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学”模式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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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提议、指导和苏联专家帮助下制定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是在革命与建设相交织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和实施的,映衬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政治路线发展的曲折历史,也昭示了未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与同期制定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一起,标志着体现执政党的意志、由国家主导开展规模巨大的科研项目的 "规划科学"模式的确立。
The 1956-1967 Plan for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Revised Draft),proposed and guided by the Bureau of Science of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nd assisted and formulated by Soviet experts,was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lternating between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and reflected the twists and turns in the CPC's political line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It also indicated the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1956-1957 Plan for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Revised Draft) and the 1956-1967 Outline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sed Draft) mark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planned science"model that the state dominated to carry out large-scale research projects which reflected the will of the ruling party.
The 1956-1967 Plan for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Revised Draft),proposed and guided by the Bureau of Science of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nd assisted and formulated by Soviet experts,was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lternating between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and reflected the twists and turns in the CPC's political line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It also indicated the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1956-1957 Plan for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Revised Draft) and the 1956-1967 Outline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sed Draft) mark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planned science"model that the state dominated to carry out large-scale research projects which reflected the will of the ruling party.
引文
(1)参见刘导生:《从容忆往:95岁抒怀》,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188—191页。
(2)参见薛倩:《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发展历程与历史贡献》,《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5期。
(1)参见储著武:《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
(2)有关科学处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集中在其领导自然科学方面的相关工作,比如郑丹的博士论文《在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宣部科学处(1951—1966)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8年)、张藜、赵涛的《科学处与新中国早期的科学领导工作(1951—1956年)》(《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年第4期)等。至于科学处与哲学社会科学关系的专门研究还没有,相关的均为回忆性、访谈类文章,散见于各相关回忆录或访谈类文章中,比如龚育之所著《龚育之自述》《在漩涡的边缘》、于光远所著《我的故事》等。
(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39页。
(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1、183、182页。
(5)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年)》,第55页。
(6)中国科学院联络局:《中国科学院关于贯彻院长顾问柯夫达的〈关于规划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些办法〉草案呈报国务院的文函》(1955年4月),转引自张柏春等著:《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84页。
(1)《关于规划和组织全国科学事业准备工作的决议》(1955年4月),转引自张柏春等著:《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第486页。
(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86页。
(3)中宣部现在主要管社会科学方面,而“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宣部是负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部分的。
(4)李真真:《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百年潮》1999年第6期。
(5)《龚育之自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6)在钱三强率中科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回来后,中科院党组于1953年5月提出了建立学部的构想。1955年6月1日,中科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包括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内的四个学部正式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建立的基础是中科院之前已成立的六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语言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第一所、历史研究第二所、历史研究第三所。
(7)潘梓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报告》,《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年)》,第41页。
(8)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潘梓年任分党组书记,刘导生任副书记,成员为裴丽生、尹达、刘大年、何其芳。参见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9)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第83页。
(10)参见于光远:《我的故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0页;孙小礼:《长功夫、大功夫、硬功夫和苦功夫——于光远与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9期。
(11)刘导生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是周恩来总理同意正式作出决定的,还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参见刘导生:《从容忆往:95岁抒怀》,第188页。
(1)于光远:《我的故事》,第20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工作局编:《人民共和国是一切胜利之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离退休干部征文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149页。
(3)转引自储著武:《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
(4)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年)》,第374页。
(5)李真真:《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百年潮》1999年6期。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56页。
(7)1956年2月17日,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范长江就科学规划委员会名单和领导核心问题向周恩来提交请示报告。2月20日,周恩来对报告进行了修改。2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名单和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副主任、正副秘书长名单。其中,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由中国科学院的正副院长、文教办公室钱俊瑞、范长江、周扬、钱学森、钱三强等34人组成。至于领导核心,由陈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由张劲夫任秘书长,于光远、张稼夫、范长江等12人任副秘书长。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28—129页。
(8)黄仁国编著:《刘大年年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9、130、134、139、140页。
(9)《七百多位科学家在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热烈讨论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光明日报》1956年6月12日;《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年)》,第379页。
