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文岛事件”与英国东北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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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甲申政变"之后,辅佐谁来保护朝鲜,是英国制定东北亚外交政策的焦点。朝鲜"背清亲俄"、日本不断挑战中朝宗藩关系、《天津条约》的撤兵造成朝鲜半岛即将出现政权、军事真空局面,导致中国在政治、军事两方面掌控朝鲜的力度空前薄弱,加剧了域内域外国家对朝鲜主导权的争夺。为了防止朝鲜半岛的动荡局势向着于己国不利的方向演变,维护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格局,1885年3月,英国精心策划了一个"由中国保护朝鲜"和"有一打算"的外交计策,并于1885年4月在防御"英俄战争"的大义名分下,占领了巨文岛。由此,开始了近两年的辅佐"中国保护朝鲜"的外交活动,最后如愿获得了一个在中国宗主权掌控下的相对稳固的东北亚局势。可以说,巨文岛事件是在英国军事力量支持下,中英联手巩固东亚宗藩体制的外交事件,英国是这一事件的最大赢家,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而英国高调渲染占领巨文岛的大义名分和辅佐"中国保护朝鲜"的真实用意,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反映了巨文岛事件的复杂性、多面性。1885年以后,在强化宗藩体制的过程中,以遏制日本和朝鲜进一步破坏中国宗主权为目的的英国外交活动发挥了关键作用,巨文岛事件是其中的重要历史拐点。
After"The Gapsin Coup",British Northeast Asia foreign policy revolved around the issue of which country to help for holding the Suzerainty over Korea. Faced with the Korea's regime and military vacuum situation after Tianjin Treaty,the British government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a strategy of helping consolidating"the Chinese Suzerainty over Korea"in order to respond and cope with the worsening regional situation and prevent further unrest on Korea Peninsula,which was particularly unfavorable to British interests. In April 1885,the British occupied Port Hamilton under the pretense of containing the possibility of a new Anglo-Russian War.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Port Hamilton was a start of two-year British diplomatic activity aiming to help reinforcing "the Chinese Suzerainty over Korea",which eventually rendered a comparatively stabilized regional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 under Chinese Suzerainty. To conclude,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Port Hamilton was a diplomatic event of China and Britain jointly consolidating East Asia Suzerain-vassal System supported by British military force.Britain got the lion's share in the process while China also benefited much. The real intentions behind British highly playing up the pretense of "consolidating Chinese Suzerainty over Korea"were just like two sides of one coin,reflecting the complexity and the fact that various powers played in the event. From 1885,the British diplomatic activity led a key role in containing both Japanese and Korean forces to undermine the Chinese Suzerainty and obviously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Port Hamilton was the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After"The Gapsin Coup",British Northeast Asia foreign policy revolved around the issue of which country to help for holding the Suzerainty over Korea. Faced with the Korea's regime and military vacuum situation after Tianjin Treaty,the British government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a strategy of helping consolidating"the Chinese Suzerainty over Korea"in order to respond and cope with the worsening regional situation and prevent further unrest on Korea Peninsula,which was particularly unfavorable to British interests. In April 1885,the British occupied Port Hamilton under the pretense of containing the possibility of a new Anglo-Russian War.