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派生诉讼资金筹集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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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派生诉讼是公司治理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公司的运作过程中,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都有可能会侵害公司利益,公司作为受害者有权追究侵权者的责任。因此,我国在2005年10月25日修改的《公司法》中,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将派生诉讼这种诉讼方式载入,这不失为我国公司法立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
但是,在我国以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派生诉讼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实际困难,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往往在资金上处于劣势,而提起诉讼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金钱以及人力成本的。对于这样一种昂贵的诉讼活动,股东是否有足够的费用支持,提起派生诉讼以维护公司利益,则成为了实践中一项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而在我国的公司治理实践和司法实践中,材料和数据表明,股东处于资金缺失和怠于承担诉讼风险的考虑,往往不愿意通过提起派生诉讼来维护公司利益,使肆意侵害公司利益的大股东或第三人无法得到威慑。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和讨论的是,派生诉讼的资金筹集,即如何使股东获得足够的资金且不必恐惧诉讼风险,而主动通过提起派生诉讼来维护公司治理。目前在这一方面,我国《公司法》尚无明确规定,而在实践中,也因缺乏有效的解决模式而使派生诉讼鲜有运行。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着重考察英国,美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对此问题的解决方式,并分析其所存在的利弊。
本文由导言,正文和结语构成,正文部分主要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首先阐述派生诉讼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为下文推出解决派生诉讼的资金筹集问题的重要性埋下伏笔；第二部分在对我国派生诉讼现状进行综述的同时,导出矛盾,提出派生诉讼中资金筹集问题的产生及该问题的现状,分析我国派生诉讼实践中的问题所在；第三部分重点对美国在股东派生诉讼资金筹集方面的实践进行阐述和分析；第四部分对英国在派生诉讼资金方面问题的解决模式进行阐述和分析；第五部分综合归纳探讨了派生诉讼费用问题的几种可行的解决模式；本文的最后一部分为结语,在结语中总结了本人的重点研究问题,以及现阶段的研究成果,并为今后的继续研究提供了方向。
Shareholders'derivative action is regarded as a powerful supervision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 2006 the newly-amended company law of China introduced derivative ac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t is a great progress in the proceeding of legislation of company law in China. However litigation is expensive and not all the shareholders can afford it. When commencing a derivative action, it means that the claimant shareholder should bear all litigation fees and risks especially when the litigation fails final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ssue that how to solve funding problem on shareholders'derivative actions, which kind of lawsuit is mad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ncerning company and the shareholders, especially the minority group. In the first part, the autho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derivative action and its features. The second part puts forward the issue:the funding problem, and explains why it is legally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the following two parts US rules and UK rules on derivative action fees are introduced and analyzed. Then the author concentrates on the four possible resolutions:to put an obligatory requirement for the company to pay the cost of the action; to reward the plaintiff partial of the proceeds of litigation; to sign a Conditional Fee Agreement and to empowe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to Initiate a Derivative Action on Behalf of a Company.
In the conclusion the author finds that funding problem of derivative action is not simple to be resolved. It will continue to be a popular topic for its crucial positio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protection of shareholders.
但是,在我国以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派生诉讼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实际困难,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往往在资金上处于劣势,而提起诉讼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金钱以及人力成本的。对于这样一种昂贵的诉讼活动,股东是否有足够的费用支持,提起派生诉讼以维护公司利益,则成为了实践中一项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而在我国的公司治理实践和司法实践中,材料和数据表明,股东处于资金缺失和怠于承担诉讼风险的考虑,往往不愿意通过提起派生诉讼来维护公司利益,使肆意侵害公司利益的大股东或第三人无法得到威慑。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和讨论的是,派生诉讼的资金筹集,即如何使股东获得足够的资金且不必恐惧诉讼风险,而主动通过提起派生诉讼来维护公司治理。目前在这一方面,我国《公司法》尚无明确规定,而在实践中,也因缺乏有效的解决模式而使派生诉讼鲜有运行。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着重考察英国,美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对此问题的解决方式,并分析其所存在的利弊。
本文由导言,正文和结语构成,正文部分主要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首先阐述派生诉讼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为下文推出解决派生诉讼的资金筹集问题的重要性埋下伏笔；第二部分在对我国派生诉讼现状进行综述的同时,导出矛盾,提出派生诉讼中资金筹集问题的产生及该问题的现状,分析我国派生诉讼实践中的问题所在；第三部分重点对美国在股东派生诉讼资金筹集方面的实践进行阐述和分析；第四部分对英国在派生诉讼资金方面问题的解决模式进行阐述和分析；第五部分综合归纳探讨了派生诉讼费用问题的几种可行的解决模式；本文的最后一部分为结语,在结语中总结了本人的重点研究问题,以及现阶段的研究成果,并为今后的继续研究提供了方向。
Shareholders'derivative action is regarded as a powerful supervision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 2006 the newly-amended company law of China introduced derivative ac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t is a great progress in the proceeding of legislation of company law in China. However litigation is expensive and not all the shareholders can afford it. When commencing a derivative action, it means that the claimant shareholder should bear all litigation fees and risks especially when the litigation fails final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ssue that how to solve funding problem on shareholders'derivative actions, which kind of lawsuit is mad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ncerning company and the shareholders, especially the minority group. In the first part, the autho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derivative action and its features. The second part puts forward the issue:the funding problem, and explains why it is legally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the following two parts US rules and UK rules on derivative action fees are introduced and analyzed. Then the author concentrates on the four possible resolutions:to put an obligatory requirement for the company to pay the cost of the action; to reward the plaintiff partial of the proceeds of litigation; to sign a Conditional Fee Agreement and to empowe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to Initiate a Derivative Action on Behalf of a Company.
In the conclusion the author finds that funding problem of derivative action is not simple to be resolved. It will continue to be a popular topic for its crucial positio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protection of shareholders.
