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文化而地位:南宋“士人社会”的成立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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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以及文化普及所带来的民众识字率的提高,北宋开始在地方上逐渐积累起一定数量的士人,并且在南宋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南宋时士人在身份的自我认同和形成方式上逐渐趋同,并且因有文化而在社会上具备地位优势。南北朝以来的"士族社会"在唐末五代最终崩溃之后,经历了北宋时期士人的积淀,在南宋重新建立起以具有文化而自我认同的士人阶层为中心的"士人社会",成为明清"士绅社会"的前身。
引文
(1)克莱伯:《当代社会理论》,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32页。
(2)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世纪“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对“封建”进行重新考量,由此也带来对中国古史的重新认识。很多学者在自己的论著中不再使用“封建”一词,以避免时间界定的麻烦,而代之以“传统”等词语。
(3)冯尔康认为中国古代秦汉以前是贵族社会,之后是皇权社会,见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何怀宏在《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中认为唐以前是世袭社会,唐以后是以科举制为主的选举社会。
(4)[日]近藤一成:《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笔者认为南宋、明清都可说是“科举社会”,却并不能一概而论。在科举为选官主要途径的社会里,势必造成社会对科举的崇拜。在没有科举的元朝大部分时间可以说是一个例外。此外,尽管南宋士人在地方上人数不占主要部分,但却掌握着儒家文化的话语权。“富民”虽然在社会中的角色非常明显,但都不能跳过“士”的门槛从而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加之富民名声不佳,故而才有富民千方百计融入士人交往圈的努力。此点据游彪教授的提示,谨致谢忱。
(5)胡如雷:《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另载氏著《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宁志新、朱绍华:《门阀士族的衰落与衰亡原因》,《河北学刊》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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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雯怡:《从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35页。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高明士:《东亚古代士人的共通教养》,《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2002年12月,第18页。
(1)邓小南:《宋代士人家族中的妇女:以苏州为例》,《国学研究》第5辑,1998年5月。
(2)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载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第474页。
(3)[宋]洪迈:《夷坚志·甲志》卷2《玉津三道士》,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页。
(4)[宋]洪迈:《夷坚志·支丁》卷3《阮公明》,第988页。
(5)[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19《沈传见冥吏》,第351页。
(6)[宋]洪迈:《夷坚志·支甲》卷7《黄左之》,第767页。
(7)[宋]洪迈:《夷坚志·支乙》卷10《刘做官》,第873页。
(1)[宋]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8《史翁女》,第686页。
(2)[宋]洪迈:《夷坚志·支甲》卷5《黄文明》,第745页。
(3)[宋]洪迈:《夷坚志·支志》卷4《詹烨兄弟》,第741页。
(4)[宋]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6《黄安道》,第670页。
(5)[宋]洪迈:《夷坚志·支丁》卷4《林子元》,第993页。
(6)[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2《赵缩手》,第377页。
(7)[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11《白衣妇人》,第458页。
(8)[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5《徐秉钧女》,第406页。
(9)[宋]洪迈:《夷坚志·支乙》卷3《朱五十秀才》,第818页。
(1)[宋]洪迈:《夷坚志·支甲》卷5《汤省元》,第748页。
(2)[宋]洪迈:《夷坚志补》卷1《汉卿丹桂》,第1548页。
(3)“士”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时代是不同的。余先生和高先生为了将“士”涵盖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只能将“士”的外延尽量放大,否则无法涵盖春秋战国的“士”、魏晋隋唐的“士族”、宋代的“士人”、明清的“士绅”。
(1)前述唐代出现“乡贡进士”等头衔,宋代比唐代更盛行,墓志铭中处处可见。可参看龚延明《宋代及第进士之鉴别》,载氏著《中国古代职官科举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81—391页。
(2)《两宋名贤小集》卷29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两宋名贤小集》卷268。
(4)《两宋名贤小集》卷268。
(1)程毅中点校:《宋元小说家话本集·西山一窟鬼》,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212页。甚至也有士子因落第愤而出家为僧。“话说大宋高宗绍兴年间,温州府乐清县,有一秀才,姓陈,名义,字可常,年方二十四岁……绍兴年间,三举不第,就于临安府众安桥命铺算看本身造物。那先生言:‘命有华盖,却去官星,只好出家。'陈秀才自小听得母亲说,生下他时,梦见一尊金身罗汉投怀。今日功名蹭蹬之际,又闻星家此言,忿一口气,回店歇了一夜,早起算还了房宿钱,雇人挑了行李,径来灵隐寺投奔印铁牛长老出家,做了行者。”(程毅中点校:《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陈可常端阳仙化》,第712页)
(2)[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卷12《永康陈君迪功墓志铭》,《四部丛刊续编》本。
(3)出自《延祐四明志》卷14《学校考·本路乡曲义田庄》,《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参看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载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第474—536页。
