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蒙元墓葬文化因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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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墓葬形制,东北地区蒙元墓葬可划分为两大类八个类型,结合随葬品种类、墓葬装饰风格和纪年墓资料,可以将其分为三期。在分型分期的基础上,总结东北地区蒙元墓特点,并对不同形制墓葬进行文化因素分析,认为室墓主要受辽墓影响,石椁墓主要受金墓影响,砖石椁墓受高丽文化的影响,随葬器物、墓室壁画、墓上设施则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体现出辽文化的复振、女真文化的骤衰,以及中原汉文化因素影响日益加深。物质文化的演变是政治情势发展的映照,金元之际,蒙古人与契丹人联合抗金,迫使东北地区女真势力大为衰减、退却;在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汉文化在东北地区持续发挥影响。同时,由于东北地区生态环境、生业方式以及族群的多样性,使得本地区在文化面貌上更为丰富,总体上表现为多元文化的并存、交流与涵化。
According to the shapes and structures, there are two categories of the Yuan tombs in northeast China, which can still be divided into eight types. Judging from the types of funerary objects,decorative style and chronological records of the tombs, the tombs basically belong to thre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n the basis of the former research, the paper makes a summar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uan tombs in northeast China and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tombs in different typ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chambered tombs are mainly influenced by Liao tombs while the tombs with stone outer coffin or brick-and-stone outer coffin are separately affected by Jin tombs and Korean culture. In addition, the funerary objects, mural painting and facilities are relatively influenced by Han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which reflects the revival of Liao culture, the sudden decline of Jurchen culture and the deeper influence of Han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ituation can be reflected in the evolution of material culture. During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due to the united resistance to the Jin dynasty from Mongolians and Khitan people, the Jurchen areas in Northeast China were seriously diminished. After the Mongolians dominated the Central Plains, the Han culture continued to exert its influence in northeast China.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of the divers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living modes, working methods and ethnic groups in northeast China, the local culture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existence, exchange and acculturation of multi-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shapes and structures, there are two categories of the Yuan tombs in northeast China, which can still be divided into eight types. Judging from the types of funerary objects,decorative style and chronological records of the tombs, the tombs basically belong to thre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n the basis of the former research, the paper makes a summar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uan tombs in northeast China and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tombs in different typ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chambered tombs are mainly influenced by Liao tombs while the tombs with stone outer coffin or brick-and-stone outer coffin are separately affected by Jin tombs and Korean culture. In addition, the funerary objects, mural painting and facilities are relatively influenced by Han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which reflects