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家汇善牧院看“罗马问题”的上海折射——兼谈徐家汇天主教女性机构
|
摘要
本文以近代上海徐家汇地区比较特殊的天主教女性机构"善牧院"为切入点,阐释其建立的空间位置、时间节点与20世纪初期欧洲"罗马问题"之间的微妙联系,同时梳理和揭示了徐家汇地区诸多天主教女性机构的历史脉络和性质及特点,试图为解读新耶稣会在徐家汇的事业及天主教在上海的女性宗教社会慈善事业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isters of Good Shepherd", a unique Catholic institution on female service in Zi-ka-wei Shanghai,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explain the del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stablished spatial position with time node and the "The Roman Question"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Europe. The history and nature of many Catholic institutions on female service in Zi-ka-wei has been combed and revealed in an attempt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Jesuits' undertaking in Zi-ka-wei and the study of female Catholic religious and social philanthropy in Shanghai.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isters of Good Shepherd", a unique Catholic institution on female service in Zi-ka-wei Shanghai,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explain the del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stablished spatial position with time node and the "The Roman Question"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Europe. The history and nature of many Catholic institutions on female service in Zi-ka-wei has been combed and revealed in an attempt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Jesuits' undertaking in Zi-ka-wei and the study of female Catholic religious and social philanthropy in Shanghai.
引文
(1)第一代来华耶稣会士受葡萄牙“王室保教权”的庇护。当时的天主教远东教务中心在葡属殖民地印度的海港城市果阿。随着远东传教事务的进一步细化,以利玛窦为先驱的耶稣会士以中国澳门为枢纽,试图进入中国内地开教,因此天主教中国的教务中心渐渐在澳门形成。18世纪,由于果阿爆发瘟疫,其远东天主教教务中心的地位瓦解,澳门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远东教务中心。
(2)今日的徐家汇是上海重要的城市副中心之一,其所处的徐汇区更是以此得名。而在20世纪初叶,徐家汇还只是上海边上的郊县。生活在徐家汇地区的居民,经常以“到上海去”这样的话语来形容前往上海市区的活动。
(1)此1948年徐家汇地图,载马爱德编:《徐家汇今昔》,美国Tripod杂志1992年7-8月刊,第4页。
(2)葡萄牙“王室保教权”: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罗马天主教试图利用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海洋实力,来实现海外传教的事业,故罗马教廷特别赋予西、葡两国国王以“保教权”(英语为“Royal Patronage”,由罗马教廷授予的、世俗政权承担,保护天主教在非天主教国家传播的权利和义务。教宗授予葡萄牙的保教权为“Padroado”,授予西班牙的为“Patronato”,英语统一译为“Patronage”)。葡萄牙获得在东方(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特别是非洲大陆最南端好望角的发现,地理概念发生重要变化,自此好望角以东成为“东方”)的“保教权”,而西班牙则获得西方(尤其是拉丁美洲区域)的“保教权”。
