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背景下生命支配权之理论审视与制度构建——兼论“民法典·人格权”编之生命权立法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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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科技的发展正在挑战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生""死"标准,令人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思考生命支配权能。法学界对于生命权是否具有支配权能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否认说基于人格尊严维护、防卫立法宗旨、公益属性分析等否认自然人拥有生命支配权。肯定说则基于自然权利、自主权、财产权、人格权等理论坚持自然人拥有生命支配权能。在现代科技背景下,固守旧制否认生命权之支配权能,漠视个体的正当权利诉求,不仅无法解释各种生命支配现象,而且导致相关法律与实践割裂、法律自身矛盾。反之,承认生命权具有支配权能,将展现法律对"人"祛魅的务实态度,使生命权更加符合支配权构造,体现了尊重个体权利的理念,并可以合理解决现代科技带来的"生""死"难题。"民法典·人格权"编中应承认自然人对自己的生命享有依法支配权能。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challenging the standards of"life"and"death"that people have formed over a long period.It makes people re-examine the value of life and think about the right of life.There always existed disagreement in the jurists on the disposable right of life.Based on the maintenance of human dignity,the defensive purpose of legislation,and public interest,the negative theory denies that a natural person has the right to dispose life.According natural rights,autonomy,property rights,and personality rights,affirmative doctrine insists that a natural person have disposable right of life.In modern times,the practice adhering to the old law denies disposable right of life and disregards individual claims.This not only fails to explain various phenomena of life disposal,but also results in the separa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practices and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 of the law.On the contrary,recognizing the disposable right of life,it will demonstrate the pragmatic attitude of the law:the right of life is more compliant with the structure of dominance;it shows the respect for individual rights,and it can rationally solve the problem of life brought by modern technology.The legislation should recognize that natural person has disposable right of life in the"Civil Code o Personality Righ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challenging the standards of"life"and"death"that people have formed over a long period.It makes people re-examine the value of life and think about the right of life.There always existed disagreement in the jurists on the disposable right of life.Based on the maintenance of human dignity,the defensive purpose of legislation,and public interest,the negative theory denies that a natural person has the right to dispose life.According natural rights,autonomy,property rights,and personality rights,affirmative doctrine insists that a natural person have disposable right of life.In modern times,the practice adhering to the old law denies disposable right of life and disregards individual claims.This not only fails to explain various phenomena of life disposal,but also results in the separa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practices and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 of the law.On the contrary,recognizing the disposable right of life,it will demonstrate the pragmatic attitude of the law:the right of life is more compliant with the structure of dominance;it shows the respect for individual rights,and it can rationally solve the problem of life brought by modern technology.The legislation should recognize that natural person has disposable right of life in the"Civil Code o Personality Right."
引文
(1)席修明、王一方:《对话ICU:生死两茫茫---技术时代的生命终结与死亡意义》,《读书》2011年第3期,第51页。
(2)生前预嘱(Living will)是指自然人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接受或不接受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
(1)参见锐特:《今年73岁的副国级“接棒”陈小鲁签了一份生前预嘱》,http:∥news.sina.com.cn/c/2018-04-10/doc-ifyvtmxe8102093.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4月10日。
(2)Ciorigio Agamhen,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98,p.1.
(1)[美]H.T.恩格尔哈特著,范瑞平译:《生命伦理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页。
(2)[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71页。
(3)[美]H.T.恩格尔哈特著,范瑞平译:《生命伦理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页。
(4)[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90页。
(5)[英]约翰·菲尼斯著,董娇娇等译:《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1)[德]福尔克尔·博伊廷,欧阳芬译:《德国人格权法律保护问题及其最新发展》,《中德法学论坛》2003年第1期,第89页。
(2)李震山:《人性尊严与人权保障》,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39页。
(3)[德]卡尔·拉伦茨著,王晓晔等译:《德国民法通论》(上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页。
(4)[德]萨维尼著,朱虎译:《当代罗马法体系Ⅰ》,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页。
(5)[德]霍尔斯特·埃曼著,邵建东等译:《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制度---论从非道德行为到侵权行为的转变》,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3卷),香港: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13页。
(6)尹田:《自然人具体人格权的法律探讨》,《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19页。
(7)温世扬:《人格权“支配”属性辨析》,《法学》2013年第5期,第87-92页。
(8)罗艳:《伦理视野下的自杀权》,《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第61页。
(1)[德]克劳斯·罗克辛著,王世洲译:《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页。
(2)韩大元:《论安乐死立法的宪法界限》,《清华法学》2001年第5期,第26-27页。
(3)杨立新:《人身权法论》,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70-471页。
(4)张玉堂:《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安乐死争论的法理学思考》,《法学杂志》2001年第10期,第8页。
(1)[德]汉斯·哈腾鲍尔,孙宪忠译:《民法上的人》,《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第4期,第399页。
(2)梁慧星:《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
(3)Margaret Pahst Battin,Ethical Issues in Suicide,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95,p.181.
