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期非组织化利益集团与经济增长研究——基于中国特色的“隐性制度”与“利益三角”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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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的利益集团呈现非组织化的特点。以隐性制度为切入点对利益集团的衍生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发现转型期中国的利益集团衍生是以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三者构成的"利益三角"为特征的,利益三角对经济增长具有两面性。利用1988—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提炼出利益集团衍生综合指数,结果表明:中国转型期利益集团衍生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对经济增长负面影响愈发严重,并呈现出不同的地区效应和显著的门槛效应。
Interest groups in China present non-organizational characters as shown in this paper which build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illustrat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deriving interest groups based on recessive institution. And in China's transitional period,the deriving interest groups present interest trigonometry characters among local government,stateowned enterprise and nationalized bank. We construct an index system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deriving interest groups and find that the overall degree of deriving interest groups is deepening,and its negative impact on economy is getting more serious,and this impact presents distinguished regional effect and threshold effect.
Interest groups in China present non-organizational characters as shown in this paper which build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illustrat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deriving interest groups based on recessive institution. And in China's transitional period,the deriving interest groups present interest trigonometry characters among local government,stateowned enterprise and nationalized bank. We construct an index system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deriving interest groups and find that the overall degree of deriving interest groups is deepening,and its negative impact on economy is getting more serious,and this impact presents distinguished regional effect and threshold effect.
引文
[1]程浩:《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兴起及其合法性问题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6期。
[2]杨帆、张弛:《利益集团理论研究:一个跨学科的综述》,《管理世界》,2008年3期。
[3]杨瑞龙、钟正生:《西方利益集团理论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08年10期。
[4]黄晗:《非均衡利益集团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以〈G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规定〉的立法博弈为例》,《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4期。
[5]史晋川、李建琴:《价格管制、行政垄断及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国转型时期蚕茧价格管制的原因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10期。
[6]邹文英:《利益集团博弈与中国电信业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经济问题》,2008年1期。
[7]王永:《垄断国企收入分配改革中的利益集团分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6期。
[8]蔡昉、杨涛:《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4期。
[9]李成贵:《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5期。
[10]吴敬琏:《呼唤法制的市场经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11]赵静、陈玲、薛澜:《地方政府的角色原型、利益选择和行为差异---一项基于政策过程研究的地方政府理论》,《管理世界》,2013年2期。
[12]Neyapti B.Macro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North Hampt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0.
[13]史学贵、施洁:《特殊利益集团与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年3期。
[14]钱先航、曹廷球、李维安:《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经济研究》,2011年12期。
[15]Altman E I.Financial ratios,discriminant analysis and the prediction of corporate bankruptcy.Journal of Finance,1968,23(4):589-690.