(3)耶稣会适应政策:以儒学与基督教相结合为特征的在华耶稣会传教策略或称文化适应政策,是由利玛窦开创,并由随后几代传教士继承和发展的。参见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陈怡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
(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研究员将遣使会入华传教士们的活动归结为以下特征:遣使会士在学术上不如入华耶稣会士们那样丰硕,更多地则是侧重于教务工作;遣使会士注重于到中国的一些偏远和贫穷地区布教和设立慈善机构,在基督宗教的中国“本土化”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参见耿昇:《从基督宗教第三次入华高潮到西方早期中国观的形成》,《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2)遣使会(Congregation of the Priest of the Mission),由法国人味增爵(Saint Vincent de Paul,也译为圣文森特)于1625年创建于巴黎。1773年,耶稣会解散,1783年谴使会受到教廷和法王的特别委托,接替耶稣会在华的一切传教事务,并于1785年首次抵达北京。参见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52页。“遣使会”是汉语语境中的意译,由于其创始人为Vincent,在北美常被译为Vincentian(文森会士)。
(3)味增爵生于法国达克斯(Dax)附近的普伊(Pouy),1600年升任神父。1605年是他生命的转折点--他在海上旅行时被海盗所掳,并被卖往突尼斯为奴,整整两年之后才获救回国。1607年,回到法国的味增爵开始反思并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慈善工作。1625年,他创办了遣使会,并在巴黎及附近地区创办仁爱社团。在此基础上,他与罗伊斯(Louise de Marillac,1591-1660年)一起创办了仁爱修女会(Daughters of Charity)。
(4)仁爱修女会是遣使会的下属修会,最高领导为遣使会总会长。该会活跃于世界各地,为远方传教区提供女性修会的社会服务,如培养修女,或被派往医院、育婴堂、孤儿院、老人院等机构工作,开创了修女工作走向社会的先河。
(5)当时的江苏包含上海县。
(1)参见Verbum SVD,Vol.16,1975,Romae Apud Collegium Verbi Divini,S.62;《金鲁贤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329页。
(2)倪化东:《天主教修会概况》,香港:香港真理出版社,1950年。
(3)新耶稣会在上海的产业主要在徐家汇、董家渡、洋泾浜、陆家浜等地区。
(1)法国拉瓦尔圣衣院:14世纪后,欧洲各国国王为加强王权,开展了反对罗马教宗权力的斗争。法国国王腓力四世(Philippe IV,1285-1314年在位)因捐税问题同罗马教廷发生严重的冲突。教宗卜尼法斯八世(Pope Boniface VIII,1294-1303年在位)去世后,在法国国王的干预下,选举波尔多大主教为罗马教宗,史称克莱芒五世(Clement V,1305-1314年在位)。1308年,克莱芒五世将教廷从罗马迁往阿维农(当时属于教宗国,今天属于法国),之后的七任教宗都是法国人,并受到法王的控制,史称“阿维农之囚”(Avignon Popes)。拉瓦尔圣衣院便是这段历史的产物。
(2)教廷从罗马迁到阿维农,标志着罗马教廷教宗权势的逐步衰弱。
(3)以徐家汇耶稣会住院1847年营建落成为标志。
(1)教宗国:756-1870年,位于亚平宁半岛中部,以教宗为元首的政教合一的国家。4世纪,罗马主教向罗马皇帝要求赠予罗马城周围的财产,后通称“圣彼得财产”(Patrimonio di San Pietro)。321年后,君士坦丁大帝将拉兰特宫赠给罗马教会,这是罗马教会合法拥有财产的开始。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教宗在罗马操纵实际权力,并通过与法兰克王国密切的政治关系,扩大了教宗的影响力和权势。756年,法兰克国王丕平(Pepin,714-768年在位)为酬答教宗支持其篡位,将意大利半岛拉文纳至罗马的大批领土赠予教宗,史称“丕平赠土”,这是教宗国的开始。随后丕平之子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68-800年在位)又将贝内文托和威尼斯等城市赠送给教宗,教宗国版图逐渐扩大。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意大利实现统一,教宗国覆灭。参见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第315页。
