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与宦官的关系——以“五位权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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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代宗朝前后主要有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董秀、刘清潭五位权宦活跃在政治舞台,呈现出"接力"式专权的特点,该特点同时蕴含着禁军领导权的转移。但此时皇权仍然处于核心地位,与唐后期皇帝受制于宦官大不相同。此外,五位权宦的政治活动以及他们与皇帝的君臣关系对代宗朝影响深远。
Before and after Emperor Daizong of Tang,five officials,such as: Li Fuguo,Cheng Yuanzhen,Yu Chaoen,Dong Xiu and Liu Qingtan,were very active on the political stag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successive dictatorship and the implication of leadership transfer of the imperial guards. However,the imperial power was still at the center,which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fact that the Emperor was subject to the eunuchs in the later Tang Dynasty. In addition,the five officials'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mperor Daizong of Tang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Tang Dynasty.
Before and after Emperor Daizong of Tang,five officials,such as: Li Fuguo,Cheng Yuanzhen,Yu Chaoen,Dong Xiu and Liu Qingtan,were very active on the political stag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successive dictatorship and the implication of leadership transfer of the imperial guards. However,the imperial power was still at the center,which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fact that the Emperor was subject to the eunuchs in the later Tang Dynasty. In addition,the five officials'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mperor Daizong of Tang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Tang Dynasty.
引文
[1]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M].台北:正中书局,1971:113-144.
[2]何灿浩.试论唐代中后期君主对宦官之策的特点及其原因[J].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1).
[3]王守栋.唐代宦官专权延续性的原因探析[J].德州学院学报,2008(1).
[4]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6]马良怀.唐代宦官考述[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7]陈磊.皇帝、宦官和宰相——肃宗代宗时期的中枢朝局研究[J].传统中国研究集刊,2009(7).
[8]冯辉.论唐代的宦官政治[J].求是学刊,1987(4).
[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陈垣.二十史朔闰表[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98.
[11]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1978.
[12]周勋初.唐语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353.
[13]黄楼.唐代射生军考[J].史林,2014(1).
[14]林冠群.中唐时期李唐“联回抗蕃”政策之检讨[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15]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M].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28.
[16]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17]王永平.论枢密使与中晚唐宦官政治[J].史学月刊,1991(6).
[18]吴丽娱.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关系[J].中国史研究,2000(1).
[19]刘范弟.唐代宦官内争浅论[J].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89(2).
[20]牛致功.有关高力士的几个问题——读高力士的《神道碑》及《墓志铭》[J].史学月刊,2003(4).
