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籍传入韩国研究
|
摘要
韩国地理上与中国的东面隔海相望,北面陆地相邻,自古接受中国的汉文化,成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组成国。因此,在古代我们的祖先利用汉字创造民族文化的时候,就参考了很多中国的文献。从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统一新罗时代开始,就大量引进了唐朝的书籍。高丽时代,随着宋元思想、文化的传入,大量的中国书籍也一并传入。尤其是随着儒家和佛教思想的广泛流传,儒家经典和佛经也大量传入过来。根据《高丽史》的记载,中国因战乱销毁的典籍,高丽当时却完好地保存着,因此宋朝向高丽要求这些中国书籍的复本,高丽予以提供。考察当时主要引进了哪些书籍,各个时代的传播情况如何,将有助于理解我们文化的历史脉络和未来发展。这种关于文献传播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古代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和发展情况,还对中国国内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Geographically, Korea for the most part lies across the sea from the east of China and borders on Chinese territory in the north. Since ancient times, Korea has been receiv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Han culture and thus became an important constituen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Zone" in East Asia. In ancient times our Korean ancestors referred to many Chinese books when developing our national Korean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Starting from the Three-Kingdom Dynasty and the Unified Silla Dynasty, we have imported a good many Chinese books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Goryeo Dynasty, many Chinese books came i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oughts and culture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Especially with the wide spread of Confucian and Buddhist thought, the Confucius classics and Buddhist sutras poured into Korea. According to History of Goryeo Dynasty, the books damaged and destroyed amid wars and conflicts in China turned out to bekept intact in the Goryeo Dynasty, so the Song Dynasty requested the Goryeo Dynasty to offer copies of those books and the latter oblig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what books were introduced during that time and how they were spread over the dynasties will help us to gain a better idea about how Chinese culture spread and developed overseas, and holds great significance in combing through and researching into the relevant Chinese literature.
