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与革命:陕甘宁边区回族干部政策的源起及实践
|
摘要
陕甘宁边区回族干部政策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在战略任务转向抗日救国之后,作出争取少数民族组建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在政策源起方面,培养回族干部是解决边区回族动员力量匮乏的策略选择。在政策实践过程中,边区革命形势发展与干部培养方式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培训机构、干部规模、教育内容的发展折射出政策的演变及其对时局变化的适应,这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动员与革命具有特殊意义,也为此后民族干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有益借鉴。
There are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reasons of the origin of hui nationality cadres policy in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After the strategic task shifted to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the CPC made the decision to strive for the ethnic minorities to take part in the united front.In terms of policy origin,cultivation of the hui nationality cadres is the strategy choice of solving the lack of the mobilization strength of hui nationality in the border region.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practice,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rder region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and cadres training manner.Training institutions,the scale of cadres,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contents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policy and its adaptation to the change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It not only has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the mobilization and revolution of the local office of the CPC,but also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cadres′ policy.
There are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reasons of the origin of hui nationality cadres policy in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After the strategic task shifted to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the CPC made the decision to strive for the ethnic minorities to take part in the united front.In terms of policy origin,cultivation of the hui nationality cadres is the strategy choice of solving the lack of the mobilization strength of hui nationality in the border region.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practice,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rder region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and cadres training manner.Training institutions,the scale of cadres,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contents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policy and its adaptation to the change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It not only has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the mobilization and revolution of the local office of the CPC,but also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cadres′ policy.
引文
[1]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回民工作问答讲话(一)[N].红色中华,1936-10-22(2).
[4]回民工作问答讲话(二)[N].红色中华,1936-10-28(2).
[5]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J].共产党人,1940(5).
[6]民族问题研究会.回回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73.
[7]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J].解放,1939(68):16.
[8]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88.
[9]王渔.回忆中央党校[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0.
[1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349.
[13]《延安大学史》编委会.延安大学史:1937—200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4]任弼时.皖南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形势[J].共产党人,1941(16):18.
[15]罗迈.预祝一九四一年延安干部教育的胜利[N].新中华报,1941-01-16.
[16]延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熔炉——延安民族学院[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19.
[17]宗群.回忆延安民族学院[J].中国民族,1958(1):14.
(1)根据了解,当时王家团庄的一些基本情况为:(一)红军来王家团庄和半个城以前,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都曾大肆宣传,污蔑共产党‘共产共妻’‘杀回灭教’,使回民群众产生了恐怖感,一部分人听说红军要来就吓得逃跑了。(二)马鸿逵反动当局在不足七十万人口的宁夏,竟养兵十万,而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回民群众为了躲避抓丁抽税,背井离乡,外逃不少。参见任文《红色延安口述·历史系列: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6页。
(2)豫旺县洪岗子村洪寿林是伊斯兰教虎夫耶教派的教主,在当地很有声望。他在红军到达时给予热情欢迎,提供食宿,并送给红军60块银元和许多羊只,红军总政治部赠给洪教主一幅红绸大锦幛,幛面上题有“寿林回族大教主法正,爱民如天。汉族同胞程宗守、唐天际敬赠”,以感谢他爱护回民、支援红军的行为。参见宁夏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宁夏文史资料》(第18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03页。
(3)纲领提出:“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1941年,边区参议会选举中有回族5人当选参议员,1946年,第三届参议会选举中又有回族3人当选参议员。参见《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解放》1939年第68期,第23页。
(4)电文具体内容可参见国民党政府《中央周报》1936年第446期。
(5)抗日骑兵团组建后不久,党组织安排马思义等人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1943年3月,马思义等人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杨静仁、马思义一面给战士们讲授党史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一面教战士们读书识字,学习文化知识,教唱革命歌曲。党组织还专门从各地派11名回族干部、党员到回民抗日骑兵团言传身教。为了提高军事素质,边区联防司令部从骑兵旅中选派副营长李振海担任回民抗日骑兵团的军事教员,给干部战士讲战略,教干部战士学战术、练马术、习刺杀、识地物、用地形。参见西吉县志编撰委员会《续修西吉县志》,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625页。
(6)该回族干部训练班是中央党校在陕甘宁边区办的第一个回族班,学员有马青年、沈遐熙(沈正)、王志强、马尔撒、王谦、苏汝智、马有德、默德彪、马锋等51人,由马青年任班长。针对该班学员大多数都没上过学的情况,教学工作主要以提高文化水平为主。这给后来很多回族干部接受正规化教育奠定了基础。参见延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熔炉——延安民族学院》,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7)陕北公学于1937年8月在延安创立,1939年7月与延安鲁艺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现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校址迁至晋察冀根据地。1939年11月,中共中央为满足延安抗战干部培养的需要,复办陕北公学,因此又称“后期陕公”。
(8)1939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开始设立民族问题研究室,由李维汉、贾拓夫主管,刘春负责。根据抗战形势及蒙、回民族与陕甘宁边区直接相连的情况,研究室设置了回回民族问题研究组和蒙古族问题研究组。回族干部牙含章、沈遐熙、秦毅等参加回族问题研究。参见延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熔炉——延安民族学院》,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回民工作问答讲话(一)[N].红色中华,1936-10-22(2).
