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对中心城市作用研究的启示——以广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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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中心城市的作用研究，目前的文献主要运用新古典框架进行分析，侧重在一定的分工格局下，用集聚扩散理论说明其作用，但对中心城市推动分工演进的作用却论述不足。
本文尝试着运用杨小凯的新兴古典分工理论来分析中心城市的作用，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得出分工的演进能有助于中心城市的发展，反过来中心城市的发展及其作用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促进分工的演进，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关系，推动中心城市及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然后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并把分工演进分为三种模式：自发分工演进、模仿式分工演进、引入式分工演进，来考察广州的历史发展情况，由此得出启示，广州要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就必须推动分工的演进。在本文的最后，就如何推动分工演进展开具体论述，提出相应的建议。
As to the functions of central cities, nowadays the documents available mainly apply the new classical frame to its analysis, putting the emphasis on using the diffusion and centralization theory to explain its functions under a certain pattern of division of labor, lacking in analysis of its effects on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This thesis applies Yan Xiaokai's new classical division of labor theory to analyze functions of central cities. Firstly,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oretically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can help development of central cities, and in turn, the development of and one main aspect of functions of a central city is to prompt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These tw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forming a benign cycle and promo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entral cities and their surrounding regions. Then according to this analysis frame, and dividing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into three modes: simultaneous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imitating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introduced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this thesis studies the history of Guangzhou's development, and therefore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Guangzhou must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in order to make full use of its position as a central city.
In the end, this thesis further discusses on how to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本文尝试着运用杨小凯的新兴古典分工理论来分析中心城市的作用，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得出分工的演进能有助于中心城市的发展，反过来中心城市的发展及其作用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促进分工的演进，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关系，推动中心城市及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然后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并把分工演进分为三种模式：自发分工演进、模仿式分工演进、引入式分工演进，来考察广州的历史发展情况，由此得出启示，广州要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就必须推动分工的演进。在本文的最后，就如何推动分工演进展开具体论述，提出相应的建议。
As to the functions of central cities, nowadays the documents available mainly apply the new classical frame to its analysis, putting the emphasis on using the diffusion and centralization theory to explain its functions under a certain pattern of division of labor, lacking in analysis of its effects on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This thesis applies Yan Xiaokai's new classical division of labor theory to analyze functions of central cities. Firstly,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oretically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can help development of central cities, and in turn, the development of and one main aspect of functions of a central city is to prompt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These tw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forming a benign cycle and promo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entral cities and their surrounding regions. Then according to this analysis frame, and dividing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into three modes: simultaneous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imitating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introduced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this thesis studies the history of Guangzhou's development, and therefore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Guangzhou must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in order to make full use of its position as a central city.
In the end, this thesis further discusses on how to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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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左正：《广州：发展中的华南经济中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序言的第1页。
2见盛洪：《分工与交易》，上海三联书店山版，1992年第1版，第39至50页。
3见亚当·斯密：《国富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1—13页。
4实际上斯密的劳动分工说有可能比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更具一般性。为了说明这一点，1977年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联名发表的一篇文章“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Divers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7，297-308．在文章中，他们证明，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没有李嘉图所说的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从而产生内生的绝对优势。可见在某种条件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不能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概念。根据杨小凯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第9—11页所做的解释，内生比较优势就是基于专业化报酬递增的分工经济带来的比较优势，因为这种比较优势的存在与否，取决于人们对于专业化程度的决策，是决策后的行动才带来的这种优势；相应的可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称为外生比较优势，因为它是以外部给定的个人之间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在此说明一下，第一章对概念所做的注释都是直接引用杨小凯的有关论述，这样做是为了便于理解。
5根据杨小凯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第22页所做的解释，如果一个决策变量之最优值是其最大或最小值，最优决策之解就被称为角点解，角点解就是说允许最优决策值是零；如果所有决策变量之最优值在其最大和最小值之间，则最优决策就被称为内点解。
6见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4、15页。
7一般说来，角点解的数量是庞大的。杨小凯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第23页用举例子的方式进行说明，假设社会由两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需消费两种产品，即食物和衣服。每个人在每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要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这样，两种产品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可取正或零值。这在数学上是个6变量的2组合问题。因此，在“两个人两种产品”的经济中，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数量是2~6=64。其中有63个角点解和1个内点解。用公式表示就是2~(3m)-1。其中m是产品数，3表示每种产品有3种可能的决策，1表示有1个内点解。如果有3种产品，那么可能的角点解数量就达2~(3×3)-1，共有511个可能的角点解和1个内点解。如果产品数量再继续增加，则可能的角点解就会变成一个天文数目。
8见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4—29页。
9杨小凯对文定理的解释是指“最优决策从不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从不同时买和生产同种产品，最多只卖一种产品”。这样那些可能成为最优决策解的数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少得多。因为假如存在着专业化经济(意味着专业化生产比自给自足生产效率更高)和交易费用，则一个人的如注释7的63个角点解，经过排除后只剩下3个角点解。1996年文玫将这一命题推广到了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具体可参见Wen，
M.(1998):"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onsumer-Producers, Economies of Specialisation and Transaction Costs," in K. Arrow, Y-K. Ng, X. Yang ed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Macmillan.
