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边疆学视域中的西藏民主改革——对1959年西藏大事件历史脉络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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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一般边疆学的视域中,以新的视角发现历史表象后的底蕴,可以揭示更多的史学涵义。发生在1959年3月由地方上层部分反动分子勾结外国势力策动的旨在分裂祖国的叛乱活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中央人民政府宣布西藏实施民主改革,由此引发了百万农奴翻身解放、人民政权相继建立、西藏社会制度发生巨大改变等一系列历史大事件,中国西南部重要边陲之地得以整固,新中国在大陆完成了政治制度的统一,为其在西藏实施边疆治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对西藏民主改革这一历史大事件进行边疆学的学理性解析,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西藏地方近代史发展的必然性,进而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判定有更深刻的理解。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frontier studies,it can reveal more historical meaning to discover the historical implication behind the historical surface from a new perspective.In March 1959,an insurrection aimed at splitting the motherland,instigated by reactionaries at the upper levels of the local Tibetan government colluded with foreign forces, ended in failure.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which caused a series of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the emancipation of millions of serfs, successively set up people's regime,the great changes of social system in Tibet,which made the important border areas of southwest China were consolidated,completed the unification of political system in China,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new China to implement border governance in Tibet.By academic and theoretic analyzing the great historical event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frontier studies,we can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istory in Tibet,and thus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strateg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while stabilizing Tibet,and stabilizing Tibet while governing the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frontier studies,it can reveal more historical meaning to discover the historical implication behind the historical surface from a new perspective.In March 1959,an insurrection aimed at splitting the motherland,instigated by reactionaries at the upper levels of the local Tibetan government colluded with foreign forces, ended in failure.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which caused a series of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the emancipation of millions of serfs, successively set up people's regime,the great changes of social system in Tibet,which made the important border areas of southwest China were consolidated,completed the unification of political system in China,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new China to implement border governance in Tibet.By academic and theoretic analyzing the great historical event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frontier studies,we can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istory in Tibet,and thus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strateg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while stabilizing Tibet,and stabilizing Tibet while governing the country".
引文
[1]杨明洪.关于“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几个基本问题[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2]孙勇,王春焕.时空统一下国家边疆现象的发生及其认识——兼议“边疆建构论”与“边疆实在论”争鸣[J].理论与改革,2018(5).
[3]杨方.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J].世界知识,1959(9).
[4]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M]//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陈谦平,王川.西藏百年史研究(中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6]刘从德.地缘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陈谦平,王川.《西藏百年史研究(中册)》的注释——霍尔:《美国、西藏与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94—295.
[8]FRUS,1947,VII,Tibet,The Charge in India (Merr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e in India(Merrell):589-592.
[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9,Vol.Ⅸ (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4):1065.
[10]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1931—194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1]田苗,喜饶尼玛.止步于“屡现曙光”缘由之探析——试析国民政府时期影响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若干因素[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
[12]石硕.戳破民国“西藏独立说”的谎言[J].中国藏学,1995(1).
[13]央珍,喜饶尼玛.1949年西藏所谓“驱汉事件”性质探析[J].西藏研究,2015(6).
[14]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380.
[15]孙勇.试论新中国建国前后地方和平解放范式的普适意义——兼议新中国建国历程中的西藏和平解放[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16]解放西藏史编委会.解放西藏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6.
[18]陈立旭.十世班禅维护祖国统一的重大贡献[J].世纪风采,2015(5).
[19]姜廷玉.毛泽东维护国家安全的五次高超决策[EB/OL].(2015-11-04)[2019-02-08].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1104/c85037-25972370-3.html.
[20]佚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6年),第35期[EB/OL].(2011-11-09)[2019-02-08].http://www.gov.cn.
[21]穆阿妮.新中国废除尼泊尔在西藏地方特权问题初探[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4).
[22]张云.为什么西藏的民主改革发生在1959年?[EB/OL].(2016-03-28)[2019-01-08].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328/c1001-282300 06.html.
[23]文锋.文韬武略——毛泽东与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EB/OL].(2010-05-19)[2019-01-08].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38/7492047.html.
