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华商总会对五四在地化的迎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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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热衷孔教的香港华商,与前清遗老在香港塑造出一股保守的民族主义,令五四新文化运动久久未能进入香港。然而华商总会的核心人物对于五四的态度不是单一或铁板一块的,并且前后期的核心人物对五四有不同的迎拒态度——由新旧难存到新旧并存。后期华商总会主席黄广田便特意聘请爱好新文化的文人在《华商总会月刊》担任编辑,并设有文艺专栏刊载新文学文章。这既是时移世易后新领导人的个人思想世界发生的变化,也是因应港府外交策略的改弦易辙而有趋向新文化运动的因时制宜,诸种问题实关系到香港社会内部以至中国国内政局的复杂转变。
Chinese businessmen from Hong Kong who were keen on Confucianism, together with the old adherents of Qing Dynasty, developed a conservative nationalism in Hong Kong, which prevented the May 4 th New Culture Movement from entry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the attitudes of the core figures in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towards the May 4 th Movement were free from high consensus and they differed in the early and later periods, from non-coexistence to coexistence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Later, Huang Guangtian,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this purpose, invited literati who were interested in the new culture to edit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Monthly and set up a literary column to publish new literary articles. This resulted not only from the change of the new leaders' personal ideological world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from the change of the diplomatic strategy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the trend towards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ll of these issues are truly related to the complex changes in the internal society of Hong Kong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of China.
Chinese businessmen from Hong Kong who were keen on Confucianism, together with the old adherents of Qing Dynasty, developed a conservative nationalism in Hong Kong, which prevented the May 4 th New Culture Movement from entry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the attitudes of the core figures in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towards the May 4 th Movement were free from high consensus and they differed in the early and later periods, from non-coexistence to coexistence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Later, Huang Guangtian,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this purpose, invited literati who were interested in the new culture to edit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Monthly and set up a literary column to publish new literary articles. This resulted not only from the change of the new leaders' personal ideological world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from the change of the diplomatic strategy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the trend towards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ll of these issues are truly related to the complex changes in the internal society of Hong Kong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of China.
