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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社会结构与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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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将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韩国社会为研究对象,探究社会结构与民族主义形态的演变过程,阐释韩国民族主义从前现代向现代的演变过程,进而解释现代韩国民族主义的性质与特征。
     当前学界对韩国民族主义研究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韩国民族主义是“自发”的,还是“建构”的这一问题上。过去一段时期,研究韩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观点,主要是基于“自发”视点下叙述的民族史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研究著作,则主要探讨韩国民族主义的现代起源,以及韩国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在这种观点看来,韩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最多也只有200多年。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是社会发展过程“建构”的,而不是“自发”的。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但民族主义的形态和内容在各历史发展阶段都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在研究民族主义时,应当关注社会结构以及其变迁。本文的关注点,就是韩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主义发展过程。
     本文将民族主义界定为促进并保持民族的自治、统一、发展的意识形态运动,在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形态下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自公元676年新罗王国统一韩半岛后,韩半岛就基本上保持了统一状态。作为单一民族共同体,韩民族在固定的领土上,以王朝国家的形式持续了几千年。因此相比于新兴国家或者多族群国家,韩国民族主义有其独特性。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1876年开港为契机进入现代世界,韩国在地缘政治上从传统的东亚朝贡秩序,进入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韩国社会也从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民族主义的形态从传统的封建民族主义,演变为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在传统社会结构裂变,以及反抗异民族侵略的民族运动中,韩国民族主义迅速发展。但由于韩半岛在地缘政治上的特殊地位,韩国民族的独立与发展,不仅受到内部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更无法摆脱地缘政治的压力。20世纪是世界历史上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但韩国民族却遭遇了被殖民的命运,最终导致民族分裂。韩国民族主义的形态变化及其特征,鲜明地展现在这一悲剧性的历史过程中。
The theme of this thesis is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nationalism in Korea. The theme will be discussed in two subjects.Firstly, the relation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Korea,from late19th century to early20ty century; and secondly, theevolution of Korean nationalism, form its pre-modern form to modernform.
     On Korean nationalism, the primitive debate is focusing on theorigin of Korean nationalism. In the past, the major opinion had it asevolution of its own. By1990s, plenty of works have discussed themodern origin of Korean nationalism in a constructive view, including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ccording to the latter, Koreannationalism merely has a history of two hundred years.
     In this paper, nationalism will be discussed as a sort of ideology,which is a product constructed by social development. Many nationshave their long histories and traditions, but the evolution and nature ofnationalisms depend on the social developments and heavily influencedby social structures. Thus, the evolution of Korean nationalism isanalyzed and in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from feudal society to capitalist society in Korea.
     In this paper, nationalism is identified as an ideological movementto promote national independenc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whichhas been greatly shaped by various movements in history and society.In A.D.676, Shilla conquered the Korean Peninsula. After that, thewhole Korean Peninsula had been ruled by several dynasties for morethan a thousand years, and the evolution of Korean nation had beenpromoted in the territory.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emerging ormultinational countries, the Korean nationalism has its own uniquefeatures.
     Korea entered modern world in1876, which had been forced toopen by Japan. In late19th century and early20ty century, Korea gotout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of Chinese Empire, and integrated into theworld system of national states.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ditionalnationalism grew into modern nationalism, with the transition fromfeudal society to capitalist society. Promoted by social change, as wellas national movement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 the Korean nationalismgrew rapidly. However,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of geopoliticalimportance, and as a result of it, the in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of Korean nation were severely impacted by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influence internally, as well as geopolitical pressure externally. Lots ofnationalism grows rampantly all over the world in20th century, but theKorean nation was conquered as a colony, and then divided after WorldWar II.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s of Korean nationalism appear distinctin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with tragedy of its own.
引文
2姜万吉:《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页。
    4《大韩每日新报》1908年7月31日、1909年5月13日,转引自Schumid, Andre:《帝国之间的韩国1895-1919》,Humanist,2007年,第432页。
    7金东椿:《近代的阴影:韩国的近代性与民族主义》,当代,2000年,第308页。
    8因此,对Shin来说,这些集体认同,如民族认同、阶级认同或性别认同之间的竞争是个成问题。所以,他的研究针对着为何使民族认同成为韩国人认同的根源,以至于其他的集体认同,如阶级认同或者性别认同被民族认同压倒。他认为,韩国特殊的历史经验(如殖民地化),以及对外部势力的某种危机感,是韩国人那种以同一血统为基础的民族认同发展的原因。Shin,Gi-wook:《韩国民族主义的谱系与政治》,创作与批评社,2009年,第24页。
    9Shin, Gi-wook:《韩国民族主义的谱系与政治》,创作与批评社,2009年,第25-31页。
    10Shin, Gi-wook:《韩国民族主义的谱系与政治》,创作与批评社,2009年。这本书就是一些学者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讨论这一问题的。
    13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0-63页。
    14参考斯蒂夫·芬顿:《族性》,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28页。