引文
1 在1864年东潘多铅矿公司诉麦瑞威泽案中,一个废矿的几个所有人组建了一家公司,他们不仅成了该公司的董事和大股东,而且将该废矿卖给了该公司,获得了一大笔价金。那些局外的公司股东们知情后试图使公司从这一诈欺性的购买中摆脱出来,即收回公司已付给董事的价金。因此,这些少数股股东以公司名义提出了诉讼。但当那些董事们行使表决权,通过迫使公司停止诉讼的决议后,诉讼就中止进行了。后来,少数股股东中的一位以自己以及其他几位少数股股东的名义提出了新的诉讼。判决认为：尽管存在着“福斯诉哈博特规则”的限制,但法院仍应允许少数股股东以上述方式发动诉讼：因为舍此就无法使上述董事们损人利己的行为归于无效。
2 英国公司法专家Gower对“福斯诉哈博特”规则作了如下概括：如果将要强制执行的义务系对于公司的义务,那么,执行此项义务的首要救济就是由公司对违反义务的人起诉；如果董事们违反其对公司的善意义务,或违反对公司以必要的谨慎和技能行事的义务,那么,公司是诉讼中唯一适格的原告(the proper plaintiff)。说白了,“福斯诉哈博特规则”的含义是：公司少数股股东不得因公司出现差错便起诉,也不得就公司内部不守纪律的情形而起诉。
3 如：由于欺诈,公司高管违反诚实勤勉义务,或者自我交易等行为才可以提起派生诉讼。
4 美国《规范商业公司法》第7.42条。
5 美国《规范商业公司法》第7.42条第2款第2项。
6 美国《规范商业公司法》第7.44条d款。
7 美国《规范商业公司法》第7.44条d款。
8 美国《规范商业公司法》第7.44条a款。
9 齐奇主编：《公司法疑难问题解析》,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转引自杨勤法：《公司治理的司法介入——以司法介入的限度和程序设计为中心》。
10 提起诉讼的股东担心承担由败诉而带来的不利后果,包括诉讼费用的付出,但判决结果并没有使其本身获得利益,相反,可能导致该原告股东今后在公司治理中,由于派生诉讼的提起,更处于被大股东排挤的不利地位。
11Nurcombe v Nurcombe [1985] 1 W.L.R.370 per Lawton L.J. at 376; Wallersteiner v Moir (No.2) [1975] Q.B. 373 per Lord Denning M.R. at 390; G. Morse, Charles worth & Morse Company Law (16th ed., Sweet & Maxwell, London,1999), p.309; I. J. Dawson and I. S. Stephenso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Tolley,1993), p.52; J. Payne,"'Clean Hands'in Derivative Actions" [2002] C.L.J.76 at p.86.
12P.K.M Choo:《新加坡派生诉讼制度反思》载《邦德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第13期第82页
13 李晓宁：《股东派生诉讼的比较研究——以德国,英国,美国以及中国的派生诉讼制度为视角》,ASPEN出版社2007版,第291页。
14 如：在通常情况下,提起诉讼的费用包括法庭收取的费用,聘请律师的费用,调查取证费等等。
15 P. L. Davies, Gower and Davie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Sweet & Maxwell, London,2003, p.314.
16 在未胜诉的情况下,股东和公司如何分担诉讼费用,理论上可以由股东和公司事先约定。但在我国的实践中,股东提起派生诉讼通常是由于公司怠于行使诉讼而使股东不得不代位提起诉讼,因此,股东与公司之间不大可能就诉讼费用作事先约定,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败诉,必然是由提起诉讼的股东承担由此诉讼产生的所有费用。
17 这个处理模式指的是,在股东派生诉讼中,究竟是谁承担此派生诉讼的费用。在这个方面,美国和英国的做法是不同的。由于承担诉讼费用的对象不同,也直接导致了股东是否都乐于提起派生诉讼来维护公司的利益。DDeMoee:《信用危机下的公司治理》载《悉尼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第11期。
18 在美国,派生诉讼费用承担的总原则可以归结为—诉讼双方均等承担。
19 参见《布莱克法律大辞典》2004年第8版。
20 英国的派生诉讼费用承担规则将在本文的第四部分具体介绍。
21 在美国许多州制定的公司法中,浮动费用计算方式又称为contingency fees arrangement,在法律上被定义为：如果案件胜诉或者得到有利于自己的调解或者判决,那么律师将从当事人从诉讼成功的收益中根据事先约定的比例,收取一部分作为律师费。在如今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已有许多国家采取这种计费方式：如,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希腊,日本,新西兰等。
22HM Kritzer:《美国浮动计费方式的法律实践》载于《斯坦佛大学法律评论》2004年第6期。
23 根据美国司法实践,在浮动计费模式下,律师所获得的收益通常占诉讼带来收益总量的15%到30%。
24 根据该原则,在诉讼中,如果当事人的律师对当事人获得有利于己方的判决或调解有所贡献,那么在将来,当当事人获得由于该有利判决或诉讼而带来的收益时,在这笔收益中,律师的代理费应该得到最优先的支付。
25 律师普遍计费规则是根据美国最高法院1970年对。。。。案所作出的判决而成立的规则。法院将该规则解释为,以律师工作的合理小时数乘上社会上同类工作通行的计时报酬比率(hourly rate),然后再根据其他因素,如案件的不确定性,提供代理服务的质量等加以适当调整。在律师普遍计费规则的数额确定上,法院拥有最终的裁量权,在此方面,法院将采取审慎的态度裁量。
26 该项调查是www.ssrn.com网站于2003年11月3号进行的。
27 该制度对派生诉讼的影响将在文章下部分分析。
28 此处“不菲”可以具体解释为：根据计费规则,如果诉讼结果能为当事方带来实际的收益,那么律师将根据事前于当事方的约定从收益中抽取相应的百分比作为律师费；如果诉讼的结果并未带来现成或未来可预见的现金收益,那么根据律师普遍计费规则(the lodestar method),律师也可根据自己付出的专业劳动,经由法院审慎裁量后,获得相应的律师费。故可以见得,不论案件的结果如何,只要律师尽心用专业知识为当事方提供法律服务,都可获得大于或等于其所付出劳动程度相应的律师费。因此,对律师来说,会提高其参与派生诉讼的积极性,有利于推动派生诉讼在美国的公司治理实践中普遍进行。
29Lang Thai:《澳大利亚派生诉讼相关费用研究—与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比较》,载《澳大利亚商业法律评论》2002年第30期第123页。
30 此处“清除障碍”主要指的是,在美国,诉讼的进行与律师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律师怠于接受委托,参与诉讼,那么基本上诉讼是难以进行的,因此科学的律师费计费制度,有利于消除因律师出于律师费用的顾虑而怠于接受委托而参与派生诉讼的情况,但至于其是否有直接的激励作用,则不能以此下定论,笔者认为,“清除障碍”和“直接激励”是两回事,不可一概而论。
34 根据英国公司法,并非所有的股东提起派生诉讼,都会得到其所在公司经费支出的费用,以补偿其所付出的诉讼费用。对于是否给予提起诉讼的股东这笔补偿费用,是由受诉法院决定的。法院在经过审慎考虑后,根据该股东提起诉讼是否真正为了捍卫公司的利益,来决定是否决定给予这笔诉讼费用的补偿。
35 股东提起派生诉讼,实际上是“福斯诉哈博特”规则的例外。在英国法中认为,派生诉讼并非是股东代表自己的权益而提起的诉讼。在这种认识下,派生诉讼中股东提起诉讼的诉权,并非来自于自己,而是从公司诉权中派生出来的诉权。
36 在该案中,由于华勒斯泰纳一直申请延期审理,致使原告莫阿穷尽了10年的时间,花尽了所有的积蓄,才等到法院对该案做出判决。但尽管10年以后,莫阿得到了自己期盼的公正的判决,但是他已经穷尽了所有的积蓄,没有财力再去执行法院的判决。最终,为了帮助莫阿执行判决,法院制定出了诉讼费用补偿规则(indemnity cost order),允许提起派生诉讼的当事人,不论是否胜诉,都可以向法院申请诉讼费用补偿令。此项制度在后来的派生诉讼费用解决问题上得到广泛运用,法院在这个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最终是由法院决定是否给予提起派生诉讼的当事人以诉讼费用补偿令,向其所在公司要求诉讼费用补偿。
37 Arad Reisberg, Derivative Action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38 该短引自丹宁法官(Lord Denning)的判决。
39 参见上述引注第33。
40A.J.Boyle:《小股东的诉讼补偿》,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1 通常小股东在公司中所持有的股份都很少,因此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利益是不确定且微薄的。
