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鲜卑遗骨反映的拓跋部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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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魏皇族后裔元威的父系遗传单倍型为C3b-F1756,是一种高频分布于外贝加尔-蒙古高原东部的遗传类型。考虑到拓跋鲜卑部众在颅骨形态特征以及母系遗传关系上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居民也有密切的亲缘关系,研究认为拓跋部起源于外贝加尔-蒙古高原东部地区。这点由松嫩平原土著考古文化和居民类型在东汉时发生的巨大变化也能体现,这一变化与外贝加尔地区居民南下有关,其主体人群极有可能就是史书所记载的鲜卑。对于学界主流的"拓跋鲜卑嘎仙洞起源说",因该遗址不像周边任何一种考古文化的发源地,加上其被"发现"的过程疑点重重,因而认为"嘎仙洞"不大可能是拓跋部发源地,拓跋部的兴起与北亚人群从外贝加尔地区南下呼伦湖的迁徙有关。
Yuanwei was the descendant of the northern-wei's royal family. His paternal lineage was defined by the Y-choromosal marker C3b-F1756, which is high frequency distribution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Considering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of Tuoba-Xianbei tribe were close to the "Northern Asia type" of mongoloid, we found that ancient Xianbei tribes may be origin from the Transbaikalia-eastern Mongolian plateau region. The archeological culture and human race in the Songnen plain have changed greatly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se change was possiblely caused by the Xianbei people migrated from the Transbaikalia. Because the lack of the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in Gaxian Cave site, it is unlike the origin place of any archaeological culture. Therefor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Transbaikalia-eastern Mongolian plateau region is the homeland of Tuoba-Xianbei, rather than Daxinganling region.
Yuanwei was the descendant of the northern-wei's royal family. His paternal lineage was defined by the Y-choromosal marker C3b-F1756, which is high frequency distribution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Considering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of Tuoba-Xianbei tribe were close to the "Northern Asia type" of mongoloid, we found that ancient Xianbei tribes may be origin from the Transbaikalia-eastern Mongolian plateau region. The archeological culture and human race in the Songnen plain have changed greatly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se change was possiblely caused by the Xianbei people migrated from the Transbaikalia. Because the lack of the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in Gaxian Cave site, it is unlike the origin place of any archaeological culture. Therefor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Transbaikalia-eastern Mongolian plateau region is the homeland of Tuoba-Xianbei, rather than Daxinganling region.
引文
(1)马长寿认为拓跋鲜卑祖先在蒙古草原东北角的大鲜卑山时只能称之为“鲜卑”,南迁以后与匈奴混合的“鲜卑父胡母”之子孙才能称为“拓跋鲜卑”(《乌桓与鲜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30页)。“拓跋”由来应该是部族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根据拓跋氏的口头传说,在南迁之前他们已经“统国三十六”,这说明当时已经存在领导家族。尽管,拓跋部究竟出自“鲜卑”还是“匈奴”有待进一步研究,为了与前贤研究的对接,本文以“拓跋氏”“拓跋部(鲜卑)”来指代这个领导家族及其部落。
(2)《魏书》卷1《序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宋书》卷95《索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4)《南齐书》卷57《魏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5)目前学术界多倾向认为《魏书·序纪》将拓跋先世远追到黄帝是北方民族自身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进行的虚构。
(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通典》卷196《边防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373页。
(3)何秋涛:《朔方备乘》卷15《尼布楚城考》,畿辅志局,光绪七年(1881)刻本,第二十七页下。丁谦则认为在贝加尔湖南(丁谦:《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乌洛侯国》,杭州:浙江图书馆,1915年,第七页下)。与清末学者的观点稍有不同,张博泉认为拓跋起源地--“大鲜卑山”在山戎、东胡、匈奴之北的外兴安岭西麓的雅布洛诺夫山(俄国赤塔州内兴安山)。其论据是乌洛侯的报告可疑,拓跋鲜卑“祖先石室”不能根据乌洛侯国的位置来推断;“北海”“幽都”所指在漠北地区(张博泉:《嘎仙洞刻石与对拓跋鲜卑史源的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第1期)。
(4)潘世宪:《唐努乌梁海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3、4期合刊。
(5)陶克涛:《毡乡春秋·拓跋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4-84、118-130页。
(6)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27页。后来,马长寿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26、239页)。由于认为第二推演是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马长寿认为拓跋部从大兴安岭北段南下呼伦湖,西迁到蒙古西部科布多,再南迁匈奴故地。由于这条线路并无考古学证据的支持,也没有其他资料说明鲜卑人在东汉时期曾到达该地,故当今学者已较少认为拓跋部曾西迁到蒙古西部科布多。
