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中的权力—知识分析——深度访谈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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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言文分离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但少有社会学研究方法或是教育社会学角度就这一现象的深度思考。本文从言文分离现象出发,分析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深度访谈,进而对教育中的权力一知识问题展开讨论。笔者指出,深度访谈只是为了深入了解言文一致的世界——西方世界而开发出来的一种调查工具。本为一种地方世界的治学态度或调查技术成为带有世界普遍意义的追求真理的代名词,对这一涉及权力一知识的问题应该有更深刻的知识社会学反思。深度访谈来自音声中心的西方世界,试图在言文分离而且表意优先的汉语世界里扎根,这一扎根现象本身为反思"文化霸权"、"音声帝国主义"等问题提供了可能。
Although the incongruity of speech and writing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Chinese daily life,its implications for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in general,and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in particular,has rarely been acknowledged.This study analyzes how this incongruity is a function of the power-knowledge matrix in the Chinese context,as well as how it could affect the applicability of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as a method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From this perspective,it is apparent that in-depth interviews are designed for understanding Western interviewees whose speech tends to match their thoughts more closely.As such,indepth interviews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a culturally specific methodology for gathering information from culturally specific people that should not be extended to the global sphere as a practice for attaining some universal truth.To this end,a more profound critical reflection of the power-knowledge matri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s urgently called for.Embedding the Western-rooted method of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into the context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eparation of speech and writing,is a curious process worthy of inspection in hegemonic discourse.
Although the incongruity of speech and writing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Chinese daily life,its implications for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in general,and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in particular,has rarely been acknowledged.This study analyzes how this incongruity is a function of the power-knowledge matrix in the Chinese context,as well as how it could affect the applicability of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as a method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From this perspective,it is apparent that in-depth interviews are designed for understanding Western interviewees whose speech tends to match their thoughts more closely.As such,indepth interviews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a culturally specific methodology for gathering information from culturally specific people that should not be extended to the global sphere as a practice for attaining some universal truth.To this end,a more profound critical reflection of the power-knowledge matri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s urgently called for.Embedding the Western-rooted method of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into the context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eparation of speech and writing,is a curious process worthy of inspection in hegemonic discourse.
引文
[1]包亚明.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陈介英.深度访谈在经验研究地位的反思[A].齐力,林本炫.质性研究方法与资料分析[M].南华教社所,2006:117-127.
[3]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4]陈向明.“本土概念”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3):196-199.
[5]郝志景.反思文自之争与欧式中文[J].浙江社会科学,2012(11):131-134.
[6]李春阳.20世纪汉语的言文一致问题商兑[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98-110.
[7]李玮.“白话”特性与“格律建设”:论新月派格律探索中的语言问题[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49-154.
[8]李政亮.风景民族主义[J].读书,2009(2):79-86.
[9]马维娜.《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的印象阅读[C].南师大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沙龙文集,2007-11-09(未公开发表).
[10]孙晓娥.深度访谈研究方法的实证论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01-106.
[11]唐诺.文字的故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2]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M].北京:三联书店,2008.
[13]王平.语言重构的两种向度:日本言文一致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之比较[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37-41.
[14]王仕图,吴慧敏,深度访谈与案例演练[A].齐力,林本炫.质性研究方法与资料分析[M].南华教社所,2006:97-115.
[15]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J].社会学研究,2005(5):53-68.
[16]杨善华.感知与洞察: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J].社会,2009(1):162-172.
[17]杨锡彭.汉语语素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8]赵翠兰.语言文化差异视野下农民工子女城市学校生存状态透析[A].教育改革——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下)[C].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届教育社会学论坛论文集,2013.
[19][法]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20][法]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21][德]歌德.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M].程代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2][美]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3][美]华勒斯坦.学科·知识·权力[M].刘健芝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24]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M].高原,董红钧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25][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6][日]莲实重彦.反“日语论”[M].贺晓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7][日]樱井哲夫.福柯:知识与权力[M].姜忠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8][日]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M].陈多友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29][美]麦克洛斯基.社会科学的措辞[M].许宝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
[30][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31][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32][日]柄谷行人.(1995).终焉をめぐつて.东京:讲谈社会学术文库.
[33][日]今村仁司.(1993).现代思想の系谱学.东京:ちくま学芸文库.