(1)参见邓小南《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第81—83页。
(2)黄宽重:《宋代四明袁氏家族研究》,《宋史研究集》第23辑,第485—490页。
(3)黄宽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际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第630页。
(4)参见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国学研究》第3卷,第452页。
(1)刘子健:《刘宰和赈饥》,载氏著《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307—359页。
(2)[元]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卷14《本路乡曲义田庄》,《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第6343页。
(1)邓小南先生认为朝廷及其使者对乡居士人的格外重视与当时政府对地方的统治能力不足有关。士大夫们由于其经济条件的充裕、组织经验的丰富、人际关系的熟悉而在乡里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他们既是乡村形势户中的主干势力,又因其文化素质较高、对政府行为有一定理解力,而得以在政令推行、“教化”普及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事实上有赖于这类“地方精英”的配合。见氏著《“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宋》,载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
(2)很多富民也因为参加赈灾而被授官,但亦加以种种限制。
(3)上节提到张仲礼将整个明代绅士分为上、下层两个集团:下层集团包括生员、捐监生以及其他一些有较低功名的人;上层集团则由学衔较高的以及拥有官职——不论其是否有较高的学衔——的绅士组成。(见张仲礼著《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尽管名称不同,但南宋的地方士人的分层与此类似。相比之下,南宋下层士人的界限就要模糊一些了。
(1)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国学研究》第3卷,第479页。邓先生研究北宋苏州士人的家族交游圈后认为,曾经科举成功、仕途得意者,如元绛、程师孟等人,通常是地方士人圈的核心人物;而朱长文、方惟深等人,或仕途偃蹇,或科举不第,这并不影响他们闻达于一方。不仅如此,退休回到地方的朝廷命官,一般并不高自标识,反而有意表示谦抑,以期“求同”于周围士人。
(2)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第474—536页;黄宽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际关系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
(3)杨宇勋:《取民与养民——南宋的财政收支与官民互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第31,2004年,第396—397页。承杨先生惠赠大作,谨致谢忱。
(4)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0—115页。
(1)自然李峻对南宋中期的一些士人的品行是多有不满的,他在这段之后继续说:“然则平居之时苟一毫取非其有,又安能植立于他日哉,道学不明人心陷溺。每见近世之士策一名取一荐轩然,喜见眉色,藉是为理财之媒,奉父生师教之身,俛颜袖刺不厌之止,其人卑之无远到明矣。间有一二幸而成就,及夫位稍尊、名稍著,始追怍一时之所为,顿足浩叹洗濯莫可。由此观之,义利界限其可一日不严哉!”[宋]李峻:《贡士规约记》,《寿昌乘·贡举》,《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第8396—8397页。
(1)[宋]王十朋:《梅溪集》卷3《己丑冬罢会呈诸友》,卷9《赠王少保王公墓志》,卷3《别太学同舍》,卷4《寄万大年》,卷5《西征》,卷7《林下十二子诗》,卷29《刘知县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参陈雯怡《从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第293页。
(2)[宋]汪藻:《浮溪集》卷19《为德兴汪氏种德堂作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宋]洪适:《盘洲文集》卷74《先君述》,《宋集珍本丛刊》第45册。
(2)许怀林:《鄱阳洪氏家族的升腾与殒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1)廖寅:《宋代两湖地区民间强势力量与地域秩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自然这段引述中所出现之“士族”与魏晋隋唐的“士族”含义大不一样,主要指“士人之族”。
(2)但是在北宋前中期贫寒士子中举的事例很多,他们并非有十分宽裕的经济基础。著名的如杜衍“赵州人,父早卒……往来孟、洛间,贫甚,佣书以自资”。(《宋朝事实类苑》卷12《名臣事迹·杜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石守道“为举子时,寓学于南都,其固穷苦学,世无其比”。(《宋朝事实类苑》卷12《名臣事迹·石守道》,第133页)王随“举进士时,甚贫,游于翼城,逋人饭镪,执而入县”。(《宋朝事实类苑》卷12《官政治绩·文潞公》,第271页)终慎思“大名人,家贫苦学,衣冠故弊,风貌寝陋”。(《宋朝事实类苑》卷12《文章四六·终慎思》,第519页)
(1)[宋]王十朋:《梅溪集》卷17《代笠亭记》。
(2)陈雯怡:《从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第301—302页。
(1)[宋]杨万里撰,辛更儒校笺:《杨万里集笺校》卷81《罗氏一经堂集序》,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277页。
(2)Robert 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3)Robert M.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2,No.2.(Dec.,1982),pp.365—442.节译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9期。
