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至高宗朝与高丽关系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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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宋与高丽的关系不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更是东亚国际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①相较宋与其他国家的研究来说,宋与高丽关系研究在论著数量与取得的成果方面都居于前列,如两国文化交流、经贸活动、使节往
引文
(1)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韩]姜吉仲:《高丽与宋金外交经贸关系史论》,台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版。陶晋生《宋、高丽与辽的三角外交关系》,张存武主编《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83年,第15~20页。[韩]朴龙云:《高丽与宋朝交聘问题探讨》,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4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173页。祁庆富:《宋代奉使高丽考》,《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吴玉亚、包伟民:《变动社会中的外交模式——从宋廷对高丽使臣接待制度看宋丽关系之流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韩]李锡炫:《宋高丽的外交交涉、认识和对应——北宋末南宋初为中心》,(韩国)《中国史研究》第39辑,2005年,第119~155页,等等。
(1)除前引杨、姜、朴三先生文外,这几部分的成果仍可参见:宋晞:《论北宋与高丽间的文化与贸易关系》,原刊《韩中文化交流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1988年,今见《宋史研究集》第28辑,第181~194页。黄宽重:《宋代中韩文物的交流》,氏著:《宋史丛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05~144页。[韩]全海宗:《论丽宋交流》,全海宗著;[韩]全善姬译:《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282页。[韩]金渭显:《宋丽关系与宋代文化在高丽的传播及其影响》,《韩中关系史研究论丛》,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167页。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舶路初探》,《文史》第12辑,1981年,第97~105页。
(2)此处必须加以说明:由于笔者不通韩文,主要依据译文或摘要,许多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未能得见,只能就所见大概而论。
(3)原载《中国通史论文集》,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今见李华瑞《关于唐宋变革论的两点思考》,卢向前主编《唐宋变革论》,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2页。
(1)[韩]全海宗:《论丽宋交流》,第257页。
(2)[韩]申採湜:《宋代官人的高丽观》,林天蔚、黄约瑟主编:《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1987年,第138页。
(3)[韩]朴龙云:《高丽与宋朝交聘问题探讨》,第134、135页。
(4)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第30、31页。
(5)李立:《宋朝与高丽的外交关系》,《城市研究》1995年第5期,第57~61页。
(6)吴玉亚、包伟民:《变动社会中的外交模式——从宋廷对高丽使臣接待制度看宋丽关系之流变》,第74~76页。
(1)[宋]叶梦得撰、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7,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5、96页。
(2)如[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5《宫殿一》,《丛书集成初编》本;《石林燕语》卷3,第44页。
(3)丁建军、胡坤:《宋丽之间的政府交往》,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7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
(4)[韩]李锡炫:《宋高丽的外交交涉、认识和对应——以北宋末南宋初为中心》,第128页。
(5)李立:《宋朝与高丽的外交关系》,第58页。
(6)详见黄宽重:《高丽与金宋的关系》,氏著:《南宋史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65~276页。韩国学者权钟川先生《高丽时代对金政策考》([韩]金渭显编著:《韩中关系史研究论丛》,第194~208页)一文将金国崛起对高丽的影响作了细致地考察。
(1)除前引外,仍可见[美]迈克·罗杰斯(Michael C.Rogers),“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Medieval Korea:The Impact of Liao and Chin on Koryo",in Morris Rossabi,ed.,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159.