①这一点与日语有异。虽然受汉文影响巨大,但日语发展自成体系,而且日本在幕末明治初期开发出记录声音的一种技术体系,也就是“速记法”。有关论述参见小森阳一的《日本近代国语批判》一书。汪晖也指出:“中国言文一致运动与日本、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在方向上是相似的,即创造出新的民族语言。但是,中国的语言运动,特别是白话文运动不存在摆脱汉字符号的问题,也不存在以语音为中心重新创制书面语系统的问题。……由于不存在用‘民族语言'(‘民间语言')取代帝国语言的问题,白话文运动并不是在本土语言/帝国语言的对峙关系中提出问题,而是在贫民/贵族、俗/雅的对峙关系中建立自己的价值取向。白话文运动的所谓‘口语化'针对的是古典诗词的格律和古代书面语的雕琢和陈腐,并不是真正的‘口语化'。”(汪晖,2008:1511)
②语言学家索绪尔(F.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表意文字、表音文字的概念,但在现代语言学领域,对这一对概念尚有争议。国内学者杨锡彭对索绪尔的这一划分提出异议,认为“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并不能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大体系”,“一般把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区分开来的标准是,表音文字的一个字对应一个单纯的语音单位(音位或音节),表意文字的一个字对应一个有意义的语言单位(语素或词)。从上述分析看,作为表音文字代表的英文字母(俄文字母、法文字母等)在语音形式上与一个音位对应,但作为语言符号的符号,一个字母并不仅仅与一个单纯的语音单位(音位)相等,一个字母也可能对应一个以音位为语言形式的语素(语索音位或音位语素),也就是说,字母文字并不仅仅记录单纯的语音单位”。(杨锡彭,2003:7,33)但他也指出:“当然,从文字所使用的符号来说,汉字与记录音位或音节的字母文字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就是,在对应的语音成分方面,汉字所代表的是具体的音节,而字母文字,不管是记录音素的字母文字还是记录音节的詈、日文假名,所代表的是抽象的音素或音节。比如我们看到汉语中bu这样一个音节,想到的是‘不、布、步、部'等具体的音节。而我们用()这样的()对韩国学生进行测试,受试者的直接反映是,它们都只是纯粹表音的,是没有意义的。当我们指出‘()'可以表示‘釜'、‘()'可以表示‘花、画、华'这样一些语言成分,受试者才认为‘()'都是有意义的。”(杨锡彭,2003:35)笔者不通韩语,就这段请教了通韩语的学者:“()”表示文字的意思,“()”发音近似“釜”,“()”发音近似“花”。
①海外此类文献自然也是汗牛充栋。王仕图、吴慧敏(2006:99)引用约翰逊(J.M.J0hnson)Indepth Interviewing一文总结道:“‘深度'有不同层面的意义。首先,深度理解指的是真实生活的成员或参与者在每日的活动、事、地等所持有的理解与看法。访谈者也应寻求和其成员或参与者有相同层次的知识和理解,如果访谈者本身当时不是或不曾是该成员或参与者,他/她应该以深度访谈的方式理解参与者行动的意义。第二,深度的意义是要超越普通常识的解释及对其他文化形式的理解,对这些文化经验从普通常识的感受、解释和理解开始,但目标是在探索潜藏在表层观点下所蕴含的意义。以理解该经验的本质。第三,深度理解可以揭露出我们普通常识的假设、作法和谈论方式,部分是出自我们自己的兴趣及我们理解它们的方式。第四,深度理解让我们可以捕捉及表达对某些活动、事件、文化物件的多元的观点。因此,依据约翰逊的观点,要有清楚的深度访谈目标,首先研究者必须清楚自己的研究问题,由此呈现出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研究者和受访成员的知识及生活经验的关系。”
①《小说的兴起》中译者也谈到比如辛克莱尔和格兰迪森的人名:“辛克莱尔,原文为Sinclair,其中‘sin'的词义是罪孽、罪恶。格兰迪森。原文为Grandison,其中‘Grand'的词义为杰出的、崇高的。”见瓦特:《小说的兴起》译序1992年版第13页注3。
①“首先,‘本土概念'应该是被研究者经常使用的、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看世界的方式的概念。这些概念通常具有个性和文化特色,与学术界或一般人常用的概念不太一样”。(陈向明,2000:196)
①《东方学》一书中文译者王宇根写过一条相关的译注。可提供一些参考。王写道:在中国学界,“Orientalism”一词习惯上译为“东方主义”。但正如作者所言,“东方主义”只是该词三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之一,是从作为学术研究学科的“东方学”中引申出来的含义。尽管本书的主题之一是试图揭示隐含在传统东方学研究中的权力话语及其运作机制(“主义”),但其核心仍然是对作为一个学科的东方学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行基本的描述(“学”)。由于汉语无法用一个词来囊括这三种含义,译文只能采取变通的方式。方式之一是将原文在东方学意义上使用的“Orientalism”译为“东方学”,而将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的“Orientalism”译为“东方主义”。其二是对三者不加区分,将"Orientalism”通译为“东方学”或“东方主义”。