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与老鹰--国学大师钱穆的文化自信来自何处
详细信息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日期：2014-10-17
钱穆先生说，如果我生下来是头狮子，就不能学一只老鹰在天上飞。中国的国家建设必须从传统文化中吸收智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依赖对传统的重新解读。在参加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
中华文化的出路何在？中华文明要不要全盘西化？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切有志之士必须面对的问题。
钱穆的回答是：如果我生下来是头狮子，就不能学一只老鹰在天上飞。将中华民族比喻为狮子，在西方可以追溯到拿破仑，而西方的强势入侵，的确也如老鹰一样突然而至，使中华民族这头睡狮仓促应对，一时陷入混乱之境。不过钱穆这个比喻，可能另有所指。据禅宗的《景德传灯录》里记载：“释迦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身为国学大师的钱穆可能正是从这个典故里为他主张的中华文化优越论找到了可以取譬的资源，在他看来，相比于西方文化，中华文化更符合天道，它不但是中华民族保持其独立性和持久生命力的精神依托，更足以为世界文化的演进提供一种可以取用的文化财富。
距今2000多年前，儒家的先师孔子面对险境曾镇定地表示：“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在以儒者自居的钱穆看来，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自有其生生不息的道理。面对西方近代文化的强势挑战，中华民族依旧可以从祖先丰厚的文化遗产中找到应付危局的法门，通过自我革新实现救亡图存，进而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钱穆以治史成家，以弘道鸣世。他辨析中西文化异同，求解中华文化自新之道，本源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大本大源的慎思明辨。
在钱穆看来，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大陆农耕文化，西方文化则是地道的滨海商业文化。中国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宗法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主要的柱石”，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中国人所以不很看重民族界限与国家疆域，又不很看重另外一个世界的上帝，可以说全由他们看重人道观念而来。”
儒家伦理是中国人道观念的集中体现，《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贯通一气，可谓宗法礼教的精髓。自古至今，中国人的经济人生、政治人生和精神人生（钱穆认为任何成熟的文化都要经历这三个阶层）都在其绵延不绝的家族承继中完成，家族是中华文化的堡垒，有家才有人，有家才有国。中华民族因为有了这个坚固的地上堡垒，所以能将其农业生产发展到极致，进而创造出灿烂的物质文明；所以能一次次成功克服外来文化的侵袭，一次次克服分裂危局走向统一。书香继世，耕读传家，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宗法家庭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成为连接庙堂政治和民间生计之间的纽带，街市中的风谣、庙堂上的廷议和书院里的清议激荡融合，为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注入富有生机的民主活力。
中国文化是以家族为本位的文化，宗法社会的道德起点是孝悌，孝悌的原则是反身而诚，这就为个人的道德践履与家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紧密联系起来，无论士人君子，还是贩夫走卒，只要以修身为本，坚守“智、仁、勇”三达德，践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达道，“国家民族自会得救，我中华文化传统也自会复兴，自会光明灿烂，永无终极”。（《中华文化十二讲》）
钱穆对中国文化史的认知及其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始终以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理论为依归，这就为他的文化学赋予一种强烈的本土特色和民族色彩，显示了儒家思想在应对西方殖民话语时仍旧能够自圆其说的阐释能量，这一方面体现了钱穆学贯中西、博通经史的学术涵养，另一方面彰显了他所标举的中国文化精神强健有为的生命能量。
“法国大革命，提出个人自由、平等的口号，那是希腊精神，博爱则是耶教精神。近代欧洲英法诸国其内在核心的政治体制是民主的，但对国外被征服地，则师承罗马帝国规模。那是罗马精神。近代西洋文化，正由如此三方面的文化传统所拼凑而合成。
“这样的拼凑，本已费力了，中间又插入近代新科学之兴起……于是宗教信仰发生动摇。但耶教中的博爱精神与世界主义，在此整个文化体系中，若要抛舍，这是一大困难。因新科学而发明新机器，大工厂大企业走向组织，又与个人自由的向往相冲突。法律平等，而经济不平等；政治自由，而产业不自由。为要解救此一困难，只有向外征服，厉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侵略外面来和解内部。这又与耶教之博爱精神、世界主义相抵触。这些都是近代西方的文化病。”（《文化学大义》）
