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早期在北京的活动及对其心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摘要
阳明早期在北京的活动,素来不为研究者重视。但阳明不仅曾在北京生活、宦游过,而且还在这里最早接受了白沙心学的影响,最早展露出经略四方之志,开展过讲学活动,接纳了一些前来问学者,与湛若水订下终身论学之交。他主动参与了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为代表的两京朝臣与刘瑾、"八虎"等阉竖的斗争,因之而入诏狱并被贬谪贵州龙场驿丞。这才会有后来的"龙场悟道"及其它种种,才会使他逐渐成长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教育家。
引文
(1)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2页。
(2)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3)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4)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8页。
(5)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6)魏时亮《大儒学粹》卷八上《白沙陈先生》,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
(7)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
(8)董平:《王阳明的生活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董氏此说是符合事实的。钱德洪《年谱》记阳明26岁在京师学兵法,“当时边报甚急,朝廷推举将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他还撰作了《武经七书评》。
(9)郜永春《皇明三儒言行要录·阳明先生要录》卷二《语录下》:“某年十五六时,便有志圣人之道,但于先儒格致之说,若无所入,一向姑放下了。一日,寓书斋,对数茎竹,要去格他理之所以然,茫然无可得,遂深思数日,卒遇危疾,几至不起。乃疑圣人之道恐非吾分所及,且随时去学科举之业。既后心不自己,略要起思,旧病又发,于是又放情去学二氏之学。”(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
(10)冈田武彦的《王阳明大传》分析道,“王阳明的格竹之法,其实更接近于禅学”,而“如果换作朱熹去'格竹',……恐怕朱熹首先会弄清楚竹之理和其他草木之理的不同”,因为“朱熹认为,总合天地万物之理,会形成大的'一理',每个事物分开来又都有各自之理,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一理'的体现,即所谓'理一分殊'。然而,王阳明在'格竹'时却不这样认为,他希望通过'格竹'立刻悟出总合天地万物的大的'一理',因此他的做法更接近于道家和禅家的做法”。“物是理的载体,理不能脱离物而存在。格物必须有物,有物才能穷其理,因此朱熹说:'盖言理,则无可捉摸,物有时而离;言物,则理自在,自是理不得。'”“在探究竹子之时,如果忽视竹子这一客观事物的存在,仅将其视为一种方法或手段,这就不是儒家之道,而是道家或禅家之道”。“王阳明的这一穷理方法虽然违背了朱熹之道,却和陆九渊的穷理之道如出一辙。陆九渊主张'心即理',把理看成是心的体现,阳明的穷理方法和他的主张极其相似”。(参阅《王阳明大传》,中译本,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73-75页)对十五六岁阳明“格竹”行为做如此精细的解析,恐太过哲学化,而与少年心理不符了,倒是陈来《有无之境》将之当作阳明少年时期“思想还完全不成熟”的表现,更合乎情理。
(11)陈来:《有无之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12)张祥浩《王守仁评传》说:“以坐对竹子去体验朱子的格物之理,是幼稚和可笑的。因为朱熹从来没有教人这样去格物致知,当时的程朱学者也没有人这样去格物致知的。这说明他对朱子的格物学说在理解上的肤浅。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守仁求学的可贵处,即他企图把自己所从事的学术变成自己的实践,而决不仅仅停留在纸上或口头上。”(《王守仁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阳明少年时代的这种求学精神,或许无意识地为他日后明揭“知行合一”之帜埋下了伏线。
(13)陈来:《有无之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133页。
(14)当然,这开端只意味着阳明此时萌生了怀疑朱学的种子,而并不表明他已开始放弃朱学。事实上,据钱德洪《年谱》所记,阳明二十七岁时,“心持惶惑,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漬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沈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钱明说:“这两次失败,一次比一次沉痛,它使王阳明不仅对传统的成圣方法和途径彻底失去了信心,而且对自己是否具备成圣的资质也产生了怀疑('益委圣贤有分')。由于当时还没有找到做身心工夫的入门之径,而按他的个性又不愿承袭早期儒家的心性之学和朱熹'居敬持志'的内在工夫,因而只好选择有较深家学传统基因和社会范式作用的养生求仙、'遗世入山'等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成圣理想了。一直到三十七岁谪居龙场后,他才领悟了'在身心上做工夫'的有效方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早年出世主义的抉择,彻底、坚决地转向了儒家的'身心之学'或'心性之学'。”(《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7页。)此亦即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所谓“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的心路历程。
(15)程敏政(1446~1499),字克勤,休宁(今属安徽)人。成化二年(1466)程敏政进士及第,授编修,历左谕德,进讲东宫。孝宗嗣位,以宫僚恩擢少詹事,兼试讲学士,直经筵。
(16)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六《明代科场之弊》。
(17)请详参陈寒鸣:《程敏政与弘治已未会试“鬻题”案探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8)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84页。
(19)李詡:《戒庵老人漫笔》卷上。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57页。
(20)詹淮:《性理标题综要·谭薮》,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59页。
(21)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57-358页。
(22)《陈献章集》卷六《江门钓濑与湛民泽收管三首》:“小坐江门不记年,蒲裀当膝几回穿。如今老去还分付,不卖区区敝帚钱。”“皇王帝伯都归尽,雪月风花未了吟。莫道金针不传与,江门风月钓台深。”“江门渔父与谁年,惭愧公来坐榻穿。问我江门垂钓处,囊里曾无料理钱。”诗后自注云:“达磨西来,传衣为信;江门钓台,亦病夫之衣钵也。兹以付民泽,将来有无穷之托。珍重,珍重!”