    15安东尼·史密斯在《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中概括:在他看来,民族的定义可分为强调如语言、宗教和习惯,领土和制度等“客观”因素的与强调如行为、感受和感情等“主观”因素的两大类。安东尼·斯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6约瑟夫·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18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基本要点》,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358-359页。
    20约瑟夫·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3-538页。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说:随着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逐渐形成,各个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长期合作,各个民族语言就必不可免地会熔合为一个共同的语言,民族最终消亡。这一点是与现代主义者相似的。后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民族主义必将走向衰落。两者都认为,制造和维护民族隔阂的民族主义是民族分裂和冲突的源泉,主张打破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联合和统一的国际主义。
    22奥托·鲍威尔:《鲍威尔文献》,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24本内迪克特·拉费尔:《话说欧洲民族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25这种一般性社会概念把社会看成是单纯的个体联合,所以个体和社会的关系便构成了它的研究对象。在这一社会概念中,社会与其他集体(如国家、民族、阶级与宗教团体等)一样,都是由个人组成的集体。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345页。
    26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44页。
    27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43—244页。
    28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603页。
    30埃伦·M·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31在西欧国际关系的历史叙述中,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确立。这是“30年战争”结束后,为规范西欧各国之间的协调和均势而产生的。与建立在基督教原则基础上的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的旧秩序不同,近代欧洲国际法体制是建立在主权国家间的平等关系原则上。姜相圭:《文明史的转型期的中国与万国公法》,《19世纪东亚西亚范式变换与帝国日本》,Nonheung,2007年,第18-23页。
    32最典型的是沃勒斯坦。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6世纪欧洲社会。“长时段”16世纪欧洲国家的诞生创立了不断扩张的欧洲世界-经济。亚洲社会则到了19世纪在欧洲列强的冲击下才纳入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Immanuel Wallerstein:《作为历史的体系的资本主义》,Nanam,1986年,第53页。
    33著名的学者弗兰克也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15世纪亚洲已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关系,而且与欧洲的贸易体系相联系形成单一的世界经济。当时这一亚洲贸易体系比欧洲贸易体系更为强大。与滨下武志包括沃勒斯坦不同的是,弗兰克是从资本积累入手,并非是贸易市场。Andre D. Frank:《ReORIENT》,首尔:Yeesan,2003年,第2章。
    35这一观点参见贾斯廷·罗森格:《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36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73页。
    37贾斯廷·罗森格:《市民社会的帝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38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39王明星:《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1861-19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页。这个体制内奉行严格的等级制度,中国君主称“皇帝”,而其他国家的元首只能称“国王”,他们与中国皇帝的关系犹如一国之内的君与臣。参见郑容和:《从周边看朝贡体制:朝鲜对朝贡体制的认识与活用》,创作与批评社,2005年;姜珍亚:《16-19世纪东亚西亚贸易圈的世界史的变相》,创作与批评社,2005年;姜相圭:《19世纪东亚西亚国家间关系范式的变换与韩半岛》,Nonheung,2008年。
    40因此有“朝鲜虽为天朝藩属,奉正朔纳朝贡。然,内政外交皆听任自主,中国无权干涉”之说。王明星:《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1861-1910)》,第15、39页。
    41贾斯廷·罗森格:《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6页。
    42埃伦·M·伍德在《资本的帝国》一书中,通过对16世纪晚期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的分析揭示这一新型帝国的特征。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51-63页。
    43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8-39页。
    4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帝国主义与超经济力量毫无瓜葛。事实上,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生存,不仅要依靠这些非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而且还要从根本上依靠作为超经济力量的前资本主义的手段,即军事和地缘政治的强制,同时还要依靠传统的国家间的殖民战争及领土统治。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页。
    451871年9月13日(同治十年辛未七月二十九日)中国与日本政府在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
    (计《修好条规》18条,《通商章程》33条)。这是中日关系史上最初的修好条约。参考曹力强:《中朝关系史研究论文集》,吉林出版社,1996年;金世民:《韩国近代史与万国公法》,首尔:景仁文化社,2002年;权赫秀编:《近代中韩关系史料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46当时日本政府的真正目的,是想借“自主”与“平等知名”以否定朝中之间的宗属关系,以便此后朝日之间如有任何纠纷,日本可据此以拒绝中国的介入与干预。在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之下,中国与日本或欧美列强之间对《江华条约》的条款的解释,以及对中国有关朝鲜“宗属”问题的论辩,终未休止。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第96-97页。
    47据统计,1881年日本对朝商品出口约占朝鲜商品进口的90%。王明星:《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相比之下,朝中贸易日趋衰退,1882年朝日与朝中贸易比率为6.2∶1。姜万吉:《韩国近代史》,Changbi出版社,2006年,第312页。
    481882年旧军人和汉城商人一起发动的兵变。参考崔德寿:《开港以后日本的朝鲜政策》,《1
    894年农民战争研究(3)》,历史批评社,1993年,第79-83页。朝鲜政府向清政府救援,袁世凯带领清军和清商进驻朝鲜。袁世凯试图通过积极的政治干涉扩大清国商人的商业活动领域。如把朝鲜海关纳入到清国海关,独占电信局,对财政问题及外交方面的干涉等。韩佑劤:《韩国开港期的商业研究》,一潮阁,第83-86页;金正起,《清的朝鲜政策(1887-1894)》,韩国历史研究会编,《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3)》,历时批评社,1993年。曹力强:《清政府对朝鲜海关的控制》,《中朝关系史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49《朝日修好条约》规定,在箱管出游,限于朝鲜里4公里以内,而且两国商民入内地,限于“采办土货,不准将各色货物运入内地”。而在1883年朝鲜与英国缔结的《朝英修好通商条约》中,限于箱管出游的范围扩大为40公里,而且不限制运入内地的货物种类。河元镐:《对日谷物出口与农民层的抵抗》,《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1)》,历史批评社,1994年,第254页。501890年1月,面临失业危机的数百名汉城商人在衙门进行游行示威,要求撤下清商与日商的店铺,并进行同盟罢市。李炳天:《开港时期外国商人的侵入与韩国商人的对应》,首尔大学博士论文,1985年;金敬泰:《甲申·甲午期的商权恢复问题》,《韩国近代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10-319页;罗爱子:《开港后外国商人的浸透与朝鲜商人的对应》,《1894年农民战争研
    究(1)》,历史批评社,1991年。第185-186页。
    51金正基:《1890年汉城商人的撤市同盟罢业与示威斗争》,《韩国史研究》67,1989年。
    52罗爱子:《开港后外国商人的浸透与朝鲜商人的对应》,第185-186页。
    53《通商汇纂》第93号号外,《明治29年中仁川港商况年报》,第634-635页,转自罗爱子:《开港后外国商人的浸透与朝鲜商人的对应》,第188页。
    54《通商汇纂》第1号附录,《京畿道及忠清道地方商况并二农况视察报告》(1894年10月21日),转自罗爱子:《开港后外国商人的浸透与朝鲜商人的对应》,第194页。朝鲜人对外国商人横行霸道的抵抗活动,参考韩佑劤:《韩国开港期的商业研究》,第105-120页;
    55梶村秀树:《李朝末期棉业的流通及生产结构》,《韩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自李朝末期至解放》,四季节,1983年。
    56王贤钟:《韩国近代国家的形成与甲午改革》,历史批评社,2003年,第46页,注释44;梶村秀树:《李朝末期棉业的流通及生产结构》,《韩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李朝末期至解放》,四季节,1983年。
    57韩国大米主要是廉价供应日本工业中心地区—大阪和神户工厂的工人。它是维持日本资本主义低工资的一个部分。朝鲜米对日本来说,一方面是为国内地主保证高价,另一方面是为资本家保证廉价劳动力。日本从韩国进口廉价大米,而把本国大米用于出口。这便帮助了日本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崔德寿:《开港以后日本的朝鲜政策》,《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3)》,历史批评社,1993年,第77-78页。
    58但是这些防谷令常常受到日本的阻碍。日本以条约规定政府官吏通商不干涉为由,把地方官告上法庭,并要求赔偿。参见金敬泰:《开港与米谷问题的结构》,《韩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创作与批评社,1994年。