(7)其实受西方汉学家影响的白鸟库吉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弊端,详细的批评可参见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547-549页。韩儒林认为“拓跋的音值是t‘ak-b‘at,都波是Tuba,根据唐代音译规律,拓拔与都波对音是不可能的”(韩儒林:《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78年第3期)。
(1)李逸友:《扎赉诺尔古墓为拓跋鲜卑遗迹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328-331页。在考古学界,目前只发现韦正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扎赉诺尔、拉布达林等墓葬是东部鲜卑慕容的遗存。参见《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3期。
(2)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不过,文章也承认南杨家营子是东部鲜卑、乃至宇文部遗存的可能。
(3)陈可畏认为大泽在嫩江下游,拓跋部从大兴安岭东侧“南迁”(《拓跋鲜卑南迁大泽考》,《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4期)。孙危的认识有个变化过程,较早的文章认为拓跋部迁徙路线为:嘎仙洞→拉布达林→扎赉诺尔→孟根楚鲁→南杨家营子→苏泗汰→三道湾→皮条沟→和林格尔(《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最后变为嘎仙洞→拉布达林→扎赉诺尔→孟根楚鲁→南杨家营子→苏泗汰→东大井→三道湾→百灵庙→西沟子村(和林格尔)(《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74页)。
(4)主要的文章可参见康乐:《鲜卑石室的发现》,《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第5-6页;陶克涛:《论嘎仙洞刻石》,《民族研究》1991年第6期;张博泉:《嘎仙洞刻石与对拓跋鲜卑史源的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第1期;郑君雷:《早期东部鲜卑与早期拓跋鲜卑族源关系概论》,《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15页;罗新:《民族起源的想象与再想象--以嘎仙洞的两次发现为中心》,《文史》2013年第2期。
(5)郑君雷:《早期东部鲜卑与早期拓跋鲜卑族源关系概论》,《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315页。几乎是同样的论证思路,张金龙认为呼伦湖的拓跋鲜卑来源于东北方向的嘎仙洞和西北方的西伯利亚;不过,在讲到拓跋十姓时,又根据姓氏来源说拓跋和漠北丁零同源(《北魏政治史》(一),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7、18、31页),让人难以把握其立场。鉴于嘎仙洞的地位仍有争议,倪润安重新研究了被学术界认为与拓跋部起源密切相关的大兴安岭周围遗存,认为嘎仙洞更可能是红马山文化从东向西翻越大兴安岭过程中的遗迹之一,不宜视为拓跋鲜卑的发祥地。倪润安:《呼伦贝尔地区两汉时期考古遗存的分组与演变关系》,《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05-125页。
(6)希安·琼斯:《族属的考古--建构古今的身份》,陈淳、沈辛成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7)乔梁、杨晶:《早期拓跋鲜卑遗存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年第2期。
(8)潘其风、韩康信:《东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朱泓:《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陈靓:《匈奴、鲜卑和契丹的人种学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1)潘玲:《平洋墓葬的年代和文化性质》,《边疆考古研究》第l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4-203页;《完工墓地的性质和年代》,《考古》2007年第9期。
(2)陈靓等人认为完工居民的形态特征与其他鲜卑人不一致。陈靓:《匈奴、鲜卑和契丹的人种学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张旭、魏东:《平洋、完工墓地古代居民种系问题再认识》,《草原文物》2012年第1期。
(3)通过检测古代遗骸中残存的DNA片段,利用人类自身的遗传标记,通过对不同人群的遗传差异进行系统分析,为人类进化和群体源流、迁移研究提供证据。目前的研究中,线粒体DNA(mt DNA)和Y染色体非重组区DNA是最常用研究载体。
(4)于长春:《拓跋鲜卑线粒体DNA的遗传学分析》,长春: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葛斌文:《井沟子古代人群的遗传分析》,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按:作者意识到其研究所用的匈奴数据也许恰巧是在人种学上与拓跋鲜卑比较接近的类型,因此表现出了比较近的遗传关系。
(5)王立新:《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3页;朱泓、张全超、常娥:《探寻东胡遗存--来自生物考古学的新线索》,《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6)该墓于2007年清理,未被盗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河北工作队:《河北磁县北朝墓群发现东魏皇族元祜墓》,《考古》2007年第11期。
(7)赵欣等:《河北省磁县北朝墓群M003墓主人元祜的线粒体DNA分析》,《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
(8)人群的遗传模式常受居住与生存方式等社会因素影响,然而不管是游牧社会还是农耕社会,从父居的群体与特定的Y染色体遗传类型有较强的对应关系,而不与母系线粒体相关。Chuan-Chao Wang,Hui Li,Inferring human history in East Asia from Y chromosomes,Investigative Genetics,2013,4:11
(9)《魏书·官氏志》记载,在南迁以前的安帝时期,已经能影响“九十九姓”,至献帝时七分国人,各部统领也是诸兄弟。
(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隋元威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1期。
(2)《魏书》卷7下《高祖纪》,第169页。按:北魏太祖本是平文帝郁律,太和十五年四月改成道武帝拓跋珪。(《魏书》卷108之一《礼志》)孝文帝引入华夏五服制对皇族进行调整,进行多次辩族活动,但此举实质上仅存在孝文时代,终北魏一朝,皇族范围基本为力微之后裔。
(3)《魏书》卷111《刑罚志》。
(4)孝昌二年(526)闰十一月诏书记载:“顷旧京沦覆,中原丧乱,宗室子女,属籍在七庙之内,为杂户滥门所拘辱者,悉听离绝。”《魏书》卷9《孝明帝纪》。
(5)《北史》卷17《景穆十二王传·济阴王小新成传附》。
(6)《隋书》卷33《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7)具体方法见文少卿等:《古DNA证据支持曹操的父系遗传类型属于单倍群O2》,《人类学学报》2016年第4期。
(8)C3b-F1756这一细分的类型是本实验室发现并根据国际标准予以分型,F即复旦大学的简称,1756是这一位点的突变。
(9) Zhong H,Shi H Qi,X B,et al.Global distribution of Y-chromosome haplogroup C reveals the prehistoric migration routes of African exodus and early settlement in East Asia,J Hum Genet,2010(7),pp.428-435.
