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遗存及其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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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直以来,学界对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遗存认知较为模糊,概因处于该时间段的遗址虽为数不少,但文化层却多单薄,资料也零碎。但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可知,宁镇地区自良渚文化后至点将台文化之间并非空白。近年来,安徽当涂船里山、江苏镇江马迹山等遗址均发现有后良渚阶段遗存的地层堆积或遗迹,遗物也较丰富。结合以前的发掘和调查资料,可以发现这类遗存不仅与以太湖流域为分布中心的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关系紧密,而且与淮河流域、滁河流域甚至海岱地区的龙山时期诸考古学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The post-Liangzhu remains in Ningzhen area have not been thoroughly studied with clear conclusions due to the slim cultural layers during this period despite of the decent number of sites thus the unsystematic data. The increasing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however indicate that there is no gap between Liangzhu Culture and Dianjiangtai Culture in Ningzhen area. The discoveries in the recent years such as the Chuanlishan Site in Dangtu, Anhui province and Majishan Site in Zhenjiang, Jiangsu province have found strata accumulation and remains as abundant objects from post-Liangzhu period. Based on previous excavation and investigation data, it is believed that post-Liangzhu remains are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ltures surrounding the Taihu Lake basin of the same period, but also to the cultures of Longshan period in the Huaihe river basin, Chuhe river basin and even the Haidai area.
The post-Liangzhu remains in Ningzhen area have not been thoroughly studied with clear conclusions due to the slim cultural layers during this period despite of the decent number of sites thus the unsystematic data. The increasing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however indicate that there is no gap between Liangzhu Culture and Dianjiangtai Culture in Ningzhen area. The discoveries in the recent years such as the Chuanlishan Site in Dangtu, Anhui province and Majishan Site in Zhenjiang, Jiangsu province have found strata accumulation and remains as abundant objects from post-Liangzhu period. Based on previous excavation and investigation data, it is believed that post-Liangzhu remains are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ltures surrounding the Taihu Lake basin of the same period, but also to the cultures of Longshan period in the Huaihe river basin, Chuhe river basin and even the Haidai area.
引文
[1]a.曾昭燏等:《江宁湖熟史前遗址调查记》,南京博物院编著《南京附近考古报告》,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b.尹焕章、张正祥:《宁镇山脉及秦淮河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普查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2]魏正瑾:《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与分期》,《考古》1983年第9期。魏先生后来观点发生了一些改变,他将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同样划分为三期,认为第一期以北阴阳营第四层墓葬为代表;第二期以营盘山、城头山遗存为代表;第三期以朝墩头下层、昝庙良渚墓葬为代表。具体详参魏正瑾:《长江下游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及其东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七),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1-412页。
[3]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研究》,高崇文、安田喜宪主编《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48-250页。
[4]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4-189页。
[5]纪仲庆认为第一期以北阴阳营H68、H70遗存为代表;第二期以墓葬区遗存为代表;第三期以太岗寺下层和北阴阳营居住区墓葬遗存为代表;第四期以良渚时期遗存为代表。可参纪仲庆:《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相邻地区诸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4-43页。
[6]谷建祥认为第一期以丁沙地早期、北阴阳营第一期和薛城下文化层遗存为代表;第二期以北阴阳营二期及薛城中期遗存为代表;第三期以北阴阳营三期、昝庙下层及太岗寺同类遗存为代表;第四期以城头山下层、营盘山墓地、朝墩头一期及薛城晚期遗存为代表;第五期以北阴阳营四期、朝墩头二期、太岗寺和昝庙的同类遗存为代表。具体参邹厚本主编《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第59-65页。
[7]a.陈国庆、许鹏飞:《浅析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城文化遗存》,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8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b.许鹏飞:《宁镇地区及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
