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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刺绣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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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的核心内容是对楚国刺绣艺术的内在文化结构、文化精神,以及外在形式语言、艺术特征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考察楚国刺绣艺术的生长源泉,探析其与地域古老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同时理清楚国刺绣艺术的传播渠道,通过时空流变的观察和分析,阐述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内容,本文主要是从“道”和“器”这二个层面来进行研究。所谓“道”是指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器”则是指传统文化的器物实体。在现代考古学大量实物发现的基础上,结合古今“道”之研究在历史学、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等方面的斐然成果,深入分析探索楚国刺绣艺术的外在形貌特点和内在文化精神,从而达到“见其器而知其道”的目的。
     通过研究,本文首先发现楚国刺绣艺术与北方中原华夏艺术有着迥异的艺术特征,其内在文化结构、文化精神与长江中下游地域的古老文化传统连成一体,表明了其自身的历史渊源;同时,由于楚国刺绣艺术的母体楚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性质,因此楚国刺绣艺术的文化性质也呈现出多元的特性,但其主导的文化影响力来源于地域古老的以苗蛮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新兴的道家文化。其次,楚国刺绣艺术的核心内容是凤龙文化。其特殊指向性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南方古老稻作农耕民族的凤文化和北方古老游牧民族的龙文化之间亲缘般的融合,但其“崇凤轻龙”高度特化的文化模式是凤文化精神主导的显示。楚国刺绣艺术外在奇异的造型特征不仅是南方古老民族传统文化之神秘主义意识倾向的反映,同时也表明了新兴道家文化的美学观之“法天”、“齐物”、“神遇”的深刻影响。再者,楚国刺绣艺术外在造型和色彩有着自身文化传统造型观和色彩观的渊流脉络,其“惊采绝艳”的艺术特征还显示了其对于中华传统艺术美学的高度概括与总结。最后,楚国刺绣艺术成为其时代中华刺绣工艺文化高度发达之表征的内因:一是楚地优良的织绣文化传统;二是统治者的豪奢以及“好奇服”氛围下对丝织、丝绣品的大量社会需求;三是楚国重商多贾,织绣品贸易非常发达之故。
     总之,楚国刺绣艺术是地域古老民族刺绣工艺文化传统的重要历史篇章,它附载着地域优秀刺绣文明的精华和楚人悟性、智慧的独特创造广为后世传承。其独具特色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成为后世民族艺术的典范,并同时为地域刺绣工艺文化的发展和近现代转型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丰富资源。
The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inherent cultural structure, cultural spirit, external forms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 of Chu State’s embroidery.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discusses itscultivated source, explores its inherent relations with ancient culture, studies thebroadcasting channel of Chu’s embroidery and states its extensive and far-reachinginflue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time and space.
     Based on the above mentioned research contents, this thesis mainly carries out theresearch from two aspects:“Dao” and “Qi”.“Dao” means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thetraditional culture, and “Qi” means the implements entity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Basedon the large amounts of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nd connecting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sof the research in ancient and modern on “Dao” in historiography, philosophy, aesthetics,literature, art theory, ethnology, mythology and so on, the author deeply analyzes anddiscovers the outer characteristics and inner cultural spirits of the embroidery art in Chukingdom. Therefore the aim of “understanding the Dao by seeing the Qi” is achiev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the paper discovers the differed artisticcharacteristic of embroidery between Chu and Northern Central Plains. Its inherent culturalstructure, cultural spirit is united with the ancient cultural of lower-middle reaches ofYangtze River, which embodies its own historical source. At the same time, for the sake ofthat the matrix of Chu’s embroidery of is plural;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of Chu’sembroidery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plurality. Secondly, the major content of Chu’sembroidery is Phoenix&Loong culture, the special cultural content of which shows theploughing and sowing nature of Phoenix culture in southern China and the nomadic natureof Loong culture in northern China. The bizarre external characteristic of Chu’sembroidery presents not only the tendency of mysticism mainly represented by Miao nationality, but also the deep influence from aesthetic perspective of the rising Taoistculture, namely “learning from the universe”,“equality” and “aesthetic image”. Thirdly,the gorgeous sculpt and the color of Chu’s embroidery is inherited from its own culturaltradition, and the glorious characteristic is a masterly generalization and summation of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Fourthly, the reasons that the Chu’s embroidery is therepresentative of highly developed Chinese embroidery are: the excellent embroiderytradition of Chu, the extravagant style of archons and large demand based on the “rush forfancy garment”, the highly developed embroidery under the mercantile system.