    59李炳天:《开港时期外国商人的侵入与韩国商人的对应》,首尔大学博士论文,1985年。
    60至1894年,日本在朝鲜设立的银行有三个,其中,第一银行(日本第一银行的朝鲜支行,1
    878年)对资本积累有限、资本主义尚未发育起来的日本在朝鲜推进经济殖民化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银行经营日本和韩国政府的公款,并承担管办韩国关税收入的存款和贷款业务,而这一特权又使它获得像韩国中央银行般的地位和功能,即使是一家私人银行。而且它还挪用公款向日本商人贷款作为商业贸易资金。参见都冕会:《货币流通结构的变化与日本金融机关的侵入》,《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1)》,历史批评社,1991年。
    61[美]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曹荣湘译《认同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88页。
    62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6页。参见木村干:《朝鲜/韩国的nationalism与小国意识》,2007年,第90-91页;金盛祐:《朝鲜时代的身份结构,变化和展望》,《东亚细亚近世社会比较》,慧眼,2006年;岸本美绪:《近世东亚细亚的身份与土地所有》,《东亚细亚近世社会比较》,慧眼,2006年。
    63党争是指朝鲜中后期,在朋党政治体制下产生的党派竞争,史上简称为党争。朋党政治是一种朝廷内政治集团之间的互相作用、互相竞争的政治模式。主要表现为朝鲜王朝中后期出现的新进势力(以中下级官员、中下地主及知识分子为主)与旧势力(王公贵族、权臣)之间的政治竞争。
    64战争期间,朝鲜政府财政上捉襟见肘,为了调拔军粮广开所谓纳粟补官之路,通过这一途径,非两班阶层,特别是庶子、乡吏上升为两班的大有人在。
    65木村干:《朝鲜/韩国的nationalism与小国意识》,2007年,第90-91页。
    66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第17-18页。
    67乡约由通过国家科举入取乡案的乡班门组成。他们通过乡会决议有关赋税等问题。也就是说,地方士族通过乡约支配乡村,并依此控制乡厅(地方守令)与吏、乡民。实际上,乡村支配权都在地方士族的手里。参考郑震英:《18-19世纪士族的村落支配与其解体过程》,《朝鲜后期乡约研究》,1990年;郑震英:《19世纪乡村社会的支配结构与对立关系》,《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1)》,历史批评社,1991年。
    68势道政治在韩语里称之为“世道政治”,是指在国王年幼时,授权掌握政权的人物及其追随
    者主导治理国家的政治理论。原先的“世道政治”,意思是“政治教化广大社会,位于世道中心,公正治理国家。这是出于朝鲜士林的统治理念,实际上是一种以权臣为中心的政治理论。随着外戚权臣势力的不断扩大,变成了一种家族掌控的政治形态。安东金氏、丰壤赵氏、大院
    君(非王室的全州李氏)与骊兴闵氏四大家族左右朝鲜朝廷的政治长达一百年之久。这是朝鲜王朝后期,在两班社会走上门阀化的趋势下,保守官僚集团为遏制地方豪门的政治挑战,以及断绝新进政治势力的产生及挑战而产生的一种独揽政权的机制。
    69郑震英:《19世纪乡村社会的支配结构与对立关系》,《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1)》,历史批评社,1991年,第283页。
    70直到16世纪前半期,朝鲜社会的农业生产主要是依赖奴婢使役来直接经营的庄园经营方式占优势。李荣薰:《朝鲜封建制论的批判的检讨》,Hangill社,1988年,第621页。有关韩国近代农业经济参考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中文版),东方出版社,1993年;金容燮,《韩国近现代农业史研究》增补版,知识产业社,2000年;朴燮:《韩国近代的农业变动》一潮阁,1997年。
    71战争后耕地面积比战争前减少1/3。Kim, Hye-seung:《关于韩国民族主义的生发方式与发展过程研究》,梨花女子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第21-23页,注释34。
    72移秧法与直播法相比,需要的劳力减少4/5。但移秧法要解决水利问题。17世纪中期以来,朝廷大力推进修建水利工程,如1662年设置堤堰司,1778年颁布堤堰节目等。到18世纪后半期,堤堰、洑等水库设施在全国范围扩大,使得移秧法普及全国。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73-76页。
    73农民从地主手里购买退赌地的耕作权,在契约期间农民自己经营土地。
    74广作耕作方式通过引进机械农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由此产生的失业农民从土地上被赶出去。
    75李荣薰:《朝鲜封建制论的批判的检讨》,Hangill社,1988年,第86-95页。
    76李荣薰:《朝鲜封建制论的批判的检讨》,第94页。他在表7中对古阜庄土在1747年与1830年期间的经营分化状况做比较。
    77为收税计算土地面积的方法。起源于用手把两稻谷,10把为1束,10束为1负,一百负为1结。
    78并作制是指佃农承租地主的土地后,其土地收成的一半要交给地主作地租。
    79堂七为正三品,官名。
    80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35-36页。
    81“三政紊乱”是指田政、军政、还政等国家征收政策的弊端而言。其中田政是指征收土地税而言,军政是指军役,还政是指“还谷”(货粮)政策而言。在春荒时,地方官厅把贮藏的谷物借出给农民,然后在秋收时,附加利息收回“还谷”。这是一种求助制度,但是借出谷物与收回“还谷”的过程中产生各种弊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丁若镛生活于18世纪后半期至1
    9世纪前半期。据他说,一结土地的收成,丰收年为800斗,平年为600斗,歉收年为400斗。如以平年为例,一个佃农收成为600斗,其中300斗要交给地主作地租,其余300斗中,政府掠夺去大约80斗。在势道政权时期,足有43种之多的杂税,又附加于地税一起征收,要用货币缴纳。地税提高,农民负担加重,就成了民乱的原因。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40页;参见高东焕:《19世纪赋税运营的变化及其性格》,《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1)》,历史批评社,1991年;徐荣姬:《开港期封建的国家财政的危机与民众掠夺的强化》,《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1)》历史批评社,1991年。
    82书院是两班儒生的活动舞台。作为祠堂和教育机构的书院后来变成了大地主,同时又是地方儒生朋党的中心。大院君不顾儒生们的反对,废除全国大部分的书院。
    83户布制是指军役的一种方法,即按户缴纳军布。朝鲜政府实行“军布制”,即从义务兵役者征收军布,用来雇用职业军人。义务兵役的对象限于良民阶层,两班阶层都免役。因此,“军布制”就成为划分两班与良人的标志。实行“户布制”意味着打破这种两班阶层的特权。
    84高锡桂:《19世纪农民抗争的展开与变革主体的成长》,《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1)》,历史批评社,1991年,第350-351页。朴赞承:《韩末在站土、屯土的地主经营强化与抗租》首尔大学国史学系,《韩国史论》9,1983年。
    85王贤钟:《韩国近代国家的形成与甲午改革》,历史批评社,2003年,第47-48页。由于宫庄田和屯田都采取免税或者低租税等优惠政策,因此一些农民为了避开地税或者各种杂税,自愿把自己的农地纳入到宫庄土。到了日本殖民地初期,当殖民政府把王室所占有的宫庄田和屯田收归国有化时,这些被收归宫庄土的农地都成了法律上的所有权纠纷问题。参见王贤钟:《19世纪末湖南地域地主制的扩大与土地问题》,《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1)》,历史批评社,1991年;Park, Myeong-gyu:《韩国近代国家形成与农民》,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97年。
    86朱镇五:《韩国近代有产阶级的形成过程与自上而下改革的历史性格》,《韩国资本主义论》,Hanwool,1989年,第57页。
    87姜万吉:《改写韩国近代史》,创作与批评社,2006年,第180-185页;有关内容参见郑震英:《19世纪乡村社会的支配结构与对立关系》,《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1)》,历史批评社,1994年;李荣薰:《开港期农村社会改编的历史意义》,《韩国资本主义论》(东村朱宗桓博士花甲纪念论文集),首尔:Hanwool,1989年。
    88郑震英:《19世纪乡村社会的支配结构与对立关系》,《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1)》,历史批评社,1994年;安秉旭:《19世纪赋税的都结化与封建式收取体制的解体》,《国史馆论总》7,1989年。
    89姜万吉:《改写韩国近代史》,创作与批评社,2006年,第182-183页。
    90这就说明,随着“民”的成长,民族的公共文化能够普及到基层民众。如果说,韩国人比较注重血缘关系,其历史起源最多也只有两三百年。
    91在华夷秩序下,朝鲜外交基本上可分为三部分:(1)“事大”:对华外交;(2)“交邻”:对日本、琉球等国的外交;(3)“字小”:对虾夷、蒙古诸部、对马及日本西部中小豪族的关系。王明星:《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1861—19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92王贤钟:《韩国近代国家的形成与甲午改革》,历史批评社,2003年,第65页。
    93朱镇五:《韩国近代有产阶级的形成过程与自上而下改革的历史性格》,《韩国资本主义论》,Hanwool,1989年,第71页。
    94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82页。
    95闵氏势道政权托日本军队所进行的军部制度改革引起了旧军人的不满。他们和城市贫民一起集合进行抗议活动,还把日本公馆纵火。大院君利用兵变试图推翻闵氏政权。朝鲜政府向清政府求助,清政府武力镇压,还把大院君绑架到天津。朴恩淑:《开港期(1876-1894)军事政策变动与下级军人的存在样态》,《韩国史学报》第2号,Nanan,1997年;金正起:《大院君绑架与反清意识的形成(1882-1894)》,《韩国史论》19,1988年。
    96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89-195页。
    97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96-201页;参见朱镇五:《对甲午改革的新了解》,《历史批评》,1994年。
    98这个条约除规定双方从朝鲜撤军外,还规定了以后朝鲜如发生动乱或重大事件,清日某一方需要向朝鲜派兵,必须通知对方。
    99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98-199页。
    100高宗也想摆脱清国的干涉,想方设法试图采取一些措施。但是由于受清国或日本的干扰和阻止最终没有成果。最典型的是,1885年袁世凯的高宗废位阴谋。他的计划由李鸿章的指示被取消。彦甲秀:《开港期权力集团的政治情势认识与政策》,《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3)》,199
    3年,第130页。
    101朱镇五:《对甲午改革新的了解》,《历史批评》,1994年,第27页。1882年壬午兵变是被清国军队镇压,同年开化派发动的甲申政变也是被清国军队镇压。在1894年发生的农民战争时,首先由朝鲜王朝向清国请求出兵镇压,后来在开化政权之下被日本军队镇压。
    102金容燮:《哲宗王朝的民乱发生与其指向》,《韩国近代农业史研究Ⅲ:转型期的农民运动》,知识产业社,2001年;金容燮,《古阜民乱的社会经济事情及知的环境》,《韩国近代农业史研究Ⅲ:转型期的农民运动》,知识产业社,2001年。