(1)参见车明怀等著《边疆忧患录》第四部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参见杨公素著《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清实录·德宗实录》卷五三四。“光绪三十年八月庚午(1904年10月3日)上谕军机大臣等”。转引自邓锐龄、陈庆英等著:《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0页。
(4)参见喜饶尼玛,黄维忠:《西藏百年史研究》(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到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领域展开,但很少涉及国家体制的变化。后一阶段,进入了以预备立宪为主的政治体制改革。新政以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告终。
(5)参见车明怀等著《边疆忧患录》第四部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国际条约体系,指的是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之后,国际上逐渐形成的一种以国家主权为中心的体系,同时也推动了殖民体系走向全球,与亚洲的朝贡体系并列,随着国际条约体系逐渐推进,朝贡体系、殖民体系相继消亡;看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的70年,是殖民体系与条约体系击败朝贡体系的最后时间段,中国也在付出巨大的惨痛代价之后由王朝国家变成民族国家。
(7)即《烟台条约》,该条约设有准许英国人入藏探察路线的专条。
(8)蒙藏委员会就改订新约时关于西藏问题之意见(1942年10月31日),“废除中英关于西藏之不平等条约”,国史馆藏外交部西藏档,172-1/0011/019/42。
(9)关于英国借宗主权来否认中国对西藏主权的历史过程,参见杨公素著:《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240页。
(10)美国战略情报局上尉伊利亚·托尔斯泰(IliaTolstoy)和中尉布鲁克·多兰(BrookeDolan),1942年10月进入中国西藏,12月见到十四世达赖,递交了美国总统的亲笔信并送上若干礼物。
(11)有关详情请参阅陈谦平、王川主编:《西藏百年史研究(中册)》第七、第八章等有关章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2)参见张皓:《努力与无力:1934年黄慕松入藏与蒋介石尝试解决西藏问题》,载《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夏扎·甘登班久:《忆吴忠信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片断》,载《中国西藏(中文版)》1998年第4期;夏军:《吴忠信与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载《中国档案》2013年第7期。
(13)参见陈谦平,王川主编:《西藏百年史研究(中册)》有关章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4)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批准班禅转世灵童;李宗仁代总统在6月3日颁布封文:“青海灵童宫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此后即派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与国民政府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在塔尔寺主持了十世班禅坐床大典。
(15)1950年1月20日,毛泽东主席授权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是在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而这在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上是已经规定了的。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
(16)中共青海省委和西南局先后向中央提出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六项条件”和“解决西藏的方针、政策四条”。根据中央的指示和要求,西南局由邓小平亲自起草,拟定了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十大政策”,“十大政策”经中央修改批准后为和平解放西藏谈判奠定了政策基础。
(17)夏格巴,旧西藏噶厦仔本(财政官),与英美印分离中国的势力交往甚密,主张分裂中国搞“西藏独立”,曾任1948年非法出行印美英等国的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后著有《西藏政教史》(又译为《藏区政治史》)。
(18)参见土丹旦达所著《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后》,录《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中披露了噶厦原有请印度作谈判中间人的打算,但尼赫鲁对此事根本不表态。
(19)“经营”一词最早见于《诗·大雅·江汉》:“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诗·小雅·北山》:“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后在诸多文献中保留“经营”本意,如《史记·项羽本纪》:“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
(20)“十七条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是毋庸置疑的,连美国藏学家戈尔斯坦也承认,在其所著的《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十七条协议”具有的法律效力。参见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798页。
(21)参见刘伟:《重温毛泽东对西藏工作的若干指示》,载《瞭望》2008年第16期特稿。该文阐述到:“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听取签字情况的汇报。他向18军军长张国华仔细询问了进藏部队适应高原、思想和生活的情况,语重心长地叮嘱说,“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22)“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的第三天,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训令第三条说,“因协议虽然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因此应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的充分准备,同时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刘伟:《重温毛泽东对西藏工作的若干指示》,载《瞭望》2008年第16期特稿。
(23)参见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所编《西藏自治区志·海关志》,附录“一、章程条约与协定”,中国海关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
(24)即联合国1949年12月2日第317(四)号决议,文件名为《联合国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1986年,为纪念这个公约的签订,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12月2日定为“废除奴隶制国际日”,亦称“废除一切形式奴役世界日”。
(25)毛泽东在1952年4月6日对西藏工作的指示中讲道:“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61—64页。
(26)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在青海省委的报告上批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参见文锋所著《文韬武略——毛泽东与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38/7492047.html。
[2]孙勇,王春焕.时空统一下国家边疆现象的发生及其认识——兼议“边疆建构论”与“边疆实在论”争鸣[J].理论与改革,2018(5).
[3]杨方.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J].世界知识,1959(9).
[4]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M]//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陈谦平,王川.西藏百年史研究(中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6]刘从德.地缘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陈谦平,王川.《西藏百年史研究(中册)》的注释——霍尔:《美国、西藏与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94—295.
[8]FRUS,1947,VII,Tibet,The Charge in India (Merr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e in India(Merrell):589-592.
[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9,Vol.Ⅸ (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4):1065.
[10]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1931—194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1]田苗,喜饶尼玛.止步于“屡现曙光”缘由之探析——试析国民政府时期影响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若干因素[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
[12]石硕.戳破民国“西藏独立说”的谎言[J].中国藏学,1995(1).
[13]央珍,喜饶尼玛.1949年西藏所谓“驱汉事件”性质探析[J].西藏研究,2015(6).
[14]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380.
[15]孙勇.试论新中国建国前后地方和平解放范式的普适意义——兼议新中国建国历程中的西藏和平解放[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16]解放西藏史编委会.解放西藏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6.
[18]陈立旭.十世班禅维护祖国统一的重大贡献[J].世纪风采,2015(5).
[19]姜廷玉.毛泽东维护国家安全的五次高超决策[EB/OL].(2015-11-04)[2019-02-08].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1104/c85037-25972370-3.html.
