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信息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日期：2020-02-29

卡尔 · 雅斯贝尔斯在 1949 年出版的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 “ 轴心时代 ” 理论。所谓 “ 轴心时代 ” ，大致意即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 600 年至公元前 300 年间，在北纬 25 度至 35 度区间，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古典儒家的 “ 明德慎罚 ” 思想

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关键阶段，恰如王国维所言： “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 作为该阶段制度文明的奠基者，周公制礼作乐，将 “ 明德慎罚 ” 确立为周朝立国指导标准，并演变为后世治国理政最核心的思想原则之一。 “ 明德 ” ，就是提倡崇尚与敬畏德性； “ 慎罚 ” ，就是刑法适中，不乱罚无罪，不滥杀无辜。德是罚的指导，罚是德的辅助，二者主次虽有别，但缺一不可。此主张在之后两千多年的古代治国方略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继之而起，孔子、孟子、荀子、贾谊、董仲舒等诸大儒对该主张不断加以诠释、完善、充实与创新，形成了以 “ 德主刑辅、以德化人 ” 为特质的德治理念。

春秋时期，周公所指定的那一套礼乐秩序失灵并趋于崩溃。遭此世变，孔子倡导为政以德、刑法为助。按照萧公权先生的说法， “ 孔子所举之治术有三：曰养、曰教、曰治。养教之工具为 ‘ 德 ’‘ 礼 ’ ，治之工具为 ‘ 政 ’‘ 刑 ’” 。换言之，在孔子视阈中，德是第一位，他主张 “ 亲亲 ” 与 “ 举贤 ” 相结合，不可偏废，故而他听闻晋国执政魏舒选贤与能，称赞其 “ 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 ” 。同时，孔子口中之 “ 德 ” ，更多是君子之 “ 德 ” ，更多侧重强调当政者应具备的素养，所以为政以德贵在当政者以身作则，他当年告诫鲁国大夫季康子的 “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 即是此意。由政德不断向外延伸，必然涉及与刑罚的关系问题。对此，孔子态度极为明确，德可以防患于未然，而刑只能惩办于犯罪后，依据此先后逻辑，他认为应先教后诛，先德后刑， “ 不教而杀谓之虐 ” ，实属非常不道德不理智的治理方式。也正是基于该思想原则，孔子强调当政者须重视教化， “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 。这就是教化所结之善果。

与之衔接，刑罚亦不可废弛，当秉持 “ 宽猛相济 ” 的原则。当时郑国盗贼猖獗，统治者出兵剿灭，最终 “ 尽杀之 ” 。就此事件，孔子并没有进行谴责，反而夸奖道 “ 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 。正所谓 “ 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 。可知孔子对于德刑二者关系问题的理解，是很透彻的。既然刑罚乃不得已而为之措施，那么更应谨慎，孔子于是提倡刑罚适中，毕竟 “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 ，倘聚敛无度，严刑滥法，会使本已混淆的秩序更加不堪，故当政者理应执法时不枉不纵、公平无私。尚德，崇教，垂范，秉公，孔子的学说可谓将 “ 明德慎罚 ” 理念推进了一大步。

身为孔子私淑门徒，孟子俱传孔氏之学，在德刑关系上大体上亦步亦趋，认为实施仁政的枢纽在于 “ 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 ，因而国君应尊贤能、省刑罚、薄税敛、重教化。到了战国末年，荀子兼采法家，集儒家学说于大成，对儒法问题有了新的发挥。荀子承继孔孟礼治思想，同时讲求礼法合用。他承认借助礼义教化，可以达到 “ 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 ” 的效果，然而天下毕竟仍有教而不化之徒，这就需用法律和刑罚来加以裁断。因此，荀子主张执法必须果决， “ 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 ” ，如此先礼后刑、先教后诛，才可使 “ 民归之如流水 ”“ 刑一人而天下服 ” ，实际上体现了他隆礼重法、王霸并用的思想倾向。