(1)郝若贝:《750—155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变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9期。事实上,郝若贝是在1982年才发表这篇论文,虽然他没有大篇幅地继续阐述他的观点,但他的思路已经先后被他的学生们所继承和进一步发扬。他1979年指导了韩明士的博士论文。Robert P.Hymes,Promimence and power in Sung China:The Local Elite of Fu-chou,Chiang-His.PH.D,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79.这就是后来他出版的著名的State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is,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前一年郝若贝还指导了万安玲(Linda Ann Walton)的博士论文,Linda Ann Walton.Education,Social Change,and Neo-Confucianism in Sung-Yuan China:Academies and the Local Elite in Ming Prefecture(Ningpo).PH.D,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78.作者以书院为中心,从教育和科举的角度阐述了宋明之间明州地方精英与社会变革。二者皆为地方史的研究,但是时间跨度上,前者是北宋与南宋,后者是南宋与元,基本上就建构了一个长时段的考察。其中的论点广为欧美学界所引用。但是韩明士对中古Elites的思考并未停止,最近他的学生谭凯(Nicolas O1ivier Tackett)的博士论文就以中古Elites的转型为题目,贯彻了郝若贝的基本精神。见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Elites(850—1000C.E.).PH.D.Columbia University,2006.
(1)[日]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86—315页。
(2)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320页。
(3)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333页;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冻国栋:《六朝至唐吴郡大姓的演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DavidJohnson.The 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The Li Family ofChao Chun in Late T'ang and Early Sung.Hary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37(1977).作者还认为经过最初的几个世纪,李氏从地方郡望上升到高级贵族,活动范围远远超越了赵郡故地,但是在老家的基础却逐渐衰弱。李氏分散到全国各地后,族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李氏没有集团性的产业,到唐末时期在赵郡已没有田产和依附农民,也没有宗庙和家族祠堂等,赵郡李氏无非只是一个概念,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他的子孙而已。它不再是紧密的、限定的血亲集团,即便有重要成员被杀害,也阻断不了子嗣的延续和整个赵郡李氏的存在。伊佩霞考察中古博陵崔氏时,发现北魏时期崔氏的生活与汉代时相同,他们居住在家乡,拥有田产,家族成员与乡里和睦相处,家族内部讲究孝悌,以孝友著称乡里。但到了6世纪后期,崔氏成员大多南移或西徙,不再以家乡作为全族聚居的根据地。Patricia Buckley Ebrey.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2)赵效宣:《五代兵灾中士人之逃亡与隐居》,《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5期,1973年。
(1)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6—207页。
(1)Robert 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210—212.
(2)参见包伟民《视角、史料与方法:关于宋代研究中的问题》,《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1)近来Hilde De Weerdt也表达了一些类似的观点,当然她是在全面使用Hymes的南宋士人“地方化”的观点之后得出的结论。见氏著CompetitionoverContent.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1127—1279.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376—379.
(2)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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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德朋:《金代汉族士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陈昭扬:《征服王朝下的士人——金代汉族士人的政治、社会、文化论析》,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7年。
(2)Chang Woei Ong.Guanzhong Literati in Chinese History,907—1911.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78—89.
(3)[日]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识分子与科举》,《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36—679页;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七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4)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载氏著《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1—58页。
(5)郑克晟:《试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载氏著《明清史探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4页。
(1)此点由李治安先生于2008年7月西安面示,谨致谢忱。
(2)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新亚学报》第6卷第2期,1964年。
(3)王瑞来:《写意黄公望——由宋入元:一个人折射的大时代》,《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2011年第4期;《科举取消的历史——略论元代士人的心态变化与职业取向》,《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Linda Walton.“Charitable Estates as an Aspect of Statecaft in Southern Sung China”,in Ordering the World: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ed.Conrad Schirokauer and Robert P.Hym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255—279.“Family Fortunes in the Song-Yuan Transition:Academies and Chinese Elite Strategies for Succes”,Toung Pao,Vol.97(2011),pp.37—103.
