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刻画符号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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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对新石器时代至商代末期刻画符号的系统整理和研究。所谓刻画符号,是指刻划或描绘在陶器、玉石、龟甲、兽骨、鹿角、木锥上的表示一定意义的符号。这类符号系先民有意刻画而成,是探究远古社会的活化石。中国早期刻画符号的研究对于探讨华夏文明和汉字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由上编、下编和附录三部分组成。
上编对新石器时代至商代末期的刻画符号进行了系统整理。收集了2013年之前公布的刻画符号,利用考古学、古代文明的研究成果,以区系呈现出来。汇集刻画符号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其进行梳理分析,间表己意。上编分为四章：第一章为绪论,在绪论中我们首先对刻画符号等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界定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接着我们对刻画符号的研究历史进行了回顾。最后阐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原则及意义。第二章按区域对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进行了系统整理,各区域依次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和东北华南地区。第三章按文化对夏商时代的刻画符号进行了系统整理,各文化依次为夏文化、商文化、夏商王朝周边地区文化。第四章总结了中国早期刻画符号的分布、特征和整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下编对中国早期刻画符号进行了研究。第一章分析了刻画符号与纹饰的区别与联系,总结出判定刻画符号的方法。第二章对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文化的刻画符号进行了分析,对中国早期刻画符号在不同文化间的传播和交流进行了研究。第三章对双墩文化刻画符号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首先,分析了双墩文化刻画符号的特点与性质；其次,对双墩文化刻画符号进行了分类与释读；最后,对双墩文化刻画符号进行了量化分析并指出其对汉字起源研究的启示。第四章利用刻画符号的整理研究成果对汉字形成的背景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附录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附录一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一览表,附录二是中国早期刻画符号所属考古学文化一览表,附录三是中国早期刻画符号一览表。
This thesis is focusing on the carved symbols. In this paper, we arranged carved symbols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Shang Dynasty in China, then studied on them. The carved symbols descriped or painted on pottery, jade, tortoise shell, animal bone, antler, wooden cones, express a certain meaning. It is a living fossil to explore ancient society, is useful to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haracters.
There are three parts in this paper. They are the first volume, the second volume and Appendices.
In the first volume, we collected carved symbols from the Neolithic age to the late Shang Dynasty published before2013. This volume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Chapter one is the introduction, mainly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reseerarch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clarifies the definition of early carved symbols of China; Chapter two mainly introduces the Neolithic carved symbols; Chapter three mainly introduces the carved symbols inXia and Shang dynasty; Chapter four mainly summarizes the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the early carved symbols, and some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ing.
In the second volume, we researched on the early carved symbols in China. Chapter one mainly introduces the crietion of carved symbols; Chapter two mainly makes a analysis on carved symbols of Yangshao culture, Dawenkou culture, Daxi culture, Shijiahe culture and Liangzhu culture; Chapter three mainly researches the carved symbols of Shuangdun culture. Chapter four researches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ters.
The appendix is a beneficial supplement to the text. Appendix one is the Neolithic archaeological culture list, appendix two is the early Chinese symbols list.
本文由上编、下编和附录三部分组成。
上编对新石器时代至商代末期的刻画符号进行了系统整理。收集了2013年之前公布的刻画符号,利用考古学、古代文明的研究成果,以区系呈现出来。汇集刻画符号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其进行梳理分析,间表己意。上编分为四章：第一章为绪论,在绪论中我们首先对刻画符号等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界定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接着我们对刻画符号的研究历史进行了回顾。最后阐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原则及意义。第二章按区域对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进行了系统整理,各区域依次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和东北华南地区。第三章按文化对夏商时代的刻画符号进行了系统整理,各文化依次为夏文化、商文化、夏商王朝周边地区文化。第四章总结了中国早期刻画符号的分布、特征和整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下编对中国早期刻画符号进行了研究。第一章分析了刻画符号与纹饰的区别与联系,总结出判定刻画符号的方法。第二章对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文化的刻画符号进行了分析,对中国早期刻画符号在不同文化间的传播和交流进行了研究。第三章对双墩文化刻画符号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首先,分析了双墩文化刻画符号的特点与性质；其次,对双墩文化刻画符号进行了分类与释读；最后,对双墩文化刻画符号进行了量化分析并指出其对汉字起源研究的启示。第四章利用刻画符号的整理研究成果对汉字形成的背景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附录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附录一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一览表,附录二是中国早期刻画符号所属考古学文化一览表,附录三是中国早期刻画符号一览表。
This thesis is focusing on the carved symbols. In this paper, we arranged carved symbols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Shang Dynasty in China, then studied on them. The carved symbols descriped or painted on pottery, jade, tortoise shell, animal bone, antler, wooden cones, express a certain meaning. It is a living fossil to explore ancient society, is useful to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haracters.
There are three parts in this paper. They are the first volume, the second volume and Appendices.
In the first volume, we collected carved symbols from the Neolithic age to the late Shang Dynasty published before2013. This volume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Chapter one is the introduction, mainly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reseerarch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clarifies the definition of early carved symbols of China; Chapter two mainly introduces the Neolithic carved symbols; Chapter three mainly introduces the carved symbols inXia and Shang dynasty; Chapter four mainly summarizes the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the early carved symbols, and some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ing.
In the second volume, we researched on the early carved symbols in China. Chapter one mainly introduces the crietion of carved symbols; Chapter two mainly makes a analysis on carved symbols of Yangshao culture, Dawenkou culture, Daxi culture, Shijiahe culture and Liangzhu culture; Chapter three mainly researches the carved symbols of Shuangdun culture. Chapter four researches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ters.
The appendix is a beneficial supplement to the text. Appendix one is the Neolithic archaeological culture list, appendix two is the early Chinese symbols list.
引文
① 沈兼士：《从古器物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68-69页。此文系沈先生1927年3月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开东方考古协会年会时的讲演,载《辅仁学志》一卷一期。
① 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语言学名词》,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0页；沙宗元：《文字学术语规范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2-114页。
②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又见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39页。
①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学学报》第三期,1969年；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43-73页。
② 张光裕：《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的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2卷,1981年,第91-151页。
③ 陈昭容：《从陶文探索汉字起源问题的总检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七本第四分,1986年。
④ 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又见高明：《高明论著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⑤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30-36页。
①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② 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语言学名词》,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2页；
③ 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语言学名词》,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0页。
④ 王元鹿：《比较文字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
⑤ 王蕴智：《从远古刻画符号谈汉字的起源》,《中国书法》2001年第2期；又见王蕴智：《字学论集》,河南美术出版社,第33-45页。
① 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44页。
① 安特生(J. G Andersson)著,乐森碍译：《甘肃考古记》(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地质专报》甲种第5号,1925年发行,文物出版社重印,2011年。
② 《殷契佚存》唐序,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1933年刊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
③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1981年,第77-78页。
④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74-75页。
⑤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城子崖》,1934年,第53-54页。转引自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南阳大学学报》第三期,1969年；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从》,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43-73页。
⑥ 巴尔姆格伦(Nils Palmgren),《半山及马厂随葬陶器》,《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三号第一册,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印行,1934年。转引自陈昭容：《从陶文探索汉字起源问题的总检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七本第四分,1986年。
⑦ 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938年,第24-25页。
⑧ 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1937年；又见西安半坡博物馆：《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552-557页。
① 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印行,1942年,第15、35-36页。
② 石兴邦：《丰镐一带考古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1期；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黄河三门峡水库考古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
③ 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1-144页。
④ 西安半坡博物馆：《铜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第26-30页。
⑤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15页。
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96-198页。
⑦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2页。
⑧ 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第32-35页。
⑨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学学报》第3期,第1-28页；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43-74页。
⑩ 陈炜湛：《汉字起源试论》,《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第72页。
11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19页。
12 陈全方：《周原出土陶文研究》,《文物》1985年第3期,第67页。
13 高明：《略谈古代陶器符号、陶器图像和陶器文字》,《学术集林》卷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又见高明：《高明论著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29-242页；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第47-59页。
①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又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2页。
② 严汝娴：《普米族的刻划符号——兼谈对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的看法》,《考古》1982年第3期,第312-315页。
③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又见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39页。
④ 李乔：《半坡刻划符号研究中的新发现》,《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第44-47页；李乔：《再次证明半坡陶文是古彝文始祖》,《楚雄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李荆林：《女书与史前陶文研究》,珠海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⑤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73页。
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莒县博物馆：《莒县杭头遗址》,《考古》1991年第12期,第1057-1071页。
⑦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莒县博物馆：《莒县大朱家村大汶口文化墓葬》,《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第169-173页。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7-119、255页。
⑨ 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249-308页。
⑩ 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第32页。
11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第72-73页；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又见《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第80-81页。
12 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第185-227页。
13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又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2页。
14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65-169页。
15 尚民杰：《柳湾彩陶符号试析》,《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第29-34页。
16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109-136页；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页。
①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3、87页；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的试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黄宣佩、张明华：《青浦县崧泽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②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省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第159-190页。
③ 南京博物院、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1985年,第1-22页；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48-52页。
⑤ 王宜涛：《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陶文》,《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商县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商洛地区图书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⑥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陇东镇原常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3期,第208-210页。
⑦ 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第1-17页。
⑧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陕西绥德小官道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⑨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冈》,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80、283页。
⑩ 宜昌地区博物馆：《宜昌杨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第27-37页。余秀翠：《宜昌杨家湾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发现刻划符号》,《考古》1987年第8期,第763-764、733页。
1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0-98、11-14页。
12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第185-214页。
13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第65-91页。
14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
15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19页。
16 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249-308页。
17 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第52页。
18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学学报》第3期；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43-74页。
19 裘锡圭：《究竟是不是文字——谈谈我国新石器时代使用的符号》,《文物天地》1993年第2期。
①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学学报》第3期；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43-74页；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185-228页；李孝定：《符号与文字——三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研讨会论文集；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267-280页。
②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又见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第4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39页。
③ 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1981年第3期。
④ 张光裕：《从新出土的材料重新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的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1年第12卷。
⑤ 陈昭容：《从陶文探索汉字起源问题的总检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七本第四分,1986年。
⑥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84-991页。
⑦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4-25页。
⑧ 唐建：《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甲骨契刻符号的重大考古理论意义》,《复旦学报》1992年第3期,第94-103页。
⑨ 蔡运章、张居中：《中华文明的曙光——论舞阳贾湖发现的卦象文字》,《中原文物》2003年第3期,第17-22页。
⑩ 刘志一：《贾湖龟甲刻符考释及其他》,《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第10-13页。
11 冯凭、吴长旗：《舞阳龟甲刻符初探》,《中原文物》2009年第3期,第51-56页。
① 安徽省文物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② 阚绪杭：《定远县侯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五期,黄山书社,1989年。
③ 徐大立：《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陶器刻划初论》,《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第246-258；徐大立：《试析双墩遗址植物类刻划符号》,《东南文化》2006年第6期,第69-70页；徐大立：《蚌埠双墩遗址“口”形刻划符号释义》,《东南文化》2007年第6期；徐大立：《从蚌埠双墩遗址的巢居刻划谈起》,《学术界》2004年增刊；徐大立：《双墩遗址地面房屋建筑刻划符号解析》,未刊稿。
④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7-128页。
⑤ 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几何类刻划符号试释》,《东南文化》2012年第3期。
⑥ 冯时：《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解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二本第三分,2011年9月,第399-492页。
⑦ 黄亚平,孙莹莹：《双墩符号的构成方式以及对文字形成的影响》,《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⑧ 王蕴智：《双墩符号的文化特征及其性质》,《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⑨ 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
① 南京博物院、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1985年,第1-22页；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页。
②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③ 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吴地文化一万年》,中华书局,1994年,第7-9页；
④ 董楚平：《“方钺会矢”——良渚文字释读之一》,《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
⑤ 杨振彬：《长江下游史前刻划符号》,《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
⑥ 余杭县文管会：《余杭县出土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⑦ 李学勤：《试论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的刻划符号》,《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
⑧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04页。
⑨ 饶宗颐：《谈高邮龙虬庄陶片的刻划图文》,《东南文化》1996年第4期；又见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4-106页。
⑩ 周晓陆：《生命的颂歌——关于释读龙虬庄陶文的一封信》,《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
11 王晖：《中国文字起源时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12 刘志一：《龙虬庄陶文破译》,《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
13 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2期；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24-629页。
14 何驽：《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 日；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33-636页。
15 王晖：《从战国楚简文字看陶寺遗址陶文“尧”字的释读问题》,《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第232-237页。
16 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第273-287页。
17 李学勤：《中国文字与书法的孪生》,《中国书法》2002年第11期；又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511-515页。
18 蔡运章：《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第33页。
19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第295-299页；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邹平县文化局：《山东邹平丁公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5期,第391-398页。
20 王恩田,田昌五,刘敦愿,严文明,李学勤,张学海,张忠培,陈公柔,邵望平,郑笑梅,俞伟超, 高明,栾丰实,黄景略,裘锡圭,蔡凤书等：《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
① 李学勤：《邹平丁公陶文试探》,《国际汉学》第二辑,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311页；松丸道雄著,蔡哲茂译：《发现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记山东省出土的“刻字”陶片,《故宫文物月刊》11,1995年,第102-109页；冯良珍：《日本部分学者关于丁公陶文的见解》,《语文建设》1993年第9期,第19页。
② 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
③ 徐基：《龙山文化丁公陶书简论》,《东南文化》1994年第3期。
④ 曹定云：《山东邹平丁公遗址“龙山陶文”辨伪》,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
⑤ 郭治中、黄莉：《内蒙古赤峰发现一处保存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城遗址》,《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16 日第1版；郭治中,胡从柏：《内蒙古赤峰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45—-49页。
⑥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21、31、206-207页；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年甘肃庄浪徐家碾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5-119、166页。
⑧ 周建山,杜红磊：《郸城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刻符陶片》,《中原文物》2010年第3期。
⑨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方城县博物馆：《河南方城县八里桥遗址1994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2期。
⑩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柳林溪》,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6-119页；周国平：《柳林溪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及初步研究》,《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11 余秀翠：《宜昌杨家湾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发现刻划符号》,《考古》1987年第8期,第763-764、733页；余秀翠：《宜昌杨家湾遗址的彩陶和陶文介绍》,《三峡考古之发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180-183页。
12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66、284-285页。
13 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122页。
14 贾汉清：《论江汉地区二例相关的史前陶文》,《江汉考古》2003年第2期,第31-36页。
15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6、2]8-225、348页。
1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4、233-236页。
1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2、301页。
1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金鸡岭》,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09-267页。
19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崇州市双河史前城址试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1期。
20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4、125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75-572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9、110、187、196页。
③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75-390页。
④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第240-252页。
⑤ 王长丰、张居中、蒋乐平：《浙江跨湖桥遗址所出刻划符号试析》,《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第26-29页。
⑥ 柴焕波：《跨湖桥契刻考释》,《湖南考古辑刊》第8集,岳麓书社,2009年,第156-159页。
⑦ 牛清波：《跨湖桥遗址所出刻画符号补释》,《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
⑧ 王蕴智：《远古陶器符号综类摹萃》,《中原文物》2003年第6期。
⑨ 黄德宽师：汉字理论课讲义。
⑩ 谢端琚、瓯燕：《黄河上游史前陶器符号与图像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6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89-123页。
11 杨振彬：《长江下游史前刻划符号》,《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
12 孙莹莹：《试论新石器时代陶器符号的前文字属性》,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黄亚平教授指导),2011年。
13 谢亮：《建国以来出土刻划符号综论》,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郝士宏教授指导),2011年。
14 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
15 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
16 陈星灿：《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陈星灿：《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过去和现在》,2012年12月4日陈先生在安徽大学所作的学术报告。
17 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第52页；又见高明：《高明论著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6页。原文收入论文集时,作者的观点已发生变化,删去了有关大汶口符号的论述。新的看法,见高明：《略谈古代陶器符号、陶器图像和陶器文字》,《学术集林》卷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又见《高明论著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29-242页。
18 裘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跟古汉字相似的程度很高,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它们“应 该已经不是非文字的图形,而是原始文字了。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又见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7页。后来,裘先生又否定此说,认为把大汶口符号看作原始文字根据不足,把它们看作古汉字的前身更不妥当。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台湾万卷楼出版公司,1995年,第36页；裘锡圭：《究竟是不是文字——谈谈我国新石器时代使用的符号》,《文物天地》1993年第2期。
①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6页。
② 林巳奈夫：《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图像符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3、4期。
③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0-190页。
④ 李学勤：《安诺石印的启发》,《中国书法》2001年第10期；又见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82-486页。
⑤ 李维明：《郑州商文化陶字符量化分析》,《南方文物》2012年第3期,第38-44页；李维明：《二里头文化陶字符量化分析》,《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6期,第50-56页。
⑥ 雒有仓：《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综合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张懋镕教授指导),2007年。
⑦ 马锦卫：《彝文起源及其发展考论》,西南大学博士论文(喻遂生教授指导),2010年。
⑧ 王蕴智：《史前陶器符号的发现于汉字起源的探索》,《华夏考古》1994年第3期。
⑨ 蔡运章：《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
⑩ 黄德宽师：汉字理论课讲义,第三讲——汉字的形成。
11 王震中：《从符号到文字——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考古文物研究》,三秦出版社,1996年又见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102页。
12赵慧：《对近二十年来关于汉字起源问题讨论的思考》,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陈双新教授指导),2008年。
13王晖：《中国文字起源时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① 来国龙：《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语言学眼光”和汉字起源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研究》(六),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3-78页。
② 何崝：《中国文字起源》,巴蜀书社,2011年。
③ 徐大立：《从蚌埠双墩遗址的巢居刻划谈起》,《学术界》2004年增刊；徐大立：《双墩遗址地面房屋建筑刻划符号解析》,未刊稿。
④ 王依依,王宁远：《仙坛庙干栏式建筑图案试析》,《东方博物》第十六辑,2005年。
⑤ 李维明：《二里头文化陶字符量化分析》,《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6期。李先生在文中指出,“二里头文化演进过程中,存在一些因素变化现象……观察二里头文化陶字符演进过程,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的分界现象。”
① 李学勤：《文字起源研究是科学的重大课题》,《中国书法》2001年第2期；又见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4-96页。
②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6页。
① 王元鹿：《关于我国南方民族历史古文字的一些谜团》,《中国文字研究》第十四辑,大象出版社,2011年；又见王元鹿：《王元鹿普通文字学与比较文字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8-103页。
②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③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页。
① 李学勤：《文字起源研究是科学的重大课题》,《中国书法》2001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4-96页。
②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第81-87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② 新石器时代各流域和地区遗址的分布规律可参看,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四川文物》2007年第1期,第50-53、95页。
① 参阅谢端琚：《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05-118页：谢端琚：《马家窑文化诸类型及其相关的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1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 《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1995年第4期,第289-296页。
①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65-169页。
① 尚民杰：《柳湾彩陶符号试析》,《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第29-34页。
①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马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75年第2期,第90-96页。
①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考古》1974年第5期,第299-308页。
② 武威地区博物馆：甘肃古浪县老城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第1-5页。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市徐家山东大梁马厂类型墓葬》,《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3期,第11-18页。
② 巴尔姆格伦：《半山及马厂随葬陶器》,《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3号1册,第178-179页；转引自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第47-59页。
③ 参阅张宏彦：《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56页；谢端琚：《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8-125页。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 《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第57-91页。
②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第421--443页。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0期,第4-24页。
②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总寨马厂、齐家、辛店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第307-316页。
①陈洪海,格桑木,李国林：《试论宗日遗址的文化性质》,《考古》1998年第5期,第15-22页。
①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民族博物馆：《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5期,第1-14页。
①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临潼自家村》,巴蜀书社,1994年,第2、82-84页。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46-48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33-237页。
① 仰韶文化的区系类型及分期,目前考古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一些研究者还对传统的“仰韶文化”的命名有了重新考虑,提出了“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大河村文化”,用以取代仰韶文化。具体可参阅巩启明：《仰韶文化》,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45-169页；张宏彦：《渭水流域仰韶文化分期问题》,《文物》2006年第9期；丁清贤：《关于“仰韶文化”的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
② 我们认为,(?)、(?),为同一符号,(?)、(?)、也为同一符号。联系当时的刻划实际及笔划形态,竖直笔划与斜线笔划断开与否不能成为区别符号的要素。归并后符号种类为14种。《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整理者分为16种。
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
① 笔者据《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相关信息整理而成,符号右下角的数字标示相应符号的数量。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96-198页。