the revival of Liao culture, the sudden decline of Jurchen culture and the deeper influence of Han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ituation can be reflected in the evolution of material culture. During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due to the united resistance to the Jin dynasty from Mongolians and Khitan people, the Jurchen areas in Northeast China were seriously diminished. After the Mongolians dominated the Central Plains, the Han culture continued to exert its influence in northeast China.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of the divers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living modes, working methods and ethnic groups in northeast China, the local culture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existence, exchange and acculturation of multi-culture.
引文
[1][43]赵晓刚:《沈阳城区的元代墓葬》,《边疆考古研究(13)》,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53-88页。
[2]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镇赉县黄家围子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2期。原简报定为金代,参考郝军军意见改定元代。郝军军:《金代墓葬的区域性及相关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文学院,2016年。
[3]刘俊勇:《大连寺沟元墓》,《文物》1983年第5期。寺沟元墓原始照片由墓葬发掘者刘俊勇先生提供,特此致谢。
[4]徐英章:《辽宁喀左大城子元代石椁墓》,《考古》1964年第5期。
[5]辽宁省博物馆、凌源县文化馆:《凌源富家屯元墓》,《文物》1985年第6期。
[6]秦晓杰:《内蒙古东北地区出土元代瓷器初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文学院,2009年。
[7]徐学琳:《元明龙泉青瓷探讨》,硕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6年。
[8]徐家国:《辽宁抚顺土口子村元墓》,《考古》1994年第5期。
[9]《珲春县黄家店元明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13页。
[10]傅宗德:《辽宁喀喇沁左翼自治县元墓》,《考古》1990年第2期。
[11]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双塔区文物管理所:《朝阳自来水管道工地墓葬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创刊号)》1991年第1期。
[12]李红军:《辽宁义县出土的一批瓷器》,《考古》1988年第2期。
[13]宇峰:《关于凌源富家屯元墓壁画〈探病图〉》,《文物》1986年第1期。
[14]《朝阳龙城清理元代壁画墓》,《中国文物报》1992年5月17日。
[15]项春松、王建国:《内蒙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文物》1982年第1期。
[16]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第4期。
[17]刘冰:《内蒙古赤峰市沙子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
[18]项春松、贾洪:《内蒙古翁牛特旗梧桐花元代壁画墓》,《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
[19]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考古》1962年第4期。
[20]孝行图装饰在辽宁地区金代画像石墓中有所发现但数量少,分布范围有限,不具有延续性。参见方殿春:《辽宁地区“行孝图”墓葬的讨论》,《博物馆研究》2005年第4期。
[21]同样组合在内蒙古凉城后德胜墓中也可见到。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凉城县后德胜元墓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10期。
[22]董新林指出辽墓中十分盛行出行图和归来图,而宋金墓中少见。董新林:《蒙元时期墓葬壁画题材及其相关问题》,《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56-885页。
[23]董新林前揭文;王博:《蒙元时期墓葬壁画题材与布局浅析》,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文学院,2006年;赵丹坤:《北方蒙元墓葬墓主人形象与族属问题的再思考》,《中原文物》2017年第1期。
[24]张鹏:《勉世与娱情-宋金墓葬壁画中的一桌二椅到夫妇共坐》,《美术研究》2010年第4期;易晴:《宋金中原地区壁画墓“墓主人对(并)坐”图像探析》,《中原文物》,2011年第2期;李清泉:《“一堂家庆”的新意象-宋金时期的墓主夫妇像与唐宋墓葬风气之变》,《美术学报》2013年第2期。
[25][29]袁泉认为,墓主坐像与元朝西北宗藩国伊尔汗国14世纪初的帝后朝典图及内蒙古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百眼窑石窟第31窟发现的元代“祭祀成吉思汗家族图”大型壁画类似。袁泉:《政治动因下的“蒙古衣冠”:赤峰周边蒙元壁画墓的再思》,《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41-355页。
[26]赵丹坤指出长城南北区域艺术的联系性以及粉本在区域间的流动,并且这一流动与元朝派军民到北方边远地区屯田造成的人口迁徙有关。详赵丹坤前揭文。笔者同意长城南北区域的联系性,但难以确证有粉本从南到北的传播。
[27]雁羽:《锦西大卧铺辽金时代画像石墓》,《考古》1960年第2期。据李逸友的研究,锦西大卧铺M2为辽代契丹贵族墓中仅见的墓主夫妇并坐像。李逸友:《论辽墓画像石的题材和内容》,《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方殿春认为此墓为金墓,墓主为被金兵挟迁而来的内地汉人。方殿春:《辽宁地区“行孝图”墓葬的讨论》,《博物馆研究》2005年第4期。郝军军仍坚持认为是辽墓。郝军军:《金代墓葬的区域性及相关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文学院,2016年。关于墓葬的年代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不影响本文的结论。