(2)周鑫:《儒士新地方性格的成长:以元代江西抚州儒士为中心》,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54—60页。
(3)杨力伟:《士绅的产生、衰落与消亡——一个宏观的透视》,《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1年第5期。
(1)李弘祺:《宋代的举人》,《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8年。
(2)绍兴三年(1133),政府根据颜为的建议,令“户部立法,今修立下条:诸州未入官人、校尉、京府诸州助教免二丁,二人以上免一丁,一名者不免。得解及应免解人、助教、广南摄官、流外品官、三省守当官、守阙守当官私名以上”等官“并侍丁本身并免丁役”。《宋会要辑稿》食货身丁。
(3)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第181—183页;Mcknight.Village and Bureaucracy in Southem Sung China.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71.pp.106—107.另外可见Mcknight.Fiscal Privilege and Social Order in Sung China.John W Haeger.Crisis and Prosperoty in Sung China.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75.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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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20,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
(3)《清实录·世宗实录》卷37,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册,第21页。
(1)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清国行政法分论》第3编,1917年,第42页。
(2)[清]王植:《绅士》,载《牧令书》卷16,《官箴书集成》第7册,第363页。
(3)如洪武十二年(1379)规定:“(致仕官员居乡)惟于宗族叙尊卑如家人礼,若宴则别设筵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下之。如与同仕者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必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如律。”见《明太祖实录》卷126。
(1)[清]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一,官制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版,第78页。
(2)[日]近藤一成:《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6期。
(1)李治安先生认为经过宋元的过渡与发展,士大夫最终演变为士绅。见氏著《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南开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3期。笔者认为士大夫到明代依然存在,明代士绅的前身应是南宋的士人。日本学者重田德认为“‘乡绅'一语的一般性使用,可以上溯到明代中期,此事大致已被确认。不过,那并不意味着作为历史范畴的乡绅是在那时形成的。易言之,根据乡绅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其起源可以更进一步往上追溯,也可以向下推延”。见氏著《乡绅支配的成立与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0页。
(1)参见宋燕鹏《南宋地方官学的修建与士人参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1期;《南宋地方桥梁的修建与士人参与》,《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1期。
(2)重田德:《乡绅支配的成立与结构》.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0页。
(2)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世纪“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对“封建”进行重新考量,由此也带来对中国古史的重新认识。很多学者在自己的论著中不再使用“封建”一词,以避免时间界定的麻烦,而代之以“传统”等词语。
(3)冯尔康认为中国古代秦汉以前是贵族社会,之后是皇权社会,见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何怀宏在《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中认为唐以前是世袭社会,唐以后是以科举制为主的选举社会。
(4)[日]近藤一成:《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笔者认为南宋、明清都可说是“科举社会”,却并不能一概而论。在科举为选官主要途径的社会里,势必造成社会对科举的崇拜。在没有科举的元朝大部分时间可以说是一个例外。此外,尽管南宋士人在地方上人数不占主要部分,但却掌握着儒家文化的话语权。“富民”虽然在社会中的角色非常明显,但都不能跳过“士”的门槛从而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加之富民名声不佳,故而才有富民千方百计融入士人交往圈的努力。此点据游彪教授的提示,谨致谢忱。
(5)胡如雷:《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另载氏著《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宁志新、朱绍华:《门阀士族的衰落与衰亡原因》,《河北学刊》2002年第5期。
(1)#12
(1)陈雯怡:《从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35页。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高明士:《东亚古代士人的共通教养》,《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2002年12月,第18页。