③ 1980年,西安半坡博物馆的王志俊先生在《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一文中将半坡遗址出土的刻符归纳为27种。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97页。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63页。顺便提及的是,半坡遗址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倍受研究者关注,而石铲上的符号,却往往被忽略。
①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2页。
② 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第32-35页。
③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学学报》1969年第3期；又见：《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43-74页。
④ 陈炜湛：《汉字起源试论》,《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第72页。
⑤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19页。
⑥ 陈全方：《周原出土陶文研究》,《文物》1985年第3期,第67页。其他赞同半坡刻画符号是文字的观点,不一一引述。
⑦ 李乔：《半坡刻划符号研究中的新发现》,《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第44-47页；李乔：《再次证明半坡陶文是古彝文始祖》,《楚雄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李荆林：《女书与史前陶文研究》,珠海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⑧ 高明：《略谈古代陶器符号、陶器图像和陶器文字》,《学术集林》卷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又见高明：《高明论著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29-242页；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第47-59页。
① 严文明：《半坡类型陶器刻画符号的分类和解释》,《文物天地》1993年第6期,第4042页。
②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32页。
③ 刘民钢：《试论仰韶陶符》,《华夏考古》1997年第4期,第60-63页。
④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又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2页。
⑤ 严汝娴：《普米族的刻划符号——兼谈对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的看法》,《考古》1982年第3期,第312-315页。
① 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第1-17页。
② 笔者据《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相关信息整理而成,符号右左下角的数字标示相应符号的数量。
① 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1-144页。
② 姜寨一期共发现102件刻划有符号的陶器及残片,我们把报告整理者的分类统计数据相加,发现总数远不及102,参照半坡博物馆王志俊先生《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一文的统计,可知刻符总数102是可信的,报告整理者的分类统计是不准确的。
③ 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1-144页。
④ 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62页。
⑤ 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14页。
①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② 王世和、张宏彦：《1982年陕西商县紫荆遗址的发掘》,《文博》1987年第3期,第3-15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垣曲县小赵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试掘》,《考古》1998年第4期,第7-15页。
①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原子头》,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②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原子头》,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48-52页。
②笔者根据《宝鸡北首岭》考古报告相关信息整理而成,符号右下角的数字标示相应符号的数量。
③王志俊先生《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1980)一文注解11提及：“《铜川李家沟遗址发掘报告》,待刊稿,内载发掘出土刻符22种。另外铜川市文化馆还藏有一件在遗址采集的‘l’形符号。”从《铜 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所公布的信息来看,王先生所说的“22种”当为“22件”之误。
① 西安半坡博物馆：《铜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第26-30页。
② 笔者据《铜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相关信息整理而成,符号右下角数字标示相应符号的数量。
③ 石兴邦：《丰镐一带考古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1期。
④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黄河三门峡水库考古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
⑤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15页。
⑥ 赵康民：《临潼原头、邓家庄遗址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陕西蓝田泄湖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第415-447页。此外,2009年8月至2010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陕西蓝田新街遗址进行了发掘,在仰韶晚期灰坑中出土的陶罐等器物上也发现了刻画符号,符号尚未公布。参阅(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① 笔者据《陕西蓝田泄湖遗址》简报相关信息整理而成,符号右下角的数字标示相应符号的数量。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州洪山庙》,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州洪山庙》,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0、74页。
① 临汝县文化馆：《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第3-5页。
② 张绍文：《原始艺术的瑰宝——记仰韶文化彩陶上的<.鹳鱼石斧图>》,《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第21-23页。
①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中原文物》1981年第12期,第79-82页。
②参阅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中原文物》1981年第12期,第79-82页。
③范毓周：《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画<鹳鱼石斧图>试解》,《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第8-10页。
④牛济普：《<鹭鱼石斧图>考》,《中原文物》1985年第1期,第46-53页。
① 马世之：《河南临汝仰韶陶缸彩绘图像考略》,《中州学刊》1984年第6期,第128-131页。
② 郑杰祥：《<鹳鱼石斧图>新论》,《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第48-51页。
③ 赵春青：《从鱼鸟相战到鱼鸟相融——仰韶文化鱼鸟彩陶图试析》,《中原文物》2000年第2期,第13-15页。
④ 何努：《鸟衔鱼图案的转生巫术含意探讨》,《江汉考古》1997年第3期,第75-81页
⑤ 胡建升：《女神原型的图像组合——<鹳鱼石斧图>的文化象征新探》,《民族艺术》2001年第4期,第103-109页。
① 孙彦：《“鹳鱼石斧图”题材象征意义辨析——兼论丧葬绘画的起源》,《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第4144页。
① 参阅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张宏彦：《史前考古学导论》,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60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陕西蓝田泄湖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第415-447页。
③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陕西绥德小官道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① 关于它的性质,学界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常山下层文化”的命名不合理,它实际包涵了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两种遗存,主张把它的早段归为马家窑文化,晚段归为齐家文化；有的认为其内涵独特,应单独命名。详参杨剑：《陇东地区史前文化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靳松安教授),2012年,第45页；陈昱,洪方：《陇东镇远常山下层遗存浅析》,《考古》198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陇东镇远常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参阅杨剑：《陇东地区史前文化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靳松安教授指导),2012年,第52页。
③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陇东镇原常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3期,第208-210页；胡谦盈：《答<陇东镇原常山下层遗存浅析>》,《考古》1991年第3期,第238-244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陇东镇原常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3期,第201-210页。
① 王宜涛：《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陶文》,《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商县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商洛地区图书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② 郑洪春,穆海亭：《试论花园村遗址出土的兽骨刻划文字》,《古文字研究》第20辑,2000年,第1-10页。
① 卫迪誉,王宜涛：《陕西南洛河流域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② 发掘者认为陶寺文化可能是夏人的遗存,有的学者认为当为有虞氏遗存,也有学者认为陶寺文化早晚期均属唐尧所在部落集团的考古学文化。参见许宏,安也致：《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遗存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36-342页；罗新,田建文：《陶寺文化再研究》,《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29-335页。
③ 参阅曹艳朋《陶寺文化研究》,郑州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张岱海：《陶寺文化与龙山时代》,《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罗新,田建文：《陶寺文化再研究》,《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29-335页；董琦：《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43-352页。
④ 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1期；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20-623页；高炜：《陶寺出土陶文二三事》,《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年第3期。
① 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2期：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24-629页。
② 何驽：《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33-636页。
③ 2007年10月中国先秦史学会和山西临汾市宣传部举办的陶寺文化研讨会在临汾召开,王晖先生在研讨会上提出了这一观点。
④ 王晖：《从战国楚简文字看陶寺遗址陶文“尧”字的释读问题》,《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第232-237页。
① 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第273-287页。
② 李学勤：《中国文字与书法的孪生》,《中国书法》2002年第11期：又见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511-515页。
① 蔡运章：《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第33页。
② 北京大学历史系洛阳考古实习队：《河南偃师伊河南岸考古调查试掘报告》,《考古》1964年第11期,第548页。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临汝北刘庄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第11-38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第427-475页。需要说明的是,符号(T25③B)所属文化,尚存分歧。《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认为属于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形成》认为属于二里头文化。我们暂采用第一种观点。参阅：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7页；徐苹芳,严文明,王幼平,张忠培,邵望平,张光直,卢连成,许宏,王仁湘：《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耶鲁学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汝州李楼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第63-96页。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55-59页。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76-80页。
③ 李先登：《夏商周青铜文明探研》,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9页。
④ 李先登：《夏商周青铜文明探研》,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第53-82页。
①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河南省新乡地区文管会,河南省济源县文物保管所：《河南济源苗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6期,第11页。
② 张志华、梁长海、张体鸽：《河南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发现刻符陶纺轮》,《文物》2007年第3期。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4年,第97、136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禹州市瓦店龙山文化遗址1997年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2期,第16-39页。
① 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考古》1980年第3期,第193-202页。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冈》,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48页。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渐川下王冈》,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59页。
④ 江西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清江县博物馆：《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 1975年第7期,第60页。
① 徐锡台：《汉字探源》,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70页。
② 南阳地区文物队,方城县文化馆：《河南方城县大张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5期,第403页。
③ 栾丰实先生认为王油坊类型是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从地域因素考虑可以“海岱龙山文化”名之。“从大汶口文化晚期以来就是海岱历史文化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临近中原龙山文化,从而受其影响较多,但文化要素的主体始终未变……可将其作为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栾丰实：《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初论》,《考古》1992年第10期,第924-934页。
④ 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1977年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概况》,《考古》1978年第1期刊,第35-41页。
① 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5-66页。
①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省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第159-190页。
② “青莲岗文化”于1956年提出,因首次发现于江苏省怀安县青莲岗遗址而得名,随着考古发掘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学界认为,此文化实际上包括着不同内涵的几种考古学文化。在苏南、浙北一带,可划分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在苏北山东一带,或归属大汶口文化和北辛文化,或归属大汶口文化和青莲岗文化。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我们暂从第一种意见,把大伊山遗址归入北辛文化。参阅张敏：《从青莲岗文化的命名谈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原始文化的相互关系》,《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69-272页。
③ 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博物馆,灌云县博物馆：《江苏灌云大伊山遗址1986年的发掘》,《文物》1991年第7期,第10-27页。
① 参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78-312页。
②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73页。
③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117页。
④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32页。
①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莒县博物馆：《莒县杭头遗址》,《考古》1991年第12期,第1057-1071页。
② 补充自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272页。
③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莒县博物馆：《莒县大朱家村大汶口文化墓葬》,《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第165-202页。
①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莒县博物馆：《莒县大朱家村大汶口文化墓葬》,《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第169-173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7-119、255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27-228页。
④ 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249-308页。
① 参见饶宗颐：《有翼太阳与古代东方文明——良渚玉器刻符与大汶口陶文的再检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5-66页。
② 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第32页。
①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第72-73页。
② 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又见《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第80-81页。
③ 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第185-227页。
④ 彭邦炯：《是氏族社会不是奴隶社会——就大汶口文化和唐兰先生商榷》,《光明日报》1977年12月15日；又见《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第85-89页。
⑤ 高广仁：《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与年代——兼与唐兰先生商榷》,《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第110-119页。
⑥ 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281页。
① 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249-308页。
① 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987年第12期；又见李学勤：《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4-66页。
② 裘锡尘：《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又见李学勤：《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7页。
③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台湾万卷楼出版公司,1995年,第36页；裘锡圭：《究竟是不是文字——谈谈我国新石器时代使用的符号》,《文物天地》1993年第2期。
④ 饶宗颐：《有翼太阳与古代东方文明——良渚玉器刻符与大汶口陶文的再检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69页。
⑤ 饶宗颐：《良渚、大汶口图文的一二考察》,《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9-80页。
⑥ 韩建业、杨新改：《大汶口文化的立鸟陶器和瓶形陶文》,《江汉考古》2008年第3期,第43-47页。
① 王震中：《试论陶文“(?)”、“(?)”与“大火”星及火正》,《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6期；又见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3-119页。
① 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0-102页。
② 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984年第6期,第52页；又见高明：《高明论著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6页。原文收入论文集时,作者的观点已发生变化,删去了有关大汶口符号的论述。
③ 高明：《略谈古代陶器符号、陶器图像和陶器文字》,《学术集林》卷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又见高明：《高明论著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29-242页。
④ 孙长初：《大汶口文化“(?)”符号新解》,《东南文化》2005年第3期,第12-14页。
⑤ 参见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57-158页。
⑥ 何崝：《中国文字起源研究》,巴蜀书社,2011年,第212-213页。
①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又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2页。
② 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第72页。
③ 陈国强：《略论大汶口墓葬的社会性质——与唐兰同志商榷》,《厦门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又见《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第96-109页。
① 王恒杰：《从民族学发现的新材料看大汶口文化陶尊的“文字”》,《考古》1991年第12期,第1119-1120页。
② 张文：《大汶口文化陶尊符号试解》,《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第73-80页。
③ 刘德增：《祈求丰产的祭祀符号——大汶口文化陶尊符号新解》,《民俗研究》2002年第4期,第59-69页。
④ 郭雁冰：《大汶口文化陶符新解》,《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第8-10页。
① 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文物》1978年第9期,第74-76页。
② 王吉怀,赵天文,牛瑞红：《论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中原文物》2001年第2期,第45-54页。
③ 本表中的符号1即指下图中的第一个符号,下同。各家考释成果参阅前文所述。
① 张学海、李玉亭：《大汶口文化的新发现》,《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第59-62、77页。
① 周建山,杜红磊：《郸城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刻符陶片》,《中原文物》2010年第3期,第112页。
②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滕县岗上村新石器时代墓葬试掘报告》,《考古》1963年第7期,第351-361页。
③ 昌潍地区文物组,寿光市博物馆：《山东寿光市后胡营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9期,第7-15页。
① 李济：《城子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34年,第53-54页。
① 孙善德：《青岛市郊发现新石器时代和殷周遗址》,《考古》1965年第9期,第480页。
②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第295-299页；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邹平县文化局：《山东邹平丁公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5期,第391-398页。
①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第295-299页。
② 王恩田,田昌五,刘敦愿,严文明,李学勤,张学海,张忠培,陈公柔,邵望平,郑笑梅,俞伟超,高明,栾丰实,黄景略,裘锡圭,蔡凤书等：《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第344-354页。
③ 冯良珍：《日本部分学者关于丁公陶文的见解》,《语文建设》1993年第9期,第19页。
④ 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第37-52页。
① 李学勤：《邹平丁公陶文试探》,《国际汉学》第二辑,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3-11页。
② 松丸道雄着,蔡哲茂译：《发现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记山东省出土的“刻字”陶片,《故宫文物月刊》11,1995年,第102109页；冯良珍：《日本部分学者关于丁公陶文的见解》,《语文建设》1993年第9期,第19页。
③ 徐基：《龙山文化丁公陶书简论》,《东南文化》1994年第3期,第56-59页。
④ 冯良珍：《日本部分学者关于丁公陶文的见解》,《语文建设》1993年第9期,第19页。
① 林小安：《中国文字起源之我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3期,第86-90页。
② 王长丰：《山东邹平丁公出土“上古陶片文字”考释与相关问题阐述》,《古文字研究》第22辑,中华书局,2000年,第161-165页。
③ 2011年3月4日,林沄先生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作了题为“谈谈汉字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讲座,讲座中林先生谈及对丁公陶文的看法。后经整理收入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二辑),中西书局,2011年,第112-136页。
④ 黄德宽师面告。
⑤ 曹定云：《山东邹平丁公遗址“龙山陶文”辨伪》,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第32-38页。
① 方酉生：《试论山东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兼与<丁公遗址龙山陶文质疑>一文商榷》,《史学月刊》1995年第2期；方酉生：《丁公龙山陶文真实可信——兼与<山东丁公遗址“龙山陶文”辨伪>一文商榷》,《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第49-55页。
②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8页。
① 学者一般认为丁公陶文应自上而下、自右而左顺序而读,本表中的“符号一1”即指陶文右起第一列第1个符号,下同。各家释读成果参阅肖武：《丁公陶文集说》,《语文建设》1993年第9期,第16-18页；王恩田,田昌五,刘敦愿,严文明,李学勤,张学海,张忠培,陈公柔,邵望平,郑笑梅,俞伟超,高明,栾丰实,黄景略,裘锡圭,蔡凤书等：《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第344-354页：李学勤：《邹平丁公陶文试探》,《国际汉学》第二辑,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3-11页。
① 王守功：《景阳岗城址刻文陶片发现的意义》,《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14日,第三版。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66-169页。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78-180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第17-29页。
② 刘志一：《湖南彭头山刻符考证》,《江西文物》1991年第3期,第7-8页。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97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14-420页；李文杰：《试论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仰韶文化的关系》,《考古》1979年第2期,第161-164页；王劲：《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第10页。
② 依照报告整理者的划分办法,当为232个符号。参见周国平：《柳林溪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及初步研究》,《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①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柳林溪》,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6-119页；周国平：《柳林溪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及初步研究》,《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6页。
② 根据《秭归柳林溪》考古报告及周国平先生公布的摹本,我们整理出的柳林溪遗址刻画符号共56种,72个。可参附录大溪文化刻画符号一览表。
① 符号方向的判定是确定符号种类的前提,周国平先生指出,支座柱身和陶罐口沿上的符号方向比较容易确定,支座顶部的符号应该由外往中心刻划比较方便,圈足碗底部的符号方向较难判断,但可以支座上的已确定符号为参考。参见周国平：《柳林溪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及初步研究》,《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① 周国平：《柳林溪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及初步研究》,《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1-123页。
① 宜昌地区博物馆：《宜昌杨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第27-37页。
② 余秀翠：《宜昌杨家湾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发现刻划符号》,《考古》1987年第8期,第763-764、733页。
③ 余秀翠：《宜昌杨家湾遗址的彩陶和陶文介绍》,《三峡考古之发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180-183页。
④ 湖北省文物局：《峡江遗珍——三峡工程湖北段出土文物图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①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宜昌县清水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又见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编：《三峡考古之发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184-201页。
①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② 《朝天嘴与中堡岛》报告仅公布1件刻划有符号的陶器。然据杨华,谭宗菊,丁建华等先生撰写的《三峡坝址中堡岛古遗址考古发掘及初略认识》一文(《三峡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可知1985-1986年宜昌博物馆在中堡岛遗址堆积层中出土的数十万片陶片中清理出了10余片刻划有符号的陶片。笔者曾联系宜昌博物馆工作人员,然未得到答复。
③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66页。
④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84-285页。
①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78-79页；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湖北秭归朝天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2期,第41-52页。
②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58-59页；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湖北秭归朝天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2期,第41-52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32-450页。
② 贾汉清：《论江汉地区二例相关的史前陶文》,《江汉考古》2003年第2期,第31-36页。
③ 贾汉清：《论江汉地区二例相关的史前陶文》,《江汉考古》2003年第2期,第31-36页。
① 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怀化高坎垄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第1-5贝。
②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宜昌县清水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又见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编：《三峡考古之发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184-201页。
① 孝感地区博物馆,大悟县博物馆：《大悟县土城遗址探掘简报》,《江汉考古》1986年第2期,第1-9页。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广水四顾台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第27、33、44页。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广水四顾台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第33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56-672页。
①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6、218-225、348页。
② 报告指出,该遗址共发现刻画符号41个,笔者据报告相关信息核正为43个。如此则35+3+1+2,7+21+13的数据亦当有误,限于报告所给信息不详,未能核正。
③ 《肖家屋脊》所称的“陶臼”即夹砂厚胎红陶筒形缸,参阅《邓家湾》第137页。
①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23页。
②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61页。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4、233-236页。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73页。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59页。
② 贾汉清：《论江汉地区二例相关的史前陶文》,《江汉考古》2003年第2期。
①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28页。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38-139页。
③ 严文明：邓家湾考古的收获,《邓家湾》序。
④ 郑先生之文发表于《邓家湾》考古报告出版之前,文中所附符号摹本与报告略有差异,此以报告为准。
⑤ 郑中华：《论石河文化的刻划符号》,《江汉考古》2000年第4期。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01页。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96页。
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70、182、187页。
①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190页。
①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3、90、120页。
②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黄冈地区博物馆,麻城市革命博物馆：《湖北麻城栗山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第439-471页。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金鸡岭》,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251、267页。
② 湖北省博物馆：《屈家岭——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92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金鸡岭》,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09-211页。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金鸡岭》,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09-211页。
① 湖北省文物研究所,随州市曾都区考古队；《2000-2001年随州厉山佘家老湾遗址试掘报告》,《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第3-32页。
① 王毅,孙华：《宝墩村文化的初步认识》,《考古》1999年第8期,第60-73页；黄昊德,赵宾福：《宝墩文化的发现及其来源考察》,《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2期,第14-17页。
②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崇州市双河史前城址试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1期,第3-17页。
① 王毅,孙华：《宝墩村文化的初步认识》,《考古》1999年第8期,第64页。
② 湖北省黄冈地区博物馆：《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墓葬》,《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第339-356页。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冈地区博物馆,罗田县文物管理所：《湖北罗田庙山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第779-789页。
② 孝感地区博物馆,大悟县博物馆：《大悟县土城遗址探掘简报》,《江汉考古》1986年第2期,第1-9页。
① 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湖北宜昌白庙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第415-419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85页。
② 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3-5、96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86-490页。
② 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59、83、88页；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北阴阳营第一、二次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278页。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① 陈久金,张敬国：《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文物》1989年第4期,第14-17页。
② 饶宗颐：《凌家滩玉版——远古表示方位与数(九天)的图纹》,《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39页。
③ 俞伟超：《含山凌家滩玉器和考古学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文物研究》第.5辑,1989年,黄山书社,第57-63页。
④ 李学勤：《论含山凌家滩玉龟、玉版》,《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69-75页。
⑤ 李斌：《史前日晷初探—试释含山出土玉片图形的天文学意义》,《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第237-243页。
⑥ 陈锽：《凌家滩长方形玉版“式图”探微》,《考古与艺术史的交汇——中国美术学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140-177页。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48页。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06页。
③ 南京博物院：《江苏句容丁沙地遗址试掘钻探简报》,《东南文化》1990年第1、2期,第241-254页。
① 《蚌埠双墩》考古报告指出,南京丹阳丁沙地遗址中发现14个与双墩形同的碗底刻划符号。参阅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68页。
①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广丰县文物管理处：《江西广丰社山头遗址发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第9-35页。
①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新余市博物馆：《江西新余市拾年山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第285-318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51-452页；方酉生：《略论河姆渡文化》,《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76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7、369-371页。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11页。
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47页。
⑤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40-341页；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第87-88页。
① 冯好(薄海昆,张继华,赵雅卓译)：《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72-482页。
②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3、87页；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的试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黄宣佩、张明华：《青浦县崧泽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③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40页。
①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47页。
②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55页。
③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57页。
④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60页。
⑤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71、73页。
⑥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3-907页。
⑦ 饶宗颐：《续论良渚陶器及玉器上之刻划符号》,《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5页。
⑧ 同上。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203-207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75、148、169、182、330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81页。
①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常熟市博物馆：《江苏常熟钱底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96年第4期,第473-510页。
②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4、125页；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青浦福泉山遗址崧泽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①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3-34、37、42页。
② 参阅t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142页,附表二。
③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① 江苏江阴南楼遗址联合考古队：《江苏江阴南楼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7期,第4-18页。
②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73-692页。
③ 施听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浙江教育出版社,1938年,第25页.
