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利在何处——清末预备立宪中关于立宪之利的争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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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按宪政的基本定义,立宪之利在于保障人权,然而在清末预备立宪中,对立宪之利的争论却非以此为议题,而是围绕着立宪能否巩固君权、立宪能否抵制革命、立宪能否富国强兵这三点展开,主张立宪的官员极力渲染立宪巩固君权、抵制革命、富国强兵之利,反对立宪的官员则一一予以反驳。晚清政府预备立宪对立宪之利的特殊追求,是宪政在近代中国的特殊语境及内涵的表现,但事实上在清末中国,立宪或可留住皇位,却绝无可能永保君权不失;可能抵制革命,却更可能催化革命,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却无急速富强之效。以宪政为包治百病的万应灵丹,把一些本不属于宪政甚至与宪政相反的东西掺入宪政,势必增加立宪的难度及复杂性。
From the basic definition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the benefit of constructing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s safeguarding human rights. However,argument of the benefit of constructing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entred on whether constructing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can cement imperial power,resist revolution and make the country rich and strong. It reflects the special context and intension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f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at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pursued special benefits of constructing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fact,constructing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may keep the throne,but not to keep imperial power,it may resist revolution or catalyze revolution,and it may maintain long-term peace and order in a country,but can not make the country rich and strong in a short time. If we think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can do anything,and make something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to it,constructing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will be more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From the basic definition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the benefit of constructing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s safeguarding human rights. However,argument of the benefit of constructing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entred on whether constructing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can cement imperial power,resist revolution and make the country rich and strong. It reflects the special context and intension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f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at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pursued special benefits of constructing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fact,constructing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may keep the throne,but not to keep imperial power,it may resist revolution or catalyze revolution,and it may maintain long-term peace and order in a country,but can not make the country rich and strong in a short time. If we think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can do anything,and make something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to it,constructing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will be more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引文
[1]李龙:《宪法基础理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张觉校注:《荀子校注》,湖南:岳麓书社2006年版。
[3]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5](汉)董仲舒:《董子春秋繁露》,阎丽译注,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张觉校注:《韩非子校注》,湖南:岳麓书社2006年版。
[7]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8]王人博等:《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9]周良霄:《皇帝与皇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0]武寅:《论明治宪法体制的内在结构》,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1](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国宪法义解》,牛仲君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12]郭冬梅:《关于明治宪法的再认识》,载《日本学论坛》2000年第1期。
[13](清)王照:《方家园杂咏记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14](清)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5](清)高树:《金銮琐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16](清)岑春煊:《乐斋漫笔》,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17](美)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8](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9](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20]杨小川:《掉进陷阱的清末宪政》,载《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8期。
[21](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刘训练、佟德志译,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23](清)胡思敬:《国闻备乘》,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24](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25](美)罗伯特·A.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上),曹海军、佟德志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6](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册),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27]韩大元:《立宪主义与经济发展——亚洲的经验》,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1期。
[28]王人博:《宪政的中国语境》,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
[29]萧公权:《宪政与民主》,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①值得一提的是,学界对清末立宪“富强为本,宪政为用”的工具性追求早有研讨,王人博教授“宪政的中国语境”(《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对此阐述极为详尽。然而,在清末中国的特定背景下,对立宪的工具性追求显然不止于“富国强兵”,同时关于立宪能否达成巩固君权、抵制革命、富国强兵等工具性目标,当时清廷内外、朝野上下也是争论颇多,惜乎学界对此探讨皆少,也未从宪法学及宪法史的角度对立宪达成这些工具性目标的可能性进行深度解析,这些都是笔者要探讨的问题。
①参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7页。
①乾隆四十六年,曾任布政使、大理寺卿的尹嘉铨被绞立决,原因是其著作被发现有“诸多狂悖不法事迹”,如仿照朱熹编《名臣言行录》,将张廷玉、高士奇、鄂尔泰等清代大臣列于其中,并称清代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相国,乾隆为此特地在上谕中专门批驳程子“天下治乱系宰相”的观点,称清朝无宰相、无名臣是社稷之福。详见《清史列传》卷18,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
②参见《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58页。
①参见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40页。当然,目前学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19世纪日本立宪的环境要好于中国,笔者认为这其实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即使19世纪日本环境更利于立宪,环境也不是其立宪成功的决定因素,同理,环境也不是清末中国立宪失败的决定因素。
[2]张觉校注:《荀子校注》,湖南:岳麓书社2006年版。
[3]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5](汉)董仲舒:《董子春秋繁露》,阎丽译注,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张觉校注:《韩非子校注》,湖南:岳麓书社2006年版。
[7]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8]王人博等:《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9]周良霄:《皇帝与皇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0]武寅:《论明治宪法体制的内在结构》,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1](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国宪法义解》,牛仲君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12]郭冬梅:《关于明治宪法的再认识》,载《日本学论坛》2000年第1期。
[13](清)王照:《方家园杂咏记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14](清)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5](清)高树:《金銮琐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16](清)岑春煊:《乐斋漫笔》,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17](美)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8](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9](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20]杨小川:《掉进陷阱的清末宪政》,载《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8期。
[21](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刘训练、佟德志译,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23](清)胡思敬:《国闻备乘》,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24](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25](美)罗伯特·A.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上),曹海军、佟德志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6](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册),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27]韩大元:《立宪主义与经济发展——亚洲的经验》,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1期。
[28]王人博:《宪政的中国语境》,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
[29]萧公权:《宪政与民主》,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①值得一提的是,学界对清末立宪“富强为本,宪政为用”的工具性追求早有研讨,王人博教授“宪政的中国语境”(《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对此阐述极为详尽。然而,在清末中国的特定背景下,对立宪的工具性追求显然不止于“富国强兵”,同时关于立宪能否达成巩固君权、抵制革命、富国强兵等工具性目标,当时清廷内外、朝野上下也是争论颇多,惜乎学界对此探讨皆少,也未从宪法学及宪法史的角度对立宪达成这些工具性目标的可能性进行深度解析,这些都是笔者要探讨的问题。
①参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7页。
①乾隆四十六年,曾任布政使、大理寺卿的尹嘉铨被绞立决,原因是其著作被发现有“诸多狂悖不法事迹”,如仿照朱熹编《名臣言行录》,将张廷玉、高士奇、鄂尔泰等清代大臣列于其中,并称清代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相国,乾隆为此特地在上谕中专门批驳程子“天下治乱系宰相”的观点,称清朝无宰相、无名臣是社稷之福。详见《清史列传》卷18,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
②参见《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58页。
①参见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40页。当然,目前学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19世纪日本立宪的环境要好于中国,笔者认为这其实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即使19世纪日本环境更利于立宪,环境也不是其立宪成功的决定因素,同理,环境也不是清末中国立宪失败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