(1)邓小南:《宋代士人家族中的妇女:以苏州为例》,《国学研究》第5辑,1998年5月。
(2)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载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第474页。
(3)[宋]洪迈:《夷坚志·甲志》卷2《玉津三道士》,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页。
(4)[宋]洪迈:《夷坚志·支丁》卷3《阮公明》,第988页。
(5)[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19《沈传见冥吏》,第351页。
(6)[宋]洪迈:《夷坚志·支甲》卷7《黄左之》,第767页。
(7)[宋]洪迈:《夷坚志·支乙》卷10《刘做官》,第873页。
(1)[宋]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8《史翁女》,第686页。
(2)[宋]洪迈:《夷坚志·支甲》卷5《黄文明》,第745页。
(3)[宋]洪迈:《夷坚志·支志》卷4《詹烨兄弟》,第741页。
(4)[宋]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6《黄安道》,第670页。
(5)[宋]洪迈:《夷坚志·支丁》卷4《林子元》,第993页。
(6)[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2《赵缩手》,第377页。
(7)[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11《白衣妇人》,第458页。
(8)[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5《徐秉钧女》,第406页。
(9)[宋]洪迈:《夷坚志·支乙》卷3《朱五十秀才》,第818页。
(1)[宋]洪迈:《夷坚志·支甲》卷5《汤省元》,第748页。
(2)[宋]洪迈:《夷坚志补》卷1《汉卿丹桂》,第1548页。
(3)“士”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时代是不同的。余先生和高先生为了将“士”涵盖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只能将“士”的外延尽量放大,否则无法涵盖春秋战国的“士”、魏晋隋唐的“士族”、宋代的“士人”、明清的“士绅”。
(1)前述唐代出现“乡贡进士”等头衔,宋代比唐代更盛行,墓志铭中处处可见。可参看龚延明《宋代及第进士之鉴别》,载氏著《中国古代职官科举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81—391页。
(2)《两宋名贤小集》卷29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两宋名贤小集》卷268。
(4)《两宋名贤小集》卷268。
(1)程毅中点校:《宋元小说家话本集·西山一窟鬼》,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212页。甚至也有士子因落第愤而出家为僧。“话说大宋高宗绍兴年间,温州府乐清县,有一秀才,姓陈,名义,字可常,年方二十四岁……绍兴年间,三举不第,就于临安府众安桥命铺算看本身造物。那先生言:‘命有华盖,却去官星,只好出家。'陈秀才自小听得母亲说,生下他时,梦见一尊金身罗汉投怀。今日功名蹭蹬之际,又闻星家此言,忿一口气,回店歇了一夜,早起算还了房宿钱,雇人挑了行李,径来灵隐寺投奔印铁牛长老出家,做了行者。”(程毅中点校:《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陈可常端阳仙化》,第712页)
(2)[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卷12《永康陈君迪功墓志铭》,《四部丛刊续编》本。
(3)出自《延祐四明志》卷14《学校考·本路乡曲义田庄》,《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参看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载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第474—536页。
(1)参见邓小南《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第81—83页。
(2)黄宽重:《宋代四明袁氏家族研究》,《宋史研究集》第23辑,第485—490页。
(3)黄宽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际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第630页。
(4)参见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国学研究》第3卷,第452页。
(1)刘子健:《刘宰和赈饥》,载氏著《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307—359页。
(2)[元]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卷14《本路乡曲义田庄》,《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第6343页。
(1)邓小南先生认为朝廷及其使者对乡居士人的格外重视与当时政府对地方的统治能力不足有关。士大夫们由于其经济条件的充裕、组织经验的丰富、人际关系的熟悉而在乡里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他们既是乡村形势户中的主干势力,又因其文化素质较高、对政府行为有一定理解力,而得以在政令推行、“教化”普及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事实上有赖于这类“地方精英”的配合。见氏著《“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宋》,载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
(2)很多富民也因为参加赈灾而被授官,但亦加以种种限制。
(3)上节提到张仲礼将整个明代绅士分为上、下层两个集团:下层集团包括生员、捐监生以及其他一些有较低功名的人;上层集团则由学衔较高的以及拥有官职——不论其是否有较高的学衔——的绅士组成。(见张仲礼著《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尽管名称不同,但南宋的地方士人的分层与此类似。相比之下,南宋下层士人的界限就要模糊一些了。