(10)Lan-Hai Wei,Yun-Zhi Huang,Shi Yan.al et.Phylogeny of Y-chromosome haplogroup C3b-F1756,an important paternal lineage in Altaic-speaking populations,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2017,pp.1-4
(11)比如被认为和成吉思汗部落的扩张有关C3*星簇在中亚和蒙古高原中显著高频,其扩张年代在1100年前(参见Zerjal T,Xue Y,Bertorelle G,et al.,The genetic legacy of the Mongols,Am J Hum Genet 2003,3,pp.717-721);而C3c-M86扩张年代在2800年前(Karmin M,Saag L,et al.Arecent bottleneck of Y chromosome diversity coincides with a global change in culture,Genome research,2015,25,pp.459-466.
(1)Nour Moussa,Maternal and Paternal Polymorphisms in Prehistoric Siberian Populations of Lake Baikal,University of Alberta,2015,pp.116-119.
(2)Zerjal T,Xue Y,Bertorelle G et al.The genetic legacy of the Mongols,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72,2003,pp.717-721;Karmin M,Saag L,Vicente M.et al.A recent bottleneck of Y chromosome diversity coincides with a global change in culture,Genome research,25,2015,pp.459-466.
(3)Ye Zhang,Xiyan Wu,Jiawei Li,et.al.,The Y chromosome Haplogroup C3*-F3918,likely attributed to the Mongol Empire,can be traced to a 2500 year old nomadic group,待刊
(4) Wei L H,Huang Y Z,Yan S.et al.Phylogeny of Y-chromosome haplogroup C3b-F1756,an important paternal lineage in Altaic-speaking populations,J.Hum.Genet,2017,60,pp.1-4.
(5)付玉芹:《内蒙古中南部古代人的分子遗传学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58页。
(1)复杂社会的“考古文化差异”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希安·琼斯:《族属的考古--建构古今的身份》,陈淳、沈辛成译。
(2)他们认为距今9000-8000年以前的呼伦湖周围的铜钵好赉、呼和诺尔等遗址向东北方发展;在距今8000多年形成以辉河水坝遗址为代表的遗存;距今7000多年向海拉尔发展,形成以哈克-团结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到5000-4000年,形成以哈克-团结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东乌珠尔细石器墓葬为代表的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细石器课题组等:《内蒙古呼伦贝尔辉河水坝细石器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8年第1期。
(3)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等:《哈克遗址--2003-2008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10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细石器课题组等:《内蒙古呼伦贝尔辉河水坝细石器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8年第1期。
(5)赵越:《论哈克文化》,《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
(6)倪润安:《呼伦贝尔地区两汉时期考古遗存的分组与演变关系》,《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05-125页。
(7)潘玲、林沄:《平洋墓葬的年代与文化性质》,《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94-203页;赵宾福:《汉书二期文化研究--遗址材料和墓葬材料的分析与整合》,《边疆考古研究》第八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98-116页。
(8)考古学界认为当地的文化序列为:小拉哈一期甲组遗存和昂昂溪文化(新石器时代)→小拉哈文化(年代相当于夏至早商)→“古城遗存”(年代相当于商晚期)→白金宝文化(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汉书二期文化(也叫平洋文化,年代相当于战国时期)。赵宾福:《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9)郝思德、杨志军、李陈奇:《平洋墓葬族属初论--为纪念苏秉琦先生从事考古工作55周年而作》,《北方文物》1989年第3期。
(10)发掘者主要参照了三家子墓葬年代以及《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关于铜铃的演变规律的描述而做了错误的判断,而潘玲认为并不存在这种演变规律。潘玲、林沄:《平洋墓葬的年代与文化性质》,《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11)倪润安:《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1页。
(1)史书载东胡的活动地区主要在内蒙古中部-辽西地区、鲜卑是东胡之后,乔梁选择了符合文献记载时空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即燕国文化进入之前的大、小凌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乌兰宝拉格战国墓群、水泉墓地、五道河子墓群为代表的遗存与拓跋鲜卑文化进行比较,从埋葬制度、器用习俗所体现的文化谱系看,早期拓跋鲜卑和战国后期的东胡有巨大的差异,由此认为拓跋和东胡没有关系;甚至与分布在西辽河上游地区的东部鲜卑(以舍根遗址为代表)也是差异很大。乔梁、杨晶:《早期拓跋鲜卑遗存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年第2期;也可参见前揭魏坚、孙危等人文章。
(2)李陈奇、张伟、张永军:《改革开放30年来的黑龙江考古》,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一次年会论文集2008》,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07页。
