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日本外务省对蒋介石的认知与双方的互动──从1935年蒋接任行政院院长至1936年成都事件前夕
详细信息    查看全文 | 推荐本文 |
  • 英文篇名:Japanese Foreign Ministry's Cognition of Chiang Kai-shek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From Chiang Succeeded President of the Executive Yuan in 1935,to the Eve of Chengdu Incident in 1936
  • 作者:陈群元
  • 英文作者:Chen Qunyuan;
  • 关键词:外务省 ; 蒋介石 ; 张群 ; 有吉明 ; 日本外交 ; 中日关系
  • 中文刊名:SHYJ
  • 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 Research
  • 机构:玉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 出版日期:2019-01-01
  • 出版单位:社科学研究
  • 年:2019
  • 期:No.240
  • 基金:国家社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南京国民政府对日认知研究”(18BZS083)
  • 语种:中文;
  • 页:SHYJ201901018
  • 页数:13
  • CN:01
  • ISSN:51-1037/C
  • 分类号:157-169
摘要
1935年12月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一职之后,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一般被视为趋于强硬,但若细究1936年成都事件发生之前的中日关系,当可发现有许多隐晦不明之处。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当中,蒋虽然替日本对华交涉制造了障碍,却一贯地向日方宣称中日必须亲善。尽管外务省认为蒋有制约日本的打算,却也认知到其公开的抗日动作,不如说是出于对内的因素。并且,外务省也认为蒋并非无法沟通,特别是在蒋面临内忧外患之际,甚至有主动与日方洽谈合作的可能性。不过,此时期的蒋始终都采取了幕后指导的方式,给予日方其深信中日亲善的形象,甚至在必要之际,以转嫁责任的方式,来让中日关系有所转圜。这样的情况让外务省难以掌握蒋的真意,使得外务省持续认定有与其沟通的可能性。中日开战之后,日方之所以展开对蒋的诱和工作,其背景当与此种经验有关。
        