42 See, eg BG Pettet, Company Law (Harlow, Longman,2001) pp235-236.
43 在2006年新修改颁布的《英国公司法》中,更强调了法院在派生诉讼的重要地位,及有权裁量是否受理股东的起诉,是否允许派生诉讼继续审理等。强调法院的作用,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为达到损害公司名誉等不良目的而提起的派生诉讼。
44 PL Davies, Gower and Davie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7th edn Sweet&Maxwell 2003) p455.
45 所谓“掘金式”诉讼(gold-digging claims)指的是,股东提起派生诉讼并非是为公司的利益迫切而为的,诉讼事由并非涉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违法操控等现象,股东只是意图通过提起该诉讼,获得费用补偿,而其真实目的并非为了维护公司治理。
46 如果说是激励机制,那么应当是对股东有所奖励,让股东提起诉讼以后能获得相关的额外利益,而非仅起到补偿作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以色列1999年颁布的公司法中规定,但凡公司股东为维护公司利益提起派生诉讼,在胜诉后,该股东可以直接从胜诉收益中获取一部分利益,因此,原告股东可以通过派生诉讼的胜诉获取一笔直接的金钱利益。在这种制度规定下,真正为维护公司利益的股东就有极大的利益驱动去提起派生诉讼,因为相比于其他国家法律规定下无直接金钱利益归于股东,以色列公司法的规定使得股东有极大的动力,而不必担心仅自己一人承担诉讼风险,然后在胜诉后却不能获得丝毫利益。并且,这种制度为股东传递了一种信号----则立法者是大力支持并鼓励股东以提出派生诉讼的方式来维护公司利益的。参见Arad Reisberg, "Promoting the use of Derivative Actions" (2003) 24 Company Lawyer 250.
47 PL Davies, Gower and Davie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7th edn Sweet&Maxwell 2003) p455.
48 在英国民事诉讼程序法中并无对此“适当”的情况作出规定,虽然在英国2006年公司法修订后对是否颁发诉讼费用补偿令的情况作出细化,但对此“适当”情况的判定并无实质性改变。
49 “在合适情况下”这个模糊的标准对法院是否颁布诉讼费用补偿令是没有实质帮助的。那么何种情况才是“不合适”的情况?假设股东提起派生诉讼是出于恶意,或仅是为自己利益而非公司利益?没有相对明确的标准导致法院在裁量时的问题。
50 在1995年的Mcdonald v Horn案中,法官个人对诉讼费用补偿令的颁布持严谨态度,对原告股东举证说明自己是为公司利益迫切而为的派生诉讼要求得更为严格,就导致股东最终没有获得诉讼费用补偿。该案在后来的公司费用补偿令方面的案件中被作为典型案件,均认为当时审理该案的法官由于个人倾向,对诉讼费用补偿令的颁布认为地施加了许多限制。
51 Wallersteiner v Moir (No 2) [1975] QB 373,394 per Lord Denning.
52 L. S. Sealy, "Problems of Standing, Pleading and Proof in Corporate Litigation", in Company Law in Change (B. G Pettet ed., London,1987), p.13.
53 参见案例Smith v Croft[1986] 1 W.L.R.580
54 初步证明的案件,其惯用的拉丁语说法是prima facie case,其有两种含义：1、原告提出的证据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从而可以将案件交付陪审团裁断；2、原告已提出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证据,如被告不能提出足以反驳的反证,法庭必然判决原告胜诉。
55 Shareholder Remedies (Law Com Consultation Paper No 142,1996) para 14.1. See also, the judicial case management under the Civil Procedure (Amendment) Rules 1999, R.1.4(1).
56 L. S. Sealy, "Problems of Standing, Pleading and Proof in Corporate Litigation", in Company Law in Change (B. G Pettet ed., London,1987), p.29.
57 相类似的规定还出现在英国公司法第261条第2款中指出：如果在提起派生诉讼的同时,在原告股东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中,若没有包括能够证明该案件是“初步证明的案件”(prima facie case),那么法院将驳回原告股东的起诉。
58 R Reed, "Derivative Claims:The Application for Permission to Continue"(2000) 21 Company Lawyer 156,158.
59 R Reed, "Derivative Claims:The Application for Permission to Continue"(2000) 21 Company Lawyer 159.
60 R Reed, "Derivative Claims:The Application for Permission to Continue"(2000) 21 Company Lawyer 165.
61 R Reed, "Derivative Claims:The Application for Permission to Continue"(2000) 21 Company Lawyer 165.
62 R Reed, "Derivative Claims:The Application for Permission to Continue"(2000) 21 Company Lawyer 166.
63 具体来说,在法官决定是否给予原告股东诉讼费用补偿令时,根据当时原告股东提出的书面证据,决定这个案件是初步证明的案件以后,再决定给予股东诉讼费用补偿令。在这个过程中,法官的内心已经认为该派生诉讼案件是原告股东善意提起的。
64GR Sullivan:《法官在股东权实施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剑桥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第44期第236-237页。
65(1) A member of a company may apply to the court by petition for an order under this Part on the ground— (a) that the company's affairs are being or have been conducted in a manner that is unfairly prejudicial to the interests of members generally or of some part of its members (including at least himself), or (b) that an actual or proposed act or omission of the company (including an act or omission on its behalf) is or would be so prejudicial.