     To sum up, Chu’s embroidery is an extraordinary history chapter in ancient Chineseembroidery culture. It carries the essence of silk weaving culture and the wisdom of Chupeople.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 and artistic design becomes the model after ages and alsoprovides the rich resou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mbroidery art and transformation ofmodern culture.
引文
①引自《光明日报》2010年4月28日第11版。
    ②费孝通《时代需要新的孔子》,《读书》,1992年第9期。
    ③《中庸》载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就是说君子遵循中庸之道,能够按照事物与时发展的实际情况去把握与之相应的客观规律;而小人则违背中庸之道,不管事物与时发展的客观规律,单凭自己主观之私欲,无原则地肆意妄为,无所顾忌,必将陷入过或不及的错误之极端。
    ④参见刘咏清《论现代设计新文化的构建》,《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2005年第5期,第19页。
    ①费孝通《百年中国社会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②赵林《全球化与文明冲突》,《东方论坛》,2004年第2期。
    ③2003年12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作了一次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指出:“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这句话简洁明快地说明了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要义。
    ④楚文化六大支柱分别是: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诗歌乐舞、老庄哲学、屈骚文学。见彭万廷、冯万林的《巴楚文化源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①参见(日)荻村昭典《服装社会学概论》,(日)宫本朱译,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4月版。
    ②分别参见李当歧《服装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刘晓刚《服装学概论》,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①《留住手艺—对传统手工艺人的访谈》[日]盐野米松著,英柯译,山东画报出版社,序一(杭间)
    ②根据朱国荣编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中国美术之最》。丁佩(活动于清道光年间,生卒年月不祥),上海松江人,号步珊。长期从事刺绣创作和研究,并利用“绣余清暇”之时不断总结经验。偶有所悟,即提笔记录,“积久辄成篇帙”。后来她将这些刺绣艺术理论整理成刺绣专著《绣谱》,于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出版发行。在这部九千余字的著作中,丁佩首次提出了“齐、光、直、匀、薄、顺、密”七字诀,归纳总结了中国刺绣的基本特点和创作规律。
    ③沈寿(1874—1921年),字雪君,原名沈云芝,江苏吴县人,是清末在刺绣上最有影响的刺绣艺术家。晚年总结了自己长期实践积累的刺绣针法、配线等经验,经张謇整理完成《雪宦绣谱》一书,全书分绣备、绣引、针法、绣要、绣品、绣节、绣通、绣法等8章,是历史上首部具有实用价值的刺绣专著,成为近代培养刺绣人才的主要教科书。
    ①刘玉堂、张硕《长江流域服饰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该书是2000余万字的《长江文化研究文库》中的一部有关服饰文化的专著,体现了楚文化研究向长江流域古文化研究的横向扩展。
    ①曾楚风《我见青山多妩媚—记楚文化史专家张正明》,《湖北日报》,1992年2月9日版,第4版。
    ①湖南省博物馆等编著《长沙楚墓》(上、下),文物出版社,2000年1月版,序言。
    ①我国传统文献记载楚国历史的著作,除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外,主要有晋人习凿齿的《耆旧传》、张方的《楚国先贤传》、盛弘之的《荆州记》、罗含的《湘中记》、庾雍的《湘洲记》以及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其后有唐人余知古的《渚宫旧事》、宋人卢藏的《楚录》、路振的《楚青》以及明人陈士元的《楚故略》、何迁的《全楚志》、高世泰的《三楚文献录》、陶晋换的《楚书》,廖道南的《楚纪》与周圣楷的《楚宝》等。纵观诸作的内容:或列人物,或叙政事,或记名胜,或定区域,或约论注,或记风俗。多属辑撰、方志之类,社会影响未开,且多数已经失传。
    ②贾海燕《改革开放30年楚文化研究的发展与展望》,《江汉论坛》,2008年第11期。
    ①杜维民主编《思想、文献、历史—思孟学派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前言。
    ②冯天瑜、张岩《楚史及楚文化研究的集成之作—评楚国历史文化辞典》,《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③贾海燕《改革开放30年楚文化研究的发展与展望》,《江汉论坛》,2008年第11期。
    ①贾海燕《改革开放30年楚文化研究的发展与展望》,《江汉论坛》,2008年第11期。
    ②贾海燕《改革开放30年楚文化研究的发展与展望》,《江汉论坛》,2008年第11期。
    ①《世本·帝系篇》记有陆终的夫人女嬇是鬼方氏之妹,共生6子。鬼方是西北民族,后世有隗姓戎人,隗通嬇,女嬇应即隗姓戎人之女。“鬼方”之名始见于商代,而陆终与鬼方通婚,则季连部族应在商代。
