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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谣俗语与两汉魏晋南北朝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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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歌谣是流传于民众中的口头诗歌,是能歌唱或能吟诵的韵文,俗语则是一种包含和反映特定社会知识和社会现象的约定俗成、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歌谣和大部分俗语都是因人而起、缘事而发的,是在一定时代、一定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之下的产物,它们反映了民众的生存状况和情感意愿,是古代民众生活与思想实践的直接反映。歌谣俗语在社会上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广泛传播开来,不仅能够成为发生重要影响的公众舆论,而且其本身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风俗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历史上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存在的歌谣风议,是民众和一部分官僚士人对现实政治和生活的反映,它们作为一种公众舆论,表达了对时政和统治上层的批评和意见,可以看作是普通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的一种特殊手段。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非常注重民间歌谣的舆论作用,经常派遣皇帝身边的近侍作为风俗使者分路巡行天下,收辑歌谣。从先秦时期的采诗观风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绣衣使者和风俗巡使制度,统治者之所以特别重视民间歌谣的搜集和采察工作,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作为社会风俗重要内容的歌谣可以起到下情上达的作用。不仅如此,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同时还赋予风俗使者一定的权力,可以根据民间歌谣风议对地方官进行监督甚至黜置,有的统治者本人也注意根据社会上的歌谣风议调整统治措施和统治方法。这样就在普通民众和统治上层之间通过歌谣这种介质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对于我国古代的社会机制及其良性运转,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僚制度,特别是由于儒吏区分和选举猬滥等造成的贪官污吏对民众利益的侵害,也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歌谣产生的重要原因。
There were many folk songs and ballads in ancient China. Most of them embody the soci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particular era. Meanwhile, folk songs and ballads are also the reflection of people’s emo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period, which describe the ancient people’s daily lives and thought practice. As opinions from the folk,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s and intellectuals, folk songs and ballads are used to express their comments on and criticism to the government, which represent a special way for them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Therefore, folk songs and ballads of certain times to some extent could be seen as a kind of public opinions. In another way, some folk songs and ballads can also be see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 custom in view of their social and political effect on people’s life in the ancient China. Since many governors of Wei-Jin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songs and ballads, they not only appointed the custom emissaries to collect them regularly, but also adjusted their policy and changed officials in response to the demotic requirements. Thu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demos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help of this inter-medium,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Chinese ancient government system.
     However, the function of the media can only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spread of the songs and ballads in many ways. Normally the folk songs and ballads are spread by individuals and groups a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mmon forms. At the same time, the social culture, such as the widely accepted songs and dances by folks and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in this period, also promotes the spread of folk songs and ballads. Furthermore, the system of bureaucracy plays an essential part in the wide spread of the songs and ballads in Han and Wei-Jin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 Especially, many malfeasants, who were offspring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at that time and encroached upon people’s interests, have enormous influence to production and spread of folk songs and ballads during the Han and Wei-Jin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
引文
1 《尚书·虞书·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P131。《诗经·魏风·园有桃》郑笺云:“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P357。《史记》卷 24《乐书》也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P1214。《汉书》卷 30《艺文志》又云:“《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P1708。综上可见,在我国古代歌是指一种可以咏唱而有韵律的口诀。
    2 《尔雅·释乐》解释“谣”说:“徒吹谓之和,徒歌谓之谣”。P2602。《汉书》卷 27《五行志》颜师古注曰:“徒歌曰谣。”P1393。《韩诗章句》则云:“有章句曰歌,无章曲曰谣。”P1053。《魏书》卷 108《礼志》四也说:“是以徒歌谓之谣,徒吹谓之和。”P2796。综上可见,在我国古代,谣通常是指在民间流传的没有韵律的口诀。
    3 《辞源》,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P120。案《史记》卷 99《刘敬传》载太史公曰:“语曰‘千金之裘,非
    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P2726。又如《汉书》卷 51《路温舒传》载:“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偷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P2370。再如《北史》卷 43《邢峦传》载:“及梁城贼走,中山王英乘胜攻钟离,又诏峦率众会之。峦以为钟离天险,朝贵所具,若有内应,则所不知,如其无也,必无克状。且俗语云‘耕则问田奴,绢则问织婢’,臣既谓难,何容强遣。峦既累表求还,帝许之。英果败退,时人伏其识略。”P1583。由以上例证可以看出,俗语作为在社会上久为流传的定型语句,其内容大多是具有借鉴意义的人们对社会经验和社会知识的总结,也包含一部分人物评议性语句,其性质同于现代的谚语。
    4 刘毓松《古谣谚》序,见杜文澜辑《古谣谚》,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1 俗语和歌谣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童谣流传日久可以成为俗语,如 《三国志》卷 61《陆凯传》所引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P1401),在《南齐书》卷 52《文学传·丘巨源传》中即被丘巨源当作俗语引用:“(丘巨源)除武昌太守,拜竟,不乐江外行,世祖问之,巨源曰:‘古人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臣年已老,宁死于建业。’以为余杭令。”P896。俗语中的某些里语、鄙语史籍中常见“某某语曰”、“为某语曰”等字眼,这种情况下所说的话,也多属于歌谣的范畴。如《后汉书·党锢列传》:“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眰,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P2186。这个例子中学中之语和二群之谣形式相似,内容相类,实质上也是谣谚。
    2 《太平御览》卷 495《人事部·谚》引《说文》曰:“谚,传言也。俗言曰谚。”P2262。又《文心雕龙》卷宗《书记篇》云:“谚者,直语也……廛路浅言,有实无华。邹穆公云:‘囊漏储中。’皆其类也。《太誓》云:‘古人有言:‘牝鸡无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忧用老’’。并上古遗谚,诗书可引者也。至于陈琳谏辞,称掩目捕雀,潘岳哀辞,称掌珠伉俪,并引俗说而为文辞者也。夫文辞鄙俚,莫过于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况踰于此,岂可忽哉!”P460。可见汉魏南朝时人视“谚”为传言,为俗说,也是俗语的一类。
    3 《古谣谚·凡例》,P3。
    1 《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孔安国注云:“言天因民以视听,民所恶者天诛之。”见《十三经注疏》, P181。
    2 《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见《十三经注疏》,P156。
    3 《孟子·尽心下》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见《十三经注疏》,P2774。
    4 《汉书》与《后汉书》都有《五行志》,而在与魏晋南北朝史相关的“一志九书二史”中,除《魏书》有志而无《五行志》外,有志的诸史如《晋书》、《宋书》、《南齐书》和《隋书》等都把歌谣等内容载在《五行志》中。
    5 《史记》卷 27《天官书》,P1317。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有关荧惑和歌谣关系的一个典型例证,(元)马端林《文献通考》卷 309《物异考·诗异》记载:“孙休永安二年,将守质子群聚嬉戏,有异小儿忽来言曰:‘三公锄,司马如。’又曰:‘我非人,荧惑星也。’言毕上升,仰视若曳一疋练,有顷没。干宝曰:‘后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废,二十一年而吴平。’于是九服归晋。魏与吴、蜀并灭国,三公锄,司马如之谓也。”中华书局 1986 年版,P2424。
    1 代表性的文章有周作人的《读〈童谣大观〉》(《歌谣周刊》第 10 号,1923 年 3 月 18 日)等。
    2 关于五星和五行的关系,《史记正义》引张衡的看法说:“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可资参证。见《史记》卷 27《天官书》,P1289。
    3 《汉书》卷 26《天文志》,P1291。
    4 《汉书》卷 27《五行志》,P1376—1377。按“诗妖”是很多史籍以阴阳五行的观点对政治和社会性歌谣和童谣的称呼。比如《汉书·五行志》说:“晋惠公时童谣曰:‘恭太子更葬兮,后十四年,晋亦不昌,昌乃在其兄。’是时,惠公赖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内杀二大夫,国人不说。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诗妖作也。”P1394。这种看法其实也是把这类歌谣看作是祥瑞、灾异的一种。比如《隋书》卷 22《五行志》上说:“《洪范五行传》曰:‘言之不从,是谓不乂。厥咎僭,厥罚常旸,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毛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故有口舌之痾,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P633。这里所说的“言之不从”,其义即为《汉书·五行志》所解释的“上号令不顺民心”。
    5 《南齐书》卷 19《五行志》,P381。
    6 徐元诰著《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 2002 年版,P387-388。
    1 《汉书》卷 75《李寻传》,P3180。
    2 《汉书》卷 30《艺文志》,P1708。
    3 《汉书》卷 30《艺文志》,P1756。
    4 《后汉书》卷 57《刘陶传》,P1846。
    5 《后汉书》卷 29《郅恽传附子寿传》引何敞疏。P1033。
    6 《梁书》卷 2《武帝纪》中,P40。
    7 《魏书》卷 69《张彝传》,P1430。
    8 《魏书》卷 25《献文六王传·北海王详传》,P560。
    9 《汉书》卷 30《艺文志》,P1708。
    10 赵世瑜:《谣谚与新史学——张守常〈中国近世谣谚〉读后》,《历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关于舆论,徐向红认为舆论是指“相当数量的个人、群体或组织对公共事务所发表的倾向一致的议论。”(《现代舆论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 年版,P23。)
    11 《后汉书》卷 57《刘瑜传》载,延熹八年,太尉杨秉举刘瑜为贤良方正,及到京师,刘瑜上书陈事曰:“臣在下土,听闻歌谣,骄臣虐政之事,远近呼嗟之音,窃为辛楚,泣血涟如。幸得引录,备答圣问,泄冩至情,不敢庸回?显副菹虑乙孕媵е牵澜裢拢撕挝舌担礻挛洹!盤1855。
    1 应劭《风俗通义序》里不仅注意到风俗包含着自然环境和文化生活的双重因素,还明确地指出歌谣是风俗的重要内容:“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谣也。”元代学者李果还注意到风俗所包含的人们的行为和心理的因素,他在《风俗通义前序》中说:“上行下效谓之风,众心安定谓之俗。”(明)程荣纂辑《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影印明万历新安程氏刊本,P637、638。
    2 《辞海》对风俗的解释是“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61 页),《辞源》的解释为“一地方长期形成的风尚、习惯。”(商务印书馆,1988 年版,第 1854 页。)都不如引文中《高级汉语大词典》解释的准确。
    3 《史记》卷 24《乐书》,P1175。
    4 政治学认为政治参与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和程序,直接或间接地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表达集体或个人的政治意愿的活动。虽然美国学者亨廷顿和纳尔逊在《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P77、P2—3)一书中认为参与不指涉心理层面的因素。但笔者认为参与既然是表达角色意愿的活动,参与者的精神状态就成为影响参与行为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些因素往往会成为分析政治参与行为的重要基础。社会因素之外的文化心理因素对政治参与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1(清)永瑢等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144《子部·小说家类存目·古今谚》说:“《古今谚》一卷,宋周守忠撰。……是编前有自序,称略以所披之编,采摘古今俗语,又得近时常语。虽鄙俚之词,亦有激谕之理。漫录成集,名《古今谚》。古谚多本史传,今谚则鄙俚者多矣。”中华书局 1965 年版,P1233。
    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古今谚》二卷,《古今风谣》二卷,明杨慎编。是书采录古今谣谚,各为一编。”P1234。
    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六语》三十卷,明郭子章编。是编凡谣语七卷、谚语七卷、隐语二卷、谶语六卷、讥语一卷、谐语七卷,皆杂采诸书为之。”P1235。
     1 1918 年春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在校刊上逐日刊登近世歌谣。1920 年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两年后发行《歌谣周刊》,出版了 97 期,并印行《吴歌甲集》等书。从此以后,采集民间歌谣的工作盛行一时。钟敬文主编的《歌谣论集》(上海北新书局 1928 年版)较为系统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歌谣研究在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方面的成就。
    1 网址为:http://etext.lib.virginia.edu/chinese/guyao/
    2 社会化本来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指“使新的个人适应有组织的生活方式并教给他们社会文化传统的过程。”(L·布鲁姆 P·塞尔茨内克 D·B 达拉赫著《社会学》,张杰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P120。)本文所讲的“社会化”则是由此引申出的一个概念,是指各种特殊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s)或“地方性文化”(local cultures)逐渐被社会视为合理的知识或解释系统而予以普遍接受和理解的过程。据此,本文所讲的歌谣俗语的“社会化”实际上就是指歌谣俗语经过传播而成为社会文化一部分的过程。
    1 社会学一般认为,合法的权力(Macht)就是权威(Herrschaft),它来自社会的承认或赞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权力乃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处于某一社会关系内的一个行动者能够不顾抵制而实现其个体意志的可能性,而不论这种可能性的基础是什幺。”换言之,权力就是使行为发生变化的能力,而这种变化本来是不会发生的。权力包括个人权力和集体权力。一个组织的权力是倚仗其权力机构来实施的。权力属于个人品格,而权威则和等级制度中的社会作用或地位有关。关于政府和权威统治的关系,简单说来,政府要靠奖惩的特殊安排实行社会控制,权威在政府中起核心作用。
     1 《史记》卷 54《曹参世家》,P2031。
    1 《后汉书》卷 31《张堪传》,P1100。
    2 《后汉书》卷 43《朱晖传》,P1458-1459。
    3 《后汉书》卷 31《廉范传》,P1103。
    4 《后汉书》卷 36《张霸传》,P1242。
    5 《后汉书》卷 31《杜诗传》, P1094。
    6 《太平御览》卷 465《人事部·讴》,P2138。
    7 《太平御览》卷 897《兽部·马》,P3984。
    8 《隋书》卷 33《经籍志·史志》云,《长沙耆旧传赞》三卷,晋临川王郎中刘或撰,据此则此条史料所载史实当为晋或晋以前事。P975。
    9 《水经注》卷 15《洛水注》“(洛水)又东过洛阳县南,伊水从西来注之”句下注。关于洛阳县和河南尹的设置,熊会贞指出:“(洛阳)秦置县,为三川郡治。前汉为河南郡治,后汉、魏、晋为河南尹治。宋曰河南郡,后魏复曰河南尹。……治在今洛阳县东北二十里洛阳城。”P1315-1316。
    10 《太平御览》卷 465《人事部·讴》,P2138。
    11 《太平御览》卷 262《职官部·良太守》下,P1228。
    1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P601。
    2 《太平御览》卷 496《人事部·谚》下,P2267。
    3 《艺文类聚》卷 19《人部·讴谣》,P351。
    4 《晋书》卷 33《王祥传》,P987-988。
    5 《艺文类聚》卷 6《郡部·宣城郡》,P119。
    6 《南史》卷 72《文学传·丘仲孚传》,P1764。
    7 《梁书》卷 27《陆襄传》,P410。
    1 《魏书《卷 58《李孝伯传》,P1167。
    2 《北史》卷 15《魏诸宗室传·元淑传》,P573。
    3 《北齐书》卷 29《郑述祖传》,P397-398。
    4 《北齐书》卷 46《循吏传·崔伯谦传》,P642。
    5 《周书》卷 35《裴侠传》,P619。
    6 《汉书》卷 84《翟方进传传附子义传》,P3440。
    1 曹文柱先生有《魏末晋初的陂堨之害-读<晋书·食货志>札记》一文(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 年第2 期),探讨了魏晋时期陂堨水利的影响,可作为探讨此类问题的参考。
    2 《后汉书》卷 77《酷吏传·樊晔传》,P2491。
    3 《太平御览》卷 892《兽部·虎》,P3960。
    4 《太平御览》卷 492《人事部·贪》,P2250。
    5 《太平御览》卷 492《人事部·贪》,P2250。
    6 《太平御览》卷 22《时序部·夏》中,P107。
    7 《魏书》卷 53《李安世传》,P1176-1177。
    8 《魏书》卷 33《公孙表传附子轨传》,P784。
    1 《南史》卷 5《齐废帝东昏侯纪》,P155。
    2 《南史》卷 51《临川王宏传附正德传》,P1282。
    3 《汉书》卷 97《外戚传·高祖吕皇后传》,P3937-3938。
    1 《汉书》卷 44《淮南厉王刘长传》,P2135-2136。
    2 《汉书》卷 44《淮南厉王刘长传》,P2144。
    3 《汉书·王莽传》载,在王莽代汉以后不久,就有“东郡太守翟义都试,勒车骑,因发奔命,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移檄郡国,言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今共行天罚诛莽’。郡国疑惑,众十余万。莽惶惧不能食,昼夜抱孺子告祷郊庙,放《大诰》作策,遣谏大夫桓谭等班于天下,谕以摄位当反政孺子之意。遣王邑、孙建等八将军击义,分屯诸关,守厄塞。槐里男子赵明、霍鸿等起兵,以和翟义,相与谋曰:‘诸将精兵悉东,京师空,可攻长安。’众稍多,至且十万人,莽恐,遣将军王奇、王级将兵拒之。”P4087-4088。此后,类似的反抗运动更不绝如缕,直至王莽新朝政权被推翻。
    4 《汉书》卷 27《五行志》中之上,P1395。
    5 《汉书》卷 27《五行志》中之上,P1396。
    6 《后汉书》卷 13《公孙述传》,P537-538。
    1 《后汉书》卷 12《彭宠传》,P503。
    2 《汉书》卷 87《扬雄传》下,P3584。
    3 《晋书》卷 1《宣帝纪》,P16。
    4 《三国志》卷 9《魏书·曹真传附桓范传》注引《魏略》,P289。
    5 《三国志》卷 9《魏书·夏侯尚传附子玄传》注引《魏略》,P299。
    1 《三国志》卷 9《魏书·夏侯尚传附子玄传》注引《魏略》,P299。
    2 《晋书》卷 28《五行志》中,P847。
    3 《艺文类聚》卷 19《人部·讴谣》,P350。
    4 《宋书》卷 31《五行志》,P918-919。
    5 《太平广记》卷第 368《精怪·桓玄》,出《续齐谐记》,中华书局 1961 年版,P2926。
    1 《南史》卷 15《檀道济传》,P446-447。
    2 《太平御览》卷 885《妖异部·怪》,P3932。
    3 《魏书》卷 103《岛夷刘裕传》,P2140-2142。
    4 《梁书》卷 56《侯景传》,P862。
    5 《南史》卷 80《贼臣传·侯景传》,P2013。
    1 《南史》卷 80《贼臣传·侯景传》,P2016-2017。
    2 《魏书》卷 25《献文六王传·咸阳王禧传》,P537-539。
    3 《北史》卷 48《尔朱彦伯传》,P1767。
    4 《北史》卷 6《高祖神武帝纪》,P218。
    1 《北齐书》卷 2《神武帝纪》,P18。
    2 《北史》卷 5《魏纪·孝武帝纪》,P174。
    3 《北齐书》卷 14《上洛王思宗子元海传》,P183。
    4 《隋书》卷 22《五行志》说:“(北齐)武平元年,童谣曰:‘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其年四月,陇东王胡长仁谋遣刺客杀和士开,事露,返为士开所谮死。”P638。
    1 《后汉书》卷 13《公孙述传》,P537。
    2 《后汉书》卷 113《五行志》,P3284-3285。
    3 《三国志》卷 6《魏书·董传英雄记》,P179。
    4 《宋书》卷 31《五行志》,P912。
    5 《三国志》卷 47《吴主传·孙权传》,P1134。
    6 《晋书》卷 28《五行志》中,P846、847。
    1 《宋书》卷 31《五行志》二,P919。
    2 《南史》卷 10《陈本纪》,P311-312。
    3 《北齐书》卷 3《文襄帝纪》,P37。
    4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 87《杂歌谣辞》五,中华书局 1979 年版,P1220-1221。
    1 《汉书》卷 48《贾谊传》,P2230、2251。
    2 《史记》卷 108《韩长孺列传》,P2859-2860。
    3 《汉书》卷 77《刘辅传》,P3251-3252。
    4 《三国志》卷 6《魏书·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P195。
    