(2) The provisions of this Part apply to a person who is not a member of a company but to whom shares in the company have been transferred or transmitted by operation of law as they apply to a member of a company. (3) In this section, and so far as applicabl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in the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Part, "company" means— (a) a company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is Act, or (b) a company that is not such a company but is a statutory water company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Statutory Water Companies Act 1991 (c.58).
66 PL Davies, Gower and Davies, "Wallersteiner v Moir:A Decade later"[1997] The Conveyancer, p167,176.
67 [1986] 1 WLR 580.
68 [1986] 1 WLR597.
69 该标准包括一系列指标,如,该诉讼的提出是否是迫切需要的,是否是紧急的,是否出于在公司治理中绝对必要且重大的事项等。
70 [1986] 1 WLR580.
71 这种影响力在许多案例中可以发现,例如,在加拿大的Intercontinental Precious Metals Inc v Cooke [1994]WWR 66中,法院在决定是否给予股东诉讼费用补偿令时,就先行要求股东证明其是否迫切需要此费用支持,否则以其个人的财力,无法提起并支持该派生诉讼。相类似的,在澳大利亚的Farrow v Register ofBuildings Societies [1991] 2 VR 589中,法院也要求股东证明其倘若没有公司的诉讼费用补偿,将没有财力提起诉讼。
72 (1985) 50 OR (2d) 561.
73 (1985) 50 OR (2d) 561,567.:在后来英联邦各国对相类似案件的判决中,华勒斯泰纳诉莫阿案(Wallersteiner vs. Moir case)中法官对派生诉讼中原告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原告股东在派生诉讼中所司的职能的观点影响甚大,基本被后来的相类似案件所沿用。
74 PL Davies, Gower and Davies, "Wallersteiner v Moir:A Decade later"[1997] The Conveyancer, p173.
75 Jaybird Group Ltd v Greenwood [1986] B.C.L.C 319.
76 Javbird Group Ltd v Greenwood [1986] B.C.L.C 318,328.
77 Jaybird Group Ltd v Greenwood [1986] B.C.L.C 318,328.
78 在J Payne, "Clean Hands in Derivative Actions"载于2002年第61期剑桥大学法律评论第76,86页,其中指出：在派生诉讼中,股东所为的与诉讼有关的行为的源头均派生自公司本身的行为能力,与其个人无关。此种观点也有力的驳斥了Smith v Croft案中Walton J法官的观点。
79 “不公平损害救济”(unfair prejudice remedy),在英国2006年公司法中第994条中有所规定,当公司股东受到公司的不公正待遇时,可以寻求法院给予此“不公平损害救济”。在股东相法院提出“不公平损害救济”(unfair prejudice remedy)以后,法院根据股东提出的具体诉求,在公平决断的基础上,决定是否给予股东“不公平损害救济”(unfair prejudice petition).
80A.J.Bovle:《小股东的诉讼补偿》,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68页。
81在Smith v Croft案,Jaybird Group Ltd v Greenwood案中,均有类似的先例。以及在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263条中,明确指出,上述几点,都将成为法院是否允许派生诉讼继续进行的考量因素,以及法院是否决定公司必须给予股东诉讼费用补偿的依据。
82I Ramsay:《公司治理与股东派生诉讼研究》, 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律评论,第15期,第149,164页。
83 新西兰1993年公司法第165条对派生诉讼的具体要求作出细节性规定。具体可参见：'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1993/0105/latest/DLM320825.html'
84 新西兰1993年公司法第168条对派生诉讼费用大致包括几项内容作出细节性规定。具体可参见：'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1993/0105/latest/DLM320828.html'
85 新西兰1993年公司法第166条规定了股东提出诉讼费用补偿的要求,应当在诉讼请求提出之时同时提出。See P Fitzsimons "The Companies Act 1993:A New Approach to Shareholder Litigation in New Zealand'(1997) 18 Company Lawyer 306,310.
86 在新西兰1993年公司法中,仅规定,在法院认为并不不公平或不公正的情况下,就可以依据原告股东的请求决定是否给予其诉讼费用补偿令,但也必须考量原告股东是否出于善意,是否为维护公司利益迫切提出等,而不论该诉讼结果是否是胜诉。但新西兰法律的这个规定,却被派生诉讼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著名案例Vrij v Boyle给推翻了。在该案中,法官认为应当在派生诉讼进入实质阶段的审理,并且要在案件胜诉以后,才能决定是否给予股东诉讼费用补偿令。这显然是和新西兰公司法中的规定是相左的。也由于这个案例的原因,导致以后在新西兰司法实践中,派生诉讼数量的微小。自从1994年以后,约仅有10起派生诉讼的案件上诉至新西兰高等法院。See further, L Thai, supra n 18,129 and 132; M Berkahn, "The Derivative Action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Will the Statutory Provisions Improve Shareholders'Enforcement Rights?" (1998) 10 Bond Law Review 74,96; S Watson & O Morgan, supra n 41,240.
87 参见以色列1999年公司法第201条以及相应司法解释。
88 该原则可参见本文第一部分,对派生诉讼几大要素的描述。
89“刺破公司面纱原则”又称“揭开公司面纱”或者“公司人格否认”,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
90 比如,一个派生诉讼胜诉并成功为公司带来收益,则可以将收益中的5%给予股东,作为奖励。参见Papera Traders Co Ltd v Hyundai Merchant Marine Co Ltd (No.2) [2002] EWHC 2130 (Comn), [2002] Lloyd's LR 692.
91 在Marx v Estates &General Investments Ltd案中,提起该诉讼的股东就由于此诉讼最终为公司带来了收益,而根据“共同基金原则”(common fund doctrine)的计算方式,从公司财产中支出,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益。
92 但在美国,派生诉讼的进行则主要是靠律师。
93 P. L. Davies, Gower and Davie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1st ed., Sweet & Maxwell, London, 2003, p.171.
94 P. L. Davies, Gower and Davie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1st ed., Sweet & Maxwell, London, 2003, p.172.