④ 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1937年；又见西安半坡博物馆：《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552-557页。
① 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吴地文化一万年》,中华书局,1994年,第4-6页。
①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109-136页。
②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页。
③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页。
④ 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吴地文化一万年》,中华书局,1994年,第9页。
①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②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第34-53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6-7、606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75-402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47-501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17-528页。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72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74页。
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90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03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45页。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58页。
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84页。
⑤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92页。
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13页。
① 南京博物院,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1985年,第1-22页；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页。
②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页。
③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905页。
④ 艾兰：《龟之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5-93页。
⑤ 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吴地文化一万年》,中华书局,1994年,第7-9页
⑥ 董楚平：《“方钺会矢”——良渚文字释读之一》,《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第76-77页。
① 杨振彬：《长江下游史前刻划符号》,《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第15-21页。
② 刘钊,洪飏,张新俊：《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6、809-810、778页。
① 余杭县文管会：《余杭县出土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第182-184页。
① 李学勤：《试论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的刻划符号》,《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浙江海盐县龙潭港良渚文化墓地》,《考古》2001年第10期。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9、98、118、121-122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02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86、190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21、223、225、227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05、316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35、349页。
① 费国平：《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考察报告》,《东南文化》,1995年第2期,第10页。
② 赵晔：《探秘卞家山》,《东方博物》二十四辑,2007年,第41-45页。
③ 杭州市余杭区地方志编辑委员会,杨法宝主编：《良渚文化简志》,方志出版社,2008年,第357-359页。
① 王依依,王宁远：《仙坛庙干栏式建筑图案试析》,《东方博物》第十六辑,2005年；王宁远：《遥远的村居——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形态》,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197-214页。
① 周丽娟：《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墓葬与水井的发掘》,《东南文化》,2003年第11期,第27-30页。
①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页。
② 牟永抗：《良渚文化的原始文字》,《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又见《牟永抗考古学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78-584页。
③ 余杭县文管会：《余杭县出土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第182-184页。
④ 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发掘资料。转引自杜金鹏：《良渚神祗与祭坛》,《考古》1997年第2期,第55页。
① 李学勤：《海外访古续记》,载《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7-68页。
② 饶宗颐：《续论良渚陶器及玉器上之刻划符号》,《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③ 饶宗颐：《哈佛大学所藏良渚黑陶上的符号试释》,《浙江学刊》1990年第6期；又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7-103页。
① 邓淑苹先生对玉器上的“符号”和“纹饰”进行了辨别分析。她指出,玉器上的纹饰是显而易见的,用各种不同的,如阴线刻、浮雕、镂孔雕等技法弯成,装饰于玉器的主要部位,所表现的是均衡、稳定、明确的纹饰美。玉器上的符号是以很细很浅,断断续续的阴线刻成,虽处于玉器的主要部分,却由于她的 轻浅而难以被发现,所表达的是与纹饰不同的隐涩的神秘感。李学勤先生也指出,符号的刻划位置独特,如琮多在上端,璧多在一面近缘处,绝不和器物上的花纹相混。参见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第2页；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63页。
① 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王华杰,左骏：《昆山少卿山遗址新发现的良渚玉璧刻符》,《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第77-81页。
②符号11,指下图第11个符号。下同。
③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66-68页；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第2页。
④ 李学勤：《续谈古斯拉玉琮》,《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①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61-62页；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第4、18页。
②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61页；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第10-14、18页。
③ 朱乃诚：《良渚文化玉器刻符的若干问题》,《华夏考古》1997年第3期,第41-46页。
④ 此璧系在贩卖途中被民警查获,据调查玉璧是农户在自家厨房下或后院内掘得,此璧与元代瓷罐同出,作为压盖的器具使用。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7页注①。
⑤ 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第14、18页；牟永抗,云希正：《中国玉器全集·原始社会》,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
① 王华杰,左骏：《昆山少卿山遗址新发现的良渚玉璧刻符》,《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第79-80页。
② 周南泉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上),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第29页。
③ 良渚博物院：《瑶琨美玉——良渚博物院藏良渚文化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众志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364-365页。
① 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第26页。
② 林巳奈夫：《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图像符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3、4期,第159-162页。
③ 杜金鹏：《关于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1992年第10期,第917-918页。
④ 朱乃诚：《良渚文化玉器刻符的若干问题》,《华县考古》1997年第3期,第41-46页。
⑤ 李学勤：《续谈吉斯拉玉琮》,《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6-187页。
⑥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61-64页。李先生对玉器刻符的释读,如无特别 注明,皆参此注。
① 王士伦：《越国鸟图腾和鸟崇拜的若干问题》,《浙江学刊》1990年第6期。
② 张明华：《良渚玉符试探》,《文物》1990年第12期,第32-36页。
③ 杜金鹏：《关于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1992年第10期,第917-918页
④ 良渚文化祭坛是人工堆筑的高土台,坛上有阶梯状台面,坛顶平坦,坛面略呈方形,与所谓的“五峰山”形相似。参阅杜金鹏：《良渚神祗与祭坛》,《考古》1997年第2期,第58页。
⑤ 杜金鹏：《良渚神祗与祭坛》,《考古》1997年第2期,第59页。
⑥ 饶宗颐：《有翼太阳与古代东方文明——良渚玉器刻符与大汶口陶文的再检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 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69页。饶先生对刻符玉璧的释读,如无注明,皆参此文。
① 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第30页。
② 饶宗颐：《有翼太阳与古代东方文明——良渚玉器刻符与大汶口陶文的再检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③ 饶宗颐：《良渚、大汶口图文的一二考察》,《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5-83页。
④ 饶宗颐：《良渚、大汶口图文的一二考察》,《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5-83页。
⑤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玉琮上的符号,邓淑苹先生附有照片和摹本,照片不清晰,摹本作“(?)”。饶宗颐先生所附照片也不清晰。饶先生在文中注出“承俞伟超先生影示,得以较正此一图文不作(?),是作 (?)。”
① 饶宗颐：《良渚、大汶口图文的一二考察》,《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5-83页。
② 董楚平：《良渚文化祭坛释义——兼释人工大土台和安溪玉璧刻符》,《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143-148页。
③ 李学勤：《续谈吉斯拉玉琮》,《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9、110、187、196页。
② 王长丰、张居中、蒋乐平：《浙江跨湖桥遗址所出刻划符号试析》,《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第26-29页。
③ 柴焕波：《跨湖桥契刻考释》,《湖南考古辑刊》第8集,岳麓书社,2009年,第156-159页。
① 张政娘：《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文史》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1985年4月,第1-8页；又见《张政娘论易丛稿》,中华书局,2011年,第64-76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7期。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06、209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13、210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41-243页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64页。
① 苏秉琦：《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物集刊》第1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钱仁发,王吉怀：《从禹会遗址的考古资料看淮河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东南文化》2012年第3期,第40页。
① 2007-2011年,考古工作者对安徽蚌埠市涂山南麓的禹会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大型祭祀台基、大型祭祀沟、祭祀坑等遗迹遗物。据考古类型学分析,禹会遗址具有南北方同时期文化的诸多因素。报告整理者据此判断“淮河流域早在4000多年前,很可能就是南北方文明交汇碰撞的关键区域,淮河流域可能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禹会龙山文化遗址祭祀台基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1期,第7-31页。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20-544页。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84-991页。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41页。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88-999页。
② 郝本性,张居中：《论贾湖出土龟甲契刻符号为原始文字》,《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续编》,第55页,1995年。
③ 唐建：《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甲骨契刻符号的重大考古理论意义》,《复旦学报》1992年第3期,第94-103页。
④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4、25页。
⑤ 饶宗颐：《论龟甲刻符及相关问题》,《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32页。
① 蔡运章、张居中：《中华文明的曙光——论舞阳贾湖发现的卦象文字》,《中原文物》2003年第3期,第17-22页。
② 冯凭、吴长旗：《舞阳龟甲刻符初探》,《中原文物》2009年第3期,第51-56页。
③ 刘志一：《贾湖龟甲刻符考释及其他》,《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第10-13页。
① 参阅安徽省文物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99-413页。
① 安徽省文物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3-184页。
① 此器为一件陶碗残件。腹部有四条放射形刻道,在放射形刻道的一个区域内刻划一个似鹿形的残存符号,存嘴部和下半身及四肢。同时碗的圈足底部刻划有三角符号。参阅安徽省文物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96页。
① 《蚌埠双墩》报告指出,在侯家寨一期发现80多个相同的陶器刻划符号(多数刻划在碗底圈足内)。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67页。
② 阚绪杭：《定远县侯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第157-170页。
① 引自黄翔：《龙虬庄文化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陈国庆教授),2007年,第32页。
② 龙虬庄文化的去向问题,尚存争议。详参黄翔：《龙虬庄文化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陈国庆教授指导),2007年,第24-25页；崔英杰：《江淮东部地区史前文化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栾丰实教授指导),2007年,第18-34页；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① 饶宗颐：《谈高邮龙虬庄陶片的刻划图文》,《东南文化》1996年第4期,第11-12页。收入氏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4-106页。
② 周晓陆：《生命的颂歌—关于释读龙虬庄陶文的一封信》,《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第53-56页。
③ 王晖：《中国文字起源时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16-17页。
④ 刘志一：《龙虬庄陶文破译》,《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第57-62页。
① 青墩遗址的文化性质尚存争议。青墩遗址发掘报告认为,第一期遗存属于北阴阳营文化,第二期为崧泽文化,第三期具有良渚文化特征；《龙虬庄》考古报告认为属于龙虬庄文化；张之恒、王其银等先生认为青墩遗址具有独特内涵,能概括和代表江淮东部原始文化的基本内涵、特征和性质,应命名为青墩文化。详参：黄翔：《龙虬庄文化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陈国庆教授指导),2007年,第9-10页；王其银：《江淮东部原始文化的命名与青墩文化的内涵》,《东南文化》2005年第5期,第22-24页；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4-226页。
① 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第147-180页。
② 张政娘：《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403-415页。收入氏著《张政娘论易丛稿》,中华书局,2011年,第6-29页。
③ 徐冬昌：《青墩出土麋鹿角上刻划纹之文化涵义探析》,《东南文化》1990年第10期,第299-301页。
④ 羽离子：《糜鹿脚刻纹的文字确认及遗址地位》,《青墩考古》,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4-136页。
① 王其银：《青墩糜鹿刻纹误读——一个历史性的差错》,《青墩考古》,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4-241页。
① 盐城市博物馆、东台市博物馆：《江苏东台市开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5年第4期,第12-26页。
① 郑振：《广德发现有刻划符号的石斧》,《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第54页；周心田主编：《安徽省文物志稿》(补编),1996年,第73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信阳南山咀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5期,第385-387页。
① 信阳地区文管会,淮滨县文化馆：《河南淮滨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81年第1期,第1-4页。
① 参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61-364贝。
② 报告的这一描述,与拓片所示不相吻合。
③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
④ 李恭笃,高美璇：《试论小河沿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44-152页。
⑤ 陆思贤：《翁牛特旗石棚山原始文字释义》,《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第68-70页。
① 佳木斯市文物管理站,饶河县文物管理所：《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96年第2期,第1-8页。
①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尔沁博物馆,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2008年第7期,第20-31页。
① 杨式挺：《试论西樵山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第9-32页。
② 杨式挺：《试论西樵山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第9-32页。
③ 李伯谦：《广东咸头岭一类遗存浅识》,《东南文化》1992年第3-4合期。《佛山河宕遗址》报告整理者,赞同此说,认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乃至还珠江口区存在以贝丘遗址为主和从事渔猎捕捞经济生活为主的遗址和墓葬。生产工具以中小型有肩石器、有肩有段石器为主,还有骨角器、蚝蚌器、象牙器,已有相当发达的几何印纹制陶业,墓葬多长方形浅坑墓或墓坑不明显,实行仰身直肢一次单人葬,青年男女生前普遍实行人工拔牙风习俗,具有显著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④ 广东省博物馆,佛山市博物馆：《佛山河宕遗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02-104、145页。
⑤ 《佛山河宕遗址》附录(附表四)。
① 杨豪,杨耀林：《广东高要县茅岗水上木构建筑遗址》,《文物》1983年第12期,第31-46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11-713页。
② 曾凡：《福州浮村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第17-27页。
① 报告称遗址晚期在汉唐之际。遗址早期,因金属物之绝迹,石器产量之丰富,及石器中近似圆柱体者形制之古拙,可谓其尚在石器时代或相去不远。汪宁生先生在《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一文中指出,这些符号属于新石器时代,并摹录11个符号。
② 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印行,1942年,第15、35-36页。
③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又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2页。
①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莞市博物馆：《广东东莞市圆洲贝丘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6期。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35、45页；杜金鹏：王学荣：《偃师商城考古新成果与夏商年代学研究》,《光明日报》1998年5月15日；高炜、杨锡璋、王巍、杜金鹏：《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考古》.1998年第10期。
②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81～82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8-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49、95、202页。
② 2012年9月28 日,笔者到河南省偃师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王从苗老师带我参观了出土文物库房,并作了详细讲解,受益良多。在库房,我看到这件小口尊,发现上面不止一个符号。蒙王老师慨允,我拍下了照片,见后。
③ 李学勤：《二里头陶器的一个奇异符号》,《华学》(第二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5-117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54、366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8-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391页。
② 曹定云：《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考》,《考古》2004年第12期,第82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④ 此表系笔者整理而成,表中符号序号指的是下图中二里头陶器符号的序号。诸家考释成果参见曹定云：《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考》,《考古》2004年第12期,第8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冈》,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80、283页。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密县黄寨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3年第3期,第9页。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陕县西崖村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第15-20页。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渑池县文化馆：《渑池县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第47-94页。
①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方城县博物馆：《河南方城县八里桥遗址1994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2期,第16-26页。
②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洛阳市偃师县高崖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6年第4期,第1-18页。
① 王宜涛：《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陶文》,《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①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4、121-122页。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伊川县南寨二里头文化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6年第12期,第3643页。
③ 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80页。
① 王蕴智：《从远古刻画符号谈汉字的起源》,《中国书法》2001年第2期。收入《字学论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33-45页。
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第185-214页。
①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7页。
②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8页。
③ 李学勤：《郑州二里岗字骨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又见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19页。
④ 陈梦家：《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7页。陈梦家先生在1956年刊行的《殷虚卜辞综述》中还记有第三片骨：“1954年4月,掘获一条有小孔的薄骨片,上端刻有一字”。李学勤先生指出,这块骨上虽有刻划,但不是文字,二里岗所出字骨实际只有两片。参见李学勤：《郑州二里岗字骨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又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19页。
① 李学勤：《郑州二里岗字骨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又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19页。
② 李维明：《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新识》,《中国文物报》2003年6 月13 日7版；《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补识》,《中国文物报》2006年1月6 日第7版。
③ 葛英会：《读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的几种原始资料与释文》,《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
① 王蕴智：《郑州商城遗址牛骨刻辞的释读及其性质》,《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第4549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8-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357页。
② 郑清森：《商丘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第60页。
③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第49-70页。
① 杜金鹏,王学荣：《偃师商城今年考古工作要览——纪念偃师商城发现20周年》,《考古》2004年第12期；又见杜金鹏,王学荣主编：《偃师商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13页。
②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4期,第322-335页；又见杜金鹏,王学荣主编：《偃师商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76-492页。
③ 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18-126页。
① 人民公园期遗址可能是商代后期在郑州原商代城附近设置的统治点的文化遗存。商代人民公园一期的陶器,大体和安阳殷墟苗圃北地和大司空的第I期文化相当。商代人民公园二期的陶器,大体和安阳殷墟苗圃北地与大司空村等地的第II期文化相当,属于安阳殷墟商代后期中排列较早的陶器。参阅《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950-951页。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3、6、20页。
① 《郑州商城》考古报告指出,1954年进行考古发掘时,由于工作者没有觉察到在商代二里岗下层二期文化层下面的壕沟中还叠压有商代前期偏早的南关外期文化堆积层, “于是就把应当是商代南关外期文化层上部的一部分棕色陶器和陶片都归入商代二里岗下层二期内……”《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称T95：158出土于商代文化中层(最晚和郑州商代二里冈期下层属于同时或稍早),而《郑州商城》的商代二里岗下层二期和商代二里岗l：层一期都没有收录,因此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等先生怀疑这件陶片的刻符可能是早于二里岗文化层的南关外遗存”。我们赞同诸位先生的观点。详参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第65-91页；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0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760-763页。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828-829、832-833页。
① 此符号刻在残陶钵口沿上,口径24厘米,系郑州市医疗器械厂出土,属于郑州商城宫殿区,位于郑州市城东,东临郑州商城东城墙。参阅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医疗器械厂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44-161页。
② 1989年秋,对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的发掘中发现。符号刻在一件动物肢骨加工的骨料上,刻痕较浅,两端锯痕明显。该骨料出土于一个商代灰坑内,打破生土,因同出遗物多为商代二里岗上层之物,报告整理者认为其应相当于二里岗上层。参阅宋国定：《1985-1992年郑州商城考古发现综述》,《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③ 1989-1990年,对郑州电力学校进行发掘时发现。符号(?)(?)刻在一件动物肋骨上,印痕较浅。参阅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电力学校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928页。
② 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即隞都说》,《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第45-50页；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第35页。
③ 方酉生：《试论小双桥遗址非仲丁所迁之隞都》,《考古》2002年第8期,第81-85页。
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715-716页。
① 马保春、袁广阔、宋国定：《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陶符研究》,《文物》2012年第1期,第55-62页。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710-713页。
① 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第43页。
② 曹建敦：《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字略探》,《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第35-38页。
③ 黄德宽师：《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学报》(第一辑)；又见《汉字理论丛稿》,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31页。
④ 此表据《郑州小双桥(1999-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及《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陶符研究》相关内容整理而成。详参马保春,袁广阔,宋国定：《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陶符研究》,《文物》2012年第1期,第55-62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9-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709-720页。
⑤ 《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陶符研究》与《郑州小双桥(1999-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公布的标本号不同,有些甚至差异过大,为方便学者查阅使用,我们将两种标本号分别录入。
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第47页。
②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62页。
① 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8期,第684页。
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0-98、11-14页。
③ 季云：《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的陶器文字》,《文物》1974年第8期,第50-53页。
①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等：《河南辉县孙村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第4-17页；魏继印：《辉县孙村遗址发现的陶器文字》,《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第80-83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彬县断泾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第88-89页。
② 陕西省商洛地区图书馆：《陕西洛河上游两处遗址的试掘》,《考古》1983年第1期。
③ 参见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李济文集》卷三,第197-216页。
① 参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48-255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12期,第43-58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12期,第43-58页。
①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48-255页。
①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第1-22页。
② 黄尚明：《论老牛坡商文化分期及诸文化关系》,毕业论文。转引自徐锡台：《汉字探源》,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51页。
① 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5,1981年。
①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陈庄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第27-40页。
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麟游县史家塬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04年第4期,第48-62页。
①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75-390页。
②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08-415页。
③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
④ 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217页。
①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第72-75页。
② 赵峰：《清江陶文及其所反映的殷代农业和祭祀》,《考古》1976年第4期,第221-228页。
③ 李学勤：《李学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
④ 萧良琼：《吴城陶文中的“帚”与商朝南土》,《尽心集—张政娘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93页。
⑤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⑥ 何琳仪、王文静：《匍有土田考》,《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3期,第101-103页。
⑦ 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大墓的奇迹》,《文物天地》1991年第1期。
⑧ 萧良琼：《吴城陶文中的“帚”与商朝南土》,《尽心集—张政娘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93页。
⑨ 赵峰：《清江陶文及其所反映的殷代农业和祭祀》,《考古》1976年第4期,第221-228页。
⑩ 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江西刻划文字符号与甲骨卜辞文字》,《中原文物》1989年第4期,第76页。
11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①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59-180、192页；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文物》1991年第10期；黄德宽师：《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学报》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又见《开启中华文明的管钥一汉字的释读与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54页。
② 王恩田：《陶文图录》卷一,齐鲁书社,2006年,第35页。《陶文图录》卷一所收均为战国以前之物,惜未进一步断代。沂源出土的这一符号,从形态来看,似属商代。
① 参阅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06-207页。
①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①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21、31、206-207页。
② 朱永刚：《肇源白金宝、小拉哈遗址陶器刻划符号初识》,《北方文物》2006年第3期,第1-5页。
① 参阅朱永刚：《肇源白金宝、小拉哈遗址陶器刻划符号初识》,《北方文物》2006年第3期,第3页,图二。朱先生是肇源白金宝遗址的发掘者之一,他指出,部分陶盂器底还见有一周或两周圆圈、弧线和不经意的划痕,也有将器底边缘刻成齿状花边者。这些痕迹与上述符号刻法和构形风格不同,是否有意为之,尚不能认定。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93-605页。
② 郭治中、黄莉：《内蒙古赤峰发现一处保存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城遗址》,《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16日第1版；郭治中,胡从柏：《内蒙古赤峰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45-49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年甘肃庄浪徐家碾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寺洼文化》,《党的建设》2008年第4期,第47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年甘肃庄浪徐家碾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115-119、160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年甘肃庄浪徐家碾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寺洼文化》,《党的建设》2008年第4期,第115-117页。
①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西和县文化馆：《甘肃西和栏桥寺洼文化墓葬》,《考古》1987年第8期,第678-691页。
② 此表系作者参阅《考古》1987年第8期,第682页,图七及报告相关介绍整理而成。
① 张国硕等先生认为岳石文化来自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辽东半岛的于家村下层文化。参见张国硕：《岳石文化来源初探》,《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②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40-456页；邵望平：《岳石文化——山东史前考古的新课题》,《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方辉：《岳石文化的分期与年代》,《考古》1998年第4期；方辉,崔大勇：《浅谈岳石文化的来源及族属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① 淄博市文物局,淄博市博物馆,桓台县文物管理所：《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岳石文化木构架祭祀器物坑的发掘》,《考古》1997年11期,第1-15页。