(2)黄宽重:《南宋与高丽的关系》,氏著:《南宋史研究》,第248页。
(3)权赫秀:《中国古代朝贡关系研究评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第124~133页。
(4)笔者此处的界定是以朝贡关系的核心——册封为依据。此处尚需提到韩国学者徐荣洙先生对“朝贡关系”概念所作的界定,他认为“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是以政治臣属为前提,这一点见于历法或年号的采用,以象征和表示从属关系。随之是内政干涉及仪礼关系的建立,继而是宗主国向从属国收取方物的要求,甚至成为后者负担的一种经济关系。”([韩]徐荣洙:《三国和南北朝交涉的性格》,《东洋学》第11辑,1981年,第78页)显然这是一种严格的界定,也带有补缀(将各种朝贡的表象集中在一起)的可能。
(1)[美]费正清著、林海等译:《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页。
(2)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国大陆学界大部分人仍采纳这种观点,如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两位先生或多或少的都将本不属于朝贡关系的部分内容纳入其中。
(3)杨联陞先生与陶晋生先生均注意到了这一点,详见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氏著:《国史探微》,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1~19页;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第一章《宋辽关系的历史背景》,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1~14页。
(4)郝祥满:《北宋与日本之间的“国书”及国交性质的探讨》,《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26~129页。
(1)[日]西嶋定生:《遣唐使与国书》,《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台湾)中央研究院编印,1989年,第684页;[日]福田忠之:《唐朝之东北亚诸国观及东北亚诸藩国国际地位》,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2~406页。需要说明的是,王小甫先生曾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详见《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唐研究》第6卷,2000年,第164、165页。
(2)[韩]全海宗:《韩中朝贡关系概观》,氏著:《中韩关系史论集》,第152页。
(3)[韩]申採湜:《高丽与宋的外交关系—以朝贡与册封为中心》,《韩中外交关系与朝贡册封》,高句丽研究财团2005年。
(4)杨军、王秋彬:《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
(1)全海宗先生从韩国立场上分析了韩中朝贡关系的历史意义,认为“对韩国而言,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是带屈辱性的。因而,向来韩国学者仅从经济或文化角度考察朝贡制度的原因亦在于此。”(《韩中朝贡关系概观》,第161页)从该角度看,此处的回避与否定便是可能的,也是日渐受到重视的一个方向。
(2)[韩]朴龙云:《高丽与宋朝交聘问题探讨》,第133~173页。笔者认为元人修撰《金史》者在仓促成史的大背景下,不加深究地将金国外事机构保留下来的史料汇编入《交聘表》,将金宋、金夏、金丽不加区分地列入了交聘,虽有保存史料之功,但在今天则可视为一种错误,实为误解“交聘”之滥觞,导致后人研究者滥用了“交聘”一词,而忽视了交聘作为一种外交制度层面的内涵。
(3)[韩]尹荣寅:《10~13世纪东北亚多元的国际秩序中的册封与盟约》,《东洋史学研究》第101辑,第140、141页。
(4)[日]远藤隆俊:《宋代的外国使节与文书传递: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为线索》,《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40页。从本文有关两国政治外交的论述来看,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5)[韩]申採湜:《宋代岁币的朝贡性质》,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9辑,2008年,第123、124页。
(1)《宋会要辑稿》职官35之10;《宋史》卷166《职官志六》,第3935页。按此处称国信实质为神宗时事,详见下文论证。
(2)黎虎:《周代的交聘使者及使团》,《史学集刊》2008年第4期,第3页。
(3)蔡宗宪:《中古前期的交聘与南北互动》,台北:稻香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4)此处限于篇幅,对两国的交聘关系不一一展开,如徽宗时期。笔者拟以专文论及两国的交聘关系。
(5)《宋史》卷487《高丽传》,第14046页。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280,熙宁十年二月丁酉,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865页。按《宋史·高丽传》记为熙宁九年,且此次使节至宋及到京城人同文馆均在熙宁九年,故此处熙宁十年当误。
(2)吴玉亚、包伟民:《变动社会中的外交模式——从宋廷对高丽使臣接待制度看宋丽关系之流变》,第74页。
(3)《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46。由该则材料便引起了宋代“蕃望”问题,即宋朝将来宋的诸国(蕃)划分等级顺序以区别对待,当然蕃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高丽为例大概述之,先是在宋初等同蕃夷;在神宗时,曾例同西夏,便脱离出诸蕃之列;后又例同辽国。对“蕃望”问题笔者拟以专文论之。
(4)[宋]张方平:《乐全先生文集》卷27《论高丽使人相见仪式事》,宋刻本;《长编》卷278,熙宁九年十月丙申,第6800页。