95 接下来关于“投资”理论的讨论,都基于以下这位学者的文章和观点,G Halfteck, "The Class Action as a Financial Call Option" Paper No 466 (March 2004), available from the Harvard John M. Oli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http://www.law.harvard.edu/programs/olin_center/.
96 具体而言,则是股东所“投资”的诉讼获得胜诉,且带来实际收益的话,股东应当获得从这笔实际收益中的一笔费用,作为对“投资”的回报。
97 加拿大1985年商业公司法(CBCA)第240条中有类似的规定,但很遗憾,这种规定,并没有在司法实践中被加拿大的法院所普遍接受。
98 以色列1999年公司法第201条中有此规定。
99 新西兰1993年公司法地167条d款中规定,法院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将被告赔偿给公司的金钱,按照一定比例抽取,给予提起该诉讼的股东。
100 参见本文第一部分中,对派生诉讼几大特点的叙述。
101 在股东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102 这种对方当事人支付给他方律师的费用,被称作“胜诉费”(success fee)
103 关于按条件收费协议(conditional fee agreement)对律师费的经济分析,参见W Emons and N Garoupa, "The Economics of US-style Contingent Fees and UK-style Conditional Fees" (May 2004) University of Bern Discussion Paper No 04.08 available on http://ssrn.com/abstract=550301 (accessed on 12 June 2004); H Gravelle and M Waterson, "No Win, No Fee:Some Economics of Contingent Legal Fees" (1993) Economic Journal 1205-1220; S Yarrow, "Conditional Fees" (2001) 8 Hume Papers on Public Policy 1-10.
104 GD Hornstein, "Legal Therapeutics:The'Salvage'Factor In Counsel Fee Awards" (1956) 69 Harvard Law Review 658,660.
105 通常来说,该案件胜诉的可能性越大,律师最后收取的胜诉费(success fee)所占胜诉收益的比例会越小；反之,该案件若有极大的败诉可能性,那么,该案件如果胜诉,该律师所收取的胜诉费(success fee)占胜诉收益的比例将会越大。
106 这笔胜诉费(success fee)实质是由胜诉方在诉讼收益中抽取一部分给律师,然后胜诉方有权向败诉方提出由败诉方“补偿”这笔费用。
107 由于胜诉费(success fee)是败诉方支付给代表胜诉方的代理律师的,所以该笔胜诉费(success fee)的多少应该由中立的第三方,法庭来确定其数额,才是比较合理的。
108 See AJ Boyle, Minority Shareholders'Remed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109 在本文第四部分中,分析了英国在派生诉讼中的这个费用承担的基本原则,但此原则会对股东提起派生诉讼以维护公司治理形成一定的障碍。因为当股东考虑到自己并无绝对胜诉的可能,而要承担败诉的风险,支付两方所有的诉讼费用时,通常情况下,都会考虑用其他方法来寻求救济,而非使用派生诉讼这一可能导致巨额风险的方式。因此,在这种“败诉一方承担所有诉讼费用”(loser pays)形成了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实质障碍。
110 比如：当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理由后,被告方可以找出种种借口,对该案提出是否应当受理的质疑,使得案件必须经过调查,其目的在于拖延派生诉讼开始的时间,增加派生诉讼的成本,尤其是在原告没有诉讼费用补偿的情况下。在这个时候,原告鉴于高额诉讼费用的考虑,往往会撤回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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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国公司法专家Gower对“福斯诉哈博特”规则作了如下概括：如果将要强制执行的义务系对于公司的义务,那么,执行此项义务的首要救济就是由公司对违反义务的人起诉；如果董事们违反其对公司的善意义务,或违反对公司以必要的谨慎和技能行事的义务,那么,公司是诉讼中唯一适格的原告(the proper plaintiff)。说白了,“福斯诉哈博特规则”的含义是：公司少数股股东不得因公司出现差错便起诉,也不得就公司内部不守纪律的情形而起诉。
3 如：由于欺诈,公司高管违反诚实勤勉义务,或者自我交易等行为才可以提起派生诉讼。
4 美国《规范商业公司法》第7.42条。
5 美国《规范商业公司法》第7.42条第2款第2项。
6 美国《规范商业公司法》第7.44条d款。
7 美国《规范商业公司法》第7.44条d款。
8 美国《规范商业公司法》第7.44条a款。
9 齐奇主编：《公司法疑难问题解析》,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转引自杨勤法：《公司治理的司法介入——以司法介入的限度和程序设计为中心》。
10 提起诉讼的股东担心承担由败诉而带来的不利后果,包括诉讼费用的付出,但判决结果并没有使其本身获得利益,相反,可能导致该原告股东今后在公司治理中,由于派生诉讼的提起,更处于被大股东排挤的不利地位。
11Nurcombe v Nurcombe [1985] 1 W.L.R.370 per Lawton L.J. at 376; Wallersteiner v Moir (No.2) [1975] Q.B. 373 per Lord Denning M.R. at 390; G. Morse, Charles worth & Morse Company Law (16th ed., Sweet & Maxwell, London,1999), p.309; I. J. Dawson and I. S. Stephenso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Tolley,1993), p.52; J. Payne,"'Clean Hands'in Derivative Actions" [2002] C.L.J.76 at p.86.
12P.K.M Choo:《新加坡派生诉讼制度反思》载《邦德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第13期第82页
13 李晓宁：《股东派生诉讼的比较研究——以德国,英国,美国以及中国的派生诉讼制度为视角》,ASPEN出版社2007版,第291页。
14 如：在通常情况下,提起诉讼的费用包括法庭收取的费用,聘请律师的费用,调查取证费等等。
15 P. L. Davies, Gower and Davie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Sweet & Maxwell, London,2003, p.314.