这里采用的是后一种方式,并且选择“东方学”作为“Orientalism”的译名,请读者注意对上述三种含义加以分辨。(萨义德,1999:3)不过按照笔者的观点,王宇根“后一种方式”的处理实为明智,否则《东方学》一书的思想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①其实这里的问题也很复杂,容另择机会讨论。录一段福柯访谈中的对话暂且来管窥一下问题的复杂性。在原题为“论权力”(中译本改为“权力的阐释”)的访谈中,访谈者皮埃尔·博塞涅(P.Boncenlle)与被访者福柯之间有如下一段有趣的对话:博塞涅:1966年你出版了《词与物》,一下子引起了轰动,这本书其实是很难懂的……福柯:是的,我还要立刻补充一句,这是我最难让人读懂的一本书,也是我写得最吃力的一本书。我是认认真真地写给那些对观念的历史感兴趣的大约两千名学者看的。为什么它会引起轰动呢这实在是个谜。我的出版商和我对此琢磨了很久,因为直到该书重印了三版之后,才出现了一篇评论它的文章。博塞涅:确实如此。这部深奥的著作的成功是不是有误解的成分在里面呢拿每年发行几十万册的小拉罗斯百科全书来说吧。里面写着:“米歇勒·福柯……研究非连续性的历史的哲学的学者。”你对这种概括从来就没有同意过,为什么呢福柯:同《词与物》联系在一道的有关“非连续性”的观念已经成了一种非常武断的看法。我对此是否负有责任可事实上,我的这本书表达了恰好相反的观点。请原谅我的武断:只有当你了解了这本书所涉及的领域——生物学史、政治经济学史、普通语法史——才能一下子看出什么是停止和断裂。例如,1750年的一部医学著作在我们看来倒更像是一本滑稽的民间传说,我们对它其实一无所知;可是,七十年后,在1820年左右,出版了一些医学书,尽管我们看起来充斥着大量浅见谬说,却与我们自己的知识属于同一类型。因此,我在《词与物》中从不言而喻的非连续性出发,试图问自_己这样一个问题:这种非连续性是一种真正的非连续性吗或者,说的更确切一点,需要经历怎样的转型,才能使一种类型的知识发展为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就我而言,这根本不是在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恰恰相反,这是把历史的非连续性作为一个疑问提出来,并力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的研究同“非连续性的哲学”正好相反。可是,也许是这本书太难读了,也许人们最容易被大量强调的东西吸引注意,光看到那些显而易见的对非连续性的提及,他们就不再深究下去了。他们没有看到整部书是从表面上的非连续性着手——对此关心生物学、医学、语法的历史学家会同意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包亚明,1997:25-26)
②中文版译者在“译者后记”中写道:“福柯称这部著作为‘我的第一部著作',这可以从‘成熟之作'和‘领衔之作'这双重意义来理解,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福柯本人对这部著作的重视。”(福柯,1999:375)
[2]陈介英.深度访谈在经验研究地位的反思[A].齐力,林本炫.质性研究方法与资料分析[M].南华教社所,2006:117-127.
[3]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4]陈向明.“本土概念”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3):196-199.
[5]郝志景.反思文自之争与欧式中文[J].浙江社会科学,2012(11):131-134.
[6]李春阳.20世纪汉语的言文一致问题商兑[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98-110.
[7]李玮.“白话”特性与“格律建设”:论新月派格律探索中的语言问题[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49-154.
[8]李政亮.风景民族主义[J].读书,2009(2):79-86.
[9]马维娜.《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的印象阅读[C].南师大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沙龙文集,2007-11-09(未公开发表).
[10]孙晓娥.深度访谈研究方法的实证论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01-106.
[11]唐诺.文字的故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2]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M].北京:三联书店,2008.
[13]王平.语言重构的两种向度:日本言文一致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之比较[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37-41.
[14]王仕图,吴慧敏,深度访谈与案例演练[A].齐力,林本炫.质性研究方法与资料分析[M].南华教社所,2006:97-115.
[15]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J].社会学研究,2005(5):53-68.