②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73页。
③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79页。朝天嘴遗址夏商文化遗存的文化归属,考古学界尚存分歧。主要有两种意见：1、将其归入三星堆文化；2、认为属于一支单独的考古学文化,且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有相当大的共性。笔者认同后一观点。相关研究、讨论可参阅于孟洲：《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王立新教授指导),第41-44页。
① 参阅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
② 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页。
① 参阅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9页,表四。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91-292页。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01页。
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18、232页。
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60、266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63-467页。
②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第109-136页。
①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第296、373页。
②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第240—-252页。
① 余杭县文管会：《余杭县出土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第184页。
① 邱立诚,曾骐：《论浮宾文化》,《潮学研究》第6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又载揭阳市考古队,揭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揭阳考古》(2003-2005),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52-264页。
② 广东省博物馆,饶平县文化局：《广东饶平县古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从刊》第8辑,1983年,第100-105页。
③ 参阅广东省博物馆,饶平县文化局：《广东饶平县古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从刊》第8辑,1983年,第104页。
① 邱立诚：《广东普宁县梅塘发现石、陶器》,《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1983年,第125页。
② 吴诚：《广东揭阳云路出土一批石器、陶器》,《文物》1985年第8期。
① 广东省博物馆,大埔县博物馆：《广东大埔县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11期,第14-26页。
② 此表据《文物》1991年第11期,第8页,表二及文中相关论述整理而成。
① 福建博物院,漳州市文管办,漳州市博物馆：《福建漳州市虎林山商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12期,第32-49页。
② 常兴照,宁荫堂：《论山东章丘县小董家所出陶罐及其刻画符号》,《北方文物》1995年第3期,第69-73页。
①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香港南丫岛沙埔新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6期,第10-28页。
②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鹰潭市博物馆：《江西鹰潭角山窑址试掘简报》,《南方文物》1987年第2期,第34-50页；李家和,杨巨源：《角山刻划符号初步研讨》,《南方文物》1987年第2期,第65-70页。
① 关于表数类和标记名号类符号的兴起缘由,李家和、杨巨源先生指出：“当时的角山窑场,规模较大,产品较多,非一人或一家一户所能承担的了的,因而几个陶工、几家几户合烧一窑的情形是存在的。为便于计算产品之数量,并能表明是属于哪个陶工或哪一家所生产等等的需要,这类表数或标记性质的符号就应运而兴盛起来。”而且“表数与标记类符号,往往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或许是通用的,即既可用于计数,又可表明是属于何人何家所有或所使用,是些具有双重作用的特有记号。”有的器物上还同时刻划出两类性质的符号：一是表数；一是标记；如86板H1：19号三足盘,沿内符号表数,底上符号作为标记。参见李家和,杨巨源：《角山刻划符号初步研讨》,《南方文物》1987年第2期,第67-68页。
② 廖根深：《鹰潭角山商代记数符号的初步研究》,《百越民族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37-352页。
① 李家和,杨巨源：《角山刻划符号初步研讨》,《南方文物》1987年第2期,第70页。
② 郭羽,申夏：《关于鹰潭角山商代窑址记数陶文的几个问题》,《南方文物》1993年第3期,第84-87页。
① 此表据《角山刻划符号初步研讨》所附表格、相关拓片整理而成,拓片模糊不清者,不录入。参见《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2期,第71-79页。
① 李学勤：《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8-191页。
① 邱立诚：《揭阳出土陶器上刻划符号的研究》,《揭阳考古》(2003-2005),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82-283页。
① 安特生(J.G.Andersson)著,乐森(?)译：《甘肃考古记》(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地质专报》甲种第5号,1925年发行,文物出版社重印,2011年。
②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城子崖》,1934年,第53-54页。
③ 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938年,第24-25页。
④ 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印行,1942年,第15、35-36页。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96-198页。
⑥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莒县博物馆：《莒县杭头遗址》,《考古》1991年第12期,第1057-107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7-119、255页。
⑦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65-169贝。
⑧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84-991页。
① 安徽省文物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②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学学报》第3期,第1-28页；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43-74页。
③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又见李学勤：《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8-269页。
④ 张光裕：《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的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2卷,1981年,第91-151页。
⑤ 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又见《高明论著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⑥ 李学勤：《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46-157页。
⑦ 陈昭容：《从陶文探索汉字起源问题的总检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七本第四分,1986年。
⑧ 王蕴智：《远古陶器符号摹记》,《书法报》1994年第1-29期单期连载；又见《字学论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7-32页。
① 黄德宽师：汉字理论课讲义,第三讲——汉字的形成。
② 王震中：《从符号到文字——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考古文物研究》,三秦出版社,1996年；又见《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102页。
③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④ 何崝：《中国文字起源》,巴蜀书社,2011年。
⑤ 孙莹莹：《试论新石器时代陶器符号的前文字属性》,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黄亚平教授指导),2011年。
⑥ 谢亮：《建国以来出土刻划符号综论》,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郝士宏教授指导),2011年。
⑦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14-20页。
⑧ 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① 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又见《高明论著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高明：《略谈古代陶器符号、陶器图像和陶器文字》,《学术集林》卷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又见《高明论著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29-242页。
②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学学报》第三期,1969年；又见《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43-73页；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又见《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185-227页。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台湾版),万卷楼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29--41页。
②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台湾版),万卷楼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36-37页。
③ 陈昭容：《从陶文探索汉字起源问题的总检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七本第四分,1986年。
①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又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2页。
②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9-122页。
③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41-144页。
① 刘志一：《贾湖龟甲刻符考释及其他》,《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第10-13页。
② 刘志一：《龙虬庄陶文破译》,《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第57-62页。
③ 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第37-52页。
① 严文明：《半坡类型陶器刻画符号的分类和解释》,《文物天地》1993年第6期,第40-42页。
②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14-20页。
③ 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几何类刻划符号试释》,《东南文化》2012年第3期,第87页。
① 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249-308页。
②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又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2页。
③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50-171页。
④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又见《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⑤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又见《张光直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51-189页。
① (日)林巳奈夫：《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的图像记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3、4期,154-162页。
② 李学勤：《二里头陶器的一个奇异符号》,《华学》(第二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5-117页。
① 关于考古材料的收集整理,陈星灿先生指出,要“调整和提高考古材料收集的目标(不能只关注大遗址和墓葬)和质量(收集对了解社会经济有益的方方面面的资料)”,不然,“许多量化研究单靠目前粗放的发表资料是难以完成的”。参见陈星灿：《何以中原?》,《读书》2005年第5期,第36页。
① 施听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浙江教育出版社,1938年,第25页。
② 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印行,1942年,第35-36页。
① 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第三期,1981年10月。转引自李孝定：《汉字起源的一元说和二元说》,《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初编》,1983年；又见《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254-261页。
②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永年县台口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12期,第635-645页。
③ 李学勤：《考古发现与中国文字起源》,《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49页。
④ 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1993年4月,第1-2页
①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7页。
② 关于纹饰的重复性特征,李洋厚先生有精彩的解释：“在巫术礼仪中、原始诗歌中、舞蹈中,以及在音乐中,都有一种形式重复的特征。孔子听音乐,‘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因为通过反复,才能更好地塑造人的心灵、陶冶情欲,以构成和建立新感性。而这种塑造和建立,固然仍然是在建立心理形式,但它又跨越了感知形式的层面,日益进入与内在情感欲求相关的心理领域了。”参见李泽厚：《美学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77-378页。
③ 纹饰产生初期,其动因也可能不是用来审美。比如,陶器上的纹饰,最初是用来加固陶丕,使之更加结实耐用。或者增加器物外表的摩擦力,便于使用等等。
①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7页。
① 陈星灿：《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又见《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论丛》,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69-73页。
①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柳林溪》,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6-119页；周国平：《柳林溪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及初步研究》,《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6页。
① 详参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83页；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又见《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06-208灭；张红彦：《关于仰韶文化时空范围的界定问题》,《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第66-69页。
① 引自张宏彦：《关于仰韶文化时空范围的界定问题》,《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第69页,图一。
① 详见上编第二章第一节相关部分。
② 严文明：《半坡类型陶器刻划符号的分类和解释》,《文物天地》1993年第6期；又见《仰韶文化研究》(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76-380页。
① 严文明：《仰韶房屋和聚落形态研究》,载《仰韶文化研究》(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94-255页。
② 冈村秀典,姜宝莲等译：《仰韶文化的聚落结构》,《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6期,第90-91页。
③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又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2页。
④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9-120页。
① 参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78-312页。
② 目前暂不能准确统计,主要有两个原因：1、有些符号的判断尚需更为详细的资料；2、个别符号的具体出土地不明。
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09页。
① 此图系笔者据《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280页图4-26修改绘制而成。
① 详见上编第二章第一节相关部分。
② 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0-102页。
③ 宋兆麟先生研究认为大汶口文化出土的獐牙钩形器,下为柄,柄上有拴套的孔,对称地安有獐牙,应 该是巫师的法具。参阅：宋兆麟：《巫与巫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① 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2-83、91-92页。
②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第485-576页：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台北华岗出版有限公司,1954年,第118-125页：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转引自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6-37页。
③ 参阅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6-37页。
④ 饶宗颐：《有翼太阳与古代东方文明——良渚玉器刻符与大汶口陶文的再检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史溯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8页。饶先生在文中注“何琳仪兄所见略同”。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14-431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56-672页。
② 此图系笔者据《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659页图7-1绘制而成。
①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28页。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38-139页。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91页。
④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93页。
⑤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96页。
① 宋豫秦：《石家河文化红陶杯与陶塑品之功用》,《江汉考古》1995年第2期,第47-48页。
② 郑中华：《论石家河文化的刻画符号》,《江汉考古》2000年第4期,第54-61页。
③ 郑中华：《论石家河文化的刻画符号》,《江汉考古》2000年第4期,第54-61页。
④ 张弛：《石家河大型聚落——长江中游文明的崛起》,《中华文化遗产》2012年第4期,第86-87页。
⑤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73-692页。
① 佛利尔博物馆藏的刻符玉器,传出浙江。近年在浙江安溪百亩山出土了相似的玉璧及刻符,学者们认为佛利尔博物馆的玉璧可能来自良渚遗址群。参阅严文明：《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又见《中华文明的始原》,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74-181页。
② 此图系笔者据《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675页图7-9绘制而成。
① 严文明先生把良渚文化的聚落遗址分为三级,分别是中心聚落遗址、次中心聚落遗址、村落遗址。三级聚落遗址的存在,说明当时的社会是“由少数集军权、财权、神权于一身的贵族阶级统治广大民众的阶级社会”。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初级文明社会”。张忠培先把良渚文化居民分为四大等级。第一等级者以玉钺、玉琮随葬,生前掌握神权和军权；第二等级者以玉钺随葬,生前掌握军权；第三等级者以石钺随葬,生前具有行使军事职能的权利；第四等级者基本从事农业劳动,处于社会下层。张先生指出,良渚文化社会“已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参阅严文明：《良渚文化：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寻根》1995年第6期,第9页；张忠培：《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第 401-421页。
① 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52-260页；又见《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67-81页。
② 朱乃诚：《良渚文化玉器刻符的若干问题》,《华夏考古》1997年第3期,第41-46页。
③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72-73页。
① 刘斌,蒋卫东,费国平：《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7期；刘恒武：《良渚文化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00-103页。
② 杜金鹏：《关于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1992年第10期,第917-918页。
③ 周丽娟：《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墓葬与水井的发掘》,《东南文化》,2003年第11期,第27-30页。
①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页。
② 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吴地文化一万年》,中华书局,1994年,第9页。
③ 饶宗颐：《哈佛大学所藏良渚黑陶上的符号试释》,《浙江学刊》1990年第6期；又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7-103页。
④ 董楚平：《“方钺会矢”——良渚文字释读之一》,《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第76-77页；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905页；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吴地文化一万年》,中华书局,1994年,第7-9页。
① 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吴地文化一万年》,中华书局,1994年,第12-13页。
② 李学勤：《试论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的刻划符号》,《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
③ 赵辉：《中华文明的曙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④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又见《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48-149页。“交互作用圈”是美国考古学家约瑟夫·考德威尔(Joseph R. Caldwell)提出的概念。含义是：地域相联而各具特征的区域性文化同时存在、同时发展,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它们对于其他地域关联较远的文化来说形成一个整体。参阅张光直：《从世界史常用模式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考古学专题六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45-46页。
① 2004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黄山市黄山区甘棠镇的蒋家山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中发现有陶缸残片,上面刻划日月符号。目前,符号尚未公布。参阅吴卫红：《安徽抢救发掘蒋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0日,第1版。
② 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栾丰实：《大汶口、良渚文化的汇聚点》,《文物》2004年第4期,第93-96页。
③ 吴卫红：《安徽抢救发掘蒋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0日,第1版。
④ 张驰先生研究认为,大汶口文化晚期之后,气候的变化是导至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不断衰退的主要原因。参阅张弛：《大汶口文化对良渚文化及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影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又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09-217页。
⑤ 张弛：《大汶口文化对良渚文化及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影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又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09-217页。
① 王震中：《试论陶文“(?)”、“(?)”与“大火”星及火正》,《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6期；又见《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3-119页。
② 详参本章大汶口文化刻画符号研究及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研究部分相关内容。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54页。
④ 李学勤：《二里头陶器的一个奇异符号》,《华学》(第二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5-117页。
⑤ 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1937年；又见西安半坡博物馆：《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552-557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5、45页。
② 参阅《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表十三。
③ 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4-82、140-145页。
④ 严文明先生提出,中国史前文化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又见《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⑤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原子头》,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⑥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
① 《定远县侯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指出,共发现刻画符号45件。《蚌埠双墩》考古报告指出,侯家寨一期发现80多个相同的刻画符号。因侯家寨遗址所出刻符材料尚未全部公布,笔者未能作精确统计。
② 参阅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2页；阚绪杭：《蚌埠双墩遗址的发掘与收获》,《文物研究》第八期,黄山书社,1993年,第101-103页；阚绪杭：《定远县侯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五期,黄山书社,1989年,第157-170页。
③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3-184页。
① 参阅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3-184页；徐大立：《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简述》,《中原文物》2008年第3期,第76页。
② 参阅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3-184页；徐大立：《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简述》,《中原文物》2008年第3期,第76-77页。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4页。
② 2005年11月12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安徽省文化厅和蚌埠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蚌埠双墩遗址暨双墩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蚌埠召开。
③ 2009年10月23-25日,由中国文字学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报社、安徽大学等单位承办的“双墩刻画符号暨古代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蚌埠召开。
④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
⑤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6、419-420页。
⑥ 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几何类刻划符号试释》,《东南文化》2012年第3期,第86-91页。
① 王蕴智：《双墩符号的文化特征及其性质》,《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69页。
②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
③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
④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
⑤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
⑥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
① 徐大立：《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陶器刻划初论》,《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第246-258页。徐先生已在文中指出,这种分法严格来说不尽科学。譬如,表示动物的刻划中有写实、抽象、会意、变形几种,除写实的可明确归入动物类,其余三种又似可归入组合符号类。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4-272、322-398页。
③ 黄德宽师：《蚌埠双墩几何类刻划符号试释》,《东南文化》20102年第3期,第87页。
④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2-127 页。
① 《蚌埠双墩》报告指出,此符号系组合圆圈形,刻于碗圈足底部。但表中所给符号摹本看不出符号形状。
① 黄德宽师在2005年召开的“蚌埠双墩遗址暨双墩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提出,参见《中国文物报》,2005 年12月16日。
①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几何类刻划符号试释》,《东南文化》2012年第3期,第87页。下引黄德宽师关于双墩刻画符号释读的观点,如无特别注明,皆参此注,不再注明。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31页,图二一五。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24页。
③ 徐大立：《试析双墩遗址植物类刻划符号》,《东南文化》2006年第6期,第69-70页。
④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7-128页。
①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几何类刻划符号试释》,《东南文化》2012年第3期,第87页。
② 刘钊,洪飏,张新俊：《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5-386页。
③ 黄德宽师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30页。
④ 在释读符号内涵的过程中,由于论证和行文的需要,也会涉及到一些非“圆圈符号及其组合符号”,下文遇到相同情况皆作此处理,不再说明。
① 参阅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2011年版,第289-290页；何新：《诸神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9-30页；吴庆洲：《太阳崇拜文化与建筑意匠》,《建筑史》第27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04页。
③ 刘钊,洪飏,张新俊：《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页。
① 古人“天圆地方”的产生,前人多以为源自古人对天地形状的直观感觉。王胜利先生指出,“大地方形”的观念凭直观感觉是产生不了的。就天空而言,人们白天在广阔的大平原(或大海)的某一固定位置进行观察的时候,会觉得天空就像一个顶高旁低的大罩了笼罩大地上(或者海面上),与大地(或者海面)在遥远的四周相会合,会合之处犹如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产生天空的周边是圆形的直观感觉,但同样也会直观地感觉到大地的周边也是圆形的,而不会有“大地方圆”之感。“天圆地方”观应该源自古人对“天动地静”现象的理性思考。参阅王胜利：《“天圆地方”观探源》,《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第75-79页。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双墩一号春秋墓葬》,《考古》2009年第7期,第39-45页；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3期,第4-18页。
① 冯时：《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解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二本第三分,2011年9月,第399-492页。
① 黄亚平先生认为“这种特殊的重体更像是对山脉的描绘”。参见黄亚平,孙莹莹：《双墩符号的构成方式以及对文字形成的影响》,《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60页。
② 毕秀洁：《商代铜器铭文的整理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董莲池教授指导),2011年,第216页。
③ 刘钊,洪飏,张新俊：《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8页。
④ 徐大立：《双墩遗址地面房屋建筑刻划符号解析》,未刊稿。蒙徐先生惠赐未刊大作,深表感谢。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学报》2007年第1期,第97-124页。
②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
③ (日)甲元真之,滕铭予译：《中国史前时代的渔捞》,《东南文化》1996年第4期,第17页。
①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第491-518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潍坊地区艺术馆：《潍县鲁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第313-350页。
③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临汝大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6期,第1-4 页。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第295-301页。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75-79页。
③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37页。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35页。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
① 以上甲骨文字形参见刘钊,洪飏,张新俊：《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5-539页。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48-250、381页。
② 参阅杨鸿勋：《中国早期建筑的发展——一九七七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考古专业讲座提纲》,《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一辑)》,1980年,第112-123页；沈福煦：《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32页。
③ 参阅陈立柱：《第二届淮河文化研讨会综述》,《学术界》2004年第1期,第216页。2003年10月24-25日,第二届淮河文化研讨会在宿州召开,徐大立先生提交了《从蚌埠双墩遗址的巢居刻划谈起》一文,此文后来发表在《学术界》2004年增刊,然笔者多方查询未果,徐先生本人也未留下底稿,殊觉遗憾。
① 冯时：《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解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二本第三分,2011年9月,第399-492页。
② 从符号拓本来看似为7个叉形,冯时先生指出,系“因草率所致”,可从。参见冯时：《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解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二本第三分,2011年9月,第420-421页。
③ 冯时：《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解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二本第三分,2011年9月,第420-421页。
④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双墩一号春秋墓葬》,《考古》2009年第7期,第39-45页。
⑤ 冯时：《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解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二本第三分,2011年9月,第430-433页。
⑥ 参阅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刘一曼教授指导),2006年,第106-118页。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双墩一号春秋墓葬》,《考古》2009年第7期,第41页。
② 冯时：《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解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二本第三分,2011年9月,第418-419、423、446页。
③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9页。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双墩一号春秋墓葬》,《考古》2009年第7期,第41页。
② 冯时：《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解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二本第三分,2011年9月,第446页。
③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9页；王树明：《双墩碗底刻文与大汶口陶尊文字》,《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第33-39页。
④ (法)列维·布留尔,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7页。
⑤Eyre,Journal of Expeditions of Dicovery into Central Australia,ii.p.247转引自《原始思维》第37页。
⑥ (法)列维·布留尔,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19、221页。
① (法)列维·布留尔,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21-229页。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8页。
① 沈兼士：《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68-69页。
②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4、68-69页。
③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④ 喻遂生：《文字起源二源说质疑》,《达县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第89-91页。
⑤ 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第3期,1981年。转引自李孝定：《汉字起源的一元说与二元说》,《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259-261页。
① 李孝定：《汉字起源的一元说与二元说》,《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262-263页。
② 葛英会先生论述双墩刻画符号的意义与价值时,已指出这一价值。参见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8-129页。
③ 黄亚平,孙莹莹：《双墩符号的构成方式以及对文字形成的影响》,《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61页。
