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办案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及对公安讯问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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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跨公检法的"办案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从提出以来,不同模式先后在实际运行并各有利弊。从应然价值定位角度评析现有模式,并就平台建设主体、客体范围、运行规则方面展望其发展方向。在此背景下,刑事案件办理的关键节点均将嵌入平台,建议进行讯问同步录音像等制度"平台留痕化"相关改革,为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等制度构建提供便利。侦查讯问行为将受到更严格的过程性监督与合法性考验,提出若干机制和具体措施应对公安侦查讯问新挑战。
Since the proposal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agency sharing platform of criminal case information,different modes have been running in practice and each ha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pposed value orientation,current modes of evaluation are analyzed and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s proposed regarding the construction subject,object scope and operation rules. In this context,the key nodes of criminal cases will be embedded in the platform,and it is proposed to carry out the reform of"platform tracing"in the system of electronic recording of interrogation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ity check of interrogation before the conclusion of investigation. The police interrogation will be tested more strictly and subjected to process supervision. Several mechanisms and concrete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deal with the new challenges to police interrogation.
Since the proposal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agency sharing platform of criminal case information,different modes have been running in practice and each ha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pposed value orientation,current modes of evaluation are analyzed and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s proposed regarding the construction subject,object scope and operation rules. In this context,the key nodes of criminal cases will be embedded in the platform,and it is proposed to carry out the reform of"platform tracing"in the system of electronic recording of interrogation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ity check of interrogation before the conclusion of investigation. The police interrogation will be tested more strictly and subjected to process supervision. Several mechanisms and concrete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deal with the new challenges to police interrogation.
引文
[1]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精神专题视频会议在深圳召开[EB/OL].(2018-07-25)[2018-07-29].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09301.html.
[2]葛琳.刑事涉案财物管理制度改革[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6):122-131+172.
[3]马明亮.作为正当程序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4]田力男.刑事涉案财物保管与处置新制研究[J].法学杂志,2018(8):114-125.
[5]裴炜.个人信息大数据与刑事正当程序的冲突及其调和[J].法学研究,2018(2):42-61.
[6]陈光中,魏晓娜.论我国司法体制的现代化改革[J].中国法学,2015(1):101-116.
[7]张舟逸,李恩树.《财经》平冤系列报道之十:冤案成因解析[EB/OL].(2015-08-14)[2017-07-29].http://news.163.com/15/0814/05/B0V4QC1V0001124J.html.
[8]曹建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情况的报告(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EB/OL].(2017-11-02)[2018-07-02].http://www.spp.gov.cn/zdgz/201711/t20171102_204013.shtml.
[9]李玉华.我国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实施中的十大问题[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49-53.
[10]田力男.公安机关刑事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初探[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3):196-205+209.
[11]陈文聪,谢川豫.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与反思[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2):53-64.
[12]魏博闻,董少平.论我国侦查讯问录音录像信息管理系统的构建[J].犯罪研究,2017(1):45-52.
[13]毕惜茜.审讯原理与技巧[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41.
[14]陈光中,肖沛权.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新成就和新期待[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3):3-14.
[15]王毅,童闯,孙光荣,等.论大数据视野下公安侦查理念与模式的转变[C]//陈刚.现代侦查技战法论坛.北京:群众出版社,2018:44.
[16]GRIFFITHS A.Confessional to Professional---A Brief History of Interviewing with Suspects in England and Wales[C]//BELKIN I,LIU C,GAO A.Questioning Police Interrogation Methods:A Comparative Study.Beijing:Law Press,2018:263-290.