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Port Hamilton was a start of two-year British diplomatic activity aiming to help reinforcing "the Chinese Suzerainty over Korea",which eventually rendered a comparatively stabilized regional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 under Chinese Suzerainty. To conclude,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Port Hamilton was a diplomatic event of China and Britain jointly consolidating East Asia Suzerain-vassal System supported by British military force.Britain got the lion's share in the process while China also benefited much. The real intentions behind British highly playing up the pretense of "consolidating Chinese Suzerainty over Korea"were just like two sides of one coin,reflecting the complexity and the fact that various powers played in the event. From 1885,the British diplomatic activity led a key role in containing both Japanese and Korean forces to undermine the Chinese Suzerainty and obviously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Port Hamilton was the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引文
(1)[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2—45页;[英]季南著、许步曾译:《英国的对华外交(1880—1885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0—193页;[日]小林隆夫:《19世紀イギリス外交と東アジア》,彩流社2012年版,第158—164页;[日]安夢弼:《イギリスの巨文岛占领事件1885—1887年》,《经济论集》第26号,大东文化大学经济学会,1997年;马维英:《19世纪晚期中俄英在朝鲜半岛的战略角逐——以“巨文岛事件”为中心的分析》,《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19期;张礼恒:《论巨文岛事件与甲午战前的远东国际局势》,《东岳论丛》1995年第S1期;索冰:《巨文岛事件中的英国外交活动》,《外国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赵欣:《巨文岛事件与东亚国际格局的演变》,《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这些研究在内容和侧重点上虽有所不同,但皆是在“英俄的矛盾与对立”这一框架下阐述英国占领巨文岛的原因和目的。
(2)索冰:《巨文岛事件中的英国外交活动》,《外国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孙昉、禚柏红:《晚清中国在巨文岛事件中的外交斡旋(1885—1886)》,《淮阴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吕萍:《朝鲜巨文岛事件与清政府的对策》,《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朴日根:《巨文島と李鴻章の対韓政策》,《韩》特集·韩末外交史,(东京)通巻106号,1987年。
(3)[韩]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金玉均全集》,亚细亚文化社1979年版,第95页。
(4)《致总理衙门论朝鲜》(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五日),戴逸、顾延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17页。
(1)(2)(3)(12)(14)[英]F.V.ディキンズ著、[日]高梨健吉译:《パークス伝—日本駐在の日々》,平凡社1984年版,第215、216、219、215、216页。
(4)[日]小林隆夫:《19世紀イギリス外交と東アジア》,彩流社2012年版,第127页。
(5)F.O.46/317/237,Plunkett to Granville,December14,1884.
(6)F.O.17/977/3,confidential,Parkes to Granville,January4,1885.
(7)(8)(9)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1640、1833、1834页。
(10)此次“朝俄密约”始发于1884年12月左右,核心人物是穆麟德和朝鲜国王,分别在海参崴、东京、汉城三地运作。但到了1885年5月下旬,事情暴露,7月左右在李鸿章的干预和施压下被暂时平息。
(11)第一次朝俄密约的详情见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184—195页。
(13)[英]季南:《英国的对华外交(1880—1885年)》,第190—193页。
(1)(2)(3)(4)《巨文岛占据关外衙谈草》,[韩]高丽大学校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编:《旧韩国外交文书》第13卷,韩国高丽大学校出版部1972年版,(英案1),第141、142、141、141页。
(5)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754页。
(6)(7)(8)《天津谈草》,第341—342、341—342、338页。
(9)《御委任状下付方ニ付上申》(1884年12月20日);《井上大使ヲ朝鮮へ派遣ノ旨清国政府へ通告ノ件》(1884年12月22日),[日]金正明編:《日韓外交資料集成》第3卷,東京巖南堂書店1962年版,第73—75、91—92页。
(10)F.O.17/977/3,confidential,Parkes to Granville,January 4,1885.
