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政权鼎革之际沪苏教育界的革命实践——以“打倒学阀”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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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打倒学阀"是国民革命阵营在1927年政权鼎革之际围绕教育事业而进行的一项重要的革命实践。然而在操作过程中,围绕如何"打倒"、"打倒"之后如何这一系列问题,各个层面的各股政治力量出现很大的分歧。"清党"以后,南京国民政府的日趋保守与基层学生群体的过激化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受中共影响较大的市党部以及基层学生群体继续要求"打倒学阀",警惕"学阀"混入党国;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实际已经将部分"学阀"援引到体制之中。这种矛盾与张力确能反映出国民政府与社会的分裂以及政府内部象征性言论与实际行动的分裂。而在受中共及国民党左派所主导的基层学生群体看来,"旧学阀"既已打倒,继之而起的却是"青天白日旗"下的"党阀"与"新学阀",所以还得继续从事"打倒学阀"的教育革命。探析1927年政权鼎革之际,革命势力在沪苏地方围绕"打倒学阀"为中心的教育革命实践,有助于我们丰富对当时教育场域、政治生态等诸多面相的理解与认识。
"Overthrowing the School Clique"was a significant revolutionary practice centered on education launched by National Revolutionary camp at the change of the political power in 1927. However,in this process political powers at different levels conflicted with each other on a series of issues. After the Pur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the increasingly conservative proposition held by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over-intensification belonging to the grassroots student groups. This contradiction and tension could really reflect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and society,and the division of symbolic speech and practical action within the government. In the opinion of the grassroots student groups led by the CCP and the Kuomintang Left,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 "Overthrowing the School Clique"had to be continu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volution in Shanghai and Jiangsu educational circle around 1927,we can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ield of education,political ecology and other aspects.
"Overthrowing the School Clique"was a significant revolutionary practice centered on education launched by National Revolutionary camp at the change of the political power in 1927. However,in this process political powers at different levels conflicted with each other on a series of issues. After the Pur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the increasingly conservative proposition held by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over-intensification belonging to the grassroots student groups. This contradiction and tension could really reflect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and society,and the division of symbolic speech and practical action within the government. In the opinion of the grassroots student groups led by the CCP and the Kuomintang Left,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 "Overthrowing the School Clique"had to be continu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volution in Shanghai and Jiangsu educational circle around 1927,we can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ield of education,political ecology and other aspects.
引文
(1)王汎森:《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1页。
