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思想渊源、实践基础和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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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在中国兴起的关于国家安全的新的学科和理论。从思想渊源看,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家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对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与扬弃以及对西方国家安全理论的汲取和超越。从实践基础看,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的复杂斗争环境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具备鲜明实践品质的学问。它强化了新时代国家安全意识,推动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反对腐败提升政府效能等方面的重大实践。从理论逻辑看,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聚焦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的哲学特征。在世界观层面,它阐述了国家安全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属性;在认识论层面,它指出了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的实质;在方法论层面,它强调工作导向上对发展与安全的统筹、对防范风险与处置风险的统筹、对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的统筹等注重科学统筹的方法。围绕国家安全的斗争与合作实践仍在进行,作为理论和学科的新时代国家安全学也将不断完善。
The national security for a new era is a new discipline and theory on national security that has arisen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crossed the threshold into a new era and there is a new historic juncture in China's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sources, the national security for a new era has realized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the national security thought and the Marxism in China,the inheritance and subl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thoughts, and the extrac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Western national security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the national security for a new era is a study with distinct practical qualities that has grown up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mplex struggl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ince the 18 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reinforces the national security awareness in the new era and promotes major practices in preventing major risks,safeguarding national core interests,and opposing corruption and improving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logic,the national security for a new era focuses on the philoso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verall" of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At the level of worldview,it states that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will promote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ith the holistic rather than fragmented,dynamic rather than static,open rather than closed,relative rather than absolute,common rather than isolated approach. On the epistemological level,it points out the essence of the trinity of people's security,political security and the supremacy of national interests. On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it emphasizes the coordination methods,including the coordin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of risk prevention and disposal risks,and of maintaining security and shaping security. The struggle and cooperation practice around national security is still going on,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for a new era as a theory and discipline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security for a new era is a new discipline and theory on national security that has arisen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crossed the threshold into a new era and there is a new historic juncture in China's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sources, the national security for a new era has realized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the national security thought and the Marxism in China,the inheritance and subl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thoughts, and the extrac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Western national security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the national security for a new era is a study with distinct practical qualities that has grown up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mplex struggl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ince the 18 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reinforces the national security awareness in the new era and promotes major practices in preventing major risks,safeguarding national core interests,and opposing corruption and improving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logic,the national security for a new era focuses on the philoso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verall" of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At the level of worldview,it states that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will promote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ith the holistic rather than fragmented,dynamic rather than static,open rather than closed,relative rather than absolute,common rather than isolated approach. On the epistemological level,it points out the essence of the trinity of people's security,political security and the supremacy of national interests. On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it emphasizes the coordination methods,including the coordin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of risk prevention and disposal risks,and of maintaining security and shaping security. The struggle and cooperation practice around national security is still going on,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for a new era as a theory and discipline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引文
(1)邓小平高度关注发展问题,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提出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之一,明确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0、1235页;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江泽民指出,“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8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认为“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2)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常常以为,一些矛盾和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老百姓收入少造成的,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来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减少。现在看来,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新形势下,如果利益关系协调不好、各种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导致问题激化,严重的就会影响发展进程”。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1-82页。关于发展起来后问题更多更复杂的判断,习近平系引用邓小平晚年的话。邓小平当时主要是针对贫富差距问题做出的判断,这番话在新时代意义更加凸显。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1)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一代人中的一些群体在生存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之后,因为阶层固化、奋斗目标丧失等原因表现出相对于主流社会异常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其做法的流行和扩散往往对社会生产力和秩序造成负面影响。在美国有“垮掉的一代”,在日本有“低欲望社会”和“宅”文化,在中国有“佛系”(与日本的低欲望社会相似)、“巨婴”(生理年龄成年而心理年龄不成熟),等等。
(2)感谢江涌研究员指出这一点。
(3)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定定、傅强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4)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00页。
(5)《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1页。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4页。
(2)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64页。
(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以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等三方面资源。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4)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4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5页。
(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2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3页。
(6)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
(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277页。
(2)毛泽东指出,“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见毛泽东:《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3)毛泽东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见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4)毛泽东在1949年前后不同场合说过“邓小平同志讲:事情怎么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这样的话。参见毛泽东:《时局问题及其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257页;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00页。