(3)张伟:《嫩江流域夏至东汉时期的五支考古学文化》,《北方文物》2010年第2期。
(4)张伟:《红马山文化辨析》,《北方文物》,2007年第3期。作者在结论中再度重申这一点。
(5)倪润安:《呼伦贝尔地区两汉时期考古遗存的分组与演变关系》,《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第122页。
(6)其特征为:(1)竖穴土坑墓、无葬具(可能和普遍流行用火烧墓穴有关,个别用石棺),石堆的底部铺石板,地面有石封堆标志,死者的头向为西-西北;(2)无随葬牲畜(当时仍处于渔猎阶段有关);(3)随葬品特殊,如饰有附加堆纹和刻纹的平底容器、桦树皮器皿、匈奴式的长条弓弭残片和极有代表性的骨镞等。林树山编译:《东后贝加尔地区的室韦文化源流及其成分》,《北方文物》1989年第4期。
(7)奥克拉德尼科夫:《西南外贝加尔铁器时代的布尔霍图伊文化》,《北方文物》2008年第2期。
(8)也有苏联学者认为该文化和室韦人有关(阿谢耶夫、基里罗夫、科维切夫:《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俄罗斯专号》,王德厚、高秀云译,哈尔滨:北方文物杂志社出版,1996年)。当然,室韦构成可能也很复杂,尚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人群,按照历史学界的认识,“室韦”是拓跋鲜卑南下后对居于原地的部落的异称,那么布尔霍图伊文化似乎也可以认为是拓跋鲜卑的文化。乔梁等人认为外贝加尔地区布尔霍图伊文化的主体应同中国一侧的早期拓跋鲜卑遗存密切相关,但是文章没有指出这种关系表现在哪里。乔梁、杨晶:《早期拓跋鲜卑遗存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年第2期。136
(1)可参见前揭韩康信、潘其风、朱泓、陈靓、于长春等人的文章。
(2)这一结论是Andrea Manica等对世界范围内105个群体6245具头骨(男性4666个)的颅骨测量表型进行研究的结果。Manica A,et al.,The effect of ancient population bottlenecks on human phenotypic variation,Nature,2007,448(7151),pp.346-348.
(3)朱泓:《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种族》,《文物季刊》1998年第1期。后来他及其学生通过对新发掘人骨进行研究,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观点。
(4)所选样本来自中国内蒙古中部-东北、蒙古高原、贝加尔湖等地区人群(只有被认为与室韦有关的谢尔塔拉墓地是晚唐时期的)所有数据来源于已出版论著。因本文只用于参考人群大致的聚类关系,故各遗址具体的年代、考古背景、数据不一一说明。
(1)莉·列·维克托罗娃:《蒙古民族形成史》,陈弘法译,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相关的颅骨研究,可参见D.Tumen,Anthropology of Archaeology populations from Inner Asia,Mongo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2008,Vol.4,NO.1(312),pp.162-183.
(2)吉林大学的鉴定者认为哈克居民体质特征表现为长宽指数的圆颅型、偏高的正颅型结合阔颅型,狭额,狭鼻倾向,颇为扁平的上面形态,属于所谓的“古蒙古高原类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等:《哈克遗址:2003-200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75-185页。按,内蒙古海拉尔附近的中石器时代扎赉诺尔人已经具有部分北亚蒙古人种的性状(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由于北亚特征不是特别突出,所以尚不能确定呼伦贝尔地区当时主要居民是什么类型(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3)张全超称之为“古蒙古高原类型”。张全超、王伟等:《吉林省白城市双塔遗址东周时期人骨研究》,《人类学学报》2015年第1期。
(4)后套木噶组新石器时代一期、三期居民可测量的各有1例,肖晓鸣认为颅面形态特征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北亚类型最为相近。(《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人骨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5页)同年发表的文章中认为是东亚类型,考虑到投稿周期,似乎前者才是作者最终的观点。肖晓鸣、朱泓:《大安后套木嘎新石器时代中期墓葬出土人骨研究》,《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5)冯恩学:第243、248页;潘其风:《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考古学文化论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21-232页。线粒体遗传结构的分析显示,鬼门遗址居民与在其附近生活的现代乌尔奇人在遗传基因上最为接近,其次是朝鲜半岛居民。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3/2/e1601877.full
(1)有学者认为南杨家营子是宇文部遗存(塔拉主编:《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81页)。
(2)张全超对内蒙古中南部(呼和浩特周边)青铜时代遗址的颅骨研究显示,大批北亚类型居民南下正是在西周晚期,这点和考古文化的变迁相符。《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人骨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3)付玉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古代人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28-35页;葛斌文:《井沟子古代人群的遗传分析》,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31-37页。
(4)《后汉书》卷90《鲜卑传》,第2985页。
(5)王立新:《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3页;井沟子类型与同属蒙古人种的早期游牧文化很相似,如墓葬均西北-东南向,皆为土坑竖穴,未见葬具,平面多呈圆角长方形或窄梯形;单人葬头向皆西北,殉牲数量多(以马居多);以夹砂带领罐为多见;青铜器较为简单,主要是铜泡和耳环等饰品,骨器比较发达;工具武器类放置于腰部者居多;但又和石板墓文化典型的陶鬲、青铜短剑、刀、斧等有很不同。这些特征与当地此前和同时期的文化有巨大差别,此前,西拉木伦河流域分布着夏家店上层文化龙头山类型(主要分布在西自大兴安岭南段东麓,东至科尔沁沙地北缘的西拉木伦河流域)。详参武志江:《井沟子西区墓地的文化因素及文化形成过程的初步分析》,《华夏考古》2009年第1期。
