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周禮》
详细信息 查看官网全文
摘要
本文將王安石的《周禮》註釋置於兩個語境中加以分析:其一,它是爲新建立的國家學校系統和新考試系統所創設課程的一部份;其二,從中唐到北宋經書註釋發生了巨大轉變。王安石並不致力於同鄭玄或賈公彦一爭高下,他處理經書文本本身,提供方法來看經書如何能在當下具有意義。他假設存在著一種聖人是如何做事的方法,關於什麽是根本的,以及他們應當據以做事的秩序,這些都是可以共享的。通過對王安石《周禮》註釋中兩個部份的分析,可見其方法或是對文字作字形分析,或是對句子之間的聯繫作邏輯分析。其註釋也涉及了與時代密切相關的問題:政治精英的性質和經濟的結構。他尋求的指導性原則是通過辨識詞彙和語言中的系統、結構、秩序、關聯性、整體性或一致性而創立的,但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存在於文本之外,而在於事物本身之中。凡此種種,可以通過"學"傳授給他人。新政時期各種政策作爲一個一致的整體而彼此適應,禮和法令清楚詳盡地說明了事物應該怎樣運作,怎樣創造出精緻的典範。
引文
本文英文名爲Wang Anshi and the Zhouli,收録於本傑明·艾爾曼(Benjamin A.Elman)與柯馬丁(Martin Kern)合編的《治國之道與經學:東亞歷史上的〈周禮〉》(Statecraft and Classical Learning:The Rituals of Zhou in East Asian History)一書,荷蘭萊頓:皇家布里爾出版公司(Koninklijke Brill NV,Leiden,The Netherlands),2010年,第229—251頁。譯者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期間,經作者包弼德教授同意,譯爲中文發表,摘要、關鍵詞爲譯者所擬。——譯者注
(1)李觀:《李覯集》卷五至卷一四,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2)如參見侯家駒:《周禮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第301—307頁。
(3)宋在倫(Jaeyoon Song),加拿大籍韓裔學者,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現供職於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歷史系,主要從事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史與儒家哲學研究。“本書”指《治國之道與經學:東亞歷史上的〈周禮〉》一書。——譯者註
(4)吾妻重二1995年發表的《王安石〈周官新義〉の考察》一文是一個重要例外,見小南一郎:《中國古代禮制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第515—558頁。
(1)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卷三至四,臺北:“國立編譯館”,1986年。
(2)張宗祥和曹錦炎從《周禮》和其他書籍引用王安石的文字中重輯了618個字的釋義,然而,仍然不清楚進入王安石的原本的途徑是怎樣構成的。不幸的是,張和曹並没有指明引文在《周禮義》中所處的位置,或者在上下文中分析它們的意義。張宗祥、曹錦炎:《王安石〈字説〉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3)程元敏:《三經新義與字説科場顯微録》,《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年,第249—285頁。羅文(Winston Lo)在《語文學,宋代理性主義之一面》(Philology,An Aspect of Sung Rationalism)中也討論了《字説》,見《中國文化》(Chinese Culture)第17期,1976年,第1—26頁。
(4)程元敏:《三經新義與字説科埸類微録》,《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第252頁、第261頁。
(1)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八二,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63頁。
(2)《三經新義輯考彙評》卷三,第30頁。
(3)《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四,第786頁。
(4)《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三,第779頁。
(1)《臨川先生文集》卷七○,第747頁。與這個問題措辭相同的表述見寫於1046年的《與祖擇之(1011—1085)書》,見《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七,第812頁。
(2)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稱舉》七之一九,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4365頁。
(3)《臨川先生文集》卷三九,第410頁。
(4)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外集》卷四,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第411—413頁。
(1)引自《周禮》,鄭玄註、賈公彦疏引自《重刊宋本周禮註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
(2)我没有處理鄭玄註的最後一行:“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士以三命,而下爲差。”
(1)王安石的註釋引自《周官新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方括號中的校勘文字據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
(1)《臨川先生文集》卷五六,第608—609頁。
(1)小篆,原文爲clerical script,意爲“隸書”,经原作者同意,改爲“小篆”。——譯者註
(2)《臨川先生文集》卷八四,第879—880頁。
(1)關於“官僚經營方式”及來自蘇軾、吕陶(1031—1107)和司馬光的各種反對意見,參見史樂民(Paul J。Smith):《徵税於天府之國:1074—1224年馬匹、官僚和四川茶業的衰落》(Taxing Heaven's torehouse:Horses,Bureaucrats,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ichuan Tea Industry),劍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1991年。對張載經濟封建主義的探討參見包弼德:《兩宋事物秩序的概念重構》(Reconceptualizing the Order of Thing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劍橋中國史》第五卷下編,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即出);王昌偉(Chang Woei Ong):《通往的文人:中國歷史上的關中士人,907—1911》(Men of Letters within the Passes:Guanzhong Literati in Chinese History,907—1911),麻省劍橋: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08年。