[20]佚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6年),第35期[EB/OL].(2011-11-09)[2019-02-08].http://www.gov.cn.
[21]穆阿妮.新中国废除尼泊尔在西藏地方特权问题初探[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4).
[22]张云.为什么西藏的民主改革发生在1959年?[EB/OL].(2016-03-28)[2019-01-08].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328/c1001-282300 06.html.
[23]文锋.文韬武略——毛泽东与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EB/OL].(2010-05-19)[2019-01-08].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38/7492047.html.
(1)参见车明怀等著《边疆忧患录》第四部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参见杨公素著《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清实录·德宗实录》卷五三四。“光绪三十年八月庚午(1904年10月3日)上谕军机大臣等”。转引自邓锐龄、陈庆英等著:《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0页。
(4)参见喜饶尼玛,黄维忠:《西藏百年史研究》(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到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领域展开,但很少涉及国家体制的变化。后一阶段,进入了以预备立宪为主的政治体制改革。新政以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告终。
(5)参见车明怀等著《边疆忧患录》第四部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国际条约体系,指的是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之后,国际上逐渐形成的一种以国家主权为中心的体系,同时也推动了殖民体系走向全球,与亚洲的朝贡体系并列,随着国际条约体系逐渐推进,朝贡体系、殖民体系相继消亡;看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的70年,是殖民体系与条约体系击败朝贡体系的最后时间段,中国也在付出巨大的惨痛代价之后由王朝国家变成民族国家。
(7)即《烟台条约》,该条约设有准许英国人入藏探察路线的专条。
(8)蒙藏委员会就改订新约时关于西藏问题之意见(1942年10月31日),“废除中英关于西藏之不平等条约”,国史馆藏外交部西藏档,172-1/0011/019/42。
(9)关于英国借宗主权来否认中国对西藏主权的历史过程,参见杨公素著:《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240页。
(10)美国战略情报局上尉伊利亚·托尔斯泰(IliaTolstoy)和中尉布鲁克·多兰(BrookeDolan),1942年10月进入中国西藏,12月见到十四世达赖,递交了美国总统的亲笔信并送上若干礼物。
(11)有关详情请参阅陈谦平、王川主编:《西藏百年史研究(中册)》第七、第八章等有关章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2)参见张皓:《努力与无力:1934年黄慕松入藏与蒋介石尝试解决西藏问题》,载《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夏扎·甘登班久:《忆吴忠信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片断》,载《中国西藏(中文版)》1998年第4期;夏军:《吴忠信与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载《中国档案》2013年第7期。
(13)参见陈谦平,王川主编:《西藏百年史研究(中册)》有关章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4)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批准班禅转世灵童;李宗仁代总统在6月3日颁布封文:“青海灵童宫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此后即派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与国民政府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在塔尔寺主持了十世班禅坐床大典。
(15)1950年1月20日,毛泽东主席授权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是在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而这在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上是已经规定了的。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
(16)中共青海省委和西南局先后向中央提出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六项条件”和“解决西藏的方针、政策四条”。根据中央的指示和要求,西南局由邓小平亲自起草,拟定了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十大政策”,“十大政策”经中央修改批准后为和平解放西藏谈判奠定了政策基础。
(17)夏格巴,旧西藏噶厦仔本(财政官),与英美印分离中国的势力交往甚密,主张分裂中国搞“西藏独立”,曾任1948年非法出行印美英等国的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后著有《西藏政教史》(又译为《藏区政治史》)。
(18)参见土丹旦达所著《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后》,录《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中披露了噶厦原有请印度作谈判中间人的打算,但尼赫鲁对此事根本不表态。
(19)“经营”一词最早见于《诗·大雅·江汉》:“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诗·小雅·北山》:“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后在诸多文献中保留“经营”本意,如《史记·项羽本纪》:“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
(20)“十七条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是毋庸置疑的,连美国藏学家戈尔斯坦也承认,在其所著的《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十七条协议”具有的法律效力。参见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798页。
(21)参见刘伟:《重温毛泽东对西藏工作的若干指示》,载《瞭望》2008年第16期特稿。该文阐述到:“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听取签字情况的汇报。他向18军军长张国华仔细询问了进藏部队适应高原、思想和生活的情况,语重心长地叮嘱说,“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22)“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的第三天,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训令第三条说,“因协议虽然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因此应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的充分准备,同时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刘伟:《重温毛泽东对西藏工作的若干指示》,载《瞭望》2008年第16期特稿。
(23)参见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所编《西藏自治区志·海关志》,附录“一、章程条约与协定”,中国海关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
(24)即联合国1949年12月2日第317(四)号决议,文件名为《联合国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1986年,为纪念这个公约的签订,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12月2日定为“废除奴隶制国际日”,亦称“废除一切形式奴役世界日”。
(25)毛泽东在1952年4月6日对西藏工作的指示中讲道:“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61—64页。
(26)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在青海省委的报告上批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参见文锋所著《文韬武略——毛泽东与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38/74920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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