秦汉易代催生 “ 德主刑辅 ” 理念的成熟

历史的轨迹往往不会依照思想家拟定的学说而运行。秦朝以吏为师，采用法家学说，一统天下，以儒家为代表的德治思想并未成为主流。不过暴秦二世而夭的教训，引发了汉代当政者的思考。比如汉初的贾谊，就深刻认识到德刑不可对立， “ 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 ， “ 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岂顾不用哉？ ” 因此必须德刑并施，礼法共用， “ 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 ，仍以德治为主。

经过数代学者不断思考和积淀， “ 德主刑辅 ” 理念到了汉武帝时期臻于成熟，总其成者是董仲舒。董氏鉴于秦亡教训，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汉初政治凋敝不堪， “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 ” 。因此必须改革，其中关键举措就是将儒家德治理念引入治国理政的主流原则当中。董仲舒的主张可简括为一句： “ 任德不任刑。 ” 一方面，他认为所谓德治不是强求百姓成为圣人，而是要求统治者须有政德，如此由正君主、正朝廷逐渐正百官、正万民， “ 以渐而至 ” 。另一方面，在社会治理领域并非全然不顾刑罚， “ 庆赏刑罚之不可不具也，犹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 ” 。二者犹如鸟之两翼，不可偏颇。要之，董仲舒所主张的 “ 任德不任刑 ” 并不打算在刑事层面细究教化与刑罚的作用孰轻孰重，而是针对当时 “ 刑治 ” 思想中所遗留的暴秦因素，进行彻底清算，从而恢复儒家 “ 德治 ” 之传统。 “ 德主刑辅 ” 理念也在这一系列清理与重塑的过程中，上升为一千多年来传统王朝治国理论的核心原则。

从西周到西汉，虽然德治理念多有嬗变，不过其核心内容无非三方面。其一，立德政。 “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 德治的首要与根本目标就是要论证现实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这势必要规范既有的统治集团。于是，儒家用史书写作明定是非、褒贬君王，凭礼义规定秩序、界定君臣，以王道确定谁是正统，谁是僭越。其二，行德治。学说必须赋予制度之中，才能发挥真实效应。具体而言，即要求当政者实行仁政，轻徭薄赋，杜绝严刑峻法等等。其三，施德教。孟子曾曰： “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 实施良善的教化固然是为了化民成俗，提高百姓道德素质，然而儒家提倡德教的立足点依旧是当政者，他们首先要勇于垂范，作出表率，才能在社会治理层面实现成风化人、润物无声的状态。

道术贯通方成就治世

治道虽好，更需落实到治术之中，最终达致道与术的贯通。 “ 德主刑辅 ” 升为治国理念后，为后代帝王所沿用，但实际历朝具体贯彻时差别甚大，因此导致的结局也大不相同。隋初制定《开皇律》时，隋文帝杨坚就敕令尚书左仆射高颎等人要坚持将 “ 导德齐礼 ” 思想作为官方道德规范注入法律之中。不过现实中文帝本人并没有贯彻 “ 德主刑辅 ” 的理念，而是滥施淫威，甚至出台 “ 盗一钱以上皆弃市 …… 此后又定制，行署取一钱已上，闻见不告言者，坐至死 ” 的法令，致使人人自危，冤狱不绝。待到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深刻意识到 “ 德主刑辅 ” 的合理性，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 “ 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 ” 可见他认识到一代统治周期之长短，德、法二者所起作用不同，长久延续以德，振衰起弊用法，故刚柔并济、德法兼采方是治国正道。所以李世民一方面倡导减免赋税、与民休息，另一方面对待作乱犯法之辈绝不姑息，比如皇叔江夏王李道宗因 “ 坐赃下狱 ” ，受到了 “ 免官、削封邑 ” 的严惩。贞观之治的出现，与该种执政理念密切相关。

自西周提出 “ 德主刑辅 ” 后，该理念一直贯穿于历代治国实践当中，虽然江山代有鼎革，国策屡经变迁，此原则从未退场，且深深渗透于各类制度里，沉淀为一种制度精神。（王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