16 在未胜诉的情况下,股东和公司如何分担诉讼费用,理论上可以由股东和公司事先约定。但在我国的实践中,股东提起派生诉讼通常是由于公司怠于行使诉讼而使股东不得不代位提起诉讼,因此,股东与公司之间不大可能就诉讼费用作事先约定,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败诉,必然是由提起诉讼的股东承担由此诉讼产生的所有费用。
17 这个处理模式指的是,在股东派生诉讼中,究竟是谁承担此派生诉讼的费用。在这个方面,美国和英国的做法是不同的。由于承担诉讼费用的对象不同,也直接导致了股东是否都乐于提起派生诉讼来维护公司的利益。DDeMoee:《信用危机下的公司治理》载《悉尼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第11期。
18 在美国,派生诉讼费用承担的总原则可以归结为—诉讼双方均等承担。
19 参见《布莱克法律大辞典》2004年第8版。
20 英国的派生诉讼费用承担规则将在本文的第四部分具体介绍。
21 在美国许多州制定的公司法中,浮动费用计算方式又称为contingency fees arrangement,在法律上被定义为：如果案件胜诉或者得到有利于自己的调解或者判决,那么律师将从当事人从诉讼成功的收益中根据事先约定的比例,收取一部分作为律师费。在如今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已有许多国家采取这种计费方式：如,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希腊,日本,新西兰等。
22HM Kritzer:《美国浮动计费方式的法律实践》载于《斯坦佛大学法律评论》2004年第6期。
23 根据美国司法实践,在浮动计费模式下,律师所获得的收益通常占诉讼带来收益总量的15%到30%。
24 根据该原则,在诉讼中,如果当事人的律师对当事人获得有利于己方的判决或调解有所贡献,那么在将来,当当事人获得由于该有利判决或诉讼而带来的收益时,在这笔收益中,律师的代理费应该得到最优先的支付。
25 律师普遍计费规则是根据美国最高法院1970年对。。。。案所作出的判决而成立的规则。法院将该规则解释为,以律师工作的合理小时数乘上社会上同类工作通行的计时报酬比率(hourly rate),然后再根据其他因素,如案件的不确定性,提供代理服务的质量等加以适当调整。在律师普遍计费规则的数额确定上,法院拥有最终的裁量权,在此方面,法院将采取审慎的态度裁量。
26 该项调查是www.ssrn.com网站于2003年11月3号进行的。
27 该制度对派生诉讼的影响将在文章下部分分析。
28 此处“不菲”可以具体解释为：根据计费规则,如果诉讼结果能为当事方带来实际的收益,那么律师将根据事前于当事方的约定从收益中抽取相应的百分比作为律师费；如果诉讼的结果并未带来现成或未来可预见的现金收益,那么根据律师普遍计费规则(the lodestar method),律师也可根据自己付出的专业劳动,经由法院审慎裁量后,获得相应的律师费。故可以见得,不论案件的结果如何,只要律师尽心用专业知识为当事方提供法律服务,都可获得大于或等于其所付出劳动程度相应的律师费。因此,对律师来说,会提高其参与派生诉讼的积极性,有利于推动派生诉讼在美国的公司治理实践中普遍进行。
29Lang Thai:《澳大利亚派生诉讼相关费用研究—与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比较》,载《澳大利亚商业法律评论》2002年第30期第123页。
30 此处“清除障碍”主要指的是,在美国,诉讼的进行与律师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律师怠于接受委托,参与诉讼,那么基本上诉讼是难以进行的,因此科学的律师费计费制度,有利于消除因律师出于律师费用的顾虑而怠于接受委托而参与派生诉讼的情况,但至于其是否有直接的激励作用,则不能以此下定论,笔者认为,“清除障碍”和“直接激励”是两回事,不可一概而论。
34 根据英国公司法,并非所有的股东提起派生诉讼,都会得到其所在公司经费支出的费用,以补偿其所付出的诉讼费用。对于是否给予提起诉讼的股东这笔补偿费用,是由受诉法院决定的。法院在经过审慎考虑后,根据该股东提起诉讼是否真正为了捍卫公司的利益,来决定是否决定给予这笔诉讼费用的补偿。
35 股东提起派生诉讼,实际上是“福斯诉哈博特”规则的例外。在英国法中认为,派生诉讼并非是股东代表自己的权益而提起的诉讼。在这种认识下,派生诉讼中股东提起诉讼的诉权,并非来自于自己,而是从公司诉权中派生出来的诉权。
36 在该案中,由于华勒斯泰纳一直申请延期审理,致使原告莫阿穷尽了10年的时间,花尽了所有的积蓄,才等到法院对该案做出判决。但尽管10年以后,莫阿得到了自己期盼的公正的判决,但是他已经穷尽了所有的积蓄,没有财力再去执行法院的判决。最终,为了帮助莫阿执行判决,法院制定出了诉讼费用补偿规则(indemnity cost order),允许提起派生诉讼的当事人,不论是否胜诉,都可以向法院申请诉讼费用补偿令。此项制度在后来的派生诉讼费用解决问题上得到广泛运用,法院在这个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最终是由法院决定是否给予提起派生诉讼的当事人以诉讼费用补偿令,向其所在公司要求诉讼费用补偿。
37 Arad Reisberg, Derivative Action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38 该短引自丹宁法官(Lord Denning)的判决。
39 参见上述引注第33。
40A.J.Boyle:《小股东的诉讼补偿》,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1 通常小股东在公司中所持有的股份都很少,因此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利益是不确定且微薄的。
42 See, eg BG Pettet, Company Law (Harlow, Longman,2001) pp235-236.
43 在2006年新修改颁布的《英国公司法》中,更强调了法院在派生诉讼的重要地位,及有权裁量是否受理股东的起诉,是否允许派生诉讼继续审理等。强调法院的作用,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为达到损害公司名誉等不良目的而提起的派生诉讼。
44 PL Davies, Gower and Davie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7th edn Sweet&Maxwell 2003) p455.
45 所谓“掘金式”诉讼(gold-digging claims)指的是,股东提起派生诉讼并非是为公司的利益迫切而为的,诉讼事由并非涉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违法操控等现象,股东只是意图通过提起该诉讼,获得费用补偿,而其真实目的并非为了维护公司治理。
46 如果说是激励机制,那么应当是对股东有所奖励,让股东提起诉讼以后能获得相关的额外利益,而非仅起到补偿作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以色列1999年颁布的公司法中规定,但凡公司股东为维护公司利益提起派生诉讼,在胜诉后,该股东可以直接从胜诉收益中获取一部分利益,因此,原告股东可以通过派生诉讼的胜诉获取一笔直接的金钱利益。在这种制度规定下,真正为维护公司利益的股东就有极大的利益驱动去提起派生诉讼,因为相比于其他国家法律规定下无直接金钱利益归于股东,以色列公司法的规定使得股东有极大的动力,而不必担心仅自己一人承担诉讼风险,然后在胜诉后却不能获得丝毫利益。并且,这种制度为股东传递了一种信号----则立法者是大力支持并鼓励股东以提出派生诉讼的方式来维护公司利益的。参见Arad Reisberg, "Promoting the use of Derivative Actions" (2003) 24 Company Lawyer 250.