(1)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国学研究》第3卷,第479页。邓先生研究北宋苏州士人的家族交游圈后认为,曾经科举成功、仕途得意者,如元绛、程师孟等人,通常是地方士人圈的核心人物;而朱长文、方惟深等人,或仕途偃蹇,或科举不第,这并不影响他们闻达于一方。不仅如此,退休回到地方的朝廷命官,一般并不高自标识,反而有意表示谦抑,以期“求同”于周围士人。
(2)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第474—536页;黄宽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际关系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
(3)杨宇勋:《取民与养民——南宋的财政收支与官民互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第31,2004年,第396—397页。承杨先生惠赠大作,谨致谢忱。
(4)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0—115页。
(1)自然李峻对南宋中期的一些士人的品行是多有不满的,他在这段之后继续说:“然则平居之时苟一毫取非其有,又安能植立于他日哉,道学不明人心陷溺。每见近世之士策一名取一荐轩然,喜见眉色,藉是为理财之媒,奉父生师教之身,俛颜袖刺不厌之止,其人卑之无远到明矣。间有一二幸而成就,及夫位稍尊、名稍著,始追怍一时之所为,顿足浩叹洗濯莫可。由此观之,义利界限其可一日不严哉!”[宋]李峻:《贡士规约记》,《寿昌乘·贡举》,《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第8396—8397页。
(1)[宋]王十朋:《梅溪集》卷3《己丑冬罢会呈诸友》,卷9《赠王少保王公墓志》,卷3《别太学同舍》,卷4《寄万大年》,卷5《西征》,卷7《林下十二子诗》,卷29《刘知县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参陈雯怡《从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第293页。
(2)[宋]汪藻:《浮溪集》卷19《为德兴汪氏种德堂作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宋]洪适:《盘洲文集》卷74《先君述》,《宋集珍本丛刊》第45册。
(2)许怀林:《鄱阳洪氏家族的升腾与殒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1)廖寅:《宋代两湖地区民间强势力量与地域秩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自然这段引述中所出现之“士族”与魏晋隋唐的“士族”含义大不一样,主要指“士人之族”。
(2)但是在北宋前中期贫寒士子中举的事例很多,他们并非有十分宽裕的经济基础。著名的如杜衍“赵州人,父早卒……往来孟、洛间,贫甚,佣书以自资”。(《宋朝事实类苑》卷12《名臣事迹·杜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石守道“为举子时,寓学于南都,其固穷苦学,世无其比”。(《宋朝事实类苑》卷12《名臣事迹·石守道》,第133页)王随“举进士时,甚贫,游于翼城,逋人饭镪,执而入县”。(《宋朝事实类苑》卷12《官政治绩·文潞公》,第271页)终慎思“大名人,家贫苦学,衣冠故弊,风貌寝陋”。(《宋朝事实类苑》卷12《文章四六·终慎思》,第519页)
(1)[宋]王十朋:《梅溪集》卷17《代笠亭记》。
(2)陈雯怡:《从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第301—302页。
(1)[宋]杨万里撰,辛更儒校笺:《杨万里集笺校》卷81《罗氏一经堂集序》,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277页。
(2)Robert 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3)Robert M.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2,No.2.(Dec.,1982),pp.365—442.节译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9期。
(1)郝若贝:《750—155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变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9期。事实上,郝若贝是在1982年才发表这篇论文,虽然他没有大篇幅地继续阐述他的观点,但他的思路已经先后被他的学生们所继承和进一步发扬。他1979年指导了韩明士的博士论文。Robert P.Hymes,Promimence and power in Sung China:The Local Elite of Fu-chou,Chiang-His.PH.D,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79.这就是后来他出版的著名的State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is,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前一年郝若贝还指导了万安玲(Linda Ann Walton)的博士论文,Linda Ann Walton.Education,Social Change,and Neo-Confucianism in Sung-Yuan China:Academies and the Local Elite in Ming Prefecture(Ningpo).PH.D,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78.作者以书院为中心,从教育和科举的角度阐述了宋明之间明州地方精英与社会变革。二者皆为地方史的研究,但是时间跨度上,前者是北宋与南宋,后者是南宋与元,基本上就建构了一个长时段的考察。其中的论点广为欧美学界所引用。但是韩明士对中古Elites的思考并未停止,最近他的学生谭凯(Nicolas O1ivier Tackett)的博士论文就以中古Elites的转型为题目,贯彻了郝若贝的基本精神。见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Elites(850—1000C.E.).PH.D.Columbia University,2006.