Geographically, Korea for the most part lies across the sea from the east of China and borders on Chinese territory in the north. Since ancient times, Korea has been receiv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Han culture and thus became an important constituen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Zone" in East Asia. In ancient times our Korean ancestors referred to many Chinese books when developing our national Korean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Starting from the Three-Kingdom Dynasty and the Unified Silla Dynasty, we have imported a good many Chinese books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Goryeo Dynasty, many Chinese books came i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oughts and culture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Especially with the wide spread of Confucian and Buddhist thought, the Confucius classics and Buddhist sutras poured into Korea. According to History of Goryeo Dynasty, the books damaged and destroyed amid wars and conflicts in China turned out to bekept intact in the Goryeo Dynasty, so the Song Dynasty requested the Goryeo Dynasty to offer copies of those books and the latter oblig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what books were introduced during that time and how they were spread over the dynasties will help us to gain a better idea about how Chinese culture spread and developed overseas, and holds great significance in combing through and researching into the relevant Chinese literature.
引文
*本论文是2010年7月16日高丽大学汉字汉文研究所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的国际学术大会上发表的论文并进行了修改及补充。本稿收录的内容为三国时代至高丽时代的书籍流传状态。朝鲜时代的书籍流传状态由于篇幅有限,将另行进行介绍。
(1)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第六·小兽林王二年六月》。“秦王符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立大学,教育子弟”。
(2)安鼎福:《东史纲目》,02卷下。
(3)(后晋)刘:《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上·东夷·高丽》,《旧唐书》,卷199上。“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
(4)(唐)令狐德!:《列传第四十一·异域上·高丽》,《后周书》,卷49。“书籍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
(5)《高句丽本纪第八·荣留王二十三年二月》,《三国史记》,卷20。“王遣子弟入唐,请入大学。”