(1)具体称谓有多种,如“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政法大数据共享应用平台”“政法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参见马春晓:《司法体制改革的贵州实践》,http://www.ddcpc.cn/2017/law_0710/105536.html,2018年7月29日访问。
(2)参见中央政法委等:《关于推进政法部门网络设施共建和信息资源共享的意见》(政法[2008]1号)。
(3)“软审讯”与“软刑讯”分别代指合法与非法讯问,有关前者可参见何家弘:《序言》,载佛瑞德·E·英鲍等著:《刑事审讯与供述》(第5版),刘涛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4)近年错案平反直接推动中央提出若干司法改革措施,其中多有针对非法讯问、严格排除非法证据的;2013年以来最高法、最高检年度工作报告也反复强调非法证据排除的落实情况。
(5)如警务地理信息、综合应用、情报信息研判、边界接入平台,参见《公安机关“三项建设”电视专题片解说词》2011年12月10日,http://www.wm114.cn/wen/129/257046.html,2018年6月1日访问。
(6)参见2014年公安部《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16条第2款、第19条第1款。
(1)“审判中心”可理解为“刑诉法原则之三机关关系重塑”“刑诉各阶段关系”“司法控权”“刑诉结构”等,笔者更倾向于第一种,参见陈光中、曾新华:《中国刑事诉讼法立法四十年》,载《法学》2018年第7期。
(2)关于平台向辩方开放及辩方阅览权限问题待后文展开探讨。
(3)除“过程性监督”外,结合平台功能可考虑创设对侦查人员追究过程性执法办案责任机制,参见田力男:《公安机关刑事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初探》,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4)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5条。
(1)全国范围如2015年以来最高检已对“常见的50个罪名”研发出批捕、公诉的证据指引,参见孙春英:《已明确50个罪名审查逮捕起诉证据标准》,载《法制日报》2017年7月13日第3版;地方上如公检会签“涉及30余常见罪名”逮捕证据标准,参见陈友谊:《新城院签订〈刑事案件逮捕证据标准指引〉》,http://www.jcrb.com/xztpd/2015zt/sanyue/jcfcyl_41363/dongtai/201710/t20171018_1806715.html,2018年7月1日访问。
(2)如西部某省会大城市全部刑案中“盗、抢、毒”三类已占比80%,参见《贵州大数据助力司改进入新境界》2017年7月10日,http://www.sohu.com/a/155958177_99906093,2018年7月1日访问。
(3)参见曹建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侦查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情况的报告》2016年11月5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http://www.spp.gov.cn/zdgz/201611/t20161107_171820.shtml,2018年7月2日访问。
(4)检察院在欲“加强侦查监督”改革不到两年后的2018年7月却要行“捕诉合一”化改革。笔者认为从批捕和公诉不同权力属性、检察监督的宪法定位、强化侦查监督的必要和重要性等角度,侦查监督职权都应由相对中立的部门和个人行使,不宜由追诉倾向的公诉者“代劳”。
(1)同步录“音像”为一体操作,不再允许仅录音或录像。“讯问”指在办案单位或看守所讯问室所进行,其他法定地点讯问仍以执法记录仪摄录并改造为实时自动上传到平台延展部分(网络“云端”)方式保存。
(2)参见2014年公安部《规定》第11条第1款。
(3)具体情况参见《灵璧县检察院在全市首次运用讯(询)问笔录系统》,http://www.ahlingbi.jcy.gov.cn/gzdt/201704/t20170426_1982960.shtml;张宏伟:《人工智能走入法院》,http://www.itbear.com.cn/html/2017-05/209011.html,皆为2018年8月1日访问。
(4)具体参见前注张宏伟《人工智能走入法院》文。
(5)参见李玉华、张晶:《同步录音录像下单警讯问的突破》,载卞建林:《2018年刑事诉讼法学年会论文集》,第14页。
(1)参见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2016年10月11日)第5条。
(2)参见2014年公安部《规定》第16条第1款。
(3)关于欧陆法系相关规定,参见史蒂芬·沙曼:《比较刑事诉讼案例教科书》,施鹏鹏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5-36页;英美法系以美国的米兰达规则为代表,参见Miranda v.Arizona,384U.S.436。
(4)笔者于2018年10月20日西安参加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8年会分组讨论中,有代表就“同步录音录像下单警讯问”展开探讨,另参见李玉华、张晶:《同步录音录像下单警讯问的突破》,载卞建林:《2018刑事诉讼法学年会论文集》;笔者在2018年7、8月于北京、深圳公安机关调研时,也有一线民警呼吁改革“二人讯问”为“单警讯问”。
(1)参见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17年6月27日,第2-4条导致排除证据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具体情形,包括将“威胁”等列入。
(2)最高法院相关业务部门认同“在长达30多小时的连续讯问过程中没有得到必要休息,这种疲劳审讯属于一种变相肉刑,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程度与刑讯逼供基本相当”,参见吴毅、朱蓓娅贪污案[第1141号],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6集)》,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37页。
(1)参见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18年1月16日,第35条第2、3款。
(2)“PEACE”中五个字母分别指“计划与准备”“建立融洽关系与解释”“描述”“总结”“评估”。
[2]葛琳.刑事涉案财物管理制度改革[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6):122-131+172.
