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颁历授时史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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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朝入关后以《时宪历》颁行天下,此颁历授时活动又有另一段"前史"。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后,曾启用汉人编写历书。皇太极天聪时代,常从朝鲜获取历书。皇太极称帝建元后,于崇德二年自行造历,以满、蒙、汉三种文字颁发臣属。崇德时代的清历,实基于明《大统历》之法编造,亦用"大统历"之名,故其汉字历书的内容与明历差异甚微,其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各自的年号纪年。皇太极崇德时期的颁历授时之举,是民族政权建号纪元后,对王朝时间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It is well-known that the Qing government used Shixian Calendar to compile almanac and promulgated it to its subordinates after entering Shanhaiguan.But this promulgating almanac activity had a context which related to the previous history.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ater Jin regime,Nurhachi had ordered some people from Han ethnic group to compile almanac.During the reign of Tiancong,the Later Jin government adopted almanac mostly from Korea.In 1637,one year after Huang Taiji claimed to be emperor,Qing government promulgated almanacs written in Manchu,Mongolian and Chinese languages to different subordinates.During the reign of Chongde,Qing government compiled almanac on the basis of Datong Calendar,and also named it Datong Calendar.Thus,its Chinese almanac had little difference from almanac of the Ming dynasty.The most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time systems lied in their respective chronology.The act of promulgating almanac during the reign of Tiancong took place after the new regime initiated its own era.It was a further perfection of the dynasty's time system.
It is well-known that the Qing government used Shixian Calendar to compile almanac and promulgated it to its subordinates after entering Shanhaiguan.But this promulgating almanac activity had a context which related to the previous history.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ater Jin regime,Nurhachi had ordered some people from Han ethnic group to compile almanac.During the reign of Tiancong,the Later Jin government adopted almanac mostly from Korea.In 1637,one year after Huang Taiji claimed to be emperor,Qing government promulgated almanacs written in Manchu,Mongolian and Chinese languages to different subordinates.During the reign of Chongde,Qing government compiled almanac on the basis of Datong Calendar,and also named it Datong Calendar.Thus,its Chinese almanac had little difference from almanac of the Ming dynasty.The most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time systems lied in their respective chronology.The act of promulgating almanac during the reign of Tiancong took place after the new regime initiated its own era.It was a further perfection of the dynasty's time system.
引文
(1)参见司徒琳主编,赵世玲等译:《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2)参见黄一农:《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吴佳丽、叶鸿洒主编:《新编中国科技史》下册,台北:银禾文化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485~486页;石云里:《“西法”传朝考(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31页。
(3)董煜宇、韦兵曾考察过有宋一代多家政权并立时期,对峙诸国通过历法事务来争夺正统地位的情形,参见董煜宇《历法在宋代对外交往中的作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41~44页)和韦兵《星占、历法与宋夏关系》(《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37~42页)、《竞争与认同:从历日颁赐、历法之争看宋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第74~82页)等文。
(4)汪小虎:《明朝颁历朝鲜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第56~61页。
(1)林宗台:《从中国学习西方天文学---朝鲜王朝后期西方天文学引入新论》,《科学文化评论》2011年第1期,第51~60页;《17-18世纪朝鲜天文学者的北京旅行---以金尚范和许远的事例为中心》,《自然科学史研究》2013年第4期,第446~455页。
(2)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栅中日录校释·建州闻见录校释》,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印行,第44页。
(3)前人已经指出,《建州闻见录》对女真人多加蔑视和贬损(刘广铭、徐东日:《〈建州闻见录〉中的女真人形象》,《延边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0页),李民!关于历书的判断,亦体现出此种特征。
(4)《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太祖朝·罗马字母转写》,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317~318页。
