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扶贫与可持续减贫作用机理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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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扶贫是内生于我国产业扶贫实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模式。在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分析农村贫困生成的宏观、微观原因的基础上,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剖析我国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运作机理,试图解释如何通过扶贫企业这个外力激活贫困人口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实现可持续减贫。研究发现:第一,当企业参与扶贫,意味着有限的扶贫资源实现了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循环过程,这是可持续减贫的基础。第二,当企业参与扶贫,不仅可将贫困人口融入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循环系统,使他们有可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且,有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三维资本"的运用和提升,从而最终形成可持续脱贫的长效机制。
引文
[1]李海楠.兑现脱贫目标实现“机会均等”[N].中国经济日报,2016-12-07.
[2]汪三贵.在发展中战胜贫困——对中国30年大规模减贫经验的总结与评价[J].管理世界,2008(11):78-88.
[3]万君,张琦.“内外融合”:精准扶贫机制的发展转型与完善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9-20.
[4]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EB/0L].人民网,[2016-12-03].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1203/c1001-28921849.html.
[5]赵晓峰,邢成举.农民合作社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机制构建: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16(4):23-27.
[6]高鹏程.企业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实践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7]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欠发达地区经济起飞的关键是“资源资本化”——中国扶贫体制改革试验区的实证经验[J].管理世界,1997(6):136-144.
[8]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扶贫创新模式”课题组.命运共同体:一种可持续的企业扶贫创新模式[J].中国经贸导刊,2008(9):6-8.
[9]张琦.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机理与动力机制研究——以陕西省“府谷现象”为例[J].中国流通经济,2011(4):58-63.
[10]王兴国,王新志.农业龙头企业扶贫的理论阐释与案例剖析[J].东岳论从,2017(1):82-88.
[11]张海鹏.要素资本化、产业发展与精准扶贫——基于贵州丹寨县的调查研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4):133-155.
[12]庄天慧,杨帆,曾维志.精准扶贫内涵及其与精准脱贫的辩证关系探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3):6-12.
[13]黄承伟,覃志敏.论精准扶贫与国际扶贫治理体系建构[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1):131-136.
[14]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15]郑瑞强.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论预设、逻辑推理与推进机制优化[J].宁夏社会科学,2016(4):118-122.
[16]张翠娥,王杰.弱势的累积: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23-30.
[17]林伯强.中国的经济增长、贫困减少与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2003(12):15-25.
[18]黄承伟,叶韬,赖力.扶贫模式的创新——精准扶贫:理论研究与贵州实践[J].贵州社会科学,2016(10):4-11.
[19]阮瑶,张瑞敏.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经济伦理性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实现[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45-151.
[20]张翼.当前中国精准扶贫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J].国际经济评论,2016(6):77-85.
[21]胡晗,司亚飞,王立剑.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生计策略和收入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18(1):78-89.
[22]习近平.习近平谈扶贫(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9-01.
[2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1)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国政府在农村的贫困治理体系中处于绝对主导性地位。
(2)这里没有使用“产业扶贫”,是因为“产业”是一个中观层面的术语,更适用于政府官方文件的表达。
(3)在传统的产业扶贫中,政府是扶贫资源的直接配置者,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而企业和贫困户都表现为这一过程的被动参与者。这是导致产业扶贫效率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1)已有的文献在得出“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递减”的结论时所使用的是宏观数据,而忽视了微观路径。
(2)“人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论,其内在蕴含和一以贯之的目的,就是通过反贫困,争取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实现全人类的幸福”[19]。
(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4页。
[2]汪三贵.在发展中战胜贫困——对中国30年大规模减贫经验的总结与评价[J].管理世界,2008(11):78-88.
[3]万君,张琦.“内外融合”:精准扶贫机制的发展转型与完善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9-20.
[4]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EB/0L].人民网,[2016-12-03].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1203/c1001-28921849.html.
[5]赵晓峰,邢成举.农民合作社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机制构建: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16(4):23-27.
[6]高鹏程.企业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实践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7]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欠发达地区经济起飞的关键是“资源资本化”——中国扶贫体制改革试验区的实证经验[J].管理世界,1997(6):136-144.
[8]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扶贫创新模式”课题组.命运共同体:一种可持续的企业扶贫创新模式[J].中国经贸导刊,2008(9):6-8.
[9]张琦.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机理与动力机制研究——以陕西省“府谷现象”为例[J].中国流通经济,2011(4):58-63.
[10]王兴国,王新志.农业龙头企业扶贫的理论阐释与案例剖析[J].东岳论从,2017(1):82-88.
[11]张海鹏.要素资本化、产业发展与精准扶贫——基于贵州丹寨县的调查研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4):133-155.
[12]庄天慧,杨帆,曾维志.精准扶贫内涵及其与精准脱贫的辩证关系探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3):6-12.
[13]黄承伟,覃志敏.论精准扶贫与国际扶贫治理体系建构[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1):131-136.
[14]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15]郑瑞强.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论预设、逻辑推理与推进机制优化[J].宁夏社会科学,2016(4):118-122.
[16]张翠娥,王杰.弱势的累积: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23-30.
[17]林伯强.中国的经济增长、贫困减少与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2003(12):15-25.
[18]黄承伟,叶韬,赖力.扶贫模式的创新——精准扶贫:理论研究与贵州实践[J].贵州社会科学,2016(10):4-11.
[19]阮瑶,张瑞敏.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经济伦理性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实现[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45-151.
[20]张翼.当前中国精准扶贫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J].国际经济评论,2016(6):77-85.
[21]胡晗,司亚飞,王立剑.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生计策略和收入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18(1):78-89.
[22]习近平.习近平谈扶贫(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9-01.
[2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1)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国政府在农村的贫困治理体系中处于绝对主导性地位。
(2)这里没有使用“产业扶贫”,是因为“产业”是一个中观层面的术语,更适用于政府官方文件的表达。
(3)在传统的产业扶贫中,政府是扶贫资源的直接配置者,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而企业和贫困户都表现为这一过程的被动参与者。这是导致产业扶贫效率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1)已有的文献在得出“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递减”的结论时所使用的是宏观数据,而忽视了微观路径。
(2)“人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论,其内在蕴含和一以贯之的目的,就是通过反贫困,争取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实现全人类的幸福”[19]。
(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