引文
[1]陈群元.日本外务省对蒋中正的认识及其问题1933——1935:以情报管道与意见传达为中心之探究[C]//蒋介石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秘书处编.蒋介石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暨史学系,2010.
    [2][4]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第1426号):1935年12月19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5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3]蒋委员长晤有吉大使谈话记录(1935年11月20日记录)[M]//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党史委员,1981:716-718.
    [5][9]在中国有吉大使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第1140号):1935年12月21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5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6]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第1444号):1935年12月23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5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7]在中国有吉大使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第1162号):1935年12月28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5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8]外交部电蒋中正张群与有吉为调整中日关系事谈话记录(1935年12月20日记录)[M]//“国史馆”审编处编.中日关系史料.台北:“国史馆”,2002:503.
    [10]在中国有吉大使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第5号):1936年1月7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11]臧运祜.从“广田三原则”到“近卫三原则”——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表”与“里”[J].社科学研究,2011(5):151-152.
    [12]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第51号):1936年1月25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13]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第56号):1936年1月26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14]石射猪太郎.石射猪太郎日記:1936年1月27日条[M].伊藤隆,劉傑,編.东京:中央公論社,1993:17.
    [15]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第72号):1936年1月31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16]在上海日本大使館中国ノ一般政況竝対日関係概要:1936年2月25日作成[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8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17]須磨弥吉郎蒋介石政権ノ動向北支ノ将来性(後編):1936年2月25日作成[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8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18]上海ニ参集セル各総領事ヨリ有田大使ヘノ報告要旨[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8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19][20][21][24]須磨弥吉郎支那最近ノ決意振リト露支関係ノ再吟味:1936年4月27日作成[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8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22]周琇环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6)[M].台北:“国史馆”,2008:326.
    [23]石射猪太郎.石射猪太郎日記:1936年4月13日条[M].伊藤隆,劉傑,編. 50.
    [25][26][27]在済南西田総領事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97号):1936年5月31日発[M]//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II:第一部第五巻上.外務省,2008:67,67,67.
    [28]张部长对于中日关系之讲词(1936年5月25日)[M]//“国史馆”审编处编.中日关系史料. 516-518.
    [29]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5月15日[B].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30]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5月25日,本周反省录[B].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31]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5月30日[B].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32]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6月1日[B].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33][34]在中国若杉大使代理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449号):1936年6月16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35]在中国若杉大使代理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451号):1936年6月17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36]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456号):1936年6月24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37]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468号):1936年7月2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38]在南京松村総領事代理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490号):1936年7月12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39]劉傑.日中戦争下の外交[M].东京:吉川弘文館,1995:33.
    [40]須磨弥吉郎五省特政案由来記:1936年7月16日作成[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8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41]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502号):1936年7月17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42]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529号):1936年7月26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43]在中国川越大使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590号):1936年7月30日発[B]//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
    [44][45]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M].台北:中日关系研究,1980:49,1.
    (1)关于蒋介石与日本之关系,目前学界的著作当以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以及家近亮子『蒋介石の外交戦略と日中戦争』(东京:岩波書店,2012年)为代表,两书皆为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运用了蒋介石日记并配合各种史料进行探究,就蒋介石的对日观与对日策略等重要课题,做出了有异于以往观点的系统性考察。同类型的代表研究还有写作时间较早,但在大陆学者中率先对蒋介石做出突破性正面评价的杨天石的《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以1935年蒋介石日记为考察对象的吕芳上的《面对强邻:1935年〈蒋介石日记〉的考察》(黄自进编:《蒋中正与近代中日关系》上册,台北:稻乡出版社,2006年)。另外,鹿锡俊的《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和「日ソ相互牽制戦略の変容と蒋介石の『応戦』決定:再考1935年における中日ソ関係の転換過程」(『軍事史学』第43巻3·4合併号、2008年3月)也值得特别重视。鹿锡俊不仅仅探讨了蒋介石的举措,对日方的各种动向也做出了解析,为蒋介石各种决策的起因与效用,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
    (1)「重光次官丁大使谈录」、1935年12月23日記録、『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5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值得一提的是,在关于张群与有吉明谈内容的中方记录中,张群提及蒋介石有热情决心改善两国邦交的部分,似乎被视为面开头的“寒暄”而未被加以记录。这种情况究竟是出自于维护蒋介石抗日形象的刻意所为,抑或真的只是被视为“寒暄”,尽管真相难以查证,但从蒋介石战前日记与事略稿本中,蒋介石与日方接触环节经常被一笔带过的情况推测,前一种解释当为真相。中方记录参见《外交部电蒋中正张群与有吉为调整中日关系事谈话记录》(1935年12月20日记录),“国史馆”审编处编:《中日关系史料》,台北:“国史馆”,2002年,495页。
    (2)周谷:《高宗武笑谈当年事》,台北《传记文学》第66卷第4期,1995年4月,70页。此外,近年内田尚孝根据其在战前华北问题上的多年研究,总结出蒋介石在战前国民政府对日关系上,可说是拥有最终决定权,并且在出任行政院院长后,“此一倾向变得更为鲜明”的结论。见内田尚孝『华北事变の研究:塘沽停战协定と华北危机下の日中关系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东京:汲古書院、2006年、271頁。李君山也借汪精卫之言,直言“张群”份量不足。见李君山《全面抗战前的中日关系(1931—1936)》,台北:文津出版社,2010年,454页。
    (1)须磨弥吉郎「蒋介石新政府ト之ニ对スル帝国ノ政策考察要纲」、1935年12月記、『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5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须磨的文字用语向来有其个人特色,其所谓国民党受难时代,是指他认为蒋介石势力主导下的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对于此前与汪精卫势力的合作有着负面的评价。
    (2)「在中国有吉大使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第5号」、1936年1月7日発、『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6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文中“敷衍主义”中的“敷衍”一词,日文汉字原为“糊涂”。
    (1)中方的谈话记录见《蒋中正与日矶谷谈话记录调整中日两国邦交意见》(1936年1月25日记录)。“国史馆”审编处编:《中日关系史料》,506—514页。
    (1)《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2月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各条,皆为浙江大学历史系肖如平教授提供,谨此特向肖如平教授致谢。
    (1)有田八郎和张群的谈,参见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史馆”,1995年,446—451页。其商谈内容结论的整理,参见李君山《全面抗战前的中日关系(1931—1936)》,457-458页。
    (2)島田俊彦「華北工作と国交調整(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七年)」、日本国際政治学太平洋戦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3日中戦争(上)』、东京:朝日新闻社、1962年、208頁。另外,关于有田八郎和关东军进行意见交换一事的讨论,可参见樋口秀实《有田外相与中日关系》,米庆余主编:《日本百年外交论》,北京:中国社科学出版社,1998年,169—170页。
    (3)蒋介石的反应参见周琇环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6),1936年4月1日至8日各条,台北:“国史馆”,2008年,218-320页。
    (4)「在南京須磨総領事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315号」、1936年4月13日発、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II』第一部第五巻上、外務省、2008年、55頁。吴震修所谓的蒋介石有意借协定“稳固自己在外蒙的地位”,其意思是指蒋介石打算借由此一协定来伸张与稳固国民政府在外蒙的地位。
    (1)「在済南西田総領事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第97号」、1936年5月31日発、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II』第一部第五巻上、67頁。靳云鹏所谓的“提倡亚细亚安全感”,是指提倡东亚和平。
    (1)蒋介石得到天津军扩军的消息之后,自5月中旬开始,接连显露出对于华北问题该如何处理的忧虑。具体情况见周琇环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6),607—608页1936年5月14日条,以及叶健青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7),台北:“国史馆”,2008年,30页1936年5月23日条、142页同年5月29日条。
    (1)須磨弥吉郎「日支関係ノ或ル結着点」、1936年7月14日作成、『帝国の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第8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外務省記録、A. 1. 1. 0. 10。其中,须磨弥吉郎建议要设法去除蒋介石的苦衷,其意思是指日本应该协助蒋介石避免中国领土的丧失。此处当指共同对俄防共,以及设法让蒋理解日本并无侵略中国的野心。不过问题在于,虽然当时的外务省乃至文人政府确有如此想法,但陆军方面的想法更为复杂。
    (1)外务省与国民政府调整国交的交涉,参见島田俊彦「華北工作と国交調整(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七年)」、日本国際政治学太平洋戦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3日中戦争(上)』、214—224頁。

© 2004-2018 中国地质图书馆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469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7129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 邮编:100083

电话:办公室:(+86 10)66554848;文献借阅、咨询服务、科技查新:66554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