    104参见李荣昊:《1862年晋州农民抗争的研究》,《韩国史论》19,1988年;梁晋硕:《1862年农民抗争的背景与主导层的性格》,《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2)》,历史批评社,1992年。
    106“统还”是指按户头征收还谷,意思就是把征收对象扩大到一直享受免税的两班阶层。还谷原来是为灾民救助目的征收的,后来变成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高锡珪、韩相权:《18、19世纪封建矛盾的深化与‘民’的成长》,《历史与现实》3,1990年。
    107结是指测量土地面积的单位,就此把地税又称之为结税。
    108在朝鲜王朝时代,地方出事时,派往调查的临时官员。
    109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50页。高东焕:《大院君执政期(1863-1873)农民曾动向与农民抗争的展开》,《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2)》,历史批评社,1992年。
    110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17-223页;李荣昊:《东学与农民战争》,慧眼,2004年;申福龙:《东学思想与甲午农民革命》,Senyin,2006年;李荣昊:《总论:18
    94年农民战争的社会经济背景与变革主体的形成》,《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1)》,历史批评社,1991年。
    111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一直把1894年农民战争诬指为“东学乱”或“东学党之乱”。实际上,农民军内部东学教徒并不多。在农民组织中有“北接”与“南接”。“北接”以东学教团为主导,他们的活动主要集中于教祖伸冤运动。而以全琫准为首的“南接”农民军才是发动1894年农民战争的主力。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18页。
    112慎镛厦:《东学农民革命运动的社会史》,知识产业社,2005年,第300-309页。
    113七种贱人指卖艺人、屠户、编筐人、魔法师、舞女、鞋匠和皮革匠。白丁为世代屠户,统治阶级强制他们头戴平壤笠,以示卑贱。
    114金容燮:《哲宗王朝的民乱发生与其指向》,知识产业社,2001年,第104-109页;参见韩
    明基:《19世纪前半期反封建抗争的性格与类型》,《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2)》,历史批评社,1992年;高锡珪:《总论:18、19世纪农民抗争的推移》,《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2)》,历史批评社,1992年;高锡珪:《19世纪农民抗争的展开与变革主体的成长》,《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
    (1)》,历史批评社,1991年。
    115清日战争结束后,农民军的斗争转向抗日斗争。开化派推翻王政建立开化政权后,又向日本请求镇压农民军,并把讨伐指挥权限统统交给日本。作为资产阶级的开化派,对他们而言,外国势力比国内反对力量更有亲近。朱镇五:《对甲午改革新的了解》,《历史批评》,1994年,第51页。
    116为此,1899年韩国政府还颁布了《大韩国国体》。《大韩帝国国体》特别强调皇帝的统治权,“大韩国大皇帝享有无限的君权”,规定了皇帝对立法、行政、司法的绝对专制权。Han, yeong-woo:《如何看大韩帝国》,《大韩帝国是近代国家吗?》,Puren历史,2006年;徐荣姬:《从国家轮层面看大韩帝国的性格》,《大韩帝国是近代国家吗?》,Puren历史,2006年。
    117高宗的闵妃被日本军人暗杀。吴瑛燮:《高宗皇帝与韩末义兵》,Senyin,2007年;李润相:《大韩帝国期农民运动的性格》,《1894年农民战争研究(2)》,历史批评社,1992年。
    118它在欧美国家的语境里,这是发展(development)与依附(dependency)。
    119有关强调殖民地开发论的文章有金鸿植等著,《朝鲜土地调查事业的研究》,民音社,199
    7;安秉直,《韩国现代史研究的新范式》,《创作与批评》98号,1997年;赵锡坤,《超越掠夺论与近代化论》,《创作与批评》96号,1997年。他们被统称为“殖民地现代化论”。
    120赵锡坤:《韩国近代土地制度的形成》,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21-27页。这里,现代的土地所有概念是指排他性的私有权,包括土地使用、收益与处分权。意是说明殖民政府在殖民地韩国确立了现代“自由而绝对”之所有权制度所需的法律架构,并以此为依据实施了土地调查,完成了未竟的转型过程。参见李荣薰:《土地调查事业的掠夺性再检讨》,《朝鲜土地调查事业的研究》,民音社,1997年。
    121赵锡坤:《超越掠夺论与近代化论》,《创作与批评》96号,1997年,第369页。
    122赵锡坤:《超越掠夺论与近代化论》,《创作与批评》96号,1997年,第357页。李荣薰也在《土地调查事业的掠夺性再检讨》一书中,反驳这一说法,即日本帝国通过土地调查事业掠夺农民私地,归为国有。他主张日本政府通过法律,经过调整解决了土地纠纷问题。
    123慎镛厦:《日帝殖民地政策与殖民地近代化论批判》,文学与知性出版社,2006年,第164-165页;慎镛夏,《对于试图再立论‘殖民地近代化论’的批判》,《创作与批评》98号,1997年。
    124“开发”与“掠夺”对立模式不能说是20世纪后半期争论的延伸。因为,上世纪的是围绕理解帝国的殖民地榨取系统展开的,关注的是结构、榨取等深层次的问题。而这次强调“开发”的学者,所关注的是资本主义改造与经济成长方面,是表面的、经济指标上的问题,并非是关注帝国对殖民地“榨取”系统。他们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混淆一谈,试图以经济指标等数量经济学的问题,去掩盖“榨取系统”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
    125堀和生是从原始积累的观点,来探讨殖民地韩国的资本主义化。他那里,原始积累是指资本—劳动关系的原始形成,即消灭小经营生产方式,而代之以资本主义雇佣生产关系的过程。堀和生认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带动了殖民地的工业化,这对韩国来说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原
    始积累过程。堀和生:《韩国现代的工业化:与日本资本主义的关系》,传统与现代,2003年,第5-6页。
    126堀和生:《日本帝国与殖民地关系的历史意义》,《日本资本主义与韩国·台湾》,传统与现代,2007年,第20-27页;《韩国近代的工业化:与日本资本主义的关系》,传统与现代,2003年。
    127安秉直,《韩国现代史研究的新范式》,《创作与批评》98号,1997年。
    128安秉直,《韩国现代史研究的新范式》,《创作与批评》98号,1997年。他主张,不要以民族主义那种“支配—抵抗”的对立观点,而要超越民族主义的观点,去关注与世界资本主义建立的“协助与参与”关系。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经济成长至上主义与“亚洲主义”(亚洲经济共同体)的版本。
    129有关强调殖民结构的文章有慎镛厦:《日帝殖民地政策与殖民地近代化论批判》,文学与知
    性出版社,2006年;《对于试图再立论‘殖民地近代化论’的批判》,《创作与批评》98号,19
    97年;郑泰宪:《对掠夺论的形暧化中消失的殖民地》,《创作与批评》97号,1997年;《从研究史看经济成长论殖民地像的抬头背景与问题》,《殖民地近代化论的理解与批判》,Baiksan,20
    04年;郑然泰,《对‘殖民地近代化’争论的批判与新近代史论的探索》,《创作与批评》103号,1999年。
    130慎镛厦:《日帝殖民地政策与殖民地近代化论批判》,文学与知性出版社,2006年,第164-165页。在这种以民族等级关系为核心的分析架构里,殖民发展对他而言只不过是民族相对力量消长的一个过程。如慎镛厦在《日帝殖民地政策与殖民地现代化批判》一书中描述,为了加强对殖民地剩余榨取,殖民政府采取一系列经济政策,更加强化苛酷的半封建式殖民地主制。他之所以将朝鲜殖民社会说成是半封建社会,是因为地主—佃户关系保留了苛刻的地租,而这是封建主义的残留。实际上,情况并非是如此。其实,在封建主义社会的地租增幅是因封建经济的法则(共同体生存)受到限制的。而殖民地地主阶级摆脱了这种封建主义的限制,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地租或契约条件基本上都由市场的法则来决定。其实在殖民地社会,直接生产者在契约关系上的不利状况,并非来源于封建主义的残留,而是来源于帝国的“超经济”强制。如当地的地主是要看村民的脸色行事,而日本地主没有这种负担。日本地主的经济利益是由殖民政府的军事力量保护的。
    131柳在建:《殖民地与近代:探索世界史的视野》,《创作与批评》98号,1997年。
    132安东尼·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169页。作为一个整体,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殖民帝国,是在“超经济”的征服和剥夺中实现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而摆脱“超经济”强制的、真正的资本帝国的出现于1945年以后。参见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6章。
    133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93页。
    134安东尼·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2页。
    135明治政府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富国的目的是为了强兵。在明治时期,军事费的比例一般都保持在30%以上。1900年国家财政支出共2.93亿日元,其中军事费高达1.34亿日元,占总支出的45.7%。杨宁一:《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136当时在国际法上,在对代表国家的个人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所强制签订的条约没有法律效力。而在1905年签订的第二次《韩日协约》,正是在日本军队闯入大韩帝国的王宫,对皇帝和阁僚进行威胁的情况下签订的。所以以此为依据的1910年《合并条约》应被视为无效。而且后来公开的史料证明,这些条约都是未经高宗皇帝的批准而颁布的,因此从国际法上,日本对朝鲜进行的35年殖民统治,都是不合法的“强制性占领”。所以,韩国学者对殖民时期一般采用“强占”概念,而不是“合并”。
    137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第315—316页。转引自米庆余:《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
    138军部是日本历史上一个特有的称谓,指由军队形成的具有特殊地位的机构和政治势力。1
    889年实施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根据宪法,军队只听命于天皇,从法律上确立了军队的独立地位,形成了军队的统帅事项不属于国务范围,政府无权过问军队统帅的惯例。杨宁一:《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6—90页。
    139松田利彦:《日本陆军的中国大陆侵略政策与朝鲜(1910-1915)》,《韩国近代社会与文化Ⅱ:1910年代殖民统治政策与韩国社会的变化》,首尔大学出版社,2005年。1941年细川嘉六在《殖民史》(1941年)一书中说道,在日本向大陆扩张的战略上,朝鲜充分具有作为军事基地的价值,但是作为日本商品市场方面,多少有点缺乏。权泰檍:《1910年代日帝殖民统治的
    基调》,《韩国近代社会与文化Ⅱ:1910年代殖民统治政策与韩国社会的变化》,首尔大学出版部,2005年,第9页。