(1)学界多认为力微生于汉魏之际,古意三十年一世,则上溯到毛皇帝,约在四百年的秦汉之际(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拓跋氏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22-123页)。黄烈认为“拓跋部直到力微以后还没有建立完全的父子继承制”,“力微前的第九位酋长,决不是力微的第九世祖”,进而认为力微之前九位酋长的历史仅百余年,由此推算出拓跋部迁到“大泽”呼伦池在东汉前期(《拓跋鲜卑早期国家的形成》,《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3-74页)。姚大力认为第一次南迁在东汉桓帝时期。参见姚大力:《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读《魏书·序纪》》,《复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1)姚大力:《谁来决定我们是谁--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三把钥匙》,韩昇、李辉主编:《我们是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2)韩昇、李辉主编:《我们是谁》,第1-5页。
(3)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民族起源的想象与再想象--以嘎仙洞的两次发现为中心》,《文史》2013年第2期。
(4)姚大力教授曾撰文指出,在草原政权对游牧部众的统治权,多像家产那样在核心部落集团统治家族--单于或可汗王室一的成员以及往往与单于或可汗家族具有联姻关系的少数异姓的显贵家族成员间进行分配;在成吉思汗以前,其分割的单位并不是单个的游牧家庭,而是被征服部族的原有社会组织(姚大力:《塞北游牧社会走向文明的历程》,张树栋、刘广明主编《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演进》,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收入《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4-201页)。这充分说明血缘与姻亲关系在草原贵族中占极重要地位。
(2)《魏书》卷1《序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宋书》卷95《索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4)《南齐书》卷57《魏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5)目前学术界多倾向认为《魏书·序纪》将拓跋先世远追到黄帝是北方民族自身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进行的虚构。
(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通典》卷196《边防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373页。
(3)何秋涛:《朔方备乘》卷15《尼布楚城考》,畿辅志局,光绪七年(1881)刻本,第二十七页下。丁谦则认为在贝加尔湖南(丁谦:《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乌洛侯国》,杭州:浙江图书馆,1915年,第七页下)。与清末学者的观点稍有不同,张博泉认为拓跋起源地--“大鲜卑山”在山戎、东胡、匈奴之北的外兴安岭西麓的雅布洛诺夫山(俄国赤塔州内兴安山)。其论据是乌洛侯的报告可疑,拓跋鲜卑“祖先石室”不能根据乌洛侯国的位置来推断;“北海”“幽都”所指在漠北地区(张博泉:《嘎仙洞刻石与对拓跋鲜卑史源的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第1期)。
(4)潘世宪:《唐努乌梁海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3、4期合刊。
(5)陶克涛:《毡乡春秋·拓跋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4-84、118-130页。
(6)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27页。后来,马长寿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26、239页)。由于认为第二推演是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马长寿认为拓跋部从大兴安岭北段南下呼伦湖,西迁到蒙古西部科布多,再南迁匈奴故地。由于这条线路并无考古学证据的支持,也没有其他资料说明鲜卑人在东汉时期曾到达该地,故当今学者已较少认为拓跋部曾西迁到蒙古西部科布多。
(7)其实受西方汉学家影响的白鸟库吉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弊端,详细的批评可参见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547-549页。韩儒林认为“拓跋的音值是t‘ak-b‘at,都波是Tuba,根据唐代音译规律,拓拔与都波对音是不可能的”(韩儒林:《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78年第3期)。
(1)李逸友:《扎赉诺尔古墓为拓跋鲜卑遗迹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328-331页。在考古学界,目前只发现韦正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扎赉诺尔、拉布达林等墓葬是东部鲜卑慕容的遗存。参见《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3期。
(2)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不过,文章也承认南杨家营子是东部鲜卑、乃至宇文部遗存的可能。
(3)陈可畏认为大泽在嫩江下游,拓跋部从大兴安岭东侧“南迁”(《拓跋鲜卑南迁大泽考》,《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4期)。孙危的认识有个变化过程,较早的文章认为拓跋部迁徙路线为:嘎仙洞→拉布达林→扎赉诺尔→孟根楚鲁→南杨家营子→苏泗汰→三道湾→皮条沟→和林格尔(《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最后变为嘎仙洞→拉布达林→扎赉诺尔→孟根楚鲁→南杨家营子→苏泗汰→东大井→三道湾→百灵庙→西沟子村(和林格尔)(《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74页)。
(4)主要的文章可参见康乐:《鲜卑石室的发现》,《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第5-6页;陶克涛:《论嘎仙洞刻石》,《民族研究》1991年第6期;张博泉:《嘎仙洞刻石与对拓跋鲜卑史源的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第1期;郑君雷:《早期东部鲜卑与早期拓跋鲜卑族源关系概论》,《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15页;罗新:《民族起源的想象与再想象--以嘎仙洞的两次发现为中心》,《文史》2013年第2期。