    1 《三国志》卷 21《王粲传》,P600。
    2 《三国志》卷 42《蜀书·杜周传》,P1029。
    3 《三国志》卷 59《吴书·孙奋传》,P1373-1374。
    1 《魏书》卷 70《邢峦传》,P1446。
    2 《魏书》卷 82《高崇传附子谦之传》,P1708-1710。
    3 《淮南子》卷 11《齐俗训》,P1256。见《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4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 8《杂歌谣辞·谚语》,中华书局 1983 年版,P233。
    5 《太平御览》卷 496《人事部·谚》下,P2269。这种政治经验,很受后世帝王的重视,比如《新唐书》卷 62《刑法志》就记载说:“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劝以威刑肃天下者,魏征以为不可,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然尝谓群臣曰:‘吾闻语曰:一岁再赦,好人暗哑。吾有天下未尝数赦者,不欲诱民于幸免也。’”P1409。
    6 《潜夫论笺校正·救边》,(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中华书局 1985 年版,P262。
    1 《汉书》卷 94《匈奴传》上,P3755。
    2 《三国志》卷 9《魏书·夏侯渊传》注引《魏略》,P270。
    3 《三国志》卷 18《魏书·典韦传》,P544。
    4 《太平御览》卷 241《职官部·都尉》,P1144。
    5 《晋书》卷 34《杜预传》,P1030。
    6 《乐府诗集》卷 85《杂歌谣辞》,P1199。
    7 《宋书》卷 76《王玄谟传》,P1976。
    8 《南史》卷 51 梁临川静惠王宏传》,P1275。
    9 《北史》卷 52《兰陵王长恭传》,P1879。
    1 东汉时期最著名的乡里清议是汝南的“月旦评”,《后汉书》卷 68《许劭传》载:“(许)劭邑人李逵,壮直有高气,劭初善之,而后为隙,又与从兄靖不睦,时议以此少之。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P2235。而“月旦评”及魏晋时期的乡中正的人物评议,正是此类社会性人物评议歌谣俗语的重要源流。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乡论清议,周一良先生在《两晋南朝的清议》(《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P116-124。)一文中论述甚详,可资参考。
    2 《史记》卷 100《季布传》,P2729、2731-2732。
    1 《汉书》卷 92《游侠传·楼护传》,P3706-3707。
    2 转引自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 3《杂歌谣辞·谣辞》,P135。
    3 《太平御览》卷 510《逸民部·逸民》,P2321。
    4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 10 中《广汉仕女·犍为士女赞》。(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P583。
    5 《太平御览》卷 496《人事部·谚》下,P2267。
    6 《风俗通义》卷 4《过誉篇》。《汉魏丛书》,P649。
    7 《全唐文》卷 354 齐光义《后汉 亭乡侯蒋澄碑》,中华书局 1982 年版,P3586。
    8 《三国志》卷 7《魏书·吕布传》,P220。
    9 《三国志》卷 22《魏书·陈群传附子泰传》注引《博物记》,P641。
    10 《三国志》卷 18《阎温传》注,P552。
    1 《三国志》卷 35《蜀书·诸葛亮传》注,P929。
    2 《太平御览》卷 496《人事部·谚》下,P2267。
    3 《世说新语笺疏》,(宋)刘义庆著,余家锡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P484。
    4 《梁书》卷 33《王筠传》,P484。
    5 《梁书》卷 50《文学传·何思澄传》,P713-714。
    6 《陈书》卷 21《张种传》,P280。
    7 《魏书》卷 20《临淮王谭传附子彧传》,P419。
    8 《魏书》卷 87《祖莹传》,P1798-1799。
    1 《周书》卷 34《裴宽传附弟汉传》,P597。
    2 《隋书》卷 60《于仲文传》,P1450-1451。
    3 《史记》卷 49《外戚世家》,P1983。
    4 《汉书》卷 98《元皇后传》,P4023-4024。
    5 《太平御览》卷 495《人事部·谚》上,P2263。
    6 《太平广记》卷 236《奢侈·郭况》,P1811。
    1 《汉书》卷 93《佞幸列传》,P3726-3727。
    2 《后汉书》卷 78《宦者列传》,P2520-2521。
    3 《汉书》卷 52《灌夫传》,P2382、2384。
    4 《太平御览》卷 496《人事部·谚》下,P2267
    5 按韩嫣是与汉武帝常“共卧起”的宠臣,其“官至上大夫,赏赐拟邓通”,曾因在上林苑中逾制乘天子副车驰骋而被人误会作汉武帝,可见其权势之大。而且,在汉武帝在位期间,韩嫣就因受宠而受到大臣王嘉以日食为借口的弹劾。参见《汉书》卷 93《佞幸传》和《汉书》卷 86《王嘉传》。
    6 《后汉书》卷 83《逸民传·戴良传》,P2772-2773。
    7 《太平御览》卷 496《人事部·谚》下,P2267-2268。
    1 《太平御览》卷 465《人事部·谣》,P2140。
    2 《晋书》卷 89《忠义传·鞠允传》,P2307。
    3 《宋书》卷 71《徐湛之传》,P1844-1845。
    4 《南史》卷 15《徐绲传附子君蒨传》,P441。
    5 《湖录金石考》卷 4 沈麟士《沈氏述祖德碑》。转引自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南齐诗》卷 6《杂歌谣辞》,P1481。
    6 《太平御览》卷 836《资产部·钱》下,P3733。
    1 《洛阳伽蓝记校注》卷 4《城西·法云寺》,P203-204。
    2 《洛阳伽蓝记校注》卷 5《城北·凝圆寺》,P249。
    3 《洛阳伽蓝记校注》卷 4《城西·法云寺》,P205。
    4 《太平御览》卷 976《菜茹部·菜部·韭》,P4327。
    5 (明)杨慎《古今风谣》。转引自《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 8《杂歌谣辞·谣辞》,P2745。
    6 《汉书》卷 99《王莽传》下,P4175。
    7 《后汉书》卷 86《西南夷传》,P2838。
    1 《后汉书》卷 113《五行志》一,P3281。
    2 《后汉书》卷 71《皇甫嵩传》,P2302。
    3 《晋书》卷 28《五行志》中,P848。
    4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P46-47。
    5 《太平御览》卷 840《百谷部·粟》,P3756-3757。
    6 《后汉书》卷 103《五行志》一,P3283。
    1 《三国志》卷 61《吴书·陆凯传》,P1400-1401。
    2 《隋书》卷 24《食货志》,P690。
    3 转引自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 9《杂歌谣辞》,P2613。
    4 转引自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 8《杂歌谣辞·歌辞》,P2742。
    5 《乐府诗集》卷 84《杂歌谣辞·歌辞》记载了这首歌谣并说:“《十道志》曰:‘焉支、祁连二山,皆美水草。匈奴失之,乃作此歌。’《汉书》曰:‘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讨匈奴,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其夏,又攻祁连山,捕首虏甚多。’‘祁连山即天山,匈奴呼天为祁连,故曰祁连山。焉支山即燕支山也。’”P1186。
    1 《后汉书》卷 86《西南夷传》,P2849。
    2 《古谣谚》卷 28,P433。按今无锡西郊有锡山,仅为一小丘,或即为歌谣中所歌咏的地点。
    3 《舆地纪胜》卷 118,转引自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 8《杂歌谣辞·谣辞》。关于徐闻县,《水经注》卷 36《温水注》“温水东北入于郁”句下郦道元注曰:“郁水又东迳高要县,牢水注之。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P2992)又云:“王氏《交广春秋》曰:朱崖、儋耳二郡,与交州俱开,皆汉武帝所置,在大海中,南极之外,对合浦徐闻县,清朗无风之日,遥望朱崖州如囷廪大?有煳哦远桑狈缇俜蝗找灰苟痢!保≒3020-3021)按《汉书·地理志》云:“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桓合。属交州。……县五:徐闻,高凉,合浦,有关……临允。”(P1630)熊会贞指出:汉(徐闻)县属合浦郡,后汉因,吴为朱崖郡治,晋复属合浦郡,宋因,齐为郡治,梁因。”(P3020。)按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合浦市,属北海市,而据地图标示,从今北海市至海南海口市距离为 119 海里。
    4 《水经注疏》卷 20《漾水注》“漾水出陇西氐道县嶓贗剑廖涠季谙匚核本湎伦ⅲ琍1692。
    5 《后汉书》卷 123《郡国志·汉阳郡》注引郭仲产《秦州记》,P3518。按《初学记》卷 15《乐部·歌》记载:“《辛氏三秦记》曰:陇渭西关,其阪九回,上有水四注下。俗歌云:‘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P378。
    1 《乐府诗集》卷 86《杂歌谣辞·歌辞》,P1207。
    2 《水经注疏》卷 34《江水注》“(江水)又东过巫县南,盐水从县东南流注之”句下注,P2834。
    3 《水经注疏》卷 34《江水注》“(江水)又东过夷陵县南”句下注,P2843-2844。
    4 《水经注疏》卷 13《漯水注》“(漯水)又东至渔阳雍奴县西入笥沟”句下注,P1197。
    5 《水经注疏》卷 28《沔水注》中“(沔水)又东过堵阳县,堵水出自上粉县,北流注之”句注,P2349。
    6 《水经注疏》卷 32《沔水注》“沮水沮水出汉中房陵县景山,东南过临沮县界”句下注,P2699-2700。
    7 《水经注疏》卷 38《湘水注》“(湘水)又东北过重安县东。又东北过酃县西,承水从东南来注之”句下注,P3139。
    8 转引自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 10(P1333)及《梁诗》卷 29《杂歌谣辞·谚语》,(P2150)。
    1 《汉书》卷 45《江息夫传》,P2176。
    2 《后汉书》卷 58《虞诩传》,P1866。
    3 《三国志》卷 14《魏书·郭嘉传》,P431。
    4 《晋书》卷 69《周顗传》,P1850。
    5 《世说新语笺疏·言语第二》,P86。
    6 参见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第四章《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7 《太平寰宇记》卷 63。转引自《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 8《杂歌谣辞·谣辞》,P247。
    8 《乐府诗集》卷 87《杂歌谣辞·谣辞》,P1222。
    9 《太平御览》卷 406《人事部·叙交友》,P1877。
    1 《洛阳伽蓝记校注》卷 2《城东·秦太上君寺》,P95。
    2 《太平御览》卷 359《兵部·鞭》,P1654。
    3 关于山桑县,《水经注》卷 22《渠水注》“(渠水)又东南过山桑县北”句下郦道元注曰:“山桑故城在涡水北”。P1922。而《水经注》卷 23《阴沟水注》“(阴沟水)东南至沛为濄水”句下郦道元注曰:“《郡国志》曰:山桑县有下城父聚者也。濄水又屈迳其聚东郎山西,又东南屈,迳郎山南,山东有垂惠聚,世谓之礼城。袁山松《郡国志》曰:山桑县有垂惠聚,即此城也。濄水又东南迳氵过阳城北,临侧濄水,魏太和中为南兖州治”。赵一清指出:“按《环宇记》后魏孝文帝置涡州,理山桑县,其地后入于梁,复入魏,改为谯州,改谯县为涡阳县。”P1952-1953。《通典》卷 177《州郡典》载谯郡下辖蒙城,杜佑指出,蒙城即“汉山桑县。后魏置涡州及涡阳县。东魏置蒙郡,后曰山桑。又有汉垂惠聚,在县西北。”P4666。笔者按,涡阳即为今安徽蒙城县。
    4 《太平御览》卷 170《州郡部·江南道·润州》,P827。
    5 《太平御览》卷 942《鳞介部·蛎》,P4184。
    6 《洛阳伽蓝记校注》卷 3《城南·龙华寺》,P160-161。
    7 《洛阳伽蓝记校注》卷 4《城西·白马寺》,P196。
    1 《汉书》卷 72《贡禹传》,P3077。
    2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P3256。
    3 《史记》卷 125《佞幸列传》,P3191。
    4 徐陵《答诸求官人书》所引世谚“图官在乱世,觅富在荒年”(见(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 677,中华书局 1966 年版,P3498。)也是这类性质的歌谣俗语。
    5 《汉书》卷 73《韦贤传》,P3101、3107。
    1 《后汉书》卷 84《列女传·班昭传》,P2788。
    2 《颜氏家训集解》卷 1《教子篇》,P8。
    3 《太平御览》卷 849《饮食部·食》下,P3796。
    4 《太平御览》卷 728《方术部·筮》下,P3230。
    5 《太平御览》卷 40《地部·太白山》,P192。
    6 《太平御览》卷 974《果部·杨桃》,P4316。
    7 见《齐民要术校释》卷 2《大小麦》,(北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8 年版,P133。
    1 《齐民要术·杂说》,P25-26。
    2 《齐民要术》卷 2《黍》,P105。
    3 《齐民要术》卷 2《大豆》,P113。
    4 《齐民要术》卷 2《大小麦》,P127。
    5 《齐民要术》卷 6《养牛马驴骡篇》,P383。
    