    ②沈括《梦溪笔谈》说:“荆州宜荆……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
    ③《文物》1976年第1期刊载湖北省博物馆“1963年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报告”中指出:“盘龙城遗址的年代应属商代中期”。同年第2期刊载盘龙城考古队的“盘龙城1974年度田野考古纪要”中指出:“盘龙城的二里岗期商文化同黄河流域商文化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湖北黄陂盘龙城一线只是殷人南下的一个通道,《诗经》和甲骨文的一些记载中揭示出殷人的一只王族曾经向洞庭湖沿岸迁徙的情况。
    ④睢山即雎山,后世称祖山、沮山,今称主山。
    ⑤据张正明、喻宗汉的说法,熊绎所居的丹阳在蛮河中上游,睢山和荆山之间,即今南漳县城附近。载自《熊绎所居丹阳考》,《楚学论丛》(《江汉论坛》增刊)1990年。
    ①见《左传·宣公三年》。
    ②见《史记·楚世家》。
    ③龚维英《周昭王南征史实索引》,《人文杂志》1984年第6期。
    ①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19页。
    ②《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有“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晋书·江统传》也有“蚡冒以筚路蓝缕,用张楚国。”
    ①见《史记·楚世家》。
    ②见《左传·襄公十三年》。
    ①见《史记·苏秦列传》。
    ②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9页。
    ③汪宁生《滇楚关系初探》,《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
    ①被后世尊为“史圣”的司马迁最大贡献是创作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其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约50余万字,共130篇,其中包括12本记、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对后世影响巨大,被称为“信史”。
    ②季羡林《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群言》,1993年第6期。
    ①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该文章为张光直夫人李卉女士在张光直遗物中发现,约写于1990年前后,经陈星灿先生整理。选自《考古学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版。
    ②杨丹《丝绸文化》,纺织工业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4页。
    ③见宋代谯周《古史考》。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49年9月版,第89—90页。
    ②林河《中国巫傩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263页。
    ③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组长王巍的《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国新闻网,2010年3月22日转引自《人民政协报》载文。
    ①季羡林《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群言》,1993年第6期。
    ②载于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的《湘绣研究》,1988年第2期,第25页。
    ③《尚书·虞书》记载了距今4000年前舜帝命大禹制作章服的故事。以“衣绘而裳绣”为制作原则,绘绣12种纹样,名谓“十二章”,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
    ①大溪文化“遗存中石、骨、陶制的各种纺轮及骨针,则象征着纺织业已相当发达。”见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12页。
    ②刘玉堂、张硕《长江流域服饰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5-6页。
    ③黄能馥、陈娟娟《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4页。
    ①赵丰、金琳《纺织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2页。
    ②林河《“帝王文化的发祥地”—湖南会同》,新浪林河的BLOG,2009年5月4日。
    ①②萧兵《傩蜡之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③历史上也曾有“北蛮”之称。《史记·匈奴列传》有:“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这里的“蛮”转义为非华夏的统称,和“夷”一样可用作“夏”对,称“蛮夏”。南蛮的称呼比之要早,更具原生性。
    ①参见张宏彦《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变化过程的环境考古学观察》,《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4期。
    ②孙家骅、詹开逊《手铲下的文明:江西重大考古发现》,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42页。
    ③张建民、鲁西奇《长江中游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
    ①参见百度百科·楚文化条目。从其解释中只是依据了族源关系,缺乏对文化性质嬗变过程的探讨。
    ②郎擎霄《中国南方民族源流考》,《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还有一种说法是认为楚族源于东夷,代表作为胡厚宣的《楚民族源于东方考》。