(2)1859年,教宗庇护九世(Pius IX,1846-1878年)曾训令天主教湖北代牧进京,同清政府接洽通使事宜,后代牧病故作罢。1881年,河南主教上书罗马教廷传信部,建议同中国通使,这两件事都只存在天主教会内部,并没有同清政府产生关系,因而视作罗马教廷内部的动作。参见杨大春:《晚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历程》,《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3)天津教案:1870年(清同治九年)天津市民同法国传教士冲突而酿成的案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在天津占用望海楼皇宫旧址为领事馆,法国天主教士也在庙宇兴建教堂,并邀中国官员参加开堂意识,引起当地士绅和民众的不满。1870年,传天津发生教堂虐死婴儿等事件。在天津官员检查过程中,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r,1840-1870年)以“保教权”名义出面阻挠。冲突中双方开火。民众怒不可遏,将法国领事及随从打死。后民情激愤,将法国领事馆、天主堂、仁慈堂等毁坏。后清政府派李鸿章、曾国藩出面求和,英美也在其中调停,以清政府赔款50万两白银以及处罚有关当事人告结束。
(4)1881年,李鸿章会晤英国时任香港总督时谈及教案之严峻,以及法国在华“保教权”的诸多流弊,并请其转达李鸿章希望同罗马建交的意向。
(1)孔勃内阁:1902年,以激进派为核心的左翼集团获得议会大选的胜利。6月,激进派埃米尔·孔勃(E.Combes)上台组阁。在竞选纲领中,激进派就曾宣称:“镇压教团,将宗教财产世俗化,取消用公共资金向教士支付津贴,我们要将这重要的自由主义信条付诸实践--一个自由的拥有最高统治权的国家中的自由的教会。”激进派的执政预示着政教关系的走向。孔勃在其施政纲领中,秉承了激进派的精神,声称要继续执行由他的上任制定的针对教团的结社法及教团学校的世俗化政策,以捍卫共和国。
(2)在孔勃眼里,宗教教育是决不能容忍的“害人事业”。在对教团结束审批之后,政府派出的警察和宪兵迅速关闭了未经批准的教团的会所,它们的学校也在学期结束后被关闭。到1903年10月,约有1万所教团学校被关闭。1904年7月7日,在孔勃的努力下,议会通过一项法律,禁止所有教团成员从事任何性质的教育活动(为殖民地和外国培养教师,受教育者为成年人的教会学校除外),他们的学校在10年内被逐步关闭。
(3)David Thomson,France:Empire and Republic,1850-1940,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68,p.261.
(4)庚子事变:也称“义和团运动”,发生于1900年清朝末期。中日甲午战争后,在西方列强划分在华势力范围、华北农村频繁发生教案、天灾频仍及宫廷权力争斗激化的情况下,由黄河北岸山东、直隶两省农民首先发起的武装暴动。1900年春季直隶成千上万习练义和拳并号称“义和团”的农民动用私刑处死了大量中国基督宗教信徒与西方人士,并纵火烧毁了教堂和教徒房屋;同年6月,清政府允许义和团进驻北京,且义和团又先于清军进攻天津租界。最终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英国八国组建远征军引发“八国联军”之役。
(5)萨拉热窝刺杀:1914年6月28日发生于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当天为塞尔维亚之国庆日,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一名隶属塞尔维亚“黑手社”的波斯尼亚青年学生)枪杀。这次事件导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遂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6)东方教会部,1862年由教宗庇护九世创立,附属于教廷传信部。
(1)教廷圣部:罗马天主教廷机构,负责罗马教廷中央的行政事务,是罗马教廷的执行机构。1588年,由教宗西斯笃五世(Sixtus V,1585-1590年在位)创立。
(2)牧函(Pasroral Letter)是罗马天主教主教写给其他教区内神职人员或教徒的公开函件,具有教令性质。
(3)比利时籍遣使会神父雷鸣远(Vincent Lebbe,1877-1940年)于1917年上万言信于罗马教廷,希望“中国教友能够享有应当的权利和义务”,而“国籍”成为中国天主教的最大阻碍。他认为法国在华“保教权”对中国和罗马教廷双方都有大害。该信由汤作霖神父带往罗马,但迟迟未得回复。直到1919年《夫至大》牧函发布。虽然《夫至大》牧函针对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范围的天主教会,但是其中提到的问题恰恰是中国天主教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参见赵雅博编:《雷鸣远神父传》,台中:天主教小兄弟会,1990年,第327页。
(4)《夫至大》牧函中文版见《铎声月刊·“夫至大”通牒专号》第3卷第12期,1944年12月。