[28]刘未认为蒙元墓室壁画中夫妇并坐图像具有供养的意义,与金元时期北方地区家族及祖先观念的加强密切相关。刘未:《门窗、桌椅及其他-宋元砖雕壁画墓的模式与传统》,《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3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227-252页。
[30]冯永谦、邓宝学:《辽宁建昌普查中发现的重要文物》,《文物》1983年第9期。
[31]李逸友:《翁牛特旗国公府村元代张氏墓》,《内蒙古文物资料选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07页。墓地尚留石碑两块:《大元敕赐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张氏先茔碑》《大元同知徽政院事住童先德之碑》,两碑皆为张住童加官进爵后为称颂祖先功德所树,其中前碑尤为住童先考张应瑞所立。碑文见罗福颐:《满洲金石志》,《中国少数民族文献集成·汉以后东北各民族·近代综述》,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66-471页。
[32]项春松、贾洪:《内蒙古翁牛特旗梧桐花元代壁画墓》,《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
[33]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8期。
[34]陆明华:《元青花瓷器综论》,《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辑》,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35]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考古》,《考古》1962年第4期。墓壁墨书大定年号及“扶风马令”,朱达:《朝阳七道泉子金代壁画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87页。
[36]冯继钦:《从战迹和官职看契丹人在蒙元时期的分布》,《北方文物》1992第2期。
[37]东北地区及临近的华北长城沿线地区金墓中,石椁墓占有优势,带壁画装饰的砖室墓较少,且呈衰落趋势。即便是壁画墓相对流行的燕云地区,从壁画内容看与辽墓壁画有较大的相似性,主要是对辽代传统的继承。参看赵永军:《金代墓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文学院,2010年,第86-95页。本文认为东北地区砖室壁画墓更多受到辽代壁画墓的影响。
[38]徐苹芳:《宣化辽墓考古剩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39]吴玉贵:《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颂经图”略考》,《文物》1999年第2期;《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壁画“寄锦图”考》,《文物》2001年第3期。
[40]朝阳地区汉魏时期就有壁画墓传统,但并未发现带壁画的唐墓,中间存在缺环。参郭清章:《北方地区隋唐墓葬研究--以河北地区和辽宁朝阳地区墓葬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09年。
[41]此类型石椁墓被认为是女真文化的重要因素。参刘晓东:《金代土坑石椁墓及相关问题》,《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397-401;赵永军:《金代墓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文学院,2010年,第89及134-136页。
[42]《元史》卷二〇八《高丽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4613页;又卷六《世祖三》,第110页。
[44]刘卫鹏:《“五石”镇墓说》,《文博》2001年第3期。
[45](宋)王洙:《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台北集文书局,1985年,第457页。又(宋)王洙等编、(金)毕履道、张谦校、金身佳整理《地理新书校理》,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30-431页。
[46]随葬马具与殉牲通常被视为蒙古族群的墓葬特征,实际上也是契丹和女真族墓葬的重要特征,不过金代女真人多用狗作殉牲,而蒙古墓葬通常殉羊。参见袁泉前揭文。另契丹人殉羊习俗见葛华廷:《羊与辽代契丹人的葬俗》,《北方文物》2003年第3期。
[47]李俊义、吴甲才、张云成:《元代〈全宁张氏先德碑铭〉汉文考释》,《北方文物》2016年第1期;嘎日迪、斯钦巴图、都仁:《元代〈全宁张氏先德碑铭〉蒙古文考释》,《北方文物》2017年第2期。
[48]英国学者希安·琼斯对族属与考古遗存的关系进行过深入讨论,认为:“大量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例子表明,物质文化差异与族群差异的表现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族属与物质文化之间的关系似乎难以捉摸,变化万端,对考古学家来说特别难以把握。”[英]希安·琼斯著,陈淳、沈辛成译《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37、158页。
[49]日人饭山知保对金元时期北方地区的先茔碑进行了梳理,指出14世纪初期,蒙古皇帝甚至把先茔碑赐给功臣的祖坟。本文提到的两碑可能是他统计仅有的两块非汉语书写的先茔碑,但碑主本身其实仍然是汉人。[日]饭山知保:《金元时期北方社会演变与“先茔碑”的出现》,《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4期。
[50]一般认为,契丹和蒙古皆源于东胡系鲜卑族。林梅村:《大朝春秋:蒙元考古与艺术》,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8页。
[51]《金史》卷九四《内族襄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089页。
[52]关于契丹反抗女真统治以及与蒙古人的关系详见札奇斯钦的研究。札奇斯钦:《契丹对女真统治的反抗》,《赵铁寒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403-448页。
[53]丛佩远:《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契丹、高丽、色目与蒙古》,《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
[54]徐学琳:《京津冀蒙元墓葬研究》,未刊稿。
[55]同[28],第241页。
[56]此碑为张丑闾为荣耀父祖所立。张丑闾与前揭张住童同为外戚媵臣兼高级品官的身份,同为蒙古化的汉人,所树先德碑、先茔碑性质相同,时代相近,可见当时之风尚。同[47]。