[8]刘建国:《浅论宁镇地区古代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1986年第8期。
[9]a.同[3],第249页;b.张敏:《20世纪江苏考古工作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东南文化》2005年第3期。
[10]a.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0期;b.周丽娟:《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墓葬与水井的发掘》,《东南文化》2003年第11期;c.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2001~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8期;d.王清刚:《2012年度上海广富林遗址山东大学发掘区发掘报告》,山东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e.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2008年发掘简报》,上海博物馆编《广富林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f.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新石器时代遗址初探》,《考古》1962年第9期。
[11]a.丁品、郑云飞等:《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5日第1版;b.丁品:《湖州市钱山漾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马桥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2007年;c.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7期;d.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钱山漾——第三、四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12]a.张忠培:《解惑与求真——在“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的讲话》,《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b.宋建:《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c.翟杨:《广富林遗址广富林文化的分期和年代》,《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d.陈杰:《广富林文化初论》,《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e.栾丰实:《试论广富林文化》,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3]a.《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暨钱山漾遗址学术研讨会在湖州召开——“钱山漾文化”正式命名》,《中国文物报》2014年11月18日第1版;b.宋建:《“钱山漾文化”的提出与思考》,《中国文物报》2015年2月13日第6版;c.曹峻:《钱山漾文化因素初析》,《东南文化》2015年第5期。
[14]谷建祥、申宪:《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去向初探——江苏境内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遗存分析》,蒋赞初主编《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1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当涂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当涂船里山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8年第3期。
[16]a.镇江博物馆:《镇江马迹山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1期;b.镇江博物馆:《镇江马迹山遗址发掘报告》,镇江博物馆编著《镇江台形遗址》,江苏大学出版社2015年。
[17]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太岗寺工作组:《南京西善桥太岗寺遗址的发掘》,《考古》1962年第3期。
[18]a.谷建祥:《高淳县朝墩头新石器时代至周代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b.同[14]。
[19]同[15]。
[20]同[16]。
[21]同[17]。
[22]高广仁、邵望平:《史前陶鬶初论》,《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蚌埠禹会村》,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66-167页。
[24]同[11]d,第70-71页。
[2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宿州市文物管理局等:《宿州芦城孜》,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38-140、171-175页。
[26]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36-139、158-163页。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商邱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28]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扬州博物馆等:《江苏兴化戴家舍南荡遗址》,《文物》1995年第4期。
[29]同[10]。
[30]同[18]。
[31]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
[32]曾昭燏等:《江宁湖熟史前遗址调查记》,南京博物院编著《南京附近考古报告》,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
[33]南京市博物馆、江宁区博物馆:《江宁湖熟曹家边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编著《穿越宜溧山地——宁杭高铁江苏段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年。
[34]同[32]。
[35]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等:《句容东岗头遗址——2005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3页。
[36]郭小敏:《姑溪河流域先秦遗址初探》,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37]同[36],第18、19页。
[38]同[36],第19、20页。
[39]同[36],第21、22页。
[40]中国国家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当涂县姑溪河流域系统调查简报》,《东南文化》2014年第5期。
[41]同[40]。
[42]同[40]。
[43]a.南京市文物局、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高淳县薛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5期;b.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市高淳区文化广电局:《南京高淳薛城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南京市博物总馆、南京市考古研究所编著《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第四辑),文物出版社2016年。