(5)刘贤:《夫至大牧函及其中国命运》,《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9期。
(6)成保禄:《过夫至大通牒二十五年的几句话》,《铎声月刊·“夫至大”通牒专号》第3卷第12期,1944年12月,第244页。
(7)刚恒毅,意大利人,1876年生于乌地纳,有艺术天赋,16岁进入修道院。1897年进入罗马大学。1899年晋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罗马战地医院任服务司铎,建立弃婴医院,收容孤儿。担任署理主教时,刚恒毅积极参与儿童保护及慈善事业,要求意大利政府接济儿童,不要轰击慈善机关。1921年,正式升任主教,并且祝圣。
(8)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北:主徒会出版社,1980年,第56-57页。
(1)该会议的名称由罗马教廷决定,是天主教全国主教会议。
(2)参见顾卫民:《刚恒毅与20世纪初中国天主教》,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五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3页。
(3)参见“善牧会”辞条,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第516页。
(2)今日的徐家汇是上海重要的城市副中心之一,其所处的徐汇区更是以此得名。而在20世纪初叶,徐家汇还只是上海边上的郊县。生活在徐家汇地区的居民,经常以“到上海去”这样的话语来形容前往上海市区的活动。
(1)此1948年徐家汇地图,载马爱德编:《徐家汇今昔》,美国Tripod杂志1992年7-8月刊,第4页。
(2)葡萄牙“王室保教权”: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罗马天主教试图利用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海洋实力,来实现海外传教的事业,故罗马教廷特别赋予西、葡两国国王以“保教权”(英语为“Royal Patronage”,由罗马教廷授予的、世俗政权承担,保护天主教在非天主教国家传播的权利和义务。教宗授予葡萄牙的保教权为“Padroado”,授予西班牙的为“Patronato”,英语统一译为“Patronage”)。葡萄牙获得在东方(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特别是非洲大陆最南端好望角的发现,地理概念发生重要变化,自此好望角以东成为“东方”)的“保教权”,而西班牙则获得西方(尤其是拉丁美洲区域)的“保教权”。
(3)耶稣会适应政策:以儒学与基督教相结合为特征的在华耶稣会传教策略或称文化适应政策,是由利玛窦开创,并由随后几代传教士继承和发展的。参见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陈怡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
(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研究员将遣使会入华传教士们的活动归结为以下特征:遣使会士在学术上不如入华耶稣会士们那样丰硕,更多地则是侧重于教务工作;遣使会士注重于到中国的一些偏远和贫穷地区布教和设立慈善机构,在基督宗教的中国“本土化”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参见耿昇:《从基督宗教第三次入华高潮到西方早期中国观的形成》,《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2)遣使会(Congregation of the Priest of the Mission),由法国人味增爵(Saint Vincent de Paul,也译为圣文森特)于1625年创建于巴黎。1773年,耶稣会解散,1783年谴使会受到教廷和法王的特别委托,接替耶稣会在华的一切传教事务,并于1785年首次抵达北京。参见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52页。“遣使会”是汉语语境中的意译,由于其创始人为Vincent,在北美常被译为Vincentian(文森会士)。
(3)味增爵生于法国达克斯(Dax)附近的普伊(Pouy),1600年升任神父。1605年是他生命的转折点--他在海上旅行时被海盗所掳,并被卖往突尼斯为奴,整整两年之后才获救回国。1607年,回到法国的味增爵开始反思并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慈善工作。1625年,他创办了遣使会,并在巴黎及附近地区创办仁爱社团。在此基础上,他与罗伊斯(Louise de Marillac,1591-1660年)一起创办了仁爱修女会(Daughters of Charity)。
(4)仁爱修女会是遣使会的下属修会,最高领导为遣使会总会长。该会活跃于世界各地,为远方传教区提供女性修会的社会服务,如培养修女,或被派往医院、育婴堂、孤儿院、老人院等机构工作,开创了修女工作走向社会的先河。