    1 颜师古注曰:“拄,刺也,距也。”《汉书》卷 67《朱云传》,P2914。
    2 《汉书》卷 67《朱云传》,P2912、2913。
    1 《汉书》卷 81《匡衡传》,P3331-3332。
    2 《汉书》卷 81《张禹传》,P3352。
    3 《后汉书·儒林传》载:“(光武)中兴,北海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习《欧阳尚书》。荣世习相传授,东京最盛。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又载:“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为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后从林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光武以为议郎。……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P2566-2577。这些记载反映了古文经学在东汉时期的发展。
    4 东汉时期今文经学依然被立为博士,《后汉书·儒林传》载:“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P2545。这十四家博士全部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虽然对东汉时期的思想、政治和文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一直未得立为博士。
    5 《后汉书》卷 82《方术传·郭宪传》,P2708-2709。
    1 《后汉书》卷 79《儒林传》,P2551-2552。
    2 《后汉书》卷 79《儒林传·召驯传》,P2573。
    3 《太平御览》卷 615《学部·讲说》,P2764。
    4 《太平御览》卷 496《人事部·谚》下,P2267。
    5 《后汉书》卷 83《逸民传·井丹传》,P2764。
    6 《后汉书》卷 36《贾逵传》,P1234-1235。
    7 《后汉书》卷 25《鲁丕传》,P883。
    8 《后汉书》卷 54《杨震传》,P1759。
    9 《后汉书》卷 79《儒林传·许慎传》,P2588。
    1 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孔子家语>与王肃经学》对郑玄与王肃经学的特点和时代背景有专门的论述,其中部分内容已经以《魏晋禅代与“郑王之争”——政权更迭与儒学因应关系的一个历史考察》为题发表在《孔子研究》2005 年第 2 期。
    2 《北史》卷 28《陆乂传》,P1018-1019。
    3 转引自《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 3《杂歌谣辞·谚语》,P141。
    4 《后汉书》卷 62《荀爽传》,P2050-2051。
    5 (西汉)孔鲋撰《孔丛子》卷下附《连丛子》下第二十三,中华书局 1985 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P168-169。又见《太平御览》卷 385《人事部·幼知》,P1778-1779。关于《孔丛子》所附《连丛子》的性质、作者和成书时间问题,四库馆臣认为系“以孔臧所著赋与书上下二篇附缀于末,别名曰《连丛》”,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认为《连丛》即孔臧书:“《连丛》又出孔臧。意者《孔丛子》即《汉志》孔甲《盘盂书》,而亡六篇;《连丛》即《汉志》孔臧收,而其子孙或续之也。”而李濂认为,《连丛子》系“汉孝武朝太常孔藏,又以所著赋与书谓之《连丛》上下篇,合为一卷附焉。”(见《丛书集成初编》本《孔丛子》序)但就本文所引的《连丛子》这条资料来看,其明确记载孔子和在元和二年(85 年)担任临晋令,而元和则为东汉章帝年号。据此则《连丛子》的成书必然在东汉以后,所谓孔藏之书云云,显系后人伪托,是难以令人信从的。
    6 《后汉书》卷 28《冯衍传附子豹传》,P1004。
    1 《太平御览》卷 614《学部·幼学》,P2760-2761。
    2 《魏书》卷 96《李谧传》,P1932。
    3 《周书》卷 38《吕思礼传》,P682。
    4 《太平御览》卷 496《人事部·谚》下引蒋子《万机论》,P2268。
    5 《后汉书》卷 9《献帝纪》,P374-375。
    6 《风俗通义》卷 3《愆礼篇》,《汉魏丛书》,P647。
    7 《晋书》卷 43《山涛传附子简传》,P1229-1230。
    8 《宋书》卷 30《五行志》一,P884。
    1 《南齐书》卷 48《刘绘传》,P841。
    2 《太平御览》卷 617《学部·谈论》,P2722。
    3 《高僧传》卷 1,T50, p0325a。本文所引佛教经籍俱见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大正新修大藏经》。在本文有关佛教经籍的注释中,T 表示卷数,P 表示页码,a、b、c 表示栏数。下同。
    4 《高僧传》卷 2,T50,p0333b-0333c
    5 《高僧传》卷 4,T50,p0350a-0350b。
    6 《高僧传》卷 5,T50,p0351c。
    7 《高僧传》卷 7,T50,p0366b-0367a。
    1 《续高僧传》卷 9,T50,p0495b-0497b。
    2 《续高僧传》卷 30,T50, p0701c-0702a。
    3 《宋书》卷 97《夷蛮传·天竺迦毗黎国传附慧严、慧议传》,P2391-2392。
    4 《庐山记》卷 1,T51,p1028b。
    5 《太平御览》卷 916《羽族部·鹤》,P4061。
    6 《搜神记》卷 1《汉阴生》。(晋)干宝著,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P282。
    