(5)辽宁大学历史系编:《重译满文老档》第3册,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印行,第82页。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34页;《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太祖朝·汉文译文》,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
(7)承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楚南博士帮助解读《满文老档》之内容,特此致谢。
(1)早在公元11世纪,女真人就有从王氏高丽获得历书的先例,如《高丽史》记载,高丽显宗二十一年(1030年)四月,“铁利国主那沙,遣女真计#汉等来,献貂鼠皮,请历日。许之”(参见郑麟趾:《高丽史》卷五《显宗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影印本,第123页)。女真人这次未必就是前去求历,但高丽向其提供了历书,当是不争的事实。
(2)《承政院日记》,崇祯八年正月乙卯,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61年影印本,第3册,第47页。
(3)《李朝仁祖实录》卷三三,仁祖十四年(崇祯九年)十二月辛未,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195页。按,本文所引用的“朝鲜李朝实录”,皆为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
(4)《清太宗实录》卷三九,崇德二年十月乙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505页。
(5)《满文内国史院档》,崇德三年十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本文所引用的《满文内国史院档》之内容皆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楚南博士帮助解读、核对,特此致谢。以下不一一注明。
(7)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天聪朝崇德朝),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375页。
(8)季永海、刘景宪译编:《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沈阳:辽沈书社1988年版,第219~220页。
(1)《满文内国史院档》,崇德三年十月初一日。
(2)《满文内国史院档》,崇德四年十月初一日。按,此处“大统历”对应的满文为“uheri amban ton i bithe”,与前引“uheri amba ton i bithe”的写法略有不同,“amba”和“amban”虽为两个不同的形容词,但表意相同。满档原件中,还可见到后人对这一部分内容进行了删节,删节后的内容汉译为:“十月初一日,颁崇德五年庚辰岁历书与诸王以下、文武官员。”
(3)《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为“戊辰岁”[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天聪朝崇德朝),第428页],误。
(4)明朝颁历仪式可划分为九个环节:前期→就位→升座→进历→举案→排班→传制→颁历→退场(参见汪小虎《明代颁历仪式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439~444页)。
(5)《诸司职掌·礼部·祠部·历日》,续修四库全书第7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703页。
(6)《清太宗实录》卷三九,崇德二年十月乙未,第505页。
(1)《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五六《时宪》,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2~3页。
(2)徐珂编撰:《清稗类钞·时令类·太宗用大统法以推时宪》,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标点本,第1页。
(3)谈迁撰,汪北平点校:《北游录·纪闻下·顺治二年十月朔颁历式》,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57~358页。
(4)《承政院日记》,崇祯十年十月辛亥,第3册,第859页。
(5)汪小虎:《明代颁赐王历制度考论》,《史学月刊》2013年第2期,第34页。
(6)汪小虎:《明朝颁历朝鲜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第64页。
(7)《承政院日记》,崇祯十一年十月戊午,第4册,第201页。
(8)《李朝仁祖实录》卷三九,仁祖十七年(崇祯十二年)十月甲午,第325页。
(9)《承政院日记》,崇祯十二年正月戊子,第4册,第250页。
(10)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天聪朝崇德朝),第427页。按,查《清太宗实录》,四月戊子朔,五月丁巳朔,六月丁亥朔,即四月小、五月大。因《清太宗实录》修撰时间较晚,故此处以满文档案为据。
(11)《李朝仁祖实录》卷三八,仁祖十七年(崇祯十二年)四月壬子,第309页。
(1)《李朝仁祖实录》卷三八,仁祖十七年(崇祯十二年)四月甲寅,第309页。
(2)《李朝仁祖实录》卷四九,仁祖二十六年(顺治五年)闰三月壬申,第577页。
(3)黄一农:《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吴佳丽、叶鸿洒主编:《新编中国科技史》下册,第485~486页。
(4)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7册,第492~493页。
(1)黄一农:《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吴佳丽、叶鸿洒主编:《新编中国科技史》下册,第485~486页。
(2)明代民历的判断方式,可参见汪小虎:《明代颁赐王历制度考论》,《史学月刊》2013年第2期,第31~35页。
(1)佚名:《大统历注》卷一,石云里等点校:《海外珍稀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集成》,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页。
(2)《清世祖实录》卷一,崇德八年八月辛卯,第33页。
(3)脱脱等:《辽史》卷四二《历象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17页。
(4)脱脱等:《金史》卷二一《历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1页。
(5)脱脱等:《金史》卷四《熙宗纪》,第70页。
(1)蒙元在无年号纪年的情况下,继承金朝传统,颁售历书获利,情况有所不同(参见汪小虎:《元代颁历制度述略》,《科学与管理》2012年第5期,第25~30页)。
(2)参见黄一农:《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吴佳丽、叶鸿洒主编:《新编中国科技史》下册,台北:银禾文化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485~486页;石云里:《“西法”传朝考(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31页。
(3)董煜宇、韦兵曾考察过有宋一代多家政权并立时期,对峙诸国通过历法事务来争夺正统地位的情形,参见董煜宇《历法在宋代对外交往中的作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41~44页)和韦兵《星占、历法与宋夏关系》(《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37~42页)、《竞争与认同:从历日颁赐、历法之争看宋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第74~82页)等文。
(4)汪小虎:《明朝颁历朝鲜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第56~61页。