[44]笔者曾对该点将台遗址进行调查,并于地表采集到侧扁三角鼎足8件(均不完整),其中4件保留有足尖,足尖明显外撇、靠外侧处有按捺现象。这些鼎足,有较宽、细高两种。足多素面,部分足面有稍内凹的处理,其中1件有纵向的多道凹槽。横剖面形态也有两种,一种为扁圆形,一种为外侧缘突变薄。采集的这些鼎足,均属后良渚阶段,但有明确的早晚关系。早在1973年,南京博物院便对该遗址进行过发掘,当时也出土有后良渚阶段遗物,但并不典型。具体参见南京博物院:《江宁汤山点将台遗址》,《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
[45]团山考古队:《江苏丹徒赵家窑团山遗址》,《东南文化》1989年第1期。
[46]邹厚本、宋建等:《丹徒断山墩遗址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47]江苏省文物局:《江苏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48]经正式发掘出土的后良渚阶段遗物的遗址有老鼠墩、太岗寺、曹家边、船里山、窑墩和东岗头等,其中前两处遗址所见遗物仅有大致单位,后几处遗物则是出于偏晚地层。
[49]滁河流域存在类似遗存的遗址有肥东大城头和南京牛头岗。a.安徽省博物馆:《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b.王光明:《牛头岗遗址早期陶器与禹会村出土陶器之初步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安徽省文化厅等编著《禹会村遗址研究——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c.华国荣:《南京牛头岗遗址的发掘》,国家文物局主编《200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4年。
[50]韩建业认为这种以垂腹鼎、高领罐、假圈足扭器、假腹高圈足簋、长颈壶、浅盘等为特征器的禹会龙山遗存,或可称“禹会类型”,并认为其年代为龙山前后期过渡阶段或稍偏晚,具体可见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9页。笔者认同将禹会龙山时期遗存单划为一个类型的观点,并认为可将袋足甗、实足鬶、袋足鬶、深鼓腹罐补充入内。鼎的形态多见侧扁足,足跟、足尖多经按捺处理。除此之外,足面纵向刻槽的舌形足(或正装足)、多样的纵向索状堆纹足均较发达,也可见到少量鸟首形足、斜向刻划纹饰的舌形足或鸭嘴形足。禹会类型分布范围北部至少已到北淝河,南部至少到瓦埠湖水系,东部可能到泗县一带,西部暂不清晰。
[51]造律台文化是指以永城王油坊、永城造律台、宿州芦城孜等地龙山时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之前也有王油坊类型或造律台类型的认识。称王油坊类型的,如a.吴汝祚:《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的初步探索》,《文物》1978年第9期;b.栾丰实:《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初论》,《考古》1992年第10期。称造律台类型的,如a.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b.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第4期。
[52]关于南荡类型的认识,可参考a.张弛:《中国史前农业、经济的发展与文明的起源》,《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b.张敏:《南荡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大象出版社2003年;c.宋建:《从广富林遗存看环太湖地区早期文明的衰变》,上海博物馆编《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
[53]刻划槽的作风盛行于良渚文化并被钱山漾文化所继承,后者更为多样,出现了斜向或“八”字形刻槽。北方龙山文化中流行在舌形足面饰纵向刻槽的做法,可能也是受良渚文化影响所致。斜向或“八”字形刻槽饰在禹会类型中仅见2例,分别见于长丰古城和泗县大郭。a.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丰县文物管理所:《安徽长丰县古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研究》(第19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b.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泗县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遗址调查报告》,《东方考古》(第10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
[54]a.苗霞:《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及其年代与分期》,《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6期;b.梁中合:《尉迟寺类型初论》,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编《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
[55]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盐城市文管会等:《江苏阜宁陆庄遗址》,徐湖平主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56]南京博物院、盐城市博物馆等:《江苏阜宁县东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4年第6期。
[57]同[49]b。
[58]广富林考古队:《2012年上海广富林遗址考古或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13年6月21日第8版。
[59]高蒙河:《试论“漩涡地带”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东南文化》1989年第1期。
[60]a.张敏:《试论点将台文化》,《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b.毛颖、张敏:《长江下游的徐舒与吴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9-98页。
[2]魏正瑾:《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与分期》,《考古》1983年第9期。魏先生后来观点发生了一些改变,他将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同样划分为三期,认为第一期以北阴阳营第四层墓葬为代表;第二期以营盘山、城头山遗存为代表;第三期以朝墩头下层、昝庙良渚墓葬为代表。具体详参魏正瑾:《长江下游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及其东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七),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1-412页。
[3]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研究》,高崇文、安田喜宪主编《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48-250页。
[4]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4-189页。