47 PL Davies, Gower and Davie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7th edn Sweet&Maxwell 2003) p455.
48 在英国民事诉讼程序法中并无对此“适当”的情况作出规定,虽然在英国2006年公司法修订后对是否颁发诉讼费用补偿令的情况作出细化,但对此“适当”情况的判定并无实质性改变。
49 “在合适情况下”这个模糊的标准对法院是否颁布诉讼费用补偿令是没有实质帮助的。那么何种情况才是“不合适”的情况?假设股东提起派生诉讼是出于恶意,或仅是为自己利益而非公司利益?没有相对明确的标准导致法院在裁量时的问题。
50 在1995年的Mcdonald v Horn案中,法官个人对诉讼费用补偿令的颁布持严谨态度,对原告股东举证说明自己是为公司利益迫切而为的派生诉讼要求得更为严格,就导致股东最终没有获得诉讼费用补偿。该案在后来的公司费用补偿令方面的案件中被作为典型案件,均认为当时审理该案的法官由于个人倾向,对诉讼费用补偿令的颁布认为地施加了许多限制。
51 Wallersteiner v Moir (No 2) [1975] QB 373,394 per Lord Denning.
52 L. S. Sealy, "Problems of Standing, Pleading and Proof in Corporate Litigation", in Company Law in Change (B. G Pettet ed., London,1987), p.13.
53 参见案例Smith v Croft[1986] 1 W.L.R.580
54 初步证明的案件,其惯用的拉丁语说法是prima facie case,其有两种含义：1、原告提出的证据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从而可以将案件交付陪审团裁断；2、原告已提出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证据,如被告不能提出足以反驳的反证,法庭必然判决原告胜诉。
55 Shareholder Remedies (Law Com Consultation Paper No 142,1996) para 14.1. See also, the judicial case management under the Civil Procedure (Amendment) Rules 1999, R.1.4(1).
56 L. S. Sealy, "Problems of Standing, Pleading and Proof in Corporate Litigation", in Company Law in Change (B. G Pettet ed., London,1987), p.29.
57 相类似的规定还出现在英国公司法第261条第2款中指出：如果在提起派生诉讼的同时,在原告股东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中,若没有包括能够证明该案件是“初步证明的案件”(prima facie case),那么法院将驳回原告股东的起诉。
58 R Reed, "Derivative Claims:The Application for Permission to Continue"(2000) 21 Company Lawyer 156,158.
59 R Reed, "Derivative Claims:The Application for Permission to Continue"(2000) 21 Company Lawyer 159.
60 R Reed, "Derivative Claims:The Application for Permission to Continue"(2000) 21 Company Lawyer 165.
61 R Reed, "Derivative Claims:The Application for Permission to Continue"(2000) 21 Company Lawyer 165.
62 R Reed, "Derivative Claims:The Application for Permission to Continue"(2000) 21 Company Lawyer 166.
63 具体来说,在法官决定是否给予原告股东诉讼费用补偿令时,根据当时原告股东提出的书面证据,决定这个案件是初步证明的案件以后,再决定给予股东诉讼费用补偿令。在这个过程中,法官的内心已经认为该派生诉讼案件是原告股东善意提起的。
64GR Sullivan:《法官在股东权实施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剑桥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第44期第236-237页。
65(1) A member of a company may apply to the court by petition for an order under this Part on the ground— (a) that the company's affairs are being or have been conducted in a manner that is unfairly prejudicial to the interests of members generally or of some part of its members (including at least himself), or (b) that an actual or proposed act or omission of the company (including an act or omission on its behalf) is or would be so prejudicial.
(2) The provisions of this Part apply to a person who is not a member of a company but to whom shares in the company have been transferred or transmitted by operation of law as they apply to a member of a company. (3) In this section, and so far as applicabl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in the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Part, "company" means— (a) a company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is Act, or (b) a company that is not such a company but is a statutory water company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Statutory Water Companies Act 1991 (c.58).
66 PL Davies, Gower and Davies, "Wallersteiner v Moir:A Decade later"[1997] The Conveyancer, p167,176.
67 [1986] 1 WLR 580.
68 [1986] 1 WLR597.
69 该标准包括一系列指标,如,该诉讼的提出是否是迫切需要的,是否是紧急的,是否出于在公司治理中绝对必要且重大的事项等。
70 [1986] 1 WLR580.
71 这种影响力在许多案例中可以发现,例如,在加拿大的Intercontinental Precious Metals Inc v Cooke [1994]WWR 66中,法院在决定是否给予股东诉讼费用补偿令时,就先行要求股东证明其是否迫切需要此费用支持,否则以其个人的财力,无法提起并支持该派生诉讼。相类似的,在澳大利亚的Farrow v Register ofBuildings Societies [1991] 2 VR 589中,法院也要求股东证明其倘若没有公司的诉讼费用补偿,将没有财力提起诉讼。
72 (1985) 50 OR (2d) 561.
73 (1985) 50 OR (2d) 561,567.:在后来英联邦各国对相类似案件的判决中,华勒斯泰纳诉莫阿案(Wallersteiner vs. Moir case)中法官对派生诉讼中原告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原告股东在派生诉讼中所司的职能的观点影响甚大,基本被后来的相类似案件所沿用。
74 PL Davies, Gower and Davies, "Wallersteiner v Moir:A Decade later"[1997] The Conveyancer, p173.
75 Jaybird Group Ltd v Greenwood [1986] B.C.L.C 319.
76 Javbird Group Ltd v Greenwood [1986] B.C.L.C 318,328.
77 Jaybird Group Ltd v Greenwood [1986] B.C.L.C 318,328.
78 在J Payne, "Clean Hands in Derivative Actions"载于2002年第61期剑桥大学法律评论第76,86页,其中指出：在派生诉讼中,股东所为的与诉讼有关的行为的源头均派生自公司本身的行为能力,与其个人无关。此种观点也有力的驳斥了Smith v Croft案中Walton J法官的观点。
79 “不公平损害救济”(unfair prejudice remedy),在英国2006年公司法中第994条中有所规定,当公司股东受到公司的不公正待遇时,可以寻求法院给予此“不公平损害救济”。在股东相法院提出“不公平损害救济”(unfair prejudice remedy)以后,法院根据股东提出的具体诉求,在公平决断的基础上,决定是否给予股东“不公平损害救济”(unfair prejudice petition).