    ①“夷屯位于南漳武安镇境内”。参见笪浩波《从近年出土文物看早期楚国中心区域》,《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
    ①参见本文“有关概念的界定”之“楚人”条目。
    ②参见本文“有关概念的界定”之“楚国”条目。
    ③张正明《古代长江流域的“超级大国“—楚国》,《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4期,第52页。
    ④未到南方,留居北国的祝融部落与南涉江汉的楚族命运大相径庭。“秃姓的舟人原在淮北,早已为西周所灭。妘姓的郐和鄢靠近郑国,西周末、东周初为郑国所灭。已姓的苏和温已经合二而一,在周、郑、晋之间,春秋时代为狄人所灭。妘姓的路和偪阳靠近晋国,春秋时代都成了晋国的领地。曹姓的邹即邾靠近鲁国,相传为曹姓而实为己姓的莒靠近齐国,只有他们两家活过了春秋时代,但也乏善可陈。”见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81页。
    ①赵林《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进》,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8月版,第7页。
    ①《国语·楚语》记申叔时说:应该教太子学《春秋》,学“世”(先王的世系和事迹),学“诗”,学“礼”,学“乐”,学“令”(法令和规章),学“语”(格言、警句),学“故志”(前代的成败得失),学“训典”(古帝的训示)。
    ②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59页。
    ①张正明《楚国社会性质管窥》,《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36页。
    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01—302页。
    ③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38页。
    ④孙机《深衣与楚服》,《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①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45页。
    ②熊传新《长沙出土楚服饰浅析》,《湖南考古集刊》,第2辑。
    ①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66页。
    ①何新《龙:神话与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86页。
    ②张晓凌《中国原始艺术精神》,重庆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167页。
    ①归纳古文献记载,黄帝有5种图腾崇拜。1是熊;2是龙;3是龟;4是云;5是鸟。龙是黄帝最高级别的崇拜物,红山文化的玉龙是红山古国最尊崇的玉器,应具原始图腾性质。
    ①参见百越民族史研究会著《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2月版。
    ②参见陶阳、钟秀编《中国神话》,商务印书馆,2008年4月版。
    ③《史记·楚世家》说:在周夷王时,王室衰微,诸侯交相攻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和先君熊渠一样,楚武王熊通也说过“我蛮夷也!”并首开诸侯僭号称王的先例。
    ①王海文《故宫博物院所藏楚器》,《江汉考古》,1986年第4期。
    ②见《淮南子·泰族训》。
    ③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405页。
    ④《楚辞·招魂》有:“仰望刻桷,画龙蛇些”。
    ⑤《楚辞·河伯》有:“鱼鳞屋兮龙堂”。
    ⑥杨权喜《湖北省的楚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编《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第1集,1987年7月版。
    ⑦见邹衡1985年在合肥楚文化研究会第3次年会上关于寿县柏家台子遗址的学术报告。
    ①楚国创造了不少古代科学技术的奇迹,不仅先与中原华夏,而且足以与同时期的西方文明相媲美,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参见后德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湖北科技出版社,1990年版。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源于深厚的地域文化基础,林河先生整理了考古学资料中有关“南蛮6000年前古文化的中国之最”,详见文后附录。
    ①上古观象,通常在天刚黑的时候进行。被观测的星,恰从东方升起的叫“昏见”,恰在南方正中的叫“南中”,恰在西方沉没的叫“昏伏”。黄河中游的春耕春种,以始于春分为宜。祝融被称为火正,是因为他们能根据火星出现的时辰和方位来判定春分的日期。祝融观测的火星不是被称为“荧惑”的那颗行星,而是被称为“大火”的那颗恒星以及被称为“鹑火”的那个星座。
    ②“桃弧棘矢”即是用桃木做的弓,棘枝做的箭。古人观念中其不仅可以驱鬼辟邪,而且可以消灾弭害。如《左传·昭公四年》所记:冬季藏冰,要用黑色的牡羊和黑色的黍子献祭司寒之神;夏季出冰,就该用桃弧棘矢来消禳雹灾。周天子念楚君为火神的后裔,由楚君做的桃弧棘矢消禳雹灾最为灵验。
    ③苞茅在古代也为神物。张正明先生在其《楚史》中将其归纳为五个反面的用途:1、用做神的坐垫。2、用以缩酒敬神。3、用以望祭。4、用做宗庙和王宫的门檐。5、用以代表宗庙和社稷。
    ①分别见于《左传·恒公六年》和《左传·僖公十九年》。
    ②王逸的《楚辞章句·九歌序》,见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页。
    ①见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78页。
    ①见《论语·雍也》。
    ②见《史记·西门豹治邺》。
    ③参见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