[3]马明亮.作为正当程序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4]田力男.刑事涉案财物保管与处置新制研究[J].法学杂志,2018(8):114-125.
[5]裴炜.个人信息大数据与刑事正当程序的冲突及其调和[J].法学研究,2018(2):42-61.
[6]陈光中,魏晓娜.论我国司法体制的现代化改革[J].中国法学,2015(1):101-116.
[7]张舟逸,李恩树.《财经》平冤系列报道之十:冤案成因解析[EB/OL].(2015-08-14)[2017-07-29].http://news.163.com/15/0814/05/B0V4QC1V0001124J.html.
[8]曹建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情况的报告(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EB/OL].(2017-11-02)[2018-07-02].http://www.spp.gov.cn/zdgz/201711/t20171102_204013.shtml.
[9]李玉华.我国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实施中的十大问题[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49-53.
[10]田力男.公安机关刑事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初探[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3):196-205+209.
[11]陈文聪,谢川豫.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与反思[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2):53-64.
[12]魏博闻,董少平.论我国侦查讯问录音录像信息管理系统的构建[J].犯罪研究,2017(1):45-52.
[13]毕惜茜.审讯原理与技巧[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41.
[14]陈光中,肖沛权.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新成就和新期待[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3):3-14.
[15]王毅,童闯,孙光荣,等.论大数据视野下公安侦查理念与模式的转变[C]//陈刚.现代侦查技战法论坛.北京:群众出版社,2018:44.
[16]GRIFFITHS A.Confessional to Professional---A Brief History of Interviewing with Suspects in England and Wales[C]//BELKIN I,LIU C,GAO A.Questioning Police Interrogation Methods:A Comparative Study.Beijing:Law Press,2018:263-290.
(1)具体称谓有多种,如“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政法大数据共享应用平台”“政法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参见马春晓:《司法体制改革的贵州实践》,http://www.ddcpc.cn/2017/law_0710/105536.html,2018年7月29日访问。
(2)参见中央政法委等:《关于推进政法部门网络设施共建和信息资源共享的意见》(政法[2008]1号)。
(3)“软审讯”与“软刑讯”分别代指合法与非法讯问,有关前者可参见何家弘:《序言》,载佛瑞德·E·英鲍等著:《刑事审讯与供述》(第5版),刘涛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4)近年错案平反直接推动中央提出若干司法改革措施,其中多有针对非法讯问、严格排除非法证据的;2013年以来最高法、最高检年度工作报告也反复强调非法证据排除的落实情况。
(5)如警务地理信息、综合应用、情报信息研判、边界接入平台,参见《公安机关“三项建设”电视专题片解说词》2011年12月10日,http://www.wm114.cn/wen/129/257046.html,2018年6月1日访问。
(6)参见2014年公安部《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16条第2款、第19条第1款。
(1)“审判中心”可理解为“刑诉法原则之三机关关系重塑”“刑诉各阶段关系”“司法控权”“刑诉结构”等,笔者更倾向于第一种,参见陈光中、曾新华:《中国刑事诉讼法立法四十年》,载《法学》2018年第7期。
(2)关于平台向辩方开放及辩方阅览权限问题待后文展开探讨。
