者，自四书外治一经，次则近世士夫夫所纂论策筌蹄，次则初场时义，少暇则旁涉四经，及左传、国语，及迁、固史记、汉书，大较纔数百卷，几经墨迹，或再三更而背护，纸角曲局，两端氃氋，手泽渍渍然几遍矣。又舍敝，或浥于雨，或蠹，余力不能恤也，然甚怜之。隆庆壬申，余作书厨二，饰以丹漆，藏旧业也。乃余既登第，无用讲生时诵读矣，遂置子集诗赋文选百家诸书几万卷。又书商善趋利，字真纸莹，磋如玉美者，缃帙属綇，令人不沐手不忍触也。余又甚怜之，贮二厨焉。时开键一谛玩，则洒然而喜。视少所读者敝垢可憎，刺列不堪共贮，寻以绳约之，阁诸梁上。尘没指，鼠往来穴其中，或啮其字，断烂不可以读。余懵不复省记矣。万历癸酉夏，翻阅于书舍，倦乃隐几曲肱焉。有敝衣书生（吕坤）呼余曰：“识某不识某？”余曰：“不识也。”生泫然曰：“予，子之菅蒯焦也。子成名惟予。今富贵，相忘矣。”赋晨风而去。余觉而叹曰：“此书祥也，谓我寡恩。”乃次其卷帙，置之书厨第一架，使万卷者下之。（（明）吕坤：《吕坤全集》，中华书局，2008。）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75-17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卷十七》，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③邓之诚：《骨董琐记》，第251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
④谢肇淛云：少时读书，能记忆而苦于无用；中年读书，知有用而患于遗忘。故惟有著书一事，不惟经自己手笔，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阅简编，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尽留心，败笥蠹简，皆为我用。始知藏书之有益，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明代著名的藏书家徐曾铭其书屋云：少弄词章，遇书则喜，家乏良田，但存经史。先人手泽，连篇累纸，珍惜装潢，不忍残毁。补缺拾遗，坊售肆市，五典三坟，六经诸子。诗词集说总兼，乐府稗官咸备。藏书匪称汗牛，考核颇精亥豕。虽破万卷有之余，不博人间之青紫。茗碗香炉，明窗净几，开卷朗吟，古人在此。名士见而嘉叹，俗夫闻而窃鄙。淫嗜生应不休，痴癖死而后已。此乐何假南面百城，岂曰夸多而斗靡者也。（邓之诚：《骨董琐记》，第99-100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
⑥谢肇淛云：王元美先生藏书最富，二典之外，尚有三万余，其它即墓铭朝报，积之如山。其考核该博，固有自来，汪伯玉即不尔。岂二公之学，有博约之分耶？然约须从博中来，未有闻见寡陋，而借口独引者。新安之识，固当少逊琅琊耳。近时则焦弱侯、李本宁二太史皆留心坟素，毕世讨论，非徒为书簏者。余与二君皆一交臂而失之，未得窥其室家之好也。（（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陆容云：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钞录。闻《五经》印版，自冯道始。今学者蒙其泽多矣。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磨，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占毕，而不得一见者多矣。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议及者，无乃以其近于不厚与。（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三》，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邓之诚：《骨董琐记》，第123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74-9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1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05-10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都穆：《都公谈纂·卷上》，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553-5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99-26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80-9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5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姚旅：《露书》，第26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①（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26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②（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27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③（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270-27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④（明）无名氏：《天水冰山录》，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96-24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⑤（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清）张廷玉：《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②（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27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③（清）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七·列传·佞幸》，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④（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27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⑤（明）严嵩：《钤山堂集·卷二》，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36册。
⑥（明）严嵩：《钤山堂集·卷三》，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36册。
⑦（明）无名氏：《天水冰山录》，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10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王世贞：《觚不觚录》，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③（明）无名氏：《天水冰山录》，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10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①（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②（明）田艺蘅：《留青日记》，见《明代野史丛书·明太祖平胡录》，第27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③（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百家出版社，1998。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116-21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卷二十》，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②（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巻十七》，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巻九》，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明）王锜：《寓圃杂记·卷第十》，见《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②（明）王锜：《寓圃雜記·卷第九》，见《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③《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五画家》，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④（明）王锜：《寓圃杂记·卷第十》，见《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①（明）曹安：《谰言长语》，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