[57]此处的辽文化是指融合契丹与汉文化因素的文化。刘未指出,长城以北辽代壁画墓,所谓契丹民族特色的图像往往与反映汉族民族特点的图像混杂出现,并且从属于壁画的总体布局。刘未:《辽代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77页。
[58]李则芬论蒙古、色目人入中国后亦沾染汉人重视碑铭之风,并取《元文类》较著名者为例。见李则芬:《元史新讲》第5册,台北中华书局,1978年,第457-459页。
[59]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前言》,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页。
[60]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466页。
[2]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镇赉县黄家围子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2期。原简报定为金代,参考郝军军意见改定元代。郝军军:《金代墓葬的区域性及相关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文学院,2016年。
[3]刘俊勇:《大连寺沟元墓》,《文物》1983年第5期。寺沟元墓原始照片由墓葬发掘者刘俊勇先生提供,特此致谢。
[4]徐英章:《辽宁喀左大城子元代石椁墓》,《考古》1964年第5期。
[5]辽宁省博物馆、凌源县文化馆:《凌源富家屯元墓》,《文物》1985年第6期。
[6]秦晓杰:《内蒙古东北地区出土元代瓷器初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文学院,2009年。
[7]徐学琳:《元明龙泉青瓷探讨》,硕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6年。
[8]徐家国:《辽宁抚顺土口子村元墓》,《考古》1994年第5期。
[9]《珲春县黄家店元明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13页。
[10]傅宗德:《辽宁喀喇沁左翼自治县元墓》,《考古》1990年第2期。
[11]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双塔区文物管理所:《朝阳自来水管道工地墓葬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创刊号)》1991年第1期。
[12]李红军:《辽宁义县出土的一批瓷器》,《考古》1988年第2期。
[13]宇峰:《关于凌源富家屯元墓壁画〈探病图〉》,《文物》1986年第1期。
[14]《朝阳龙城清理元代壁画墓》,《中国文物报》1992年5月17日。
[15]项春松、王建国:《内蒙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文物》1982年第1期。
[16]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第4期。
[17]刘冰:《内蒙古赤峰市沙子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
[18]项春松、贾洪:《内蒙古翁牛特旗梧桐花元代壁画墓》,《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
[19]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考古》1962年第4期。
[20]孝行图装饰在辽宁地区金代画像石墓中有所发现但数量少,分布范围有限,不具有延续性。参见方殿春:《辽宁地区“行孝图”墓葬的讨论》,《博物馆研究》2005年第4期。
[21]同样组合在内蒙古凉城后德胜墓中也可见到。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凉城县后德胜元墓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10期。
[22]董新林指出辽墓中十分盛行出行图和归来图,而宋金墓中少见。董新林:《蒙元时期墓葬壁画题材及其相关问题》,《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56-885页。
[23]董新林前揭文;王博:《蒙元时期墓葬壁画题材与布局浅析》,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文学院,2006年;赵丹坤:《北方蒙元墓葬墓主人形象与族属问题的再思考》,《中原文物》2017年第1期。
[24]张鹏:《勉世与娱情-宋金墓葬壁画中的一桌二椅到夫妇共坐》,《美术研究》2010年第4期;易晴:《宋金中原地区壁画墓“墓主人对(并)坐”图像探析》,《中原文物》,2011年第2期;李清泉:《“一堂家庆”的新意象-宋金时期的墓主夫妇像与唐宋墓葬风气之变》,《美术学报》2013年第2期。
[25][29]袁泉认为,墓主坐像与元朝西北宗藩国伊尔汗国14世纪初的帝后朝典图及内蒙古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百眼窑石窟第31窟发现的元代“祭祀成吉思汗家族图”大型壁画类似。袁泉:《政治动因下的“蒙古衣冠”:赤峰周边蒙元壁画墓的再思》,《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41-355页。
[26]赵丹坤指出长城南北区域艺术的联系性以及粉本在区域间的流动,并且这一流动与元朝派军民到北方边远地区屯田造成的人口迁徙有关。详赵丹坤前揭文。笔者同意长城南北区域的联系性,但难以确证有粉本从南到北的传播。
[27]雁羽:《锦西大卧铺辽金时代画像石墓》,《考古》1960年第2期。据李逸友的研究,锦西大卧铺M2为辽代契丹贵族墓中仅见的墓主夫妇并坐像。李逸友:《论辽墓画像石的题材和内容》,《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方殿春认为此墓为金墓,墓主为被金兵挟迁而来的内地汉人。方殿春:《辽宁地区“行孝图”墓葬的讨论》,《博物馆研究》2005年第4期。郝军军仍坚持认为是辽墓。郝军军:《金代墓葬的区域性及相关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文学院,2016年。关于墓葬的年代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不影响本文的结论。
[28]刘未认为蒙元墓室壁画中夫妇并坐图像具有供养的意义,与金元时期北方地区家族及祖先观念的加强密切相关。刘未:《门窗、桌椅及其他-宋元砖雕壁画墓的模式与传统》,《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3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227-252页。
[30]冯永谦、邓宝学:《辽宁建昌普查中发现的重要文物》,《文物》1983年第9期。