(11)[英]F.V.ディキンズ著、[日]高梨健吉译:《パークス伝—日本駐在の日々》,第216页。
(12)一九八《約款審議ノ件》,《条約書案》,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18卷,東京巖南堂書店1950年版,第347—349页。
(13)[英]季南:《英国的对华外交(1880—1885年)》,第166页。
(14)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170页。
(1)(3)(4)(5)(12)(13)[英]季南:《英国的对华外交(1880—1885年)》,第167、165、167、166、164、166页。
(2)《朝鮮事変ニ関シ清国武官処罰及撤兵ニ関シ意見問合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18卷,第192—193页。
(6)[英]F.V.ディキンズ著、[日]高梨健吉译:《パークス伝—日本駐在の日々》,第216页。
(7)(8)F.O.17/977/3,confidential,Parkes to Granville,January 4,1885;[日]小林隆夫:《19世紀イギリス外交と東アジア》,第135页。
(9)日本撤兵时,临时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照会督办交涉通商事务金允植,内称“兹奉本国政府檄称,今将我护卫兵于本7月21日全数撤回,此系遵照我明治15年在济物浦所定两国条约,视其无须警备之时,暂行撤回,至于将来如遇有事,再须护卫兵,仍当随时派兵护卫,不得因此撤回警备,误为废灭前约,宜将此意,一并向朝鲜政府声明。”《日馆护卫兵全撤回件》,高宗22年6月7日,[韩]高丽大学校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编:《旧韩国外交文书》第1卷,(日案1),第250页。
(10)针对日本依据《济物浦条约》的驻兵主张,李鸿章注意到其弊害。谈判结束后,李鸿章派罗丰禄向伊藤声明:“日本与朝鲜约内,留兵护卫使馆一节,以后应作罢论。”对此,伊藤主张:“日朝两国的条约与中国的交涉无关,假令谈判破裂,我也不会承认其(指李鸿章)所言。”春畝公追頌会編:《伊藤博文伝》,原書房1970年版,第429页。王如绘指出:《天津条约》的撤兵、出兵条款均未对《济物浦条约》第5款的内容做出明确的限制,致使《天津条约》只是用来迫使中国撤兵和限制中国派兵,对日本毫无约束力。参见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183页。
(11)《清国ト談判ノ為メ伊藤参議等派遣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18卷,第196—198页。
(14)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1652页。
(1)(2)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1649—1650页。
(3)《请与倭使议撤朝鲜戎兵》(光绪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455页。
(4)李鸿章同意从朝鲜撤兵的历史原因和具体经过,详见张礼恒:《李鸿章同意从朝鲜撤军的原因探析》,《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5)(6)(7)《英国公使パークス氏》,《日本外交文書》,追補年間,東京巖南堂書店1962年版,第326页。
(8)《其意见》,《日本外交文書》,追補年間,第326—327页。
(9)有关英国对日本渲染俄国威胁论之内容,详见张礼恒:《“俄国威胁论”与19世纪80年代英国远东政策》,《历史教学》2016年第11期。张礼恒指出:英国渲染“俄国威胁论”,刻意在东北亚地区制造紧张、恐怖气氛,将中日朝三国编织到英国的战略序列中,确保英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既得利益。
(10)转引自[日]小林隆夫:《19世紀イギリス外交と東アジア》,第133页。
(11)(13)《日本外交文書》,追補年間,第327页。
(12)[英]F.V.ディキンズ著、[日]高梨健吉译:《パークス伝—日本駐在の日々》,第216页。
(14)[英]季南:《英国的对华外交(1880—1885年)》,第169页。
(1)《中日战争》(续编)第9册,第34页,转引自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210页。
(2)附記《条約書》,《日本外交文書》第18卷,第309页。
(3)(4)(5)(10)(11)[英]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第170、170、170、193、193页。
(6)[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第31页。
(7)(13)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210、195页。
(8)张礼恒将其归纳为:“4月7日”说;“4月15日”说和“4月23日”说三种。参见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页。
(9)《其意见》,《日本外交文書》,追補年間,第327页。
(12)《李鸿章全集》第21卷,第504页。
(1)《朝鲜近海巡洋ノタメ军舰派遣方ノ件》亲展第百十九号,《日本外交文書》第18卷,第373—374页。
(2)《英国ノ巨文岛占拠ハ日本ニ取リ重大关心事タルヲ以テ之カ真相ノ十分ナル报道ヲ得ル迄ハ本件ニ関シ意思表示ヲ留保スル旨回答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18卷,第600页。
(3)《英国ノ巨文岛占拠ニ関シ之ガ対応策二ツキ訓令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18卷,第601页。
(4)F.O.46/329/109,secret,April 27,1885;F.O.46/329/121,confidential,Plunkett to Granville,April 23.1885.转引自小林隆夫:《19世紀イギリス外交と東アジア》,第172页。
(5)郭廷礼、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1919页。
(6)《朝日新闻》、《读卖新闻》自1885年5月3日至1887年3月3日。
(7)[英]季南:《英国的对华外交(1880—1885年)》,第206页。
(8)《パークス伝—日本駐在の日々》,第216页。
(9)(12)[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第291、38页。
(10)《李鸿章全集》第21卷,第524、505页。
(11)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第204页。