    1 《抱朴子内篇校释》卷 17《登涉》。(晋)葛洪著,王明校释,中华书局 1985 年版,P299。
    2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P2909。
    3 《魏书》卷 1《序纪·圣武帝纪》,P3。
    1 《史记》卷 54《曹相国世家》,P2031。
    2 《汉书》卷 79《冯奉世传附子立传》,P3305。
    3 《后汉书》卷 31《张堪传》,P1100。
    4 《后汉书》卷 43《朱晖传》,P1459。
    5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 78《设官部·县令》,台北文海出版社,P342。
    6 《晋书》卷 61《苟晞传》,P1667。
    7 《宋书》卷 94《恩幸传·戴明宝传附奚显度传》,P2306。
    1 《文献通考》卷 40《学校考·太学》中说:“汉兴,高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兴太学。……董仲舒《对策》曰:‘养士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后武帝立学校之官,皆自仲舒发之。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员。前此博士虽各以经授徒,而无考察试用之法,至是官始为置弟子员,即武帝所谓兴太学也。”P381-382。
    2 《后汉书》卷 67《党锢列传》,P2185-2187。按关于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人选及太学生为他们所作的歌谣,袁山松《后汉书》曰:“桓帝时,朝廷日乱。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尚。后进之士,升其堂者以为登龙门。太学生三万余人,榜天下士,上称三君,次八俊,次八顾,次八及,次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因为七言谣曰:‘天下忠诚窦游平,天下义府陈仲举,天下德弘刘仲承(右三君)。天下模楷李元礼,天下英秀王叔茂,天下良辅杜周甫,天下冰凌朱季陵,天下忠贞魏少英,天下好交荀伯条,天下稽古刘伯祖,天下才英赵仲经(右八俊)。天下和雍郭林宗,天下慕恃夏子治,天下英藩尹伯元,天下清苦羊嗣祖,天下珤金刘叔林,天下雅志蔡孟喜,天下卧虎巴,海内贵珍陈子鳞,海内忠烈张元节,海内謇谔范孟博,海内通士檀文友,海内彬彬范仲真,海内珍好岑公孝,海内所称刘景升(右八及)。海内贤智王伯义,海内修整蕃嘉景,海内贞良秦平王,海内珍奇胡母季皮,海内光光刘子相,海内依怙王文祖,海内严恪张孟卓,海内清明度博平(右八厨)。’”节引自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 8《杂歌谣辞·谣辞》,P222-224。
    3 《汉书》卷 67《朱云传》,P2913。
    4 《汉书》卷 81《匡衡传》,P3331。
    5 《后汉书》卷 36《贾逵传》,P1235。
    1 《后汉书》卷 54《杨震传》,P1759。
    2 《魏书》卷 90《逸士传·李谧传》,P1932。
    3 《周书》卷 38《吕思礼传》,P682。
    4 《三国志》卷 6《魏书·刘表传》注,P215。
    5 《太平御览》卷 718《服用部·钗》,P3181。
    6 《魏书》卷 103《高车传》,P2309。
    7 《魏书》卷 21 上《咸阳王禧传》,P539。
    1 《后汉书》卷 86《西南夷传·哀牢传》,P2849。
    2 《太平广记》卷 272 卷《妇人·美妇人·薛灵芸》,出《王子年拾遗记》,P2139-2140。
    3 《三国志》卷 48《吴书·三嗣主传·孙皓传》注引《搜神记》,P1177。
    4 《太平广记》卷 368《精怪一》,出《续齐谐记》。中华书局 1961 年版,P2926。
    5 《晋书》卷 28《五行志》,P849。
    6 《南史》卷 5《废帝郁林王纪》,P140。
    7 《北齐书》卷 8《后主纪》,P114。
    1 《汉书》卷 97《外戚传》,P3937。
    2 《晋书》卷 97《吐谷浑传》,P2537。
    3 转引自黎虎、金成淑《慕容鲜卑音乐略论》,《中国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黎虎先生指出:“陈氏认为这就是当年慕容廆所作的《阿干之歌》,可惜他没有说明其来历和出处,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它就是慕容廆的原作。有的学者根据歌辞内容与历史事实大体相符,而断定这个歌辞应当是慕容廆的原作。虽然从歌辞内容来看,大多是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但仍然不能据此认为它就是慕容廆的原作。因为后人根据历史资料也可以写出上述歌辞。事实上包括《阿干之歌》在内的大多数慕容鲜卑歌,在古代一直是用鲜卑语演唱而没有翻译成汉语,因而早在唐代对于它们就已经是‘虽译者亦不能通知其辞,盖年岁久远,失其真矣’。可见从它产生直至唐代都没有被翻译成汉语,那么一千多年后的这首汉译歌辞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了。不过这首歌发现于兰州附近,也不会是空穴来风,据王先谦合校本《水经注》卷二《河水二》引清人全祖望语云:‘阿步干,鲜卑语也。慕容廆思其兄吐谷浑,因作阿干之歌,盖胡俗称其兄曰阿步干。阿干者阿步干之省也。今兰州阿干峪、阿干河、阿干城、阿干堡,金人置阿干县,皆以《阿干之歌》得名。阿干水至今利民,曰溥惠渠。又有沃干岭,亦阿干之转音。’可见《阿干之歌》曾在这一地区广泛流传。这个地区是在吐谷浑的活动范围和影响之内,流传《阿干之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4 《宋书》卷 19《乐志》,P550。《乐府诗集》卷 45 记载《团扇歌》云:“白团扇,辛苦五流连,是郎眼所见。白团扇,憔悴非昔容,羞与郎相见。”P660《乐府诗集》同卷记载《长史变》共有三首,其一为:“出侬吴昌门,清水绿碧色。徘徊戎马间,求罢不能得。”其二为:“日和狂风扇,心故清白节。朱门前世荣,
    千载表忠烈。”其三为“朱桂结贞根,芬芳溢帝庭。陵霜不改色,枝叶永流荣。”P662。
    5 《南史》卷 45《张敬儿传》,P1138。
    6 《梁书》卷 39《王神念传附杨华传》,P556-557。按《乐府诗集》卷 73《杂曲歌辞》记载这首歌谣云:“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P1039-1040。
    1 《魏书》卷 26《长孙肥传》,P652。
    2 《梁书》卷 20《陈伯之传附褚緭传》,P315。
    3 《北齐书》卷 2《神武帝纪》,P23。《乐府诗集》卷 86《杂歌谣辞》四载《敕勒歌》云:“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其题注云:“《乐府广题》曰:‘北齐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P1212-1213。按这首歌谣为北朝民歌,虽非斛律金所作,但却因其演唱而得以载诸史籍,流传后世,斛律金和高欢在这首歌谣的传播中所做出的贡献是很突出的。
    1 《三国志》卷 9《魏书·曹真传附桓范传》注引魏略,P289。
    2 《晋书》卷 67《郗鉴传附愔子超传》,P1803。
    3 《宋书》卷 85《王景文传》,P2181。
    4 《梁书》卷 50《文学传·颜协传》,P727。
    5 《南史》卷 15《徐羡之传附孝嗣孙君蒨传》,P441。
    6 《魏书》卷 82《祖莹传》,P1798、1799。
    1 《北史》卷 47《祖莹传》,P1735。
    2 《北齐书》卷 17《斛律金传附子光传》,P225。
    3 《北齐书》卷 47《酷吏传·宋游道传》,P652。
    4 《史记·货殖列传》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P3274,这形象地说明了汉代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等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异。但这只是经济状况的差别,而非社会等级和政治地位的不同。司马迁就曾经明确地说,商业乃是“贫者之资也”,汉代虽然出现过许多“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P3281。)和“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汉书》卷 24《食货志》上,P1132。)的巨商富贾,但社会上大多数普通商人资产都不够雄厚,他们不仅经济地位不够稳固,在政治上还受到持续的歧视和抑制,地位与平民无异。比如刘邦建汉以后,就曾经“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因为天下初定,尽管“复弛商贾之律”,但是仍然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卷 30《平准书》,P1418。)魏晋南北朝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情况复杂,地域和时代性差异也十分明显,但总体来讲发展程度不高,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1 有的学者特别强调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特殊的文化地位和政治影响,但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部分都是处于官僚候补地位的学者,实际上是官僚阶层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则是普通的知识份子,除去文化上的优势和影响以外,其身份和地位实质上与平民无异。另外,中国古代的皇帝虽然不属于官僚阶层,但他们与官僚统治阶层既存在着严密的统属关系,又有着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实际上也可以视为官僚统治集团的一份子。正如王亚南所说的那样:“中国帝王的政治经济权力,一方面使他扮演为地主的大头目;另一方面又扮演为官僚的大头目,而他以下的各种各色的官僚、士大夫,则又无疑是一些分别利用政治权势侵渔人民的小皇帝。官僚士大夫们假托圣人之言,创立朝仪,制作律令,帮同把大皇帝的绝对支配权力建树起来,他们就好象围绕在鲨鱼周围的小鱼,靠着鲨鱼的分泌物而生活一样,这绝对支配权力愈神圣、愈牢固,他们托庇它、依傍它而保持的小皇帝的地位,也就愈不可侵犯和动摇了。”(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P61。)总之,士大夫阶层和皇帝,都不能单独构成社会或政治意义上的如官吏和民众一样的独立阶层。
    2 见《南齐书》卷 6《明帝纪》所载齐明帝建武元年十二月诏,P86。
    3 官僚制(bureaucracy)又称科层制,按照通行的解释,官僚制指的是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也就是说,它既是一种组织结构,又是一种管理方式。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的科层制组织具有专门化、等级制(即在科层制组织中,拥有一大批官员,其中每个人的权威与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些官员的职位按等级制的原则依次排列。部属必须接受主管的命令与监督,上下级之间的职权关系严格按等级划定。)、规则化、非人格化和技术化五大基本特征。
    4 《晋书》卷 39《冯紞传》,P1163。
    1 《宋书·乐志》,P549。按《宋书·乐志》还举了一个具体的例证来说明闾里在歌谣传播中的特点和街陌谣讴的民间色彩:“周衰,有秦青者,善讴,而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伎而辞归。青饯之于郊,乃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薛谈遂留不去,以卒其业。又有韩娥者,东之齐,至雍门,匮粮,乃鬻歌假食,既而去,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左右谓其人不去也。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韩娥还,复为曼声长哥,一里老幼,喜跃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P548-549。这个例证,无疑是对歌谣源于街陌讴谣的最好诠释。
    2 《汉书》卷 27《五行志》下之上,P1466。
    3 《汉书》卷 76《韩延寿传》,P3211。
    4 《宋书》卷 75《王僧达传》,P1953。
    5 《汉书》卷 72《王吉传》,P3066。
    6 《汉书》卷 92《游侠传·楼护传》,P3707。
    7 《后汉书》卷 81《独行传·范冉传》,P2689。
    8 《拾遗记》卷 9《晋时事》,《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P552-553。
    1 《洛阳伽蓝记》卷 4《城西·法云寺》,P203-204。
    2 《宋书》卷 72《巴陵哀王休若传》,P1884-1885。
    3 《后汉书》卷 27《冯衍传附子豹传》,P1004。
    4 《后汉书》卷 81《独行传·雷义传》,P2687-2688。
    5 《三国志》卷 39《蜀书·马良传》,P982-983。
    1 《梁书》卷 28《夏侯亶传附弟夔传》,P421-422。
    2 《魏书》卷 43《房法寿传附族子景伯传》,P977。
    3 《辞源》释“乡”为行政区域单位,并指出其所辖范围,历代不同,但也指出秦汉时期以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乡,其后乡则多指县以下的行政区域单位。并解释“乡里”一词是指“所居之乡”。(P1694)据此虽然可以把史书中记载的乡里之歌谣断定为只是在某一乡的范围内传播。但是,一则《辞源》对“乡”和“乡里”的释义不仅较为笼统,十里一亭,十亭为乡的界定本身也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学界关于汉代亭与乡的关系,研究成果颇丰,概括性的论述,可以参看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的相关介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P7-14 页),兹不赘述。);二则据笔者对史料的研析,“乡里”一词作为行政范围的含义来讲的时候,其所指固然大多为“所居之乡”的范围,比如《三国志·王昶传》注引《别传》载:“昭先名嘏。别传曰:嘏,乐安博昌人。世为著姓,夙智性成,故乡人为之语曰:‘蒋氏翁,任氏童。’”P748。东汉乐安县属齐郡,治所在今山东滨州博兴县,三国时期沿袭未改,博昌当为乐安县一乡。但汉魏时期“乡里”一词有时还含有同县、同郡的含义。比如《后汉书·党锢传序》载:“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P2185房植和周福并为甘陵人,东汉甘
    陵为清河国治所,今地为山东临清东。这是“乡里”指称同县甚至同郡的一个典型例证。
    4 这方面的研究概况除可参看前面所引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的相关介绍外,还可参考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一文的相关介绍。综合利用考古资料探讨中国古代特别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洛阳、建康、邺城等城市结构和里坊布局的论文,则可参看王维坤的《试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构造与里坊制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 年第 1期。)一文。
    1 《魏书》卷 18《临淮王谭传附昌子孝友传》,P422 。
    2 《通典》卷 3《食货典·乡党》,(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 1988 年版,P55-56、63。
    3 如果以里为单位计算,大体上齐国一里为 50 家,北魏为 20 或 25 家(《南齐书·魏虏传》说北魏:“令邻里党各置一长,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P989。),北齐时期一闾为 50 家,隋代 25 家为一闾,唐代则为 100 家。另外,据《后汉书·百官志》“亭里条”:“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句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可知汉代一里为 100 家。当然,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不同时期内城市里的闾里户数并不一致,即使同一时期同一城市不同里内的住户人数也有差别,有的多达数百家,有的贵里户数则很少。但作为基本的标准,上述数字应该仍然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4 《通典》记载唐代的闾里体制说:“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P63-64。
    1 《通典》卷·《食货典·田制·周代田制》,P5。
    2 《文选》卷 26 颜延年《赠王太常》诗李善注,P367。
    3 《文选》卷 28 陆士衡《君子有所思行》诗李善注,P397。
    4 《初学记》卷 24《居处部·宅第》,P578-579。《后汉书·曹节传》可以为这种说法提供一个很好的例证。曹节等宦官们在诛杀陈蕃、武和尹勋等后,“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多蓄财货,缮修第舍,连里竟巷。”P2526。
    5 《辞源》,P523。
    6 《文选》卷 6 左太冲《魏都赋》李善注,P102。
    7 在闾里中生活的多为普通百姓,这一点可以有多种史料为证。除正文中所援引的例证外,《汉书·景帝纪》也提供了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一条重要史料。其载五月诏说:“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闾里,与民亡异。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车骑从者不称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闾巷亡吏体者,二千石上其官属,三辅举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请之。”P149。这条史料告诉我们,如果官吏不着官服而出入闾里,简直和百姓无异,正说明普通闾里所居,通常是没有官吏的。
    2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P32。
    3 《汉书·石奋传》所载石奋因其姊受到刘邦的宠爱而跻身贵族阶层,得以徙居长安中戚里,就是汉代长安的戚里是贵族居住区的明证。见《汉书》卷 46《石奋传》,P2193。
    4 《文选》卷 6 左思《魏都赋》李善注,P102。
    5 《文选》卷 5 左思《吴都赋》,P88。
    6 《魏书》卷 73《甄琛传》,P1514。
    7 《洛阳伽蓝记校注》卷 1《城内·修梵寺》,P60。
    8 见《洛阳伽蓝记校注》卷 4《城西·法云寺》所载洛阳城内通商、治觞等里内的情况,P202-205。
    9 《文选》卷 1 班固《西都赋》,P23。
    1 《文选》卷 2 张衡《西京赋》,P42。
    2 《文选》卷 6 左思《魏都赋》李善注,P102。李善对这种城市格局解释说:“当司马门南出,道西最北东向相国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东最北奉常寺,次南大农寺,出东掖门正东。道南西头太仆卿寺,次中尉寺,出东掖门,宫东北行北城下,东入大理寺。宫内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营。”P102。
    3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 年第 7 期。
    4 王维坤《试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构造与里坊制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 年第 1 期。
    5 黄怀信《鹖冠子汇校集注》,中华书局 2004 年版,P199。
    6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通常可以分为官社和里社两种,官社主要指王社、诸侯之社和大夫之社等统治阶层所立之社,而里社则是民众所立之社。如《礼记·祭法》说:“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关于里社的又《礼记正义·郊特牲》说:“《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如郑此言,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汉以来,虽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则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郑志》云:《月令》命民社谓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
    7 如《史记·封禅书》记载:“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时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P1380。
    1 《荆楚岁时记》,(南朝梁)宗懔著,(隋)杜公瞻注,(清)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辑本,后同。
    2 《史记》卷 23《礼书》,P1168。
    3 《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史记集解》引张晏曰:“枌,白榆也。社在丰东北十五里。或曰枌榆,乡名,高祖里社也。”P1378。又《史记·陈平列传》载“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索隐曰:“其里名库上里。……陈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也。”P2052。另外,关于刘邦家乡枌榆社的民间性质,《西京杂记》卷二《作新丰移旧社》言之甚详:“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时,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丰,亦还立焉。高帝既作新丰,幷移旧社橄锒坝睿锷┚伞J颗嫌祝嘈肥祝髦涫摇7?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P88-89。)或并非尽出于虚饰或伪托。
    4 《汉书·五行志》记载“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颜师古注引张晏曰:“民间三月九月又社,号曰私社。”P1413。
    5 《汉书·食货志》罗列汉代一个五口之家农户的收支状况,其中就包含着“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的固定开支。P1125。
    6 《三国志》卷 6《魏书·董卓传》,P174。
    7 《后汉书》卷 95《礼仪志中·请雨条》注,P3117。文繁不引。
    8 如《周书·于翼传》记载说:“建德二年(573 年),(于翼)出为安随等六州五防诸军事、安州总管。时属大旱,涢水绝流?伤祝糠昕貉簦话渍咨狡碛辍8咦嫦冉红耄矫硪殉R砬仓鞑炯乐慈珍?雨沾洽,岁遂有年。民庶感之,聚会歌舞,颂翼之德。”《周书》卷 30《于翼传》,P525。
    9 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卷 16《止雨篇》,《汉魏丛书》,P142-143。
    1 见《荆楚岁时记》,又《通典·礼典》说:“后汉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晋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侧。东晋元帝又诏罢三日弄具。海西公于锺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齐以三月三日曲水会,古禊祭也。今相承为百戏之具,雕弄巧饰,增损无常。”P1553。这条资料也可以说明,三月三日的曲水会参加者是“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几乎是全民参与的。另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 21 载梁简文帝《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诗序形容曲水之会的盛况时也说:“都人野老,云集雾会。结轸方衢,飞轩照日。”P1929。证明上面两书所言并非虚语。
    2 《晋书》卷 12《天文志中·七曜》。P322。
    3 《史记》卷 24《乐书》,P1200。
    4 《乐府诗集》卷 61《杂曲歌辞》序,P884。
    5 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序。上海博古斋据明汲古阁本影印学津讨原本。
    6 《宋书》卷 92《良吏传·序》,P2261。
    1 《后汉书》卷 34《梁统传附玄孙冀传》,P1186。
    2 见《后汉书》卷 34《梁统传附玄孙冀传》,P1186。按《后汉纪》记载这段史实时说,梁冀自杀后,“坐冀所连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冀故吏、宾客免绌者三百余人,朝廷为之一空,……是时从禁中发使者交驰道路,公卿失其度,州府市朝闾里鼎沸,数日乃定,百姓莫不称快。”(《后汉纪校注》,(晋)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P589。)更突出了闾里、市朝在公众情绪和舆论传播中的作用。
    3 《宋书》卷 31《五行志》,P901。
    4 《晋书》卷 113《苻坚载记》,P2887-2888。
    5 《文选》卷 59 沈休文《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一首》并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P822。
    1 《宋书》卷 57《蔡廓传附子兴宗传》,P1580。
    2 《梁书》卷 24《萧景传附弟昱传》,P372。
    3 《陈书》卷 19《虞荔传附弟寄传》,P263 .
    4 《史记》卷 4《周本纪》,P142。
    5 《史记》卷 4《周本纪》,P143。
    1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P6。
    2 《宋书》卷 53《谢方明传》,P1524。
    3 《三国志·诸葛亮传》就记载诸葛亮对刘备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P912-913。而《晋书·袁瓌传附子乔传》也记载袁乔说:“蜀土富实,号称天府”。P2168。
    4 《南史》卷 55《邓元起传附罗研传》,P1369。
    5 如《南齐书·良政传·序》就说:“以山阴大邑,狱讼繁滋,建元三年,别置狱丞,与建康为比。”P913。
    1 《南史》卷 35《顾觊之传附孙宪之传》,P923。
    2 《资治通鉴》卷 57《汉纪》灵帝光和元年,P1849-1850。
    3 《南史》卷 5《废帝东昏侯纪》,P152 。
    4 《北史》卷 7《显祖文宣帝纪》,P260。
    5 (汉)陆贾《新语》卷 8《至德篇》,P118。
     1 《三国志》卷 23《魏书·裴潜传附子秀传》,P675-676。
    2 关于阁道,辞书中有多种解释,但比较合乎潘岳题词地点的只可能有两义:其一为尚书省内的一段木制复道(《辞源》,P1766)式的建筑,如《太平御览》卷 218《职官部·都官尚书》引《南史》曰:“自晋已来,尚书官僚皆携家属居省,省在台城内下舍,门中有阁道,东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阁道”。P1036。另外,《宋书·五行志》也说“晋惠帝永兴二年七月甲午,尚书诸曹火,延崇礼闼及阁道。”P934。《宋书·始兴王浚传》还说:“(丹阳尹尹)弘二月二十一日平旦入直,至西掖门,闻宫中有变,率城内御兵至阁道下。”P2439。但阁道还有一义为桥梁,如《太平御览》卷 391《人事部·笑》引《南史》曰:“宋司徒褚彦回送相州刺史王僧虔,阁道坏,坠水。仆射王俭马惊,跣下车。谢超宗抚掌笑曰:‘落水三公,堕车仆射。’”P1809。王僧虔所落之阁道,当是指桥一类的建筑。如《太平御览》卷 769《舟部·叙舟》引《南州异物志》曰:“外域人名船曰舡,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P3412。又《太平御览》卷 952《木部·木》引《北魏书》曰:“崔亮为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浅不通舡,行人艰阻。亮谓僚佐曰:‘昔杜预乃造桥,况此有异长河;且魏、晋之日,亦自有桥。吾今决欲营之。’咸曰:‘水浅不可为浮桥,泛长无常,又不可施柱,恐难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阳,横渡渭,以像阁道,此即以柱为桥。今惟虑长柱不可得耳。’会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山长木数百根,藉此为用,桥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犹名崔公桥。”P4226。案《世说新语·政事篇》云:“山公以器重朝望,年逾七十,犹知管时任。贵胜年少,若和、裴、王之徒,并共言咏。有署阁柱曰:‘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秋,王济剔嬲不得休。’”余嘉锡笺疏据程炎震引《宋书·五行志》的说法,并引《文选》李善注陆士衡《答贾谧诗》引谢承《后汉书》曰:“谢承父婴为尚书侍郎,每读高祖及光武之后将相名臣策文通训,条在南宫,秘于省阁,唯台郎升复道取急,因得开览”,因而认为阁道是指与尚书省相邻的阁道。(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P168,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这种看法,其实只是指出了“阁道”两种可能的含义之一。而且,《世说新语》明言这首歌谣是署于阁柱的。阁道而有柱,则其释义又与前说第二项相近。另外,也是最重要的——在魏晋南朝北时期,在尚书省、御史台等中央政府官署的墙壁上随意题字是被禁止甚至是犯法的行为。《初学记》卷 24《居处部·墙壁》即记载梁代沈约《奏弹御史孔橐题省壁悖慢事》一文说:“谨案:奉朝请台御史臣孔橐,海斥无闻,谬列华省,假摄去来,仕子常务。况东皋贱品,非藉丰资;旬日暂劳,岂云卑辱。而肆此丑言,题勒禁省,比物连类,非所宜称。黜之流伍,实允朝宪。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橐所居官,辄下禁止。”((唐)徐坚编《初学记》,中华书局 1962 年版,P585。又见《沈隐侯集》卷 1《弹文》,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 册,P495。)孔橐因题字省壁而遭奏弹,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当时潘岳职务只是河阳令,并未出任台郎,很难有到尚书省题字的机会。所以,我们虽然可以认为上述两种释义都是有可能符合潘岳题词地点的,但仍然以后一种释义更为合适。另外,《文选》李善注认为秘阁指尚书省也是错误的,因此,余氏的解释也就存在一定问题。关于此点,习作《何谓“秘阁”》(《文史知识》,2004 年第 2 期。)一文中曾经做过较为详细的考证,兹不赘述。
    1 《晋书》卷 55《潘岳传》,P1502。
    2 《晋书》卷 92《文苑传·袁宏传》,P2398。
    3 《梁书》卷 38《贺琛传》。P542-543。
    4 《北齐书》卷 46《宋世轨传》,P639。
    5 此语殆不可解,笔者疑其有脱文。又《太平御览》卷 744《工艺部·叙艺》引《后魏书》曰:“祖珽,字孝征,裴让之,字士礼,俱崇文学。邢劭。省中为之语曰:‘多奇多能祖孝征,能赋能诗裴让之。’”P3302。所说“俱崇文学邢劭”,亦不可解。笔者或疑“邢劭”二字为衍文。另外,这句称赞裴让之和祖颋的歌谣,或许是邢邵在尚书省中的戏语。这是因为,其一,邢邵和裴让之为同僚,且有过共事经历,如《北齐书·高德政传》记载:“至五月初,帝发晋阳。德政又录在邺诸事条进于帝,帝令陈山提驰驿赍事条并密书与杨愔。大略令撰仪注,防察魏室诸王。山提以五月至邺,杨愔即召太矴湫仙邸⑵弑惺榇迱取⒍戎惺槁讲佟?詹事王昕、黄门侍郎阳休之、中书侍郎裴让之等议撰仪注。”P408。且邢劭与裴氏兄弟的关系较为密切,如《北史·裴谋之传》载裴让之的弟弟“(裴)谋之,字士令。少有风格,邢邵每云‘我裴四’”。P1386。其二,东魏、北齐之际,台省府属之间政治气氛较为轻松,同僚之间常有戏语谈笑的风气。加之邢劭个性诙谐,常多戏语,如《北史》记载:“魏、齐世,台郎多不免交通饷馈。初,聿修为尚书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遗。尚书邢邵与聿修旧款,每省中语戏,常呼聿修为清郎。”P1719。又《北史·许惇传》记载:“乾明中,邢邵为中书监,德望甚高。……(许惇)与邢邵、魏收、阳休之、崔励、徐之才比肩同列,诸人或谈说经史,或吟咏诗赋,更相嘲戏,欣笑满堂”。P946。
    6 《太平御览》卷 218《职官部·屯田郎中》引《三国典略》,P1039。另外,《北齐书》卷 35《裴让之传》也说:“让之少好学,有文俊辩,早得声誉。魏天平中举秀才,对策高第。累迁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语曰:‘能赋诗,裴让之。’为太原公开府记室。与杨愔友善,相遇则清谈竟日。愔每云:‘此人风流警拔,裴文季为不亡矣。’梁使至,帝令让之摄主客郎。”P465。
    7 《北齐书》卷 45《文苑传·序》载:“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P603。《北齐书·文苑传·刘逖传》又载:“祖珽执政,徙为仁州刺史。祖珽既出,征还,待诏文林馆,重除散骑常侍,奏门下事。”P615。又《颜之推传》载:“(颜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大为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判署文书。”P617-618。
    1 《北史》卷 28《陆俟传附卬子乂传》,P1018-1019。
    2 《周书》卷 34《裴宽传附弟汉传》,P597。
    3 西汉昭帝时,大将军霍光辅政,受封为博陆侯。《太平御览》卷 201《封建部·讨乱定策封》引文颖注曰:“博,大;陆,平。取其嘉名,无此县也。食邑北海之河间。”P968。
    4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 143 李百药《隋故益州总管府司马裴君碑铭》,中华书局 1983 年版,P1451。
    5 《文选》卷 6《魏都赋》,P99。
    6 《通典》卷 19《职官一·历代官制总序》,P469。
    7 按谒者在汉代即为中书令。如《初学记》卷 11《职官部·中书令》即云:“中书令,汉武所置。出纳帝命,掌尚书奏事,盖周官内史之任。初汉武游宴后庭,公卿不得入,始用宦者典尚书,通掌图书章奏之事。其后遂罢尚书,改置中书谒者令,尽用宦者。故沈约《宋书·百官志》云:中书本尚书官是也。谢灵运《晋书》云:以其总掌禁中书记,谓之中书。汉武时司马迁被腐刑之后,为中书令,则其职也。《汉书》不言谒者,史省文也。(其官本名曰中书谒者令,《汉书》直云迁为中书令,是史省文也。)”P271。其在魏晋时期的沿革情况,《通典》卷 21《职官典·中书令》说:“(西汉)成帝建始四年,改中书谒者令曰中谒者令,更以士人为之,皆属少府。汉东京省中谒者令官。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又其任也。文帝黄初初,改为中书令,又置监,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并掌机密。”P560-561。
    8 《初学记》卷 11《职官部·尚书令》,P258-259。
    
