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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绍英日记》看《我的前半生》的史笔和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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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文篇名:Historicity and Literariness in Wo De Qian Ban Sheng (《我的前半生》)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Shaoying Diaries (《绍英日记》)
  • 作者:张剑
  • 英文作者:ZHANG Jian;
  • 关键词:我的前半生 ; 《绍英日记》 ; 史笔 ; 文笔
  • 中文刊名:MZWX
  • 英文刊名:Studies of Ethnic Literature
  • 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
  • 出版日期:2018-07-15
  • 出版单位:民族文学研究
  • 年:2018
  • 期:v.36;No.165
  • 语种:中文;
  • 页:MZWX201804017
  • 页数:12
  • CN:04
  • ISSN:11-1443/I
  • 分类号:152-163
摘要
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是一部发行量巨大、读者众多、影响遍及海内外的传记文学作品。由于传主本人身分的特殊性和所处历史的复杂性,该书不仅较具可读性,而且更具有丰富和珍贵的史料价值,但也有一些史实不确乃至虚构之处。利用逊清皇室总管内务府大臣绍英的日记,可以有效辨析《我的前半生》"民国初期"一段中的史笔与文笔,深化对传记文学特点的认识。
        
引文
(1)《我的前半生》最早的本子成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溥仪在其弟溥杰帮助下所写的具有悔过性质的油印本,1960年1月由群众出版社内部出版,因是灰色封面,俗称“灰皮本”(2011年又由群众出版社公开出版);在此基础上,溥仪与李文达通力合作,不断修改完善,先后于1962年6月印出一稿大字本(因上有溥仪一百五十余处批校,俗称“批校本”,2013年由群众出版社公开出版),1962年10月印出二稿大字本(因是在一稿本基础上的修改增补,内容比定本多了十五六万字,俗称“全本”,2007年由群众出版社公开出版),1964年3月正式出版了定本(群众出版社又于2013年1月发行了定本第2版)。参见孟向荣《探寻丢失的历史——〈我的前半生〉出版史话》,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
    (2)摘自群众出版社送时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刘复之的报告,转引自孟向荣《探寻丢失的历史——〈我的前半生〉出版史话》,第15页。
    (3)学界已有人著文纠正《我的前半生》史实之误,如朱家溍《对〈我的前半生〉部分史实错误的订正》,《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3期。
    (4)《绍英日记》,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文所引《绍英日记》,均出此版本,不再另注。
    (1)《我的前半生》定本错误最少,是本文对读的主要版本;以下凡不特指某本者,均指定本,本文引用之定本,系据群众出版社2013年第2版。
    (2)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第37页。
    (3)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64页。
    (4)秦国经考证此公文的发布时间为12月13日,由内务府大臣世续、景丰、绍英联名所发(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第37页),但该书亦将袁跋时间系于内务府行公文之后,大约是受了《我的前半生》的误导。
    (5)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64页。
    (1)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172页。
    (2)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72-74页。
    (3)括号内的按语均为笔者所加,下同。
    (1)此系内务府所奉向内务部说明情况的谕旨及公文声明(《绍英日记》7月18日有引),不是内阁所奉由许宝蘅拟底的退位诏书。许宝蘅拟底的退位诏所署时间是“宣统九年五月二十日”(1915年7月8日),见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72页。
    (1)不过,由7月1日“此事于事前并未接张帅来信,昨晚亥刻醇王爷闻外间有此消息”和7月13日四位主位云“此事我们本来不知”,可知复辟之事清皇室并未预闻,而是被动参与。《徐世昌日记》民国六年六月十三日(1917年7月1日)载:“今日得京中信息:张勋恭请皇上复临御天下躬理大政,闻皇太妃、醇王、世中堂均不以为然,无力阻止,有哭泣坠泪者。”(《徐世昌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973页)亦可做为旁证。
    (2)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71页。
    (3)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98页。
    (4)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90页。
    (1)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陈时伟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224页。
    (1)载涛之子溥佳《溥仪大婚纪实》所述,与《绍英日记》和《我的前半生》中又有不同,其言“经过几番淘汰,只剩下了四家,即阳仓扎布(蒙古王公)、衡永(满族、曾任都统)、荣源(后任内务府大臣)和端恭(满族,额尔德特氏)。又经过仔细挑选,最后只剩下荣源的女儿婉容和端恭的女儿文绣……不知溥仪是和我父亲的关系比较密切呢,还是由于其他缘故,他毫不犹豫地就指定荣源之女婉荣为皇后。对于落选的文绣,王公、师傅们又经过商议,劝溥仪纳她为妃。”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25页。
    (2)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灰皮本):“就连退了任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先生也不能例外,他们都是衷心愿意使他们的女儿,也能尝一尝当皇后的滋味。”(北京:群众出版社,2011年,第95页)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王公们去找徐世昌,这位一度想当国丈的大总统,表示了同意。”(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年,第95页)。
    (3)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灰皮本),第105页。
    (1)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41-42页。
    (1)溥仪之弟溥杰在1963年曾撰写《清宫会亲见闻》回忆说:“我母亲也在这种情况下,觉得既对不起瑾妃,又认为已无法再使溥仪就范,就给我写了一封遗书,吞生鸦片、白酒自杀了。”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47页。
    (1)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78页。
    (1)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14-115页。
    (2)文安主编《清宫轶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232页。
    (1)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陈时伟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306-307页。
    (2)莫洛亚:《论自传》,《传记文学》1987年第3期。
    (3)丹尼尔·夏克特:《找寻逝去的自我——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高申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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