钱穆注意到，近代西方政治社会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稳固的文化基础之上。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本质上是为了转嫁其国内矛盾，而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只看到了西方列强国内表面的民主和谐，忽视甚至无视其内在病象，如果全盘接受西方，抛弃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西方人凭其近代科学之突飞猛进，常抱一种文化优越、民族优越之非客观的偏见。其实近代西方文化，如宗教、如文学、如艺术，如道德精神诸项，凡属文化第三阶层者，在彼之所能加被于其他民族者，既不深稳，亦不硕大。所谓近代西方文化广布世界之实际情形，依然只限于经济物质方面，依然只限于文化之第一阶层。而由此方面之剧变，却引出整个世界其他各文化系统之内部纷扰与精神伤害。西方人并不了解此义，更认为即此便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低劣之实证。”（《文化学大义》）
钱穆讲文化，一再强调要分辨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在他看来，文明偏重物质，可以借用，可以传播，西方文化的成绩在文明，其科学发明世界各国都可学习取用。文化偏重精神，内生于民族生长的土壤，融化在民族演变的历史，中华文化的精华在文化，在道性合一、家国同构，在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过去到将来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核。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之所以不敌西方文化，主要根源在文明，而不在文化。而文明不彰，根本在政府腐败、政局动荡。
“中国自满洲政权控制全国一百多年，到达乾隆、嘉庆年间，其第三阶层里的最高领导精神，由渐经遏塞而颓唐，而腐烂，而迷惘失途；第二阶层政治社会机构，亦多走失样子，与原有最高精神脱节。那时的满洲统治，虽说已受中国之同化，但中国的文化大体系，也早为满洲统治所腐蚀。这时候，本该有重新提撕调整工作，而西力东渐，另来一新刺激，内部的病痛来不及调整，外面的祸害又急切无法抵抗，同时也无法接纳融化，这才造成此最近一百年来尴尬混乱的局面。”
钱穆对中华文化抱有高度的自信，他深信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要和谐圆通，从经济到政治再到精神一体同构，并没有西方文化内在分裂失调病象。中西近代对撞产生的尴尬混乱局面，与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对撞失利一样，是居于文化三阶层之中的政治生活出现腐败所致，外来文化的冲击，本身是中华文化进行自我革新、实现提撕调整的机缘。中国人理应保持自己的文化自信，从容应对，发扬文化第三阶层的道德自觉，通过治理政治腐败来克服外来挑战，进而实现中华文化的新生。
“中国今后出路，只要政治有办法，社会有秩序。要政治清明，社会公道，把人生安定下来，则西方科学文明并不是不可能接受。而说到政治清明和社会公道的本身，那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这些却不能专去向外国人学。好像花盆里的花，要从根生起。不像花瓶里的花，可以随便插进就得。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西方新科学固然要学，可不要妨害了我们自己原有的生机，不要折损了我们自己原有的活力。能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中国文化史导论》）
“文化不是唯物的，像一所老屋，可以拆旧建新。文化则有其内在之生命，如一棵大树，连根斩了，栽下新种子，那大树的生命已毁灭了。而且文化种子是民族，我们不能不要此文化而连带不要此民族。中西文化不同，最后还是在中西民族不同上生根。我们纵要新，也得从旧的上生根，来发展出新。果能保存并发展吾民族生命，则可中可西，可新可旧。在物质与精神，在动与静，在内与外，在时人所认为的中西文化不同之两极，尽可执两用中，不必定要偏走一端。”（《中华文化十二讲》）
钱穆研究西方文化，发现了其文化精神的内在分裂和矛盾，他更预言了西方因为此一分裂而必然导致的民族关系的紧张和宗教矛盾的激化。21世纪世界局势的新动向，无疑证明了他的预言，国外新兴民族国家因为全盘西化而导致的民族分裂和宗教冲突，再次提醒中国人，中国的国家建设必须从传统文化中吸收智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依赖对传统的重新解读，在此基础上吸取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有益智慧为我所用。背离传统，就是否定历史，必然导致文化虚无主义，必然迷失自我，必然陷入混乱。
今天回头来看，在鸦片战争之后170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的确经受住了西方文明的强势挑战，她不仅克服了亡国灭种的危机，而且正在稳健而理性地从中西方一切优秀文化资源中吸取有益的滋养，依法治国与以文化人，已成为崛起中的中国全新的文化品格。
我们的东亚雄狮早已醒来，今天，它正精神抖擞地迎来新一轮的朝阳。
一
在长达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上，中华民族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对世界文化的演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崛起，欧美新兴强国挟技术进步之优势，掀起海外殖民和资本输出之狂飙，曾经独步世界的中华上国沦为东亚病夫，陷入任人宰割的困局，出现了“三千余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化的出路何在？中华文明要不要全盘西化？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切有志之士必须面对的问题。