(1)[日]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86—315页。
(2)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320页。
(3)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333页;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冻国栋:《六朝至唐吴郡大姓的演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DavidJohnson.The 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The Li Family ofChao Chun in Late T'ang and Early Sung.Hary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37(1977).作者还认为经过最初的几个世纪,李氏从地方郡望上升到高级贵族,活动范围远远超越了赵郡故地,但是在老家的基础却逐渐衰弱。李氏分散到全国各地后,族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李氏没有集团性的产业,到唐末时期在赵郡已没有田产和依附农民,也没有宗庙和家族祠堂等,赵郡李氏无非只是一个概念,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他的子孙而已。它不再是紧密的、限定的血亲集团,即便有重要成员被杀害,也阻断不了子嗣的延续和整个赵郡李氏的存在。伊佩霞考察中古博陵崔氏时,发现北魏时期崔氏的生活与汉代时相同,他们居住在家乡,拥有田产,家族成员与乡里和睦相处,家族内部讲究孝悌,以孝友著称乡里。但到了6世纪后期,崔氏成员大多南移或西徙,不再以家乡作为全族聚居的根据地。Patricia Buckley Ebrey.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2)赵效宣:《五代兵灾中士人之逃亡与隐居》,《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5期,1973年。
(1)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6—207页。
(1)Robert 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210—212.
(2)参见包伟民《视角、史料与方法:关于宋代研究中的问题》,《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1)近来Hilde De Weerdt也表达了一些类似的观点,当然她是在全面使用Hymes的南宋士人“地方化”的观点之后得出的结论。见氏著CompetitionoverContent.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1127—1279.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376—379.
(2)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181页。
(3)#12
(1)王德朋:《金代汉族士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陈昭扬:《征服王朝下的士人——金代汉族士人的政治、社会、文化论析》,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7年。
(2)Chang Woei Ong.Guanzhong Literati in Chinese History,907—1911.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78—89.
(3)[日]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识分子与科举》,《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36—679页;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七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4)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载氏著《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1—58页。
(5)郑克晟:《试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载氏著《明清史探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4页。
(1)此点由李治安先生于2008年7月西安面示,谨致谢忱。
(2)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新亚学报》第6卷第2期,1964年。
(3)王瑞来:《写意黄公望——由宋入元:一个人折射的大时代》,《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2011年第4期;《科举取消的历史——略论元代士人的心态变化与职业取向》,《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Linda Walton.“Charitable Estates as an Aspect of Statecaft in Southern Sung China”,in Ordering the World: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ed.Conrad Schirokauer and Robert P.Hym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255—279.“Family Fortunes in the Song-Yuan Transition:Academies and Chinese Elite Strategies for Succes”,Toung Pao,Vol.97(2011),pp.37—103.
(2)周鑫:《儒士新地方性格的成长:以元代江西抚州儒士为中心》,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54—60页。
(3)杨力伟:《士绅的产生、衰落与消亡——一个宏观的透视》,《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1年第5期。
(1)李弘祺:《宋代的举人》,《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8年。
(2)绍兴三年(1133),政府根据颜为的建议,令“户部立法,今修立下条:诸州未入官人、校尉、京府诸州助教免二丁,二人以上免一丁,一名者不免。得解及应免解人、助教、广南摄官、流外品官、三省守当官、守阙守当官私名以上”等官“并侍丁本身并免丁役”。《宋会要辑稿》食货身丁。
(3)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第181—183页;Mcknight.Village and Bureaucracy in Southem Sung China.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71.pp.106—107.另外可见Mcknight.Fiscal Privilege and Social Order in Sung China.John W Haeger.Crisis and Prosperoty in Sung China.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75.p92.
(1)#12
(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20,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
(3)《清实录·世宗实录》卷37,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册,第21页。
(1)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清国行政法分论》第3编,1917年,第42页。
(2)[清]王植:《绅士》,载《牧令书》卷16,《官箴书集成》第7册,第363页。
(3)如洪武十二年(1379)规定:“(致仕官员居乡)惟于宗族叙尊卑如家人礼,若宴则别设筵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下之。如与同仕者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必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如律。”见《明太祖实录》卷126。
(1)[清]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一,官制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版,第78页。
(2)[日]近藤一成:《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6期。
(1)李治安先生认为经过宋元的过渡与发展,士大夫最终演变为士绅。见氏著《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南开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3期。笔者认为士大夫到明代依然存在,明代士绅的前身应是南宋的士人。日本学者重田德认为“‘乡绅'一语的一般性使用,可以上溯到明代中期,此事大致已被确认。不过,那并不意味着作为历史范畴的乡绅是在那时形成的。易言之,根据乡绅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其起源可以更进一步往上追溯,也可以向下推延”。见氏著《乡绅支配的成立与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0页。
(1)参见宋燕鹏《南宋地方官学的修建与士人参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1期;《南宋地方桥梁的修建与士人参与》,《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1期。
(2)重田德:《乡绅支配的成立与结构》.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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