②（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五十二·列传第四十》，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③周冕曾与杨士奇同在史馆，修完《永乐大典》后，周冕升春坊司谏，辅导皇太子。就在这个位子上，他给杨士奇送来了书籍：右《四书集注》三册，刻板在鄞。……吾得之春坊司谏周冕汝服，盖鄞人云。”（（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卷十七》，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当时围绕太子之位的争斗十分激烈，周冕最后还是死在了这场斗争中，罪名是“辅导皇太子有缺”。（（清）张廷玉：《明史·卷七·本纪第七·成祖三》，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周冕用心维护与首辅杨士奇的关系，多少有寻求政治靠山的用意。同在史馆的人，有些人其后留在朝中做官，有些则去地方做了官，他们时常搜罗一些好帖佳书送给杨士奇。据杨士奇有《按察洪遵道先生顺》可大略了解洪遵道的大致行状：洪顺，字遵道，怀安人。永乐二年进士，时初选翰林庶吉士二十八人，以比二十八宿，顺与焉。引见，上勉以立志进学，久之授刑部主事。有李将军者，诈取囚金反诬吏张缘受之，同列畏李之强，皆欲坐缘，顺曰：“李固可畏，缘不可怜耶？”竟坐李。仁宗监国，称其廉洁持法，赐敕褒嘉。未几，左迁行人，寻命与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诸书。丁艰起，复升山东按察佥事。时山东遭唐赛儿之乱，顺至，划理冤抑，抚循凋瘵。……寻升按察使命下而卒。”（（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四十一》，见《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洪遵道在京时就有书赠，在山东为官时也不忘把泰山刻石的佳拓送给杨士奇。杨士奇爱下棋，就有人送来棋书，《橘亭幽兴集跋》中云：右《橘亭幽兴集》一册，集古棋法也。友人邓存诚数与余棋，余不能胜。存诚授余此集，自是余颇胜存诚，然仅胜存诚而巳耳，未有以胜余人也。”（明）何乔远：《皇明文征·卷五十一》，见《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28-329册。）监察御史王守真，为苏州推官时，间或为杨士奇访得一些书籍，进京时送给杨士奇。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355-23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60-25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60-25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见《四库全书》，史部,纪事本末类。
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60-25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60-25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60-25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111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④（明）王锜：《寓圃杂记·卷第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3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604-605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②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604-605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①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81-82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②用这种方式送诗、送文、送画为官员歌功颂德的现象十分普遍，董其昌在为《济川图》题跋是云：“邑侯济川沈公，以循良为江南冠冕。鸣琴（典故：官某地政简弄轻）之暇，好奖进文学知名士。于是某某以感徳殉知之意，属郡中名手，共绘《济川图》赠侯。”（（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第108页。山东书画出版社，2007。）
①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602-603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③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416-417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④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71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⑤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90-91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①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90-91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②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239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③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239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①（明）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品之属。
②（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九十八·赵志皋传》，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①（明）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品之属。
②（明）焦竑：《萧敬墓表》，见焦竑《国朝献征录》。《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25-531册。
③（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九十八·列传第八十六》，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①（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九十八·列传第八十六》，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①（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206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①（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②（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③（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二》，见《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
①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第96页。百家出版社，1998。
②（明）唐寅：《唐伯虎全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
③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第96页。百家出版社，1998。
④（明）唐寅：《唐伯虎全集》，第641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
①（清）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邓之诚《董思白为人》云：董思白乡豪横，为乡人火其居。某书为之辩，以为乌程董浔阳事，讹传者非也。思白老而渔色，招致方士，专讲房术，尝篡夺诸生陆绍芳佃户女绿英为妾。诸子皆横，次子祖权尤肆，实主夺女事。时人谱《黑白传》以讥之，第一回曰：“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绍芳有陆黑之称也。思白也疑一范生所为，督责之不已。生誓于城隍庙，不数日暴死。范母若妻缟素哭于思白之门，祖权率诸仆执而挞之，至剥裤捣阴。范、董本姻戚，人心大不平，范子启宋讼之公廷。时郡县俱缺官，无所决。大众万人聚而不散，遂共焚思白龙门里之宅。白龙潭东北隅，建一阁，名曰护珠，时挟侍姬登焉，亦付一炬。衙宇寺观所题扁额，击毁殆尽。思白挈家避居湖州沈氏凉山别墅，时万历四十四年。事闻于上官，卒以董氏不直，薄惩一倡首者而案结。乙酉秋，思白冡孙庭，剃发思内应清兵，为乡人所戮。诸孙刚，以谢尧文案亦骈斩。事详文秉《定陵注略》及曹家驹《说梦》。思白书画可称双绝，而作恶如此，岂特有玷风雅！视张二水媚珰，同一无行止。至今犹贵其书画，殆未详其为人。施愚山言思白年八十五，临殁索妇人红衫绛襦为服乃绝。予谓若赵，若董，若王觉斯，若张得天，若刘石庵，书法非不工，特有姿无骨，皆人品限之。得天事清高宗，自居于俳优之列。石庵媚事和坤，尝为和珅书屏条，上款“致斋尚书命书”，自署下款极恭谨，予曾于古肆见之。（邓之诚：《骨董琐记》，第147页。中华书局，2008。）
①（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清）王士祯：《香祖笔记·卷四》，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03-11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九》，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徐祯卿：《徐祯卿全集·卷六》，第794-7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①（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402页。中华书局，2007。
②（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5页。中华书局，2009。
①（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3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
②（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6页。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
③（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百家出版社，1998。
①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百家出版社，1998。