(5)《宋会要辑稿》职官35之10。
(6)《宋史》卷166《职官志六》,第3935页。
(7)《长编》卷287,元丰元年正月辛未,第7020页。
(1)《长编》卷288,元丰元年三月乙亥朔,第7048页。
(2)《宋大诏令集》卷237《高丽依大辽例隶密院御笔手诏》(政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28页。《宋史》卷119《礼志二二》亦载,但作“政和元年”,第2810页。
(3)《宋会要辑稿》职官6之1。
(4)《宋会要辑稿》职官6之15。必须要指出的是这则材料为南宋孝宗乾道六年的记载,元丰官制时曾将枢密院五房(兵、吏、户、礼、刑房)加以厘正,分为十房,后又加二房,礼房不复存在,但熙宁十年仍在五房时期。乾道六年二月,因枢密院房分太多,名称不一,便“依旧制并作五正房,以兵、吏、礼、刑、工房为名”,其中礼房职能当与元丰官制前没有大的差异。基于此,以该材料来呈现北宋时未见记载的礼房职能。
(5)《宋史》卷119《礼志二二》,第2810页。
(1)《长编》卷361,元丰八年十一月丁酉,第8637页。
(2)从黄纯艳点校《高丽大觉国师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来看,义天入宋初并未说出自己高丽王弟的身份,所以在初期待遇依蕃夷之礼。大概在王弟身份暴露后,待遇有了转变。《长编》卷343元丰七年二月丙戌载有宋朝对待可能到来的高丽王子(即义天)的举措,第8247页。
(3)如[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30《论高丽进奉状》、卷31《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卷35《论高丽买书利害劄子三首》,中华书局1986年版;[宋]苏辙撰、陈宏天等点校:《苏辙集》卷46《乞裁损待高丽事件劄子》、《再乞禁止高丽下节出入劄子》,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01~803页。
(4)《长编》卷452,元祐五年十二月乙未,第10851页。
(5)《长编》卷499,元符元年六月乙巳,第11890页。
(6)如《宋大诏令集》卷237《高丽依大辽例隶密院御笔手诏》,第928页;《宋史》卷487《高丽传》,第14049页。虽高丽在某些方面与辽获得同样的待遇,但总的来看,在宋与辽、高丽、西夏关系中,政和元年(1111)记载的:“高丽在西北二国之间”(《宋史》卷119《礼志二二》,第2810页),是大致可信的。
(7)[李氏朝鲜]郑麟趾等撰:《高丽史》卷13《世家·睿宗二》,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影印本,上册,第265、266页。
(1)《高丽史》卷11《世家·肃宗一》,上册,第234页。
(2)[高丽]朴浩:《高丽国大圣日兴王寺故国师诏谥大觉大和尚墓志铭》,[韩]金龙善编著:《高丽墓志铭集成》,翰林大学校出版部1993年版,第32页。
(3)[李氏朝鲜]徐居正等撰:《东文选》卷39《金富佾·告贺登极使至明州回表》,见于黄纯艳著《高丽史史籍概要》,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
(4)[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41《上钦宗论高丽人使所过州县之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0、1601页。
(5)《石林燕语》卷7,第96页。
(1)韩国学者郑起燉等人从高丽史出发,认为“高丽与宋维持外交关系的根本目的与宋朝一样,都是为了牵制北方民族,是政治性的目的”(转见[韩]朴龙云:《高丽与宋朝交聘问题探讨》,第134页),即“联宋制辽”说,与此处“联丽制辽”说角度不同,暂不纳入讨论范围。
(2)如[韩]金渭显:《宋丽关系与宋代文化在高丽的传播及其影响》,第119页。梁利:《从“联丽制辽”到“联金灭辽”——论10~12世纪东北亚的战略格局及宋朝的战略对策》,《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101~105页。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第三章《辽宋丽三国关系与东亚国际秩序》,中山大学2006年版,第44~56页。
(1)《宋朝诸臣奏议》卷133《上仁宗备边六事》,第1483页。
(1)《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第3650~3653页。《宋朝诸臣奏议》卷135《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所载与此处引文明显有异,当各有出处,第1506、1507页。
(2)《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丙寅,第6392、6393页;《宋朝诸臣奏议》卷137《上神宗答诏问北边事宜》,第1544、1545页。
(3)《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第3652页。
(4)《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丙寅,第6387页;《宋朝诸臣奏议》卷137《上神宗答诏问北边事宜》,第1541页。
(5)《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丙寅,第6390页。
(1)此处需对史料中记载杂乱的罗拯官职作一梳理。按《宋史》卷487《高丽传》“熙宁二年,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第14046页),《宝庆四明志》卷6亦载高丽礼宾省事,其中“熙宁二年,前福建路转运使罗拯言……时拯已除发运使”,及《宋史》卷331《罗拯传》载:“拯使闽时,泉商黄谨(按:系避孝宗讳,当为慎)往高丽”(第10646页),可知熙宁元年时罗拯为福建转运使,在熙宁二年时转为发运副使,这在石刻资料中亦能得到验证,“权转运使张徽……熙宁二年七月游于九仙丹台胜迹”(黄荣春:《福州摩崖石刻》,福建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进一步可知至晚在熙宁二年七月时罗拯便转为发运副使。按《长编》卷212熙宁三年六月辛巳,“江、淮等路发运使、司勋郎中薛向为天章阁待制,副使、太常少卿罗拯为使”(第5155页),注中又载有“本志载向、拯迁职在三年九月,今从《实录》”(第5157页),又据《宋会要辑稿》职官42之21载有“熙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淮南发运使薛向言……”,由上可知罗拯迁职事以熙宁三年九月为确,即罗拯为发运使时间为熙宁三年九月。那么《高丽史》所载罗拯在熙宁元年、熙宁三年八月两次遣宋商到高丽时的“江淮、两浙、荆湖南北路都大制置发运使”均误,可知罗拯前后两次遣黄慎前往高丽的官职分别为福建路转运使和江淮等路发运副使。