① 英国学者丹尼尔在美国的一次关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研讨会上提出,文明有三个要素：1、有5000人以l：的城市；2、有文字；3、有大型的礼仪性建筑。日本学者贝缘茂树先生认为青铜器、宫殿基址、文字是文明的要素。夏鼐先生在日本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文明的标志“除了政治组织士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参阅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7、35-36、94页。
② 黄德宽师：汉字理论课讲义——第三讲汉字的形成；李伯谦先生指出,中国文字起源的探索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课题。参见梁晓景：《中国文字起源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22日,第3版。
③ 黄德宽师,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增订本),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54-255页。
④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1页。
⑤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7页。
⑥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1页。
⑦ 王凤阳：《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21-22页。
⑧刘又辛,方有国：《汉字发展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① 参阅黄德宽师：汉字理论课讲义,第三讲汉字的形成。
② 参阅黄德宽师：汉字理论课讲义,第三讲汉字的形成。
③ 李运富：《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21页。
④ 黄亚平,孟华：《汉字符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17页。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29页。
② 高明,涂白奎：《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72页。
③ 高明涂白奎：《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71页。
④ 高明,涂白奎：《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91页。
⑤ 黄德宽师：《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学报》第一辑,2006年。又见《开启中华文明的管钥——汉字的释读与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54页。
⑥ 林沄：《谈谈汉字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出士文献》第二辑,中西书局,2011年,第113页。
⑦ 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书店,2004年,第162页。
⑧ 详参上编第二章第一节相关部分。
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709-715页。详参上编第三章第二节相关部分。
① 林沄：《谈谈汉字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出土文献》第二辑,中西书局,2011年,第115页。
② 王蕴智：《中原出土商代玉石文及其释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4期,第42-50页。
③ 李济：《安阳》,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75页。
④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学学报》1969年第3期；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年,第43-74页。
① 参见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学学报》1969年第3期；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从》,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年,第43-74页。
② 黄德宽师：《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学报》第一辑,2006年；又见《开启中华文明的管钥——汉字的释读与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54页。
③ 参阅：沈兼士：《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68-69页；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4、68-69页；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29-33页；何丹：《图画文字说与人类文字的起源——关于人类文字起源模式重构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9-34页。
①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② [苏]B.A.伊斯特林,左少兴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3-90页。
③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l期；又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2页。
④ 李万福：《突变论——关于汉字起源方式的探索》,《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第18-22页。
⑤ 主要遗址为舞阳贾湖、西安半坡、莒县陵阳河、临潼姜寨、宜昌杨家湾、浙江良渚、青海乐都柳湾、 邹平丁公、登封王城岗、偃师二里头、郑州南关外、河北藁城台西、江西清江吴城、安阳殷墟小屯等,年代从公元前约9000年至公元前约1100年。参见李万福：《突变论——关于汉字起源方式的探索》,《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第18-22页。
① 李万福：《突变论——关于汉字起源方式的探索》,《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第18-22页。
②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29页。
① 参阅陈光宇：《世界四种古文字的起源时空与文字结构》,《古文字研究》第27辑,中华书局,2008年,第1-16页。
② 陈德富：《汉字缘何“长寿”》,《北京日报》2004年1月19日；袁月：《汉字长寿原因探秘》,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林允富教授指导),2007年。
③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又见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④ 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第50-54页；又见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33页。
⑤ 汪宁生先生有相关的民族学调查资料,可以参看。详参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又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2页。
① 参阅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年第10期；又见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0-59页；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第50-54页；又见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33页。
② 尚民杰：《柳湾彩陶符号试析》,《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第29-34页。
③ 参阅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年第10期；又见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0-59页；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第50-54页；又见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33页。
④ 参阅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年第10期；又见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0-59页；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第50-54页；又见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33页。
① 良渚、石家河、红山等文化,文明程度很高,有学者称之为“文明的前夜”、“文明的曙光”。他们的陡然衰退引起了学者们的探索。这一问题,目前学界还未达成共识。但已经产生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李伯谦先生认为,仰韶文明最终得以存续发展,红山、良渚文明却消退了,主要在于它们在文明演进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路径,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仰韶文化一开始就走发展王权之路,良渚、红山文化走的是以神权为主的道路；有的学者认为气候、地理环境、洪水等导致了他们的衰败；还有的学者主张人文因素和地理因素的合力加速了良渚等文明的消退；详参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又见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3页；严文明：《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4-73页；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前言,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 中原文化的崛起,也是多方面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赵辉先生指出，庙底沟二期以来,大汶口文化西进,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北上、北方长城地带文化南下,中原文化面临先进文化的入侵。面对危机,军事首领的地位快速提升,加之资源相对匮乏,中原从“较贫困的社会基层大众中单向发展出一个贵族上层”,走上了军权之路。详参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第50-54页；又见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33页。
③ 李先登：《夏商周青铜文明探研》,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9页；黄德宽师：汉字理论课讲义,第三讲——汉字的形成。
④ 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1期；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20623页；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第273-287页。
① 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第5054页；又见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33页。
② 陈星灿：《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又见《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论丛》,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69-73页。
① 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02页,附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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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陈炜湛：《汉字起源试论》,《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第72页。
11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19页。
12 陈全方：《周原出土陶文研究》,《文物》1985年第3期,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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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249-308页。
⑩ 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第32页。
11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第72-73页；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又见《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第80-81页。
12 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第185-227页。
13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又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2页。
14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65-169页。
15 尚民杰：《柳湾彩陶符号试析》,《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第29-34页。
16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109-136页；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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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48-52页。
⑤ 王宜涛：《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陶文》,《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商县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商洛地区图书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⑥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陇东镇原常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3期,第208-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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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冈》,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80、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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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0-98、11-14页。
12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第185-214页。
13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第65-91页。
14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
15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19页。
16 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249-308页。
17 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第52页。
18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学学报》第3期；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43-74页。
19 裘锡圭：《究竟是不是文字——谈谈我国新石器时代使用的符号》,《文物天地》1993年第2期。
①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学学报》第3期；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43-74页；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185-228页；李孝定：《符号与文字——三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研讨会论文集；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267-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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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徽省文物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② 阚绪杭：《定远县侯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五期,黄山书社,1989年。
③ 徐大立：《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陶器刻划初论》,《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第246-258；徐大立：《试析双墩遗址植物类刻划符号》,《东南文化》2006年第6期,第69-70页；徐大立：《蚌埠双墩遗址“口”形刻划符号释义》,《东南文化》2007年第6期；徐大立：《从蚌埠双墩遗址的巢居刻划谈起》,《学术界》2004年增刊；徐大立：《双墩遗址地面房屋建筑刻划符号解析》,未刊稿。
④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7-128页。
⑤ 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几何类刻划符号试释》,《东南文化》2012年第3期。
⑥ 冯时：《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解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二本第三分,2011年9月,第399-492页。
⑦ 黄亚平,孙莹莹：《双墩符号的构成方式以及对文字形成的影响》,《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⑧ 王蕴智：《双墩符号的文化特征及其性质》,《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⑨ 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
① 南京博物院、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1985年,第1-22页；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页。
②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③ 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吴地文化一万年》,中华书局,1994年,第7-9页；
④ 董楚平：《“方钺会矢”——良渚文字释读之一》,《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
⑤ 杨振彬：《长江下游史前刻划符号》,《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
⑥ 余杭县文管会：《余杭县出土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⑦ 李学勤：《试论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的刻划符号》,《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
⑧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04页。
⑨ 饶宗颐：《谈高邮龙虬庄陶片的刻划图文》,《东南文化》1996年第4期；又见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4-106页。
⑩ 周晓陆：《生命的颂歌——关于释读龙虬庄陶文的一封信》,《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
11 王晖：《中国文字起源时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12 刘志一：《龙虬庄陶文破译》,《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
13 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2期；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24-629页。
14 何驽：《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 日；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33-636页。
15 王晖：《从战国楚简文字看陶寺遗址陶文“尧”字的释读问题》,《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第232-237页。
16 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第273-287页。
17 李学勤：《中国文字与书法的孪生》,《中国书法》2002年第11期；又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511-515页。
18 蔡运章：《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第33页。
19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第295-299页；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邹平县文化局：《山东邹平丁公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5期,第391-398页。
20 王恩田,田昌五,刘敦愿,严文明,李学勤,张学海,张忠培,陈公柔,邵望平,郑笑梅,俞伟超, 高明,栾丰实,黄景略,裘锡圭,蔡凤书等：《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
① 李学勤：《邹平丁公陶文试探》,《国际汉学》第二辑,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311页；松丸道雄著,蔡哲茂译：《发现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记山东省出土的“刻字”陶片,《故宫文物月刊》11,1995年,第102-109页；冯良珍：《日本部分学者关于丁公陶文的见解》,《语文建设》1993年第9期,第19页。
② 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
③ 徐基：《龙山文化丁公陶书简论》,《东南文化》1994年第3期。
④ 曹定云：《山东邹平丁公遗址“龙山陶文”辨伪》,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
⑤ 郭治中、黄莉：《内蒙古赤峰发现一处保存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城遗址》,《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16 日第1版；郭治中,胡从柏：《内蒙古赤峰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45—-49页。
⑥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21、31、206-207页；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年甘肃庄浪徐家碾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5-119、166页。
⑧ 周建山,杜红磊：《郸城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刻符陶片》,《中原文物》2010年第3期。
⑨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方城县博物馆：《河南方城县八里桥遗址1994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2期。
⑩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柳林溪》,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6-119页；周国平：《柳林溪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及初步研究》,《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11 余秀翠：《宜昌杨家湾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发现刻划符号》,《考古》1987年第8期,第763-764、733页；余秀翠：《宜昌杨家湾遗址的彩陶和陶文介绍》,《三峡考古之发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180-183页。
12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66、284-285页。
13 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122页。
14 贾汉清：《论江汉地区二例相关的史前陶文》,《江汉考古》2003年第2期,第31-36页。
15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6、2]8-225、348页。
1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4、233-236页。
1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2、301页。
1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金鸡岭》,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09-267页。
19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崇州市双河史前城址试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1期。
20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4、125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75-572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9、110、187、196页。
③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75-390页。
④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第240-252页。
⑤ 王长丰、张居中、蒋乐平：《浙江跨湖桥遗址所出刻划符号试析》,《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第26-29页。
⑥ 柴焕波：《跨湖桥契刻考释》,《湖南考古辑刊》第8集,岳麓书社,2009年,第156-159页。
⑦ 牛清波：《跨湖桥遗址所出刻画符号补释》,《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
⑧ 王蕴智：《远古陶器符号综类摹萃》,《中原文物》2003年第6期。
⑨ 黄德宽师：汉字理论课讲义。
⑩ 谢端琚、瓯燕：《黄河上游史前陶器符号与图像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6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89-123页。
11 杨振彬：《长江下游史前刻划符号》,《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
12 孙莹莹：《试论新石器时代陶器符号的前文字属性》,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黄亚平教授指导),2011年。
13 谢亮：《建国以来出土刻划符号综论》,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郝士宏教授指导),2011年。
14 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
15 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
16 陈星灿：《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陈星灿：《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过去和现在》,2012年12月4日陈先生在安徽大学所作的学术报告。
17 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第52页；又见高明：《高明论著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6页。原文收入论文集时,作者的观点已发生变化,删去了有关大汶口符号的论述。新的看法,见高明：《略谈古代陶器符号、陶器图像和陶器文字》,《学术集林》卷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又见《高明论著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29-242页。
18 裘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跟古汉字相似的程度很高,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它们“应 该已经不是非文字的图形,而是原始文字了。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又见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7页。后来,裘先生又否定此说,认为把大汶口符号看作原始文字根据不足,把它们看作古汉字的前身更不妥当。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台湾万卷楼出版公司,1995年,第36页；裘锡圭：《究竟是不是文字——谈谈我国新石器时代使用的符号》,《文物天地》1993年第2期。
①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6页。
② 林巳奈夫：《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图像符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3、4期。
③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0-190页。
④ 李学勤：《安诺石印的启发》,《中国书法》2001年第10期；又见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82-486页。
⑤ 李维明：《郑州商文化陶字符量化分析》,《南方文物》2012年第3期,第38-44页；李维明：《二里头文化陶字符量化分析》,《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6期,第50-56页。
⑥ 雒有仓：《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综合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张懋镕教授指导),2007年。
⑦ 马锦卫：《彝文起源及其发展考论》,西南大学博士论文(喻遂生教授指导),2010年。
⑧ 王蕴智：《史前陶器符号的发现于汉字起源的探索》,《华夏考古》1994年第3期。
⑨ 蔡运章：《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
⑩ 黄德宽师：汉字理论课讲义,第三讲——汉字的形成。
11 王震中：《从符号到文字——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考古文物研究》,三秦出版社,1996年又见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102页。
12赵慧：《对近二十年来关于汉字起源问题讨论的思考》,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陈双新教授指导),2008年。
13王晖：《中国文字起源时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① 来国龙：《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语言学眼光”和汉字起源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研究》(六),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3-78页。
② 何崝：《中国文字起源》,巴蜀书社,2011年。
③ 徐大立：《从蚌埠双墩遗址的巢居刻划谈起》,《学术界》2004年增刊；徐大立：《双墩遗址地面房屋建筑刻划符号解析》,未刊稿。
④ 王依依,王宁远：《仙坛庙干栏式建筑图案试析》,《东方博物》第十六辑,2005年。
⑤ 李维明：《二里头文化陶字符量化分析》,《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6期。李先生在文中指出,“二里头文化演进过程中,存在一些因素变化现象……观察二里头文化陶字符演进过程,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的分界现象。”
① 李学勤：《文字起源研究是科学的重大课题》,《中国书法》2001年第2期；又见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4-96页。
②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6页。
① 王元鹿：《关于我国南方民族历史古文字的一些谜团》,《中国文字研究》第十四辑,大象出版社,2011年；又见王元鹿：《王元鹿普通文字学与比较文字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8-103页。
②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③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页。
① 李学勤：《文字起源研究是科学的重大课题》,《中国书法》2001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4-96页。
②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第81-87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② 新石器时代各流域和地区遗址的分布规律可参看,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四川文物》2007年第1期,第50-53、95页。
① 参阅谢端琚：《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05-118页：谢端琚：《马家窑文化诸类型及其相关的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1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 《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1995年第4期,第289-296页。
①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65-169页。
① 尚民杰：《柳湾彩陶符号试析》,《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第29-34页。
①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马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75年第2期,第90-96页。
①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考古》1974年第5期,第299-308页。
② 武威地区博物馆：甘肃古浪县老城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第1-5页。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市徐家山东大梁马厂类型墓葬》,《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3期,第11-18页。
② 巴尔姆格伦：《半山及马厂随葬陶器》,《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3号1册,第178-179页；转引自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第47-59页。
③ 参阅张宏彦：《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56页；谢端琚：《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8-125页。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 《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第57-91页。
②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第421--443页。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0期,第4-24页。
②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总寨马厂、齐家、辛店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第307-316页。
①陈洪海,格桑木,李国林：《试论宗日遗址的文化性质》,《考古》1998年第5期,第15-22页。
①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民族博物馆：《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5期,第1-14页。
①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临潼自家村》,巴蜀书社,1994年,第2、82-84页。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46-48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33-237页。
① 仰韶文化的区系类型及分期,目前考古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一些研究者还对传统的“仰韶文化”的命名有了重新考虑,提出了“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大河村文化”,用以取代仰韶文化。具体可参阅巩启明：《仰韶文化》,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45-169页；张宏彦：《渭水流域仰韶文化分期问题》,《文物》2006年第9期；丁清贤：《关于“仰韶文化”的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
② 我们认为,(?)、(?),为同一符号,(?)、(?)、也为同一符号。联系当时的刻划实际及笔划形态,竖直笔划与斜线笔划断开与否不能成为区别符号的要素。归并后符号种类为14种。《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整理者分为16种。
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
① 笔者据《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相关信息整理而成,符号右下角的数字标示相应符号的数量。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96-198页。
③ 1980年,西安半坡博物馆的王志俊先生在《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一文中将半坡遗址出土的刻符归纳为27种。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97页。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63页。顺便提及的是,半坡遗址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倍受研究者关注,而石铲上的符号,却往往被忽略。
①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2页。
② 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第32-35页。
③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学学报》1969年第3期；又见：《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43-74页。
④ 陈炜湛：《汉字起源试论》,《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第72页。
⑤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19页。
⑥ 陈全方：《周原出土陶文研究》,《文物》1985年第3期,第67页。其他赞同半坡刻画符号是文字的观点,不一一引述。
⑦ 李乔：《半坡刻划符号研究中的新发现》,《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第44-47页；李乔：《再次证明半坡陶文是古彝文始祖》,《楚雄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李荆林：《女书与史前陶文研究》,珠海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⑧ 高明：《略谈古代陶器符号、陶器图像和陶器文字》,《学术集林》卷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又见高明：《高明论著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29-242页；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第47-59页。
① 严文明：《半坡类型陶器刻画符号的分类和解释》,《文物天地》1993年第6期,第4042页。
②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32页。
③ 刘民钢：《试论仰韶陶符》,《华夏考古》1997年第4期,第60-63页。
④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又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2页。
⑤ 严汝娴：《普米族的刻划符号——兼谈对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的看法》,《考古》1982年第3期,第312-315页。
① 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第1-17页。
② 笔者据《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相关信息整理而成,符号右左下角的数字标示相应符号的数量。
① 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1-144页。
② 姜寨一期共发现102件刻划有符号的陶器及残片,我们把报告整理者的分类统计数据相加,发现总数远不及102,参照半坡博物馆王志俊先生《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一文的统计,可知刻符总数102是可信的,报告整理者的分类统计是不准确的。
③ 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1-144页。
④ 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62页。
⑤ 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14页。
①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② 王世和、张宏彦：《1982年陕西商县紫荆遗址的发掘》,《文博》1987年第3期,第3-15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垣曲县小赵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试掘》,《考古》1998年第4期,第7-15页。
①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原子头》,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②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原子头》,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48-52页。
②笔者根据《宝鸡北首岭》考古报告相关信息整理而成,符号右下角的数字标示相应符号的数量。