(6)《新罗本纪第四·法兴王七年正月》,《三国史记》,卷4。“颁示律令,始制百官公服,朱紫之秩。”
(7)韩致渊:《海东绎史》,卷44,“太宗贞观二十年闰三月,诏司空房玄龄等撰晋书,后数载而书就,藏之秘府,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新罗本纪第五·真德女王二年冬》,《三国史记》,卷5,“使邯帙许朝唐……见春秋仪表英伟,厚待之。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许之,仍赐御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
(1)《百济本纪第二·枕留王元年九月》,《三国史记》,卷24。“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王迎之致!内礼敬焉,佛法始于此。”
(2)《百济本纪第四·圣王十九年》,《三国史记》,卷26。“王遣使入!朝贡,兼表请毛诗博士涅槃等经义并工匠画师等,从之。”
(3)《新罗本纪·法兴王十五年》,《三国史记》,卷4。“……肇行佛法,初讷祗王时,沙门墨胡子自高句丽至一善郡,郡人毛礼于家中作窟室安置……”
(4)《新罗本纪第四·法兴王十五年》,《三国史记》,卷4。“……近臣异次顿奏曰,请斩小臣,以定众议,王曰……及斩之,血从断处涌,色白如乳。众怪之,不复非毁佛事……”
(5)《新罗本纪第四·真平王三十五年七月》,《三国史记》,卷4。“隋使王世仪至皇龙寺,设百高座,邀圆光等法师说经。”
(6)《新罗本纪第五·善德王五年三月》,《三国史记》,卷5。“……王疾,医祷无效,于皇龙寺设百高座,集僧讲《仁王经》,许度僧一百人……”
(1)《新罗本纪第四·真兴王十年》,《三国史记》,卷4。“梁遣使与入学僧觉德送佛舍利。王使百官,奉迎兴轮寺前路。”
(2)《新罗本纪第四·真兴王二十六年九月》,《三国史记》,卷4。“……陈遣使刘思与僧明观来聘,送释氏经论千七百余卷。”
(3)《新罗本纪第四·真兴王三十七年》,《三国史记》,卷4。“……安弘法师入隋求法,与胡僧毗摩罗等二僧回,上伽胜!经及佛舍利……”。
(4)一然:《兴法第三·宝藏奉!普德移庵》,《三国遗事》,卷3,“荣留王即位七年,武德七年甲申也。明年遣使往唐求学佛老,唐帝许之,及宝藏王即位,亦欲并兴三教,时宠相,盖苏文说王,以儒释并炽而黄冠未盛,特使于唐求道教。”;《高句丽本纪第八·营留王八年》,《三国史记》,卷12。“王遣人入唐求学佛老教法,帝许之。”
(5)《高句丽本纪第九·宝藏王二年三月》,《三国史记》,卷21。“……苏文告王曰,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非所谓备天下之道术者也。伏请遣使于唐,求道教以训国人,大王深然之,奉表陈请,太宗遣道士叔达等八人,兼赐老子道德经,王喜,取僧寺馆之……”。
(6)权近:《跋语类·天文图诗》,《阳村集》,卷22。
(1)《高句丽本纪·荣留王》,《三国史记》,卷29。
(2)《新罗本纪·文武王十四年》,《三国史记》,卷7。
(3)《杂志第八·职官志中》,《三国史记》,卷39。“孝昭王元年初置教授、学生,以本草经、甲乙经、素问经、针经、脉经、明堂图、难经为之业,博士二人……”。
(4)郑麟趾:《高丽史·太祖六年六月癸未条》,“福府卿尹质使梁还,献五百罗汉画像,命置于海州嵩山寺。”
(1)《高丽史·太祖十一年八月》,“新罗僧洪庆自唐闽府船载大藏经一部,至礼成江,王亲迎之,置于帝释院。”
(2)《前后所将舍利条》,《三国遗事》,卷3,“又天成三年戊子,默和尚入唐,亦载大藏经来。”
(3)《高丽史·太祖二十六年四月》,“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是故创立禅教寺院,差遣住持梵修,使各治其业。后世奸臣执政,徇僧请谒,各业寺社争相换夺,切宜禁之。”
(4)同上。“朕所志愿,在于燃灯八关,燃灯,所以事佛,八关所以事天灵,及五岳名山大川龙神也,后世奸臣,建白如灭者,切宜禁止,吾亦当初誓心,会日,不犯国忌,君臣同乐,宜当敬依行之。”
(5)《高丽史·太祖十二年六月癸丑条》,“天竺国三藏法师摩喉罗来,五备仪迎之。”
(6)《高丽史·光宗十三年》,“冬,遣广评侍郎李兴佑等如宋,献方物。”
(7)《高丽史·光宗十四年十二月》,“行宋年号。”
(8)《高丽史·景宗元年》,“是岁,遣金行成如宋,入国子监。”
(9)《高丽史·成宗九年十二月》,“遣兵官侍郎韩彦恭,如宋谢恩。”
(10)《高丽史·成宗十年四月庚寅》,“韩彦恭还自宋,献大藏经,王迎入内殿,邀僧开读。”
(11)《高丽史·成宗十年十月》,“遣翰林学士白思柔,谢赐经及御制。”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94。
(13)《高丽史·显宗十三年五月丙子》,“韩祚还自宋,帝赐圣惠方,阴阳二宅书,乾兴历,释典一藏。”