(2)《高丽史》卷8《世家·文宗二》,上册,第177、179页。
(1)《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丙申,第6546页。
(2)《宋史》卷167《职官志七》,第3963页。
(3)《苏轼文集》卷31《乞禁商旅过外国状》,第889页。
(4)《长编》卷302,元丰三年正月己丑注,第7349页。
(1)《石林燕语》卷2,第29页。此处清人叶调生有案语:“《石林诗话》云:元丰初始遣使来朝,神宗令张诚一问其复朝之意,始有记梦诗等语,与此海商喻者之言颇异。”暂且不论两者的差异,引以《石林燕语》文。
(2)《长编》卷223,熙宁四年五月丙午,第5432页。
(3)已往有关《语录》的研究,仅仅关注辽金,而忽视了高丽、西夏使节往来亦有《语录》。以此为契机,可以对《语录》问题再作探讨。如,现存诸多交聘文献被认为就是《语录》,笔者认为除了部分确非《语录》外,其余也非原本《语录》,或经改动,或系家藏副本等原因才得以流传至今。前人研究可参见傅乐焕:《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见于《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8页;赵永春:《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8期;刘浦江:《宋代使臣语录考》,《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第253~296页。
(1)《宋史》卷487《高丽传》,第14046页。
(2)《宋史》卷487《高丽传》,第14046页。
(1)[韩]姜吉仲:《宋与高丽海上交通路线之演变及其原因》,原刊《大陆杂志》78卷第6期,1989年,今见于氏著:《高丽与宋金外交经贸关系史论》,第374页。蒋非非、王小甫等著:《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刘雪:《登州与宋朝和高丽的官方关系》,陈尚胜主编:《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2)宋晞:《论北宋与高丽间的文化与贸易关系》,第183页。陈泰夏:《高丽·宋朝之间使臣路程考》,林天蔚、黄约瑟主编《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第135页。
(3)《长编》卷339,元丰六年九月庚戌,第8164页。
(4)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舶路初探》,第97、98页。
(5)[韩]姜吉仲:《高丽与宋金外交经贸关系史论》,第376~389页。
(6)《长编》卷247,熙宁六年十月壬辰,第6029、6030页。
(1)《长编》卷298,元丰二年六月乙卯,第7257页。
(2)宋晞:《明州在宋丽贸易史上的地位》,《宋史研究集》第18辑,1988年,第204、209页。
(3)《长编》卷339,元丰六年九月戊午,第8168页。
(4)《长编》卷341,元丰六月十一月己酉,第8197页。
(5)[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26《元丰七年,有诏京东、淮南筑高丽亭馆,密、海二州,骚然有逃亡者。明年,轼过之,叹其壮丽,留一绝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78页。
(6)《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2《王氏》。
(1)[日]释圆仁撰,[日]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等修订:《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4,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77~514页。
(2)《长编》卷247,熙宁六年十月壬辰,第6030页。
(1)《苏轼文集》卷31《乞禁商旅过外国状》,第890页。
(2)《苏轼文集》卷31《乞禁商旅过外国状》,第890页。
(3)此类情形的出现要比敕文出现的早,如高丽王弟大觉国师义天便于元丰八年五月随宋商船抵达密州板桥镇,入宋求法。宋朝以高丽使节的待遇来接待他。[高丽]金富轼:《灵通寺大觉国师碑》,见于《高丽大觉国师文集》之《外集》卷12,第167页。
(4)《长编》卷303,元丰三年四月戊戌,第7379页;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己亥,第7716页。
(1)《长编》卷324,元丰五年三月甲辰,第7808页。
(2)[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6之《使北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3)详可参见王文楚:《宋东京至辽南京驿路考》,氏著:《古代交通地理丛考》,第237~251页;李孝聪:《〈北道刊误志〉残本及其反映的历史地理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期,第63~67页。
(4)《北行日录》(《知不足斋丛书》本)卷上,并参见陈元靓《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乙集卷2《朝京驿程》(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07、308页)等加以修订。