(2)在近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与政治文化背景中,不论就概念缘起还是实际表征而言,“学阀”都可以算作是“军阀”的副产品。目前学界对“军阀”的概念缘起、内涵衍化、使用语境、形象认识及其背后所富含的政治文化,都已经做了相当系统深入的研究,参见徐勇:《近现代军阀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兼考军阀概念输入中国之成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北伐革命的逻辑诠释:“反军阀”旗帜的提出、运用及其政治文化意义》,牛大勇、臧运祜主编《中外学者纵论20世纪的中国——新观点与新材料》,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翁有为:《五四前后时人对军阀现象之认识》,《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桑兵:《“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学术研究》2014年第9期;侯竹青:《中共早期理论中的“军阀”概念之嬗变》,《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1期;张华腾:《北洋军阀词语探源——简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概念的使用》,《史林》2008年第3期;王建伟:《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等。然而关于“学阀”的研究则几近阙如。不过,近年来的大学史研究对于北伐前后的“学阀”问题多少有所涉及,如韩戍:《北伐前后的校园政治与学生运动——以上海光华大学为中心》,《史林》2018年第1期;蒋宝麟对“打倒学阀”的实践亦有触及,尤其是“后革命”氛围中的校园政治这一提法,给笔者以很多启发,参见蒋宝麟:《中央大学建校与“后革命”氛围中的校园政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1927年的大同大学“驱长”风潮,其实也是在“后革命”及“打倒学阀”的氛围中爆发的,严海建的个案研究表明,该风潮发生的背景其实就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动的“打倒反动学阀”运动,并且带有“国民党基层党部在革命后进行整治清算的色彩”。而风潮最终的走向也与上海地方的党(上海市党部)政(上海政治分会)纠纷密切相关。参见严海建:《“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校风潮:1927年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研究》,《史林》2016年第1期。
(3)关于“主义”在1920年代的兴起,可参看王汎森:《“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第138—219页。
(4)桑兵:《“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学术研究》2014年第9期。
(5)刘维开曾提及,北伐不单只是一项军事上的行动,除军事外,尚有政治、外交、社会等活动,而这些活动与军事进展往往是相一致的。参见刘维开:《评介两部关于北伐战争的书籍》,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7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60页。
(6)参见杨杏佛:《教育革命与中国学术及政治前途》,《杨杏佛文存》,上海平凡书局1929年版,第102—103页。
(7)逃:《“学阀”——革命青年的大敌》,《上海革命青年》1927年第5期。
(8)参见华贞:《江苏学阀之过去与将来》,友三:《江苏反动教育家:学阀》,《中国青年》第131、132期,1926年8月3日;逃:《“学阀”——革命青年的大敌》,《上海革命青年》1927年第5期;华贞:《南京之反动势力》,《中国青年》第125期,1926年7月3日。
(9)仲雯:《江苏学阀与江苏学生运动》,《中国学生》第31期,1926年6月12日;中林:《评郭任远之“师生合作”与“甘地主义”》,《中国学生》第27期,1926年5月15日。
(10)《团徐州地委吴肃关于物色徐州三女师校长人选事给恽代英、杨贤江信(1925年6月21日)》,徐州党团组织档案,档号:A003-001-0015,徐州市档案馆藏。
(11)《教育界同人组织江苏教育协会》,《新闻报》1927年3月8日,第11版。
(12)《江苏省教育协会之组织》,《申报》1927年3月7日,第7版。
(13)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381—384页。
(14)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152页。
(15)如浙江鄞县教育会就电称:浙江省教育厅有各县教育会由县政府接收之命令。查教育会专以研究教育,为人民集合团体,撤销后,将来以何者为代用机关,且是项命令是否统一颁发,抑系浙江单行,请颁发明令,以释疑义。至职会会产确系会员捐助,若归县政府接收,似不相符,尤应请求解释。见《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记录》(1927年8月6日),洪喜美编《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一),台北“国史馆”1999年版,第325—326页。
(16)《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开会纪》,《申报》1927年3月12日,第9版。
(17)《汉口特别市党部上中央青年部呈》(1926年4月7日),五部档案,档号:1185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8)《教育界消息》,《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3月26日,第6版。
(19)《东南大学来沪同学宣言》,《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3月30日,第6版。
(20)《中国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会议录》,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86—987页
(21)《教育界同人组织江苏教育协会》,《新闻报》1927年3月8日,第11版。
(22)《苏省教育协会接收省教育会》,《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6月26日,第14版。
(23)翩:《江苏教育界新旧战》,《福尔摩斯》1927年3月17日,第2版。
(24)薛溱舲:《无锡县教育进行计划书》,无锡县教育局编《二年来的无锡教育》,无锡县教育局1930年铅印本。
(25)《江苏省教育厅民国十八年九月份工作报告表》,《江苏省教育厅公报》1930年第1期,1930年1月,第3—4页。