80A.J.Bovle:《小股东的诉讼补偿》,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68页。
81在Smith v Croft案,Jaybird Group Ltd v Greenwood案中,均有类似的先例。以及在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263条中,明确指出,上述几点,都将成为法院是否允许派生诉讼继续进行的考量因素,以及法院是否决定公司必须给予股东诉讼费用补偿的依据。
82I Ramsay:《公司治理与股东派生诉讼研究》, 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律评论,第15期,第149,164页。
83 新西兰1993年公司法第165条对派生诉讼的具体要求作出细节性规定。具体可参见：'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1993/0105/latest/DLM320825.html'
84 新西兰1993年公司法第168条对派生诉讼费用大致包括几项内容作出细节性规定。具体可参见：'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1993/0105/latest/DLM320828.html'
85 新西兰1993年公司法第166条规定了股东提出诉讼费用补偿的要求,应当在诉讼请求提出之时同时提出。See P Fitzsimons "The Companies Act 1993:A New Approach to Shareholder Litigation in New Zealand'(1997) 18 Company Lawyer 306,310.
86 在新西兰1993年公司法中,仅规定,在法院认为并不不公平或不公正的情况下,就可以依据原告股东的请求决定是否给予其诉讼费用补偿令,但也必须考量原告股东是否出于善意,是否为维护公司利益迫切提出等,而不论该诉讼结果是否是胜诉。但新西兰法律的这个规定,却被派生诉讼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著名案例Vrij v Boyle给推翻了。在该案中,法官认为应当在派生诉讼进入实质阶段的审理,并且要在案件胜诉以后,才能决定是否给予股东诉讼费用补偿令。这显然是和新西兰公司法中的规定是相左的。也由于这个案例的原因,导致以后在新西兰司法实践中,派生诉讼数量的微小。自从1994年以后,约仅有10起派生诉讼的案件上诉至新西兰高等法院。See further, L Thai, supra n 18,129 and 132; M Berkahn, "The Derivative Action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Will the Statutory Provisions Improve Shareholders'Enforcement Rights?" (1998) 10 Bond Law Review 74,96; S Watson & O Morgan, supra n 41,240.
87 参见以色列1999年公司法第201条以及相应司法解释。
88 该原则可参见本文第一部分,对派生诉讼几大要素的描述。
89“刺破公司面纱原则”又称“揭开公司面纱”或者“公司人格否认”,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
90 比如,一个派生诉讼胜诉并成功为公司带来收益,则可以将收益中的5%给予股东,作为奖励。参见Papera Traders Co Ltd v Hyundai Merchant Marine Co Ltd (No.2) [2002] EWHC 2130 (Comn), [2002] Lloyd's LR 692.
91 在Marx v Estates &General Investments Ltd案中,提起该诉讼的股东就由于此诉讼最终为公司带来了收益,而根据“共同基金原则”(common fund doctrine)的计算方式,从公司财产中支出,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益。
92 但在美国,派生诉讼的进行则主要是靠律师。
93 P. L. Davies, Gower and Davie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1st ed., Sweet & Maxwell, London, 2003, p.171.
94 P. L. Davies, Gower and Davie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1st ed., Sweet & Maxwell, London, 2003, p.172.
95 接下来关于“投资”理论的讨论,都基于以下这位学者的文章和观点,G Halfteck, "The Class Action as a Financial Call Option" Paper No 466 (March 2004), available from the Harvard John M. Oli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http://www.law.harvard.edu/programs/olin_center/.
96 具体而言,则是股东所“投资”的诉讼获得胜诉,且带来实际收益的话,股东应当获得从这笔实际收益中的一笔费用,作为对“投资”的回报。
97 加拿大1985年商业公司法(CBCA)第240条中有类似的规定,但很遗憾,这种规定,并没有在司法实践中被加拿大的法院所普遍接受。
98 以色列1999年公司法第201条中有此规定。
99 新西兰1993年公司法地167条d款中规定,法院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将被告赔偿给公司的金钱,按照一定比例抽取,给予提起该诉讼的股东。
100 参见本文第一部分中,对派生诉讼几大特点的叙述。
101 在股东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102 这种对方当事人支付给他方律师的费用,被称作“胜诉费”(success fee)
103 关于按条件收费协议(conditional fee agreement)对律师费的经济分析,参见W Emons and N Garoupa, "The Economics of US-style Contingent Fees and UK-style Conditional Fees" (May 2004) University of Bern Discussion Paper No 04.08 available on http://ssrn.com/abstract=550301 (accessed on 12 June 2004); H Gravelle and M Waterson, "No Win, No Fee:Some Economics of Contingent Legal Fees" (1993) Economic Journal 1205-1220; S Yarrow, "Conditional Fees" (2001) 8 Hume Papers on Public Policy 1-10.
104 GD Hornstein, "Legal Therapeutics:The'Salvage'Factor In Counsel Fee Awards" (1956) 69 Harvard Law Review 658,660.
105 通常来说,该案件胜诉的可能性越大,律师最后收取的胜诉费(success fee)所占胜诉收益的比例会越小；反之,该案件若有极大的败诉可能性,那么,该案件如果胜诉,该律师所收取的胜诉费(success fee)占胜诉收益的比例将会越大。
106 这笔胜诉费(success fee)实质是由胜诉方在诉讼收益中抽取一部分给律师,然后胜诉方有权向败诉方提出由败诉方“补偿”这笔费用。
107 由于胜诉费(success fee)是败诉方支付给代表胜诉方的代理律师的,所以该笔胜诉费(success fee)的多少应该由中立的第三方,法庭来确定其数额,才是比较合理的。
108 See AJ Boyle, Minority Shareholders'Remed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109 在本文第四部分中,分析了英国在派生诉讼中的这个费用承担的基本原则,但此原则会对股东提起派生诉讼以维护公司治理形成一定的障碍。因为当股东考虑到自己并无绝对胜诉的可能,而要承担败诉的风险,支付两方所有的诉讼费用时,通常情况下,都会考虑用其他方法来寻求救济,而非使用派生诉讼这一可能导致巨额风险的方式。因此,在这种“败诉一方承担所有诉讼费用”(loser pays)形成了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实质障碍。
110 比如：当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理由后,被告方可以找出种种借口,对该案提出是否应当受理的质疑,使得案件必须经过调查,其目的在于拖延派生诉讼开始的时间,增加派生诉讼的成本,尤其是在原告没有诉讼费用补偿的情况下。在这个时候,原告鉴于高额诉讼费用的考虑,往往会撤回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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