[4]回民工作问答讲话(二)[N].红色中华,1936-10-28(2).
[5]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J].共产党人,1940(5).
[6]民族问题研究会.回回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73.
[7]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J].解放,1939(68):16.
[8]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88.
[9]王渔.回忆中央党校[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0.
[1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349.
[13]《延安大学史》编委会.延安大学史:1937—200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4]任弼时.皖南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形势[J].共产党人,1941(16):18.
[15]罗迈.预祝一九四一年延安干部教育的胜利[N].新中华报,1941-01-16.
[16]延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熔炉——延安民族学院[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19.
[17]宗群.回忆延安民族学院[J].中国民族,1958(1):14.
(1)根据了解,当时王家团庄的一些基本情况为:(一)红军来王家团庄和半个城以前,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都曾大肆宣传,污蔑共产党‘共产共妻’‘杀回灭教’,使回民群众产生了恐怖感,一部分人听说红军要来就吓得逃跑了。(二)马鸿逵反动当局在不足七十万人口的宁夏,竟养兵十万,而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回民群众为了躲避抓丁抽税,背井离乡,外逃不少。参见任文《红色延安口述·历史系列: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6页。
(2)豫旺县洪岗子村洪寿林是伊斯兰教虎夫耶教派的教主,在当地很有声望。他在红军到达时给予热情欢迎,提供食宿,并送给红军60块银元和许多羊只,红军总政治部赠给洪教主一幅红绸大锦幛,幛面上题有“寿林回族大教主法正,爱民如天。汉族同胞程宗守、唐天际敬赠”,以感谢他爱护回民、支援红军的行为。参见宁夏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宁夏文史资料》(第18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03页。
(3)纲领提出:“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1941年,边区参议会选举中有回族5人当选参议员,1946年,第三届参议会选举中又有回族3人当选参议员。参见《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解放》1939年第68期,第23页。
(4)电文具体内容可参见国民党政府《中央周报》1936年第446期。
(5)抗日骑兵团组建后不久,党组织安排马思义等人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1943年3月,马思义等人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杨静仁、马思义一面给战士们讲授党史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一面教战士们读书识字,学习文化知识,教唱革命歌曲。党组织还专门从各地派11名回族干部、党员到回民抗日骑兵团言传身教。为了提高军事素质,边区联防司令部从骑兵旅中选派副营长李振海担任回民抗日骑兵团的军事教员,给干部战士讲战略,教干部战士学战术、练马术、习刺杀、识地物、用地形。参见西吉县志编撰委员会《续修西吉县志》,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625页。
(6)该回族干部训练班是中央党校在陕甘宁边区办的第一个回族班,学员有马青年、沈遐熙(沈正)、王志强、马尔撒、王谦、苏汝智、马有德、默德彪、马锋等51人,由马青年任班长。针对该班学员大多数都没上过学的情况,教学工作主要以提高文化水平为主。这给后来很多回族干部接受正规化教育奠定了基础。参见延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熔炉——延安民族学院》,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7)陕北公学于1937年8月在延安创立,1939年7月与延安鲁艺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现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校址迁至晋察冀根据地。1939年11月,中共中央为满足延安抗战干部培养的需要,复办陕北公学,因此又称“后期陕公”。
(8)1939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开始设立民族问题研究室,由李维汉、贾拓夫主管,刘春负责。根据抗战形势及蒙、回民族与陕甘宁边区直接相连的情况,研究室设置了回回民族问题研究组和蒙古族问题研究组。回族干部牙含章、沈遐熙、秦毅等参加回族问题研究。参见延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熔炉——延安民族学院》,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 2004-2018 中国地质图书馆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469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7129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 邮编：100083 电话：办公室：(+86 10)66554848；文献借阅、咨询服务、科技查新：66554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