③王志俊先生《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1980)一文注解11提及：“《铜川李家沟遗址发掘报告》,待刊稿,内载发掘出土刻符22种。另外铜川市文化馆还藏有一件在遗址采集的‘l’形符号。”从《铜 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所公布的信息来看,王先生所说的“22种”当为“22件”之误。
① 西安半坡博物馆：《铜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第26-30页。
② 笔者据《铜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相关信息整理而成,符号右下角数字标示相应符号的数量。
③ 石兴邦：《丰镐一带考古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1期。
④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黄河三门峡水库考古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
⑤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15页。
⑥ 赵康民：《临潼原头、邓家庄遗址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陕西蓝田泄湖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第415-447页。此外,2009年8月至2010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陕西蓝田新街遗址进行了发掘,在仰韶晚期灰坑中出土的陶罐等器物上也发现了刻画符号,符号尚未公布。参阅(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① 笔者据《陕西蓝田泄湖遗址》简报相关信息整理而成,符号右下角的数字标示相应符号的数量。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州洪山庙》,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州洪山庙》,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0、74页。
① 临汝县文化馆：《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第3-5页。
② 张绍文：《原始艺术的瑰宝——记仰韶文化彩陶上的<.鹳鱼石斧图>》,《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第21-23页。
①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中原文物》1981年第12期,第79-82页。
②参阅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中原文物》1981年第12期,第79-82页。
③范毓周：《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画<鹳鱼石斧图>试解》,《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第8-10页。
④牛济普：《<鹭鱼石斧图>考》,《中原文物》1985年第1期,第46-53页。
① 马世之：《河南临汝仰韶陶缸彩绘图像考略》,《中州学刊》1984年第6期,第128-131页。
② 郑杰祥：《<鹳鱼石斧图>新论》,《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第48-51页。
③ 赵春青：《从鱼鸟相战到鱼鸟相融——仰韶文化鱼鸟彩陶图试析》,《中原文物》2000年第2期,第13-15页。
④ 何努：《鸟衔鱼图案的转生巫术含意探讨》,《江汉考古》1997年第3期,第75-81页
⑤ 胡建升：《女神原型的图像组合——<鹳鱼石斧图>的文化象征新探》,《民族艺术》2001年第4期,第103-109页。
① 孙彦：《“鹳鱼石斧图”题材象征意义辨析——兼论丧葬绘画的起源》,《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第4144页。
① 参阅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张宏彦：《史前考古学导论》,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60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陕西蓝田泄湖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第415-447页。
③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陕西绥德小官道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① 关于它的性质,学界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常山下层文化”的命名不合理,它实际包涵了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两种遗存,主张把它的早段归为马家窑文化,晚段归为齐家文化；有的认为其内涵独特,应单独命名。详参杨剑：《陇东地区史前文化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靳松安教授),2012年,第45页；陈昱,洪方：《陇东镇远常山下层遗存浅析》,《考古》198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陇东镇远常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参阅杨剑：《陇东地区史前文化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靳松安教授指导),2012年,第52页。
③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陇东镇原常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3期,第208-210页；胡谦盈：《答<陇东镇原常山下层遗存浅析>》,《考古》1991年第3期,第238-244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陇东镇原常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3期,第201-210页。
① 王宜涛：《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陶文》,《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商县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商洛地区图书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② 郑洪春,穆海亭：《试论花园村遗址出土的兽骨刻划文字》,《古文字研究》第20辑,2000年,第1-10页。
① 卫迪誉,王宜涛：《陕西南洛河流域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② 发掘者认为陶寺文化可能是夏人的遗存,有的学者认为当为有虞氏遗存,也有学者认为陶寺文化早晚期均属唐尧所在部落集团的考古学文化。参见许宏,安也致：《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遗存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36-342页；罗新,田建文：《陶寺文化再研究》,《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29-335页。
③ 参阅曹艳朋《陶寺文化研究》,郑州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张岱海：《陶寺文化与龙山时代》,《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罗新,田建文：《陶寺文化再研究》,《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29-335页；董琦：《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43-352页。
④ 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1期；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20-623页；高炜：《陶寺出土陶文二三事》,《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年第3期。
① 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2期：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24-629页。
② 何驽：《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33-636页。
③ 2007年10月中国先秦史学会和山西临汾市宣传部举办的陶寺文化研讨会在临汾召开,王晖先生在研讨会上提出了这一观点。
④ 王晖：《从战国楚简文字看陶寺遗址陶文“尧”字的释读问题》,《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第232-237页。
① 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第273-287页。
② 李学勤：《中国文字与书法的孪生》,《中国书法》2002年第11期：又见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511-515页。
① 蔡运章：《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第33页。
② 北京大学历史系洛阳考古实习队：《河南偃师伊河南岸考古调查试掘报告》,《考古》1964年第11期,第548页。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临汝北刘庄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第11-38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第427-475页。需要说明的是,符号(T25③B)所属文化,尚存分歧。《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认为属于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形成》认为属于二里头文化。我们暂采用第一种观点。参阅：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7页；徐苹芳,严文明,王幼平,张忠培,邵望平,张光直,卢连成,许宏,王仁湘：《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耶鲁学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汝州李楼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第63-96页。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55-59页。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76-80页。
③ 李先登：《夏商周青铜文明探研》,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9页。
④ 李先登：《夏商周青铜文明探研》,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第53-82页。
①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河南省新乡地区文管会,河南省济源县文物保管所：《河南济源苗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6期,第11页。
② 张志华、梁长海、张体鸽：《河南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发现刻符陶纺轮》,《文物》2007年第3期。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4年,第97、136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禹州市瓦店龙山文化遗址1997年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2期,第16-39页。
① 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考古》1980年第3期,第193-202页。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冈》,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48页。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渐川下王冈》,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59页。
④ 江西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清江县博物馆：《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 1975年第7期,第60页。
① 徐锡台：《汉字探源》,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70页。
② 南阳地区文物队,方城县文化馆：《河南方城县大张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5期,第403页。
③ 栾丰实先生认为王油坊类型是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从地域因素考虑可以“海岱龙山文化”名之。“从大汶口文化晚期以来就是海岱历史文化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临近中原龙山文化,从而受其影响较多,但文化要素的主体始终未变……可将其作为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栾丰实：《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初论》,《考古》1992年第10期,第924-934页。
④ 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1977年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概况》,《考古》1978年第1期刊,第35-41页。
① 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5-66页。
①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省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第159-190页。
② “青莲岗文化”于1956年提出,因首次发现于江苏省怀安县青莲岗遗址而得名,随着考古发掘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学界认为,此文化实际上包括着不同内涵的几种考古学文化。在苏南、浙北一带,可划分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在苏北山东一带,或归属大汶口文化和北辛文化,或归属大汶口文化和青莲岗文化。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我们暂从第一种意见,把大伊山遗址归入北辛文化。参阅张敏：《从青莲岗文化的命名谈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原始文化的相互关系》,《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69-272页。
③ 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博物馆,灌云县博物馆：《江苏灌云大伊山遗址1986年的发掘》,《文物》1991年第7期,第10-27页。
① 参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78-312页。
②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73页。
③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117页。
④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32页。
①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莒县博物馆：《莒县杭头遗址》,《考古》1991年第12期,第1057-1071页。
② 补充自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272页。
③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莒县博物馆：《莒县大朱家村大汶口文化墓葬》,《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第165-202页。
①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莒县博物馆：《莒县大朱家村大汶口文化墓葬》,《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第169-173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7-119、255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27-228页。
④ 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249-308页。
① 参见饶宗颐：《有翼太阳与古代东方文明——良渚玉器刻符与大汶口陶文的再检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5-66页。
② 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第32页。
①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第72-73页。
② 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又见《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第80-81页。
③ 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第185-227页。
④ 彭邦炯：《是氏族社会不是奴隶社会——就大汶口文化和唐兰先生商榷》,《光明日报》1977年12月15日；又见《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第85-89页。
⑤ 高广仁：《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与年代——兼与唐兰先生商榷》,《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第110-119页。
⑥ 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281页。
① 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249-308页。
① 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987年第12期；又见李学勤：《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4-66页。
② 裘锡尘：《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又见李学勤：《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7页。
③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台湾万卷楼出版公司,1995年,第36页；裘锡圭：《究竟是不是文字——谈谈我国新石器时代使用的符号》,《文物天地》1993年第2期。
④ 饶宗颐：《有翼太阳与古代东方文明——良渚玉器刻符与大汶口陶文的再检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69页。
⑤ 饶宗颐：《良渚、大汶口图文的一二考察》,《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9-80页。
⑥ 韩建业、杨新改：《大汶口文化的立鸟陶器和瓶形陶文》,《江汉考古》2008年第3期,第43-47页。
① 王震中：《试论陶文“(?)”、“(?)”与“大火”星及火正》,《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6期；又见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3-119页。
① 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0-102页。
② 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984年第6期,第52页；又见高明：《高明论著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6页。原文收入论文集时,作者的观点已发生变化,删去了有关大汶口符号的论述。
③ 高明：《略谈古代陶器符号、陶器图像和陶器文字》,《学术集林》卷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又见高明：《高明论著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29-242页。
④ 孙长初：《大汶口文化“(?)”符号新解》,《东南文化》2005年第3期,第12-14页。
⑤ 参见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57-158页。
⑥ 何崝：《中国文字起源研究》,巴蜀书社,2011年,第212-213页。
①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又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2页。
② 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第72页。
③ 陈国强：《略论大汶口墓葬的社会性质——与唐兰同志商榷》,《厦门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又见《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第96-109页。
① 王恒杰：《从民族学发现的新材料看大汶口文化陶尊的“文字”》,《考古》1991年第12期,第1119-1120页。
② 张文：《大汶口文化陶尊符号试解》,《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第73-80页。
③ 刘德增：《祈求丰产的祭祀符号——大汶口文化陶尊符号新解》,《民俗研究》2002年第4期,第59-69页。
④ 郭雁冰：《大汶口文化陶符新解》,《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第8-10页。
① 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文物》1978年第9期,第74-76页。
② 王吉怀,赵天文,牛瑞红：《论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中原文物》2001年第2期,第45-54页。
③ 本表中的符号1即指下图中的第一个符号,下同。各家考释成果参阅前文所述。
① 张学海、李玉亭：《大汶口文化的新发现》,《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第59-62、77页。
① 周建山,杜红磊：《郸城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刻符陶片》,《中原文物》2010年第3期,第112页。
②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滕县岗上村新石器时代墓葬试掘报告》,《考古》1963年第7期,第351-361页。
③ 昌潍地区文物组,寿光市博物馆：《山东寿光市后胡营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9期,第7-15页。
① 李济：《城子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34年,第53-54页。
① 孙善德：《青岛市郊发现新石器时代和殷周遗址》,《考古》1965年第9期,第480页。
②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第295-299页；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邹平县文化局：《山东邹平丁公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5期,第391-398页。
①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第295-299页。
② 王恩田,田昌五,刘敦愿,严文明,李学勤,张学海,张忠培,陈公柔,邵望平,郑笑梅,俞伟超,高明,栾丰实,黄景略,裘锡圭,蔡凤书等：《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第344-354页。
③ 冯良珍：《日本部分学者关于丁公陶文的见解》,《语文建设》1993年第9期,第19页。
④ 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第37-52页。
① 李学勤：《邹平丁公陶文试探》,《国际汉学》第二辑,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3-11页。
② 松丸道雄着,蔡哲茂译：《发现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记山东省出土的“刻字”陶片,《故宫文物月刊》11,1995年,第102109页；冯良珍：《日本部分学者关于丁公陶文的见解》,《语文建设》1993年第9期,第19页。
③ 徐基：《龙山文化丁公陶书简论》,《东南文化》1994年第3期,第56-59页。
④ 冯良珍：《日本部分学者关于丁公陶文的见解》,《语文建设》1993年第9期,第19页。
① 林小安：《中国文字起源之我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3期,第86-90页。
② 王长丰：《山东邹平丁公出土“上古陶片文字”考释与相关问题阐述》,《古文字研究》第22辑,中华书局,2000年,第161-165页。
③ 2011年3月4日,林沄先生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作了题为“谈谈汉字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讲座,讲座中林先生谈及对丁公陶文的看法。后经整理收入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二辑),中西书局,2011年,第112-136页。
④ 黄德宽师面告。
⑤ 曹定云：《山东邹平丁公遗址“龙山陶文”辨伪》,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第32-38页。
① 方酉生：《试论山东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兼与<丁公遗址龙山陶文质疑>一文商榷》,《史学月刊》1995年第2期；方酉生：《丁公龙山陶文真实可信——兼与<山东丁公遗址“龙山陶文”辨伪>一文商榷》,《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第49-55页。
②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8页。
① 学者一般认为丁公陶文应自上而下、自右而左顺序而读,本表中的“符号一1”即指陶文右起第一列第1个符号,下同。各家释读成果参阅肖武：《丁公陶文集说》,《语文建设》1993年第9期,第16-18页；王恩田,田昌五,刘敦愿,严文明,李学勤,张学海,张忠培,陈公柔,邵望平,郑笑梅,俞伟超,高明,栾丰实,黄景略,裘锡圭,蔡凤书等：《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第344-354页：李学勤：《邹平丁公陶文试探》,《国际汉学》第二辑,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3-11页。
① 王守功：《景阳岗城址刻文陶片发现的意义》,《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14日,第三版。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66-169页。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78-180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第17-29页。
② 刘志一：《湖南彭头山刻符考证》,《江西文物》1991年第3期,第7-8页。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97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14-420页；李文杰：《试论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仰韶文化的关系》,《考古》1979年第2期,第161-164页；王劲：《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第10页。
② 依照报告整理者的划分办法,当为232个符号。参见周国平：《柳林溪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及初步研究》,《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①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柳林溪》,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6-119页；周国平：《柳林溪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及初步研究》,《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6页。
② 根据《秭归柳林溪》考古报告及周国平先生公布的摹本,我们整理出的柳林溪遗址刻画符号共56种,72个。可参附录大溪文化刻画符号一览表。
① 符号方向的判定是确定符号种类的前提,周国平先生指出,支座柱身和陶罐口沿上的符号方向比较容易确定,支座顶部的符号应该由外往中心刻划比较方便,圈足碗底部的符号方向较难判断,但可以支座上的已确定符号为参考。参见周国平：《柳林溪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及初步研究》,《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① 周国平：《柳林溪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及初步研究》,《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1-123页。
① 宜昌地区博物馆：《宜昌杨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第27-37页。
② 余秀翠：《宜昌杨家湾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发现刻划符号》,《考古》1987年第8期,第763-764、733页。
③ 余秀翠：《宜昌杨家湾遗址的彩陶和陶文介绍》,《三峡考古之发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180-183页。
④ 湖北省文物局：《峡江遗珍——三峡工程湖北段出土文物图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①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宜昌县清水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又见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编：《三峡考古之发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184-201页。
①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② 《朝天嘴与中堡岛》报告仅公布1件刻划有符号的陶器。然据杨华,谭宗菊,丁建华等先生撰写的《三峡坝址中堡岛古遗址考古发掘及初略认识》一文(《三峡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可知1985-1986年宜昌博物馆在中堡岛遗址堆积层中出土的数十万片陶片中清理出了10余片刻划有符号的陶片。笔者曾联系宜昌博物馆工作人员,然未得到答复。
③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66页。
④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84-285页。
①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78-79页；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湖北秭归朝天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2期,第41-52页。
②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58-59页；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湖北秭归朝天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2期,第41-52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32-450页。
② 贾汉清：《论江汉地区二例相关的史前陶文》,《江汉考古》2003年第2期,第31-36页。
③ 贾汉清：《论江汉地区二例相关的史前陶文》,《江汉考古》2003年第2期,第31-36页。
① 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怀化高坎垄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第1-5贝。
②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宜昌县清水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又见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编：《三峡考古之发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184-201页。
① 孝感地区博物馆,大悟县博物馆：《大悟县土城遗址探掘简报》,《江汉考古》1986年第2期,第1-9页。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广水四顾台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第27、33、44页。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广水四顾台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第33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56-672页。
①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6、218-225、348页。
② 报告指出,该遗址共发现刻画符号41个,笔者据报告相关信息核正为43个。如此则35+3+1+2,7+21+13的数据亦当有误,限于报告所给信息不详,未能核正。
③ 《肖家屋脊》所称的“陶臼”即夹砂厚胎红陶筒形缸,参阅《邓家湾》第137页。
①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23页。
②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61页。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4、233-236页。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73页。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59页。
② 贾汉清：《论江汉地区二例相关的史前陶文》,《江汉考古》2003年第2期。
①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28页。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38-139页。
③ 严文明：邓家湾考古的收获,《邓家湾》序。
④ 郑先生之文发表于《邓家湾》考古报告出版之前,文中所附符号摹本与报告略有差异,此以报告为准。
⑤ 郑中华：《论石河文化的刻划符号》,《江汉考古》2000年第4期。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01页。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96页。
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70、182、187页。
①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190页。
①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3、90、120页。
②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黄冈地区博物馆,麻城市革命博物馆：《湖北麻城栗山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第439-471页。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金鸡岭》,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251、267页。
② 湖北省博物馆：《屈家岭——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92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金鸡岭》,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09-211页。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金鸡岭》,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09-211页。
① 湖北省文物研究所,随州市曾都区考古队；《2000-2001年随州厉山佘家老湾遗址试掘报告》,《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第3-32页。
① 王毅,孙华：《宝墩村文化的初步认识》,《考古》1999年第8期,第60-73页；黄昊德,赵宾福：《宝墩文化的发现及其来源考察》,《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2期,第14-17页。
②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崇州市双河史前城址试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1期,第3-17页。
① 王毅,孙华：《宝墩村文化的初步认识》,《考古》1999年第8期,第64页。
② 湖北省黄冈地区博物馆：《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墓葬》,《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第339-356页。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冈地区博物馆,罗田县文物管理所：《湖北罗田庙山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第779-789页。
② 孝感地区博物馆,大悟县博物馆：《大悟县土城遗址探掘简报》,《江汉考古》1986年第2期,第1-9页。
① 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湖北宜昌白庙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第415-419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85页。
② 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3-5、96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86-490页。
② 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59、83、88页；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北阴阳营第一、二次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278页。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① 陈久金,张敬国：《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文物》1989年第4期,第14-17页。
② 饶宗颐：《凌家滩玉版——远古表示方位与数(九天)的图纹》,《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39页。
③ 俞伟超：《含山凌家滩玉器和考古学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文物研究》第.5辑,1989年,黄山书社,第57-63页。
④ 李学勤：《论含山凌家滩玉龟、玉版》,《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69-75页。
⑤ 李斌：《史前日晷初探—试释含山出土玉片图形的天文学意义》,《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第237-243页。
⑥ 陈锽：《凌家滩长方形玉版“式图”探微》,《考古与艺术史的交汇——中国美术学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140-177页。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48页。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06页。
③ 南京博物院：《江苏句容丁沙地遗址试掘钻探简报》,《东南文化》1990年第1、2期,第241-254页。
① 《蚌埠双墩》考古报告指出,南京丹阳丁沙地遗址中发现14个与双墩形同的碗底刻划符号。参阅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68页。
①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广丰县文物管理处：《江西广丰社山头遗址发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第9-35页。
①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新余市博物馆：《江西新余市拾年山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第285-318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51-452页；方酉生：《略论河姆渡文化》,《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76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7、369-371页。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11页。
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47页。
⑤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40-341页；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第87-88页。
① 冯好(薄海昆,张继华,赵雅卓译)：《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72-482页。
②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3、87页；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的试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黄宣佩、张明华：《青浦县崧泽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③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40页。
①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47页。
②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55页。
③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57页。
④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60页。
⑤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71、73页。
⑥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3-907页。
⑦ 饶宗颐：《续论良渚陶器及玉器上之刻划符号》,《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5页。
⑧ 同上。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203-207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75、148、169、182、330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81页。
①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常熟市博物馆：《江苏常熟钱底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96年第4期,第473-510页。
②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4、125页；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青浦福泉山遗址崧泽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①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3-34、37、42页。
② 参阅t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142页,附表二。
③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① 江苏江阴南楼遗址联合考古队：《江苏江阴南楼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7期,第4-18页。
②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73-692页。
③ 施听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浙江教育出版社,1938年,第25页.