(1)Agich C.J.Key,“Concepts:Autonomy,Philosophy”,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No.1,1994,p.267.
(2)[美]H.T.恩格尔哈特著,范瑞平译:《生命伦理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8页。
(3)罗艳:《伦理视野下的自杀权》,《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第61页。
(4)[美]H.T.恩格尔哈特著,范瑞平译:《生命伦理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5)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1)杨立新:《人身权法论》,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73页。
(2)[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90页。
(3)罗玉中:《科学的挑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4)颜阙安:《鼠肝与虫臂的管制---法理学与生命伦理探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1)汪志刚:《民法视野下的人体法益构造---以人体物性的科技利用为背景》,《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93页。
(2)汪志刚:《民法视野下的人体法益构造---以人体物性的科技利用为背景》,《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93页。
(1)刘长秋等:《脑死亡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2)陈元方、邱仁宗著:《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学》,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226页。
(3)[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47页。
(1)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2)徐国栋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3)徐国栋:《民法哲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4)李永军:《中国民法典总则编草案建议稿及理由》,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页。
(5)刘长秋等:《脑死亡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6)吕建高:《从禁令到权利:为医助自杀的合法性辩护》,《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83页。
(7)Stephen Hoffman,“Euthanasia and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A Comparison of E.U and U S Law”,Syracuse Law Review,No.1,2013.p.383.
(2)生前预嘱(Living will)是指自然人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接受或不接受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
(1)参见锐特:《今年73岁的副国级“接棒”陈小鲁签了一份生前预嘱》,http:∥news.sina.com.cn/c/2018-04-10/doc-ifyvtmxe8102093.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4月10日。
(2)Ciorigio Agamhen,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98,p.1.
(1)[美]H.T.恩格尔哈特著,范瑞平译:《生命伦理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页。
(2)[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71页。
(3)[美]H.T.恩格尔哈特著,范瑞平译:《生命伦理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页。
(4)[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90页。
(5)[英]约翰·菲尼斯著,董娇娇等译:《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1)[德]福尔克尔·博伊廷,欧阳芬译:《德国人格权法律保护问题及其最新发展》,《中德法学论坛》2003年第1期,第89页。
(2)李震山:《人性尊严与人权保障》,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39页。
(3)[德]卡尔·拉伦茨著,王晓晔等译:《德国民法通论》(上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页。
(4)[德]萨维尼著,朱虎译:《当代罗马法体系Ⅰ》,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页。
(5)[德]霍尔斯特·埃曼著,邵建东等译:《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制度---论从非道德行为到侵权行为的转变》,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3卷),香港: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13页。
(6)尹田:《自然人具体人格权的法律探讨》,《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19页。
(7)温世扬:《人格权“支配”属性辨析》,《法学》2013年第5期,第87-92页。
(8)罗艳:《伦理视野下的自杀权》,《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第61页。
(1)[德]克劳斯·罗克辛著,王世洲译:《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页。
(2)韩大元:《论安乐死立法的宪法界限》,《清华法学》2001年第5期,第26-27页。
(3)杨立新:《人身权法论》,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70-471页。
(4)张玉堂:《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安乐死争论的法理学思考》,《法学杂志》2001年第10期,第8页。
(1)[德]汉斯·哈腾鲍尔,孙宪忠译:《民法上的人》,《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第4期,第399页。
(2)梁慧星:《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
(3)Margaret Pahst Battin,Ethical Issues in Suicide,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95,p.181.
(1)Agich C.J.Key,“Concepts:Autonomy,Philosophy”,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No.1,1994,p.267.
(2)[美]H.T.恩格尔哈特著,范瑞平译:《生命伦理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8页。
(3)罗艳:《伦理视野下的自杀权》,《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第61页。
(4)[美]H.T.恩格尔哈特著,范瑞平译:《生命伦理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5)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1)杨立新:《人身权法论》,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73页。
(2)[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90页。
(3)罗玉中:《科学的挑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4)颜阙安:《鼠肝与虫臂的管制---法理学与生命伦理探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1)汪志刚:《民法视野下的人体法益构造---以人体物性的科技利用为背景》,《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93页。
(2)汪志刚:《民法视野下的人体法益构造---以人体物性的科技利用为背景》,《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93页。
(1)刘长秋等:《脑死亡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2)陈元方、邱仁宗著:《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学》,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226页。
(3)[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47页。
(1)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2)徐国栋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3)徐国栋:《民法哲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4)李永军:《中国民法典总则编草案建议稿及理由》,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页。
(5)刘长秋等:《脑死亡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6)吕建高:《从禁令到权利:为医助自杀的合法性辩护》,《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83页。
(7)Stephen Hoffman,“Euthanasia and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A Comparison of E.U and U S Law”,Syracuse Law Review,No.1,2013.p.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