(14)金宗瑞:《高丽史节要·文宗十七年三月己丑》,“契丹送大藏经,王备法驾,迎于西郊。”
(15)《高丽史·文宗十七年三月己丑》,“命太子迎宋朝大藏经,置于开国寺,仍设道场。”
(16)《高丽史节要·宣宗三年六月》,“释煦,还自宋,……煦至礼成江,王奉太后,出奉思寺以侍,其迓尊仪之盛,前古无比。”
(17)同上,“释煦,还自宋,……煦献释典及经书一千卷,又于兴王寺奏置教藏都监,购书于辽,宋,日本,多至四千卷,皆刊行。”
(18)《高丽史·宣宗四年三月甲戌》,“宋商徐陈等二十人,来献新注华严经版。”
(1)《高丽史·肃宗四年四月丁亥》,“辽遣横宣使宁州管内观察使肃朗,来兼赐藏经。”
(2)《高丽史·肃宗五年五月壬午》,“辽遣张臣言来论册命元子,王备仪仗,迎于太初门内,曰,……又赐释经二函。”
(3)《高丽史·睿宗二年正月庚寅》,“辽遣高存寿来贺生辰,仍赐大藏经。”
(4)《高丽史·忠穆王四年十一月癸巳》,“吴王遣完者帖木儿来献佛经。”
(5)李奎报:《大藏刻版君臣祈告文》,《东国李相国集》,第25卷。
(6)《高丽史·成宗二年五月甲子》,“博士任老成至自宋,献大庙堂图一铺并记一卷,社稷堂图一铺并记一卷,文宣王庙图一铺,祭器图一卷,七十二贤赞记一卷。”
(7)《高丽史·显宗十八年八月丁亥》,“宋江南人李文通等,来献书册凡五百九十七卷。”
(8)《高丽史·宣宗七年十二月》,“宋赐文苑英华集。”
(9)《高丽史·肃宗三年十二月丙申》,“赐礼部宋朝开宝正礼一部。”
(10)《高丽史节要·肃宗六年六月丙申》,“王虾,吴延宠,还自宋,帝赐王太平御览一千卷,延宠奏,臣等,在宋馆伴,中书舍人谢文!,谓臣曰,闻国王好文,近来海东文物,大兴,进上表章文佳,朝廷颇义之,王曰,太平御览,文考尝求,而得神医补救方,济世要术也。今朕两得之,此使者之能也,其贺登极及奉慰使副僚佐,并加爵赏。”
(11)《高丽史·明宗二十二年八月癸亥》,“宋商来献太平御览,赐白金六十斤。”
(12)《高丽史·忠肃王元年六月庚寅》,“赞成事权溥、商议会议都监使李填、参司使权汉功、评理赵简、知密直安于器等会成均馆,考阅新购书籍,且试经学。”
(1)同上。“初,成均提举司遣博士柳衍、学论俞迪于江南购书籍,未达而船败,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洪瀹以太子府参军在南京,遣衍宝钞一百五十锭,使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
(2)《高丽史·忠肃王元年七月甲寅》,“元帝赐王书籍四千三百七十一册,共计一万七千卷,皆宋秘阁所藏,因洪瀹之奏也。”
(3)《高丽史·恭愍王十九年五月甲寅》,“又赐王六经,四书,通鉴,汉书。”
(4)《高丽史·恭愍王二十一年八月甲午》,“遣赞成事姜仁遗如京师,谢赐……经籍史书。”
(5)《高丽史·恭愍王十三年六月乙卯》,“明州司徒方国珍遣照磨胡若海偕田禄生来献,……弓矢,及玉海,通志等书。”
(6)《高丽史·太祖十六年三月辛巳》,“唐遣王琼、杨昭业,来册王……又赐历日。”
(7)同上。“自是,除天授年号,行后唐年号。”
(8)《高丽史·元宗五年二月丙寅》,“韩就,还自蒙古,帝事……历日一本,……中统五年历日一道。”
(9)《高丽史·元宗九年二月壬寅》,“安庆公,还自蒙古,赐王……历日一道。
(10)《高丽史·忠烈王二十二年三月己卯》。“金光就,还自元,帝……并赐历日。”
(11)《高丽史·恭愍王十九年五月甲寅》,“今赐王冠服,乐器,陪臣冠服,及洪武三年大统历,至可令也。”
(12)《高丽史·王十二年三月》,“谢恩使曹敏修,禹玄宝,张子温,河仑,进奉使沈德符,任献,金子益等……历日及船马符验八道,还自京师。”
(1)欧阳修:《高丽传》,《新五代史》,卷73。
(2)金致仁等修、李万运续补、高宗朝弘文馆纂辑校正:《艺文考一·高丽史》,《增补文献备考》,卷242、卷10。
(3)王应麟:《书目篇》,《玉海》,卷52。
(4)《交聘考》,《文献备考》,卷172;《哲宗元佑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7;《高丽传》,《宋史》,卷487 ;《宋史·本纪第十七·哲宗元佑八年正月庚子条》;(清)徐松:《宋会要辑要》,第56册,《崇儒五献升秩》;《艺文艺术篇·天圣针经》,《玉海》,卷63。
(5)《艺文著书篇·汉新序说苑唐续说苑条》,《玉海》,卷55;(宋)陆游:《跋说苑》,《渭南文集》,卷27。
(6)邵博:《闻见后录》,卷9。
(1)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第六·小兽林王二年六月》。“秦王符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立大学,教育子弟”。
(2)安鼎福:《东史纲目》,02卷下。
(3)(后晋)刘:《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上·东夷·高丽》,《旧唐书》,卷199上。“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