[31]李逸友:《翁牛特旗国公府村元代张氏墓》,《内蒙古文物资料选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07页。墓地尚留石碑两块:《大元敕赐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张氏先茔碑》《大元同知徽政院事住童先德之碑》,两碑皆为张住童加官进爵后为称颂祖先功德所树,其中前碑尤为住童先考张应瑞所立。碑文见罗福颐:《满洲金石志》,《中国少数民族文献集成·汉以后东北各民族·近代综述》,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66-471页。
[32]项春松、贾洪:《内蒙古翁牛特旗梧桐花元代壁画墓》,《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
[33]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8期。
[34]陆明华:《元青花瓷器综论》,《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辑》,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35]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考古》,《考古》1962年第4期。墓壁墨书大定年号及“扶风马令”,朱达:《朝阳七道泉子金代壁画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87页。
[36]冯继钦:《从战迹和官职看契丹人在蒙元时期的分布》,《北方文物》1992第2期。
[37]东北地区及临近的华北长城沿线地区金墓中,石椁墓占有优势,带壁画装饰的砖室墓较少,且呈衰落趋势。即便是壁画墓相对流行的燕云地区,从壁画内容看与辽墓壁画有较大的相似性,主要是对辽代传统的继承。参看赵永军:《金代墓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文学院,2010年,第86-95页。本文认为东北地区砖室壁画墓更多受到辽代壁画墓的影响。
[38]徐苹芳:《宣化辽墓考古剩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39]吴玉贵:《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颂经图”略考》,《文物》1999年第2期;《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壁画“寄锦图”考》,《文物》2001年第3期。
[40]朝阳地区汉魏时期就有壁画墓传统,但并未发现带壁画的唐墓,中间存在缺环。参郭清章:《北方地区隋唐墓葬研究--以河北地区和辽宁朝阳地区墓葬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09年。
[41]此类型石椁墓被认为是女真文化的重要因素。参刘晓东:《金代土坑石椁墓及相关问题》,《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397-401;赵永军:《金代墓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文学院,2010年,第89及134-136页。
[42]《元史》卷二〇八《高丽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4613页;又卷六《世祖三》,第110页。
[44]刘卫鹏:《“五石”镇墓说》,《文博》2001年第3期。
[45](宋)王洙:《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台北集文书局,1985年,第457页。又(宋)王洙等编、(金)毕履道、张谦校、金身佳整理《地理新书校理》,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30-431页。
[46]随葬马具与殉牲通常被视为蒙古族群的墓葬特征,实际上也是契丹和女真族墓葬的重要特征,不过金代女真人多用狗作殉牲,而蒙古墓葬通常殉羊。参见袁泉前揭文。另契丹人殉羊习俗见葛华廷:《羊与辽代契丹人的葬俗》,《北方文物》2003年第3期。
[47]李俊义、吴甲才、张云成:《元代〈全宁张氏先德碑铭〉汉文考释》,《北方文物》2016年第1期;嘎日迪、斯钦巴图、都仁:《元代〈全宁张氏先德碑铭〉蒙古文考释》,《北方文物》2017年第2期。
[48]英国学者希安·琼斯对族属与考古遗存的关系进行过深入讨论,认为:“大量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例子表明,物质文化差异与族群差异的表现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族属与物质文化之间的关系似乎难以捉摸,变化万端,对考古学家来说特别难以把握。”[英]希安·琼斯著,陈淳、沈辛成译《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37、158页。
[49]日人饭山知保对金元时期北方地区的先茔碑进行了梳理,指出14世纪初期,蒙古皇帝甚至把先茔碑赐给功臣的祖坟。本文提到的两碑可能是他统计仅有的两块非汉语书写的先茔碑,但碑主本身其实仍然是汉人。[日]饭山知保:《金元时期北方社会演变与“先茔碑”的出现》,《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4期。
[50]一般认为,契丹和蒙古皆源于东胡系鲜卑族。林梅村:《大朝春秋:蒙元考古与艺术》,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8页。
[51]《金史》卷九四《内族襄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089页。
[52]关于契丹反抗女真统治以及与蒙古人的关系详见札奇斯钦的研究。札奇斯钦:《契丹对女真统治的反抗》,《赵铁寒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403-448页。
[53]丛佩远:《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契丹、高丽、色目与蒙古》,《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
[54]徐学琳:《京津冀蒙元墓葬研究》,未刊稿。
[55]同[28],第241页。
[56]此碑为张丑闾为荣耀父祖所立。张丑闾与前揭张住童同为外戚媵臣兼高级品官的身份,同为蒙古化的汉人,所树先德碑、先茔碑性质相同,时代相近,可见当时之风尚。同[47]。
[57]此处的辽文化是指融合契丹与汉文化因素的文化。刘未指出,长城以北辽代壁画墓,所谓契丹民族特色的图像往往与反映汉族民族特点的图像混杂出现,并且从属于壁画的总体布局。刘未:《辽代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77页。
[58]李则芬论蒙古、色目人入中国后亦沾染汉人重视碑铭之风,并取《元文类》较著名者为例。见李则芬:《元史新讲》第5册,台北中华书局,1978年,第457-459页。
[59]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前言》,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页。
[60]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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