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律援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刑事辩护全覆盖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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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刑事法律援助在供给侧方面存在着供给经费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供给方式低效等问题,而"刑事辩护全覆盖"的提出进一步加剧了该领域的供需矛盾。可通过增加财政支持、受援人分担援助费用、建立多元化供给渠道、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等措施解决问题。在刑事辩护全覆盖背景下,应处理好改革中的需求与供给、市场与政府、加法与减法、长期与短期的关系,以保障法律援助供给侧改革的顺利实现。
There exist in criminal legal aid supply-side insufficient fund, supply structure disequilibrium and inefficient supply modes. Introduc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coverage aggravates the supply and dem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field.Accordingly, efforts need to be made to increase financial supports to make share of aid costs accessible to the recipients,and establish diversified supply channels to make purchase of legal aid services accessible to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riminal defense coverage, efforts also need to be made to handle the relations between demand and supply, market and government,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long term and short term in the reform process with a view to guarenteeing smooth realization of legal aid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ere exist in criminal legal aid supply-side insufficient fund, supply structure disequilibrium and inefficient supply modes. Introduc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coverage aggravates the supply and dem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field.Accordingly, efforts need to be made to increase financial supports to make share of aid costs accessible to the recipients,and establish diversified supply channels to make purchase of legal aid services accessible to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riminal defense coverage, efforts also need to be made to handle the relations between demand and supply, market and government,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long term and short term in the reform process with a view to guarenteeing smooth realization of legal aid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引文
[1]刘炳君.当代中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论纲[J].法学论坛,2016(1):120.
[2]施鹏鹏,龙浩.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之反思与改革进路[J].人民检察,2016(1):59.
[3]樊崇义.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构与展望[J].中国法律评论,2017(6):195-196.
[4]胡铭,王廷婷.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82.
[5]顾永忠,杨剑炜.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现状与对策建议——基于2013年《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的考察与思考[J].法学杂志,2015(4):41.
[6]陈永生.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问题与域外经验[J].比较法研究,2014(1):43.
[7]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试点工作报告[J].中国司法,2015(5):43.
[8]吴羽.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考察及其启示[J].理论月刊,2014(9):187.
[9]陈光中.推进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全覆盖问题之探讨[J].法学杂志,2018(3):11.
[10]吴羽.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81-82.
(1)《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申请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对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缺席审判案件中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的,应当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2)刑事辩护全覆盖强调在普通程序中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均应提供法律援助,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中由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值班律师指广义上的由政府承担、受援人无偿享有的法律援助,本文的刑事法律援助指广义上的概念,包括值班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和狭义的刑事法律援助辩护服务。
(1)根据学者统计,2005-2014年间,一审结案刑事案件与法律援助案件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即法律援助案件占刑事案件的比例在缓慢递增。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的增长与案件背后的市场培育紧密相关,即在现有框架下不可能实现井喷式增长。详细数据可参见王迎龙:论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刑事辩护“全覆盖”之实现路径,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2期第117页。
(2)2013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95.4万件,判处犯罪118.4万人;2014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02.3万件,同比上升7.2%;判处犯罪118.4万人,同比上升2.2%;2015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09.9万件,同比上升7.5%;判处犯罪123.2万人,同比上升4%;2016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11.6万件,同比上升1.5%;判处犯罪122万人,同比下降1%;2017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29.7万件,同比上升16.2%;判处犯罪127.6万人,同比上升4.5%。数据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http://gongbao.court.gov.cn/.
(1)有学者估算,我国法律援助财政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仅是日本的十分之一,是丹麦的五十分之一,是英国、荷兰等国家的一百分之一。在中央层面日益重视法律援助服务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促动作用背景下,我国法律援助支出仍有一定的增长空间。参见陈永生: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问题与域外经验,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1期第39页。
(1)认罪认罚程序中,值班律师存在“见证人化”的问题,即值班律师由于不享有阅卷权,无法深入了解案情,只能起到见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作用,也即值班律师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时存在形式化问题。
(2)司法部《关于建立律师专业水平评价体系和评定机制的试点方案》规定,“可根据律师的政治表现、诚信状况、执业年限与执业能力确立律师的专业水平评价体系”。
(1)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至少使其中一个人变得更好。换言之,帕累托改进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理想状态。
[2]施鹏鹏,龙浩.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之反思与改革进路[J].人民检察,2016(1):59.
[3]樊崇义.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构与展望[J].中国法律评论,2017(6):195-196.
[4]胡铭,王廷婷.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82.
[5]顾永忠,杨剑炜.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现状与对策建议——基于2013年《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的考察与思考[J].法学杂志,2015(4):41.
[6]陈永生.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问题与域外经验[J].比较法研究,2014(1):43.
[7]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试点工作报告[J].中国司法,2015(5):43.
[8]吴羽.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考察及其启示[J].理论月刊,2014(9):187.
[9]陈光中.推进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全覆盖问题之探讨[J].法学杂志,2018(3):11.
[10]吴羽.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81-82.
(1)《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申请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对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缺席审判案件中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的,应当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2)刑事辩护全覆盖强调在普通程序中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均应提供法律援助,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中由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值班律师指广义上的由政府承担、受援人无偿享有的法律援助,本文的刑事法律援助指广义上的概念,包括值班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和狭义的刑事法律援助辩护服务。
(1)根据学者统计,2005-2014年间,一审结案刑事案件与法律援助案件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即法律援助案件占刑事案件的比例在缓慢递增。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的增长与案件背后的市场培育紧密相关,即在现有框架下不可能实现井喷式增长。详细数据可参见王迎龙:论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刑事辩护“全覆盖”之实现路径,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2期第117页。
(2)2013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95.4万件,判处犯罪118.4万人;2014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02.3万件,同比上升7.2%;判处犯罪118.4万人,同比上升2.2%;2015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09.9万件,同比上升7.5%;判处犯罪123.2万人,同比上升4%;2016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11.6万件,同比上升1.5%;判处犯罪122万人,同比下降1%;2017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29.7万件,同比上升16.2%;判处犯罪127.6万人,同比上升4.5%。数据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http://gongbao.court.gov.cn/.
(1)有学者估算,我国法律援助财政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仅是日本的十分之一,是丹麦的五十分之一,是英国、荷兰等国家的一百分之一。在中央层面日益重视法律援助服务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促动作用背景下,我国法律援助支出仍有一定的增长空间。参见陈永生: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问题与域外经验,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1期第39页。
(1)认罪认罚程序中,值班律师存在“见证人化”的问题,即值班律师由于不享有阅卷权,无法深入了解案情,只能起到见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作用,也即值班律师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时存在形式化问题。
(2)司法部《关于建立律师专业水平评价体系和评定机制的试点方案》规定,“可根据律师的政治表现、诚信状况、执业年限与执业能力确立律师的专业水平评价体系”。
(1)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至少使其中一个人变得更好。换言之,帕累托改进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