[16]杨善华.感知与洞察: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J].社会,2009(1):162-172.
[17]杨锡彭.汉语语素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8]赵翠兰.语言文化差异视野下农民工子女城市学校生存状态透析[A].教育改革——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下)[C].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届教育社会学论坛论文集,2013.
[19][法]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20][法]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21][德]歌德.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M].程代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2][美]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3][美]华勒斯坦.学科·知识·权力[M].刘健芝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24]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M].高原,董红钧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25][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6][日]莲实重彦.反“日语论”[M].贺晓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7][日]樱井哲夫.福柯:知识与权力[M].姜忠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8][日]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M].陈多友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29][美]麦克洛斯基.社会科学的措辞[M].许宝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
[30][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31][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32][日]柄谷行人.(1995).终焉をめぐつて.东京:讲谈社会学术文库.
[33][日]今村仁司.(1993).现代思想の系谱学.东京:ちくま学芸文库.
①这一点与日语有异。虽然受汉文影响巨大,但日语发展自成体系,而且日本在幕末明治初期开发出记录声音的一种技术体系,也就是“速记法”。有关论述参见小森阳一的《日本近代国语批判》一书。汪晖也指出:“中国言文一致运动与日本、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在方向上是相似的,即创造出新的民族语言。但是,中国的语言运动,特别是白话文运动不存在摆脱汉字符号的问题,也不存在以语音为中心重新创制书面语系统的问题。……由于不存在用‘民族语言'(‘民间语言')取代帝国语言的问题,白话文运动并不是在本土语言/帝国语言的对峙关系中提出问题,而是在贫民/贵族、俗/雅的对峙关系中建立自己的价值取向。白话文运动的所谓‘口语化'针对的是古典诗词的格律和古代书面语的雕琢和陈腐,并不是真正的‘口语化'。”(汪晖,2008:1511)
②语言学家索绪尔(F.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表意文字、表音文字的概念,但在现代语言学领域,对这一对概念尚有争议。国内学者杨锡彭对索绪尔的这一划分提出异议,认为“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并不能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大体系”,“一般把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区分开来的标准是,表音文字的一个字对应一个单纯的语音单位(音位或音节),表意文字的一个字对应一个有意义的语言单位(语素或词)。从上述分析看,作为表音文字代表的英文字母(俄文字母、法文字母等)在语音形式上与一个音位对应,但作为语言符号的符号,一个字母并不仅仅与一个单纯的语音单位(音位)相等,一个字母也可能对应一个以音位为语言形式的语素(语索音位或音位语素),也就是说,字母文字并不仅仅记录单纯的语音单位”。(杨锡彭,2003:7,33)但他也指出:“当然,从文字所使用的符号来说,汉字与记录音位或音节的字母文字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就是,在对应的语音成分方面,汉字所代表的是具体的音节,而字母文字,不管是记录音素的字母文字还是记录音节的詈、日文假名,所代表的是抽象的音素或音节。比如我们看到汉语中bu这样一个音节,想到的是‘不、布、步、部'等具体的音节。而我们用()这样的()对韩国学生进行测试,受试者的直接反映是,它们都只是纯粹表音的,是没有意义的。当我们指出‘()'可以表示‘釜'、‘()'可以表示‘花、画、华'这样一些语言成分,受试者才认为‘()'都是有意义的。”(杨锡彭,2003:35)笔者不通韩语,就这段请教了通韩语的学者:“()”表示文字的意思,“()”发音近似“釜”,“()”发音近似“花”。