(26)《上海市青年部工作计划》(1927年5月12日),五部档案,档号:1039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27)《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部对学潮宣言》,《申报》1927年4月5日,第1版。
(28)《中共中央通告第×××号——关于五月各纪念日之宣传工作(1926年4月)》,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102页。
(29)徐兆玮著,李向东、包岐峰、苏醒等标点《徐兆玮日记》(四),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2907页。
(30)《二十余万人纪念五四》,《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5月5日,第7 版;《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大会纪》,《申报》1927年5月4日,第13版。
(31)杨奎松认为上海市学联在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上之所以会对“学阀”进行声讨,是因为清党以后国民党员群情激奋,大家争相攻击异己。参见杨奎松:《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然而笔者以为,“打倒学阀”的口号与主张是在国民革命开始时便逐步形成的,它亦构成了国民革命中的“第二条战线”,在教育领域有其内在的演进逻辑,也是革命阵营的既定方针。
(32)《昨日五四,学界纪念》,《新闻报》1927年5月5日,第5版;《昨日五四,学界纪念》,《时报》1927年5月5日,第5版。
(33)《学联会通过严惩学阀条例》,《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4月3日,第5版。
(34)《上海学联会响应党教会宣言》,《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6月9日,第7版。
(35)《市党部呈请通缉学阀》,《时报》1927年6月17日,第7版;《市党部催请通缉学阀》,《新闻报》1927年6月17日,第10版。
(36)《党化教育委员会宣言》,《新闻报》1927年6月4日,第11版。
(37)《政治分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纪》,《申报》1927年7月2日,第14版;《褫夺学阀公权》,《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7月2日,第10版;《褫夺学阀黄炎培公权》,《时报》1927年7月2日,第9版。
(38)《打倒学阀——告江苏青年学生》一文中点名的“学阀”是张謇、黄炎培、袁希涛、沈恩孚、郭秉文;而《蒋维乔长东大之由来》中罗列的则是黄炎培、沈恩孚、袁希涛、蒋维乔和郭秉文、史量才。也就是说,除了张謇(因已于1926年去世)、史量才外,这份被“褫夺公权”的“学阀”名单与当年的革命诉求完全吻合。分别参见F M:《打倒学阀——告江苏青年学生》,《中国青年》第59期,1924年12月27日;初遇:《蒋维乔长东大之由来》,《中国青年》第86期,1925年8月1日。
(39)王建伟:《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第435页。
(40)王汎森:《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第81页。
(41)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汪珍珠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7、144—147页。
(42)钱端升:《党治与用人》,《现代评论》第6卷第146期,1927年9月24日。
(43)《傅斯年致胡适信(1927年夏)》,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7)》,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88—389页。
(44)《东南学阀将重据最高学府》,《上海日报》1930年10月25日,第3版。
(45)蔡元培:《提议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章程》,1928年7月27日,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3—255页 。
(46)《傅斯年致胡适》(1928年月15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47)林志宏:《北伐期间地方社会的革命政治化》,《政治大学学报》第36期,2011年11月。
(48)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背后所隐含的“教化性权威”,有助于我们理解“打倒学阀”在这场革命实践中的牵引作用。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80页。
(49)这一点亦引发了舆论尤其是人权派的不满。当年曾主张“做学阀”的胡适也为也为“学阀”等所谓反革命分子打抱不平,见胡适:《人权与约法》,《新月》第2卷第2期,1929年4月10日。
(50)《国民党党部来往文件》,国立中央大学档案,档号:648-22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1)《上海学联会响应党化敎委会宣言》,《申报》1927年6月8日,第7版。
(52)《蒋维乔日记》第13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25—546页。
(53)《黄炎培日记》第3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54)沈恩孚著,薛冰整理《沈信卿先生文集》,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370—371页。
(55)知之:《江苏教育与袁观澜》,《大罗天》1927年8月31日,第2版。
(56)逃:《“学阀”——革命青年的大敌》,《上海革命青年》1927年第5期。
(57)《苏省党指会常会》,《京报》1928年7月7日,第3版。
(58)《市学联请缉十人,认郭秉文等反动学阀》,《时报》1928年8月1日,第5版。
(59)《上海学联反对学阀宣言》,《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7月3日,第14版。
(60)逃:《“学阀”——革命青年的大敌》,《上海革命青年》1927年第5期。
(61)《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分会布告(第十号)》,《新闻报》1927年5月12日,第2版。