10所谓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在一个现代躯体中复活。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很多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的现象，都能在一个统一的共享的分析框架下得到解决，在这里把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的理论简称为新兴古典分工理论。简言之，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可这样理解，分工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而用超边际分析能内生个人的专业化决策，进而内生分工的演进，分工的演进能带来社会的进步，如生产工具的变革、社会组织多样性的增加、城市的出现等等。
11分工的网络效应可这样理解：如果每个人喜欢多样化消费和专业化生产(因为多样化消费意味着高消费，专业化生产意味着高效率)，则一个人在其他人都选择自给自足时是无法专业化的，因为他卖不出他专业化生产的产品，这样每个人对专业化的水平的选择不但影响他自己的生产率，而且影响对其他人产品的市场，影响他人是否能专业化，从而影响他人的生产率，相反其它人都进行专业化生产时，也能促使这个人采取专业化的决策。
12见广州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广州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页。
13见关其学，刘光璞主编的《论经济中心——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9、20页。
14见廖树芳等编的《广州大跨越》，绪言的第2页，下文有些内容亦来源于此。
15见《广州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5页。其它史实也多参照1—23页。
16见《广州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9页。
17见麦英豪，黄淼章：《西村窑与宋代广州的对外贸易》，载于《广州研究》，1982年第1期第38页。转载于关其学，刘光璞：《论经济中心——广州》，广东高等交易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51页。
18见《广州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44页
19见左正：《广州：发展中的华南经济中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0页
20见《广州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74页。
21来源于杰弗里·萨克斯等著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中的第二篇《社会主义体制和劳动分工演进》(源于网站，网址：http://www.infraharvard.edu)，他们在论述时还辅以以下论据支撑，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计划在1930年代的苏联，是通过雇用许多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制订的；在1950年代的中国，是在来自苏联和东欧的专家的援助下完成的。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十分有效地利用了关于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和劳动分工的产业网络效果的免费组织信息。其特例就是1950年代中国的694个大型工程项目和苏联援建的156个关键工程项目的规划，这个规划在很短时间内，在许多高度专业化的企业间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分工网络，当时还没有那些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资料的市场。
22所谓“自生能力”是指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有关详细解释可参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内部讨论稿系列(中文版)林毅夫著的《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一文第4面或整篇文章，2002年8月15
日，其编号是No．C2002012
23见杨小凯：《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97页。
24见汤国良主编：《广州工业四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63页。
25见王孝有：《企业集群，珠三角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前沿》，2002．(10)．第15—17页。
26见王缉慈：《创新的空间——区域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31页。
27见《广州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8—29页。
28见《广州工业四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65页。
29见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76页。
30见《广州年鉴2002》，广州年鉴社出版，2002年第1版，第334页。这一部分的其它数据也是源于此书。
31见 Ng, Y-K. and Yang, X.(1997):"Specialization, Information, and Growth: a Sequen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57-274
32见蔡来兴主编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80—81页。这一段中出现的世界经济增长重心是指经济增长最快、经济动力最强、经济潜能最大、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份额最大的区域；同时也是最终需求和外贸出口增长最快、引进技术与吸纳国际资本最多的地区。而世界经济重心是指生产规模最大、经济实力最强、市场容量最大、出口的最终产品最多、技术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是世界资源、资金、技术、产业和文化等高度密集的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与世界经济重心相互联系但性质不同，世界经济增长重心是世界经济重心的必要物质准备，而世界经济重心是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必然结果。