    140日俄战争后当“满韩一体论”成为国民的口号之际,寺内正毅就主张为了支配韩国与满洲,一定把韩国铁路与满洲铁路连接起来,并在担任总督时,积极推进这一政策。日本在同俄国战争的同时,也在加紧建造京釜线(釜山—汉城)和京义线(汉城—义洲)。1909年日本获得安
    东(丹东)—奉天(沈阳)铁路铺设权。1911年日本建设鸭绿江铁桥。此时,日本可以从釜山直达中国。郑宰正:《日帝侵略与韩国铁路》,首尔大学出版部,1999年,第111-112页。
    141安·约·格拉德:《真相:日本殖民地时代之台湾与朝鲜》,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第471-472页。
    142总督的地位不仅在日本军界,而且在日本政界占据相当大的位置。日本首相出身者出任朝鲜总督者有之,朝鲜总督出身者出任日本首相者亦有之,以致他们经常为其政治野心驱使。松田利彦:《日本陆军的中国大陆侵略政策与朝鲜(1910-1915)》,《韩国近代社会与文化Ⅱ:19
    10年代殖民统治政策与韩国社会的变化》,首尔大学出版社,2005年。
    143地方行政组织是将全国划为13道、12府、317郡。
    144安·约·格拉德:《真相:日本殖民地时代之台湾与朝鲜》,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第259页。有关殖民统治机构的研究参考都冕会:《日帝殖民统治机构的初期形成过程》,《日帝殖民统治研究1:1905-1919》,Baiksan-Seodang,1999年;姜昌一:《日本初期殖民统治的战略与内容》,《日帝殖民统治研究1:1905-1919》,Baiksan-Seodang,1999年;金东鲁,《日本帝国主义的朝鲜支配的独特性》,《日帝殖民地时期的统治体制的形成》,慧眼,2006年;Park, Myung-kyu:《1910年代殖民统治机构的形成与性格》,《韩国近代社会与文化2:1910年代殖民统治政策与韩国社会的变化》,首尔大学出版部,2005年。
    145林京锡:《“三·一运动”与日帝的朝鲜支配政策的变化》,《日帝殖民统治研究1:1905-1
    919》,Baiksan-Seodang,1999年。
    146朝鲜行政区单位之一,相当于中国的乡。
    147日本帝国由核心的“内地”即日本本土(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4个大岛,千岛群岛、冲绳(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及其周围附属的各个岛屿)和周边的“外地”即殖民地(朝鲜、台湾、南库页岛、辽宁半岛、南洋)组成。参见都冕会:《1910年代殖民地朝鲜的刑法朝鲜人的法的地位》,《韩国近代社会与文化2:1910年代殖民统治政策与韩国社会的变化》,首尔大学出版部,2005年;Lee, Chul-woo:《日帝支配的法的结构》,《日帝殖民地时期的统治体制的形成》,慧眼,2006年;Lee, Seung-il:《日帝时期朝鲜人的日本国民化研究:以户籍制度为重心》,《韩国学论集》第34集,2000年。
    148山本有造:《殖民地经营》,《日本经济史6:双重结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51-254页。
    149Park, Myung-kyu:《1910年代殖民统治机构的形成与性格》,《韩国近代社会与文化2:1910年代殖民统治政策与韩国社会的变化》,首尔大学出版部,2005年。
    150安·约·格拉德:《真相:日本殖民地时代之台湾与朝鲜》,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第485-486页。
    151郑宰正:《日帝侵略与韩国铁路》,首尔大学出版部,1999年,第141-143页。
    152慎镛厦:《日帝殖民地政策与殖民地近代化论批判》,文学与知性出版社,2006年,第248页。
    153又称宫田。王室各宫所领有的农田。
    154有关土地所有权的纠纷都集中于这一部分。在全国约10万件纠纷中,99.7%是所有权纠纷,其中65%是因编入国有化所引起的。慎镛厦:《日帝殖民地政策与殖民地近代化论批判》,文学与知性出版社,2006年,第241页。
    155根据朝鲜总督府,《农业统计表》,1932年版。结束“朝鲜土地调查事业”后,1918年农户总数为625万2,484户,纯佃户总数为100万3,775户。转引自慎镛厦:《日帝殖民地政策与殖民地近代化论批判》,文学与知性出版社,2006年,第213页。
    156姜英心:《日帝的韩国森林掠夺与韩国人的抵抗》,梨花女子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第49-52页。
    157朝鲜与日本的土地面积单位,一町步约为9917.4平方米。
    158姜英心:《日帝对韩国森林的掠夺与韩国人的抵抗》,梨花女子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第25-48页。
    159姜万吉:《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30-131页。
    160姜万吉:《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46-149页。
    161台湾的殖民政府采取保护出身永佃农而多自任耕作(自耕农兼佃农)的小租户的方式,保留了台湾农村传统的家庭农场。柯志明:《米糖相克:日本殖民主义下台湾的发展与从属》,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40-51页。
    162安·约·格拉德:《真相:日本殖民地时代之台湾与朝鲜》,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第326—329页。
    163慎镛厦:《日帝殖民地政策与殖民地近代化论批判》,文学与知性出版社,2006年,第311页;吴斗焕:《殖民地朝鲜的经济结构》,《韩国资本主义论》,Hanul,1989年,第239页。
    164有关土地调查事业的研究参见宫嶋博士:《‘土地调查事业’的历史前提条件的形成》,《韩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四季节,1983年;堀和生:《日帝下朝鲜的殖民地农业政策》,《韩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四季节,1983年;Back, Wook-in:《殖民地时代阶级结构研究》,《韩国社会的身份阶级与社会变动》,文学与知性社,1987年;全云圣:《土地调查事业与其性格》,《韩国资本主义论》,Hanul,1989。赵锡坤,《韩国近代土地制度的形成》,海南出版社,2003年。
    165所以,虽然随着商业化农业的扩大,并以地主与佃农关系为基础的经营方式很普遍,导致
    166朴燮:《韩国近代的农业变动》,一潮阁,1997年,第33页。
    167土地调查期间的1910—15年,分类为日本人占有的土地面积从86,852町步增为205,538町步,增长136.7%。其期间,日本人地主从2,254人增为6,969人,增加3倍。日本人地主占总农业经营者的0.27%,他们的耕地占总耕地的6.48%。全云圣:《土地调查事业与其性格》,Hanwool,1989年,第137页;张夭远:《日帝下大地主的存在形态研究》,首尔大学国史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Back, Wook-in:《殖民地时代阶级结构研究》,《韩国社会的身份阶级与社会变动》,文学与知性社,1987年。
    168有关大米增产政策与确立资本主义的过程参见堀和生:《日帝下朝鲜的殖民地农业政策》,《韩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四季节,1983年。
    1691918年发生的“米骚动”以后,日本对朝鲜米的需求,不止于廉价劳动力的粮食,还对日本谷物市场的稳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山本有造:《殖民地经营》,《日本经济史6:双重结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74页。
    170水利组合的组织方式是根据《水利组合令》规定的。总督府支持并得到银行贷款的水利组合的灌溉面积仅为22.2万町步,即12.7%。实际上,水利组合所涉及的地主及其他人的同意是靠政府无形的压力获得的。组织这种水利组合是政府不可动摇的方针,有关人士不管愿意与否必须服从。水利组合的债务的偿还是由全体会员分担的。安·约·格拉德:《真相:日本殖民地时代之台湾与朝鲜》,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第314页。参见朴秀炫:《日帝下水利组合抗争研究》,中央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171安·约·格拉德:《真相:日本殖民地时代之台湾与朝鲜》,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第315、342页。
    172朴秀炫:《日帝下水利组合抗争研究》,中央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54、26页。
    173安·约·格拉德:《真相:日本殖民地时代之台湾与朝鲜》,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第325页。
    174据张夭远的估计,1925-27年间,日人大地主从330人增加552人。张夭远:《日帝下大地主
    的存在形态研究》,首尔大学国史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第57-63页。
    175国际宣教会,《朝鲜的农村》,1928年,第126页。转引自安·约·格拉德:《真相:日本殖民地时代之台湾与朝鲜》,第323-324页。当时也有这种情况,即使公司所有者是日本人,在所有权上仍然被划分为韩人。另外,尽管名义上是韩人所有,但实际上土地所有权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这种现象是日本人公司或者个人通过向韩人贷款实现的。
    176姜万吉:《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11页。
    177慎镛厦:《日帝殖民地政策与殖民地近代化论批判》,文学与知性出版社,2006年,第292页。
    178Kim, Jun:《1920-30年代劳动运动中的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日帝下的社会运动与农村社会》,文学与知性社,1990年,第55页。
    179姜万吉:《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34页。
    180姜万吉:《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37页。
    181林京锡:《“三·一运动”与日帝的朝鲜支配政策的变化》,《日帝殖民统治研究1:1905-1
    919》,Baiksan-Seodang,1999年,第222-237页。
    182林京锡:《“三·一运动”与日帝的朝鲜支配政策的变化》,《日帝殖民统治研究1:1905-1
    919》,Baiksan-Seodang,1999年,第237页。
    183Kim, Hye-seung:《关于韩国民族主义的生发方式与发展过程研究》,梨花女子大学政治外交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第210-211页。
    184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日帝侵略下韩国36年史》第1卷,第992-995页,转引Kim, Hye-seung:《关于韩国民族主义的生发方式与发展过程研究》,梨花女子大学政治外交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第208页。
    185Im, jong-guk:《“三·一运动”前后韩国民族主义的变化》,《历史问题研究》4,2000年。
    186Im, jong-guk:《日帝时代民族改良主义运动的系谱与逻辑》,Hangil,1988年。
    187有关殖民地时期劳动运动的研究参考Lee, Hyang-sun:《抛在市场的劳动阶级:韩国资本主义与劳动研究》,学问与思想社,2000年;Kim, Jun:《1920-30年代劳动运动中的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文学与知性社,1990年;金洛中:《日帝时代劳动运动的展开与性格》,Hangil,1988年。