(1)对代宗时期宦官问题做专门探讨的成果有:刘希为、景有泉《唐代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五章“专权乱政的三大宦官”;冷东《唐代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五章“剪不断理还乱---唐代宗与宦官”;陈磊《皇帝、宦官和宰相---肃宗代宗时期的中枢朝局研究》载于《传统中国研究集刊》2009年第7辑;吴丽娱《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关系》载于《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十一章第五节“代宗剪除宦官”;林伟洲《中唐政治史研究论集》(台北:翰芦图书出版,2017年版)“中晚唐宦官权力结构之研究”等章节。
(1)参见刘希为、景有泉《唐代宗》指出“唐代宦官专权始于唐玄宗重用高力士”,第106页;冷东《唐代宗》指出“高力士开宦官专权之端”,第108页;陈力、罗大云《浅论唐代宦官专政》载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指出“唐玄宗统治时期宦官权力的增长和扩大,开了宦官擅权的先声”;牛志平《略论唐代宦官---兼与齐陈骏、陆庆夫同志商榷》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冯辉《论唐代的宦官政治》载于《求是学刊》1987年第4期;气贺泽保规《绚烂辉煌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石晓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指出“宦官参政始于高力士”,第137页;岑仲勉《隋唐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十九节“开元之治及乱机所伏”认为高力士“开中唐以后宦官之先声”,第178页;等。
(2)参见林伟洲《中晚唐政治史研究论集》,第260页。
(3)参见陈磊《皇帝、宦官和宰相---肃宗代宗时期的中枢朝局研究》,《传统中国研究集刊》2009年第7辑。
(4)参见刘范弟《唐代宦官内争浅论》,刊于《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89年第2期。
(5)参见吕思勉《隋唐五代史》:“《新书》谓盗杀李辅国,(元)载阴与其谋,观(李)辅国罢而(元)载即加判天下行军司马,说殆可信”,第228页;刘希为、景有泉《唐代宗》:“代宗利用李辅国、程元振两大宦官争权的矛盾,夜间派一名有忠义之勇的武士,窃杀李辅国之首级和一臂而去”,第162页;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指出“刺杀李辅国出于代宗指使,自真实可信”,第367页;王守栋《唐代权阉李辅国考》载于《德州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有关李辅国几个问题的考论》载于《求索》2008年第7期,两文讨论李辅国被杀之谜的内容几乎一样,都主张并非代宗指使,认为《统纪》记载不可信;吴毅《侧论元载》载于《人文杂志》2002年第3期,认为代宗在元载协助下除李辅国,实施暗杀的组织者为元载。
(1)本文以王守栋《唐代权阉李辅国考》(《德州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一文为讨论对象。
(2)《通鉴考异》不引《实录》处有:第7247页的六月辛酉条、7249页右数第四列的《考异》等;《通鉴考异》引《实录》而不取处有:7225页右数第一列的《考异》、7246页右数第八列的《考异》等。
(3)参见《资治通鉴》第6058页右数第三列《考异》从《统纪》的记载,而不取《实录》。
(4)葛承雍《唐京的恶少流氓与豪雄武侠》载于《唐史论丛》1998年第7辑,通过史籍中大量的恶少豪侠记载对这一群体进行剖析,指出恶少无赖与豪侠的两面性;邵志国《唐代刺客文化考》载于《唐都学刊》2004年第4期,指出在唐代“盗”“侠”“刺客”很难区分。两文有异曲同工处。
(1)《新唐书》卷145《元载传》,“盗杀李辅国,载阴与其谋”,第4712页。吴毅《侧论元载》(《人文杂志》2002年第3期)认为代宗在元载协助下除李辅国,实施暗杀的组织者为元载。
(2)林伟洲《中晚唐政治史研究论集》,认为高力士与李辅国是不同权力类型的宦官,第227~248页。
(3)如任士英《马嵬之变发微》载于《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指出:“太子能够获胜的一大原因是其在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尤其是飞龙禁军发挥的特殊作用”;唐华全《也谈马嵬驿兵变的历史真相》载于《河北学刊》1997年第4期,指出:“李辅国完全可以凭藉他与飞龙禁军的特殊关系,深入到下层禁军将士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而首先拉拢的必是飞龙禁军将士,然后再由飞龙禁军扩展到其他部分禁军将士”;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八章“马嵬驿之变和《长恨歌》”认为是陈玄礼统率禁军发挥的作用;等。关于马嵬驿事变学界讨论众多,兹不一一列举。
(4)关于此处的英武军,学界亦有不同意见:唐长孺《唐代兵制笺正》(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根据广德二年南郊赦文,指出“衙前射生手与英武军并举,知非如旧官志及兵志之说矣。或其后曾合于英武,至于肃代时衙前射生不名英武军也”,第95页;黄楼《唐代射生军考》载于《史林》2014年第1期,从唐氏之说;张国刚《唐代禁卫军考略》载于《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根据肃宗上元元年九月制文,认为“射生衙前在英武军之外,所以它应该是在衙前射生改为英武军后,另外成立的射生军,并在衙前服役”。
(5)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205页;张国刚、王炳文《肃代之际宫廷内争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的关系》(《唐研究》第20卷)认为这场政变为程元振主导,李辅国是胁从,第300页。