    1 《隋书》卷 27《百官志》中,P755。
    2 《晋书》卷 1《宣帝纪》,P16。
    1 《晋书》卷 24《职官志》,P740。
    2 《太平御览》卷 465《人事部·谣》引王隐《晋书》,P2140。
    
    1 《<北齐书·宋世轨传>“台欺寺久”浅释》,《晋阳学刊》,2004 年第 6 期。
    2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P6。
    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P129-130、P134-135。
    
    1 《北史》卷 89《艺术传·陆法和传》,P2945。
    2 《十三经注疏》,P269-270。
    1 现代汉语中的“谣言”,定义为“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或“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或“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言”。见《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P1462。
    2 香港学者吕宗力对流言和讹言的概念进行过探讨,并对汉代的流言和讹言现象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见吕宗力《汉代的流言与讹言》,《历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本文在有关概念的界定和相关事例的分析中借鉴了吕文的一些观点。另外,沈远新的《政治谣言——界定、生存机制及其控制》(《探索》,2000 年第 1期)探讨了现代政治谣言的产生和影响,其提出的谣言控制的概念对本文的写作也有所启示。
    3 (法)卡普费雷,《谣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P6-7、P18。
    4 《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 年版,P1583。
    5 《汉书》卷 10《成帝纪》,P306-307。
    1 《汉书》卷 27《五行志》上,P1474-1475。
    2 《三国志》卷 6《魏书·刘表传》,P214-215。
    3 《北齐书》卷 3《文襄帝纪》,P37。
    4 见《文献通考》卷 309 卷《物异考·诗异》。按这两段歌谣,似与杨骏和杨后有关:“及杨骏居内府,以戟为卫,死时又为戟所害伤。杨后被废,贾后绝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邮亭北,百姓哀之也。两火,武帝讳;兰,杨后字也。” P2424-2425。
    5 《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P652。
    1 《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传·序》,P2186。
    2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P808-809。
    3 Park, R. E. & Burgess, E. W.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Ⅲ.: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1,P865.转引自周晓虹著《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P399。
    4 波谱诺:《社会学》(下册),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P566-567。
    5 周晓虹著《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 P398。
    6 《太平广记》卷 61《女仙·成公智琼》,P380。
    7 《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年版,P429。
    
    1 《汉书》卷 36《楚元王传·刘向传》,P1943、1945。
    2 《后汉书》卷 34《梁统传》,P1187。
    3 《南史》卷 16《王玄谟传》,P466。
    1 《后汉书》卷 29《申屠刚传》,P1013。
    2 《后汉书》卷 66《王允传》,P2176。
    3 《后汉书》卷 66《王允传》说:“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允议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今若一旦解兵,则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安抚之,而徐与关东通谋,以观其变。’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甚不可也。”而在凉州人讹言恐动之后,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率兵围攻长安?窍葜螅奥啦急?走……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怒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P2176。可见,董卓旧部与王允所代表的汉室中央政权的矛盾,最后已经转化为支持王允的关东地方武装集团与凉州军人武力集团的之间的地域政治、军事权力矛盾。
    4 《后汉书》卷 71《皇甫嵩传》,P2300。
    5 《后汉书》卷 117《五行志》,P3346。
    1 《三国志》卷 61《吴书·陆凯传》,P1404。
    2 《三国志》卷 28《魏书·王凌传附令狐愚传》,P759。
    3 《晋书》卷 29《五行志》下,P907-908。
    4 《晋书》卷 100《张昌传》,P2613。
    1 《宋书》卷 7《前废帝纪》,P141、143、144、146。
    2 《隋书》卷 24《食货志》,P690。
    3 《北史》卷 63《苏绰传附子威传》,P2245。
    4 《资治通鉴》卷 177《隋纪》开皇十年,P5529-5530。
     1 中华书局《北史》校勘记于“寻令持节巡抚江南得以便宜从事过会稽踰五岭而还”条下云:“《隋书》叙此事于何妥劾威,威罢官,再起为纳言,从祠太山之后。此移置于前,承上文,则当在开皇十年。据本书卷十一《隋文帝纪》,苏威被劾罢官在十二年,复起为纳言在十四年,从祠太山在十五年正月,巡抚江南在十五年七月,与《隋书·苏威传》合。盖《北史》据他书增入江南人民反抗隋朝统治事件,认为与苏威巡抚江南有关。而吴世华等起义,确在平陈后一年,即开皇十年。故移置威出使事于前,却不知其与本纪所记相矛盾。《通鉴》卷一七七开皇十年十一月,叙江南人民起义原因,亦有苏威作五教,使民诵之等语,但十年及十五年都不叙苏威出使江南事。大约是因有矛盾而故意回避。”P2256。上述史籍中所载苏威作五教而引起江南民众反抗的事实甚为关键,但学者们大多关注于苏威巡抚江南的时间问题,史籍中对何为“五教”和为什么其会引起民众的反弹也语焉不详。按《辞源》以五教为书名,认为“《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儒家类有《五教》五卷,三国蜀谯周撰。《旧唐书·经籍志》作《谯子五教》”,并举《北史·苏威传》“无长幼皆使诵五教”为证,认为彼《五教》即此五教。(《辞源》,P74。)但是就《资治通鉴》和《北史·苏威传》所载史料来看,“五教”当为苏威所作,而且并不一定是一部书籍,《辞源》此项释义实谬。案《尚书·舜典》有“敬敷五教在宽”之说,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掲示》中解释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74《雜著》,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笔者推测,苏威所作“五教”或许即是体现这种社会伦理观念的一些法令。而也许正是这些由北朝统治者推行的法令和法制建设与自“东晋已来,刑法疏缓”的江南社会和政治状况一时难以适应,故引起南方士民的反抗。
    2 《北史》卷 77《柳彧传》,P2623。
    3 《汉书》卷 27《五行志》下之上,P1476。
    1 《汉书》卷 27《五行志》下之上,P1476-1477。
    2 《汉书》卷 26《天文志》,P1311-1312。
    3 《汉书》卷 11《哀帝纪》,P342。
    4 《三国志》卷 1《魏书·武帝纪》注引鱼豢《魏略》曰:“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尚书桓阶奏曰:‘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又引《魏氏春秋》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易代方起”,都是这种思想的反映。P53-54。
     1 姜生,《原始道教之兴起与两汉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6 期。
    1 《汉书》卷 97《外戚传·孝成许皇后》,P3978-3979。
    2 据《汉书》卷 97《外戚传·孝成许皇后传》的记载,这次虐及数郡的水灾,其直接原因是黄河水决口引起的:“夫河者水阴,四渎之长,今乃大决,没漂陵邑”。P3979。
    3 《汉书》卷 10《成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卲曰:“无符籍妄入宫曰阑。掖门者,正门之旁小门也。”P306-307。
    
    1 《汉书》卷 75《李寻传》,P3181。
    2 《汉书》卷 75《李寻传》,P3192。
    3 《汉书》卷 75《李寻传》,P3179。
    4 《汉书》卷 27《五行志》,P1370-1371。
    5 《汉书》卷 27《五行志》,P1412-1413。
    1 《太平御览》卷 58《地部·水》,P280。
    2 关于汉代所对应的五行德性,自西汉初年以来一直到哀帝时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刘邦建汉的时候依照五行相克的道理把汉德定为水德,色尚黑,而至汉武帝元封七年,按照司马迁、公孙卿、壶遂、兒宽等人的建议改汉德为土,色尚黄。而到了西汉哀、平之际,刘歆、刘向等学者倡五行相生之说,认为汉应为火德,色尚赤。王莽也支持这种看法。因此西汉末年汉为火德的观念十分流行。但是,从上引李寻因水灾所上王根之书中的解释和《太平御览·地部》所引《魏略》“汉火行忌水”的看法,则五行相克之说仍然是两汉时期解释王朝更替的五德终始说的主流,五行相生之说在这个方面并未发生广泛的影响。
    1 冯天瑜,《上古神话纵横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P 166。
    2 王健,《洪水·神话·宗教》,《世界宗教文化》,1998 年第 3 期。
    3 《北史》卷 53《刘丰传》,P1902。另外,《北齐书》卷 27《刘丰传》未载鱼行道上的民间传言,只是说:“王思政据长社,世宗命丰与清河王岳攻之。丰建水攻之策,遂遏洧水以灌之,水长,鱼鳖皆游焉。”P378。
    
    1 《后汉书》卷 18《臧宫传》,P694。
    2 《汉书》卷 45《息夫躬传》,P2184。
    3 《后汉书》卷 24《马援传》,P861。
    4 《后汉书》卷 7《孝桓帝纪》注引《袁山松书》。P316。
    
    1 《宋书》卷 31《五行志》,P901-902。
    2 《南史》卷 6《梁武帝纪》,P194。
    3 《南史》卷 7《梁武帝纪》,P214。
    1 《晋书》卷 39《冯紞传》,P1163。
    2 刘毓松《古谣谚》序,见杜文澜辑《古谣谚》,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3 张国良主编《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P32。
    1 比如《史记》卷 118《淮南衡山列传》载,西汉孝文帝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闻之,乃叹曰:‘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P3080-3081。又如《汉书》卷 97《外戚传·高祖吕皇后传》载:“高祖崩,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幕,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太后闻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赵王诛之。”P3937。在这两个例证中,虽然都明确记载汉文帝和吕后得闻淮南王歌和戚夫人歌,但却没有记载这两首歌谣是通过何种途径和方式传到两人耳中的。
    2 《后汉书》卷 72《董卓传》,P2331。
    3 《三国志》卷 6《魏书·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时有谣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书布为‘吕’字以示卓,卓不知其为吕布也。”P179。据此则知《后汉书》中于市里歌唱“布乎”歌谣的人是一位道士。
    1 《宋书》卷 31《五行志》,P926。
    2 《宋书》卷 32《五行志》,P938。
    3 《南齐书》卷 53《良政传·虞愿传》,P917。
    4 《周书》卷 16《侯莫陈崇传》,P269。
    5 《梁书》卷 12《韦叡传》,P221-222。
    6 《南史》卷 18《臧焘传附熹子质传》,P514-515。
    7 《南史》卷 72《文学传·卞彬传》,P1767。
    8 《南史》卷 39《刘勉传附刘孝绰》,P1012。
    
    1 《周书》卷 32《申徽传》,P557。
    2 《宋书》卷 31《五行志》,P913。
    3 《晋书》卷 55《潘岳传》,P1502。
    4 《北史》卷 89《艺术传·陆法和传》,P2945。
    5 《晋书》卷 94《隐逸传·祈嘉传》,P2456。
    6 《晋书》卷 114《苻坚载记》下,P2928。
    1 《南史》卷 45《张敬儿传》,P1138。按史载张敬儿家在冠军,宅前有地名赤谷。始其母卧于田中,梦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而生敬儿。故初名狗儿。又生一子,因狗儿之名,复名猪儿。宋明帝嫌狗儿名鄙,改为敬儿。
    2 《北齐书》卷 17《斛律金传附子光传》,P225。
    3 《周书》卷 31《韦孝宽传》,P539-540。
    4 《北齐书》卷 17《斛律金传附子光传》,P225。
    
    1 《北齐书》卷 39《祖珽传》,P519。
    2 《晋书》卷 23《乐志》,P716。按《文选·西都赋》李善注引说文曰:“讴,齐歌也。”P29。
    3 《后汉书》卷 67《党锢列传·序》,P2186。
    4 《梁书》卷 39《王神念传附杨华传》,P556。
    
    1 《宋书》卷 19《乐志》,P549-550。
    2 《宋书》卷 31《五行志》,P902-903。
    3 《北齐书》卷 8《后主纪》,P114。
    4 《太平广记》卷 368《精怪一》,出《续齐谐记》。中华书局 1961 年版,P2926。
    5 《魏书》卷 21《献文六王传·咸阳王禧传》,P539。
    6 《乐府诗集》卷 52《舞曲歌辞》序,P753。
    7 《晋书》卷 27《五行志》上,P824。
    8 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序。上海博古斋据明汲古阁本影印学津讨原本。
    