    ①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483页。
    ②《史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说:“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
    ③《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毛遂与楚王的对话有:“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史记·苏秦列传》也有:“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史记·楚世家》也记楚贤士对顷襄王谈合纵抗秦时说:“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
    ④《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张守节《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曰: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西南一里,南与青草湖连。彭蠡,湖名,在江州浔阳县东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为左,彭蠡在东为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说明三苗之地与楚地属同一区域。
    ①林河《中国巫傩史》,中国广州花城出版社,第247页。
    ②《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③参见刘运珍《白鹤越冬研究报告》,《鄱阳湖》,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①孙家骅、詹开逊《手铲下的文明》,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35页。
    ①《汉书·艺文志》记:“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中最早的四家是《伊尹》、《太公》、《辛甲》、《鬻子》。
    ①先秦并无道家之称谓,用“道”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学派是汉初才开始的,这时的“道”学也称“德学”。
    ①、②、③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38页、第341页。
    ④见《庄子·大宗师》。
    ①见《老子》第十一章。
    ①《韩非子·外储》中有云:“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者易?’曰:‘鬼魅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这段文字说明了战国时期北方中原的绘画艺术已要求“真”和“象”,人文主义思潮促进了艺术迅速脱离礼教工具的从属地位,向更接近于艺术本质的方向发展。
    ①赵丰《马山一号楚墓所出绦带的织法及其技术渊源》,《考古》,1989年第8期。
    ②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20页。
    ①(德)沃林格《抽象与移情》,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51页。
    ②周来《楚纺织品中“凤”造型的艺术理念》,《艺术与设计(理论)》,2010年6期。
    ③《淮南子·天文训》载:“孟夏之月,以孰(熟)谷禾,雄鸠长鸣,为帝候岁。”雄鸠即布谷,孟夏之月即四月。
    四月以雄鸠作为物后,五月则以鹰作为物候。《玉烛宝典》引《月令章句》也有:“鹰以中春化为鸠,中夏阴气起,而復为鹰。”《周礼·天官·司裘》郑玄注云:“中秋鸠化为鹰,中春鹰化为鸠,顺其始杀,与其将止。”把鸠、鹰与春、夏(秋)阴阳转换相联系。
    ①刘玉堂、张硕《长江流域服饰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49页。
    ①闻一多《神话与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63页。
    ①见《华阳国志·巴志》。
    ②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①由于楚文化的巫文化性质,“鹿角”在巫文化中象征着“重生”的特殊意义。
    ①长沙楚墓出土的“蛇座凤鼓架”,现藏于美国旧金山克里夫兰博物馆,该器造型奇巧,以双蛇盘绕为底座,两只凤鸟背向立于蛇身之上,双凤颈部被拉长,形体矫健秀美。有学者认为象征着楚人蔑视越人的民族心理。
    ①见《荀子·王制》。
    ①(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5月版,第13页。
    ①见《荆楚岁时记》注引。
    ②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01页。
    ①见《楚辞·少司命》。
    ②见《楚辞·离骚》。
    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④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下册,卷八十二,草部下,芙蕖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0页。
    ①刘玉堂张硕著《长江流域服饰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48页。
    ①(瑞典)西尔凡《殷代的丝织品》,《远东博物馆馆刊》,1937年第9卷。
    ①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②林河《中国巫傩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493页。
    ③在我国南方苗、瑶、壮、侗等许多少数民族的古老传说中都有《洪水再造人类》的神话,其内容大意为:“远古时代,洪水泛滥成灾,毁灭了人类美好的家园。全人类中只有兄妹(或姐弟)二人因入葫芦(匏瓠)避水而得救,最后二人结为夫妇再创造了人类。”