    188姜万吉:《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池秀杰:《日帝时代农民运动的展开与性格》,Hangil,1988年。
    189原为19世纪中期崔济愚开创的东学宗教组织,后于20世纪初期经第三代教祖孙秉熙重建并改名为天道教。
    190根据1929年的统计,成年日本人每天的工资为2.32日元,相比之下,韩人仅1日元。在工作时间方面,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的韩人占46.9%,而日人只占0.3%。Lee, Sang-ui:《日帝下朝鲜的劳动政策研究》,首尔:慧眼,2006年。
    191根据朝鲜总督府的统计,从1920年至1930年劳资冲突共发生891起,参与劳资冲突的韩人劳动者达73450人。
    192朝鲜劳农总同盟以“解放工人和农民,建立新社会”,“与资产阶级彻底进行斗争,争取胜利”为纲领,表现出其阶级色彩。成立初期所属团体有260余个,会员约5.3万余人。
    193金炅一:《1929年元山总罢工与以后的劳动运动》,《韩国资本主义论》,Hanul,1989年;金敬一:《日帝下的劳动运动1920-1945》,Jisik-madang,2004年,第217-224页。
    194Chang, Sang-su:《日帝下1920年代的民族问题论争》,文学与知性社,1986年,第122-12
    6页。Kim, Jun:《1920-30年代劳动运动中的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日帝下的社会运动与农村社会》,文学与知性社,1990年;尹钟一:《1920年代民族协同战线研究》,庆熙大学博士学位论,1991年;金敬一:《日帝下的劳动运动1920-1945》,Jisik-madang,2004年。
    195金敬一:《日帝下的劳动运动1920-1945》,Jisik-madang,2004年,第167-169页。
    196尹钟一:《1920年代民族协同战线研究》,庆熙大学博士学位论,1991年。
    197金敬一:《日帝下的劳动运动1920-1945》,Jisik-madang,2004年,第170-176页。
    198金炳镐:《中国朝鲜族人口简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50、63页。
    199朴俊光:《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论丛》,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90页。
    200石源华:《韩国反日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4-56页。
    201方基中田上淑:《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认识的混乱与再认识的方向》,慧眼,2006年,第23页。中国学者杨宁一从现代化角度探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发展过程。他认为,日本法西斯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现代化排挤淘汰的社会阶层——旧中间阶层和藩阀阶层,企图通过建立总体战体制,维护专制特权,阻止现代化向着政治民主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日本法西斯是对现代化的反动,法西斯政权的建立意味着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挫折和倒退。杨宁一:《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202有关最近日本学术界对法西斯时期的研究状况参见方基中、田上淑:《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认识的混乱与再认识的方向》,慧眼,2006年。
    203如Shin, Gi-wook:《1930年代农村振兴运动与农村社会的变化》,慧眼,2004年。他以“Corporatism(国家社团主义)”来探讨日本帝国的殖民政策。
    204参考方基中、田上淑:《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认识的混乱与再认识的方向》,《殖民地法西斯主义遗产与克服的课题》,慧眼,2006年。
    205Charles H. Feinstein、Peter Temin、Gianni Toniolo:《大萧条前后世界经济》,东西文化社,2008年,第106-114页。
    206Charles H. Feinstein、Peter Temin、Gianni Toniolo:《大萧条前后世界经济》,东西文化社,2008年,第149页。
    20720世纪30年代,为了摆脱大萧条的冲击引起的经济危机,日本统治阶级以产业合理化的名义,通过《重要产业统制法》促进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卡特尔在20世界30年代初期迅速增加,1932年达到83个,其中30年以后结成的就占48个。高桥龟吉:《日本经济统制论》,改造社,1
    933年,第127页。转引自中村隆英、尾高煌之助:《概述1914-1937年》,《日本经济史6:双重结构》,三联书店,1997年,第64页。
    20820世纪30年代是世界经济的地区性分裂现象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封闭帝国的产生几乎肯定是20世界30年代过度积累问题无法得以解决的一个原因,而且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领土冲突奠定了经济基础。领土逻辑主宰和阻碍资本逻辑,并因此而通过领土冲突迫使资本逻辑陷入几乎是定期的危机之中。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9、113-114页。
    209何理主编:《日本右翼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影响》,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
    21020世纪20年代日本大正民主运动既是一场要求建立民主体制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社会解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在1918年“米骚动”的冲击下,藩阀势力不得不被迫后退,1924年日本终于确立由政党来组阁的原则,进入了政党政治时期。同时,政府颁布了普选法,扩大了有选举权者的范围。在这些政治变动中,垄断资本起到了重要作用。20年代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分别被财阀控制,人称“三井的政友会,三菱的宪政会”。
    211马克·尼古拉斯:《法西斯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9-90页。
    212中村隆英、尾高煌之助:《概述1914-1937年》,《日本经济史6:双重结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2页。
    213杨宁一:《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6-117页。中村隆英:《景气变动与经济政策》,《日本经济史6:双重结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329-333页。
    214何理主编:《日本右翼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影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
    215中村隆英、尾高煌之助:《概述1914-1937年》,《日本经济史6:双重结构》,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97年,第77-78页。
    216政府可以就国民的征用、国民和法人如何配合征用工作、从业人员的使用、雇用、解雇、劳动条件、物资的生产、配合、使用、价格、运费以及保险等,发布命令。此外,还可以就公司的设立、增资、合并、利润分配、金融机构的贷款等,以及生产设备和运输设备的新设与扩充、卡特尔行为、劳资纠纷等等,有权下达命令。中村隆英:《概述1937-1954年》,《日本经济史7:“计划化”和“民主化”》,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97年,第9-10页。
    217这一时期,日本的出口市场集中于日本的殖民地。1930年代后期,日本对殖民地的进出口额高于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对殖民地的进出口额。堀和生:《两次大战间日本帝国的经济的变用》,《近代东亚细亚经济的历史的结构》,一潮阁,2007年,第229-230页。参考堀和生、中村哲主编:《日本资本主义与韩国·台湾:帝国下的经济变动》,传统与现代,2007年。
    218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294页。
    219Milovan Djilas,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London:Rupert Hart-Davis,1962),p.105.转引自查默斯·约翰逊:《反弹:美利坚帝国的代价与后国》,三联书店,2008年,第16页。
    220《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1974年,第380页,第59页。
    221《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6卷,华盛顿政府出版署1962年版,第784-785页。转引自陈峰君、王传剑:《亚太大国与韩半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222《反贪》第16页。
    223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页。
    224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页。
    225参见梁志:《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1-73页;董洁:《在韩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51页。
    226《开罗宣言》关于朝鲜问题规定如此:“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内,使朝鲜自由独立。”
    227在雅尔塔会议中,罗斯福提出,将朝鲜交由苏联、美国、中国三国代表共同托管,期限可能要费时20-30年。苏联原则上没有反对,但强调托管时间越短越好。这次苏联与美国第一次就战后托管朝鲜的问题进行了正式原则性的协商,但实际并未对战后朝鲜处置问题作出确切承诺。参见董洁:《在韩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56-657页。
    228在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11日)上,苏联已从盟国方面得到归还库页岛南部、割让千岛群岛、外蒙古保持现状等保证,决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2-3个月内参加对日本的战争。
    229斯大林接受三八线方案,除了谋求与盟国合作以外,更重要的目的在于用出让对朝鲜南部的占领来换取对日本本土的占领权。参见姜万吉:《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
    7年,第188-189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36页。