①海外此类文献自然也是汗牛充栋。王仕图、吴慧敏(2006:99)引用约翰逊(J.M.J0hnson)Indepth Interviewing一文总结道:“‘深度'有不同层面的意义。首先,深度理解指的是真实生活的成员或参与者在每日的活动、事、地等所持有的理解与看法。访谈者也应寻求和其成员或参与者有相同层次的知识和理解,如果访谈者本身当时不是或不曾是该成员或参与者,他/她应该以深度访谈的方式理解参与者行动的意义。第二,深度的意义是要超越普通常识的解释及对其他文化形式的理解,对这些文化经验从普通常识的感受、解释和理解开始,但目标是在探索潜藏在表层观点下所蕴含的意义。以理解该经验的本质。第三,深度理解可以揭露出我们普通常识的假设、作法和谈论方式,部分是出自我们自己的兴趣及我们理解它们的方式。第四,深度理解让我们可以捕捉及表达对某些活动、事件、文化物件的多元的观点。因此,依据约翰逊的观点,要有清楚的深度访谈目标,首先研究者必须清楚自己的研究问题,由此呈现出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研究者和受访成员的知识及生活经验的关系。”
①《小说的兴起》中译者也谈到比如辛克莱尔和格兰迪森的人名:“辛克莱尔,原文为Sinclair,其中‘sin'的词义是罪孽、罪恶。格兰迪森。原文为Grandison,其中‘Grand'的词义为杰出的、崇高的。”见瓦特:《小说的兴起》译序1992年版第13页注3。
①“首先,‘本土概念'应该是被研究者经常使用的、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看世界的方式的概念。这些概念通常具有个性和文化特色,与学术界或一般人常用的概念不太一样”。(陈向明,2000:196)
①《东方学》一书中文译者王宇根写过一条相关的译注。可提供一些参考。王写道:在中国学界,“Orientalism”一词习惯上译为“东方主义”。但正如作者所言,“东方主义”只是该词三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之一,是从作为学术研究学科的“东方学”中引申出来的含义。尽管本书的主题之一是试图揭示隐含在传统东方学研究中的权力话语及其运作机制(“主义”),但其核心仍然是对作为一个学科的东方学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行基本的描述(“学”)。由于汉语无法用一个词来囊括这三种含义,译文只能采取变通的方式。方式之一是将原文在东方学意义上使用的“Orientalism”译为“东方学”,而将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的“Orientalism”译为“东方主义”。其二是对三者不加区分,将"Orientalism”通译为“东方学”或“东方主义”。这里采用的是后一种方式,并且选择“东方学”作为“Orientalism”的译名,请读者注意对上述三种含义加以分辨。(萨义德,1999:3)不过按照笔者的观点,王宇根“后一种方式”的处理实为明智,否则《东方学》一书的思想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①其实这里的问题也很复杂,容另择机会讨论。录一段福柯访谈中的对话暂且来管窥一下问题的复杂性。在原题为“论权力”(中译本改为“权力的阐释”)的访谈中,访谈者皮埃尔·博塞涅(P.Boncenlle)与被访者福柯之间有如下一段有趣的对话:博塞涅:1966年你出版了《词与物》,一下子引起了轰动,这本书其实是很难懂的……福柯:是的,我还要立刻补充一句,这是我最难让人读懂的一本书,也是我写得最吃力的一本书。我是认认真真地写给那些对观念的历史感兴趣的大约两千名学者看的。为什么它会引起轰动呢这实在是个谜。我的出版商和我对此琢磨了很久,因为直到该书重印了三版之后,才出现了一篇评论它的文章。博塞涅:确实如此。这部深奥的著作的成功是不是有误解的成分在里面呢拿每年发行几十万册的小拉罗斯百科全书来说吧。里面写着:“米歇勒·福柯……研究非连续性的历史的哲学的学者。”你对这种概括从来就没有同意过,为什么呢福柯:同《词与物》联系在一道的有关“非连续性”的观念已经成了一种非常武断的看法。我对此是否负有责任可事实上,我的这本书表达了恰好相反的观点。请原谅我的武断:只有当你了解了这本书所涉及的领域——生物学史、政治经济学史、普通语法史——才能一下子看出什么是停止和断裂。例如,1750年的一部医学著作在我们看来倒更像是一本滑稽的民间传说,我们对它其实一无所知;可是,七十年后,在1820年左右,出版了一些医学书,尽管我们看起来充斥着大量浅见谬说,却与我们自己的知识属于同一类型。因此,我在《词与物》中从不言而喻的非连续性出发,试图问自_己这样一个问题:这种非连续性是一种真正的非连续性吗或者,说的更确切一点,需要经历怎样的转型,才能使一种类型的知识发展为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就我而言,这根本不是在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恰恰相反,这是把历史的非连续性作为一个疑问提出来,并力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的研究同“非连续性的哲学”正好相反。可是,也许是这本书太难读了,也许人们最容易被大量强调的东西吸引注意,光看到那些显而易见的对非连续性的提及,他们就不再深究下去了。他们没有看到整部书是从表面上的非连续性着手——对此关心生物学、医学、语法的历史学家会同意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包亚明,1997:25-26)
②中文版译者在“译者后记”中写道:“福柯称这部著作为‘我的第一部著作',这可以从‘成熟之作'和‘领衔之作'这双重意义来理解,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福柯本人对这部著作的重视。”(福柯,1999: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