钱穆的回答是：如果我生下来是头狮子，就不能学一只老鹰在天上飞。将中华民族比喻为狮子，在西方可以追溯到拿破仑，而西方的强势入侵，的确也如老鹰一样突然而至，使中华民族这头睡狮仓促应对，一时陷入混乱之境。不过钱穆这个比喻，可能另有所指。据禅宗的《景德传灯录》里记载：“释迦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身为国学大师的钱穆可能正是从这个典故里为他主张的中华文化优越论找到了可以取譬的资源，在他看来，相比于西方文化，中华文化更符合天道，它不但是中华民族保持其独立性和持久生命力的精神依托，更足以为世界文化的演进提供一种可以取用的文化财富。
距今2000多年前，儒家的先师孔子面对险境曾镇定地表示：“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在以儒者自居的钱穆看来，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自有其生生不息的道理。面对西方近代文化的强势挑战，中华民族依旧可以从祖先丰厚的文化遗产中找到应付危局的法门，通过自我革新实现救亡图存，进而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二
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轰开以来，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就一直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再评价及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大的政治问题，对中西文化的不同的认知与评价总是暗含了不同的政治动机，直接关系中国现代化路径的取舍，关系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福祉。钱穆以治史成家，以弘道鸣世。他辨析中西文化异同，求解中华文化自新之道，本源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大本大源的慎思明辨。
在钱穆看来，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大陆农耕文化，西方文化则是地道的滨海商业文化。中国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宗法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主要的柱石”，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中国人所以不很看重民族界限与国家疆域，又不很看重另外一个世界的上帝，可以说全由他们看重人道观念而来。”
儒家伦理是中国人道观念的集中体现，《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贯通一气，可谓宗法礼教的精髓。自古至今，中国人的经济人生、政治人生和精神人生（钱穆认为任何成熟的文化都要经历这三个阶层）都在其绵延不绝的家族承继中完成，家族是中华文化的堡垒，有家才有人，有家才有国。中华民族因为有了这个坚固的地上堡垒，所以能将其农业生产发展到极致，进而创造出灿烂的物质文明；所以能一次次成功克服外来文化的侵袭，一次次克服分裂危局走向统一。书香继世，耕读传家，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宗法家庭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成为连接庙堂政治和民间生计之间的纽带，街市中的风谣、庙堂上的廷议和书院里的清议激荡融合，为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注入富有生机的民主活力。
中国文化是以家族为本位的文化，宗法社会的道德起点是孝悌，孝悌的原则是反身而诚，这就为个人的道德践履与家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紧密联系起来，无论士人君子，还是贩夫走卒，只要以修身为本，坚守“智、仁、勇”三达德，践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达道，“国家民族自会得救，我中华文化传统也自会复兴，自会光明灿烂，永无终极”。（《中华文化十二讲》）
钱穆对中国文化史的认知及其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始终以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理论为依归，这就为他的文化学赋予一种强烈的本土特色和民族色彩，显示了儒家思想在应对西方殖民话语时仍旧能够自圆其说的阐释能量，这一方面体现了钱穆学贯中西、博通经史的学术涵养，另一方面彰显了他所标举的中国文化精神强健有为的生命能量。
三
为什么中国不能照搬西方，不能全盘西化？钱穆发现西方文化历史短暂、病象重重：“法国大革命，提出个人自由、平等的口号，那是希腊精神，博爱则是耶教精神。近代欧洲英法诸国其内在核心的政治体制是民主的，但对国外被征服地，则师承罗马帝国规模。那是罗马精神。近代西洋文化，正由如此三方面的文化传统所拼凑而合成。
“这样的拼凑，本已费力了，中间又插入近代新科学之兴起……于是宗教信仰发生动摇。但耶教中的博爱精神与世界主义，在此整个文化体系中，若要抛舍，这是一大困难。因新科学而发明新机器，大工厂大企业走向组织，又与个人自由的向往相冲突。法律平等，而经济不平等；政治自由，而产业不自由。为要解救此一困难，只有向外征服，厉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侵略外面来和解内部。这又与耶教之博爱精神、世界主义相抵触。这些都是近代西方的文化病。”（《文化学大义》）