(10)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年)》,第148页。
(11)《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年)》,第383页。
(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1页。
(1)据于光远回忆,自1958年后,国家科委就不像国务院科委那样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管,而是只管自然科学。聂荣臻之所以不管社会科学并不代表他不重视社会科学,相反他还是很重视社会科学的。只是一同社会科学打交道,国家科委就会更深地卷入政治运动中。参见于光远:《我的故事》,第58页。
(2)《逐步解决科学界当前反映出来的重大问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开幕聂荣臻主任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光明日报》1957年6月14日。
(3)周扬:《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7年第45期。
(4)《逐步解决科学界当前反映出来的重大问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开幕聂荣臻主任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光明日报》1957年6月14日。
(5)《科学将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结束》,《人民日报》1957年6月16日。
(6)《努力实现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光明日报》1957年6月23日。
(7)《争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重大发展(草稿)》(1958年3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8)《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年)》,第458页。
(9)刘导生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实现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加强与苏联的合作十分重要。为此,1957年秋冬之际,他和学部委员、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作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代表,专门赴苏联进行访问。参见刘导生:《从容忆往:95岁抒怀》,第190页。
(10)于光远出国访问笔记(1957年11月)。
(11)《争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重大发展(草稿)》(1958年3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1)从一定意义上说,“规划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内在逻辑体现。1918年4月列宁草拟了《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建议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委托俄国科学院成立一系列专家委员会,尽快制定俄国工业和经济发展计划。1920年12月,列宁倡导并组织200多位专家制定了被称为“第二党纲”的《俄罗斯全国电气化计划》。1925年俄罗斯科学院改称苏联科学院,并将1918年成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也并入苏联科学院。其后苏联科学院又制定了1933年至1937年发展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文化科学的五年发展计划。参见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4页。
(2)《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26页。
(3)于光远:《进一步加强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人民日报》1956年9月27日。
(4)《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5)在《规划纲要》列出的第一个学科——哲学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里,第四个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关于这一方面,科学处在于光远的带领下单独制定了一个十二年规划。
(1)《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2)《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3)《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4)《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5)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周恩来明确提到:全国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和其他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约为10万,高级知识分子加上一般知识分子共有384万。对比下来可见,社会科学方面知识分子的数量还是相当少的。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4页。
(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4页。
(2)《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3)《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4)《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5)《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225页。
(6)刘导生:《从容忆往:95岁抒怀》,第190—191页。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95页。
(2)薛攀皋、季楚卿编:《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7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印,1998年,第140页。
(3)《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1)范岱年:《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
(2)《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年)》,第148—149页。
(3)《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4)于光远:《进一步加强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人民日报》1956年9月27日。
(1)《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2)《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3)周秋光、黄仁国:《刘大年传》,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15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前言”第3页、“正文”第5页。
(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第462页。
(6)1977年5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地位与中国科学院等同,相当于部委一级的单位,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第1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第27页。
(2)参见薛倩:《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发展历程与历史贡献》,《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5期。
(1)参见储著武:《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
(2)有关科学处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集中在其领导自然科学方面的相关工作,比如郑丹的博士论文《在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宣部科学处(1951—1966)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8年)、张藜、赵涛的《科学处与新中国早期的科学领导工作(1951—1956年)》(《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年第4期)等。至于科学处与哲学社会科学关系的专门研究还没有,相关的均为回忆性、访谈类文章,散见于各相关回忆录或访谈类文章中,比如龚育之所著《龚育之自述》《在漩涡的边缘》、于光远所著《我的故事》等。
(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39页。
(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1、183、182页。
(5)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年)》,第55页。
(6)中国科学院联络局:《中国科学院关于贯彻院长顾问柯夫达的〈关于规划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些办法〉草案呈报国务院的文函》(1955年4月),转引自张柏春等著:《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84页。
(1)《关于规划和组织全国科学事业准备工作的决议》(1955年4月),转引自张柏春等著:《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第486页。
(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86页。
(3)中宣部现在主要管社会科学方面,而“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宣部是负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部分的。
(4)李真真:《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百年潮》1999年第6期。
(5)《龚育之自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6)在钱三强率中科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回来后,中科院党组于1953年5月提出了建立学部的构想。1955年6月1日,中科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包括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内的四个学部正式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建立的基础是中科院之前已成立的六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语言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第一所、历史研究第二所、历史研究第三所。
(7)潘梓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报告》,《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年)》,第41页。