    1 《宋书》卷 92《良吏传·序》,P2261。
    2 《南齐书》卷 53《良政传·序》,P913。
    3 《后汉书》卷 24《马援传附子廖传》,P853。
    4 《宋书》卷 82《周朗传附兄峤传》,P2098。
    5 《南史》卷 5《齐废帝郁林王纪》,P138。
    6 《周书》卷 16《独孤信传》,P267。
    7 《太平广记》卷 61《女仙·成公智琼》引张茂先《神女赋》,P380。
     1 《宋书》卷 31《五行志》,P902。
    1 《辞源》,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P1853。关于风人之名,史书中多有记载,但都不如唐代诗人白居易说得显豁和明白。《旧唐书》卷 170《白居易传》载白居易与元稹书云:“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剚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又见《全唐文》卷 675 白居易《与元九书》。)
    2 《十三经注疏》,P1328。
    3 《汉书》卷 24《食货志》,P1123。按伪古文《尚书》之《夏书·胤征》篇亦云:“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但孔颖达解释说:“每岁孟春,遒人之官以木铎徇于道路,以号令臣下,使在官之众更相规阙;百工虽贱,令执其艺能之事以谏上之失常。”P157。似乎和搜集民间歌谣无涉。
    4 《隋书》卷 34《经籍志》,中华书局 1973 年版,P1012。
    1 《毛诗正义》卷一《国风·周南·关雎》孔颖达疏云:“国风者,国是风化之界,诗以当国为别,故谓之国风。”(《十三经注疏》,P269。)
    2 《汉书》卷 22《礼乐志》,P1045。
    3 《隋书》卷 76《文学传序》,P1729。
    4 《清史稿》卷 306《曹一士传》,中华书局 1976 年版,P10526。
    5 《十三经注疏》,P269。
    6 《十三经注疏》,P271。
    7 (汉)应劭《风俗通义》,《汉魏丛书》,P637。
    8《汉书》卷 27《五行志》下之上,P1448。
    1《汉书》卷 76《韩延寿传》,P3210-3211。
    2《后汉书》卷 31《羊续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版,P1110。
    3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 1985 年版,P273-274。
    4 周天《御史“风闻奏事”——中国古代权力制约史事谈之十五》,《检察日报》,2003 年 3 月 28 日。
    5 (宋)洪迈著《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P747-748。
    1 (唐)杜佑著《通典》,中华书局 1988 年版,P659-660。
    2 北魏的御史中尉即御史台的最高长官,相当于南朝的御史中丞,其职责为督司百僚,同时也参与机要,拥有选用御史的权力。参阅《通典》卷 24《职官六》(中华书局 1988 年版,P665。)、《魏书》卷 77《高道穆传》和北魏时期的《侯刚墓志》(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P220)。
    3 《魏书》卷 77《高崇传附子道穆传》。P1717-1718。
    4 《汉书》卷 21《百官公卿表》,P725-726。
    1 《汉书》卷 45《江充传》。P2177。
    2 《后汉书》卷 14《宗室四王三侯传·齐武王演传》注曰:“绣衣御史,武帝置,衣绣者,尊宠之也。”,P552。又《后汉书》卷 70《孔融传》注云“直指,无屈挠也。”P2265。
    3 《后汉书》卷 81《独行传·谯玄传》注 1,中华书局 1964 年版,P2667。
    4 《汉书》卷 99《王莽传》中,P4125。
    5 《后汉书》卷 67《党锢传·范滂传》注,P2204。
    6 《辞源》“谣言”、“谣诼”条,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P1583。
    7 关于汉代三公设置的情况,《通典》卷 19《职官典·历代职官总序·三公》说:“周以太师、太傅、太保曰三公。汉以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为三公。后汉又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魏、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皆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P488-489。按这只是笼统的说法,质之史实,则并不完全准确,如御史大夫和大司空的名称在西汉成帝和哀帝时不断反复,而汉代正式而明确地以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为三公的时间则在哀帝时期(《汉书·哀帝纪》载,元寿二年五月,始“正三公官公职。大司马卫将军董贤为大司马,丞相孔光为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为大司空,封长平侯。”P344。),因此,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公的设置情况应以《初学记》卷 11《职官部》的说法为更准确一些:“《礼记》云:三公无官,言有其人然后充之,无其人则缺。(周武王时,齐太公为太师;成王时,周公为太傅,召公为太保。)秦汉之际,并无其官,至高后唯置太傅。(王陵为太傅。)汉末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东汉已后,皆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太尉与大司马恒不两置,历代或以太尉或以大司马为三公。)师、傅、保常曰上公。”P251。不过,在西汉时期,也有以御史大夫为三公之一的看法。如汉景帝时期晁错上削藩之议而导致七国之乱,景帝被迫诛晁错以谢诸王,针对这件事情,枚乘在《上书重谏吴王》中说“今汉亲诛其三公,以谢前过”,而《文选》李善注在此句下注云:“谓诛晁错也。错为御史大夫,故曰三公。”(《文选》卷 39《上书》,P552。)据此,则西汉初期御史大夫作为三公的一员也是一种习惯的看法。
    1 《梁书》卷 53《良吏传·伏暅传》,中华书局 1973 年版,P776。
    2 《陈书》卷 26《徐陵传》,中华书局 1972 年版,P325。
    3 《魏书》卷 72《贾思伯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P1613。
    4 不过,也不能够绝对地把歌谣风议排斥在御史风闻奏事的风闻之外。如《魏书》卷 22《任城王澄传》就记载说,宣武帝拓跋恪时期,御史中尉、东平王匡奏请取景明元年以来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并诸殿最,欲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得到灵太后的批准,任城王元澄上表表示不同意这种做法,他列举了许多理由,并说:“寻御史之体,风闻是司,至于冒勋妄考,皆有处别,若一处有风谣,即应摄其一簿,研检虚实,若差舛不同,伪情自露,然后绳以典刑,人孰不服。岂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寻两纪之事,穷革世之尤,如此求过,谁堪其罪!斯实圣朝所宜慎重也。”据此则御史风闻奏事之风闻,应该也包含歌谣等内容。不过,这段文字仍然存在值得分析推敲之处。如上述引文中虽然提到风谣,但并不能仅仅据此就把歌谣风议等同于御史风闻奏事所依据的风闻。因为正如文中所载,元匡检校诸官所依据的只是景明元年以来的“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并诸殿最”等政府的考课文档,而都是尚书和吏部等各部门的的专门文件,并非专为御史所提供的所谓“风闻”材料,因此元匡的这次行动本身并非风闻奏事,所依据的材料也不包含歌谣在内;另外,元澄所说的“若一处有风谣,即应摄其一簿,研检虚实”等语,则只是假设如果社会上真的存在针对某位官员的歌谣风议等批评舆论,也应该由有司根据这些风谣,再结合具体的考课文件加以覆按和审核,而此处所讲的有司,根据本节所引《魏书·高道穆传》的内容来推测最有可能的也是廷尉司直。总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御史风闻奏事所依据的风闻也许并不能够绝对地把歌谣风议排除在外,但大多数情况下所谓风闻还是如本文所论是指御史听到的有关官员的劣迹和罪状,而非本文所特指的歌谣风议。
    5 《晋书》卷 70《应詹传》,P1860。
    
    1 《三国志》卷 2《魏书·文帝纪》,P58。
    2 《三国志》卷 48《吴书·三嗣主传·孙休传》,P1159。
    3 《晋书》卷 3《武帝纪》,P57。
    4 《宋书》卷 5《文帝纪》,P75。
    5 《南齐书》卷 2《高帝纪》下,P34。
    6 《魏书》卷 2《太祖纪》,P36。
    7 《魏书》卷 3《太宗纪》,P57。
    8 《北齐书》卷 7《武成帝纪》,P90。
    9 《周书》卷 37《郭彦传》,P667。
    10 《宋书》卷 100《自序·田子子亮传》,P2451。
    1 《南史》卷 52《鄱阳忠烈王恢传》,P1295。
    2 《宋书》卷 5《文帝纪》,P75。
    3 《南史》卷 6《梁武帝纪》,P185。
    4 《魏书》卷 57《崔挺传》,P1264。
    5 《晋书》卷 21《礼志下》泰始四年赐刺史二千石长吏诏。P652。
    6 《后汉书》卷 118《百官志》五,P3617。
    7 《晋书》卷 3《武帝纪》泰始四年六月丙申诏。P57。
    8 《后汉书》卷 81《独行传·谯玄传》。P2667。
    1 《后汉书》卷 61《周举传》,P2029。
    2 《晋书》卷 70《应詹传》,P1860。
    3 《三国志》卷 48《吴书·三嗣主传·孙休传》
    4 《南齐书》卷 5《海陵王传》。
    5 《北齐书》卷 6《孝昭帝纪》。
    6 《晋书》卷 3《世祖武帝纪》,P57。
    7 尽管史书中有关风俗巡使的资料很多,但依情理推断,这绝非是历史上各朝所派的风俗使者的全部记录。所以无论是本文提出的风俗巡使巡行时间的“秋八月”说还是“三载一巡行”说,都缺乏史籍中精确的连续性记录来证明。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和政治纷争不断,政权嬗替和皇位转换频繁,这也很难保证每一朝代都能够做到长期的有规律地派遣风俗使者。所以,笔者本节所得的有关巡行使者巡行时间的结论,只是根据现有史料做出的合理推测或假说。
    8 《晋书》卷 3《世祖武帝纪》,P53。
    9 《晋书》卷 21《礼志下》泰始四年赐刺史二千石长吏诏。P652。
    1 《南齐书》卷 2《高帝纪》,P34。
    2 《南史》卷 4《齐太祖纪》,P112。
    3 《北史》卷 1《太宗明元帝纪》,P27。
    4 《北史》卷 1《太宗明元帝纪》,P28。
    5 《北史》卷 1《太宗明元帝纪》,P29。
    6 《魏书》卷 6《高宗纪》,P113。
    7 《魏书》卷 110《食货志》,P2851。
    8 《北史》卷 8《北齐武成帝纪》,P282。
    9 《北齐书》卷 7《武成帝纪》,P93。
    10 《晋书》卷 127《慕容德载记》,P3168。
    11 《南史》卷 33《裴松之传》,P863。
    12 《宋书》卷 6《孝武帝纪》,P112。
    13 《北齐书》卷 6《孝昭帝纪》,P82。
    1 西汉时期以州为地方最大行政单位,在古九州(冀州、幽州、并州、兖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的基础上,《宋书·州郡志》说西汉初“又立徐、梁二州。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为十三州,而司隶部三辅、三河诸郡。东京无复朔方,改交趾曰交州,凡十二州;司隶所部如故。”P1027。
    2 以魏晋南朝为例,据《宋书·地理志》所言,三国鼎立时期,吴得扬、荆、交三州,蜀得益州,魏得其余九州。吴又分交为广。魏末平蜀,又分益为梁。晋武帝太康元年,天下统一,共有 16 个州。后又分凉、雍为秦,分荆、扬为江,分益为宁,分幽为平,共有 20 州。东晋除侨置州外,有 12 个州,而刘宋疆域比较稳定的时期有州 19 个。《隋书·地理志》又讲,梁天监十年,有州 23 个,其后南朝疆域日狭而析置州郡愈多,到陈代则有州 42 个。
    3 《魏书》卷 5《高宗文成帝纪》记载这次派出的风俗使者为 30 人。而《魏书》卷 110《食货志》则记载这次派出的风俗使者为 20 余人,《北史》卷 2《高宗文成帝纪.》亦记载这次巡行是以尚书穆真为首的 20 人。另外,《太平御览》卷 102《皇王部·后魏高宗文成皇帝》也记载这次风俗使者的人数为 20 人。综合以上资料分析,应以《魏书·食货志》所载的 20 人为准。
    4 《宋书》卷 92《良吏传·江秉之传》,P2270。
    5 《宋书》卷 36《州郡志二》载:“鲖阳令,汉旧县。晋成帝咸康二年,省并新蔡,后又立。”“新蔡太守,晋惠帝分汝阴立,今帖治汝南。”P1082 。“山桑令,前汉属沛,后汉属汝南,《晋太康地志》属谯。”P1073。“南顿令,汉旧县,何故属汝阳,晋武帝改属汝南。”P1084。据此则鲖阳、山桑、南顿都属于汝南郡。
    6 《魏书》卷 44《薛野 传》,P999。
    7 《魏书》卷 41《源贺传附子怀传》,P926。
    8 《周书》卷 37《郭彦传》,P667。
    1 《北史》卷 100《序传·凉武昭王李暠传附思穆子奖传》,P3337。
    2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地图出版社 1979 年版,P72。
    3 《晋书》卷 3《世祖武帝纪》,P53。
    4 《晋书》卷 21《礼志下》,P652。
    5 《南史》卷 33《裴松之传》,P863。
    6 《宋书》卷 91《孝义传·郭世道传》载:“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骑常侍袁愉表其(郭世道)淳行,太祖嘉之,敕郡牓表闾门,蠲其税调,改所居独枫里为孝行焉。”P2244。
    7 《宋书》卷 6《孝武帝纪》,P112。
    8 《南齐书》卷 2《高帝纪》下,P34。
    9 《南史》卷 4《齐高帝纪》,P112。
    10 《宋书》卷 39《百官志上》,P1238-1239。
    11 《宋书》卷 40《百官志下》,P1243。
    12 《宋书》卷 40《百官志下》,P1244。
    13 《晋书》卷 127《慕容德载记》,P3168。
    14 《北史》卷 1《太宗明元帝纪》,P27。
    1 《魏书》卷 5《高宗文成帝纪》,P114。
    2 《魏书》卷 49《崔鉴传》载:“鉴颇有文学,自中书博士转侍郎,延兴中受诏使齐州,观省风俗,行兖州事。”P1103。
    3 《魏书》卷 9《肃宗孝明帝纪》,P230。
    4 《魏书》卷 41《源贺传附子雍弟子恭传》,P926。
    5 《魏书》卷 44《薛昙宝传》,P999。
    6 《北齐书》卷 21《封隆之传附子子绘传》,P304。
    7 《后汉书》卷 61《周举传》,P2029。
    8 《晋书》卷 3《武帝纪》,P53。
    1 《晋书》卷 3《武帝纪》泰始四年六月丙申诏,P59。
    2 《晋书》卷 21《礼志下》泰始四年赐刺史二千石长吏诏,P652。
    3 《宋书》卷 5《文帝纪》,P75。
    4 《宋书》卷 91《孝义传·郭世道传》,P2244。
    5 《南齐书》卷 55《封延伯传》,P959。
    6 《魏书》卷 8《世宗宣武帝纪》,P191。
    7 《魏书》卷 9《肃宗孝明帝纪》,P225。
    8 《宋书》卷 5《文帝纪》,P75。
    9 《陈书》卷 5《宣帝纪》,P78。
    10 《魏书》卷 5《高宗文成帝纪》,P114。
    1 《魏书》卷 111《刑罚志》,P2877。
    2 《魏书》卷 41《源贺传附子怀传》,P926。
    3 魏明元帝帝拓跋嗣永兴五年(413)春二月己卯,“诏使者巡行天下,招延俊彦,搜扬隐逸。”见《北史》卷 1《太宗明元帝纪》,P28。
    4 《晋书》卷 127《慕容德载记》:“遣其度支尚书封恺、中书侍郎封逞观省风俗,所在大飨将士。”P3168。
    5 《魏书》卷 49《崔鉴传》载:“鉴颇有文学,自中书博士转侍郎,延兴中受诏使齐州,观省风俗,行兖州事。”P1103。
    1 《三国志》卷 1《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P3。
    2 《三国志》卷 8《魏书·公孙度传》,P252。
    3 《晋书》卷 33《石苞传》,P1002。
    4 《晋书》卷 42《王浚传》,P1208。
    5 《晋书》卷 34《羊祜传》,P1017。
    6 《宋书》卷 92《良吏传》:“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P2261。
    1 《宋书》卷 92《良吏传·江秉之传》,P2270。
    2 《宋书》卷 94《恩幸传》,P2304。
    3 刘宋顺帝刘凖升明三年,同年齐高帝萧道成即位,即改元为建元元年。
    4 《南齐书》卷 32《王延之传》,P585。
    5 《晋书》卷 112《符生载记》,P2878。
    6 《魏书》卷 69《裴延俊传》,P1529。
    1 《资治通鉴》卷 169《陈纪》文帝天康元年,P5260-5261。《北齐书》卷 11《河间王孝琬传》、《北史》卷 52《齐宗室诸王传》同。
    2 《北齐书》卷 15《厍狄干传附子士文传》。《北史》卷 54《厍狄干传》略同,但以士文为厍狄干孙,《隋书》卷 74《厍狄士文传》同。
    3 《北史》卷 86《循吏传·梁彦光传》,P2880-2881。按一年以后,梁彦光起复,自己请求再为相州刺史,他发摘奸隐,例行教化,结果相州士人“人皆克励,风俗大改。”
    1 《三国志》55《吴书·丁奉传》,P1302。
    2 王琛轻视石苞,与石苞的出身“素微”不无关系。据《晋书》卷 33《石苞传》载,石苞出身县吏,给别人赶过车:“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旷有智局,容仪伟丽,不修小节。……县召为吏,给农司马。会谒者阳翟郭玄信奉使,求人为御,司马以苞及邓艾给之。”P1000。而据《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注引《世语》的记载,他甚至还贩过铁:“初,青龙中,石苞鬻铁于长安,得见司马宣王,宣王知焉。后擢为尚书郎,历青州刺史、镇东将军。”P147。
    3 《晋书》卷 56《孙楚传》载:“孙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楚才藻卓绝,爽迈不群,多所陵傲,缺乡曲之誉。年四十余,始参镇东军事。…… 楚后……参石苞骠骑军事。楚既负其材气,颇侮易于苞,初至,长揖曰:‘天子命我参卿军事。’因此而嫌隙遂构。苞奏楚与吴人孙世山共讪毁时政,楚亦抗表自理,纷纭经年”。P1539、1542。
    4 石苞曾经在高贵乡公被弑事件中发挥了舆论煽动作用。《晋书》卷 33《石苞传》载:“苞因入朝。当还,辞高贵乡公,留语尽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数日而有成济之事。”P1001。又《晋书》卷 44《华表传》说的更为明白:“正元初,石苞来朝,盛称高贵乡公,以为魏武更生。时闻者流汗沾背”。P1260。又在司马师死后葬礼规格的定调和魏晋禅代等事件中,石苞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晋书·石苞传》载:“文帝崩,贾充、荀勖议葬礼未定。苞时奔丧,恸哭曰:‘基业如此,而以人臣终乎!’葬礼乃定。后每与陈骞讽魏帝以历数已终,天命有在。及禅位,苞有力焉。”P1001。所以西晋建立后,石苞也得到了极高的政治酬佣,官拜大司马,跻身三公之位。
    5 《资治通鉴》卷 80《晋纪》武帝泰始四年,P2507-2508。
    1 《晋书》卷 42《王濬传》谓为太康元年正月,即公元 279 年。
    2 《晋书》卷 42《王睿传》云:“时人咸以濬功重报轻,博士秦秀、太子洗马孟康、前温令李密等并表讼濬之屈。帝乃迁濬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后又转濬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特进,散骑常侍、后军将军如故。”P1216。
    