[5]纪仲庆认为第一期以北阴阳营H68、H70遗存为代表;第二期以墓葬区遗存为代表;第三期以太岗寺下层和北阴阳营居住区墓葬遗存为代表;第四期以良渚时期遗存为代表。可参纪仲庆:《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相邻地区诸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4-43页。
[6]谷建祥认为第一期以丁沙地早期、北阴阳营第一期和薛城下文化层遗存为代表;第二期以北阴阳营二期及薛城中期遗存为代表;第三期以北阴阳营三期、昝庙下层及太岗寺同类遗存为代表;第四期以城头山下层、营盘山墓地、朝墩头一期及薛城晚期遗存为代表;第五期以北阴阳营四期、朝墩头二期、太岗寺和昝庙的同类遗存为代表。具体参邹厚本主编《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第59-65页。
[7]a.陈国庆、许鹏飞:《浅析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城文化遗存》,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8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b.许鹏飞:《宁镇地区及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
[8]刘建国:《浅论宁镇地区古代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1986年第8期。
[9]a.同[3],第249页;b.张敏:《20世纪江苏考古工作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东南文化》2005年第3期。
[10]a.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0期;b.周丽娟:《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墓葬与水井的发掘》,《东南文化》2003年第11期;c.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2001~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8期;d.王清刚:《2012年度上海广富林遗址山东大学发掘区发掘报告》,山东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e.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2008年发掘简报》,上海博物馆编《广富林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f.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新石器时代遗址初探》,《考古》1962年第9期。
[11]a.丁品、郑云飞等:《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5日第1版;b.丁品:《湖州市钱山漾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马桥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2007年;c.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7期;d.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钱山漾——第三、四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12]a.张忠培:《解惑与求真——在“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的讲话》,《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b.宋建:《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c.翟杨:《广富林遗址广富林文化的分期和年代》,《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d.陈杰:《广富林文化初论》,《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e.栾丰实:《试论广富林文化》,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3]a.《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暨钱山漾遗址学术研讨会在湖州召开——“钱山漾文化”正式命名》,《中国文物报》2014年11月18日第1版;b.宋建:《“钱山漾文化”的提出与思考》,《中国文物报》2015年2月13日第6版;c.曹峻:《钱山漾文化因素初析》,《东南文化》2015年第5期。
[14]谷建祥、申宪:《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去向初探——江苏境内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遗存分析》,蒋赞初主编《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1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当涂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当涂船里山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8年第3期。
[16]a.镇江博物馆:《镇江马迹山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1期;b.镇江博物馆:《镇江马迹山遗址发掘报告》,镇江博物馆编著《镇江台形遗址》,江苏大学出版社2015年。
[17]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太岗寺工作组:《南京西善桥太岗寺遗址的发掘》,《考古》1962年第3期。
[18]a.谷建祥:《高淳县朝墩头新石器时代至周代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b.同[14]。
[19]同[15]。
[20]同[16]。
[21]同[17]。
[22]高广仁、邵望平:《史前陶鬶初论》,《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蚌埠禹会村》,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66-167页。
[24]同[11]d,第70-71页。
[2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宿州市文物管理局等:《宿州芦城孜》,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38-140、171-175页。
[26]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36-139、158-163页。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商邱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28]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扬州博物馆等:《江苏兴化戴家舍南荡遗址》,《文物》1995年第4期。
[29]同[10]。
[30]同[18]。
[31]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
[32]曾昭燏等:《江宁湖熟史前遗址调查记》,南京博物院编著《南京附近考古报告》,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
[33]南京市博物馆、江宁区博物馆:《江宁湖熟曹家边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编著《穿越宜溧山地——宁杭高铁江苏段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年。