(5)如绍兴二十年九月,金国人使由山东邳州路取接往来,故宋国也改由邳州对岸的淮阴县取接,而非由盱眙取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1,绍兴二十年九月丙戌)魏了翁在《鹤山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19《被召除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四劄》载有“且南渡通和,使人往来必自盱、楚、仪真、黄天荡至镇江,历松江,望大湖,入小河、里河,以至北关。”其中“仪真”即真州,黄天荡为渡长江的又一通道,即取代了瓜洲,虽未知魏了翁此段文字的准确程度,仅从“必”字看便知有虚诞成分,或系魏了翁记该段文字时金使经由此路,仍待考。
(1)高丽王弟义天来宋,也有文集传世,但文集残阙较为严重,已难以从中勾勒出他从宋都城至明州的路线。
(2)[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8,见于《大日本佛教全书》(财团法人铃木学术财团编集刊行本)第172卷,史传部11。其中省去了里数等记载。当然仍需参照近人的相关成果,如[日]藤善真澄:《日宋交通路线的再探讨(续)——参天台、五台山记札记一》便考证了成寻入宋航路中明州袋山至杭州之间的路线,见于[日]本田治撰;王瑞来译:《日本五代宋元史研究近况》,《宋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第12页。
(1)除前引杨、姜、朴三先生文外,这几部分的成果仍可参见:宋晞:《论北宋与高丽间的文化与贸易关系》,原刊《韩中文化交流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1988年,今见《宋史研究集》第28辑,第181~194页。黄宽重:《宋代中韩文物的交流》,氏著:《宋史丛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05~144页。[韩]全海宗:《论丽宋交流》,全海宗著;[韩]全善姬译:《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282页。[韩]金渭显:《宋丽关系与宋代文化在高丽的传播及其影响》,《韩中关系史研究论丛》,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167页。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舶路初探》,《文史》第12辑,1981年,第97~105页。
(2)此处必须加以说明:由于笔者不通韩文,主要依据译文或摘要,许多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未能得见,只能就所见大概而论。
(3)原载《中国通史论文集》,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今见李华瑞《关于唐宋变革论的两点思考》,卢向前主编《唐宋变革论》,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2页。
(1)[韩]全海宗:《论丽宋交流》,第257页。
(2)[韩]申採湜:《宋代官人的高丽观》,林天蔚、黄约瑟主编:《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1987年,第138页。
(3)[韩]朴龙云:《高丽与宋朝交聘问题探讨》,第134、135页。
(4)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第30、31页。
(5)李立:《宋朝与高丽的外交关系》,《城市研究》1995年第5期,第57~61页。
(6)吴玉亚、包伟民:《变动社会中的外交模式——从宋廷对高丽使臣接待制度看宋丽关系之流变》,第74~76页。
(1)[宋]叶梦得撰、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7,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5、96页。
(2)如[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5《宫殿一》,《丛书集成初编》本;《石林燕语》卷3,第44页。
(3)丁建军、胡坤:《宋丽之间的政府交往》,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7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
(4)[韩]李锡炫:《宋高丽的外交交涉、认识和对应——以北宋末南宋初为中心》,第128页。
(5)李立:《宋朝与高丽的外交关系》,第58页。
(6)详见黄宽重:《高丽与金宋的关系》,氏著:《南宋史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65~276页。韩国学者权钟川先生《高丽时代对金政策考》([韩]金渭显编著:《韩中关系史研究论丛》,第194~208页)一文将金国崛起对高丽的影响作了细致地考察。
(1)除前引外,仍可见[美]迈克·罗杰斯(Michael C.Rogers),“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Medieval Korea:The Impact of Liao and Chin on Koryo",in Morris Rossabi,ed.,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159.
(2)黄宽重:《南宋与高丽的关系》,氏著:《南宋史研究》,第248页。
(3)权赫秀:《中国古代朝贡关系研究评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第124~133页。
(4)笔者此处的界定是以朝贡关系的核心——册封为依据。此处尚需提到韩国学者徐荣洙先生对“朝贡关系”概念所作的界定,他认为“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是以政治臣属为前提,这一点见于历法或年号的采用,以象征和表示从属关系。随之是内政干涉及仪礼关系的建立,继而是宗主国向从属国收取方物的要求,甚至成为后者负担的一种经济关系。”([韩]徐荣洙:《三国和南北朝交涉的性格》,《东洋学》第11辑,1981年,第78页)显然这是一种严格的界定,也带有补缀(将各种朝贡的表象集中在一起)的可能。
(1)[美]费正清著、林海等译:《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页。
(2)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国大陆学界大部分人仍采纳这种观点,如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两位先生或多或少的都将本不属于朝贡关系的部分内容纳入其中。