(4)(唐)令狐德!:《列传第四十一·异域上·高丽》,《后周书》,卷49。“书籍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
(5)《高句丽本纪第八·荣留王二十三年二月》,《三国史记》,卷20。“王遣子弟入唐,请入大学。”
(6)《新罗本纪第四·法兴王七年正月》,《三国史记》,卷4。“颁示律令,始制百官公服,朱紫之秩。”
(7)韩致渊:《海东绎史》,卷44,“太宗贞观二十年闰三月,诏司空房玄龄等撰晋书,后数载而书就,藏之秘府,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新罗本纪第五·真德女王二年冬》,《三国史记》,卷5,“使邯帙许朝唐……见春秋仪表英伟,厚待之。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许之,仍赐御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
(1)《百济本纪第二·枕留王元年九月》,《三国史记》,卷24。“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王迎之致!内礼敬焉,佛法始于此。”
(2)《百济本纪第四·圣王十九年》,《三国史记》,卷26。“王遣使入!朝贡,兼表请毛诗博士涅槃等经义并工匠画师等,从之。”
(3)《新罗本纪·法兴王十五年》,《三国史记》,卷4。“……肇行佛法,初讷祗王时,沙门墨胡子自高句丽至一善郡,郡人毛礼于家中作窟室安置……”
(4)《新罗本纪第四·法兴王十五年》,《三国史记》,卷4。“……近臣异次顿奏曰,请斩小臣,以定众议,王曰……及斩之,血从断处涌,色白如乳。众怪之,不复非毁佛事……”
(5)《新罗本纪第四·真平王三十五年七月》,《三国史记》,卷4。“隋使王世仪至皇龙寺,设百高座,邀圆光等法师说经。”
(6)《新罗本纪第五·善德王五年三月》,《三国史记》,卷5。“……王疾,医祷无效,于皇龙寺设百高座,集僧讲《仁王经》,许度僧一百人……”
(1)《新罗本纪第四·真兴王十年》,《三国史记》,卷4。“梁遣使与入学僧觉德送佛舍利。王使百官,奉迎兴轮寺前路。”
(2)《新罗本纪第四·真兴王二十六年九月》,《三国史记》,卷4。“……陈遣使刘思与僧明观来聘,送释氏经论千七百余卷。”
(3)《新罗本纪第四·真兴王三十七年》,《三国史记》,卷4。“……安弘法师入隋求法,与胡僧毗摩罗等二僧回,上伽胜!经及佛舍利……”。
(4)一然:《兴法第三·宝藏奉!普德移庵》,《三国遗事》,卷3,“荣留王即位七年,武德七年甲申也。明年遣使往唐求学佛老,唐帝许之,及宝藏王即位,亦欲并兴三教,时宠相,盖苏文说王,以儒释并炽而黄冠未盛,特使于唐求道教。”;《高句丽本纪第八·营留王八年》,《三国史记》,卷12。“王遣人入唐求学佛老教法,帝许之。”
(5)《高句丽本纪第九·宝藏王二年三月》,《三国史记》,卷21。“……苏文告王曰,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非所谓备天下之道术者也。伏请遣使于唐,求道教以训国人,大王深然之,奉表陈请,太宗遣道士叔达等八人,兼赐老子道德经,王喜,取僧寺馆之……”。
(6)权近:《跋语类·天文图诗》,《阳村集》,卷22。
(1)《高句丽本纪·荣留王》,《三国史记》,卷29。
(2)《新罗本纪·文武王十四年》,《三国史记》,卷7。
(3)《杂志第八·职官志中》,《三国史记》,卷39。“孝昭王元年初置教授、学生,以本草经、甲乙经、素问经、针经、脉经、明堂图、难经为之业,博士二人……”。
(4)郑麟趾:《高丽史·太祖六年六月癸未条》,“福府卿尹质使梁还,献五百罗汉画像,命置于海州嵩山寺。”
(1)《高丽史·太祖十一年八月》,“新罗僧洪庆自唐闽府船载大藏经一部,至礼成江,王亲迎之,置于帝释院。”
(2)《前后所将舍利条》,《三国遗事》,卷3,“又天成三年戊子,默和尚入唐,亦载大藏经来。”
(3)《高丽史·太祖二十六年四月》,“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是故创立禅教寺院,差遣住持梵修,使各治其业。后世奸臣执政,徇僧请谒,各业寺社争相换夺,切宜禁之。”
(4)同上。“朕所志愿,在于燃灯八关,燃灯,所以事佛,八关所以事天灵,及五岳名山大川龙神也,后世奸臣,建白如灭者,切宜禁止,吾亦当初誓心,会日,不犯国忌,君臣同乐,宜当敬依行之。”
(5)《高丽史·太祖十二年六月癸丑条》,“天竺国三藏法师摩喉罗来,五备仪迎之。”
(6)《高丽史·光宗十三年》,“冬,遣广评侍郎李兴佑等如宋,献方物。”
(7)《高丽史·光宗十四年十二月》,“行宋年号。”
(8)《高丽史·景宗元年》,“是岁,遣金行成如宋,入国子监。”
(9)《高丽史·成宗九年十二月》,“遣兵官侍郎韩彦恭,如宋谢恩。”