    ①见《老子·第十一章》。
    ①转引自左汉中《中国民间美术造型》,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13页。
    ①张正明《后文化的机制和模式看楚国的西境》,《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1991年版,第81页。
    ①《楚纺织品中“凤”造型的艺术理念》,《艺术与设计(理论)》,2010年6期。
    ①张正明《楚国社会性质管窥》,《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36页。
    ②袁朝、袁謇正《生命之舞——马山一号楚墓丝织品图案的文化解读》,《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①李泽厚著《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8页。
    ②传统观念中,曲线是物的运动、生命的象征,因此为吉;反义之,直线是物的静止,因此为煞。传统建筑风水学往往在建筑装饰上大量运用曲线来化解煞气。比较典型的是运用太极化解法,即大量使用S形曲线。
    ①对称又名均齐,有左右对称、上下对称、四面对称、求心对称、发射对称、旋转对称、同心圆对称、逆对称等多种类型。
    ①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3页。
    ①参见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②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8页。
    ①见《史记·历书》。
    ①刺绣,古称针绣,是用绣针引彩线,按照设计的花纹和色彩规律,在纺织面料上刺缀运针,以绣迹构成花纹、图案或文字的一种装饰工艺。古代称“黹”、“针黹”,因刺绣多为妇女所作,故又名“女红”。
    ①《太平御览》引《太公六韬》一段话说:“商纣之时,妇人锦绣文倚之坐食,衣以绫纨常三百人。”说明当时刺绣的规模已相当可观。
    ①梁白泉主编《国宝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764页。
    ②玄端,为国家的法服。天子平时燕居时服玄端,诸侯祭宗庙也穿玄端。大夫、士晨入庙堂,叩见父母也穿这种衣服,玄端衣袂和衣长都是2.2尺,正幅正裁,玄色,无纹饰,以其端正,故名为玄端。
    ①见《汉书·高祖记》。
    ①彭浩《楚人的纺织与服饰》,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4页。
    ①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前目录《编者献辞》。
    ①刘和惠《楚文化的东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6页。
    ②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75页。
    ①参见《有关西周丝织和刺绣的重要发现》,《文物》,1976年第4期。
    ②参见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21页-329页。
    ①曲英杰《楚都寿春郢城复原研究》,《江汉考古》,1992年第3期。
    ①沈爱凤《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601页。
    ①任乃强《中国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文史杂志》,1987年第1期。
    ②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上海开明书店,民国37年版,第3页。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①《五帝本纪》汉代郑玄注曰:“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三苗国。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德,尧兴又诛之,尧未在朝,舜臣又窜之。后禹嗣位,又在洞庭逆合,禹又诛之。
    ②“江汉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即年代较早的屈家岭文化和年代较晚的石家河文化,以及在他们的西边而年代更早的大溪文化,都应当是三苗的文化遗存。”见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53页。
    ③参见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①王从礼《从考古资料看楚国服饰》,《文博》,1992年第2期。
    ①杨鹊国《苗族服饰与楚国服饰比较研究》,《贵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②《真隐传》载:一个号称鹖冠子的楚人,隐居幽山,衣披屡空,用鹖的羽毛做成帽子,因此而名声远扬。《汉书·艺文志》还著录《鹖冠子》一篇,以示纪念。
    ①杨鹊国《苗族服饰与楚国服饰比较研究》,《贵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②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3页。
    ③黄寿祺等《楚辞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127页。
    ①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
    ②田鲁《艺苑奇葩——苗族刺绣艺术解读》,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5页。
    ①田鲁《艺苑奇葩——苗族刺绣艺术解读》,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5页。
    ①转引自李湘树《湘绣史话》,轻工业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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