(23)关于王、湛心学的思想分歧,请参阅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195页。
(24)钱德洪《年谱》、黄綰《行状》均将阳明和甘泉订交时间系于弘治十八年乙丑,而甘泉的《阳明先生墓志銘》和《奠王阳明先生文》则说他是正德元年丙寅与阳明订交的(当然,据甘泉《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来推算,他又说过与阳明始获交于弘治十八年)。今折衷这两种说法,认为阳明于弘治十八年始识甘泉,正德元年正式订交。
(25)参阅耿定向:《天台集》卷五《先进遗风》。
(26)黄綰:《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
(27)《王阳明全集》卷七《文录四·别三子序(丁卯)》:“增城湛原明,宦于京师,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见焉,犹吾见也已。”
(28)此处所谓“守仁从宦三十年”疑为“从宦十三年”之误,盖自弘治五年阳明举乡试至弘治十八年,正十三年。
(29)董平:《王阳明的生活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9页。
(30)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31)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68页。
(32)邹建锋:《阳明夫子亲传弟子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33)《空同集》卷四十《秘录》。
(34)《王阳明年谱长编》第385页。
(35)《明史》卷十八八本传记事不详,参《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九《刘范传》。
(36)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388页。
(37)顾磷:《顾华玉集》卷三十七《与王伯安鸿胪》说:“自觐时相别,至今已五阅岁。”
(2)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3)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4)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8页。
(5)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6)魏时亮《大儒学粹》卷八上《白沙陈先生》,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
(7)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
(8)董平:《王阳明的生活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董氏此说是符合事实的。钱德洪《年谱》记阳明26岁在京师学兵法,“当时边报甚急,朝廷推举将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他还撰作了《武经七书评》。
(9)郜永春《皇明三儒言行要录·阳明先生要录》卷二《语录下》:“某年十五六时,便有志圣人之道,但于先儒格致之说,若无所入,一向姑放下了。一日,寓书斋,对数茎竹,要去格他理之所以然,茫然无可得,遂深思数日,卒遇危疾,几至不起。乃疑圣人之道恐非吾分所及,且随时去学科举之业。既后心不自己,略要起思,旧病又发,于是又放情去学二氏之学。”(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
(10)冈田武彦的《王阳明大传》分析道,“王阳明的格竹之法,其实更接近于禅学”,而“如果换作朱熹去'格竹',……恐怕朱熹首先会弄清楚竹之理和其他草木之理的不同”,因为“朱熹认为,总合天地万物之理,会形成大的'一理',每个事物分开来又都有各自之理,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一理'的体现,即所谓'理一分殊'。然而,王阳明在'格竹'时却不这样认为,他希望通过'格竹'立刻悟出总合天地万物的大的'一理',因此他的做法更接近于道家和禅家的做法”。“物是理的载体,理不能脱离物而存在。格物必须有物,有物才能穷其理,因此朱熹说:'盖言理,则无可捉摸,物有时而离;言物,则理自在,自是理不得。'”“在探究竹子之时,如果忽视竹子这一客观事物的存在,仅将其视为一种方法或手段,这就不是儒家之道,而是道家或禅家之道”。“王阳明的这一穷理方法虽然违背了朱熹之道,却和陆九渊的穷理之道如出一辙。陆九渊主张'心即理',把理看成是心的体现,阳明的穷理方法和他的主张极其相似”。(参阅《王阳明大传》,中译本,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73-75页)对十五六岁阳明“格竹”行为做如此精细的解析,恐太过哲学化,而与少年心理不符了,倒是陈来《有无之境》将之当作阳明少年时期“思想还完全不成熟”的表现,更合乎情理。
(11)陈来:《有无之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12)张祥浩《王守仁评传》说:“以坐对竹子去体验朱子的格物之理,是幼稚和可笑的。因为朱熹从来没有教人这样去格物致知,当时的程朱学者也没有人这样去格物致知的。这说明他对朱子的格物学说在理解上的肤浅。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守仁求学的可贵处,即他企图把自己所从事的学术变成自己的实践,而决不仅仅停留在纸上或口头上。”(《王守仁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阳明少年时代的这种求学精神,或许无意识地为他日后明揭“知行合一”之帜埋下了伏线。