②（明）文徵明：《寿大中丞见素林公叙》，见《甫田集·卷十六》。《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明）文徵明：《甫田集·卷四》，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林俊：《寄李宫保》，见林俊《见素集·卷二十八》。《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明）林俊：《寄李宫保》，见林俊《见素集·卷二十三》。《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明）文徵明：《谢李宫保书》，见《甫田集·卷二十五》。《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文嘉：《先君行略》，见《甫田集·巻三十六·附録》。《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文徵明：《谢李宫保书》，见《甫田集·卷二十五》。《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百家出版社，1998。
②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百家出版社，1998。
③（明）黄佐：《泰泉集·卷十四》，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第219页。百家出版社，1998。
②据焦竑《玉堂丛语》“巧艺”条：高棅善画，法米南宫。方壶子画妙一时，初识棅，称赏不置，曰：“异时当为名家。”在翰院二十年，四方求诗画者，争致金帛，修饩岁常，优于禄入。（（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56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高棅（1350-1423），福建长乐人，闽中十才子之一。永乐初，以布衣征为翰林待诏。擅长诗歌、书法、绘画。从生活的年代上看，高棅应该属于明代依靠书画技能获益最早的一批文人。周天球，字公瑕，太仓人。年十六随父徙吴，仍就州籍，试补府学诸生。从文徵明游，治经生业，名日起，年四十，患奇疾，遇神医得愈，即弃诸生，肆力诗文，兼善大小缘古隶行楷法。海内慕其书者辐凑，一时丰碑大碣皆出其手。都中贵人争相延致，天球反以为惭，辞归，求书翰者益多。（《乾隆苏州府志》，卷六七，《流寓》。）周天球在有了清誉的口碑后社会益重其翰墨，这种名声所造成的人气也给他带来了滚滚的宏利：周幼海晚年辞诸生，以书法行海内，其诗颇有佳句，家亦渐起。买宅于胥门内，园亭幽胜，水树回环。（（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八（《鬼怪·周公瑕》）》，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第398页。百家出版社，1998。
④（明）王世贞：《文先生传》，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十三》。《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21-16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54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明）冯梦龙：《智囊全集》，第173页。中华书局，2007。
②（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巻一百四十九》，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①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百家出版社，1998。
①（明）黄佐：《衡山文公墓志铭》，见黄佐《泰泉集·卷一》。《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三》，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清）黄宗羲：《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二·墓文四·文苑》，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①（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三》，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三》，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明）冯时可《冯元成集·卷五十》，见《四库禁毁书丛刊》，第61-64册。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2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百家出版社，1998。
③（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⑤（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9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⑥蔡清德：《十五至十六世纪金陵书法的地域性考察》，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
①（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3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李绍文：《皇朝世说新语》，见《四库存目丛书》，子部，244册。
①（明）黄佐等：《殿阁词林记·卷二十》，见《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
②（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四》，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63-25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63-25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周晖：《金陵琐事》，卷二，第89页。南京出版社，2007。
②据《佩文斋书画谱》：李在，字以政，莆田人。山水细润者宗郭熙，豪放者宗夏珪、马远，多摹仿古人，笔气生动，四方贵其尺缣。宣庙时与戴文进、谢庭循、石锐、周文靖同待诏直仁智殿。（《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五画家》，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③（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六，第60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④（清）徐沁：《明画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⑤如李翊云：宣德间，昆山画士谢庭循虽以画蒙宠，终日侍御围棋。时钱塘戴文进画法极高，与等辈十八人行取至京，皆不及戴者。考试，令戴画龙，戴本以山水擅名，非其本色。随常画龙皆四爪，呈御，上大怒，曰：“我这里用不得五爪龙。”着锦衣卫重治，打御棍十八发回。（（明）李翊：《戒庵老人漫笔》，见《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
①（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六，第60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②（明）李开先：《中麓画品》，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065册。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孙承泽对此就提出过疑问：文进画有绝劣者,遂开周臣、谢时臣等之俗。至张平山、蒋三崧等恶极矣、皆其流派也。不有文沈两公一起而继宋元之绝学，风雅不几扫地耶？世传宣庙时，召文进至京，令作《钓雪图》，一人衣绯，有谮者谓：“绯乃朝服，不宜钓鱼。”遂罢回。此三家村中语也。宣庙善画，尝见御制《雪山图》，一人衣绯，策杖入寺，此岂朝服耶！其不取文进定有在也。（《庚子销夏记·卷三》,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⑤（明）韩昂：《图绘宝鉴续编》，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①（明）朱谋垔：《画史会要·卷四》，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②（清）王毓贤：《绘事备考·卷八》，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③（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卷十六》，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卷四》，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李开先：《中麓画品》，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065册。
③（明）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十》，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明）胡俨：《颐庵文选·卷上》，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卷二十二》，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明）王直：《抑庵文集·卷二》，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明）杨荣：《文敏集·卷十四》，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黄佐：《翰林记·卷二十》，见《四库全书》，史部,职官类,官制之属。