引文
[1] 周佳荣、钟宝贤、黄文江:《香港中华总商会百年史》,香港:香港中华总商会,2002年。
[2] 江清:《香港华商总会(上)》,《经济导报》,1952年第8期。
[3] 冼玉仪、刘润和:《益善行道:东华三院135周年纪念专题文集》,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
[4] 危丁明:《香港孔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
[5] 赖际熙:《筹建崇圣书堂序》,《荔垞文存》,香港:学海书楼,2000年。
[6] 刘中国、余俊杰编:《刘铸伯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年。
[7] 《中华圣教总会宣讲堂开幕纪盛》,《华字日报》,1922年1月17日,3张1页。
[8] 《商业维持局大叙会》,《华侨日报》,1925年8月5日,第2张。
[9] 《绅商会议请政府在本港创设汉文中学》,《华侨日报》,1925年12月10日,2张2页。
[10] 《香港汉文中学定夏历来春开办》,《华侨日报》,1926年1月21日,2张2页。
[11] 《本港学校汉文科大加整顿之先声》,《华侨日报》,1926年1月20日,2张3页。
[12] 高马可:《香港简史——从殖民地至特别行政区》,林立伟译,香港:中华书局,2013年。
[13] 侣伦:《香港新文化滋长期琐忆》,《向水屋笔语》,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5年。
[14] 辰江:《谈皇仁书院》,《语丝》,1927年第137期。
[15] 冯平山:《冯平山先生自编年谱稿本》,香港:中山图书公司,1971年。
[16] 《香港华商总会选举结果改进派大奏凯旋》,《南洋商报》,1931年7月23日。
[17] 《黄广田上任后之新商会增加会员修订会章月会两次》,《华侨日报》,1931年7月21日,2张2页。
[18] 黄广田:《发刊词》,《香港华商总会月刊》,1934年第1卷第2期。
[19] 莫泊桑著、黄兆苑译:《街头神女》,载《香港华商总会月刊》,1934年第1卷第5期。
[20] 《香港四大图书馆现状之调查》,《香港华商总会月刊》,1935年第1卷第7期。
[21] 谢荣滚编:《陈君葆日记》卷1,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年。
[22] 《胡适博士到港备受各方欢迎》,《华侨日报》,1935年1月5日,2张1页。
[23] 陈学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义及本土意识》,香港:中华书局,2014年。
①关于刘铸伯的生平,参见郑宏泰、高皓《白手兴家:香港家族与社会1841-1941》,香港:中华书局,2016年,第178-179页。
②香港华商总会在1934年,会员已逾千人。参见《本会二十周年纪念会盛况》,载《香港华商总会月刊》,1934年第1卷第1期,第51-53页。
(1)1926年12月,时任华商总会正副主席李右泉、李亦梅,在1931-1936年出任华总主席的黄广田,1929-1931年出任副主席的周雨亭,同获金文泰委任为香港大学董事会成员,其他获委任的有卢颂举、尹文楷、黄金福。除尹文楷于1927年逝世外,其余各人均在1929年12月再获委任港大董事会成员。参见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17th Dec 1926 & 20th Dec 1929。
(2)区志坚曾引述赖际熙之子赖恬昌的访问,指赖际熙深受香港上层华人的重视,时常设宴款待。赖际熙亦经常获委托撰写墓表、寿序。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出资最多的华商冯平山,其七十大寿寿序正是赖际熙为其撰写。详参区志坚《学海书楼推动中国文化教育的贡献》,载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香海传薪录——香港学海书楼纪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86-87页。
(3)参见Kllis Kadoorie School,Peace Celebration,“China Mail” 16th July,1919。
(4)1919年6月,几名陶英学校9至17岁的学生举着写有“国货”二字的纸伞游街,被港府无理拘捕,并以一条原以规管宗教活动的条例控告,最终罪成罚款。详参陈学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义及本土意识》,香港:中华书局,2014年,第121-125页。
(5)参见《孔圣会会长刘铸伯在香港孔圣诞大典上的演说词》,载刘中国、余俊杰编《刘铸伯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年,第34页;到了1926年,孔圣会兴办的小学、义学共35间,中学1间。参见危丁明《香港孔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9页。