(6)参见《新唐书》卷270《程元振传》:“少以宦人直内侍省,累迁内射生使、飞龙厩副使”,第5861页;《新唐书》卷6《肃宗纪》:“闲厩使李辅国、飞龙厩副使程元振迁皇后于别殿”,第165页。
(7)《旧唐书》卷184《程元振传》,“代宗即位,以功拜飞龙厩副使、右监门将军、上柱国,知内侍省事”,第4761页。又《资治通鉴》卷222肃宗宝应元年四月条,第7242页政变前言为“内射生使”,政变后,直接以内飞龙厩副使加左监门将军。诸书相较,不知孰是。
(1)参见黄楼《唐代射生军考》:“代宗对于射生军的胡作妄为,深为不满,故诏书中对其加以贬抑”。《史林》2014年第1期。
(2)关于神策军的研究成果众多,如齐勇锋《说神策军》载于《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黄修明《唐代后期的宦官典军制度》载于《南充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樊文礼《唐代宦官掌典禁军原因试析》载于《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唐长孺《唐代兵制笺正》、张国刚《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唐代的神策军”;李玮《唐代神策军的兴衰一一以宦官势力消长为中心》(陕师大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版);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同程度上介绍了神策军在代宗时期的势力扩张。
(3)仲亚东《唐代宦官诸使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指出“射生使的发展历程同著名的神策军中尉有诸多类似之处,在一段时间中,射生的地位还高于神策,但由于一些原因,射生的发展受到了压制,而被神策超过,最后其实力被并入神策军”;气贺泽保规在《绚烂辉煌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也指出神策军“自从归鱼朝恩指挥以来,原来只不过是一支边防军的神策军一跃发展成为中央禁军的中心”,139页。
(4)关于唐代枢密使的研究主要有:贾宪保《唐代枢密使考略》载于《唐史论丛》1987年第2辑;李鸿宾《唐代枢密使考略》载于《文献》1991年第9期;王永平《论枢密使与中晚唐宦官政治》载于《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戴显群《唐代的枢密使》载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1)《册府元龟》卷665《内臣部·恩宠》,“乔献德为中官,大历十二年十月,特赠其亡妻李氏为陇西郡夫人。先是,内侍董秀宣传诏旨于中书门下,秀诛,以献德代之。献德小心谨慎,乃加宠焉。”第7672页。
(2)见王永平《论枢密使与中晚唐宦官政治》载于《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
(3)《旧唐书》卷118《黎干传》,“特进刘忠翼”,第3426页。
(4)据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故为将军刘公清潭许以国器”,第800页。据此似可推断刘清潭另有较高官阶的武散官或武职事官。
(5)吴丽娱:《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关系》载于《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指出“刘忠翼本人也应是有别于鱼朝恩及其手下刘希暹、王驾鹤之流的另一宦寺之党的首领”。
(6)《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十四年五月条,“忠翼本名清潭,恃宠贪纵。二人(黎干与刘清潭)皆为众所恶”,第7379页。据此似刘清潭也为众所厌恶,但少有关于其与朝臣冲突的记载,存疑。
[2]何灿浩.试论唐代中后期君主对宦官之策的特点及其原因[J].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1).
[3]王守栋.唐代宦官专权延续性的原因探析[J].德州学院学报,2008(1).
[4]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6]马良怀.唐代宦官考述[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7]陈磊.皇帝、宦官和宰相——肃宗代宗时期的中枢朝局研究[J].传统中国研究集刊,2009(7).
[8]冯辉.论唐代的宦官政治[J].求是学刊,1987(4).
[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陈垣.二十史朔闰表[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98.
[11]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1978.
[12]周勋初.唐语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353.
[13]黄楼.唐代射生军考[J].史林,2014(1).
[14]林冠群.中唐时期李唐“联回抗蕃”政策之检讨[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15]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M].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28.
[16]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17]王永平.论枢密使与中晚唐宦官政治[J].史学月刊,1991(6).
[18]吴丽娱.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关系[J].中国史研究,2000(1).
[19]刘范弟.唐代宦官内争浅论[J].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89(2).
[20]牛致功.有关高力士的几个问题——读高力士的《神道碑》及《墓志铭》[J].史学月刊,2003(4).