(3)除“过程性监督”外,结合平台功能可考虑创设对侦查人员追究过程性执法办案责任机制,参见田力男:《公安机关刑事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初探》,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4)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5条。
(1)全国范围如2015年以来最高检已对“常见的50个罪名”研发出批捕、公诉的证据指引,参见孙春英:《已明确50个罪名审查逮捕起诉证据标准》,载《法制日报》2017年7月13日第3版;地方上如公检会签“涉及30余常见罪名”逮捕证据标准,参见陈友谊:《新城院签订〈刑事案件逮捕证据标准指引〉》,http://www.jcrb.com/xztpd/2015zt/sanyue/jcfcyl_41363/dongtai/201710/t20171018_1806715.html,2018年7月1日访问。
(2)如西部某省会大城市全部刑案中“盗、抢、毒”三类已占比80%,参见《贵州大数据助力司改进入新境界》2017年7月10日,http://www.sohu.com/a/155958177_99906093,2018年7月1日访问。
(3)参见曹建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侦查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情况的报告》2016年11月5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http://www.spp.gov.cn/zdgz/201611/t20161107_171820.shtml,2018年7月2日访问。
(4)检察院在欲“加强侦查监督”改革不到两年后的2018年7月却要行“捕诉合一”化改革。笔者认为从批捕和公诉不同权力属性、检察监督的宪法定位、强化侦查监督的必要和重要性等角度,侦查监督职权都应由相对中立的部门和个人行使,不宜由追诉倾向的公诉者“代劳”。
(1)同步录“音像”为一体操作,不再允许仅录音或录像。“讯问”指在办案单位或看守所讯问室所进行,其他法定地点讯问仍以执法记录仪摄录并改造为实时自动上传到平台延展部分(网络“云端”)方式保存。
(2)参见2014年公安部《规定》第11条第1款。
(3)具体情况参见《灵璧县检察院在全市首次运用讯(询)问笔录系统》,http://www.ahlingbi.jcy.gov.cn/gzdt/201704/t20170426_1982960.shtml;张宏伟:《人工智能走入法院》,http://www.itbear.com.cn/html/2017-05/209011.html,皆为2018年8月1日访问。
(4)具体参见前注张宏伟《人工智能走入法院》文。
(5)参见李玉华、张晶:《同步录音录像下单警讯问的突破》,载卞建林:《2018年刑事诉讼法学年会论文集》,第14页。
(1)参见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2016年10月11日)第5条。
(2)参见2014年公安部《规定》第16条第1款。
(3)关于欧陆法系相关规定,参见史蒂芬·沙曼:《比较刑事诉讼案例教科书》,施鹏鹏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5-36页;英美法系以美国的米兰达规则为代表,参见Miranda v.Arizona,384U.S.436。
(4)笔者于2018年10月20日西安参加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8年会分组讨论中,有代表就“同步录音录像下单警讯问”展开探讨,另参见李玉华、张晶:《同步录音录像下单警讯问的突破》,载卞建林:《2018刑事诉讼法学年会论文集》;笔者在2018年7、8月于北京、深圳公安机关调研时,也有一线民警呼吁改革“二人讯问”为“单警讯问”。
(1)参见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17年6月27日,第2-4条导致排除证据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具体情形,包括将“威胁”等列入。
(2)最高法院相关业务部门认同“在长达30多小时的连续讯问过程中没有得到必要休息,这种疲劳审讯属于一种变相肉刑,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程度与刑讯逼供基本相当”,参见吴毅、朱蓓娅贪污案[第1141号],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6集)》,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37页。
(1)参见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18年1月16日,第35条第2、3款。
(2)“PEACE”中五个字母分别指“计划与准备”“建立融洽关系与解释”“描述”“总结”“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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