(6)参见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for the Year 1911,in Administrativ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11.P.N2。
(7)刘铸伯在演说中提到时任港督卢押“闻我华人童子,尚无合式蒙学塾,盖已设者亦不敷用,故由办学公款拨给助款”。参见《孔圣会会长刘铸伯在香港孔圣诞大典上的演说词》。
(8)周寿臣获邀为中华圣教总会孔道宣讲堂发表开幕演讲。参见周寿臣《周绅寿臣演说词》,《乐天报》,1923年第46期,第9-10页。
(9)除《英华青年》外,1925年出版的《小说星期刊》亦有刊载五四白话新诗。参见陈智德《时代思潮与早期香港新诗》,《香港文学大系·导言集》,香港: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4页。
(10)关于省港大罢工对香港造成的影响及冲击,可参见蔡荣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1-172页。
(11)见吴伦霓霞《教育的回顾(上篇)》,载王赓武编《香港史新编(下册)》,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第521页。目前学界普遍认为金文泰推动儒学是意图杜绝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进入香港。参见吴伦霓霞《教育的回顾(上篇)》,第483-552页;蔡荣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9》,第165-168页;罗永生《勾结共谋的殖民权力》,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9-140页;高马可《香港简史——从殖民地至特别行政区》,第134页;Chan Lau-Kit Ching,China,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0,p.228。
(12)参见《香港孔圣会祝圣情形》,《华侨日报》,1926年10月5日,2张3页。当日出任主祭的李保葵为1922-1925年度华商总会主席。
(13)相关文章可见鲁迅所写的《略谈香港》《谈激烈》《再谈香港》《述香港恭祝圣诞》,分别见氏著《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卷第446-456、497-503、559-558页,以及第4卷第52-56页。
(14)区翰林即区大典,区大典在1927年港大中文学院成立后出任全职教员,在此之前曾于不同学校兼任教席。参见《皇娘或皇仁》,《语丝》,1927年第118期,第20页。
(15)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成立以后由赖际熙出任系主系,所教授的课程为经学、史学、文词学、翻译学,与新文学沾不上半点关系。参见许振兴《北学南移与香港大学》,载鲍绍霖、黄兆强、区志坚编《北学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文化卷)》,台北:秀威信息,2015年,第176页。
(16)1928年4月25日,两位华人代表周寿臣及罗旭和在金文泰的授意下,约同多位知名华商在华商总会开会,商讨成立中文学院事宜。出席当日会议的有曹善允、周雨亭、李葆葵、李亦梅、梁弼予、李魁生、李右泉、岑伯铭、叶兰泉、何萼、韦达、区廉泉、伍华、罗延年、阮焕泉、陈碧臣、朱璧东、邓志昂、邓肇坚、李海东、谭焕堂、黄伯臣、傅翼鹏、周俊年、冯平山、马叙朝、冯香泉。参见《香港大学筹办中文部经过(续)》,《工商日报》,1928年4月27日,3张2版。
(17)冯平山即日捐出一万元,为捐款最多的华商;华商总会主席李右泉则捐款一千,当日出席华商募捐所得共三万一千港元。参见《筹办大学汉文学院会议》,《华侨日报》,1928年4月26日,2张2页。
(18)罗旭和上呈港督的省港大罢工总结报告中指出儒学日渐被港人忽略,导致青年学生受激进思想影响,因此推动儒教是解救良方。虽然这份报告写于金文泰到任前,但显然罗旭和的建议得到采纳,推动儒学及创立中文学院为此大方向的延续。参见Attachment,R.H.Kotewall,“Hong Kong,Strike and Boycott” ,CO 129/489/Strike and boycott,p.461。
(19)关于金文泰如何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性)构建成殖民管治的工具(殖民性),可参见罗永生《勾结共谋的殖民权力》第5章《中华文化国族主义与华商地方主义》,第139-145页。
(20)参见《编辑室谈话》,原载《工商日报》,1931年2月25日;后收于陈智德主编《香港文学大系·文学史料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24页。
(21)参见康以之《关于香港文坛》,原载上海《出版消息》第30-31期,1934年3月1日;后收于陈智德主编《香港文学大系·文学史料卷》,第314页。
(22)从1931-1937年的《华侨日报》及《陈君葆日记》中,都可见到孔子诞有大型的庆祝活动。
(23)华商总会选出多名“干事值理”参与会内会议及处理事务,顾问值理不须参与值理月会。出任顾问值理者,有4名华人代表周寿臣、罗旭和、曹善允、周埈年,以及历任主席、副主席李葆葵、李右泉、李亦梅、何世光等16人。参见香港华商总会《会议纪录值理月会会议》(1933年12月6日),载香港华商总会《香港华商总会年鉴》,香港:香港华商总会,1933年,第21页。
(24)余寄萍,作家及剧作家,又曾以笔名怡红生写作。参见黄仲鸣《“三”生逸事》,《文汇报》,2018 年9月11日,A20版。
(25)关于华商总会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参见香港华商总会图书馆编《香港华商总会图书馆图书目录·第一辑》,香港:香港华商总会图书馆,1936年。