(1)林宗台:《从中国学习西方天文学---朝鲜王朝后期西方天文学引入新论》,《科学文化评论》2011年第1期,第51~60页;《17-18世纪朝鲜天文学者的北京旅行---以金尚范和许远的事例为中心》,《自然科学史研究》2013年第4期,第446~455页。
(2)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栅中日录校释·建州闻见录校释》,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印行,第44页。
(3)前人已经指出,《建州闻见录》对女真人多加蔑视和贬损(刘广铭、徐东日:《〈建州闻见录〉中的女真人形象》,《延边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0页),李民!关于历书的判断,亦体现出此种特征。
(4)《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太祖朝·罗马字母转写》,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317~318页。
(5)辽宁大学历史系编:《重译满文老档》第3册,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印行,第82页。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34页;《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太祖朝·汉文译文》,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
(7)承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楚南博士帮助解读《满文老档》之内容,特此致谢。
(1)早在公元11世纪,女真人就有从王氏高丽获得历书的先例,如《高丽史》记载,高丽显宗二十一年(1030年)四月,“铁利国主那沙,遣女真计#汉等来,献貂鼠皮,请历日。许之”(参见郑麟趾:《高丽史》卷五《显宗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影印本,第123页)。女真人这次未必就是前去求历,但高丽向其提供了历书,当是不争的事实。
(2)《承政院日记》,崇祯八年正月乙卯,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61年影印本,第3册,第47页。
(3)《李朝仁祖实录》卷三三,仁祖十四年(崇祯九年)十二月辛未,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195页。按,本文所引用的“朝鲜李朝实录”,皆为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
(4)《清太宗实录》卷三九,崇德二年十月乙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505页。
(5)《满文内国史院档》,崇德三年十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本文所引用的《满文内国史院档》之内容皆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楚南博士帮助解读、核对,特此致谢。以下不一一注明。
(7)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天聪朝崇德朝),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375页。
(8)季永海、刘景宪译编:《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沈阳:辽沈书社1988年版,第219~220页。
(1)《满文内国史院档》,崇德三年十月初一日。
(2)《满文内国史院档》,崇德四年十月初一日。按,此处“大统历”对应的满文为“uheri amban ton i bithe”,与前引“uheri amba ton i bithe”的写法略有不同,“amba”和“amban”虽为两个不同的形容词,但表意相同。满档原件中,还可见到后人对这一部分内容进行了删节,删节后的内容汉译为:“十月初一日,颁崇德五年庚辰岁历书与诸王以下、文武官员。”
(3)《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为“戊辰岁”[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天聪朝崇德朝),第428页],误。
(4)明朝颁历仪式可划分为九个环节:前期→就位→升座→进历→举案→排班→传制→颁历→退场(参见汪小虎《明代颁历仪式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439~444页)。
(5)《诸司职掌·礼部·祠部·历日》,续修四库全书第7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703页。
(6)《清太宗实录》卷三九,崇德二年十月乙未,第505页。
(1)《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五六《时宪》,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2~3页。
(2)徐珂编撰:《清稗类钞·时令类·太宗用大统法以推时宪》,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标点本,第1页。
(3)谈迁撰,汪北平点校:《北游录·纪闻下·顺治二年十月朔颁历式》,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57~358页。
(4)《承政院日记》,崇祯十年十月辛亥,第3册,第859页。
(5)汪小虎:《明代颁赐王历制度考论》,《史学月刊》2013年第2期,第34页。
(6)汪小虎:《明朝颁历朝鲜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第64页。
(7)《承政院日记》,崇祯十一年十月戊午,第4册,第201页。
(8)《李朝仁祖实录》卷三九,仁祖十七年(崇祯十二年)十月甲午,第325页。
(9)《承政院日记》,崇祯十二年正月戊子,第4册,第250页。
(10)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天聪朝崇德朝),第427页。按,查《清太宗实录》,四月戊子朔,五月丁巳朔,六月丁亥朔,即四月小、五月大。因《清太宗实录》修撰时间较晚,故此处以满文档案为据。
(11)《李朝仁祖实录》卷三八,仁祖十七年(崇祯十二年)四月壬子,第309页。
(1)《李朝仁祖实录》卷三八,仁祖十七年(崇祯十二年)四月甲寅,第309页。
(2)《李朝仁祖实录》卷四九,仁祖二十六年(顺治五年)闰三月壬申,第577页。
(3)黄一农:《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吴佳丽、叶鸿洒主编:《新编中国科技史》下册,第485~486页。
(4)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7册,第492~493页。
(1)黄一农:《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吴佳丽、叶鸿洒主编:《新编中国科技史》下册,第485~486页。
(2)明代民历的判断方式,可参见汪小虎:《明代颁赐王历制度考论》,《史学月刊》2013年第2期,第31~35页。
(1)佚名:《大统历注》卷一,石云里等点校:《海外珍稀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集成》,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页。
(2)《清世祖实录》卷一,崇德八年八月辛卯,第33页。
(3)脱脱等:《辽史》卷四二《历象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17页。
(4)脱脱等:《金史》卷二一《历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1页。
(5)脱脱等:《金史》卷四《熙宗纪》,第70页。
(1)蒙元在无年号纪年的情况下,继承金朝传统,颁售历书获利,情况有所不同(参见汪小虎:《元代颁历制度述略》,《科学与管理》2012年第5期,第25~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