①（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卷十五》，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胡俨：《颐庵文选·卷上》，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明）胡俨：《颐庵文选·卷上》，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④（明）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十》，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⑤（明）胡俨：《颐庵文选·卷上》，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①（明）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十》，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杨士竒：《东里续集·卷四》，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3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3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王直：《抑庵文集·卷二》，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②（明）王直：《抑庵文集·卷二》，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明洪武至崇祯。
③《佩文斋书画谱·卷八十六·历代名人画跋六》，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④（明）李开先：《中麓画品》，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065册。
⑤（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六，第60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①《浙江通志·卷一百九十六·方技上》，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
②《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五·画家》，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③《浙江通志·卷一百九十六·方技上》，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
④（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3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⑤（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三十八》，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1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213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②（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88-89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①（明）叶盛：《水东日记》，第272页。中华书局，1980。
②（明）焦竑：《玉堂丛语》，第160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③（明）王锜：《寓圃杂记》，第73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二十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0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莫云卿：《明莫云卿评书》，见《佩文斋书画谱·卷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六·“淳化阁帖”》，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899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①容庚：《丛帖目》，第一册，卷三，历代三“停云馆帖”。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③（明）杨士奇：《东里文集》，第142页。中华书局，1998。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王世贞：《觚不觚录》,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③邓之诚：《骨董琐记》，第65页。中华书局，2008。
④（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3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②（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二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3647-36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85-86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②（明）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卷四十·书旨上》，《四库存目丛书》子部112册，齐鲁书社，1995－1997年版。
③（明）朱谋垔：《续书史会要》，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
④（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第189页。凤凰出版社，2010。
⑤（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王锜：《寓圃杂记·遗文》，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3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杨士奇：《东里文集》，第125页。中华书局，1998。
②（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四》，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7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七》，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之二十一》，第917-9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②（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③（明）黄宗羲：《思旧录》，海南出版社,2001。
④（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第16页。见《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2。
①（明）王世贞：《觚不觚录》，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②（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8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47-16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黄瑜：《双槐岁钞·第六卷》，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1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之十二》，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6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五》，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409-4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④（宋）苏轼：《东坡全集·卷六十六·奏议九首》，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宋建隆至靖康。
⑤（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⑥（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续集》，见《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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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之十一》，第5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②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941-950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③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978-979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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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近）许承尧：《歙事闲谈·卷一》上册，第15-16页，黄山书社，2001。
①（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陈志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353-354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③（明）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品之属。