(8)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潘梓年任分党组书记,刘导生任副书记,成员为裴丽生、尹达、刘大年、何其芳。参见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9)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第83页。
(10)参见于光远:《我的故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0页;孙小礼:《长功夫、大功夫、硬功夫和苦功夫——于光远与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9期。
(11)刘导生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是周恩来总理同意正式作出决定的,还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参见刘导生:《从容忆往:95岁抒怀》,第188页。
(1)于光远:《我的故事》,第20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工作局编:《人民共和国是一切胜利之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离退休干部征文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149页。
(3)转引自储著武:《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
(4)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年)》,第374页。
(5)李真真:《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百年潮》1999年6期。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56页。
(7)1956年2月17日,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范长江就科学规划委员会名单和领导核心问题向周恩来提交请示报告。2月20日,周恩来对报告进行了修改。2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名单和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副主任、正副秘书长名单。其中,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由中国科学院的正副院长、文教办公室钱俊瑞、范长江、周扬、钱学森、钱三强等34人组成。至于领导核心,由陈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由张劲夫任秘书长,于光远、张稼夫、范长江等12人任副秘书长。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28—129页。
(8)黄仁国编著:《刘大年年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9、130、134、139、140页。
(9)《七百多位科学家在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热烈讨论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光明日报》1956年6月12日;《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年)》,第379页。
(10)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年)》,第148页。
(11)《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年)》,第383页。
(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1页。
(1)据于光远回忆,自1958年后,国家科委就不像国务院科委那样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管,而是只管自然科学。聂荣臻之所以不管社会科学并不代表他不重视社会科学,相反他还是很重视社会科学的。只是一同社会科学打交道,国家科委就会更深地卷入政治运动中。参见于光远:《我的故事》,第58页。
(2)《逐步解决科学界当前反映出来的重大问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开幕聂荣臻主任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光明日报》1957年6月14日。
(3)周扬:《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7年第45期。
(4)《逐步解决科学界当前反映出来的重大问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开幕聂荣臻主任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光明日报》1957年6月14日。
(5)《科学将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结束》,《人民日报》1957年6月16日。
(6)《努力实现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光明日报》1957年6月23日。
(7)《争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重大发展(草稿)》(1958年3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8)《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年)》,第458页。
(9)刘导生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实现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加强与苏联的合作十分重要。为此,1957年秋冬之际,他和学部委员、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作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代表,专门赴苏联进行访问。参见刘导生:《从容忆往:95岁抒怀》,第190页。
(10)于光远出国访问笔记(1957年11月)。
(11)《争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重大发展(草稿)》(1958年3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1)从一定意义上说,“规划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内在逻辑体现。1918年4月列宁草拟了《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建议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委托俄国科学院成立一系列专家委员会,尽快制定俄国工业和经济发展计划。1920年12月,列宁倡导并组织200多位专家制定了被称为“第二党纲”的《俄罗斯全国电气化计划》。1925年俄罗斯科学院改称苏联科学院,并将1918年成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也并入苏联科学院。其后苏联科学院又制定了1933年至1937年发展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文化科学的五年发展计划。参见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4页。
(2)《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26页。
(3)于光远:《进一步加强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人民日报》1956年9月27日。
(4)《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5)在《规划纲要》列出的第一个学科——哲学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里,第四个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关于这一方面,科学处在于光远的带领下单独制定了一个十二年规划。
(1)《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2)《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3)《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4)《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5)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周恩来明确提到:全国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和其他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约为10万,高级知识分子加上一般知识分子共有384万。对比下来可见,社会科学方面知识分子的数量还是相当少的。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4页。
(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4页。
(2)《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3)《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4)《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5)《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225页。
(6)刘导生:《从容忆往:95岁抒怀》,第190—191页。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95页。
(2)薛攀皋、季楚卿编:《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7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印,1998年,第140页。
(3)《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1)范岱年:《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
(2)《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年)》,第148—149页。
(3)《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4)于光远:《进一步加强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人民日报》1956年9月27日。
(1)《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2)《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1958年7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013-002-0001。
(3)周秋光、黄仁国:《刘大年传》,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15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前言”第3页、“正文”第5页。
(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第462页。
(6)1977年5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地位与中国科学院等同,相当于部委一级的单位,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第1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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