[16]黄新飞、张娜:《国有商业银行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分析---一个多重任务的博弈分析框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年11期。
[17]杨永恒、胡鞍钢、张宁:《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人类发展指数替代技术》,《经济研究》,2005年7期。
[18]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经济研究》,2009年1期。
[19]贾润崧、张四灿:《中国省级资本存量与资本回报率》,《统计研究》,2014年11期。
[20]Hansen B E.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Journal of Economics,1999,93(2):345-368.
[21]李平、许家云:《国际智力回流的技术扩散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地区差异及门槛回归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季刊)》,2011年3期。
(1)本文所谓的“非组织化利益集团”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压力集团,也不同于利益群体、社会阶层(阶级)、社会团体等社会学范畴概念,亦不是饱受诟病的特殊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它不是一般学术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强调其必须有一个具有明确组织边界的实体作为利益诉求的载体),而是另一个维度上的定义。非组织化利益集团的特点在于组织边界的模糊性和获取收益的特殊性,虽然称之为集团,但其成员身份是动态的、模糊的,并非常规意义上的组织形态。
(1)其中,作为“关系产权”下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其利益目标除了一般企业的经济绩效外,必然还将包括政府收益和个人政治收益。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集中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完善,而官员作为政府运作的实际行为人,又使得政府行为必然具有“理性”,即赵静等所谓的地方政府具有代理人和自利者的双重身份。[11]在这种设定下,政府的利益目标还会包括个人政治收益和租金收益,如此,地方政府目标的实现必然会与国有产权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2)即一种非正式制度,但不是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意义上的非正式制度,而是一种不符合效率的,甚至是不合法的,却被默许的类似“潜规则”的灰色制度。制度的范围很广,有如政策、法规之类的正式制度,也有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影响人们行为的非正式制度,还有在各个领域存在的所谓“潜规则”、“暗箱操作”之类的隐性制度。这三者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它们的演化共同影响着经济增长路径。不论是非正式制度还是隐性制度,都对正式制度的形成和实施有着重要影响,反之,正式制度的外部效应也会对非正式制度和隐性制度产生影响。如果考察的时间段不长,那么,文化、习俗类的非正式制度基本是比较稳定的,而“潜规则”类的隐性制度,不论是涉及范围还是操作形式和程度,常常处在变动之中。可见,在短时间内,隐性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影响是更大的。
(3)一般可以认为,人均资本水平k越高,说明随着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利益集团的势力会相应增大,从而隐性制度的操作空间也会越大。同理,利益集团的衍生程度A越高,说明利益集团内部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关联越紧密,隐性制度H的泛滥程度也会加大。
(1)本文限于篇幅,未列出具体求解过程,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1)生产性财政支出是地方财政总支出剔除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支出的部分,它作为地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方式之一,很大一部分进入到国有企业。
(2)不论是土地的协议出让,还是探矿权、采矿权的转让及使用,这些政策性壁垒都是政府为垄断性行业提供的特殊产品,也为政府提供了获得灰色收益的渠道,体现了地方政府与国有垄断企业的利益嵌套程度。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土地收入作为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中的土地出让收入。
(3)政府作为行政管理机关,本身是没有特定的利益偏好的,所谓的政府利益总是与政府官员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当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越大时,就越有与地方国企加强“关系”的冲动,而这种“关系”,除了带来经济增长、税收增加、官职晋升等常规收益外,也使得某些官员获得了利用政治资源牟取灰色收入的机会,由此产生的隐性规则和租金就会越多,最终表现为腐败现象越严重。
(4)具体做法是:将各省的GDP增长率、财政约束=(财政总收入-财政总支出)/财政总收入、失业率三个分指标分别与全国均值进行比较,对GDP增长率分指标来说,小于当年均值的赋值1,否则为0;对财政约束分指标来说,小于当年均值的赋值1,否则为0;对失业率分指标来说,小于当年均值的赋值0,否则为1。晋升压力指标为上述三个分指标的加总,其取值范围为[0,3]。
(1)Altman分辨函数的具体形式为:dpa=1.2 x1+1.4 x2+3.3 x3+0.6 x4+0.999 x5,x1代表运营能力,为运营资金/总资产,x2代表盈利能力,为未分配利润/总资产,x3代表盈利能力,为税前利润/总资产,x4代表偿债能力,为所有者权益/总负债,x5代表盈利能力,为销售收入/总资产。dpa的值越大,偿债能力越强。其中,因未分配利润数据不易获取,我们用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总资产)来代替x2。
(2)“国有企业贷款占比”应该是度量信贷偏向更为准确的指标,但因国有企业贷款总额的数据不易获取,我们根据贷款期限结构的特点,发现贷给国有企业的几乎都为中长期贷款,而其他企业一般只能得到短期贷款,所以,这里用中长期贷款占比来代替。
(3)计算公式为:std(Vi)=Vi-Vmin/Vmax-Vmin,其中std(Vi)、Vi、Vmin、Vmax分别为标准化后的数值、原始观测值、原始最小值、原始最大值。这种处理方法可以消除由于拟合值低于平均值时产生负数的情况,并很好地保持了指数原始值的各类特征。
(1)具体做法: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当年投资,利用贾润崧和张四灿[19]测算的资本折旧率,用永续存盘法计算,在计算过程中使用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作为平减指数。用于计算的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1)其实在前文的理论模型中便体现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具体表现为:利益集团衍生通过影响隐性制度来影响正式制度的变迁路径和速度,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反过来,正式制度的变革和经济增长阶段又将影响隐性制度的生长空间,进而影响利益集团的衍生程度。表2列(4)中,Durbin-Wu-Hausman检验的结果亦表明内生性问题是的确存在的。