(62)严海建:《“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校风潮:1927年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研究》,《史林》2016年第1期。
(63)所以杨奎松指出,“清党”运动实际上还导致了国民党“党格”上的一种分裂,这既包括组织上党的系统相对激进和权势部门的相对保守与腐化,也包括某些思想理念与实际政策之间的严重脱节。参见杨奎松:《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64)《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零一次联席会议》(1927年6月24日),23/122,台北“国史馆”藏,转引自杨奎松:《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65)《党治与人治》,《大公报》(天津)1927年7月27日,第1版。
(66)《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7年6月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影印件。
(67)陈祖怀:《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北伐战争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史林》1989年第1期;易劳逸(E.Eastman Lloyd):《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陈红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6页;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张培德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6页。
(68)蒋介石:《今日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之组织唯一要素》,《盛京时报》1928年8月18日,第1版。
(69)《北平外部办事所长郭秉文》,《京报》1928年7月1日,第3版。
(70)《市学联请缉十人》,《时报》1928年8月1日,第5版。
(71)《市公安局饬查学阀,袁希涛等又图活动》,《民国日报》(上海)1928年5月21日,第10版;惩腐:《请党国先进注意学阀活动》,《民国日报》(上海)1928年7月28日,第19版;《党务消息》,《中央日报》1928年8月5日,第8版;《怎样肃清学阀》,《民国日报》(上海)1928年8月23日,第15版;《苏教阀黄炎培又蠢动》,《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1929年第3期。
(72)大风:《东南学阀的抬头》,《克雷斯》1930年9月20日,第2版。
(73)《请中央转令王正廷撤换郭秉文》,《中央日报》1928年7月1日,第5版。
(74)惩腐:《请党国先进注意学阀活动》,《民国日报》(上海)1928年7月28日,第19版。
(75)《苏教阀黄炎培又蠢动》,《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1929年第3期。
(76)未知:《学阀大结合》,《福尔摩斯》1931年10月4日,第1版。
(77)有关“后革命氛围”概念,可参见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84、174页。
(78)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70页。
(79)代英:《评醒狮派》,《中国青年》第76期,1925年4月25日。
(80)代英:《东南大学的前途》,《中国青年》第67期,1925年2月21日。
(81)代英:《再论东大问题》,《中国青年》第75期,1925年4月18日。
(82)子贞:《郭秉文与胡敦复》,《中国学生》第16期,1926年1月23日。
(83)仲雯:《今年的努力》,《中国学生》第14期,1926年1月2日;隶夫:《校学生会的意义和整顿的方法》,《中国学生》第38、39期,1926年10月20日。
(84)鸿干:《士气嚣张!》,《中国学生》第15期,1926年1月12日。
(85)《教育界消息:讨论青年教育方针之重要史料》,《教育杂志》第19卷第12期,1927年12月20日;《汪典存提议中学宜确定党化教育目标》,《新闻报》1927年11月7日,第12版。
(86)撒翁:《沈恩孚的教育目标》,《布尔塞维克》第7期,1927年12月5日。
(87)撒翁:《新学阀》,《布尔塞维克》第15期,1928年1月30日。
(88)惠之:《杨杏佛与东南大学》,《醒师》第162期,1927年。
(89)舜生:《关于东大校长问题之重要的参文字考》,《醒狮》第16期,1925年1月14日
(90)《宁汉兵战前之文字战》,《大公报》(天津)1927年7月17日,第3版。
(91)杨杏佛:《准备时代之青年责任》,《交大半月刊》1928年第12卷第2期。
(92)这一时期,国、共以及其他层面的多方政治势力,进行了一场复杂的较量,正如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所言,国共合作时期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混乱和最错综复杂的时期之一,任何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是否都执行明确而一贯的政策,都值得怀疑。参见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52,p.46.
(93)国共两党等革命力量与朱经农的恩怨纠葛,可追溯至“五卅”前后。参见韩戍:《北伐前后的校园政治与学生运动——以上海光华大学为中心》,《史林》2018年第1期。
(94)《上海政潮一斑》,《大公报》(天津)1927年8月8日,第2版。
(95)《朱经农答覆清党委员会》,《大公报》(天津)1927年8月10日,第6版。
(96)《学联会反对朱经农宣言》,《时事新报》1927年8月11日,第7版;《全国学总会反对朱经农》,《时事新报》1927年8月13日,第7版。
(97)《张伯苓之南游感想谈》,《大公报》(天津)1927年9月28日,第2版。
(98)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第25、247—250页。
(99)《大学区制存废问题(续)》,《大公报》(天津)1929年4月4日,第14版;《中校联会反对大学区制再发表宣言》,《民国日报》(上海)1929年4月10日,第13版。
(100)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第37页。