(13)陈来:《有无之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133页。
(14)当然,这开端只意味着阳明此时萌生了怀疑朱学的种子,而并不表明他已开始放弃朱学。事实上,据钱德洪《年谱》所记,阳明二十七岁时,“心持惶惑,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漬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沈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钱明说:“这两次失败,一次比一次沉痛,它使王阳明不仅对传统的成圣方法和途径彻底失去了信心,而且对自己是否具备成圣的资质也产生了怀疑('益委圣贤有分')。由于当时还没有找到做身心工夫的入门之径,而按他的个性又不愿承袭早期儒家的心性之学和朱熹'居敬持志'的内在工夫,因而只好选择有较深家学传统基因和社会范式作用的养生求仙、'遗世入山'等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成圣理想了。一直到三十七岁谪居龙场后,他才领悟了'在身心上做工夫'的有效方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早年出世主义的抉择,彻底、坚决地转向了儒家的'身心之学'或'心性之学'。”(《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7页。)此亦即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所谓“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的心路历程。
(15)程敏政(1446~1499),字克勤,休宁(今属安徽)人。成化二年(1466)程敏政进士及第,授编修,历左谕德,进讲东宫。孝宗嗣位,以宫僚恩擢少詹事,兼试讲学士,直经筵。
(16)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六《明代科场之弊》。
(17)请详参陈寒鸣:《程敏政与弘治已未会试“鬻题”案探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8)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84页。
(19)李詡:《戒庵老人漫笔》卷上。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57页。
(20)詹淮:《性理标题综要·谭薮》,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59页。
(21)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57-358页。
(22)《陈献章集》卷六《江门钓濑与湛民泽收管三首》:“小坐江门不记年,蒲裀当膝几回穿。如今老去还分付,不卖区区敝帚钱。”“皇王帝伯都归尽,雪月风花未了吟。莫道金针不传与,江门风月钓台深。”“江门渔父与谁年,惭愧公来坐榻穿。问我江门垂钓处,囊里曾无料理钱。”诗后自注云:“达磨西来,传衣为信;江门钓台,亦病夫之衣钵也。兹以付民泽,将来有无穷之托。珍重,珍重!”
(23)关于王、湛心学的思想分歧,请参阅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195页。
(24)钱德洪《年谱》、黄綰《行状》均将阳明和甘泉订交时间系于弘治十八年乙丑,而甘泉的《阳明先生墓志銘》和《奠王阳明先生文》则说他是正德元年丙寅与阳明订交的(当然,据甘泉《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来推算,他又说过与阳明始获交于弘治十八年)。今折衷这两种说法,认为阳明于弘治十八年始识甘泉,正德元年正式订交。
(25)参阅耿定向:《天台集》卷五《先进遗风》。
(26)黄綰:《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
(27)《王阳明全集》卷七《文录四·别三子序(丁卯)》:“增城湛原明,宦于京师,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见焉,犹吾见也已。”
(28)此处所谓“守仁从宦三十年”疑为“从宦十三年”之误,盖自弘治五年阳明举乡试至弘治十八年,正十三年。
(29)董平:《王阳明的生活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9页。
(30)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31)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68页。
(32)邹建锋:《阳明夫子亲传弟子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33)《空同集》卷四十《秘录》。
(34)《王阳明年谱长编》第385页。
(35)《明史》卷十八八本传记事不详,参《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九《刘范传》。
(36)引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388页。
(37)顾磷:《顾华玉集》卷三十七《与王伯安鸿胪》说:“自觐时相别,至今已五阅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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