(3)杨联陞先生与陶晋生先生均注意到了这一点,详见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氏著:《国史探微》,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1~19页;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第一章《宋辽关系的历史背景》,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1~14页。
(4)郝祥满:《北宋与日本之间的“国书”及国交性质的探讨》,《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26~129页。
(1)[日]西嶋定生:《遣唐使与国书》,《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台湾)中央研究院编印,1989年,第684页;[日]福田忠之:《唐朝之东北亚诸国观及东北亚诸藩国国际地位》,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2~406页。需要说明的是,王小甫先生曾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详见《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唐研究》第6卷,2000年,第164、165页。
(2)[韩]全海宗:《韩中朝贡关系概观》,氏著:《中韩关系史论集》,第152页。
(3)[韩]申採湜:《高丽与宋的外交关系—以朝贡与册封为中心》,《韩中外交关系与朝贡册封》,高句丽研究财团2005年。
(4)杨军、王秋彬:《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
(1)全海宗先生从韩国立场上分析了韩中朝贡关系的历史意义,认为“对韩国而言,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是带屈辱性的。因而,向来韩国学者仅从经济或文化角度考察朝贡制度的原因亦在于此。”(《韩中朝贡关系概观》,第161页)从该角度看,此处的回避与否定便是可能的,也是日渐受到重视的一个方向。
(2)[韩]朴龙云:《高丽与宋朝交聘问题探讨》,第133~173页。笔者认为元人修撰《金史》者在仓促成史的大背景下,不加深究地将金国外事机构保留下来的史料汇编入《交聘表》,将金宋、金夏、金丽不加区分地列入了交聘,虽有保存史料之功,但在今天则可视为一种错误,实为误解“交聘”之滥觞,导致后人研究者滥用了“交聘”一词,而忽视了交聘作为一种外交制度层面的内涵。
(3)[韩]尹荣寅:《10~13世纪东北亚多元的国际秩序中的册封与盟约》,《东洋史学研究》第101辑,第140、141页。
(4)[日]远藤隆俊:《宋代的外国使节与文书传递: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为线索》,《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40页。从本文有关两国政治外交的论述来看,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5)[韩]申採湜:《宋代岁币的朝贡性质》,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9辑,2008年,第123、124页。
(1)《宋会要辑稿》职官35之10;《宋史》卷166《职官志六》,第3935页。按此处称国信实质为神宗时事,详见下文论证。
(2)黎虎:《周代的交聘使者及使团》,《史学集刊》2008年第4期,第3页。
(3)蔡宗宪:《中古前期的交聘与南北互动》,台北:稻香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4)此处限于篇幅,对两国的交聘关系不一一展开,如徽宗时期。笔者拟以专文论及两国的交聘关系。
(5)《宋史》卷487《高丽传》,第14046页。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280,熙宁十年二月丁酉,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865页。按《宋史·高丽传》记为熙宁九年,且此次使节至宋及到京城人同文馆均在熙宁九年,故此处熙宁十年当误。
(2)吴玉亚、包伟民:《变动社会中的外交模式——从宋廷对高丽使臣接待制度看宋丽关系之流变》,第74页。
(3)《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46。由该则材料便引起了宋代“蕃望”问题,即宋朝将来宋的诸国(蕃)划分等级顺序以区别对待,当然蕃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高丽为例大概述之,先是在宋初等同蕃夷;在神宗时,曾例同西夏,便脱离出诸蕃之列;后又例同辽国。对“蕃望”问题笔者拟以专文论之。
(4)[宋]张方平:《乐全先生文集》卷27《论高丽使人相见仪式事》,宋刻本;《长编》卷278,熙宁九年十月丙申,第6800页。
(5)《宋会要辑稿》职官35之10。
(6)《宋史》卷166《职官志六》,第3935页。
(7)《长编》卷287,元丰元年正月辛未,第7020页。
(1)《长编》卷288,元丰元年三月乙亥朔,第7048页。
(2)《宋大诏令集》卷237《高丽依大辽例隶密院御笔手诏》(政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28页。《宋史》卷119《礼志二二》亦载,但作“政和元年”,第2810页。
(3)《宋会要辑稿》职官6之1。
(4)《宋会要辑稿》职官6之15。必须要指出的是这则材料为南宋孝宗乾道六年的记载,元丰官制时曾将枢密院五房(兵、吏、户、礼、刑房)加以厘正,分为十房,后又加二房,礼房不复存在,但熙宁十年仍在五房时期。乾道六年二月,因枢密院房分太多,名称不一,便“依旧制并作五正房,以兵、吏、礼、刑、工房为名”,其中礼房职能当与元丰官制前没有大的差异。基于此,以该材料来呈现北宋时未见记载的礼房职能。
(5)《宋史》卷119《礼志二二》,第2810页。
(1)《长编》卷361,元丰八年十一月丁酉,第8637页。