(5)郑君雷:《早期东部鲜卑与早期拓跋鲜卑族源关系概论》,《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315页。几乎是同样的论证思路,张金龙认为呼伦湖的拓跋鲜卑来源于东北方向的嘎仙洞和西北方的西伯利亚;不过,在讲到拓跋十姓时,又根据姓氏来源说拓跋和漠北丁零同源(《北魏政治史》(一),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7、18、31页),让人难以把握其立场。鉴于嘎仙洞的地位仍有争议,倪润安重新研究了被学术界认为与拓跋部起源密切相关的大兴安岭周围遗存,认为嘎仙洞更可能是红马山文化从东向西翻越大兴安岭过程中的遗迹之一,不宜视为拓跋鲜卑的发祥地。倪润安:《呼伦贝尔地区两汉时期考古遗存的分组与演变关系》,《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05-125页。
(6)希安·琼斯:《族属的考古--建构古今的身份》,陈淳、沈辛成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7)乔梁、杨晶:《早期拓跋鲜卑遗存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年第2期。
(8)潘其风、韩康信:《东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朱泓:《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陈靓:《匈奴、鲜卑和契丹的人种学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1)潘玲:《平洋墓葬的年代和文化性质》,《边疆考古研究》第l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4-203页;《完工墓地的性质和年代》,《考古》2007年第9期。
(2)陈靓等人认为完工居民的形态特征与其他鲜卑人不一致。陈靓:《匈奴、鲜卑和契丹的人种学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张旭、魏东:《平洋、完工墓地古代居民种系问题再认识》,《草原文物》2012年第1期。
(3)通过检测古代遗骸中残存的DNA片段,利用人类自身的遗传标记,通过对不同人群的遗传差异进行系统分析,为人类进化和群体源流、迁移研究提供证据。目前的研究中,线粒体DNA(mt DNA)和Y染色体非重组区DNA是最常用研究载体。
(4)于长春:《拓跋鲜卑线粒体DNA的遗传学分析》,长春: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葛斌文:《井沟子古代人群的遗传分析》,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按:作者意识到其研究所用的匈奴数据也许恰巧是在人种学上与拓跋鲜卑比较接近的类型,因此表现出了比较近的遗传关系。
(5)王立新:《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3页;朱泓、张全超、常娥:《探寻东胡遗存--来自生物考古学的新线索》,《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6)该墓于2007年清理,未被盗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河北工作队:《河北磁县北朝墓群发现东魏皇族元祜墓》,《考古》2007年第11期。
(7)赵欣等:《河北省磁县北朝墓群M003墓主人元祜的线粒体DNA分析》,《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
(8)人群的遗传模式常受居住与生存方式等社会因素影响,然而不管是游牧社会还是农耕社会,从父居的群体与特定的Y染色体遗传类型有较强的对应关系,而不与母系线粒体相关。Chuan-Chao Wang,Hui Li,Inferring human history in East Asia from Y chromosomes,Investigative Genetics,2013,4:11
(9)《魏书·官氏志》记载,在南迁以前的安帝时期,已经能影响“九十九姓”,至献帝时七分国人,各部统领也是诸兄弟。
(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隋元威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1期。
(2)《魏书》卷7下《高祖纪》,第169页。按:北魏太祖本是平文帝郁律,太和十五年四月改成道武帝拓跋珪。(《魏书》卷108之一《礼志》)孝文帝引入华夏五服制对皇族进行调整,进行多次辩族活动,但此举实质上仅存在孝文时代,终北魏一朝,皇族范围基本为力微之后裔。
(3)《魏书》卷111《刑罚志》。
(4)孝昌二年(526)闰十一月诏书记载:“顷旧京沦覆,中原丧乱,宗室子女,属籍在七庙之内,为杂户滥门所拘辱者,悉听离绝。”《魏书》卷9《孝明帝纪》。
(5)《北史》卷17《景穆十二王传·济阴王小新成传附》。
(6)《隋书》卷33《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7)具体方法见文少卿等:《古DNA证据支持曹操的父系遗传类型属于单倍群O2》,《人类学学报》2016年第4期。
(8)C3b-F1756这一细分的类型是本实验室发现并根据国际标准予以分型,F即复旦大学的简称,1756是这一位点的突变。
(9) Zhong H,Shi H Qi,X B,et al.Global distribution of Y-chromosome haplogroup C reveals the prehistoric migration routes of African exodus and early settlement in East Asia,J Hum Genet,2010(7),pp.428-435.
(10)Lan-Hai Wei,Yun-Zhi Huang,Shi Yan.al et.Phylogeny of Y-chromosome haplogroup C3b-F1756,an important paternal lineage in Altaic-speaking populations,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2017,pp.1-4
(11)比如被认为和成吉思汗部落的扩张有关C3*星簇在中亚和蒙古高原中显著高频,其扩张年代在1100年前(参见Zerjal T,Xue Y,Bertorelle G,et al.,The genetic legacy of the Mongols,Am J Hum Genet 2003,3,pp.717-721);而C3c-M86扩张年代在2800年前(Karmin M,Saag L,et al.Arecent bottleneck of Y chromosome diversity coincides with a global change in culture,Genome research,2015,25,pp.459-466.
(1)Nour Moussa,Maternal and Paternal Polymorphisms in Prehistoric Siberian Populations of Lake Baikal,University of Alberta,2015,pp.116-119.
(2)Zerjal T,Xue Y,Bertorelle G et al.The genetic legacy of the Mongols,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72,2003,pp.717-721;Karmin M,Saag L,Vicente M.et al.A recent bottleneck of Y chromosome diversity coincides with a global change in culture,Genome research,25,2015,pp.459-466.