(13)有关李鸿章、拉德仁天津会谈交涉经过,详见陈开科:《1886年李鸿章、拉德仁天津会谈与中俄朝鲜政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6期。
(14)安德鲁·马洛泽莫夫指出:为了使“暂时”措置合理起见,英国有意散布谣言,说俄国打算夺取这些岛屿,英国舰队只是要先发制人地阻止俄国的侵略步骤。参见《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第33页。
(1)《直督李鸿章致总署英据朝鲜哈米敦岛防俄船电》,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版,第496页。
(2)《驻天津领事原敬ヨリ井上馨》,伊藤博文编:《秘书类纂》外交篇下卷,東京原書坊1969年版,第367页;《寄译署》,《李鸿章全集》第21卷,第523页。
(3)(10)(11)《致总署论巨磨岛事》,《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492、492、491页。
(4)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195页;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第201页;[英]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第192页;[日]小林隆夫:《19世紀イギリス外交と東アジア》,第158—159页。
(5)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1856页。
(6)《朝鲜巨文岛占拠通牒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18卷,第599—600页。
(7)《英国特命全权致井上外务卿宛巨文岛占拠ニ关シ英国外务大臣ノ电报内容通牒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18卷,第600—601页。
(8)1885年9月英俄签订《伦敦议定书》,达成划分阿富汗边界的原则,英俄战争危机消失。
(9)《朝鲜外署致英领事书》、《日本代理公使复函》、《德国领事复函》、《美国领事复函》、《朝鲜外署致英领事书》,《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490—495页。
(12)《英军巨文岛占据撤回电请》(高宗22年4月7日),《旧韩国外交文书》第13卷,(英案1),第133—134页。
(1)(2)《巨文岛占据关外衙谈草》,《旧韩国外交文书》第13卷,(英案1),第141、142页。
(3)(9)(15)[英]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第194、194、205页。
(4)《英军巨文岛占据本旨再确认》,《旧韩国外交文书》第13卷,(英案1),第144页。
(5)《巨文岛占据关经过解明本国覆文到着暂待要请》,《旧韩国外交文书》第13卷,(英案1),第148页。
(6)《巨文岛问题妥协办法请求示唆》,《旧韩国外交文书》第13卷,(英案1),第186页。
(7)(8)《巨文岛问题无理纳得不能点指摘急速妥结催促》,《旧韩国外交文书》第13卷,(英案1),第192—193页。
(10)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1856页。
(11)(12)(13)《李鸿章全集》第21卷,第522、523、525页。
(14)《清季外交史料》(二),第69卷,第33页。
(16)《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498页。
(1)有关欧美、日本对宗藩关系态度的转变,参见权赫秀:《朝贡与条约的紧张关系——以欧美列强与日本对中韩朝贡关系的态度变化为中心》,《聊城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2)[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
(3)(4)《清季外交史料》(二),第69卷,第33页。
(5)陈开科:《1886年李鸿章、拉德仁天津会谈与中俄朝鲜政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6期。
(6)(7)[日]陸奥宗光:《蹇蹇録(新訂)》,岩波書店1983年版,第132、132页。
(8)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1944—1945页。
(9)有关任命袁世凯的详细经过详见张礼恒:《历史的选择——袁世凯就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原因浅析》,《东岳论丛》2017年第2期。
(1)详见郭海燕:《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文史哲》2007年第1期,第113—120页。
(2)详见郭海燕:《李鸿章与近代中朝通讯网的建立》,《聊城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3)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2171—2172页。
(4)[日]陸奥宗光:《蹇蹇録(新訂)》,第132页。
(5)[英]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第210页。
(2)索冰:《巨文岛事件中的英国外交活动》,《外国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孙昉、禚柏红:《晚清中国在巨文岛事件中的外交斡旋(1885—1886)》,《淮阴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吕萍:《朝鲜巨文岛事件与清政府的对策》,《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朴日根:《巨文島と李鴻章の対韓政策》,《韩》特集·韩末外交史,(东京)通巻106号,1987年。
(3)[韩]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金玉均全集》,亚细亚文化社1979年版,第95页。
(4)《致总理衙门论朝鲜》(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五日),戴逸、顾延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17页。
(1)(2)(3)(12)(14)[英]F.V.ディキンズ著、[日]高梨健吉译:《パークス伝—日本駐在の日々》,平凡社1984年版,第215、216、219、215、216页。
(4)[日]小林隆夫:《19世紀イギリス外交と東アジア》,彩流社2012年版,第127页。
(5)F.O.46/317/237,Plunkett to Granville,December14,1884.