(5)邓小平指出,“从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去想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见邓小平:《按照中国的情况写中国的文章》,《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9页;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6)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7)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8)即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坚持立足于防,又有效处置风险;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坚持科学统筹。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82页。
(1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
(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页。
(2)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第195页。
(3)列宁:《国家与革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194页。
(4)毛泽东这方面的论述非常多。例如,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表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又如,他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人民求解放;和平解放,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5)例如,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表示,“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又如,他在《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电报》中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8页。
(6)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6页。
(7)江泽民:《国家主权是一国人民充分享受人权的前提和保障》,《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114页。
(8)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页。
(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1)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01页。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9-50页。
(3)王先谦集解:《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36页。
(4)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
(5)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6)司马迁:《史记·赵世家第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07页。
(7)陈宏天、高秀芳校点:《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3页。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7页。
(9)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安全与效益的关系,始终把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1页;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习近平:《登高望远,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载《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日。
(1)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页。
(2)孙诒让:《墨子閒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9页。
(3)脱脱等:《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24页。
(4)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7页。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0页。
(6)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00页。
(7)苏洵:《嘉佑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8)黎翔凤:《管子校注》,第1054页。
(9)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9页。
(1)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充分考虑了国家内部的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风险以及外部风险。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载《求是》,2016年第1期,第3-10页。
(2)郭彧译注:《周易》,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89页。
(3)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994页。
(4)习近平还特地区分了可以预见的风险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后者与苏轼所谓“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相类。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26页。
(5)《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8年4月18日。
(6)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载《求是》,2016年第1期,第3-10页。
(7)黎翔凤:《管子校注》,第472页。
(8)黎翔凤:《管子校注》,第14页。
(9)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80页。
(10)陈宏天、高秀芳校点:《苏辙集》,第351页。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82页。
(2)代表性著作如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代表性著作如肯尼斯·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2)代表性著作如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译:《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February 2015,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2.pdf,访问时间:2019年3月8日。
(4)“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ember 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访问时间:2019年3月8日。
(5)所谓制度非中性,即同一制度对不同的利益主体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参见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载《改革》,1994年第2期,第97-106页。
(6)代表性著作如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Andrew J.Pierre,“Reviewed Work:Common Security:A Blueprint for Survival by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Issues,”Foreign Affairs,Vol.61,No.1,1982,p.221.
(1)巴里·布赞、琳娜·汉森著,余潇枫译:《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
(2)阿米塔·阿查亚著,王正毅、冯怀信译:《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3)代表性著作如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4)代表性的著作如Robert I.Rotberg and Theodore K.Rabb,eds.,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88;Bruce Russett,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33。转引自李少军:《评“民主和平论”》,载《欧洲》,1995年第4期,第4页。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54页。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61页。
(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1)《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7/03/content_5303158.htm,访问时间:2019年3月20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49841/1649841.htm,访问时间:2019年3月20日。
(1)《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第47页。
(1)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2017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http://www.cac.gov.cn/wxb_pdf/2018year/situation.pdf,访问时间:2019年3月14日。
(2)四项原则是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五点主张是:第一,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第二,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第三,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第四,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第五,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32-536页。
(3)所谓“规锁”,就是要运用新的规则来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参见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载《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第24-25页。
(1)习近平在2015年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了相关信息,但这些信息当时没有在新华社通稿中公开,后收录于《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18-219页。
(2)《贵州省推动企业沿着“一带一路”方向“走出去”行动计划(2018-2020年)》,http://www.chinaguizhou.gov.cn/system/2018/11/01/016896629.shtml,访问时间:2019年3月14日。
(1)《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问》,载《人民日报》,2019年3月16日。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20页。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38页。
(1)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202页。
(2)顾野王:《玉篇》(根据张氏泽存堂本影印的《宋本玉篇》),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185页。
(1)钟国安:《以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谱写国家安全新篇章》,载《求是》,2017年第8期,第11-15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
(1)冯维江:《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科学内涵、战略布局与实践要求》,载《国际展望》,2018年第3期,第13-28页。
(2)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常常以为,一些矛盾和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老百姓收入少造成的,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来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减少。现在看来,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新形势下,如果利益关系协调不好、各种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导致问题激化,严重的就会影响发展进程”。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1-82页。关于发展起来后问题更多更复杂的判断,习近平系引用邓小平晚年的话。邓小平当时主要是针对贫富差距问题做出的判断,这番话在新时代意义更加凸显。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1)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一代人中的一些群体在生存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之后,因为阶层固化、奋斗目标丧失等原因表现出相对于主流社会异常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其做法的流行和扩散往往对社会生产力和秩序造成负面影响。在美国有“垮掉的一代”,在日本有“低欲望社会”和“宅”文化,在中国有“佛系”(与日本的低欲望社会相似)、“巨婴”(生理年龄成年而心理年龄不成熟),等等。
(2)感谢江涌研究员指出这一点。
(3)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定定、傅强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4)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00页。