(3)Ye Zhang,Xiyan Wu,Jiawei Li,et.al.,The Y chromosome Haplogroup C3*-F3918,likely attributed to the Mongol Empire,can be traced to a 2500 year old nomadic group,待刊
(4) Wei L H,Huang Y Z,Yan S.et al.Phylogeny of Y-chromosome haplogroup C3b-F1756,an important paternal lineage in Altaic-speaking populations,J.Hum.Genet,2017,60,pp.1-4.
(5)付玉芹:《内蒙古中南部古代人的分子遗传学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58页。
(1)复杂社会的“考古文化差异”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希安·琼斯:《族属的考古--建构古今的身份》,陈淳、沈辛成译。
(2)他们认为距今9000-8000年以前的呼伦湖周围的铜钵好赉、呼和诺尔等遗址向东北方发展;在距今8000多年形成以辉河水坝遗址为代表的遗存;距今7000多年向海拉尔发展,形成以哈克-团结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到5000-4000年,形成以哈克-团结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东乌珠尔细石器墓葬为代表的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细石器课题组等:《内蒙古呼伦贝尔辉河水坝细石器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8年第1期。
(3)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等:《哈克遗址--2003-2008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10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细石器课题组等:《内蒙古呼伦贝尔辉河水坝细石器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8年第1期。
(5)赵越:《论哈克文化》,《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
(6)倪润安:《呼伦贝尔地区两汉时期考古遗存的分组与演变关系》,《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05-125页。
(7)潘玲、林沄:《平洋墓葬的年代与文化性质》,《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94-203页;赵宾福:《汉书二期文化研究--遗址材料和墓葬材料的分析与整合》,《边疆考古研究》第八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98-116页。
(8)考古学界认为当地的文化序列为:小拉哈一期甲组遗存和昂昂溪文化(新石器时代)→小拉哈文化(年代相当于夏至早商)→“古城遗存”(年代相当于商晚期)→白金宝文化(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汉书二期文化(也叫平洋文化,年代相当于战国时期)。赵宾福:《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9)郝思德、杨志军、李陈奇:《平洋墓葬族属初论--为纪念苏秉琦先生从事考古工作55周年而作》,《北方文物》1989年第3期。
(10)发掘者主要参照了三家子墓葬年代以及《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关于铜铃的演变规律的描述而做了错误的判断,而潘玲认为并不存在这种演变规律。潘玲、林沄:《平洋墓葬的年代与文化性质》,《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11)倪润安:《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1页。
(1)史书载东胡的活动地区主要在内蒙古中部-辽西地区、鲜卑是东胡之后,乔梁选择了符合文献记载时空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即燕国文化进入之前的大、小凌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乌兰宝拉格战国墓群、水泉墓地、五道河子墓群为代表的遗存与拓跋鲜卑文化进行比较,从埋葬制度、器用习俗所体现的文化谱系看,早期拓跋鲜卑和战国后期的东胡有巨大的差异,由此认为拓跋和东胡没有关系;甚至与分布在西辽河上游地区的东部鲜卑(以舍根遗址为代表)也是差异很大。乔梁、杨晶:《早期拓跋鲜卑遗存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年第2期;也可参见前揭魏坚、孙危等人文章。
(2)李陈奇、张伟、张永军:《改革开放30年来的黑龙江考古》,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一次年会论文集2008》,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07页。
(3)张伟:《嫩江流域夏至东汉时期的五支考古学文化》,《北方文物》2010年第2期。
(4)张伟:《红马山文化辨析》,《北方文物》,2007年第3期。作者在结论中再度重申这一点。
(5)倪润安:《呼伦贝尔地区两汉时期考古遗存的分组与演变关系》,《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第122页。
(6)其特征为:(1)竖穴土坑墓、无葬具(可能和普遍流行用火烧墓穴有关,个别用石棺),石堆的底部铺石板,地面有石封堆标志,死者的头向为西-西北;(2)无随葬牲畜(当时仍处于渔猎阶段有关);(3)随葬品特殊,如饰有附加堆纹和刻纹的平底容器、桦树皮器皿、匈奴式的长条弓弭残片和极有代表性的骨镞等。林树山编译:《东后贝加尔地区的室韦文化源流及其成分》,《北方文物》1989年第4期。
(7)奥克拉德尼科夫:《西南外贝加尔铁器时代的布尔霍图伊文化》,《北方文物》2008年第2期。
(8)也有苏联学者认为该文化和室韦人有关(阿谢耶夫、基里罗夫、科维切夫:《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俄罗斯专号》,王德厚、高秀云译,哈尔滨:北方文物杂志社出版,1996年)。当然,室韦构成可能也很复杂,尚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人群,按照历史学界的认识,“室韦”是拓跋鲜卑南下后对居于原地的部落的异称,那么布尔霍图伊文化似乎也可以认为是拓跋鲜卑的文化。乔梁等人认为外贝加尔地区布尔霍图伊文化的主体应同中国一侧的早期拓跋鲜卑遗存密切相关,但是文章没有指出这种关系表现在哪里。乔梁、杨晶:《早期拓跋鲜卑遗存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年第2期。136
(1)可参见前揭韩康信、潘其风、朱泓、陈靓、于长春等人的文章。
(2)这一结论是Andrea Manica等对世界范围内105个群体6245具头骨(男性4666个)的颅骨测量表型进行研究的结果。Manica A,et al.,The effect of ancient population bottlenecks on human phenotypic variation,Nature,2007,448(7151),pp.346-348.