33这些有关专业化的术语的准确解释可参见盛洪著的《分工与交易——一个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非专业化问题的应用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1月出版，第51及69至72页。
34资料来源于：顾朝林等著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第26页。
35参见程必定：《区域的外部性内部化和内部性外部化——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一种思路》，载于《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程必定对区域内部性是这样定义的，它是指由区域的内部经济发展诸要素所决定的区域经济结构、技术构成、市场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等交汇而成的基本特征，它存在于区域之内；相应的，区域外部性是相对于某一个区域而言的外部区域的内部性，它存在于这个区域之外。与具有同一性的区域内部性相比较，区域外部性既有优于区域内部性的方面，也有劣于区域内部性的方面。
36见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26页。
37见侯广辉：《浅论制度的传递性》，经济前沿，2000．文中提到的逆向传递看似不可能，但在外力的作用下也常发生，比如我国古代社会受到的几次少数民族入侵，使中原地区较为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阻挠而一时中断发展。正向传递看似自然而然会发生，实际上也不尽然。低势差的区域既然存在就有其存在的理由，它们往往也处在一种均衡状态，只不过是一种低水平均衡，没有外力的介入或者内部代表先进势力的团体的争取，则很难打破这种状态，因为打破低势差的低水平均衡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会受到他们的反抗，这就使制度的正向传递遇到较大的阻力，也使这一区域的交易效率难以提高，分工无法演进，社会
也停滞不前，故保证制度的正向传递具有重要意义。
38见惠双民：《资产专用性、网络扩展和私人秩序》，《经济研究》2002．(7)第63—68页。作者认为这种不可收回的专用性投资就是参与者做出的参与网络的可置信承诺，它可形成自我实施的单边协议，形成不断地进行这种交易的自我约束激励。而且这种不可收回的专用性投资也构成了进行持续性网络参与的显示信号。这样，既起到了网络参与的甄别作用，也起到了诱致其他参与者参与网络的可置信承诺。每一个参与者都形成这种自我实施的单边协议，相互激励，相互诱致，于是网络就形成并不断扩大起来。因此，现有网络参与者的专用性资产的价值因新的参与者的加入而不断增殖，同时，新参与者也获得专用性投资的收益。
39诱致型自我实施机制是指政府通过建立一个事先的“负责任的行为”，显示她将一贯地执行所承诺的一套规则，在这种形式下，政府与私人可共同建立和维持一个有效的私人秩序；强制型自我实施机制是指政府通过被约束地服从一套规则，不允许出现违背承诺的偏差。第一种鲜有存在，主要是由于经常的和持续的财政压力，迫使政府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和违背承诺。
1．《珠三角的企业集群化道路》，发表于《江南论坛》，2002年第12期。
2．《我国企业应对“入世”的并购策略》，发表于《经济与管理》，2002年第12期。
3．《企业集群，珠三角新的经济增长点》，发表于《经济前沿》，2002年第10期。
4．《战略管理——国内企业不得不补的一课》，发表于《东南亚纵横》，2002年第9期。
5．《中小企业集群存在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发表于《襄樊论坛》，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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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左正：《广州：发展中的华南经济中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序言的第1页。
2见盛洪：《分工与交易》，上海三联书店山版，1992年第1版，第39至50页。
3见亚当·斯密：《国富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1—13页。
4实际上斯密的劳动分工说有可能比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更具一般性。为了说明这一点，1977年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联名发表的一篇文章“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Divers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7，297-308．在文章中，他们证明，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没有李嘉图所说的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从而产生内生的绝对优势。可见在某种条件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不能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概念。根据杨小凯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第9—11页所做的解释，内生比较优势就是基于专业化报酬递增的分工经济带来的比较优势，因为这种比较优势的存在与否，取决于人们对于专业化程度的决策，是决策后的行动才带来的这种优势；相应的可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称为外生比较优势，因为它是以外部给定的个人之间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在此说明一下，第一章对概念所做的注释都是直接引用杨小凯的有关论述，这样做是为了便于理解。
5根据杨小凯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第22页所做的解释，如果一个决策变量之最优值是其最大或最小值，最优决策之解就被称为角点解，角点解就是说允许最优决策值是零；如果所有决策变量之最优值在其最大和最小值之间，则最优决策就被称为内点解。