(1)对代宗时期宦官问题做专门探讨的成果有:刘希为、景有泉《唐代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五章“专权乱政的三大宦官”;冷东《唐代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五章“剪不断理还乱---唐代宗与宦官”;陈磊《皇帝、宦官和宰相---肃宗代宗时期的中枢朝局研究》载于《传统中国研究集刊》2009年第7辑;吴丽娱《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关系》载于《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十一章第五节“代宗剪除宦官”;林伟洲《中唐政治史研究论集》(台北:翰芦图书出版,2017年版)“中晚唐宦官权力结构之研究”等章节。
(1)参见刘希为、景有泉《唐代宗》指出“唐代宦官专权始于唐玄宗重用高力士”,第106页;冷东《唐代宗》指出“高力士开宦官专权之端”,第108页;陈力、罗大云《浅论唐代宦官专政》载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指出“唐玄宗统治时期宦官权力的增长和扩大,开了宦官擅权的先声”;牛志平《略论唐代宦官---兼与齐陈骏、陆庆夫同志商榷》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冯辉《论唐代的宦官政治》载于《求是学刊》1987年第4期;气贺泽保规《绚烂辉煌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石晓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指出“宦官参政始于高力士”,第137页;岑仲勉《隋唐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十九节“开元之治及乱机所伏”认为高力士“开中唐以后宦官之先声”,第178页;等。
(2)参见林伟洲《中晚唐政治史研究论集》,第260页。
(3)参见陈磊《皇帝、宦官和宰相---肃宗代宗时期的中枢朝局研究》,《传统中国研究集刊》2009年第7辑。
(4)参见刘范弟《唐代宦官内争浅论》,刊于《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89年第2期。
(5)参见吕思勉《隋唐五代史》:“《新书》谓盗杀李辅国,(元)载阴与其谋,观(李)辅国罢而(元)载即加判天下行军司马,说殆可信”,第228页;刘希为、景有泉《唐代宗》:“代宗利用李辅国、程元振两大宦官争权的矛盾,夜间派一名有忠义之勇的武士,窃杀李辅国之首级和一臂而去”,第162页;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指出“刺杀李辅国出于代宗指使,自真实可信”,第367页;王守栋《唐代权阉李辅国考》载于《德州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有关李辅国几个问题的考论》载于《求索》2008年第7期,两文讨论李辅国被杀之谜的内容几乎一样,都主张并非代宗指使,认为《统纪》记载不可信;吴毅《侧论元载》载于《人文杂志》2002年第3期,认为代宗在元载协助下除李辅国,实施暗杀的组织者为元载。
(1)本文以王守栋《唐代权阉李辅国考》(《德州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一文为讨论对象。
(2)《通鉴考异》不引《实录》处有:第7247页的六月辛酉条、7249页右数第四列的《考异》等;《通鉴考异》引《实录》而不取处有:7225页右数第一列的《考异》、7246页右数第八列的《考异》等。
(3)参见《资治通鉴》第6058页右数第三列《考异》从《统纪》的记载,而不取《实录》。
(4)葛承雍《唐京的恶少流氓与豪雄武侠》载于《唐史论丛》1998年第7辑,通过史籍中大量的恶少豪侠记载对这一群体进行剖析,指出恶少无赖与豪侠的两面性;邵志国《唐代刺客文化考》载于《唐都学刊》2004年第4期,指出在唐代“盗”“侠”“刺客”很难区分。两文有异曲同工处。
(1)《新唐书》卷145《元载传》,“盗杀李辅国,载阴与其谋”,第4712页。吴毅《侧论元载》(《人文杂志》2002年第3期)认为代宗在元载协助下除李辅国,实施暗杀的组织者为元载。
(2)林伟洲《中晚唐政治史研究论集》,认为高力士与李辅国是不同权力类型的宦官,第227~248页。
(3)如任士英《马嵬之变发微》载于《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指出:“太子能够获胜的一大原因是其在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尤其是飞龙禁军发挥的特殊作用”;唐华全《也谈马嵬驿兵变的历史真相》载于《河北学刊》1997年第4期,指出:“李辅国完全可以凭藉他与飞龙禁军的特殊关系,深入到下层禁军将士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而首先拉拢的必是飞龙禁军将士,然后再由飞龙禁军扩展到其他部分禁军将士”;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八章“马嵬驿之变和《长恨歌》”认为是陈玄礼统率禁军发挥的作用;等。关于马嵬驿事变学界讨论众多,兹不一一列举。