(5)《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1页。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4页。
(2)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64页。
(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以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等三方面资源。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4)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4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5页。
(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2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3页。
(6)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
(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277页。
(2)毛泽东指出,“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见毛泽东:《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3)毛泽东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见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4)毛泽东在1949年前后不同场合说过“邓小平同志讲:事情怎么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这样的话。参见毛泽东:《时局问题及其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257页;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00页。
(5)邓小平指出,“从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去想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见邓小平:《按照中国的情况写中国的文章》,《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9页;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6)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7)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8)即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坚持立足于防,又有效处置风险;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坚持科学统筹。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82页。
(1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
(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页。
(2)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第195页。
(3)列宁:《国家与革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194页。
(4)毛泽东这方面的论述非常多。例如,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表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又如,他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人民求解放;和平解放,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5)例如,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表示,“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又如,他在《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电报》中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8页。
(6)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6页。
(7)江泽民:《国家主权是一国人民充分享受人权的前提和保障》,《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114页。
(8)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页。
(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1)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01页。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9-50页。
(3)王先谦集解:《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36页。
(4)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
(5)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6)司马迁:《史记·赵世家第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07页。
(7)陈宏天、高秀芳校点:《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3页。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7页。
(9)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安全与效益的关系,始终把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1页;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习近平:《登高望远,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载《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日。
(1)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页。
(2)孙诒让:《墨子閒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9页。
(3)脱脱等:《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24页。
(4)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7页。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0页。
(6)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00页。
(7)苏洵:《嘉佑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8)黎翔凤:《管子校注》,第1054页。
(9)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9页。
(1)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充分考虑了国家内部的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风险以及外部风险。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载《求是》,2016年第1期,第3-10页。
(2)郭彧译注:《周易》,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89页。
(3)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994页。
(4)习近平还特地区分了可以预见的风险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后者与苏轼所谓“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相类。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26页。
(5)《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8年4月18日。
(6)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载《求是》,2016年第1期,第3-10页。
(7)黎翔凤:《管子校注》,第472页。
(8)黎翔凤:《管子校注》,第14页。
(9)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80页。
(10)陈宏天、高秀芳校点:《苏辙集》,第351页。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82页。
(2)代表性著作如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代表性著作如肯尼斯·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2)代表性著作如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译:《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February 2015,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2.pdf,访问时间:2019年3月8日。
(4)“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ember 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访问时间:2019年3月8日。
(5)所谓制度非中性,即同一制度对不同的利益主体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参见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载《改革》,1994年第2期,第97-106页。
(6)代表性著作如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Andrew J.Pierre,“Reviewed Work:Common Security:A Blueprint for Survival by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Issues,”Foreign Affairs,Vol.61,No.1,1982,p.221.
(1)巴里·布赞、琳娜·汉森著,余潇枫译:《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
(2)阿米塔·阿查亚著,王正毅、冯怀信译:《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3)代表性著作如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4)代表性的著作如Robert I.Rotberg and Theodore K.Rabb,eds.,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88;Bruce Russett,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33。转引自李少军:《评“民主和平论”》,载《欧洲》,1995年第4期,第4页。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54页。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61页。
(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1)《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7/03/content_5303158.htm,访问时间:2019年3月20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49841/1649841.htm,访问时间:2019年3月20日。
(1)《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第47页。
(1)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2017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http://www.cac.gov.cn/wxb_pdf/2018year/situation.pdf,访问时间:2019年3月14日。
(2)四项原则是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五点主张是:第一,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第二,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第三,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第四,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第五,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32-536页。
(3)所谓“规锁”,就是要运用新的规则来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参见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载《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第24-25页。
(1)习近平在2015年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了相关信息,但这些信息当时没有在新华社通稿中公开,后收录于《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18-219页。
(2)《贵州省推动企业沿着“一带一路”方向“走出去”行动计划(2018-2020年)》,http://www.chinaguizhou.gov.cn/system/2018/11/01/016896629.shtml,访问时间:2019年3月14日。
(1)《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问》,载《人民日报》,2019年3月16日。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20页。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38页。
(1)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202页。
(2)顾野王:《玉篇》(根据张氏泽存堂本影印的《宋本玉篇》),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185页。
(1)钟国安:《以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谱写国家安全新篇章》,载《求是》,2017年第8期,第11-15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
(1)冯维江:《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科学内涵、战略布局与实践要求》,载《国际展望》,2018年第3期,第1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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