(5)当时的江苏包含上海县。
(1)参见Verbum SVD,Vol.16,1975,Romae Apud Collegium Verbi Divini,S.62;《金鲁贤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329页。
(2)倪化东:《天主教修会概况》,香港:香港真理出版社,1950年。
(3)新耶稣会在上海的产业主要在徐家汇、董家渡、洋泾浜、陆家浜等地区。
(1)法国拉瓦尔圣衣院:14世纪后,欧洲各国国王为加强王权,开展了反对罗马教宗权力的斗争。法国国王腓力四世(Philippe IV,1285-1314年在位)因捐税问题同罗马教廷发生严重的冲突。教宗卜尼法斯八世(Pope Boniface VIII,1294-1303年在位)去世后,在法国国王的干预下,选举波尔多大主教为罗马教宗,史称克莱芒五世(Clement V,1305-1314年在位)。1308年,克莱芒五世将教廷从罗马迁往阿维农(当时属于教宗国,今天属于法国),之后的七任教宗都是法国人,并受到法王的控制,史称“阿维农之囚”(Avignon Popes)。拉瓦尔圣衣院便是这段历史的产物。
(2)教廷从罗马迁到阿维农,标志着罗马教廷教宗权势的逐步衰弱。
(3)以徐家汇耶稣会住院1847年营建落成为标志。
(1)教宗国:756-1870年,位于亚平宁半岛中部,以教宗为元首的政教合一的国家。4世纪,罗马主教向罗马皇帝要求赠予罗马城周围的财产,后通称“圣彼得财产”(Patrimonio di San Pietro)。321年后,君士坦丁大帝将拉兰特宫赠给罗马教会,这是罗马教会合法拥有财产的开始。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教宗在罗马操纵实际权力,并通过与法兰克王国密切的政治关系,扩大了教宗的影响力和权势。756年,法兰克国王丕平(Pepin,714-768年在位)为酬答教宗支持其篡位,将意大利半岛拉文纳至罗马的大批领土赠予教宗,史称“丕平赠土”,这是教宗国的开始。随后丕平之子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68-800年在位)又将贝内文托和威尼斯等城市赠送给教宗,教宗国版图逐渐扩大。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意大利实现统一,教宗国覆灭。参见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第315页。
(2)1859年,教宗庇护九世(Pius IX,1846-1878年)曾训令天主教湖北代牧进京,同清政府接洽通使事宜,后代牧病故作罢。1881年,河南主教上书罗马教廷传信部,建议同中国通使,这两件事都只存在天主教会内部,并没有同清政府产生关系,因而视作罗马教廷内部的动作。参见杨大春:《晚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历程》,《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3)天津教案:1870年(清同治九年)天津市民同法国传教士冲突而酿成的案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在天津占用望海楼皇宫旧址为领事馆,法国天主教士也在庙宇兴建教堂,并邀中国官员参加开堂意识,引起当地士绅和民众的不满。1870年,传天津发生教堂虐死婴儿等事件。在天津官员检查过程中,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r,1840-1870年)以“保教权”名义出面阻挠。冲突中双方开火。民众怒不可遏,将法国领事及随从打死。后民情激愤,将法国领事馆、天主堂、仁慈堂等毁坏。后清政府派李鸿章、曾国藩出面求和,英美也在其中调停,以清政府赔款50万两白银以及处罚有关当事人告结束。
(4)1881年,李鸿章会晤英国时任香港总督时谈及教案之严峻,以及法国在华“保教权”的诸多流弊,并请其转达李鸿章希望同罗马建交的意向。
(1)孔勃内阁:1902年,以激进派为核心的左翼集团获得议会大选的胜利。6月,激进派埃米尔·孔勃(E.Combes)上台组阁。在竞选纲领中,激进派就曾宣称:“镇压教团,将宗教财产世俗化,取消用公共资金向教士支付津贴,我们要将这重要的自由主义信条付诸实践--一个自由的拥有最高统治权的国家中的自由的教会。”激进派的执政预示着政教关系的走向。孔勃在其施政纲领中,秉承了激进派的精神,声称要继续执行由他的上任制定的针对教团的结社法及教团学校的世俗化政策,以捍卫共和国。
(2)在孔勃眼里,宗教教育是决不能容忍的“害人事业”。在对教团结束审批之后,政府派出的警察和宪兵迅速关闭了未经批准的教团的会所,它们的学校也在学期结束后被关闭。到1903年10月,约有1万所教团学校被关闭。1904年7月7日,在孔勃的努力下,议会通过一项法律,禁止所有教团成员从事任何性质的教育活动(为殖民地和外国培养教师,受教育者为成年人的教会学校除外),他们的学校在10年内被逐步关闭。
(3)David Thomson,France:Empire and Republic,1850-1940,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68,p.261.