6见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4、15页。
7一般说来，角点解的数量是庞大的。杨小凯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第23页用举例子的方式进行说明，假设社会由两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需消费两种产品，即食物和衣服。每个人在每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要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这样，两种产品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可取正或零值。这在数学上是个6变量的2组合问题。因此，在“两个人两种产品”的经济中，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数量是2~6=64。其中有63个角点解和1个内点解。用公式表示就是2~(3m)-1。其中m是产品数，3表示每种产品有3种可能的决策，1表示有1个内点解。如果有3种产品，那么可能的角点解数量就达2~(3×3)-1，共有511个可能的角点解和1个内点解。如果产品数量再继续增加，则可能的角点解就会变成一个天文数目。
8见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4—29页。
9杨小凯对文定理的解释是指“最优决策从不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从不同时买和生产同种产品，最多只卖一种产品”。这样那些可能成为最优决策解的数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少得多。因为假如存在着专业化经济(意味着专业化生产比自给自足生产效率更高)和交易费用，则一个人的如注释7的63个角点解，经过排除后只剩下3个角点解。1996年文玫将这一命题推广到了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具体可参见Wen，
M.(1998):"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onsumer-Producers, Economies of Specialisation and Transaction Costs," in K. Arrow, Y-K. Ng, X. Yang ed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Macmillan.
10所谓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在一个现代躯体中复活。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很多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的现象，都能在一个统一的共享的分析框架下得到解决，在这里把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的理论简称为新兴古典分工理论。简言之，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可这样理解，分工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而用超边际分析能内生个人的专业化决策，进而内生分工的演进，分工的演进能带来社会的进步，如生产工具的变革、社会组织多样性的增加、城市的出现等等。
11分工的网络效应可这样理解：如果每个人喜欢多样化消费和专业化生产(因为多样化消费意味着高消费，专业化生产意味着高效率)，则一个人在其他人都选择自给自足时是无法专业化的，因为他卖不出他专业化生产的产品，这样每个人对专业化的水平的选择不但影响他自己的生产率，而且影响对其他人产品的市场，影响他人是否能专业化，从而影响他人的生产率，相反其它人都进行专业化生产时，也能促使这个人采取专业化的决策。
12见广州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广州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页。
13见关其学，刘光璞主编的《论经济中心——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9、20页。
14见廖树芳等编的《广州大跨越》，绪言的第2页，下文有些内容亦来源于此。
15见《广州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5页。其它史实也多参照1—23页。
16见《广州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9页。
17见麦英豪，黄淼章：《西村窑与宋代广州的对外贸易》，载于《广州研究》，1982年第1期第38页。转载于关其学，刘光璞：《论经济中心——广州》，广东高等交易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51页。
18见《广州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44页
19见左正：《广州：发展中的华南经济中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0页
20见《广州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74页。
21来源于杰弗里·萨克斯等著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中的第二篇《社会主义体制和劳动分工演进》(源于网站，网址：http://www.infraharvard.edu)，他们在论述时还辅以以下论据支撑，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计划在1930年代的苏联，是通过雇用许多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制订的；在1950年代的中国，是在来自苏联和东欧的专家的援助下完成的。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十分有效地利用了关于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和劳动分工的产业网络效果的免费组织信息。其特例就是1950年代中国的694个大型工程项目和苏联援建的156个关键工程项目的规划，这个规划在很短时间内，在许多高度专业化的企业间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分工网络，当时还没有那些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资料的市场。