(2)在近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与政治文化背景中,不论就概念缘起还是实际表征而言,“学阀”都可以算作是“军阀”的副产品。目前学界对“军阀”的概念缘起、内涵衍化、使用语境、形象认识及其背后所富含的政治文化,都已经做了相当系统深入的研究,参见徐勇:《近现代军阀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兼考军阀概念输入中国之成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北伐革命的逻辑诠释:“反军阀”旗帜的提出、运用及其政治文化意义》,牛大勇、臧运祜主编《中外学者纵论20世纪的中国——新观点与新材料》,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翁有为:《五四前后时人对军阀现象之认识》,《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桑兵:《“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学术研究》2014年第9期;侯竹青:《中共早期理论中的“军阀”概念之嬗变》,《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1期;张华腾:《北洋军阀词语探源——简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概念的使用》,《史林》2008年第3期;王建伟:《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等。然而关于“学阀”的研究则几近阙如。不过,近年来的大学史研究对于北伐前后的“学阀”问题多少有所涉及,如韩戍:《北伐前后的校园政治与学生运动——以上海光华大学为中心》,《史林》2018年第1期;蒋宝麟对“打倒学阀”的实践亦有触及,尤其是“后革命”氛围中的校园政治这一提法,给笔者以很多启发,参见蒋宝麟:《中央大学建校与“后革命”氛围中的校园政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1927年的大同大学“驱长”风潮,其实也是在“后革命”及“打倒学阀”的氛围中爆发的,严海建的个案研究表明,该风潮发生的背景其实就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动的“打倒反动学阀”运动,并且带有“国民党基层党部在革命后进行整治清算的色彩”。而风潮最终的走向也与上海地方的党(上海市党部)政(上海政治分会)纠纷密切相关。参见严海建:《“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校风潮:1927年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研究》,《史林》2016年第1期。
(3)关于“主义”在1920年代的兴起,可参看王汎森:《“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第138—219页。
(4)桑兵:《“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学术研究》2014年第9期。
(5)刘维开曾提及,北伐不单只是一项军事上的行动,除军事外,尚有政治、外交、社会等活动,而这些活动与军事进展往往是相一致的。参见刘维开:《评介两部关于北伐战争的书籍》,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7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60页。
(6)参见杨杏佛:《教育革命与中国学术及政治前途》,《杨杏佛文存》,上海平凡书局1929年版,第102—103页。
(7)逃:《“学阀”——革命青年的大敌》,《上海革命青年》1927年第5期。
(8)参见华贞:《江苏学阀之过去与将来》,友三:《江苏反动教育家:学阀》,《中国青年》第131、132期,1926年8月3日;逃:《“学阀”——革命青年的大敌》,《上海革命青年》1927年第5期;华贞:《南京之反动势力》,《中国青年》第125期,1926年7月3日。
(9)仲雯:《江苏学阀与江苏学生运动》,《中国学生》第31期,1926年6月12日;中林:《评郭任远之“师生合作”与“甘地主义”》,《中国学生》第27期,1926年5月15日。
(10)《团徐州地委吴肃关于物色徐州三女师校长人选事给恽代英、杨贤江信(1925年6月21日)》,徐州党团组织档案,档号:A003-001-0015,徐州市档案馆藏。
(11)《教育界同人组织江苏教育协会》,《新闻报》1927年3月8日,第11版。
(12)《江苏省教育协会之组织》,《申报》1927年3月7日,第7版。
(13)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381—384页。
(14)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152页。
(15)如浙江鄞县教育会就电称:浙江省教育厅有各县教育会由县政府接收之命令。查教育会专以研究教育,为人民集合团体,撤销后,将来以何者为代用机关,且是项命令是否统一颁发,抑系浙江单行,请颁发明令,以释疑义。至职会会产确系会员捐助,若归县政府接收,似不相符,尤应请求解释。见《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记录》(1927年8月6日),洪喜美编《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一),台北“国史馆”1999年版,第325—326页。
(16)《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开会纪》,《申报》1927年3月12日,第9版。
(17)《汉口特别市党部上中央青年部呈》(1926年4月7日),五部档案,档号:1185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8)《教育界消息》,《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3月26日,第6版。
(19)《东南大学来沪同学宣言》,《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3月30日,第6版。
(20)《中国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会议录》,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86—987页
(21)《教育界同人组织江苏教育协会》,《新闻报》1927年3月8日,第11版。
(22)《苏省教育协会接收省教育会》,《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6月26日,第14版。
(23)翩:《江苏教育界新旧战》,《福尔摩斯》1927年3月17日,第2版。
(24)薛溱舲:《无锡县教育进行计划书》,无锡县教育局编《二年来的无锡教育》,无锡县教育局1930年铅印本。
(25)《江苏省教育厅民国十八年九月份工作报告表》,《江苏省教育厅公报》1930年第1期,1930年1月,第3—4页。
