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基本特性诠释:刑罚确定性与刑罚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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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刑罚基本特性涵盖了刑罚确定性与刑罚灵活性。刑罚确定性为刑罚灵活性划定了权力边界,刑罚灵活性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应受到刑罚确定性的制约;刑罚灵活性又是对刑罚确定性的有益补充,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修复刑罚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刑罚立法上和刑事司法上的"真空"。刑罚确定性与刑罚灵活性之间存在逻辑上的紧张关系,刑罚适应性命题的提出正是为了消解和克服这种紧张关系。刑罚适应性命题在法律逻辑与法律思维上强调一种体系化思考,更加注重对刑罚实践中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并以此积极回应刑罚实践理性的各种价值诉求。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criminal punishment includes certainty and flexibility of criminal punishment.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methodology and conception is strongly supported by the theories in the Jurisprudenc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ertainty and flexibility can be explained as follows:certainty outlining the boundary of flexibility and flexibility should be restricted by certainty while playing its roles.Flexibility comprises as a good supplement to certainty and offsets th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vacuum and black hole brought by uncertainty to some extent.There is logical tension between flexibility and certainty.The bringing of penalty adaptability can ease and overcome the tension.Penalty adaptability emphasizes systematic thought and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and solution to specific questions,which can answer the calls of practical rationality.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criminal punishment includes certainty and flexibility of criminal punishment.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methodology and conception is strongly supported by the theories in the Jurisprudenc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ertainty and flexibility can be explained as follows:certainty outlining the boundary of flexibility and flexibility should be restricted by certainty while playing its roles.Flexibility comprises as a good supplement to certainty and offsets th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vacuum and black hole brought by uncertainty to some extent.There is logical tension between flexibility and certainty.The bringing of penalty adaptability can ease and overcome the tension.Penalty adaptability emphasizes systematic thought and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and solution to specific questions,which can answer the calls of practical rationality.
引文
[1]王牧教授指出,在刑罚概念界定这个问题上,中西学界存在方法论上的集体性差异。我国学者往往在客观事实角度上看待刑罚,采用普通概念的逻辑,寻求刑罚的本质属性;而西方学者则自觉不自觉地采取法律概念逻辑,重在价值事实的意义上,寻求刑罚的主体性意义、根据和目的。参见王牧:《论刑罚概念:从“本质”到“意义”》,《当代法学》2018年第2期,第55页。
[2]参见刘守芬等:《罪刑均衡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0页。
[3]参见[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4]参见房清侠:《刑罚变革探索》,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5页。
[5]姜敏:《对贝卡里亚刑法思想的传承和超越》,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
[6]周少华:《刑法之适应性---刑事法治的实践逻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7]同前注[6],第63-65页。
[8]参见周少华:《刑法之灵活性及其意义》,《现代法学》2011年第1期,第112-113页。
[9]翟中东教授指出,制定社区性刑罚是国际社会解决短期监禁犯症状成功的探索。鉴于我国刑罚体系存在的功能性不足,不能充分应对短期监禁犯症状所带来的突出问题,应当考虑制定社区性刑罚。参见翟中东:《社区性刑罚的立法与短期监禁刑问题的解决》,《法学家》2018年第2期,第144-149页。笔者认为,考察刑事禁止令制度创设的理论基础、立法根据和具体制度运行实践,其当为今后我国社区性刑罚构建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10]参见黄太云:《刑法修正案解读全编---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全新阐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126页。
[11]胡云腾、周加海、喻海松:《〈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解读》,《人民检察》2011年第13期,第10页。
[12]李怀胜:《禁止令的法律性质及其改革方向》,《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11期,第11-13页。
[13]参见敦宁:《自由刑改革的中国路径》,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295页。
[14]李洁:《论罪刑法定的实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15]判例法虽不同于制定法,但也是以成文法为基本表现形式的,而成文法是和习惯法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刑罚表达方式的成文性上,两大法系国家的刑法有着某种高度的契合性与相似性。
[16]参见王彬:《案例指导与法律方法》,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22页。
[17]同前注[14],第68页。
[18]参见苏永生:《区域刑事法治的经验与逻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159页。