(10)《高丽史·成宗十年四月庚寅》,“韩彦恭还自宋,献大藏经,王迎入内殿,邀僧开读。”
(11)《高丽史·成宗十年十月》,“遣翰林学士白思柔,谢赐经及御制。”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94。
(13)《高丽史·显宗十三年五月丙子》,“韩祚还自宋,帝赐圣惠方,阴阳二宅书,乾兴历,释典一藏。”
(14)金宗瑞:《高丽史节要·文宗十七年三月己丑》,“契丹送大藏经,王备法驾,迎于西郊。”
(15)《高丽史·文宗十七年三月己丑》,“命太子迎宋朝大藏经,置于开国寺,仍设道场。”
(16)《高丽史节要·宣宗三年六月》,“释煦,还自宋,……煦至礼成江,王奉太后,出奉思寺以侍,其迓尊仪之盛,前古无比。”
(17)同上,“释煦,还自宋,……煦献释典及经书一千卷,又于兴王寺奏置教藏都监,购书于辽,宋,日本,多至四千卷,皆刊行。”
(18)《高丽史·宣宗四年三月甲戌》,“宋商徐陈等二十人,来献新注华严经版。”
(1)《高丽史·肃宗四年四月丁亥》,“辽遣横宣使宁州管内观察使肃朗,来兼赐藏经。”
(2)《高丽史·肃宗五年五月壬午》,“辽遣张臣言来论册命元子,王备仪仗,迎于太初门内,曰,……又赐释经二函。”
(3)《高丽史·睿宗二年正月庚寅》,“辽遣高存寿来贺生辰,仍赐大藏经。”
(4)《高丽史·忠穆王四年十一月癸巳》,“吴王遣完者帖木儿来献佛经。”
(5)李奎报:《大藏刻版君臣祈告文》,《东国李相国集》,第25卷。
(6)《高丽史·成宗二年五月甲子》,“博士任老成至自宋,献大庙堂图一铺并记一卷,社稷堂图一铺并记一卷,文宣王庙图一铺,祭器图一卷,七十二贤赞记一卷。”
(7)《高丽史·显宗十八年八月丁亥》,“宋江南人李文通等,来献书册凡五百九十七卷。”
(8)《高丽史·宣宗七年十二月》,“宋赐文苑英华集。”
(9)《高丽史·肃宗三年十二月丙申》,“赐礼部宋朝开宝正礼一部。”
(10)《高丽史节要·肃宗六年六月丙申》,“王虾,吴延宠,还自宋,帝赐王太平御览一千卷,延宠奏,臣等,在宋馆伴,中书舍人谢文!,谓臣曰,闻国王好文,近来海东文物,大兴,进上表章文佳,朝廷颇义之,王曰,太平御览,文考尝求,而得神医补救方,济世要术也。今朕两得之,此使者之能也,其贺登极及奉慰使副僚佐,并加爵赏。”
(11)《高丽史·明宗二十二年八月癸亥》,“宋商来献太平御览,赐白金六十斤。”
(12)《高丽史·忠肃王元年六月庚寅》,“赞成事权溥、商议会议都监使李填、参司使权汉功、评理赵简、知密直安于器等会成均馆,考阅新购书籍,且试经学。”
(1)同上。“初,成均提举司遣博士柳衍、学论俞迪于江南购书籍,未达而船败,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洪瀹以太子府参军在南京,遣衍宝钞一百五十锭,使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
(2)《高丽史·忠肃王元年七月甲寅》,“元帝赐王书籍四千三百七十一册,共计一万七千卷,皆宋秘阁所藏,因洪瀹之奏也。”
(3)《高丽史·恭愍王十九年五月甲寅》,“又赐王六经,四书,通鉴,汉书。”
(4)《高丽史·恭愍王二十一年八月甲午》,“遣赞成事姜仁遗如京师,谢赐……经籍史书。”
(5)《高丽史·恭愍王十三年六月乙卯》,“明州司徒方国珍遣照磨胡若海偕田禄生来献,……弓矢,及玉海,通志等书。”
(6)《高丽史·太祖十六年三月辛巳》,“唐遣王琼、杨昭业,来册王……又赐历日。”
(7)同上。“自是,除天授年号,行后唐年号。”
(8)《高丽史·元宗五年二月丙寅》,“韩就,还自蒙古,帝事……历日一本,……中统五年历日一道。”
(9)《高丽史·元宗九年二月壬寅》,“安庆公,还自蒙古,赐王……历日一道。
(10)《高丽史·忠烈王二十二年三月己卯》。“金光就,还自元,帝……并赐历日。”
(11)《高丽史·恭愍王十九年五月甲寅》,“今赐王冠服,乐器,陪臣冠服,及洪武三年大统历,至可令也。”
(12)《高丽史·王十二年三月》,“谢恩使曹敏修,禹玄宝,张子温,河仑,进奉使沈德符,任献,金子益等……历日及船马符验八道,还自京师。”
(1)欧阳修:《高丽传》,《新五代史》,卷73。
(2)金致仁等修、李万运续补、高宗朝弘文馆纂辑校正:《艺文考一·高丽史》,《增补文献备考》,卷242、卷10。
(3)王应麟:《书目篇》,《玉海》,卷52。
(4)《交聘考》,《文献备考》,卷172;《哲宗元佑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7;《高丽传》,《宋史》,卷487 ;《宋史·本纪第十七·哲宗元佑八年正月庚子条》;(清)徐松:《宋会要辑要》,第56册,《崇儒五献升秩》;《艺文艺术篇·天圣针经》,《玉海》,卷63。
(5)《艺文著书篇·汉新序说苑唐续说苑条》,《玉海》,卷55;(宋)陆游:《跋说苑》,《渭南文集》,卷27。
(6)邵博:《闻见后录》,卷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