(2)从黄纯艳点校《高丽大觉国师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来看,义天入宋初并未说出自己高丽王弟的身份,所以在初期待遇依蕃夷之礼。大概在王弟身份暴露后,待遇有了转变。《长编》卷343元丰七年二月丙戌载有宋朝对待可能到来的高丽王子(即义天)的举措,第8247页。
(3)如[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30《论高丽进奉状》、卷31《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卷35《论高丽买书利害劄子三首》,中华书局1986年版;[宋]苏辙撰、陈宏天等点校:《苏辙集》卷46《乞裁损待高丽事件劄子》、《再乞禁止高丽下节出入劄子》,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01~803页。
(4)《长编》卷452,元祐五年十二月乙未,第10851页。
(5)《长编》卷499,元符元年六月乙巳,第11890页。
(6)如《宋大诏令集》卷237《高丽依大辽例隶密院御笔手诏》,第928页;《宋史》卷487《高丽传》,第14049页。虽高丽在某些方面与辽获得同样的待遇,但总的来看,在宋与辽、高丽、西夏关系中,政和元年(1111)记载的:“高丽在西北二国之间”(《宋史》卷119《礼志二二》,第2810页),是大致可信的。
(7)[李氏朝鲜]郑麟趾等撰:《高丽史》卷13《世家·睿宗二》,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影印本,上册,第265、266页。
(1)《高丽史》卷11《世家·肃宗一》,上册,第234页。
(2)[高丽]朴浩:《高丽国大圣日兴王寺故国师诏谥大觉大和尚墓志铭》,[韩]金龙善编著:《高丽墓志铭集成》,翰林大学校出版部1993年版,第32页。
(3)[李氏朝鲜]徐居正等撰:《东文选》卷39《金富佾·告贺登极使至明州回表》,见于黄纯艳著《高丽史史籍概要》,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
(4)[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41《上钦宗论高丽人使所过州县之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0、1601页。
(5)《石林燕语》卷7,第96页。
(1)韩国学者郑起燉等人从高丽史出发,认为“高丽与宋维持外交关系的根本目的与宋朝一样,都是为了牵制北方民族,是政治性的目的”(转见[韩]朴龙云:《高丽与宋朝交聘问题探讨》,第134页),即“联宋制辽”说,与此处“联丽制辽”说角度不同,暂不纳入讨论范围。
(2)如[韩]金渭显:《宋丽关系与宋代文化在高丽的传播及其影响》,第119页。梁利:《从“联丽制辽”到“联金灭辽”——论10~12世纪东北亚的战略格局及宋朝的战略对策》,《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101~105页。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第三章《辽宋丽三国关系与东亚国际秩序》,中山大学2006年版,第44~56页。
(1)《宋朝诸臣奏议》卷133《上仁宗备边六事》,第1483页。
(1)《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第3650~3653页。《宋朝诸臣奏议》卷135《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所载与此处引文明显有异,当各有出处,第1506、1507页。
(2)《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丙寅,第6392、6393页;《宋朝诸臣奏议》卷137《上神宗答诏问北边事宜》,第1544、1545页。
(3)《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第3652页。
(4)《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丙寅,第6387页;《宋朝诸臣奏议》卷137《上神宗答诏问北边事宜》,第1541页。
(5)《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丙寅,第6390页。
(1)此处需对史料中记载杂乱的罗拯官职作一梳理。按《宋史》卷487《高丽传》“熙宁二年,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第14046页),《宝庆四明志》卷6亦载高丽礼宾省事,其中“熙宁二年,前福建路转运使罗拯言……时拯已除发运使”,及《宋史》卷331《罗拯传》载:“拯使闽时,泉商黄谨(按:系避孝宗讳,当为慎)往高丽”(第10646页),可知熙宁元年时罗拯为福建转运使,在熙宁二年时转为发运副使,这在石刻资料中亦能得到验证,“权转运使张徽……熙宁二年七月游于九仙丹台胜迹”(黄荣春:《福州摩崖石刻》,福建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进一步可知至晚在熙宁二年七月时罗拯便转为发运副使。按《长编》卷212熙宁三年六月辛巳,“江、淮等路发运使、司勋郎中薛向为天章阁待制,副使、太常少卿罗拯为使”(第5155页),注中又载有“本志载向、拯迁职在三年九月,今从《实录》”(第5157页),又据《宋会要辑稿》职官42之21载有“熙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淮南发运使薛向言……”,由上可知罗拯迁职事以熙宁三年九月为确,即罗拯为发运使时间为熙宁三年九月。那么《高丽史》所载罗拯在熙宁元年、熙宁三年八月两次遣宋商到高丽时的“江淮、两浙、荆湖南北路都大制置发运使”均误,可知罗拯前后两次遣黄慎前往高丽的官职分别为福建路转运使和江淮等路发运副使。
(2)《高丽史》卷8《世家·文宗二》,上册,第177、179页。
(1)《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丙申,第6546页。
(2)《宋史》卷167《职官志七》,第3963页。
(3)《苏轼文集》卷31《乞禁商旅过外国状》,第889页。
(4)《长编》卷302,元丰三年正月己丑注,第7349页。
(1)《石林燕语》卷2,第29页。此处清人叶调生有案语:“《石林诗话》云:元丰初始遣使来朝,神宗令张诚一问其复朝之意,始有记梦诗等语,与此海商喻者之言颇异。”暂且不论两者的差异,引以《石林燕语》文。
(2)《长编》卷223,熙宁四年五月丙午,第5432页。