    230董洁:《在韩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63-664页。
    231梁志:《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5-76页;董洁:《在韩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66-667页。
    232当时苏军占领区除了民族主义者以外一片赞成托管,而美军占领区南方民族主义极右翼势力占优势的政党及社会团体都反对托管。美苏双方都要在朝鲜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和合适的代理人,因此美苏对临时朝鲜政府的人选坚决不肯让步。
    233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战争的规模、形态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形成政治、经济、军事的总体战。日本法西斯所推行的是“以军治国”的总体战体制。林庆元、杨齐福:《“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82-288页。有关这一时期日本的统制体制研究参考田上淑:《日帝军部法西斯体制与‘殖民地法西斯主义’》,《日帝法西斯主义支配政策与民众生活》,慧眼,2004年;雷国山:《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1937-1945)》,北京:学林出版社,2006年;原朗:《战时统制》,中村隆英编:《日本经济史7:“计划化”和“民主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1997年。
    234姜万吉:《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8页。
    235安·约·格拉德:《真相:日本殖民地时代之台湾与朝鲜》,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第491-492页。
    2361940年,成立作为全国性统一组织的“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组织会员约7万,个人会员4
    18万。
    237水夜直树:《同化与差异化:日本的殖民地支配与‘创氏改名’》,《日帝殖民地时期新的解读》,慧眼,2007年;权泰檍:《同化政策论》,《历史学报》172,2001年;Lee, Seung-il:《日帝时期朝鲜人的日本国民化研究:以户籍制度为重心》,《韩国学论集》第34集,2000年;Lee,jun-sik:《‘殖民地法西斯主义遗产与克服的课题:以人种主义为中心》,慧眼,2006年;駒岡武:《殖民地帝国日本的文化统合:在朝鲜、台湾、满洲、中国占领区的殖民地教育》,历史批评史,2008年。
    238“内”指日本,“鲜”指朝鲜,意为日本与朝鲜乃为一个整体,是日本为推行殖民地同化政策而提出的欺骗性口号。以“内鲜一体”政策作为殖民地韩国的方针,是1936年第七代次朝鲜总督南次郎担任以后。朝鲜总督南次郎曾说道:“‘内鲜一体’正是统治的最高指导目标。形态上、心灵上、血液上、肉体上都必须成为一体”。
    239慎镛厦:《日帝殖民地政策与殖民地近代化论批判》,文学与知性出版社,2006年,第366-376页。
    240韩国人的“姓”是由本贯(贯乡)+姓+名字而构成。比如光山金、金海金等。本贯是指其姓祖先的发源地的地名,与韩国的郡县有关联。
    241水野植树,《同化与差异化:日本的殖民地支配与“创氏改名”》,慧眼,2007年。
    242慎镛厦:《日帝殖民地政策与殖民地近代化论批判》,文学与知性出版社,2006年,第372页。
    243关于日本劳动力强制动员研究参见宋圭振:《日帝下物资动员与殖民地民众的生活像》,景仁文学社,2005年;金旻荣:《日帝的朝鲜人劳动力掠夺研究》,Hanul,1995年;Lee, Sang-ui:《日帝下朝鲜的劳动政策研究》,慧眼,2006年。
    244庵逧由香:《总动员体制下朝鲜人劳动力“强制动员”政策的展开》,《韩国史学报》第41号,2003年,第318页。
    245原来在1939年10月1日,殖民政府颁布《国民征用令》,但是殖民地政府担心由征用令引发殖民地民众的抵抗,直到1944年一直没有实施。金旻荣:《日帝的朝鲜人劳动力掠夺研究》,Hanul,1995年,第306页。
    246Lee, Sang-ui:《日帝下朝鲜的劳动政策研究》,慧眼,2006年,第320页,《表27》1942-1944年劳动力动员人数。
    247当时强制动员的动员部长吉田清治估计,朝鲜境内的劳动力动员约480万人,对日本和南方地区约153万人,日军慰安妇约10万人。1945年在日本的朝鲜人总人口达210万人。Lee, Sang-ui:《日帝下朝鲜的劳动政策研究》,慧眼,2006年,第321页;金旻荣:《日帝的朝鲜人劳动力掠夺研究》,Hanul,1995年,第75-79页。1945年在满洲地区朝鲜人总人口达170万人左右。金炳镐:《中国朝鲜族人口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第54页。
    248王新生:《日本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
    249朴燮:《韩国近代的农业变动》,一潮阁,1997年,第101页。
    250方基中:《1930年代朝鲜农工并进政策与经济统制》,慧眼,2004年;山本有造:《殖民地经营》,《日本经济史6:双重结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251参考朴燮:《韩国近代的农业变动》,一潮阁,1997年,第187页,表3-5:1933-1939年间租佃争议的件数及参加人数;池秀杰:《1930年代前半期朝鲜人大地主曾的政治的动向》,《历史学报》122辑,1989年,第36-37页。
    252池秀杰:《1930年代前半期朝鲜人大地主曾的政治的动向》,《历史学报》122辑,1989年;郑然泰:《1930年代‘朝鲜农地令’与日帝的农村统制》,《历史与现实》,第4号,1990年;Shin, Gi-wook:《1930年代农村振兴运动与农村社会变化》,慧眼,2004年。
    253这个政策具体化于1936年正式通过的《米谷自治管理法》,为求降低过剩米谷而强制规定日、韩、台三地的减产配额,殖民地被迫承担了大部分(约近80%)。柯志明,《米糖相克:日本殖民主义下台湾的发展与从属》,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193页。
    254据张夭远,1932-1942年间,50町步以上的日人大地主从552人增加到1209人,增加了2倍
    以上,而韩人大地主从2238人减少到1839人。张夭远:《日帝下大地主的存在形态研究》,首尔大学国史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第58页。
    255柯志明,《米糖相克:日本殖民主义下台湾的发展与从属》,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216页。
    256朴燮:《韩国近代的农业变动》,一潮阁,1997年,第217-218页;郑然泰:《1930年代‘朝鲜农地令’与日帝的农村统制》,《历史与现实》,第4号,1990年。
    257朴燮:《韩国近代的农业变动》,一潮阁,1997年,第218页。据池秀杰,1936-42年间,1
    00町步以上的日人大地主增加,相反韩人大地主显著地减少。参考池秀杰:《1930年代前半期朝鲜人大地主曾的政治的动向》《历史学报》122辑,1989年,第34页;Lee, Song-sun:《战时期朝鲜的地主权弱化与地主经济的实态》,《韩国史学报》第14号,2003年。
    258姜万吉:《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30-131页。
    259全遇容:《1930年代‘朝鲜工业化’与中小企业》,《韩国史论》23,1990年;全遇容:《1
    9世纪末-20世纪初韩人会社研究》首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
    260金仁镐:《殖民地朝鲜经济的结局》,新书苑,2000年,第29页。
    2611930年以后水力发电为基轴,发电量与资本额日益扩大,与1930年相比,到1937年发电量上升为4倍,资本额增加为3倍。小林英夫:《1930年代朝鲜‘工业化’政策的展开过程》,《韩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四季节,1983年,第481页。
    262对朝鲜的投资的轴心力量是民间资本,1932-38年间按照流动基准粗略计算,在总投资中日本民间投资占54%。山本有造:《殖民地经营》,《日本经济史6:双重结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86页。参考堀和生:《韩国近代的工业化:与日本资本主义的关系》,传统与现代,2003年,第157-159页;小林英夫:《1930年代朝鲜‘工业化’政策的展开过程》,四季节,1983年。
    263金洛年:《殖民地时代工业化比较:台湾与朝鲜》,《日本资本主义与韩国·台湾:帝国下的经济变动》,传统与现代,2007年,第153页。
    264安·约·格拉德:《真相:日本殖民地时代之台湾与朝鲜》,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第378页。
    2651920年代前半期,家庭工业占总产值的60%,以后逐渐下降,到1938年为24.7%。安·约·格拉德:《真相:日本殖民地时代之台湾与朝鲜》,第377页。
    266金洛年:《殖民地时代工业化比较:台湾与朝鲜》,《日本资本主义与韩国·台湾:帝国下的经济变动》,传统与现代,2007年,第158-161页。
    267伊藤正值:《对外经济关系》,第74页。转引自山本有造:《殖民地经营》,《日本经济史6:双重结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86页。
    268小林英夫:《1930年代朝鲜‘工业化’政策的展开过程》,《韩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四季节,1983年,第501-502页;金洛年:《殖民地时代工业化比较:台湾与朝鲜》,第164-165页。
    269姜万吉:《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
    270堀和生:《韩国近代的工业化:与日本资本主义的关系》,传统与现代,2003年,第59页。
    271共产国际的《九月决议》(1930年9月)将新干会定为民族改良主义团体。《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朝鲜共产党组织问题的决定》(1930年):“新干会究竟是什么?是所谓全民族的单一党或者其媒介形态吗?它或者以民族唯一党组织自居,或者是在其力量之上贴上所谓民族单一的标签,它只是挂着唯一战线的招牌,由一些无知的共产主义者进行着埋葬共产主义之第三国际及其独立行动的活动,这只能说是对共产主义初步真理的叛逆行动。”看来,作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最终变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股力量之间的党派争夺,造成了国内民族运动日渐削弱。
    272金俊,《日帝下社会运动》,1987,第37-39页。
    273关于在中国韩人解放运动的研究参见[中]石源华:《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中]任椿洙:《抗日战争时期在关内地区韩人民族解放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
    274姜万吉:《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37-241页;梁志:《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韩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美国因素(1945-198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275为了妨碍国内左翼政治势力与海外民族主义势力之间的合作,美军政府先让李承晚回国并表示支持,此举给李承晚提供了政治势力扩展的机会。然后,再安排金九等一批“临政”人士回国,这批人一直与左翼势力合作持有消极态度,因此他们归国后,对“人共”的合作建议持有冷淡的态度。12月回国的第二批人是“临政”内部的左翼,他们对与左翼势力合作持有积极态度。而他们回国后,美军政府就宣布“人共”为非法组织,并强行解散各地的人民委员会,使得“临政”内部右翼更反对与“人共”合作。车奉根:《美军政初期左右政治势力联合研究》,朝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3年,第88-89页。