(4)庚子事变:也称“义和团运动”,发生于1900年清朝末期。中日甲午战争后,在西方列强划分在华势力范围、华北农村频繁发生教案、天灾频仍及宫廷权力争斗激化的情况下,由黄河北岸山东、直隶两省农民首先发起的武装暴动。1900年春季直隶成千上万习练义和拳并号称“义和团”的农民动用私刑处死了大量中国基督宗教信徒与西方人士,并纵火烧毁了教堂和教徒房屋;同年6月,清政府允许义和团进驻北京,且义和团又先于清军进攻天津租界。最终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英国八国组建远征军引发“八国联军”之役。
(5)萨拉热窝刺杀:1914年6月28日发生于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当天为塞尔维亚之国庆日,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一名隶属塞尔维亚“黑手社”的波斯尼亚青年学生)枪杀。这次事件导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遂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6)东方教会部,1862年由教宗庇护九世创立,附属于教廷传信部。
(1)教廷圣部:罗马天主教廷机构,负责罗马教廷中央的行政事务,是罗马教廷的执行机构。1588年,由教宗西斯笃五世(Sixtus V,1585-1590年在位)创立。
(2)牧函(Pasroral Letter)是罗马天主教主教写给其他教区内神职人员或教徒的公开函件,具有教令性质。
(3)比利时籍遣使会神父雷鸣远(Vincent Lebbe,1877-1940年)于1917年上万言信于罗马教廷,希望“中国教友能够享有应当的权利和义务”,而“国籍”成为中国天主教的最大阻碍。他认为法国在华“保教权”对中国和罗马教廷双方都有大害。该信由汤作霖神父带往罗马,但迟迟未得回复。直到1919年《夫至大》牧函发布。虽然《夫至大》牧函针对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范围的天主教会,但是其中提到的问题恰恰是中国天主教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参见赵雅博编:《雷鸣远神父传》,台中:天主教小兄弟会,1990年,第327页。
(4)《夫至大》牧函中文版见《铎声月刊·“夫至大”通牒专号》第3卷第12期,1944年12月。
(5)刘贤:《夫至大牧函及其中国命运》,《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9期。
(6)成保禄:《过夫至大通牒二十五年的几句话》,《铎声月刊·“夫至大”通牒专号》第3卷第12期,1944年12月,第244页。
(7)刚恒毅,意大利人,1876年生于乌地纳,有艺术天赋,16岁进入修道院。1897年进入罗马大学。1899年晋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罗马战地医院任服务司铎,建立弃婴医院,收容孤儿。担任署理主教时,刚恒毅积极参与儿童保护及慈善事业,要求意大利政府接济儿童,不要轰击慈善机关。1921年,正式升任主教,并且祝圣。
(8)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北:主徒会出版社,1980年,第56-57页。
(1)该会议的名称由罗马教廷决定,是天主教全国主教会议。
(2)参见顾卫民:《刚恒毅与20世纪初中国天主教》,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五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3页。
(3)参见“善牧会”辞条,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第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