(26)陈君葆(1898-1982),1930年代任职香港大学,后出任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有撰写日记习惯,当中记载许多对时人时局的观察,其日记现经谢荣滚编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 江清:《香港华商总会(上)》,《经济导报》,1952年第8期。
[3] 冼玉仪、刘润和:《益善行道:东华三院135周年纪念专题文集》,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
[4] 危丁明:《香港孔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
[5] 赖际熙:《筹建崇圣书堂序》,《荔垞文存》,香港:学海书楼,2000年。
[6] 刘中国、余俊杰编:《刘铸伯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年。
[7] 《中华圣教总会宣讲堂开幕纪盛》,《华字日报》,1922年1月17日,3张1页。
[8] 《商业维持局大叙会》,《华侨日报》,1925年8月5日,第2张。
[9] 《绅商会议请政府在本港创设汉文中学》,《华侨日报》,1925年12月10日,2张2页。
[10] 《香港汉文中学定夏历来春开办》,《华侨日报》,1926年1月21日,2张2页。
[11] 《本港学校汉文科大加整顿之先声》,《华侨日报》,1926年1月20日,2张3页。
[12] 高马可:《香港简史——从殖民地至特别行政区》,林立伟译,香港:中华书局,2013年。
[13] 侣伦:《香港新文化滋长期琐忆》,《向水屋笔语》,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5年。
[14] 辰江:《谈皇仁书院》,《语丝》,1927年第137期。
[15] 冯平山:《冯平山先生自编年谱稿本》,香港:中山图书公司,1971年。
[16] 《香港华商总会选举结果改进派大奏凯旋》,《南洋商报》,1931年7月23日。
[17] 《黄广田上任后之新商会增加会员修订会章月会两次》,《华侨日报》,1931年7月21日,2张2页。
[18] 黄广田:《发刊词》,《香港华商总会月刊》,1934年第1卷第2期。
[19] 莫泊桑著、黄兆苑译:《街头神女》,载《香港华商总会月刊》,1934年第1卷第5期。
[20] 《香港四大图书馆现状之调查》,《香港华商总会月刊》,1935年第1卷第7期。
[21] 谢荣滚编:《陈君葆日记》卷1,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年。
[22] 《胡适博士到港备受各方欢迎》,《华侨日报》,1935年1月5日,2张1页。
[23] 陈学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义及本土意识》,香港:中华书局,2014年。
①关于刘铸伯的生平,参见郑宏泰、高皓《白手兴家:香港家族与社会1841-1941》,香港:中华书局,2016年,第178-179页。
②香港华商总会在1934年,会员已逾千人。参见《本会二十周年纪念会盛况》,载《香港华商总会月刊》,1934年第1卷第1期,第51-53页。
(1)1926年12月,时任华商总会正副主席李右泉、李亦梅,在1931-1936年出任华总主席的黄广田,1929-1931年出任副主席的周雨亭,同获金文泰委任为香港大学董事会成员,其他获委任的有卢颂举、尹文楷、黄金福。除尹文楷于1927年逝世外,其余各人均在1929年12月再获委任港大董事会成员。参见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17th Dec 1926 & 20th Dec 1929。
(2)区志坚曾引述赖际熙之子赖恬昌的访问,指赖际熙深受香港上层华人的重视,时常设宴款待。赖际熙亦经常获委托撰写墓表、寿序。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出资最多的华商冯平山,其七十大寿寿序正是赖际熙为其撰写。详参区志坚《学海书楼推动中国文化教育的贡献》,载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香海传薪录——香港学海书楼纪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86-87页。
(3)参见Kllis Kadoorie School,Peace Celebration,“China Mail” 16th July,1919。
(4)1919年6月,几名陶英学校9至17岁的学生举着写有“国货”二字的纸伞游街,被港府无理拘捕,并以一条原以规管宗教活动的条例控告,最终罪成罚款。详参陈学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义及本土意识》,香港:中华书局,2014年,第121-125页。
(5)参见《孔圣会会长刘铸伯在香港孔圣诞大典上的演说词》,载刘中国、余俊杰编《刘铸伯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年,第34页;到了1926年,孔圣会兴办的小学、义学共35间,中学1间。参见危丁明《香港孔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9页。
(6)参见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for the Year 1911,in Administrativ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11.P.N2。
(7)刘铸伯在演说中提到时任港督卢押“闻我华人童子,尚无合式蒙学塾,盖已设者亦不敷用,故由办学公款拨给助款”。参见《孔圣会会长刘铸伯在香港孔圣诞大典上的演说词》。