④ 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1937年；又见西安半坡博物馆：《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552-557页。
① 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吴地文化一万年》,中华书局,1994年,第4-6页。
①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109-136页。
②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页。
③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页。
④ 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吴地文化一万年》,中华书局,1994年,第9页。
①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②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第34-53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6-7、606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75-402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47-501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17-528页。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72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74页。
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90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03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45页。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58页。
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84页。
⑤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92页。
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13页。
① 南京博物院,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1985年,第1-22页；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页。
②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页。
③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905页。
④ 艾兰：《龟之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5-93页。
⑤ 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吴地文化一万年》,中华书局,1994年,第7-9页
⑥ 董楚平：《“方钺会矢”——良渚文字释读之一》,《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第76-77页。
① 杨振彬：《长江下游史前刻划符号》,《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第15-21页。
② 刘钊,洪飏,张新俊：《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6、809-810、778页。
① 余杭县文管会：《余杭县出土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第182-184页。
① 李学勤：《试论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的刻划符号》,《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浙江海盐县龙潭港良渚文化墓地》,《考古》2001年第10期。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9、98、118、121-122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02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86、190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21、223、225、227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05、316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35、349页。
① 费国平：《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考察报告》,《东南文化》,1995年第2期,第10页。
② 赵晔：《探秘卞家山》,《东方博物》二十四辑,2007年,第41-45页。
③ 杭州市余杭区地方志编辑委员会,杨法宝主编：《良渚文化简志》,方志出版社,2008年,第357-359页。
① 王依依,王宁远：《仙坛庙干栏式建筑图案试析》,《东方博物》第十六辑,2005年；王宁远：《遥远的村居——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形态》,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197-214页。
① 周丽娟：《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墓葬与水井的发掘》,《东南文化》,2003年第11期,第27-30页。
①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页。
② 牟永抗：《良渚文化的原始文字》,《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又见《牟永抗考古学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78-584页。
③ 余杭县文管会：《余杭县出土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第182-184页。
④ 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发掘资料。转引自杜金鹏：《良渚神祗与祭坛》,《考古》1997年第2期,第55页。
① 李学勤：《海外访古续记》,载《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7-68页。
② 饶宗颐：《续论良渚陶器及玉器上之刻划符号》,《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③ 饶宗颐：《哈佛大学所藏良渚黑陶上的符号试释》,《浙江学刊》1990年第6期；又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7-103页。
① 邓淑苹先生对玉器上的“符号”和“纹饰”进行了辨别分析。她指出,玉器上的纹饰是显而易见的,用各种不同的,如阴线刻、浮雕、镂孔雕等技法弯成,装饰于玉器的主要部位,所表现的是均衡、稳定、明确的纹饰美。玉器上的符号是以很细很浅,断断续续的阴线刻成,虽处于玉器的主要部分,却由于她的 轻浅而难以被发现,所表达的是与纹饰不同的隐涩的神秘感。李学勤先生也指出,符号的刻划位置独特,如琮多在上端,璧多在一面近缘处,绝不和器物上的花纹相混。参见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第2页；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63页。
① 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王华杰,左骏：《昆山少卿山遗址新发现的良渚玉璧刻符》,《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第77-81页。
②符号11,指下图第11个符号。下同。
③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66-68页；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第2页。
④ 李学勤：《续谈古斯拉玉琮》,《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①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61-62页；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第4、18页。
②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61页；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第10-14、18页。
③ 朱乃诚：《良渚文化玉器刻符的若干问题》,《华夏考古》1997年第3期,第41-46页。
④ 此璧系在贩卖途中被民警查获,据调查玉璧是农户在自家厨房下或后院内掘得,此璧与元代瓷罐同出,作为压盖的器具使用。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7页注①。
⑤ 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第14、18页；牟永抗,云希正：《中国玉器全集·原始社会》,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
① 王华杰,左骏：《昆山少卿山遗址新发现的良渚玉璧刻符》,《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第79-80页。
② 周南泉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上),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第29页。
③ 良渚博物院：《瑶琨美玉——良渚博物院藏良渚文化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众志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364-365页。
① 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第26页。
② 林巳奈夫：《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图像符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3、4期,第159-162页。
③ 杜金鹏：《关于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1992年第10期,第917-918页。
④ 朱乃诚：《良渚文化玉器刻符的若干问题》,《华县考古》1997年第3期,第41-46页。
⑤ 李学勤：《续谈吉斯拉玉琮》,《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6-187页。
⑥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61-64页。李先生对玉器刻符的释读,如无特别 注明,皆参此注。
① 王士伦：《越国鸟图腾和鸟崇拜的若干问题》,《浙江学刊》1990年第6期。
② 张明华：《良渚玉符试探》,《文物》1990年第12期,第32-36页。
③ 杜金鹏：《关于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1992年第10期,第917-918页
④ 良渚文化祭坛是人工堆筑的高土台,坛上有阶梯状台面,坛顶平坦,坛面略呈方形,与所谓的“五峰山”形相似。参阅杜金鹏：《良渚神祗与祭坛》,《考古》1997年第2期,第58页。
⑤ 杜金鹏：《良渚神祗与祭坛》,《考古》1997年第2期,第59页。
⑥ 饶宗颐：《有翼太阳与古代东方文明——良渚玉器刻符与大汶口陶文的再检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 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69页。饶先生对刻符玉璧的释读,如无注明,皆参此文。
① 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第30页。
② 饶宗颐：《有翼太阳与古代东方文明——良渚玉器刻符与大汶口陶文的再检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③ 饶宗颐：《良渚、大汶口图文的一二考察》,《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5-83页。
④ 饶宗颐：《良渚、大汶口图文的一二考察》,《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5-83页。
⑤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玉琮上的符号,邓淑苹先生附有照片和摹本,照片不清晰,摹本作“(?)”。饶宗颐先生所附照片也不清晰。饶先生在文中注出“承俞伟超先生影示,得以较正此一图文不作(?),是作 (?)。”
① 饶宗颐：《良渚、大汶口图文的一二考察》,《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5-83页。
② 董楚平：《良渚文化祭坛释义——兼释人工大土台和安溪玉璧刻符》,《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143-148页。
③ 李学勤：《续谈吉斯拉玉琮》,《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9、110、187、196页。
② 王长丰、张居中、蒋乐平：《浙江跨湖桥遗址所出刻划符号试析》,《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第26-29页。
③ 柴焕波：《跨湖桥契刻考释》,《湖南考古辑刊》第8集,岳麓书社,2009年,第156-159页。
① 张政娘：《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文史》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1985年4月,第1-8页；又见《张政娘论易丛稿》,中华书局,2011年,第64-76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7期。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06、209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13、210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41-243页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64页。
① 苏秉琦：《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物集刊》第1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钱仁发,王吉怀：《从禹会遗址的考古资料看淮河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东南文化》2012年第3期,第40页。
① 2007-2011年,考古工作者对安徽蚌埠市涂山南麓的禹会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大型祭祀台基、大型祭祀沟、祭祀坑等遗迹遗物。据考古类型学分析,禹会遗址具有南北方同时期文化的诸多因素。报告整理者据此判断“淮河流域早在4000多年前,很可能就是南北方文明交汇碰撞的关键区域,淮河流域可能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禹会龙山文化遗址祭祀台基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1期,第7-31页。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20-544页。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84-991页。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41页。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88-999页。
② 郝本性,张居中：《论贾湖出土龟甲契刻符号为原始文字》,《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续编》,第55页,1995年。
③ 唐建：《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甲骨契刻符号的重大考古理论意义》,《复旦学报》1992年第3期,第94-103页。
④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4、25页。
⑤ 饶宗颐：《论龟甲刻符及相关问题》,《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32页。
① 蔡运章、张居中：《中华文明的曙光——论舞阳贾湖发现的卦象文字》,《中原文物》2003年第3期,第17-22页。
② 冯凭、吴长旗：《舞阳龟甲刻符初探》,《中原文物》2009年第3期,第51-56页。
③ 刘志一：《贾湖龟甲刻符考释及其他》,《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第10-13页。
① 参阅安徽省文物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99-413页。
① 安徽省文物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3-184页。
① 此器为一件陶碗残件。腹部有四条放射形刻道,在放射形刻道的一个区域内刻划一个似鹿形的残存符号,存嘴部和下半身及四肢。同时碗的圈足底部刻划有三角符号。参阅安徽省文物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96页。
① 《蚌埠双墩》报告指出,在侯家寨一期发现80多个相同的陶器刻划符号(多数刻划在碗底圈足内)。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67页。
② 阚绪杭：《定远县侯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第157-170页。
① 引自黄翔：《龙虬庄文化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陈国庆教授),2007年,第32页。
② 龙虬庄文化的去向问题,尚存争议。详参黄翔：《龙虬庄文化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陈国庆教授指导),2007年,第24-25页；崔英杰：《江淮东部地区史前文化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栾丰实教授指导),2007年,第18-34页；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① 饶宗颐：《谈高邮龙虬庄陶片的刻划图文》,《东南文化》1996年第4期,第11-12页。收入氏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4-106页。
② 周晓陆：《生命的颂歌—关于释读龙虬庄陶文的一封信》,《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第53-56页。
③ 王晖：《中国文字起源时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16-17页。
④ 刘志一：《龙虬庄陶文破译》,《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第57-62页。
① 青墩遗址的文化性质尚存争议。青墩遗址发掘报告认为,第一期遗存属于北阴阳营文化,第二期为崧泽文化,第三期具有良渚文化特征；《龙虬庄》考古报告认为属于龙虬庄文化；张之恒、王其银等先生认为青墩遗址具有独特内涵,能概括和代表江淮东部原始文化的基本内涵、特征和性质,应命名为青墩文化。详参：黄翔：《龙虬庄文化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陈国庆教授指导),2007年,第9-10页；王其银：《江淮东部原始文化的命名与青墩文化的内涵》,《东南文化》2005年第5期,第22-24页；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4-226页。
① 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第147-180页。
② 张政娘：《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403-415页。收入氏著《张政娘论易丛稿》,中华书局,2011年,第6-29页。
③ 徐冬昌：《青墩出土麋鹿角上刻划纹之文化涵义探析》,《东南文化》1990年第10期,第299-301页。
④ 羽离子：《糜鹿脚刻纹的文字确认及遗址地位》,《青墩考古》,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4-136页。
① 王其银：《青墩糜鹿刻纹误读——一个历史性的差错》,《青墩考古》,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4-241页。
① 盐城市博物馆、东台市博物馆：《江苏东台市开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5年第4期,第12-26页。
① 郑振：《广德发现有刻划符号的石斧》,《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第54页；周心田主编：《安徽省文物志稿》(补编),1996年,第73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信阳南山咀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5期,第385-387页。
① 信阳地区文管会,淮滨县文化馆：《河南淮滨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81年第1期,第1-4页。
① 参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61-364贝。
② 报告的这一描述,与拓片所示不相吻合。
③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
④ 李恭笃,高美璇：《试论小河沿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44-152页。
⑤ 陆思贤：《翁牛特旗石棚山原始文字释义》,《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第68-70页。
① 佳木斯市文物管理站,饶河县文物管理所：《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96年第2期,第1-8页。
①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尔沁博物馆,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2008年第7期,第20-31页。
① 杨式挺：《试论西樵山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第9-32页。
② 杨式挺：《试论西樵山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第9-32页。
③ 李伯谦：《广东咸头岭一类遗存浅识》,《东南文化》1992年第3-4合期。《佛山河宕遗址》报告整理者,赞同此说,认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乃至还珠江口区存在以贝丘遗址为主和从事渔猎捕捞经济生活为主的遗址和墓葬。生产工具以中小型有肩石器、有肩有段石器为主,还有骨角器、蚝蚌器、象牙器,已有相当发达的几何印纹制陶业,墓葬多长方形浅坑墓或墓坑不明显,实行仰身直肢一次单人葬,青年男女生前普遍实行人工拔牙风习俗,具有显著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④ 广东省博物馆,佛山市博物馆：《佛山河宕遗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02-104、145页。
⑤ 《佛山河宕遗址》附录(附表四)。
① 杨豪,杨耀林：《广东高要县茅岗水上木构建筑遗址》,《文物》1983年第12期,第31-46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11-713页。
② 曾凡：《福州浮村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第17-27页。
① 报告称遗址晚期在汉唐之际。遗址早期,因金属物之绝迹,石器产量之丰富,及石器中近似圆柱体者形制之古拙,可谓其尚在石器时代或相去不远。汪宁生先生在《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一文中指出,这些符号属于新石器时代,并摹录11个符号。
② 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印行,1942年,第15、35-36页。
③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又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2页。
①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莞市博物馆：《广东东莞市圆洲贝丘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6期。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35、45页；杜金鹏：王学荣：《偃师商城考古新成果与夏商年代学研究》,《光明日报》1998年5月15日；高炜、杨锡璋、王巍、杜金鹏：《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考古》.1998年第10期。
②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81～82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8-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49、95、202页。
② 2012年9月28 日,笔者到河南省偃师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王从苗老师带我参观了出土文物库房,并作了详细讲解,受益良多。在库房,我看到这件小口尊,发现上面不止一个符号。蒙王老师慨允,我拍下了照片,见后。
③ 李学勤：《二里头陶器的一个奇异符号》,《华学》(第二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5-117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54、366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8-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391页。
② 曹定云：《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考》,《考古》2004年第12期,第82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④ 此表系笔者整理而成,表中符号序号指的是下图中二里头陶器符号的序号。诸家考释成果参见曹定云：《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考》,《考古》2004年第12期,第8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冈》,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80、283页。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密县黄寨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3年第3期,第9页。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陕县西崖村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第15-20页。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渑池县文化馆：《渑池县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第47-94页。
①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方城县博物馆：《河南方城县八里桥遗址1994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2期,第16-26页。
②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洛阳市偃师县高崖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6年第4期,第1-18页。
① 王宜涛：《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陶文》,《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①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4、121-122页。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伊川县南寨二里头文化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6年第12期,第3643页。
③ 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80页。
① 王蕴智：《从远古刻画符号谈汉字的起源》,《中国书法》2001年第2期。收入《字学论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33-45页。
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第185-214页。
①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7页。
②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8页。
③ 李学勤：《郑州二里岗字骨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又见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19页。
④ 陈梦家：《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7页。陈梦家先生在1956年刊行的《殷虚卜辞综述》中还记有第三片骨：“1954年4月,掘获一条有小孔的薄骨片,上端刻有一字”。李学勤先生指出,这块骨上虽有刻划,但不是文字,二里岗所出字骨实际只有两片。参见李学勤：《郑州二里岗字骨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又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19页。
① 李学勤：《郑州二里岗字骨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又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19页。
② 李维明：《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新识》,《中国文物报》2003年6 月13 日7版；《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补识》,《中国文物报》2006年1月6 日第7版。
③ 葛英会：《读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的几种原始资料与释文》,《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
① 王蕴智：《郑州商城遗址牛骨刻辞的释读及其性质》,《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第4549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8-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357页。
② 郑清森：《商丘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第60页。
③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第49-70页。
① 杜金鹏,王学荣：《偃师商城今年考古工作要览——纪念偃师商城发现20周年》,《考古》2004年第12期；又见杜金鹏,王学荣主编：《偃师商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13页。
②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4期,第322-335页；又见杜金鹏,王学荣主编：《偃师商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76-492页。
③ 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18-126页。
① 人民公园期遗址可能是商代后期在郑州原商代城附近设置的统治点的文化遗存。商代人民公园一期的陶器,大体和安阳殷墟苗圃北地和大司空的第I期文化相当。商代人民公园二期的陶器,大体和安阳殷墟苗圃北地与大司空村等地的第II期文化相当,属于安阳殷墟商代后期中排列较早的陶器。参阅《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950-951页。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3、6、20页。
① 《郑州商城》考古报告指出,1954年进行考古发掘时,由于工作者没有觉察到在商代二里岗下层二期文化层下面的壕沟中还叠压有商代前期偏早的南关外期文化堆积层, “于是就把应当是商代南关外期文化层上部的一部分棕色陶器和陶片都归入商代二里岗下层二期内……”《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称T95：158出土于商代文化中层(最晚和郑州商代二里冈期下层属于同时或稍早),而《郑州商城》的商代二里岗下层二期和商代二里岗l：层一期都没有收录,因此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等先生怀疑这件陶片的刻符可能是早于二里岗文化层的南关外遗存”。我们赞同诸位先生的观点。详参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第65-91页；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0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760-763页。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828-829、832-833页。
① 此符号刻在残陶钵口沿上,口径24厘米,系郑州市医疗器械厂出土,属于郑州商城宫殿区,位于郑州市城东,东临郑州商城东城墙。参阅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医疗器械厂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44-161页。
② 1989年秋,对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的发掘中发现。符号刻在一件动物肢骨加工的骨料上,刻痕较浅,两端锯痕明显。该骨料出土于一个商代灰坑内,打破生土,因同出遗物多为商代二里岗上层之物,报告整理者认为其应相当于二里岗上层。参阅宋国定：《1985-1992年郑州商城考古发现综述》,《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③ 1989-1990年,对郑州电力学校进行发掘时发现。符号(?)(?)刻在一件动物肋骨上,印痕较浅。参阅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电力学校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928页。
② 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即隞都说》,《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第45-50页；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第35页。
③ 方酉生：《试论小双桥遗址非仲丁所迁之隞都》,《考古》2002年第8期,第81-85页。
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715-716页。
① 马保春、袁广阔、宋国定：《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陶符研究》,《文物》2012年第1期,第55-62页。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710-713页。
① 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第43页。
② 曹建敦：《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字略探》,《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第35-38页。
③ 黄德宽师：《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学报》(第一辑)；又见《汉字理论丛稿》,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31页。
④ 此表据《郑州小双桥(1999-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及《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陶符研究》相关内容整理而成。详参马保春,袁广阔,宋国定：《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陶符研究》,《文物》2012年第1期,第55-62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9-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709-720页。
⑤ 《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陶符研究》与《郑州小双桥(1999-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公布的标本号不同,有些甚至差异过大,为方便学者查阅使用,我们将两种标本号分别录入。
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第47页。
②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62页。
① 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8期,第684页。
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0-98、11-14页。
③ 季云：《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的陶器文字》,《文物》1974年第8期,第50-53页。
①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等：《河南辉县孙村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第4-17页；魏继印：《辉县孙村遗址发现的陶器文字》,《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第80-83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彬县断泾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第88-89页。
② 陕西省商洛地区图书馆：《陕西洛河上游两处遗址的试掘》,《考古》1983年第1期。
③ 参见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李济文集》卷三,第197-216页。
① 参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48-255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12期,第43-58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12期,第43-58页。
①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48-255页。
①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第1-22页。
② 黄尚明：《论老牛坡商文化分期及诸文化关系》,毕业论文。转引自徐锡台：《汉字探源》,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51页。
① 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5,1981年。
①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陈庄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第27-40页。
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麟游县史家塬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04年第4期,第48-62页。
①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75-390页。
②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08-415页。
③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
④ 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217页。
①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第72-75页。
② 赵峰：《清江陶文及其所反映的殷代农业和祭祀》,《考古》1976年第4期,第221-228页。
③ 李学勤：《李学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
④ 萧良琼：《吴城陶文中的“帚”与商朝南土》,《尽心集—张政娘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93页。
⑤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⑥ 何琳仪、王文静：《匍有土田考》,《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3期,第101-103页。
⑦ 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大墓的奇迹》,《文物天地》1991年第1期。
⑧ 萧良琼：《吴城陶文中的“帚”与商朝南土》,《尽心集—张政娘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93页。
⑨ 赵峰：《清江陶文及其所反映的殷代农业和祭祀》,《考古》1976年第4期,第221-228页。
⑩ 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江西刻划文字符号与甲骨卜辞文字》,《中原文物》1989年第4期,第76页。
11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①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59-180、192页；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文物》1991年第10期；黄德宽师：《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学报》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又见《开启中华文明的管钥一汉字的释读与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54页。
② 王恩田：《陶文图录》卷一,齐鲁书社,2006年,第35页。《陶文图录》卷一所收均为战国以前之物,惜未进一步断代。沂源出土的这一符号,从形态来看,似属商代。
① 参阅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06-207页。
①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①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21、31、206-207页。
② 朱永刚：《肇源白金宝、小拉哈遗址陶器刻划符号初识》,《北方文物》2006年第3期,第1-5页。
① 参阅朱永刚：《肇源白金宝、小拉哈遗址陶器刻划符号初识》,《北方文物》2006年第3期,第3页,图二。朱先生是肇源白金宝遗址的发掘者之一,他指出,部分陶盂器底还见有一周或两周圆圈、弧线和不经意的划痕,也有将器底边缘刻成齿状花边者。这些痕迹与上述符号刻法和构形风格不同,是否有意为之,尚不能认定。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93-605页。
② 郭治中、黄莉：《内蒙古赤峰发现一处保存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城遗址》,《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16日第1版；郭治中,胡从柏：《内蒙古赤峰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45-49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年甘肃庄浪徐家碾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寺洼文化》,《党的建设》2008年第4期,第47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年甘肃庄浪徐家碾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115-119、160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年甘肃庄浪徐家碾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寺洼文化》,《党的建设》2008年第4期,第115-117页。
①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西和县文化馆：《甘肃西和栏桥寺洼文化墓葬》,《考古》1987年第8期,第678-691页。
② 此表系作者参阅《考古》1987年第8期,第682页,图七及报告相关介绍整理而成。
① 张国硕等先生认为岳石文化来自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辽东半岛的于家村下层文化。参见张国硕：《岳石文化来源初探》,《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②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40-456页；邵望平：《岳石文化——山东史前考古的新课题》,《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方辉：《岳石文化的分期与年代》,《考古》1998年第4期；方辉,崔大勇：《浅谈岳石文化的来源及族属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① 淄博市文物局,淄博市博物馆,桓台县文物管理所：《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岳石文化木构架祭祀器物坑的发掘》,《考古》1997年11期,第1-15页。
②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73页。
③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79页。朝天嘴遗址夏商文化遗存的文化归属,考古学界尚存分歧。主要有两种意见：1、将其归入三星堆文化；2、认为属于一支单独的考古学文化,且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有相当大的共性。笔者认同后一观点。相关研究、讨论可参阅于孟洲：《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王立新教授指导),第41-44页。
① 参阅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
② 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页。
① 参阅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9页,表四。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91-292页。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01页。
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18、232页。
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60、266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63-467页。
②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第109-136页。
①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第296、373页。
②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第240—-252页。
① 余杭县文管会：《余杭县出土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第184页。
① 邱立诚,曾骐：《论浮宾文化》,《潮学研究》第6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又载揭阳市考古队,揭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揭阳考古》(2003-2005),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52-264页。
② 广东省博物馆,饶平县文化局：《广东饶平县古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从刊》第8辑,1983年,第100-105页。
③ 参阅广东省博物馆,饶平县文化局：《广东饶平县古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从刊》第8辑,1983年,第104页。
① 邱立诚：《广东普宁县梅塘发现石、陶器》,《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1983年,第125页。
② 吴诚：《广东揭阳云路出土一批石器、陶器》,《文物》1985年第8期。
① 广东省博物馆,大埔县博物馆：《广东大埔县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11期,第14-26页。
② 此表据《文物》1991年第11期,第8页,表二及文中相关论述整理而成。
① 福建博物院,漳州市文管办,漳州市博物馆：《福建漳州市虎林山商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12期,第32-49页。
② 常兴照,宁荫堂：《论山东章丘县小董家所出陶罐及其刻画符号》,《北方文物》1995年第3期,第69-73页。
①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香港南丫岛沙埔新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6期,第10-28页。
②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鹰潭市博物馆：《江西鹰潭角山窑址试掘简报》,《南方文物》1987年第2期,第34-50页；李家和,杨巨源：《角山刻划符号初步研讨》,《南方文物》1987年第2期,第65-70页。
① 关于表数类和标记名号类符号的兴起缘由,李家和、杨巨源先生指出：“当时的角山窑场,规模较大,产品较多,非一人或一家一户所能承担的了的,因而几个陶工、几家几户合烧一窑的情形是存在的。为便于计算产品之数量,并能表明是属于哪个陶工或哪一家所生产等等的需要,这类表数或标记性质的符号就应运而兴盛起来。”而且“表数与标记类符号,往往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或许是通用的,即既可用于计数,又可表明是属于何人何家所有或所使用,是些具有双重作用的特有记号。”有的器物上还同时刻划出两类性质的符号：一是表数；一是标记；如86板H1：19号三足盘,沿内符号表数,底上符号作为标记。参见李家和,杨巨源：《角山刻划符号初步研讨》,《南方文物》1987年第2期,第67-68页。
② 廖根深：《鹰潭角山商代记数符号的初步研究》,《百越民族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37-352页。
① 李家和,杨巨源：《角山刻划符号初步研讨》,《南方文物》1987年第2期,第70页。
② 郭羽,申夏：《关于鹰潭角山商代窑址记数陶文的几个问题》,《南方文物》1993年第3期,第84-87页。
① 此表据《角山刻划符号初步研讨》所附表格、相关拓片整理而成,拓片模糊不清者,不录入。参见《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2期,第71-79页。
① 李学勤：《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8-191页。
① 邱立诚：《揭阳出土陶器上刻划符号的研究》,《揭阳考古》(2003-2005),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82-283页。
① 安特生(J.G.Andersson)著,乐森(?)译：《甘肃考古记》(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地质专报》甲种第5号,1925年发行,文物出版社重印,2011年。