(2)考虑到数量级较大,将该数据统一折算成百公里的单位。
(3)使用利益集团衍生综合指数的历史数据是最适宜的工具变量,但由于某些数据的缺失,无法计算出1957年的综合指数,所以最终使用了在主成分分析中对衍生综合指数贡献最大的地方政府影响力指标(地方财政总支出/地区生产总值)替代。
(4)从外生性角度来看,中央接近度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1957年的地方政府影响力是历史上的数据,均满足外生性。从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来看,离首都北京的地理距离越近,中央的政策贯彻执行一般更彻底;距离越远,中央权力对地方的约束相对会越弱,故地方利益集团衍生的可能性就越大。此外,利益集团衍生作为制度变量,具有一定程度的延续性,所以如果衍生指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较高,那么其后衍生指数也应会较大。
(5)考虑到前文所述的内生性问题,我们所采用的方法仍然为工具变量2SLS,工具变量亦同上文。
(6)本文限于篇幅,没有列出稳健性分析具体的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1)指数gov、soe、sob的合成方法与前文一致,亦按照杨永恒等[17]的方法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1)因前文指出的利益集团衍生指数内生性的存在,采用GMM方法能较好克服这些问题。
(2)根据理论模型的推论1,这可能与西部地区总体资本存量不高有关,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利益衍生程度并未达到推论中提及的临界点,所以二者的双重作用并未妨碍经济增长。
(3)本文限于篇幅,没有列出稳健性分析具体的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2]杨帆、张弛:《利益集团理论研究:一个跨学科的综述》,《管理世界》,2008年3期。
[3]杨瑞龙、钟正生:《西方利益集团理论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08年10期。
[4]黄晗:《非均衡利益集团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以〈G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规定〉的立法博弈为例》,《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4期。
[5]史晋川、李建琴:《价格管制、行政垄断及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国转型时期蚕茧价格管制的原因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10期。
[6]邹文英:《利益集团博弈与中国电信业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经济问题》,2008年1期。
[7]王永:《垄断国企收入分配改革中的利益集团分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6期。
[8]蔡昉、杨涛:《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4期。
[9]李成贵:《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5期。
[10]吴敬琏:《呼唤法制的市场经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11]赵静、陈玲、薛澜:《地方政府的角色原型、利益选择和行为差异---一项基于政策过程研究的地方政府理论》,《管理世界》,2013年2期。
[12]Neyapti B.Macro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North Hampt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0.
[13]史学贵、施洁:《特殊利益集团与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年3期。
[14]钱先航、曹廷球、李维安:《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经济研究》,2011年12期。
[15]Altman E I.Financial ratios,discriminant analysis and the prediction of corporate bankruptcy.Journal of Finance,1968,23(4):589-690.
[16]黄新飞、张娜:《国有商业银行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分析---一个多重任务的博弈分析框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年11期。
[17]杨永恒、胡鞍钢、张宁:《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人类发展指数替代技术》,《经济研究》,2005年7期。
[18]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经济研究》,2009年1期。
[19]贾润崧、张四灿:《中国省级资本存量与资本回报率》,《统计研究》,2014年11期。
[20]Hansen B E.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Journal of Economics,1999,93(2):345-368.
[21]李平、许家云:《国际智力回流的技术扩散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地区差异及门槛回归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季刊)》,2011年3期。
(1)本文所谓的“非组织化利益集团”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压力集团,也不同于利益群体、社会阶层(阶级)、社会团体等社会学范畴概念,亦不是饱受诟病的特殊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它不是一般学术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强调其必须有一个具有明确组织边界的实体作为利益诉求的载体),而是另一个维度上的定义。非组织化利益集团的特点在于组织边界的模糊性和获取收益的特殊性,虽然称之为集团,但其成员身份是动态的、模糊的,并非常规意义上的组织形态。