22所谓“自生能力”是指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有关详细解释可参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内部讨论稿系列(中文版)林毅夫著的《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一文第4面或整篇文章，2002年8月15
日，其编号是No．C2002012
23见杨小凯：《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97页。
24见汤国良主编：《广州工业四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63页。
25见王孝有：《企业集群，珠三角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前沿》，2002．(10)．第15—17页。
26见王缉慈：《创新的空间——区域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31页。
27见《广州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8—29页。
28见《广州工业四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65页。
29见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76页。
30见《广州年鉴2002》，广州年鉴社出版，2002年第1版，第334页。这一部分的其它数据也是源于此书。
31见 Ng, Y-K. and Yang, X.(1997):"Specialization, Information, and Growth: a Sequen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57-274
32见蔡来兴主编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80—81页。这一段中出现的世界经济增长重心是指经济增长最快、经济动力最强、经济潜能最大、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份额最大的区域；同时也是最终需求和外贸出口增长最快、引进技术与吸纳国际资本最多的地区。而世界经济重心是指生产规模最大、经济实力最强、市场容量最大、出口的最终产品最多、技术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是世界资源、资金、技术、产业和文化等高度密集的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与世界经济重心相互联系但性质不同，世界经济增长重心是世界经济重心的必要物质准备，而世界经济重心是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必然结果。
33这些有关专业化的术语的准确解释可参见盛洪著的《分工与交易——一个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非专业化问题的应用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1月出版，第51及69至72页。
34资料来源于：顾朝林等著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第26页。
35参见程必定：《区域的外部性内部化和内部性外部化——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一种思路》，载于《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程必定对区域内部性是这样定义的，它是指由区域的内部经济发展诸要素所决定的区域经济结构、技术构成、市场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等交汇而成的基本特征，它存在于区域之内；相应的，区域外部性是相对于某一个区域而言的外部区域的内部性，它存在于这个区域之外。与具有同一性的区域内部性相比较，区域外部性既有优于区域内部性的方面，也有劣于区域内部性的方面。
36见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26页。
37见侯广辉：《浅论制度的传递性》，经济前沿，2000．文中提到的逆向传递看似不可能，但在外力的作用下也常发生，比如我国古代社会受到的几次少数民族入侵，使中原地区较为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阻挠而一时中断发展。正向传递看似自然而然会发生，实际上也不尽然。低势差的区域既然存在就有其存在的理由，它们往往也处在一种均衡状态，只不过是一种低水平均衡，没有外力的介入或者内部代表先进势力的团体的争取，则很难打破这种状态，因为打破低势差的低水平均衡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会受到他们的反抗，这就使制度的正向传递遇到较大的阻力，也使这一区域的交易效率难以提高，分工无法演进，社会
也停滞不前，故保证制度的正向传递具有重要意义。
38见惠双民：《资产专用性、网络扩展和私人秩序》，《经济研究》2002．(7)第63—68页。作者认为这种不可收回的专用性投资就是参与者做出的参与网络的可置信承诺，它可形成自我实施的单边协议，形成不断地进行这种交易的自我约束激励。而且这种不可收回的专用性投资也构成了进行持续性网络参与的显示信号。这样，既起到了网络参与的甄别作用，也起到了诱致其他参与者参与网络的可置信承诺。每一个参与者都形成这种自我实施的单边协议，相互激励，相互诱致，于是网络就形成并不断扩大起来。因此，现有网络参与者的专用性资产的价值因新的参与者的加入而不断增殖，同时，新参与者也获得专用性投资的收益。
39诱致型自我实施机制是指政府通过建立一个事先的“负责任的行为”，显示她将一贯地执行所承诺的一套规则，在这种形式下，政府与私人可共同建立和维持一个有效的私人秩序；强制型自我实施机制是指政府通过被约束地服从一套规则，不允许出现违背承诺的偏差。第一种鲜有存在，主要是由于经常的和持续的财政压力，迫使政府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和违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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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战略管理——国内企业不得不补的一课》，发表于《东南亚纵横》，200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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