②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城子崖》,1934年,第53-54页。
③ 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938年,第24-25页。
④ 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印行,1942年,第15、35-36页。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96-198页。
⑥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莒县博物馆：《莒县杭头遗址》,《考古》1991年第12期,第1057-107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7-119、255页。
⑦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65-169贝。
⑧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84-991页。
① 安徽省文物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②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学学报》第3期,第1-28页；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43-74页。
③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又见李学勤：《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8-269页。
④ 张光裕：《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的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2卷,1981年,第91-151页。
⑤ 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又见《高明论著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⑥ 李学勤：《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46-157页。
⑦ 陈昭容：《从陶文探索汉字起源问题的总检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七本第四分,1986年。
⑧ 王蕴智：《远古陶器符号摹记》,《书法报》1994年第1-29期单期连载；又见《字学论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7-32页。
① 黄德宽师：汉字理论课讲义,第三讲——汉字的形成。
② 王震中：《从符号到文字——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考古文物研究》,三秦出版社,1996年；又见《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102页。
③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④ 何崝：《中国文字起源》,巴蜀书社,2011年。
⑤ 孙莹莹：《试论新石器时代陶器符号的前文字属性》,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黄亚平教授指导),2011年。
⑥ 谢亮：《建国以来出土刻划符号综论》,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郝士宏教授指导),2011年。
⑦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14-20页。
⑧ 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① 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又见《高明论著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高明：《略谈古代陶器符号、陶器图像和陶器文字》,《学术集林》卷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又见《高明论著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29-242页。
②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学学报》第三期,1969年；又见《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43-73页；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又见《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185-227页。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台湾版),万卷楼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29--41页。
②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台湾版),万卷楼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36-37页。
③ 陈昭容：《从陶文探索汉字起源问题的总检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七本第四分,1986年。
①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又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2页。
②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9-122页。
③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41-144页。
① 刘志一：《贾湖龟甲刻符考释及其他》,《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第10-13页。
② 刘志一：《龙虬庄陶文破译》,《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第57-62页。
③ 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第37-52页。
① 严文明：《半坡类型陶器刻画符号的分类和解释》,《文物天地》1993年第6期,第40-42页。
②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14-20页。
③ 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几何类刻划符号试释》,《东南文化》2012年第3期,第87页。
① 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249-308页。
②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又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2页。
③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50-171页。
④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又见《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⑤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又见《张光直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51-189页。
① (日)林巳奈夫：《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的图像记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3、4期,154-162页。
② 李学勤：《二里头陶器的一个奇异符号》,《华学》(第二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5-117页。
① 关于考古材料的收集整理,陈星灿先生指出,要“调整和提高考古材料收集的目标(不能只关注大遗址和墓葬)和质量(收集对了解社会经济有益的方方面面的资料)”,不然,“许多量化研究单靠目前粗放的发表资料是难以完成的”。参见陈星灿：《何以中原?》,《读书》2005年第5期,第36页。
① 施听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浙江教育出版社,1938年,第25页。
② 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印行,1942年,第35-36页。
① 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第三期,1981年10月。转引自李孝定：《汉字起源的一元说和二元说》,《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初编》,1983年；又见《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254-261页。
②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永年县台口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12期,第635-645页。
③ 李学勤：《考古发现与中国文字起源》,《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49页。
④ 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3期,1993年4月,第1-2页
①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7页。
② 关于纹饰的重复性特征,李洋厚先生有精彩的解释：“在巫术礼仪中、原始诗歌中、舞蹈中,以及在音乐中,都有一种形式重复的特征。孔子听音乐,‘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因为通过反复,才能更好地塑造人的心灵、陶冶情欲,以构成和建立新感性。而这种塑造和建立,固然仍然是在建立心理形式,但它又跨越了感知形式的层面,日益进入与内在情感欲求相关的心理领域了。”参见李泽厚：《美学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77-378页。
③ 纹饰产生初期,其动因也可能不是用来审美。比如,陶器上的纹饰,最初是用来加固陶丕,使之更加结实耐用。或者增加器物外表的摩擦力,便于使用等等。
①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7页。
① 陈星灿：《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又见《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论丛》,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69-73页。
①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柳林溪》,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6-119页；周国平：《柳林溪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及初步研究》,《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6页。
① 详参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83页；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又见《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06-208灭；张红彦：《关于仰韶文化时空范围的界定问题》,《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第66-69页。
① 引自张宏彦：《关于仰韶文化时空范围的界定问题》,《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第69页,图一。
① 详见上编第二章第一节相关部分。
② 严文明：《半坡类型陶器刻划符号的分类和解释》,《文物天地》1993年第6期；又见《仰韶文化研究》(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76-380页。
① 严文明：《仰韶房屋和聚落形态研究》,载《仰韶文化研究》(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94-255页。
② 冈村秀典,姜宝莲等译：《仰韶文化的聚落结构》,《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6期,第90-91页。
③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又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2页。
④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9-120页。
① 参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78-312页。
② 目前暂不能准确统计,主要有两个原因：1、有些符号的判断尚需更为详细的资料；2、个别符号的具体出土地不明。
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09页。
① 此图系笔者据《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280页图4-26修改绘制而成。
① 详见上编第二章第一节相关部分。
② 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0-102页。
③ 宋兆麟先生研究认为大汶口文化出土的獐牙钩形器,下为柄,柄上有拴套的孔,对称地安有獐牙,应 该是巫师的法具。参阅：宋兆麟：《巫与巫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① 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2-83、91-92页。
②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第485-576页：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台北华岗出版有限公司,1954年,第118-125页：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转引自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6-37页。
③ 参阅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6-37页。
④ 饶宗颐：《有翼太阳与古代东方文明——良渚玉器刻符与大汶口陶文的再检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史溯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8页。饶先生在文中注“何琳仪兄所见略同”。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14-431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56-672页。
② 此图系笔者据《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659页图7-1绘制而成。
①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28页。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38-139页。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91页。
④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93页。
⑤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96页。
① 宋豫秦：《石家河文化红陶杯与陶塑品之功用》,《江汉考古》1995年第2期,第47-48页。
② 郑中华：《论石家河文化的刻画符号》,《江汉考古》2000年第4期,第54-61页。
③ 郑中华：《论石家河文化的刻画符号》,《江汉考古》2000年第4期,第54-61页。
④ 张弛：《石家河大型聚落——长江中游文明的崛起》,《中华文化遗产》2012年第4期,第86-87页。
⑤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73-692页。
① 佛利尔博物馆藏的刻符玉器,传出浙江。近年在浙江安溪百亩山出土了相似的玉璧及刻符,学者们认为佛利尔博物馆的玉璧可能来自良渚遗址群。参阅严文明：《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又见《中华文明的始原》,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74-181页。
② 此图系笔者据《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675页图7-9绘制而成。
① 严文明先生把良渚文化的聚落遗址分为三级,分别是中心聚落遗址、次中心聚落遗址、村落遗址。三级聚落遗址的存在,说明当时的社会是“由少数集军权、财权、神权于一身的贵族阶级统治广大民众的阶级社会”。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初级文明社会”。张忠培先把良渚文化居民分为四大等级。第一等级者以玉钺、玉琮随葬,生前掌握神权和军权；第二等级者以玉钺随葬,生前掌握军权；第三等级者以石钺随葬,生前具有行使军事职能的权利；第四等级者基本从事农业劳动,处于社会下层。张先生指出,良渚文化社会“已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参阅严文明：《良渚文化：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寻根》1995年第6期,第9页；张忠培：《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第 401-421页。
① 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52-260页；又见《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67-81页。
② 朱乃诚：《良渚文化玉器刻符的若干问题》,《华夏考古》1997年第3期,第41-46页。
③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72-73页。
① 刘斌,蒋卫东,费国平：《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7期；刘恒武：《良渚文化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00-103页。
② 杜金鹏：《关于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1992年第10期,第917-918页。
③ 周丽娟：《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墓葬与水井的发掘》,《东南文化》,2003年第11期,第27-30页。
① 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页。
② 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吴地文化一万年》,中华书局,1994年,第9页。
③ 饶宗颐：《哈佛大学所藏良渚黑陶上的符号试释》,《浙江学刊》1990年第6期；又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7-103页。
④ 董楚平：《“方钺会矢”——良渚文字释读之一》,《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第76-77页；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第904-905页；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吴地文化一万年》,中华书局,1994年,第7-9页。
① 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吴地文化一万年》,中华书局,1994年,第12-13页。
② 李学勤：《试论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的刻划符号》,《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
③ 赵辉：《中华文明的曙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④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又见《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48-149页。“交互作用圈”是美国考古学家约瑟夫·考德威尔(Joseph R. Caldwell)提出的概念。含义是：地域相联而各具特征的区域性文化同时存在、同时发展,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它们对于其他地域关联较远的文化来说形成一个整体。参阅张光直：《从世界史常用模式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考古学专题六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45-46页。
① 2004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黄山市黄山区甘棠镇的蒋家山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中发现有陶缸残片,上面刻划日月符号。目前,符号尚未公布。参阅吴卫红：《安徽抢救发掘蒋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0日,第1版。
② 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栾丰实：《大汶口、良渚文化的汇聚点》,《文物》2004年第4期,第93-96页。
③ 吴卫红：《安徽抢救发掘蒋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0日,第1版。
④ 张驰先生研究认为,大汶口文化晚期之后,气候的变化是导至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不断衰退的主要原因。参阅张弛：《大汶口文化对良渚文化及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影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又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09-217页。
⑤ 张弛：《大汶口文化对良渚文化及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影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又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09-217页。
① 王震中：《试论陶文“(?)”、“(?)”与“大火”星及火正》,《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6期；又见《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3-119页。
② 详参本章大汶口文化刻画符号研究及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研究部分相关内容。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54页。
④ 李学勤：《二里头陶器的一个奇异符号》,《华学》(第二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5-117页。
⑤ 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1937年；又见西安半坡博物馆：《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552-557页。
①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5、45页。
② 参阅《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表十三。
③ 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4-82、140-145页。
④ 严文明先生提出,中国史前文化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又见《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⑤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原子头》,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⑥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
① 《定远县侯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指出,共发现刻画符号45件。《蚌埠双墩》考古报告指出,侯家寨一期发现80多个相同的刻画符号。因侯家寨遗址所出刻符材料尚未全部公布,笔者未能作精确统计。
② 参阅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2页；阚绪杭：《蚌埠双墩遗址的发掘与收获》,《文物研究》第八期,黄山书社,1993年,第101-103页；阚绪杭：《定远县侯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五期,黄山书社,1989年,第157-170页。
③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3-184页。
① 参阅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3-184页；徐大立：《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简述》,《中原文物》2008年第3期,第76页。
② 参阅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3-184页；徐大立：《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简述》,《中原文物》2008年第3期,第76-77页。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4页。
② 2005年11月12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安徽省文化厅和蚌埠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蚌埠双墩遗址暨双墩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蚌埠召开。
③ 2009年10月23-25日,由中国文字学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报社、安徽大学等单位承办的“双墩刻画符号暨古代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蚌埠召开。
④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
⑤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6、419-420页。
⑥ 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几何类刻划符号试释》,《东南文化》2012年第3期,第86-91页。
① 王蕴智：《双墩符号的文化特征及其性质》,《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69页。
②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
③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
④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
⑤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
⑥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页。
① 徐大立：《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陶器刻划初论》,《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第246-258页。徐先生已在文中指出,这种分法严格来说不尽科学。譬如,表示动物的刻划中有写实、抽象、会意、变形几种,除写实的可明确归入动物类,其余三种又似可归入组合符号类。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4-272、322-398页。
③ 黄德宽师：《蚌埠双墩几何类刻划符号试释》,《东南文化》20102年第3期,第87页。
④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2-127 页。
① 《蚌埠双墩》报告指出,此符号系组合圆圈形,刻于碗圈足底部。但表中所给符号摹本看不出符号形状。
① 黄德宽师在2005年召开的“蚌埠双墩遗址暨双墩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提出,参见《中国文物报》,2005 年12月16日。
①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几何类刻划符号试释》,《东南文化》2012年第3期,第87页。下引黄德宽师关于双墩刻画符号释读的观点,如无特别注明,皆参此注,不再注明。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31页,图二一五。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24页。
③ 徐大立：《试析双墩遗址植物类刻划符号》,《东南文化》2006年第6期,第69-70页。
④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7-128页。
① 参阅黄德宽师：《蚌埠双墩遗址几何类刻划符号试释》,《东南文化》2012年第3期,第87页。
② 刘钊,洪飏,张新俊：《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5-386页。
③ 黄德宽师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30页。
④ 在释读符号内涵的过程中,由于论证和行文的需要,也会涉及到一些非“圆圈符号及其组合符号”,下文遇到相同情况皆作此处理,不再说明。
① 参阅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2011年版,第289-290页；何新：《诸神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9-30页；吴庆洲：《太阳崇拜文化与建筑意匠》,《建筑史》第27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04页。
③ 刘钊,洪飏,张新俊：《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页。
① 古人“天圆地方”的产生,前人多以为源自古人对天地形状的直观感觉。王胜利先生指出,“大地方形”的观念凭直观感觉是产生不了的。就天空而言,人们白天在广阔的大平原(或大海)的某一固定位置进行观察的时候,会觉得天空就像一个顶高旁低的大罩了笼罩大地上(或者海面上),与大地(或者海面)在遥远的四周相会合,会合之处犹如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产生天空的周边是圆形的直观感觉,但同样也会直观地感觉到大地的周边也是圆形的,而不会有“大地方圆”之感。“天圆地方”观应该源自古人对“天动地静”现象的理性思考。参阅王胜利：《“天圆地方”观探源》,《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第75-79页。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双墩一号春秋墓葬》,《考古》2009年第7期,第39-45页；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3期,第4-18页。
① 冯时：《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解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二本第三分,2011年9月,第399-492页。
① 黄亚平先生认为“这种特殊的重体更像是对山脉的描绘”。参见黄亚平,孙莹莹：《双墩符号的构成方式以及对文字形成的影响》,《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60页。
② 毕秀洁：《商代铜器铭文的整理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董莲池教授指导),2011年,第216页。
③ 刘钊,洪飏,张新俊：《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8页。
④ 徐大立：《双墩遗址地面房屋建筑刻划符号解析》,未刊稿。蒙徐先生惠赐未刊大作,深表感谢。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学报》2007年第1期,第97-124页。
②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
③ (日)甲元真之,滕铭予译：《中国史前时代的渔捞》,《东南文化》1996年第4期,第17页。
①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第491-518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潍坊地区艺术馆：《潍县鲁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第313-350页。
③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临汝大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6期,第1-4 页。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第295-301页。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75-79页。
③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37页。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35页。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
① 以上甲骨文字形参见刘钊,洪飏,张新俊：《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5-539页。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48-250、381页。
② 参阅杨鸿勋：《中国早期建筑的发展——一九七七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考古专业讲座提纲》,《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一辑)》,1980年,第112-123页；沈福煦：《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32页。
③ 参阅陈立柱：《第二届淮河文化研讨会综述》,《学术界》2004年第1期,第216页。2003年10月24-25日,第二届淮河文化研讨会在宿州召开,徐大立先生提交了《从蚌埠双墩遗址的巢居刻划谈起》一文,此文后来发表在《学术界》2004年增刊,然笔者多方查询未果,徐先生本人也未留下底稿,殊觉遗憾。
① 冯时：《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解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二本第三分,2011年9月,第399-492页。
② 从符号拓本来看似为7个叉形,冯时先生指出,系“因草率所致”,可从。参见冯时：《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解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二本第三分,2011年9月,第420-421页。
③ 冯时：《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解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二本第三分,2011年9月,第420-421页。
④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双墩一号春秋墓葬》,《考古》2009年第7期,第39-45页。
⑤ 冯时：《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解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二本第三分,2011年9月,第430-433页。
⑥ 参阅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刘一曼教授指导),2006年,第106-118页。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双墩一号春秋墓葬》,《考古》2009年第7期,第41页。
② 冯时：《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解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二本第三分,2011年9月,第418-419、423、446页。
③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9页。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双墩一号春秋墓葬》,《考古》2009年第7期,第41页。
② 冯时：《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解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二本第三分,2011年9月,第446页。
③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9页；王树明：《双墩碗底刻文与大汶口陶尊文字》,《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第33-39页。
④ (法)列维·布留尔,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7页。
⑤Eyre,Journal of Expeditions of Dicovery into Central Australia,ii.p.247转引自《原始思维》第37页。
⑥ (法)列维·布留尔,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19、221页。
① (法)列维·布留尔,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21-229页。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8页。
① 沈兼士：《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68-69页。
②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4、68-69页。
③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④ 喻遂生：《文字起源二源说质疑》,《达县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第89-91页。
⑤ 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第3期,1981年。转引自李孝定：《汉字起源的一元说与二元说》,《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259-261页。
① 李孝定：《汉字起源的一元说与二元说》,《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262-263页。
② 葛英会先生论述双墩刻画符号的意义与价值时,已指出这一价值。参见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8-129页。
③ 黄亚平,孙莹莹：《双墩符号的构成方式以及对文字形成的影响》,《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61页。
① 英国学者丹尼尔在美国的一次关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研讨会上提出,文明有三个要素：1、有5000人以l：的城市；2、有文字；3、有大型的礼仪性建筑。日本学者贝缘茂树先生认为青铜器、宫殿基址、文字是文明的要素。夏鼐先生在日本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文明的标志“除了政治组织士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参阅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7、35-36、94页。
② 黄德宽师：汉字理论课讲义——第三讲汉字的形成；李伯谦先生指出,中国文字起源的探索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课题。参见梁晓景：《中国文字起源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22日,第3版。
③ 黄德宽师,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增订本),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54-255页。
④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1页。
⑤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7页。
⑥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1页。
⑦ 王凤阳：《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21-22页。
⑧刘又辛,方有国：《汉字发展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① 参阅黄德宽师：汉字理论课讲义,第三讲汉字的形成。
② 参阅黄德宽师：汉字理论课讲义,第三讲汉字的形成。
③ 李运富：《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21页。
④ 黄亚平,孟华：《汉字符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17页。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29页。
② 高明,涂白奎：《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72页。
③ 高明涂白奎：《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71页。
④ 高明,涂白奎：《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91页。
⑤ 黄德宽师：《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学报》第一辑,2006年。又见《开启中华文明的管钥——汉字的释读与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54页。
⑥ 林沄：《谈谈汉字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出士文献》第二辑,中西书局,2011年,第113页。
⑦ 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书店,2004年,第162页。
⑧ 详参上编第二章第一节相关部分。
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709-715页。详参上编第三章第二节相关部分。
① 林沄：《谈谈汉字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出土文献》第二辑,中西书局,2011年,第115页。
② 王蕴智：《中原出土商代玉石文及其释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4期,第42-50页。
③ 李济：《安阳》,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75页。
④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学学报》1969年第3期；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年,第43-74页。
① 参见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南洋大学学报》1969年第3期；又见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从》,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年,第43-74页。
② 黄德宽师：《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学报》第一辑,2006年；又见《开启中华文明的管钥——汉字的释读与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54页。
③ 参阅：沈兼士：《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68-69页；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4、68-69页；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29-33页；何丹：《图画文字说与人类文字的起源——关于人类文字起源模式重构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9-34页。
①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② [苏]B.A.伊斯特林,左少兴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3-90页。
③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l期；又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2页。
④ 李万福：《突变论——关于汉字起源方式的探索》,《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第18-22页。
⑤ 主要遗址为舞阳贾湖、西安半坡、莒县陵阳河、临潼姜寨、宜昌杨家湾、浙江良渚、青海乐都柳湾、 邹平丁公、登封王城岗、偃师二里头、郑州南关外、河北藁城台西、江西清江吴城、安阳殷墟小屯等,年代从公元前约9000年至公元前约1100年。参见李万福：《突变论——关于汉字起源方式的探索》,《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第18-22页。
① 李万福：《突变论——关于汉字起源方式的探索》,《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第18-22页。
②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29页。
① 参阅陈光宇：《世界四种古文字的起源时空与文字结构》,《古文字研究》第27辑,中华书局,2008年,第1-16页。
② 陈德富：《汉字缘何“长寿”》,《北京日报》2004年1月19日；袁月：《汉字长寿原因探秘》,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林允富教授指导),2007年。
③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又见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④ 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第50-54页；又见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33页。
⑤ 汪宁生先生有相关的民族学调查资料,可以参看。详参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又见汪宁生：《民族考古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2页。
① 参阅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年第10期；又见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0-59页；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第50-54页；又见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33页。
② 尚民杰：《柳湾彩陶符号试析》,《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第29-34页。
③ 参阅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年第10期；又见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0-59页；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第50-54页；又见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33页。
④ 参阅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年第10期；又见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0-59页；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第50-54页；又见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33页。
① 良渚、石家河、红山等文化,文明程度很高,有学者称之为“文明的前夜”、“文明的曙光”。他们的陡然衰退引起了学者们的探索。这一问题,目前学界还未达成共识。但已经产生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李伯谦先生认为,仰韶文明最终得以存续发展,红山、良渚文明却消退了,主要在于它们在文明演进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路径,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仰韶文化一开始就走发展王权之路,良渚、红山文化走的是以神权为主的道路；有的学者认为气候、地理环境、洪水等导致了他们的衰败；还有的学者主张人文因素和地理因素的合力加速了良渚等文明的消退；详参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又见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3页；严文明：《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4-73页；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前言,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 中原文化的崛起,也是多方面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赵辉先生指出，庙底沟二期以来,大汶口文化西进,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北上、北方长城地带文化南下,中原文化面临先进文化的入侵。面对危机,军事首领的地位快速提升,加之资源相对匮乏,中原从“较贫困的社会基层大众中单向发展出一个贵族上层”,走上了军权之路。详参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第50-54页；又见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33页。
③ 李先登：《夏商周青铜文明探研》,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9页；黄德宽师：汉字理论课讲义,第三讲——汉字的形成。
④ 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1期；又见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20623页；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第273-287页。
① 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第5054页；又见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I),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33页。
② 陈星灿：《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又见《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论丛》,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69-73页。
① 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02页,附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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