[19]参见何立荣:《中国刑法发展辩证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5-368页。
[20]杜宇:《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刑法视域中“习惯法”的初步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1]同前注[6],第70页。
[22]薛静丽:《刑罚权的动态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页。
[23][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24]参见王利宾:《刑罚的经济分析》,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136页。
[25]参见于阳:《法定刑设定模式的缺陷与调整研究》,《行政与法》2015年第8期,第98-102页。
[26]参见国际刑罚改革协会编:《制定有成效的法律和政策---法律、政策制定者的刑事司法改革和刑罚立法、政策及实践手册》,冯建军、张红玲译,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27]同前注[6],第132页。
[28]参见王牧:《论刑罚概念:从“本质”到“意义”》,《当代法学》2018年第2期,第59-60页。
[29]参见龙腾云:《刑罚进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36-238页。
[30]参见刘凯:《罚金刑执行难问题及其解决对策》,《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6期,第56-57页。
[31]参见李洁:《死刑并科财产刑的实质根据质疑》,《当代法学》2013年第6期,第23-28页。
[32]参见于阳:《刑事禁止令司法适用中的法律监督机制探究》,《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168-172页。
[33]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70-672页。
[34]参见李洁:《罪与刑立法规定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213页。
[35]同前注[31],第23-28页。
[36]周少华:《适应性:变动社会中的法律命题》,《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6期,第115页。
[37]参见周少华:《刑法思维的理论分野及其思想资源》,《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4期,第91-94页。
[38]参见于阳:《我国刑罚体系之适应性调整研究》,《东方法学》2016年第1期,第147-149页。
[2]参见刘守芬等:《罪刑均衡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0页。
[3]参见[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4]参见房清侠:《刑罚变革探索》,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5页。
[5]姜敏:《对贝卡里亚刑法思想的传承和超越》,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
[6]周少华:《刑法之适应性---刑事法治的实践逻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7]同前注[6],第63-65页。
[8]参见周少华:《刑法之灵活性及其意义》,《现代法学》2011年第1期,第112-113页。
[9]翟中东教授指出,制定社区性刑罚是国际社会解决短期监禁犯症状成功的探索。鉴于我国刑罚体系存在的功能性不足,不能充分应对短期监禁犯症状所带来的突出问题,应当考虑制定社区性刑罚。参见翟中东:《社区性刑罚的立法与短期监禁刑问题的解决》,《法学家》2018年第2期,第144-149页。笔者认为,考察刑事禁止令制度创设的理论基础、立法根据和具体制度运行实践,其当为今后我国社区性刑罚构建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10]参见黄太云:《刑法修正案解读全编---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全新阐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126页。
[11]胡云腾、周加海、喻海松:《〈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解读》,《人民检察》2011年第13期,第10页。
[12]李怀胜:《禁止令的法律性质及其改革方向》,《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11期,第11-13页。
[13]参见敦宁:《自由刑改革的中国路径》,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295页。
[14]李洁:《论罪刑法定的实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15]判例法虽不同于制定法,但也是以成文法为基本表现形式的,而成文法是和习惯法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刑罚表达方式的成文性上,两大法系国家的刑法有着某种高度的契合性与相似性。
[16]参见王彬:《案例指导与法律方法》,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22页。
[17]同前注[14],第68页。
[18]参见苏永生:《区域刑事法治的经验与逻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159页。
[19]参见何立荣:《中国刑法发展辩证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5-368页。
[20]杜宇:《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刑法视域中“习惯法”的初步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1]同前注[6],第70页。
[22]薛静丽:《刑罚权的动态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页。
[23][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24]参见王利宾:《刑罚的经济分析》,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136页。
[25]参见于阳:《法定刑设定模式的缺陷与调整研究》,《行政与法》2015年第8期,第98-102页。
[26]参见国际刑罚改革协会编:《制定有成效的法律和政策---法律、政策制定者的刑事司法改革和刑罚立法、政策及实践手册》,冯建军、张红玲译,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27]同前注[6],第132页。
[28]参见王牧:《论刑罚概念:从“本质”到“意义”》,《当代法学》2018年第2期,第59-60页。
[29]参见龙腾云:《刑罚进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36-238页。
[30]参见刘凯:《罚金刑执行难问题及其解决对策》,《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6期,第56-57页。
[31]参见李洁:《死刑并科财产刑的实质根据质疑》,《当代法学》2013年第6期,第23-28页。
[32]参见于阳:《刑事禁止令司法适用中的法律监督机制探究》,《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168-172页。
[33]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70-672页。
[34]参见李洁:《罪与刑立法规定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213页。
[35]同前注[31],第23-28页。
[36]周少华:《适应性:变动社会中的法律命题》,《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6期,第115页。
[37]参见周少华:《刑法思维的理论分野及其思想资源》,《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4期,第91-94页。
[38]参见于阳:《我国刑罚体系之适应性调整研究》,《东方法学》2016年第1期,第147-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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