(1)其中,作为“关系产权”下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其利益目标除了一般企业的经济绩效外,必然还将包括政府收益和个人政治收益。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集中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完善,而官员作为政府运作的实际行为人,又使得政府行为必然具有“理性”,即赵静等所谓的地方政府具有代理人和自利者的双重身份。[11]在这种设定下,政府的利益目标还会包括个人政治收益和租金收益,如此,地方政府目标的实现必然会与国有产权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2)即一种非正式制度,但不是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意义上的非正式制度,而是一种不符合效率的,甚至是不合法的,却被默许的类似“潜规则”的灰色制度。制度的范围很广,有如政策、法规之类的正式制度,也有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影响人们行为的非正式制度,还有在各个领域存在的所谓“潜规则”、“暗箱操作”之类的隐性制度。这三者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它们的演化共同影响着经济增长路径。不论是非正式制度还是隐性制度,都对正式制度的形成和实施有着重要影响,反之,正式制度的外部效应也会对非正式制度和隐性制度产生影响。如果考察的时间段不长,那么,文化、习俗类的非正式制度基本是比较稳定的,而“潜规则”类的隐性制度,不论是涉及范围还是操作形式和程度,常常处在变动之中。可见,在短时间内,隐性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影响是更大的。
(3)一般可以认为,人均资本水平k越高,说明随着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利益集团的势力会相应增大,从而隐性制度的操作空间也会越大。同理,利益集团的衍生程度A越高,说明利益集团内部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关联越紧密,隐性制度H的泛滥程度也会加大。
(1)本文限于篇幅,未列出具体求解过程,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1)生产性财政支出是地方财政总支出剔除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支出的部分,它作为地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方式之一,很大一部分进入到国有企业。
(2)不论是土地的协议出让,还是探矿权、采矿权的转让及使用,这些政策性壁垒都是政府为垄断性行业提供的特殊产品,也为政府提供了获得灰色收益的渠道,体现了地方政府与国有垄断企业的利益嵌套程度。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土地收入作为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中的土地出让收入。
(3)政府作为行政管理机关,本身是没有特定的利益偏好的,所谓的政府利益总是与政府官员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当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越大时,就越有与地方国企加强“关系”的冲动,而这种“关系”,除了带来经济增长、税收增加、官职晋升等常规收益外,也使得某些官员获得了利用政治资源牟取灰色收入的机会,由此产生的隐性规则和租金就会越多,最终表现为腐败现象越严重。
(4)具体做法是:将各省的GDP增长率、财政约束=(财政总收入-财政总支出)/财政总收入、失业率三个分指标分别与全国均值进行比较,对GDP增长率分指标来说,小于当年均值的赋值1,否则为0;对财政约束分指标来说,小于当年均值的赋值1,否则为0;对失业率分指标来说,小于当年均值的赋值0,否则为1。晋升压力指标为上述三个分指标的加总,其取值范围为[0,3]。
(1)Altman分辨函数的具体形式为:dpa=1.2 x1+1.4 x2+3.3 x3+0.6 x4+0.999 x5,x1代表运营能力,为运营资金/总资产,x2代表盈利能力,为未分配利润/总资产,x3代表盈利能力,为税前利润/总资产,x4代表偿债能力,为所有者权益/总负债,x5代表盈利能力,为销售收入/总资产。dpa的值越大,偿债能力越强。其中,因未分配利润数据不易获取,我们用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总资产)来代替x2。
(2)“国有企业贷款占比”应该是度量信贷偏向更为准确的指标,但因国有企业贷款总额的数据不易获取,我们根据贷款期限结构的特点,发现贷给国有企业的几乎都为中长期贷款,而其他企业一般只能得到短期贷款,所以,这里用中长期贷款占比来代替。
(3)计算公式为:std(Vi)=Vi-Vmin/Vmax-Vmin,其中std(Vi)、Vi、Vmin、Vmax分别为标准化后的数值、原始观测值、原始最小值、原始最大值。这种处理方法可以消除由于拟合值低于平均值时产生负数的情况,并很好地保持了指数原始值的各类特征。
(1)具体做法: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当年投资,利用贾润崧和张四灿[19]测算的资本折旧率,用永续存盘法计算,在计算过程中使用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作为平减指数。用于计算的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1)其实在前文的理论模型中便体现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具体表现为:利益集团衍生通过影响隐性制度来影响正式制度的变迁路径和速度,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反过来,正式制度的变革和经济增长阶段又将影响隐性制度的生长空间,进而影响利益集团的衍生程度。表2列(4)中,Durbin-Wu-Hausman检验的结果亦表明内生性问题是的确存在的。
(2)考虑到数量级较大,将该数据统一折算成百公里的单位。
(3)使用利益集团衍生综合指数的历史数据是最适宜的工具变量,但由于某些数据的缺失,无法计算出1957年的综合指数,所以最终使用了在主成分分析中对衍生综合指数贡献最大的地方政府影响力指标(地方财政总支出/地区生产总值)替代。
(4)从外生性角度来看,中央接近度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1957年的地方政府影响力是历史上的数据,均满足外生性。从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来看,离首都北京的地理距离越近,中央的政策贯彻执行一般更彻底;距离越远,中央权力对地方的约束相对会越弱,故地方利益集团衍生的可能性就越大。此外,利益集团衍生作为制度变量,具有一定程度的延续性,所以如果衍生指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较高,那么其后衍生指数也应会较大。
(5)考虑到前文所述的内生性问题,我们所采用的方法仍然为工具变量2SLS,工具变量亦同上文。
(6)本文限于篇幅,没有列出稳健性分析具体的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1)指数gov、soe、sob的合成方法与前文一致,亦按照杨永恒等[17]的方法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1)因前文指出的利益集团衍生指数内生性的存在,采用GMM方法能较好克服这些问题。
(2)根据理论模型的推论1,这可能与西部地区总体资本存量不高有关,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利益衍生程度并未达到推论中提及的临界点,所以二者的双重作用并未妨碍经济增长。
(3)本文限于篇幅,没有列出稳健性分析具体的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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