(3)已往有关《语录》的研究,仅仅关注辽金,而忽视了高丽、西夏使节往来亦有《语录》。以此为契机,可以对《语录》问题再作探讨。如,现存诸多交聘文献被认为就是《语录》,笔者认为除了部分确非《语录》外,其余也非原本《语录》,或经改动,或系家藏副本等原因才得以流传至今。前人研究可参见傅乐焕:《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见于《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8页;赵永春:《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8期;刘浦江:《宋代使臣语录考》,《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第253~296页。
(1)《宋史》卷487《高丽传》,第14046页。
(2)《宋史》卷487《高丽传》,第14046页。
(1)[韩]姜吉仲:《宋与高丽海上交通路线之演变及其原因》,原刊《大陆杂志》78卷第6期,1989年,今见于氏著:《高丽与宋金外交经贸关系史论》,第374页。蒋非非、王小甫等著:《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刘雪:《登州与宋朝和高丽的官方关系》,陈尚胜主编:《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2)宋晞:《论北宋与高丽间的文化与贸易关系》,第183页。陈泰夏:《高丽·宋朝之间使臣路程考》,林天蔚、黄约瑟主编《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第135页。
(3)《长编》卷339,元丰六年九月庚戌,第8164页。
(4)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舶路初探》,第97、98页。
(5)[韩]姜吉仲:《高丽与宋金外交经贸关系史论》,第376~389页。
(6)《长编》卷247,熙宁六年十月壬辰,第6029、6030页。
(1)《长编》卷298,元丰二年六月乙卯,第7257页。
(2)宋晞:《明州在宋丽贸易史上的地位》,《宋史研究集》第18辑,1988年,第204、209页。
(3)《长编》卷339,元丰六年九月戊午,第8168页。
(4)《长编》卷341,元丰六月十一月己酉,第8197页。
(5)[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26《元丰七年,有诏京东、淮南筑高丽亭馆,密、海二州,骚然有逃亡者。明年,轼过之,叹其壮丽,留一绝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78页。
(6)《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2《王氏》。
(1)[日]释圆仁撰,[日]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等修订:《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4,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77~514页。
(2)《长编》卷247,熙宁六年十月壬辰,第6030页。
(1)《苏轼文集》卷31《乞禁商旅过外国状》,第890页。
(2)《苏轼文集》卷31《乞禁商旅过外国状》,第890页。
(3)此类情形的出现要比敕文出现的早,如高丽王弟大觉国师义天便于元丰八年五月随宋商船抵达密州板桥镇,入宋求法。宋朝以高丽使节的待遇来接待他。[高丽]金富轼:《灵通寺大觉国师碑》,见于《高丽大觉国师文集》之《外集》卷12,第167页。
(4)《长编》卷303,元丰三年四月戊戌,第7379页;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己亥,第7716页。
(1)《长编》卷324,元丰五年三月甲辰,第7808页。
(2)[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6之《使北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3)详可参见王文楚:《宋东京至辽南京驿路考》,氏著:《古代交通地理丛考》,第237~251页;李孝聪:《〈北道刊误志〉残本及其反映的历史地理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期,第63~67页。
(4)《北行日录》(《知不足斋丛书》本)卷上,并参见陈元靓《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乙集卷2《朝京驿程》(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07、308页)等加以修订。
(5)如绍兴二十年九月,金国人使由山东邳州路取接往来,故宋国也改由邳州对岸的淮阴县取接,而非由盱眙取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1,绍兴二十年九月丙戌)魏了翁在《鹤山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19《被召除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四劄》载有“且南渡通和,使人往来必自盱、楚、仪真、黄天荡至镇江,历松江,望大湖,入小河、里河,以至北关。”其中“仪真”即真州,黄天荡为渡长江的又一通道,即取代了瓜洲,虽未知魏了翁此段文字的准确程度,仅从“必”字看便知有虚诞成分,或系魏了翁记该段文字时金使经由此路,仍待考。
(1)高丽王弟义天来宋,也有文集传世,但文集残阙较为严重,已难以从中勾勒出他从宋都城至明州的路线。
(2)[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8,见于《大日本佛教全书》(财团法人铃木学术财团编集刊行本)第172卷,史传部11。其中省去了里数等记载。当然仍需参照近人的相关成果,如[日]藤善真澄:《日宋交通路线的再探讨(续)——参天台、五台山记札记一》便考证了成寻入宋航路中明州袋山至杭州之间的路线,见于[日]本田治撰;王瑞来译:《日本五代宋元史研究近况》,《宋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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