    1 《后汉书》卷 78《宦者传·单超传》,P2528。
    2 《后汉书》103《五行志一·谣条》,P3281。
    1 《三国志》卷 61《吴书·陆凯传》,P1401。
    2 《晋书》卷 28《五行志》,P848。
    3 《宋书》卷 76《王玄谟传》,P1976。
    4 《宋书》卷 94《恩幸传·戴明宝传附奚显度传》,P2306。
    5 《南史》卷 5《齐废帝东昏侯纪》,P155。
    6 《北史》卷 7《齐显祖文宣帝纪》,P260。
    1 《后汉书》卷 31《羊续传》,P1110。
    2 《北史》卷 24《王宪传附云子晞传》,P889。
    3 《魏书》卷 16《阳平王熙传附他孙法寿传》,P394。
    4 《后汉书》卷 82《方术传·许杨传》,P2710。
    5 《后汉书》卷 79《公孙瓒传》,P2362-2363。
    1 《晋书》卷 114《苻坚载记下》,P2918。
    2 《梁书》卷 18《康绚传》,P292。
    3 《北史》卷 26《宋隐传附宋世良传》,P942。
    4 《晋书》卷 127《慕容德载记》,P3163。
    
    1 《北史》卷 7《北齐文宣帝纪》,P258。
    2 《三国志》卷 48《孙皓传》注,P1168。
    3 《魏书》卷 95《临渭氐苻健传附子生传》,P2076。
    1 《晋书》卷 28《五行志中》,P846。
    2 《梁书》卷 56《候景传》,P843。
    3 古人认为荧惑星(即火星)主各种灾异现象。而南斗六星中的北二星又被看作“天府庭”,所主之事与天子有关。如果荧惑星长期在南斗中停留,则表示有大臣谋反,天下将会改元易政。关于这种观点,可参见《史记·天官书》,《晋书·天文志上》和《隋书·天文志》下的有关论述。不过,荧惑入南斗似乎也和宰辅大臣有关。如《晋书》卷 78《陶回传》记载:“会荧惑守南斗经旬,导语回曰:‘南斗,扬州分,而荧惑守之,吾当逊位以厌此谪。’”P2066。
    4 《资治通鉴》卷 156《梁纪》武帝中大通六年,P4853。
    5 《太平寰宇记》卷 94,转引自《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 29《杂歌谣辞·谣辞》,P2144。关于长兴和三余的关系,《水经注疏》卷 40《浙江水注》“北过余杭,东入于海”句下注云:“(浙江)又迳永兴县南,县在会稽东北一百二十里,故余暨县也。阖闾弟夫概之故邑也。王莽之余衍也。汉末,童谣云:天子当兴东南三余之间。故孙权改曰永兴,县滨浙江。”(赵云:按永兴故汉之余暨,与余姚、余杭而为三,故为三余也。会贞按:《通典》武康下引《舆地志》,汉乌程之余不乡地。汉末,童谣曰,天子当兴东南三余之间,吴乃改会稽之余暨为永兴,分余不为永安,以协谣言,亦见《元和志》。)P3324-3325。
    1 《十三经注疏》,P707-708。
    2 《史记》卷 8《高祖本纪》,362。
    3 《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P255。
    4 《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P255。
    5 《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P258。
    6 《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又载:“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蜓栽唬骸衲曜媪馈!拐呶势涔剩蚝霾患闷滂等ァ!盤259。
    1 《史记索引》对“偶语者弃巿”解释说:“礼云‘刑人于巿,与众弃之’,故今律谓绞刑为‘弃巿’是也。”P363。
    2 《汉书》卷 3《高后纪》,P96。
    3 《汉书》卷 4《文帝纪》,P118。
    4 《后汉书》卷 3《章帝纪》,P147-148。
    5 《后汉书》卷 55《章帝八王传·清河孝王庆传》,P1803。
    6 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谢承后汉书》卷 4《杨赐传附杨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P91。
    7 《三国志》卷 6《魏书·刘表传》,P214。
    1 《三国志》卷 24《魏书·高柔传》。P684-685。
    2 《南齐书》卷 49《王奂传》,P849。
    3 《魏书》卷七《高祖孝文帝纪》,P181。
    4 《太平御览》卷 296《兵部·法令》。P1367-1368。
    5 我国古代的歌谣大多是以“假象寄兴”形式来表达其所指代的意象的具体寓意的。“象”是《周易》中的一个概念,它含有拟象和象征的含义,如《易传·系辞》说:“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后人以其作为一种研究文学特别是诗歌等文体中假象(文学语言所塑造的形象)和寄兴(所抒发的情感和愿望)关系的理论。这种关系,正如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所说:“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太平御览》卷 585《文部·叙文》,P2635。),又如王弼所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还如韩康伯所云“立象所以表出其意,作其言者,显明其象。……象以表意,言以尽象。”(《周易注》卷 10《周易略例》,(魏)王弼著,(晋)韩康伯注,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笔者认为,这种通过表象来探讨诗歌或歌谣所表达的内容的方法也很适合用来分析和解释中国古代讹谣流言等歌谣特别是那些以隐晦的语言来指斥时政的歌谣的含义。
    1 《毛诗正义》卷 11《小雅·鸿雁之什·庭燎》。孔颖达正义曰:“惩,止也。笺云:‘讹,伪也。’言时不令小人好诈伪,为交易之言,使见怨咎,安然无禁止。”(《十三经注疏》,P433。)可见《诗经》时代的统治者对讹言是不加禁止和惩处的,认为应该使其自然澄清,自动安定。
    2 《魏书》卷 47《卢玄传附卢道约传》。P1049。
    3 《汉书》卷 72《鲍宣传》,P3091-3092。
    4 《后汉书》卷 5《孝安帝纪》,P209。
    5 《晋书》卷 107《冉闵载记》,P2795。
    1 杨百揆等著《西方文官系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P322。
    2 尽管有学者认为以御史监察系统和谏官言谏系统构成的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使“历史悠久”、“制度完备”,但是,这些学者也认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体制还不够完备,系统也不够严密。(见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P1-3。)而且,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御史监察体系,其权力受多方牵制,官员个人的素质对监察效果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富于人治色彩。因而对这种监察体系的评价应该适度。
    
    1 《汉书》卷 51《路温舒传》,P2369-2370。
    2 《汉书》卷 83《薛宣传》,P3386。
    3 《太平御览》卷 226《职官部·持书御史》引《风俗通》,P1074。
    4 《后汉书》卷 113《五行志》,P3281-3282。
     1 《南史》卷 52《梁南平元襄王伟传附子恪传》,P1292。
    2 吏道在史籍中通常有两义,一为选官途径,如《史记》卷 30《平准书》载,汉武帝时期置武功爵:“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由此“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秏废。”P1423。目前学者们的研究多从此义入手,如赵光怀《论汉代“吏道”》(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4 期)一文就是探讨汉代官员仕进途径的。吏道另外一义为为官或为吏之道,如《汉书》卷 83《薛宣传》载,薛宣的儿子薛惠“为彭城令,(薛)宣从临淮迁至陈留,过其县,桥梁邮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数日,案行舍中,处置什器,观视园菜,终不问惠以吏事。惠自知治县不称宣意,遣门下掾送宣至陈留,令掾进见,自从其所问宣不教戒惠吏职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众人传称,以宣言为然。”P3397。本文所讲吏道在此两义基础上既有所保留,又有所引申,其含义既指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吏选举途径和制度,也指官吏在位期间的作为和表现。官事在史籍中通常指公事,如《史记》卷 3《殷本纪》说:“曹圉卒,子冥立。”《史记集解》引宋忠的话解释说:“冥为司空,勤其官事,死于水中,殷人郊之。”P92。又《汉书》卷 92《游侠传·陈遵传》载,杜陵人陈遵为河南太守,“既至官,……召善书吏十人于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遵冯几,口占书吏,且省官事”。P3711。上述两例证中的官事一词,就是指官事。另外,官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为官僚政治和政府统治。如《史记·酷吏列传》载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後,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秏废。”P3154。又《晋书》卷《卫瓘传》引崔瑗作《草书势》曰:“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P1066。本文所用官事的概念即指此义。
    3 《后汉书》卷 57《刘瑜传》,P1855。
    4 《宋书》卷 67《谢灵运传》,P1751。
    
    1 《汉书》卷 29《沟洫志》,P1677。
    2 《汉书》卷 79《冯奉世传附子立传》,P3305。
    3 《后汉书》卷 17《岑彭传》,P663。
    4 《后汉书》卷 31《贾琮传》,P1112。
    5 《后汉书》卷 64《延笃传》,P2103-2104。
    1 《晋书》卷 90《良吏传·邓攸传》,P2340。
    2 《梁书》卷 53《良吏传·丘仲孚传》,P771。
    3 《南史》卷 48《陆慧晓传附厥弟襄传》,P1198-1199。
    4 《魏书》卷 69《裴延俊传》,P1529。
    5 《北史》卷 15《常山王遵传附赞弟淑传》,P573。
    6 《北史》卷 32《崔鉴传附从孙伯谦传》,P1162。
    7 《北史》卷 38《裴侠传》,P1401。
    8 《后汉书》卷 77《酷吏传·樊晔传》,P2491。
    1 《资治通鉴》卷 88《晋纪》愍帝建兴元年,P2804。
    2 《宋书》卷 94《恩幸传·戴明宝传附奚显度传》,P2306。
    3 《南史》卷 23《王诞传附藻弟子莹传》,P622。
    4 《魏书》卷 13《宣武灵皇后胡氏传》,P338-339。
    5 《北齐书》卷 15《厍狄干传附子士文传》,P199。
    6 《史记》卷 130《太史公自序》,P3317。
    7 《史记》卷 119《循吏列传》,P3099-3100。
    1 《汉书》卷 89《循吏传·序》,P3623。
    2 《汉书》卷 89《循吏传·龚遂传》,P3639-3640。
    3 《汉书》卷 89《循吏传·黄霸传》,P3629。
    4 《汉书》卷 89《循吏传·召信臣传》,P3642。
    5 《后汉书》卷 76《循吏传·秦彭传》,P2467。
    6 《汉书》卷 89《循吏传·黄霸传》,P3631。
    7 《后汉书》卷 76《循吏传·卫飒传》,P2459。
    8 《后汉书》卷 76《循吏传·秦彭传》,P2467。
    1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 13《子路》,《十三经注疏》,P2507。
    2 循吏之道的说法,见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 102《汉故司隶校尉忠惠父鲁君碑》:“君讳峻,字仲严,山阳昌邑人。……君……体纯和之德,秉仁义之操,治《鲁诗》,兼通《颜氏春秋》,博览群书,无物不刊,学为儒宗,行为士表,汉□始住,佐职牧守,敬恪恭俭,州里归称。举孝廉,除郎中、谒者、河内大守丞。丧父如礼,辟司徒府,举高第侍御史东郡顿丘令,视事四年,比纵豹、产,化行如流。迁九江大守,□残酷之刑,行循吏之道,统政□载,穆若清风,有黄霸召信臣在颍南之歌。”P1025。
    3 庶,即保持和增殖人口,这虽然只是汉代循吏标准的一个隐含的前提,但却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因为促进人口的增长,也是汉代和中国古代地方官吏的重要任务。如《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P3623。汉代地方官员上计包含人口的指标,就是一个最为简明的例证。出土的汉成帝时期东海郡郡府的文书档案《尹湾汉简》的《集簿》部分就记载说,当时东海郡“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多前二千六百廿九。其户万一千六百六十二,获流口百卅九万七千三百五十三。……男子七十万六千六十四人,女子六十八万八千一百卅二人。女子多前七千九百廿六。”这显示了东海郡一年来户口增加的具体数目,文中将男女总数分别统计,并特别注明了女子“多前”和“获流”的情况,其意即在显示东海郡政府在鼓励人口增殖和安置流民方面的工作成绩。(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 1997 年版,P77-78。)这说明,汉代的地方官吏,的确是把人口指标当作自己政绩的一个重要方面来上报朝廷,以求封赏的。
    4 《史记》卷 122《酷吏列传》,P3154。
    5 《史记》卷 122《酷吏列传》,P3134。
    6 《史记》卷 122《酷吏列传》,P3135。
    7 《汉书》卷 90《酷吏传·王温舒传》,P3657。
    8 《汉书》卷 90《酷吏传·咸宣传》,P3661。
    1 《汉书》卷 90《酷吏传·严延年传》,P3669。
    2 《汉书》卷 100 下《叙传》下,P4266。
    3 《后汉书》卷 77《酷吏传·序》,P2487。
    4 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0 年版。
    1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 11《王制》第五。P1322。
    2《汉书》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上,P742。
    3 当然,在东晋南朝时期,还有一类为国家直接控制的称为“吏”的民户,属于国家的依附民。另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官府服役之人有时也冠以“吏”名,属于役吏的性质。这两类吏在原则上均不属于本文研究所包括的范畴。关于这两类吏的性质和情况,可参看曹文柱先生的《略论东晋南朝时期的“吏”民》(《北京师院学报》,1982 年第 2 期)和汪征鲁的《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上编第二章《“吏”之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1-113 页)。
    4 《汉书》卷 89《循吏传》,P3624。
    5 《晋书》卷 33《何曾传》,P994。
    6 《文献通考》卷 63《职官考·郡尉》说:“自秦置三十六郡,而郡官有守,有尉,有丞。然考之《西汉·百官表》称,郡守掌治郡,秩二千石,有丞,秩六百石;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秩比二千石,有丞,秩亦六百石。是守、尉皆二千石,而俱有丞以佐之。尉之尊盖与守等,非丞掾以下可拟也。”P569。
    1 《后汉书》卷 2《显宗孝明帝纪》,P104、108。
    2 《后汉书》卷 17《岑彭传》载:“岑彭字君然,南阳棘阳人也。王莽时,守本县长。汉兵起,攻拔棘阳,彭将家属奔前队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效功自衬。彭将宾客战斗甚力。及甄阜死,彭被创,亡归宛,与前队贰严说共城守。汉兵攻之数月,城中粮尽,人相食,彭乃与说举城降。诸将欲诛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执心坚守,是其节也。今举大事,当表义士,不如封之,以劝其后。’” P653。
    3 《汉书》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上,P742。
    4 《北堂书钞》77《设官部·吏》,P339。
    5 《文献通考》卷 12《职役考·历代乡党版籍职役》,P124。
    1 《汉书》卷 90《酷吏传·尹赏传》,P3673。
    2 《后汉书》卷 76《循吏传·仇览传》,P2479-2480。
    3 《周礼注疏》卷 12《地官司徒·闾胥》,P186。
    4 《春秋左传正义》卷 5《桓公二年》,P91。
    5 如唐代大臣张九龄就曾经说过:“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后授,不可以赏功。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新唐书》卷 126《张九龄传》,P4425。)几乎就是援引了《左传》的原话。
    6 《魏书》卷 2《太祖道武帝纪》,P37。
    1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P281-282。
    2 《后汉书》卷 114《百官志》太尉条,P3559。
    3 《后汉书》卷 71《皇甫嵩传》,P2302。
    4 《文献通考》卷 35《选举考·吏道》,P330。
    