    276召开第一次联合委员会之前,“人共”向“临政”提议,由两个政府选出的若干委员组成统一委员会;讨论并决定关于建立统一政府的具体方案;第一次联合委员会会议之前达成协议。结果遭到“临政”的拒绝,它们坚持临时政府的正统性。姜万吉:《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42-243页。
    277具体内容参见第4章第3节。
    278在决议公布当天,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就转播了如下通报:“在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上,根据苏联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对朝鲜建立期限为5年的托管制的决议”。莫斯科协定公布后,南朝鲜报纸立即出现了苏联主张托管朝鲜、美国坚持反对立场的报道。参见董洁:《在韩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一个大国的崛起于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09年,第667-668页。
    279梁志:《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1-82页。
    2801946年5月3日,美国军政府搜查到殖民地末期近泽印刷所(解放后改名为“精版社”)印刷的“朝鲜银行券”,趁机诬指朝鲜共产党伪造假币,并以此为由查封了精版社大楼。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1945—2000)》,第35-36页;梁志:《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5-87页。
    281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1945—2000)》,第59页;梁志:《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7页。
    282姜万吉:《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94页。
    283梁志:《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4-95页;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1945—2000)》,第33页。
    284梁志:《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0-101页。
    2851995年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那次屠杀事件,并确定了1万4504名受害者的名单。据该委员会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3万人在那次事件中被杀害,约占全岛总人数的10%;230个村庄的7
    0%被夷为平地,3万9000多间房屋被毁。查默斯·约翰逊:《反弹:美利坚帝国的代价与后国》,三联书店,2008年,第94-95页。
    2861992年刺客安度晖承认在暗杀金九之前曾两次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会面。梁志:《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8页。
    287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40页;Jung,Sung-im:《苏联对北韩的占领政策研究(1945.8-1948》,梨花女子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288徐柱锡:《苏军政期权力斗争与共产党的国家建设》,《北韩解放8年史研究》,Baiksan-Seodang,1999年,第20-21页。
    289第25集团军司令员拥有一名民政管理方面的助手,其下设有一个不大的机关(50名军官),负责领导民事方面的工作,在每个道派有全权代表,在各个市和郡都驻有军事警备司令部。参见董洁:《在韩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62-663页。
    290Jung,Sung-im:《苏联对北韩的战领政策研究(1945.8-1948》,梨花女子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291ЦАМО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档案中心),φ.66,оп.178499,д.4,л.632-633。转引自:董洁:《在韩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61页;徐柱锡:《苏军政期权力斗争与共产党的国
    家建设》,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编:《北韩解放8年史研究》,Baiksan-Seodang,1999年,第19页。
    292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36页。
    293这是一种苏联当局和金日成的策略。创立朝鲜民主党不到一个月,其党员数已超过了共产党党员数,这有助于把握非共产主义势力的情况。其实,朝鲜民主党的副主席崔庸健是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期间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商务执行委员会的秘密委员。后来,曹晚植因反对托管而辞职后,崔庸健当选为主席,朝鲜民主党以共产主义者被掌握,其党名改为北朝鲜民主党。详见Paik,Hak-soon:《北韩‘单一领导力’的确立与党国家建设》,《北韩现代史1》,Hanul,2004年;第48-49页。
    294董洁:《在韩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63-664页。斯大林对朴宪永的经历(参加“国际共产组织”)及朝鲜共产党的党派活动(建立朝鲜人民共和国)很不满,而且他与苏联的关系不太紧密。其他国内共产主义也因同样的原因而被派除在外。延安派共产主义者因他们归国比较晚,而且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有紧密联系,这也对苏联来说有负担。详见徐柱锡:《苏军政期权力斗争与共产党的国家建设》,《北韩解放8年史》,Baiksan-Seodang,1999年,第23-24页。
    295详见徐柱锡:《苏军政期权力斗争与共产党的国家建设》,《北韩解放8年史研究》,Baiksan-Seodang,1999年,第43-54页。
    296李承铉:《战争前北韩的社会经济改革》,《北韩解放8年史研究》,Baiksan-Seodang,1999年,第75-76页。
    297Chen,Heon-shu:《产业的国有化与人民经济的计划化:以工业为重心》,《北韩现代史1》,Hanul,2004年,第83页。
    298李承铉:《战争前北韩的社会经济改革》,《北韩解放8年史研究》,Baiksan-Seodang,1999年,第81-82页。
    299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朝鲜社会具有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性质:党和国家官僚集团掌握资源分配及经济管理的权力,工人及农民等直接生产者则处于无权的、被支配地位。朝鲜政府还根据出身成分把全居民划分为核心阶层、基本阶层与敌对阶层,它们之间的社会流动
    基本上被封闭。李成鲁:《北韩的社会不平等结构》,Haenam,2008年,第38页、6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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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姜相圭:《19世纪东亚西亚国家间关系范式的变换与韩半岛》,《19世纪东亚西亚的范式变换与韩半岛》,首尔:Nonheung,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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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金洛中:《日帝时代劳动运动的展开与性格》,朴玄埰等:《日帝殖民地时代的民族运动》,首尔:Hangil,1988年。
    【41】.金仁杰:《试论朝鲜后期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动》,《韩国史论》19,1988年。
    【42】.金英喜:《1930、40年代日帝的农村统制政策研究》,淑明女子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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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金炅一:《1929年元山总罢工与以后的劳动运动》,《韩国资本主义论》(东村朱宗桓博士花甲纪念论文集),首尔:Hanul,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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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日]堀和生:《30年代朝鲜工业化的再生产条件》,安秉直编:《近代朝鲜的经济结构》,首尔:Bibong,1989年。
    【56】.[日]堀和生:《日本帝国与殖民地关系的历史意义》,堀和生、中村哲主编:《日本资本主义与韩国·台湾:帝国下的经济变动》,首尔:传统与现代,2007年。
    【57】.[日]堀和生:《两次大战间日本帝国的经济的变用》,中村哲、朴燮编:《近代东亚细亚经济的历史的机构》,首尔:一潮阁,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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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李润相:《大韩帝国的经济政策与财政状况》,翰林大学韩国学研究所编:《大韩帝国是近代国家吗?》,首尔:Pureun历史,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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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李润相:《初期殖民统治的经济政策与其结果》,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编:《日帝殖民统治研究1:1905-1919》,首尔:Baiksan-Seodang,1999年。
    【76】.李宪昶:《韩国开港口岸市场的商品流通与市场圈》,《经济史学》12,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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