(1)正如王安石在一篇文章中所强調的:“夫子賢於堯舜”,《臨川先生文集》卷六七,第711—712頁。
(1)《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七,第812頁。
(2)相關討論見包弼德:《皇帝去向何方?宋徽宗、新法與唐宋轉型》(Whither the Emperor?Emperor Huizong,the New Policies,and the Tang-Song Transition),《宋元研究學報》(Journal of Song and Yuan Studies),第31期,2001年,第103—134頁。
(1)李觀:《李覯集》卷五至卷一四,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2)如參見侯家駒:《周禮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第301—307頁。
(3)宋在倫(Jaeyoon Song),加拿大籍韓裔學者,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現供職於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歷史系,主要從事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史與儒家哲學研究。“本書”指《治國之道與經學:東亞歷史上的〈周禮〉》一書。——譯者註
(4)吾妻重二1995年發表的《王安石〈周官新義〉の考察》一文是一個重要例外,見小南一郎:《中國古代禮制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第515—558頁。
(1)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卷三至四,臺北:“國立編譯館”,1986年。
(2)張宗祥和曹錦炎從《周禮》和其他書籍引用王安石的文字中重輯了618個字的釋義,然而,仍然不清楚進入王安石的原本的途徑是怎樣構成的。不幸的是,張和曹並没有指明引文在《周禮義》中所處的位置,或者在上下文中分析它們的意義。張宗祥、曹錦炎:《王安石〈字説〉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3)程元敏:《三經新義與字説科場顯微録》,《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年,第249—285頁。羅文(Winston Lo)在《語文學,宋代理性主義之一面》(Philology,An Aspect of Sung Rationalism)中也討論了《字説》,見《中國文化》(Chinese Culture)第17期,1976年,第1—26頁。
(4)程元敏:《三經新義與字説科埸類微録》,《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第252頁、第261頁。
(1)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八二,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63頁。
(2)《三經新義輯考彙評》卷三,第30頁。
(3)《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四,第786頁。
(4)《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三,第779頁。
(1)《臨川先生文集》卷七○,第747頁。與這個問題措辭相同的表述見寫於1046年的《與祖擇之(1011—1085)書》,見《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七,第812頁。
(2)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稱舉》七之一九,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4365頁。
(3)《臨川先生文集》卷三九,第410頁。
(4)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外集》卷四,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第411—413頁。
(1)引自《周禮》,鄭玄註、賈公彦疏引自《重刊宋本周禮註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
(2)我没有處理鄭玄註的最後一行:“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士以三命,而下爲差。”
(1)王安石的註釋引自《周官新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方括號中的校勘文字據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
(1)《臨川先生文集》卷五六,第608—609頁。
(1)小篆,原文爲clerical script,意爲“隸書”,经原作者同意,改爲“小篆”。——譯者註
(2)《臨川先生文集》卷八四,第879—880頁。
(1)關於“官僚經營方式”及來自蘇軾、吕陶(1031—1107)和司馬光的各種反對意見,參見史樂民(Paul J。Smith):《徵税於天府之國:1074—1224年馬匹、官僚和四川茶業的衰落》(Taxing Heaven's torehouse:Horses,Bureaucrats,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ichuan Tea Industry),劍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1991年。對張載經濟封建主義的探討參見包弼德:《兩宋事物秩序的概念重構》(Reconceptualizing the Order of Thing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劍橋中國史》第五卷下編,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即出);王昌偉(Chang Woei Ong):《通往的文人:中國歷史上的關中士人,907—1911》(Men of Letters within the Passes:Guanzhong Literati in Chinese History,907—1911),麻省劍橋: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08年。
(1)正如王安石在一篇文章中所强調的:“夫子賢於堯舜”,《臨川先生文集》卷六七,第711—712頁。
(1)《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七,第812頁。
(2)相關討論見包弼德:《皇帝去向何方?宋徽宗、新法與唐宋轉型》(Whither the Emperor?Emperor Huizong,the New Policies,and the Tang-Song Transition),《宋元研究學報》(Journal of Song and Yuan Studies),第31期,2001年,第103—1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