④（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
①（清）王士祯：《香祖笔记·卷四》，大连图书供应社,1935。
②钱镜塘：《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第六册，第1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③（元）托克托：《宋史·卷三百一十六》，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①（明）朱国桢：《涌幢小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②（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2593-25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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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杨一清：《杨一清集》（上下册），中华书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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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严嵩：《钤山堂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33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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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世贞：《凤洲笔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黄美中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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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陈继儒：《陈眉公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38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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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张旭：《吴中人物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541册。
（明）文震孟：《姑苏名贤小纪》，《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541册。
（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533-536册。
（明）黄姬水：《黄淳父先生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6册。
（明）张献翼：《吴中人物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097册。
（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50-53册。
（明）王衡：《缑山先生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78-9册。
（明）申时行：《赐闲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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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邓云霄：《百花洲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78册。
（明）邹迪光：《文府滑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322册。
（明）邹迪光：《始青阁稿》，《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3册。
（明）茅元仪：《石民江村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070册。
（明）申时行：《纶扉简牍》，《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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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葛一龙：《葛震甫诗》，《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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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冯梦龙：《冯梦龙全集》，江苏古籍，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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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冯梦龙：《古今谭概》，中华书局，2007。
（明）冯梦龙：《醒世恒言》，齐鲁书社，2008。
（明）冯梦龙：《喻世明言》，中华书局，2009。
（明）冯梦龙：《警世通言》，中华书局，2009。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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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张丑：《真迹日录》，《四库全书》子部八·艺术类书画之属。
（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四库全书》子部八·艺术类书画之属。
（明）朱存理：《赵氏铁网珊瑚旧题》，《四库全书》子部八·艺术类书画之属。
《明会典》,《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
《明清野史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
《明代笔记小说大观》（全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全24册），文物出版社，2001。
《故宫藏历代书画图目》（北京\台北）。
《明代经济文录三种》（全3册），远海出版社，2009。
《清朝野史大观》（上中下册），江苏广陵古陵刻印社，1998。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故宫藏画大系》（全16册），国立故宫博物院，民82。
《明清徽人年谱合刊》（上下册），黄山书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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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部丛刊》三编，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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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张怡：《玉光剑气集》，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元明史料笔记，中华书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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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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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曹溶：《明人小传》，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中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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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继佐：《罪惟录》，《四部丛刊》三篇，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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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书店，2005。
（清）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中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清）周亮工：《尺牍新钞》，《丛书集成初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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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景中：《附庸风雅和艺术欣赏》，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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