(26)《上海市青年部工作计划》(1927年5月12日),五部档案,档号:1039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27)《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部对学潮宣言》,《申报》1927年4月5日,第1版。
(28)《中共中央通告第×××号——关于五月各纪念日之宣传工作(1926年4月)》,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102页。
(29)徐兆玮著,李向东、包岐峰、苏醒等标点《徐兆玮日记》(四),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2907页。
(30)《二十余万人纪念五四》,《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5月5日,第7 版;《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大会纪》,《申报》1927年5月4日,第13版。
(31)杨奎松认为上海市学联在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上之所以会对“学阀”进行声讨,是因为清党以后国民党员群情激奋,大家争相攻击异己。参见杨奎松:《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然而笔者以为,“打倒学阀”的口号与主张是在国民革命开始时便逐步形成的,它亦构成了国民革命中的“第二条战线”,在教育领域有其内在的演进逻辑,也是革命阵营的既定方针。
(32)《昨日五四,学界纪念》,《新闻报》1927年5月5日,第5版;《昨日五四,学界纪念》,《时报》1927年5月5日,第5版。
(33)《学联会通过严惩学阀条例》,《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4月3日,第5版。
(34)《上海学联会响应党教会宣言》,《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6月9日,第7版。
(35)《市党部呈请通缉学阀》,《时报》1927年6月17日,第7版;《市党部催请通缉学阀》,《新闻报》1927年6月17日,第10版。
(36)《党化教育委员会宣言》,《新闻报》1927年6月4日,第11版。
(37)《政治分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纪》,《申报》1927年7月2日,第14版;《褫夺学阀公权》,《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7月2日,第10版;《褫夺学阀黄炎培公权》,《时报》1927年7月2日,第9版。
(38)《打倒学阀——告江苏青年学生》一文中点名的“学阀”是张謇、黄炎培、袁希涛、沈恩孚、郭秉文;而《蒋维乔长东大之由来》中罗列的则是黄炎培、沈恩孚、袁希涛、蒋维乔和郭秉文、史量才。也就是说,除了张謇(因已于1926年去世)、史量才外,这份被“褫夺公权”的“学阀”名单与当年的革命诉求完全吻合。分别参见F M:《打倒学阀——告江苏青年学生》,《中国青年》第59期,1924年12月27日;初遇:《蒋维乔长东大之由来》,《中国青年》第86期,1925年8月1日。
(39)王建伟:《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第435页。
(40)王汎森:《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第81页。
(41)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汪珍珠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7、144—147页。
(42)钱端升:《党治与用人》,《现代评论》第6卷第146期,1927年9月24日。
(43)《傅斯年致胡适信(1927年夏)》,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7)》,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88—389页。
(44)《东南学阀将重据最高学府》,《上海日报》1930年10月25日,第3版。
(45)蔡元培:《提议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章程》,1928年7月27日,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3—255页 。
(46)《傅斯年致胡适》(1928年月15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47)林志宏:《北伐期间地方社会的革命政治化》,《政治大学学报》第36期,2011年11月。
(48)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背后所隐含的“教化性权威”,有助于我们理解“打倒学阀”在这场革命实践中的牵引作用。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80页。
(49)这一点亦引发了舆论尤其是人权派的不满。当年曾主张“做学阀”的胡适也为也为“学阀”等所谓反革命分子打抱不平,见胡适:《人权与约法》,《新月》第2卷第2期,1929年4月10日。
(50)《国民党党部来往文件》,国立中央大学档案,档号:648-22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1)《上海学联会响应党化敎委会宣言》,《申报》1927年6月8日,第7版。
(52)《蒋维乔日记》第13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25—546页。
(53)《黄炎培日记》第3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54)沈恩孚著,薛冰整理《沈信卿先生文集》,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370—371页。
(55)知之:《江苏教育与袁观澜》,《大罗天》1927年8月31日,第2版。
(56)逃:《“学阀”——革命青年的大敌》,《上海革命青年》1927年第5期。
(57)《苏省党指会常会》,《京报》1928年7月7日,第3版。
(58)《市学联请缉十人,认郭秉文等反动学阀》,《时报》1928年8月1日,第5版。
(59)《上海学联反对学阀宣言》,《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7月3日,第14版。
(60)逃:《“学阀”——革命青年的大敌》,《上海革命青年》1927年第5期。
(61)《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分会布告(第十号)》,《新闻报》1927年5月12日,第2版。