    1 《宋书》卷 92《良吏传·江秉之传》,P2270。
    2 《汉书》卷 103《循吏列传·序》,P3624。
    1 《南史》卷 70《循吏列传·序》,P1696-1697。
    2 《汉书》卷 93《佞幸传·石显传》,P3727。
    3 《三国志》卷 9《魏书·夏侯玄传》注引《魏略》,P299-230。
    4 《三国志》卷 9《魏书·曹爽传》注引《魏略》,P288。
    5 《晋书》卷 128《慕容超载记》,P3181。
    6 《南史》卷 77《恩幸传·茹法珍传、附梅虫儿传》,P1933。
    7 《后汉书》卷 4《孝和孝殇帝纪》,P176。
    8 《后汉书》卷 6《孝顺孝冲孝质帝纪》,P261。
    9 《后汉书》卷 30《郎顗传》,P1067。
    1 《南史》卷 3《明帝纪》,P84。
    2 《陈书》卷 26《徐陵传》,P332-333。
    3 《魏书》卷 6《显祖献文帝纪》,P126。
    4 (唐)杜佑撰《通典》卷 16《选举典·杂议论》,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 1988 年版,P390-391。
    5 《汉书》卷 99《王莽传》上。
    6 《后汉书》卷 11《刘玄传》,P471。
    7 《后汉书》卷 103《五行志》谣条,P3281。
    8 《乐府诗集》卷 87《杂歌谣辞》特别说明这首歌谣是民众针对桓灵之世“更相滥举”的情况而作的。
    1 《抱朴子·审举篇》,见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卷 15,中华书局 1991 年版,P393。按“高第良将怯如鸡”一句,《太平御览》卷 496《人事部·谚》下引《抱朴子》作“高第良将怯如蝇”。P2268。
    2 《后汉书》卷 61《黄琼传附孙琬传》,P2040。
    3 《三国志》卷 19《魏书·陈思王植传》。P572。
    4 《资治通鉴》卷 84《晋纪》惠帝永宁元年,P2651-2652。
    5 《隋书》卷 33《经籍志》二,P992。
    6 也许可以用两则汉代的谣谚来说明这个问题,(汉)韩婴《韩诗外传》卷 5 引鄙语二则论述“古者,所以知今也”的道理时说曰:“不知为吏,视已成事”,“前车覆,后车不诫,是以后车覆也。”(《汉魏丛书》, P48。)由此可见,地方政府的属吏主要是从事事务性工作,重经验、能力但对道德和操守方面要求不高。
    1 《后汉书》卷 1《光武帝纪》,P49。
    2 《隋书》卷 75《儒林传·刘炫传》,P1721。
    3 《隋书》卷 46《杨尚希传》,P1253。
    4 《尹湾汉墓简牍》,P77。
    5 《三国志》卷 21《魏书·傅嘏传》,P624。
    6 《三国志》卷 16《魏书·杜畿传附子恕传》,P506。
    1 《太平御览》卷 265《职官部·州从事》,P1241。
    2 《文选》卷 24 载张华《答何劭二首》之一并李善注。P343。
    3 (晋)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卷 16,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P444。
    4 有关中国古代的急政和缓政的产生和影响及其与官吏和民众的关系,可参看王子今先生的《漫说急吏缓民》一文,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5 年第 1 期。
    5 《汉书》卷 71《于定国传》,P3043。
    6 《后汉书》卷 3《肃宗孝章帝纪》,P140
    7 《后汉书》卷 3《明帝纪》,P98。
    1 《后汉书》卷 4《和帝纪》,P176。
    2 《后汉书》卷 4《殇帝纪》,P198。
    3 《梁书》卷 3《武帝纪》,P86。
    4 《梁书》卷 38《贺琛传》,P543-544。
    5 《魏书》卷 7《高祖孝文帝纪》上,P138。
    1 《资治通鉴》卷 172《陈纪》宣帝太建七年,P5339-5340。
    2 以上诸例证,都见于《太平御览》卷 492《人事部·贪》,P2249-2250。
    3 《魏书》卷 19《元修义传》,P451。
    4 《太平御览》卷 835《资产部·钱》上,P3729。
    1 宣帝神爵三年八月诏,见《汉书》卷 8《宣帝纪》,P263。
    2 《三国志》卷 25《魏书·高堂隆传》,P715。
    3 《晋书》卷 9《简文帝纪》,P223。
    4 《晋书》卷 67《温峤传》,P1789。
    5 《南史》卷三《明帝纪》,P84。
    6 刘攽、范祖禹等撰《旧本魏书目录叙》,《魏书》,P3065。
    7 监察或者监控是保障官僚行政体制运行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任何性质的政府中都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从理论上来讲,如果对官吏缺乏必要而有效的监察,各级政府中的主官或权力决策者就有可能发生决策失误、滥用职权和不负责任的现象,而政府属吏和政务人员也有可能发生违反政治和政务规则、引发官民矛盾的现象发生。(参见《西方文官系统》第 9 章《文官系统的监控》,P316-331。)对照我国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政体制和官僚政治状况而言,这种监察和监控体系无疑是颇为薄弱的。又按崔寔《政论》说:“今典州郡者,自违诏书,纵意出入。每诏书所欲禁绝,虽重恳恻骂詈极,笔由复废舍,终无悛意。故里语曰:‘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此段资料系据《初学记》卷 24《居处部·墙壁》(P585)
    
    1 《全唐诗》卷 427,中华书局出版社 1999 年版,P4722。
    2 《全唐诗》卷 426。P4701。
    
    1 《老子道德经》第七十四章,《二十二子》,P8。
    2 《汉书》卷 86《王嘉传》,P3498。
    1 《国语·周语上》,P10-13。
    2 谢贵安 《中国谣谚文化——谣谚与古代社会·前言》PⅠ-Ⅱ。
    3 《中国谣谚文化》,P1。
    1 参见郑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及其现实意义》(《中国青年政治学学报》,1997 年第 4 期)和杨乐强《哲学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探析》(《江汉论坛》2000 年第 3 期)。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和马丁·杰著,单世联译《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2 《乐府诗集》卷 27《相和歌辞·相和曲》中,P403。
    1 《史记》卷 59《绛侯周勃世家》注引《史记索隐》载孟康、晋灼语,P2078。
    1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1979年版
    2 正史类
    2《史记》,(汉)司马迁撰,中华书局1959年版
    3《汉书》,(汉)班固撰,中华书局1962年版
    4《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中华书局1965年版
    5《三国志》,(晋)陈寿撰,(刘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
    6《晋书》,(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7《宋书》,(梁)沈约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8《南齐书》,(梁)萧子显撰,中华书局1972年版
    9《梁书》,(唐)姚思廉撰,中华书局1973年版
    10《陈书》,(唐)姚思廉撰,中华书局1973年版
    11《南史》,(唐)李延寿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
    12《魏书》,(北齐)魏收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13《北齐书》,(唐)李百药撰,中华书局1972年版
    14《周书》,(唐)令狐德芬等撰,中华书局1971年版
    15《北史》,(唐)李延寿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
    16《隋书》,(唐)魏征等撰,中华书局1973年版
    17《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
    18《资治通鉴》,(宋)司马光编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
    3 诸子、专集、类书类 19二十二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0后汉纪校注 (晋)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1四民月令校注(东汉)崔寔著,石声汉校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
    22抱朴子内篇校释 (晋)葛洪著,王明校释,中华书局1988年版
    23抱朴子外篇校笺 (晋)葛洪著,杨明照校笺,中华书局1991、1997年版
    24颜氏家训集解 (北齐)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 ,中华书局1993年版
    25世说新语笺疏 (宋)刘义庆著,余家锡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6洛阳伽蓝记校注 (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7齐民要术校释 (北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
    28水经注疏 (北魏)郦道元著,(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29文选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
    30六臣注文选 (唐)李周翰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1文心雕龙注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32荆楚岁时记(南朝梁)宗懔著,(隋)杜公瞻注,(清)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辑本
    33乐府古题要解 (唐) 吴兢著, 上海博古斋据明汲古阁本影印学津讨原本
    34艺文类聚 (唐)欧阳询等撰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版
    35初学记 (唐) 徐坚等编,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
    36通典 (唐)杜佑著,中华书局1988年版
    37乐府诗集 (宋) 郭茂倩编撰, 乔象钟、陈友琴等点校, 中华书局1979年版
    38太平御览 (宋)李昉等编 中华书局1960年版
    39太平广记 (宋)李昉等编 中华书局1961年版
    40文献通考 (元)马端林著 中华书局1986年版
    41汉魏丛书 (明)程荣纂辑,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万历新安程氏刊本
    42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明)张溥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
    43全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文 严可均辑,中华书局影印本
    44廿二史考异 (清)钱大昕著,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45廿二史札记 (清)赵翼著,中华书局1963年版 46十七史商榷 (清)王鸣盛著,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4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清)永瑢等著,中华书局1965年版
    48古谣谚 (清)杜文澜著 周绍良点校中华书局1958年版
    4 专著、译著类
    49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寅恪著,中华书局1963年版
    50管锥编 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79年版
    51魏晋南北朝史 王仲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2读史集 何兹全先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3中国古代社会 何兹全先生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4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周一良著,中华书局1985年版
    55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唐长孺著,三联书店1955年版
    56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唐长孺著,三联书店1959年版
    57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唐长孺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8民间文学概论 钟敬文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59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王亚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60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周予同著,朱维铮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逯钦立辑 中华书局1983年版
    62汉魏制度丛考 杨鸿年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63西方文官系统,杨伯揆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4论吴哥及其它 天鹰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65中国古代童谣赏析 雷群明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66古今俗语集成 温端政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7 歌谣论集 钟敬文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 年据上海北新书局 1927 年版影印
    68 秦汉史 林剑鸣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69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阎步克著,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70 中国历代童谣辑注 高殿石辑注,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71 现代舆论学 徐向红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 年版
    72 外国政治制度与监察制度概要 林修坡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73 中国监察制度史 邱永明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74 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 杨民康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75 歌谣学概要 赵晓兰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3
    76 中国古代歌谣精品赏析 叶桂刚、王贵元主编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
    77社会反三和弦——民族、民俗与中国政治 宋抵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78谣谚与古代社会 谢贵安著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79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 冯尔康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0传播学原理 张国良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81魏晋南北朝童谣研析 龚显宗著,(台湾)国语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82乐府文学史 罗根泽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83两汉经学史 章权才著,台北万卷楼图有限公司1996年版
    84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 章权才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85中国社会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曹文柱师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86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87民俗学概论 钟敬文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88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阎步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9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葛兆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社版
    90中国近世谣谚 张守常辑,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91中国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高敏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92魏晋南北朝史论 黎虎先生著 学苑出版社1999年
    93荆楚岁时记研究 萧放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94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曹文柱师主编,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
    95秦汉法律与社会 于振波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96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 苑利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97士与中国文化 (美)余英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98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戴维·比瑟姆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9大众传播模式论(英)丹尼斯·麦奎尔著,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100官僚制 (英)阿尔布罗著,阎步克译,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101社会学 (美)L·布鲁姆 P·塞尔茨内克 D·B达拉赫 著张杰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2帝国的政治体系 (美)S·N艾森斯塔德著,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03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 (英)泰勒著,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104二十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 史宗主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105经济与社会 (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106儒教和道教 (德)马克思·韦伯著,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07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美)史太文著,侯旭东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08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 (美)丹尼斯·K·姆贝著,陈德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9张兆凯 两汉俸禄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10林甘泉 秦汉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11文言 论民谣的舆论特征,民间文化,1997年第2期
    112孙家州 汉代应验“谶言”例释,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2期
    113房洪铸 现代民谣: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社会科学,1997年第11期
    114陈林 六朝民歌之“隐语”及其遗韵,中国音乐,1998年第1期
    115史念海 汉代长安城的营建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期
    116洛保生 上古采诗与汉乐府民歌,河北学刊,1998年第3期
    117陈桥生 论王公贵人对南朝乐府民歌的接受,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118房秋风 诗歌民谣中的谐音双关,平顶山师专学报,1998年第5期
    119马新 两汉社会各阶层新论,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120焦文峰 政治参与的限制因素,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121张毅平 南北朝民歌风格不同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122沈远新 政治谣言——界定、生存机制及其控制,探索,2000年第1期
    123马华祥 南朝民歌的地域特色,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24胡传胜 符号与象征,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25祝菊贤 论魏晋南朝诗歌中的象征意象,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
    126蒋福亚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27李正春 论六朝诗歌的传播与接受,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28丁毅华 汉代的类宗教迷信和民间信仰,南都学坛,2001年第4期
    129侯旭东 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130贺昌盛 象征:符号与隐喻——象征本体论诗学探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131陈开勇 龙延 汉晋佛教译经与晋宋民歌的语言,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
    132马华祥 论北朝民歌的民族风格,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
    133陈开勇 南朝民歌《四月歌》所反映的民俗佛教内容研究,吉首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34徐明 从乐府诗集看古代诗的传播与音乐的关系,河北学刊,2002年第5期
    135吕宗力 汉代的流言与讹言,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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