(4)关于此处的英武军,学界亦有不同意见:唐长孺《唐代兵制笺正》(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根据广德二年南郊赦文,指出“衙前射生手与英武军并举,知非如旧官志及兵志之说矣。或其后曾合于英武,至于肃代时衙前射生不名英武军也”,第95页;黄楼《唐代射生军考》载于《史林》2014年第1期,从唐氏之说;张国刚《唐代禁卫军考略》载于《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根据肃宗上元元年九月制文,认为“射生衙前在英武军之外,所以它应该是在衙前射生改为英武军后,另外成立的射生军,并在衙前服役”。
(5)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205页;张国刚、王炳文《肃代之际宫廷内争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的关系》(《唐研究》第20卷)认为这场政变为程元振主导,李辅国是胁从,第300页。
(6)参见《新唐书》卷270《程元振传》:“少以宦人直内侍省,累迁内射生使、飞龙厩副使”,第5861页;《新唐书》卷6《肃宗纪》:“闲厩使李辅国、飞龙厩副使程元振迁皇后于别殿”,第165页。
(7)《旧唐书》卷184《程元振传》,“代宗即位,以功拜飞龙厩副使、右监门将军、上柱国,知内侍省事”,第4761页。又《资治通鉴》卷222肃宗宝应元年四月条,第7242页政变前言为“内射生使”,政变后,直接以内飞龙厩副使加左监门将军。诸书相较,不知孰是。
(1)参见黄楼《唐代射生军考》:“代宗对于射生军的胡作妄为,深为不满,故诏书中对其加以贬抑”。《史林》2014年第1期。
(2)关于神策军的研究成果众多,如齐勇锋《说神策军》载于《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黄修明《唐代后期的宦官典军制度》载于《南充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樊文礼《唐代宦官掌典禁军原因试析》载于《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唐长孺《唐代兵制笺正》、张国刚《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唐代的神策军”;李玮《唐代神策军的兴衰一一以宦官势力消长为中心》(陕师大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版);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同程度上介绍了神策军在代宗时期的势力扩张。
(3)仲亚东《唐代宦官诸使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指出“射生使的发展历程同著名的神策军中尉有诸多类似之处,在一段时间中,射生的地位还高于神策,但由于一些原因,射生的发展受到了压制,而被神策超过,最后其实力被并入神策军”;气贺泽保规在《绚烂辉煌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也指出神策军“自从归鱼朝恩指挥以来,原来只不过是一支边防军的神策军一跃发展成为中央禁军的中心”,139页。
(4)关于唐代枢密使的研究主要有:贾宪保《唐代枢密使考略》载于《唐史论丛》1987年第2辑;李鸿宾《唐代枢密使考略》载于《文献》1991年第9期;王永平《论枢密使与中晚唐宦官政治》载于《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戴显群《唐代的枢密使》载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1)《册府元龟》卷665《内臣部·恩宠》,“乔献德为中官,大历十二年十月,特赠其亡妻李氏为陇西郡夫人。先是,内侍董秀宣传诏旨于中书门下,秀诛,以献德代之。献德小心谨慎,乃加宠焉。”第7672页。
(2)见王永平《论枢密使与中晚唐宦官政治》载于《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
(3)《旧唐书》卷118《黎干传》,“特进刘忠翼”,第3426页。
(4)据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故为将军刘公清潭许以国器”,第800页。据此似可推断刘清潭另有较高官阶的武散官或武职事官。
(5)吴丽娱:《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关系》载于《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指出“刘忠翼本人也应是有别于鱼朝恩及其手下刘希暹、王驾鹤之流的另一宦寺之党的首领”。
(6)《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十四年五月条,“忠翼本名清潭,恃宠贪纵。二人(黎干与刘清潭)皆为众所恶”,第7379页。据此似刘清潭也为众所厌恶,但少有关于其与朝臣冲突的记载,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