[34]同[32]。
[35]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等:《句容东岗头遗址——2005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3页。
[36]郭小敏:《姑溪河流域先秦遗址初探》,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37]同[36],第18、19页。
[38]同[36],第19、20页。
[39]同[36],第21、22页。
[40]中国国家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当涂县姑溪河流域系统调查简报》,《东南文化》2014年第5期。
[41]同[40]。
[42]同[40]。
[43]a.南京市文物局、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高淳县薛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5期;b.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市高淳区文化广电局:《南京高淳薛城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南京市博物总馆、南京市考古研究所编著《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第四辑),文物出版社2016年。
[44]笔者曾对该点将台遗址进行调查,并于地表采集到侧扁三角鼎足8件(均不完整),其中4件保留有足尖,足尖明显外撇、靠外侧处有按捺现象。这些鼎足,有较宽、细高两种。足多素面,部分足面有稍内凹的处理,其中1件有纵向的多道凹槽。横剖面形态也有两种,一种为扁圆形,一种为外侧缘突变薄。采集的这些鼎足,均属后良渚阶段,但有明确的早晚关系。早在1973年,南京博物院便对该遗址进行过发掘,当时也出土有后良渚阶段遗物,但并不典型。具体参见南京博物院:《江宁汤山点将台遗址》,《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
[45]团山考古队:《江苏丹徒赵家窑团山遗址》,《东南文化》1989年第1期。
[46]邹厚本、宋建等:《丹徒断山墩遗址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47]江苏省文物局:《江苏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48]经正式发掘出土的后良渚阶段遗物的遗址有老鼠墩、太岗寺、曹家边、船里山、窑墩和东岗头等,其中前两处遗址所见遗物仅有大致单位,后几处遗物则是出于偏晚地层。
[49]滁河流域存在类似遗存的遗址有肥东大城头和南京牛头岗。a.安徽省博物馆:《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b.王光明:《牛头岗遗址早期陶器与禹会村出土陶器之初步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安徽省文化厅等编著《禹会村遗址研究——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c.华国荣:《南京牛头岗遗址的发掘》,国家文物局主编《200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4年。
[50]韩建业认为这种以垂腹鼎、高领罐、假圈足扭器、假腹高圈足簋、长颈壶、浅盘等为特征器的禹会龙山遗存,或可称“禹会类型”,并认为其年代为龙山前后期过渡阶段或稍偏晚,具体可见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9页。笔者认同将禹会龙山时期遗存单划为一个类型的观点,并认为可将袋足甗、实足鬶、袋足鬶、深鼓腹罐补充入内。鼎的形态多见侧扁足,足跟、足尖多经按捺处理。除此之外,足面纵向刻槽的舌形足(或正装足)、多样的纵向索状堆纹足均较发达,也可见到少量鸟首形足、斜向刻划纹饰的舌形足或鸭嘴形足。禹会类型分布范围北部至少已到北淝河,南部至少到瓦埠湖水系,东部可能到泗县一带,西部暂不清晰。
[51]造律台文化是指以永城王油坊、永城造律台、宿州芦城孜等地龙山时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之前也有王油坊类型或造律台类型的认识。称王油坊类型的,如a.吴汝祚:《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的初步探索》,《文物》1978年第9期;b.栾丰实:《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初论》,《考古》1992年第10期。称造律台类型的,如a.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b.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第4期。
[52]关于南荡类型的认识,可参考a.张弛:《中国史前农业、经济的发展与文明的起源》,《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b.张敏:《南荡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大象出版社2003年;c.宋建:《从广富林遗存看环太湖地区早期文明的衰变》,上海博物馆编《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
[53]刻划槽的作风盛行于良渚文化并被钱山漾文化所继承,后者更为多样,出现了斜向或“八”字形刻槽。北方龙山文化中流行在舌形足面饰纵向刻槽的做法,可能也是受良渚文化影响所致。斜向或“八”字形刻槽饰在禹会类型中仅见2例,分别见于长丰古城和泗县大郭。a.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丰县文物管理所:《安徽长丰县古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研究》(第19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b.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泗县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遗址调查报告》,《东方考古》(第10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
[54]a.苗霞:《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及其年代与分期》,《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6期;b.梁中合:《尉迟寺类型初论》,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编《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
[55]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盐城市文管会等:《江苏阜宁陆庄遗址》,徐湖平主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56]南京博物院、盐城市博物馆等:《江苏阜宁县东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4年第6期。
[57]同[49]b。
[58]广富林考古队:《2012年上海广富林遗址考古或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13年6月21日第8版。
[59]高蒙河:《试论“漩涡地带”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东南文化》1989年第1期。
[60]a.张敏:《试论点将台文化》,《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b.毛颖、张敏:《长江下游的徐舒与吴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9-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