钱穆注意到，近代西方政治社会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稳固的文化基础之上。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本质上是为了转嫁其国内矛盾，而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只看到了西方列强国内表面的民主和谐，忽视甚至无视其内在病象，如果全盘接受西方，抛弃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西方人凭其近代科学之突飞猛进，常抱一种文化优越、民族优越之非客观的偏见。其实近代西方文化，如宗教、如文学、如艺术，如道德精神诸项，凡属文化第三阶层者，在彼之所能加被于其他民族者，既不深稳，亦不硕大。所谓近代西方文化广布世界之实际情形，依然只限于经济物质方面，依然只限于文化之第一阶层。而由此方面之剧变，却引出整个世界其他各文化系统之内部纷扰与精神伤害。西方人并不了解此义，更认为即此便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低劣之实证。”（《文化学大义》）
钱穆讲文化，一再强调要分辨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在他看来，文明偏重物质，可以借用，可以传播，西方文化的成绩在文明，其科学发明世界各国都可学习取用。文化偏重精神，内生于民族生长的土壤，融化在民族演变的历史，中华文化的精华在文化，在道性合一、家国同构，在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过去到将来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核。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之所以不敌西方文化，主要根源在文明，而不在文化。而文明不彰，根本在政府腐败、政局动荡。
“中国自满洲政权控制全国一百多年，到达乾隆、嘉庆年间，其第三阶层里的最高领导精神，由渐经遏塞而颓唐，而腐烂，而迷惘失途；第二阶层政治社会机构，亦多走失样子，与原有最高精神脱节。那时的满洲统治，虽说已受中国之同化，但中国的文化大体系，也早为满洲统治所腐蚀。这时候，本该有重新提撕调整工作，而西力东渐，另来一新刺激，内部的病痛来不及调整，外面的祸害又急切无法抵抗，同时也无法接纳融化，这才造成此最近一百年来尴尬混乱的局面。”
钱穆对中华文化抱有高度的自信，他深信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要和谐圆通，从经济到政治再到精神一体同构，并没有西方文化内在分裂失调病象。中西近代对撞产生的尴尬混乱局面，与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对撞失利一样，是居于文化三阶层之中的政治生活出现腐败所致，外来文化的冲击，本身是中华文化进行自我革新、实现提撕调整的机缘。中国人理应保持自己的文化自信，从容应对，发扬文化第三阶层的道德自觉，通过治理政治腐败来克服外来挑战，进而实现中华文化的新生。
“中国今后出路，只要政治有办法，社会有秩序。要政治清明，社会公道，把人生安定下来，则西方科学文明并不是不可能接受。而说到政治清明和社会公道的本身，那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这些却不能专去向外国人学。好像花盆里的花，要从根生起。不像花瓶里的花，可以随便插进就得。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西方新科学固然要学，可不要妨害了我们自己原有的生机，不要折损了我们自己原有的活力。能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中国文化史导论》）
四
长期以来，钱穆的学术思想因为其主张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而饱受诟病，连带对其文化学思想也一概斥为保守。今天我们可以说，钱穆的思想学术包涵一种知识考古学的意蕴，他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认可，本身暗含了他对历史上中国文化演进规律的一种学术考量。他肯定传统政治的民主性，本身即说明他对民主政治的现代理念是认可的，更何况他作为从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国学大家，与现代政治民主的观念本身没有隔阂。钱穆的文化自信建立在他深厚的国学修养基础上，他的思想智慧源自中国古人“鉴往资治”的历史智慧和“允执厥中”的中庸哲学。“文化不是唯物的，像一所老屋，可以拆旧建新。文化则有其内在之生命，如一棵大树，连根斩了，栽下新种子，那大树的生命已毁灭了。而且文化种子是民族，我们不能不要此文化而连带不要此民族。中西文化不同，最后还是在中西民族不同上生根。我们纵要新，也得从旧的上生根，来发展出新。果能保存并发展吾民族生命，则可中可西，可新可旧。在物质与精神，在动与静，在内与外，在时人所认为的中西文化不同之两极，尽可执两用中，不必定要偏走一端。”（《中华文化十二讲》）
钱穆研究西方文化，发现了其文化精神的内在分裂和矛盾，他更预言了西方因为此一分裂而必然导致的民族关系的紧张和宗教矛盾的激化。21世纪世界局势的新动向，无疑证明了他的预言，国外新兴民族国家因为全盘西化而导致的民族分裂和宗教冲突，再次提醒中国人，中国的国家建设必须从传统文化中吸收智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依赖对传统的重新解读，在此基础上吸取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有益智慧为我所用。背离传统，就是否定历史，必然导致文化虚无主义，必然迷失自我，必然陷入混乱。
今天回头来看，在鸦片战争之后170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的确经受住了西方文明的强势挑战，她不仅克服了亡国灭种的危机，而且正在稳健而理性地从中西方一切优秀文化资源中吸取有益的滋养，依法治国与以文化人，已成为崛起中的中国全新的文化品格。
我们的东亚雄狮早已醒来，今天，它正精神抖擞地迎来新一轮的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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