(62)严海建:《“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校风潮:1927年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研究》,《史林》2016年第1期。
(63)所以杨奎松指出,“清党”运动实际上还导致了国民党“党格”上的一种分裂,这既包括组织上党的系统相对激进和权势部门的相对保守与腐化,也包括某些思想理念与实际政策之间的严重脱节。参见杨奎松:《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64)《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一百零一次联席会议》(1927年6月24日),23/122,台北“国史馆”藏,转引自杨奎松:《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65)《党治与人治》,《大公报》(天津)1927年7月27日,第1版。
(66)《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7年6月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影印件。
(67)陈祖怀:《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北伐战争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史林》1989年第1期;易劳逸(E.Eastman Lloyd):《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陈红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6页;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张培德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6页。
(68)蒋介石:《今日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之组织唯一要素》,《盛京时报》1928年8月18日,第1版。
(69)《北平外部办事所长郭秉文》,《京报》1928年7月1日,第3版。
(70)《市学联请缉十人》,《时报》1928年8月1日,第5版。
(71)《市公安局饬查学阀,袁希涛等又图活动》,《民国日报》(上海)1928年5月21日,第10版;惩腐:《请党国先进注意学阀活动》,《民国日报》(上海)1928年7月28日,第19版;《党务消息》,《中央日报》1928年8月5日,第8版;《怎样肃清学阀》,《民国日报》(上海)1928年8月23日,第15版;《苏教阀黄炎培又蠢动》,《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1929年第3期。
(72)大风:《东南学阀的抬头》,《克雷斯》1930年9月20日,第2版。
(73)《请中央转令王正廷撤换郭秉文》,《中央日报》1928年7月1日,第5版。
(74)惩腐:《请党国先进注意学阀活动》,《民国日报》(上海)1928年7月28日,第19版。
(75)《苏教阀黄炎培又蠢动》,《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1929年第3期。
(76)未知:《学阀大结合》,《福尔摩斯》1931年10月4日,第1版。
(77)有关“后革命氛围”概念,可参见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84、174页。
(78)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70页。
(79)代英:《评醒狮派》,《中国青年》第76期,1925年4月25日。
(80)代英:《东南大学的前途》,《中国青年》第67期,1925年2月21日。
(81)代英:《再论东大问题》,《中国青年》第75期,1925年4月18日。
(82)子贞:《郭秉文与胡敦复》,《中国学生》第16期,1926年1月23日。
(83)仲雯:《今年的努力》,《中国学生》第14期,1926年1月2日;隶夫:《校学生会的意义和整顿的方法》,《中国学生》第38、39期,1926年10月20日。
(84)鸿干:《士气嚣张!》,《中国学生》第15期,1926年1月12日。
(85)《教育界消息:讨论青年教育方针之重要史料》,《教育杂志》第19卷第12期,1927年12月20日;《汪典存提议中学宜确定党化教育目标》,《新闻报》1927年11月7日,第12版。
(86)撒翁:《沈恩孚的教育目标》,《布尔塞维克》第7期,1927年12月5日。
(87)撒翁:《新学阀》,《布尔塞维克》第15期,1928年1月30日。
(88)惠之:《杨杏佛与东南大学》,《醒师》第162期,1927年。
(89)舜生:《关于东大校长问题之重要的参文字考》,《醒狮》第16期,1925年1月14日
(90)《宁汉兵战前之文字战》,《大公报》(天津)1927年7月17日,第3版。
(91)杨杏佛:《准备时代之青年责任》,《交大半月刊》1928年第12卷第2期。
(92)这一时期,国、共以及其他层面的多方政治势力,进行了一场复杂的较量,正如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所言,国共合作时期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混乱和最错综复杂的时期之一,任何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是否都执行明确而一贯的政策,都值得怀疑。参见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52,p.46.
(93)国共两党等革命力量与朱经农的恩怨纠葛,可追溯至“五卅”前后。参见韩戍:《北伐前后的校园政治与学生运动——以上海光华大学为中心》,《史林》2018年第1期。
(94)《上海政潮一斑》,《大公报》(天津)1927年8月8日,第2版。
(95)《朱经农答覆清党委员会》,《大公报》(天津)1927年8月10日,第6版。
(96)《学联会反对朱经农宣言》,《时事新报》1927年8月11日,第7版;《全国学总会反对朱经农》,《时事新报》1927年8月13日,第7版。
(97)《张伯苓之南游感想谈》,《大公报》(天津)1927年9月28日,第2版。
(98)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第25、247—250页。
(99)《大学区制存废问题(续)》,《大公报》(天津)1929年4月4日,第14版;《中校联会反对大学区制再发表宣言》,《民国日报》(上海)1929年4月10日,第13版。
(100)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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