(8)周寿臣获邀为中华圣教总会孔道宣讲堂发表开幕演讲。参见周寿臣《周绅寿臣演说词》,《乐天报》,1923年第46期,第9-10页。
(9)除《英华青年》外,1925年出版的《小说星期刊》亦有刊载五四白话新诗。参见陈智德《时代思潮与早期香港新诗》,《香港文学大系·导言集》,香港: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4页。
(10)关于省港大罢工对香港造成的影响及冲击,可参见蔡荣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1-172页。
(11)见吴伦霓霞《教育的回顾(上篇)》,载王赓武编《香港史新编(下册)》,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第521页。目前学界普遍认为金文泰推动儒学是意图杜绝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进入香港。参见吴伦霓霞《教育的回顾(上篇)》,第483-552页;蔡荣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9》,第165-168页;罗永生《勾结共谋的殖民权力》,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9-140页;高马可《香港简史——从殖民地至特别行政区》,第134页;Chan Lau-Kit Ching,China,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0,p.228。
(12)参见《香港孔圣会祝圣情形》,《华侨日报》,1926年10月5日,2张3页。当日出任主祭的李保葵为1922-1925年度华商总会主席。
(13)相关文章可见鲁迅所写的《略谈香港》《谈激烈》《再谈香港》《述香港恭祝圣诞》,分别见氏著《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卷第446-456、497-503、559-558页,以及第4卷第52-56页。
(14)区翰林即区大典,区大典在1927年港大中文学院成立后出任全职教员,在此之前曾于不同学校兼任教席。参见《皇娘或皇仁》,《语丝》,1927年第118期,第20页。
(15)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成立以后由赖际熙出任系主系,所教授的课程为经学、史学、文词学、翻译学,与新文学沾不上半点关系。参见许振兴《北学南移与香港大学》,载鲍绍霖、黄兆强、区志坚编《北学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文化卷)》,台北:秀威信息,2015年,第176页。
(16)1928年4月25日,两位华人代表周寿臣及罗旭和在金文泰的授意下,约同多位知名华商在华商总会开会,商讨成立中文学院事宜。出席当日会议的有曹善允、周雨亭、李葆葵、李亦梅、梁弼予、李魁生、李右泉、岑伯铭、叶兰泉、何萼、韦达、区廉泉、伍华、罗延年、阮焕泉、陈碧臣、朱璧东、邓志昂、邓肇坚、李海东、谭焕堂、黄伯臣、傅翼鹏、周俊年、冯平山、马叙朝、冯香泉。参见《香港大学筹办中文部经过(续)》,《工商日报》,1928年4月27日,3张2版。
(17)冯平山即日捐出一万元,为捐款最多的华商;华商总会主席李右泉则捐款一千,当日出席华商募捐所得共三万一千港元。参见《筹办大学汉文学院会议》,《华侨日报》,1928年4月26日,2张2页。
(18)罗旭和上呈港督的省港大罢工总结报告中指出儒学日渐被港人忽略,导致青年学生受激进思想影响,因此推动儒教是解救良方。虽然这份报告写于金文泰到任前,但显然罗旭和的建议得到采纳,推动儒学及创立中文学院为此大方向的延续。参见Attachment,R.H.Kotewall,“Hong Kong,Strike and Boycott” ,CO 129/489/Strike and boycott,p.461。
(19)关于金文泰如何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性)构建成殖民管治的工具(殖民性),可参见罗永生《勾结共谋的殖民权力》第5章《中华文化国族主义与华商地方主义》,第139-145页。
(20)参见《编辑室谈话》,原载《工商日报》,1931年2月25日;后收于陈智德主编《香港文学大系·文学史料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24页。
(21)参见康以之《关于香港文坛》,原载上海《出版消息》第30-31期,1934年3月1日;后收于陈智德主编《香港文学大系·文学史料卷》,第314页。
(22)从1931-1937年的《华侨日报》及《陈君葆日记》中,都可见到孔子诞有大型的庆祝活动。
(23)华商总会选出多名“干事值理”参与会内会议及处理事务,顾问值理不须参与值理月会。出任顾问值理者,有4名华人代表周寿臣、罗旭和、曹善允、周埈年,以及历任主席、副主席李葆葵、李右泉、李亦梅、何世光等16人。参见香港华商总会《会议纪录值理月会会议》(1933年12月6日),载香港华商总会《香港华商总会年鉴》,香港:香港华商总会,1933年,第21页。
(24)余寄萍,作家及剧作家,又曾以笔名怡红生写作。参见黄仲鸣《“三”生逸事》,《文汇报》,2018 年9月11日,A20版。
(25)关于华商总会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参见香港华商总会图书馆编《香港华商总会图书馆图书目录·第一辑》,香港:香港华商总会图书馆,1936年。
(26)陈君葆(1898-1982),1930年代任职香港大学,后出任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有撰写日记习惯,当中记载许多对时人时局的观察,其日记现经谢荣滚编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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