(3)朱泓:《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种族》,《文物季刊》1998年第1期。后来他及其学生通过对新发掘人骨进行研究,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观点。
(4)所选样本来自中国内蒙古中部-东北、蒙古高原、贝加尔湖等地区人群(只有被认为与室韦有关的谢尔塔拉墓地是晚唐时期的)所有数据来源于已出版论著。因本文只用于参考人群大致的聚类关系,故各遗址具体的年代、考古背景、数据不一一说明。
(1)莉·列·维克托罗娃:《蒙古民族形成史》,陈弘法译,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相关的颅骨研究,可参见D.Tumen,Anthropology of Archaeology populations from Inner Asia,Mongo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2008,Vol.4,NO.1(312),pp.162-183.
(2)吉林大学的鉴定者认为哈克居民体质特征表现为长宽指数的圆颅型、偏高的正颅型结合阔颅型,狭额,狭鼻倾向,颇为扁平的上面形态,属于所谓的“古蒙古高原类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等:《哈克遗址:2003-200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75-185页。按,内蒙古海拉尔附近的中石器时代扎赉诺尔人已经具有部分北亚蒙古人种的性状(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由于北亚特征不是特别突出,所以尚不能确定呼伦贝尔地区当时主要居民是什么类型(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3)张全超称之为“古蒙古高原类型”。张全超、王伟等:《吉林省白城市双塔遗址东周时期人骨研究》,《人类学学报》2015年第1期。
(4)后套木噶组新石器时代一期、三期居民可测量的各有1例,肖晓鸣认为颅面形态特征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北亚类型最为相近。(《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人骨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5页)同年发表的文章中认为是东亚类型,考虑到投稿周期,似乎前者才是作者最终的观点。肖晓鸣、朱泓:《大安后套木嘎新石器时代中期墓葬出土人骨研究》,《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5)冯恩学:第243、248页;潘其风:《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考古学文化论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21-232页。线粒体遗传结构的分析显示,鬼门遗址居民与在其附近生活的现代乌尔奇人在遗传基因上最为接近,其次是朝鲜半岛居民。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3/2/e1601877.full
(1)有学者认为南杨家营子是宇文部遗存(塔拉主编:《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81页)。
(2)张全超对内蒙古中南部(呼和浩特周边)青铜时代遗址的颅骨研究显示,大批北亚类型居民南下正是在西周晚期,这点和考古文化的变迁相符。《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人骨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3)付玉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古代人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28-35页;葛斌文:《井沟子古代人群的遗传分析》,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31-37页。
(4)《后汉书》卷90《鲜卑传》,第2985页。
(5)王立新:《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3页;井沟子类型与同属蒙古人种的早期游牧文化很相似,如墓葬均西北-东南向,皆为土坑竖穴,未见葬具,平面多呈圆角长方形或窄梯形;单人葬头向皆西北,殉牲数量多(以马居多);以夹砂带领罐为多见;青铜器较为简单,主要是铜泡和耳环等饰品,骨器比较发达;工具武器类放置于腰部者居多;但又和石板墓文化典型的陶鬲、青铜短剑、刀、斧等有很不同。这些特征与当地此前和同时期的文化有巨大差别,此前,西拉木伦河流域分布着夏家店上层文化龙头山类型(主要分布在西自大兴安岭南段东麓,东至科尔沁沙地北缘的西拉木伦河流域)。详参武志江:《井沟子西区墓地的文化因素及文化形成过程的初步分析》,《华夏考古》2009年第1期。
(1)学界多认为力微生于汉魏之际,古意三十年一世,则上溯到毛皇帝,约在四百年的秦汉之际(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拓跋氏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22-123页)。黄烈认为“拓跋部直到力微以后还没有建立完全的父子继承制”,“力微前的第九位酋长,决不是力微的第九世祖”,进而认为力微之前九位酋长的历史仅百余年,由此推算出拓跋部迁到“大泽”呼伦池在东汉前期(《拓跋鲜卑早期国家的形成》,《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3-74页)。姚大力认为第一次南迁在东汉桓帝时期。参见姚大力:《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读《魏书·序纪》》,《复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1)姚大力:《谁来决定我们是谁--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三把钥匙》,韩昇、李辉主编:《我们是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2)韩昇、李辉主编:《我们是谁》,第1-5页。
(3)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民族起源的想象与再想象--以嘎仙洞的两次发现为中心》,《文史》2013年第2期。
(4)姚大力教授曾撰文指出,在草原政权对游牧部众的统治权,多像家产那样在核心部落集团统治家族--单于或可汗王室一的成员以及往往与单于或可汗家族具有联姻关系的少数异姓的显贵家族成员间进行分配;在成吉思汗以前,其分割的单位并不是单个的游牧家庭,而是被征服部族的原有社会组织(姚大力:《塞北游牧社会走向文明的历程》,张树栋、刘广明主编《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演进》,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收入《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4-201页)。这充分说明血缘与姻亲关系在草原贵族中占极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