(6)F.O.17/977/3,confidential,Parkes to Granville,January4,1885.
(7)(8)(9)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1640、1833、1834页。
(10)此次“朝俄密约”始发于1884年12月左右,核心人物是穆麟德和朝鲜国王,分别在海参崴、东京、汉城三地运作。但到了1885年5月下旬,事情暴露,7月左右在李鸿章的干预和施压下被暂时平息。
(11)第一次朝俄密约的详情见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184—195页。
(13)[英]季南:《英国的对华外交(1880—1885年)》,第190—193页。
(1)(2)(3)(4)《巨文岛占据关外衙谈草》,[韩]高丽大学校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编:《旧韩国外交文书》第13卷,韩国高丽大学校出版部1972年版,(英案1),第141、142、141、141页。
(5)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754页。
(6)(7)(8)《天津谈草》,第341—342、341—342、338页。
(9)《御委任状下付方ニ付上申》(1884年12月20日);《井上大使ヲ朝鮮へ派遣ノ旨清国政府へ通告ノ件》(1884年12月22日),[日]金正明編:《日韓外交資料集成》第3卷,東京巖南堂書店1962年版,第73—75、91—92页。
(10)F.O.17/977/3,confidential,Parkes to Granville,January 4,1885.
(11)[英]F.V.ディキンズ著、[日]高梨健吉译:《パークス伝—日本駐在の日々》,第216页。
(12)一九八《約款審議ノ件》,《条約書案》,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18卷,東京巖南堂書店1950年版,第347—349页。
(13)[英]季南:《英国的对华外交(1880—1885年)》,第166页。
(14)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170页。
(1)(3)(4)(5)(12)(13)[英]季南:《英国的对华外交(1880—1885年)》,第167、165、167、166、164、166页。
(2)《朝鮮事変ニ関シ清国武官処罰及撤兵ニ関シ意見問合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18卷,第192—193页。
(6)[英]F.V.ディキンズ著、[日]高梨健吉译:《パークス伝—日本駐在の日々》,第216页。
(7)(8)F.O.17/977/3,confidential,Parkes to Granville,January 4,1885;[日]小林隆夫:《19世紀イギリス外交と東アジア》,第135页。
(9)日本撤兵时,临时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照会督办交涉通商事务金允植,内称“兹奉本国政府檄称,今将我护卫兵于本7月21日全数撤回,此系遵照我明治15年在济物浦所定两国条约,视其无须警备之时,暂行撤回,至于将来如遇有事,再须护卫兵,仍当随时派兵护卫,不得因此撤回警备,误为废灭前约,宜将此意,一并向朝鲜政府声明。”《日馆护卫兵全撤回件》,高宗22年6月7日,[韩]高丽大学校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编:《旧韩国外交文书》第1卷,(日案1),第250页。
(10)针对日本依据《济物浦条约》的驻兵主张,李鸿章注意到其弊害。谈判结束后,李鸿章派罗丰禄向伊藤声明:“日本与朝鲜约内,留兵护卫使馆一节,以后应作罢论。”对此,伊藤主张:“日朝两国的条约与中国的交涉无关,假令谈判破裂,我也不会承认其(指李鸿章)所言。”春畝公追頌会編:《伊藤博文伝》,原書房1970年版,第429页。王如绘指出:《天津条约》的撤兵、出兵条款均未对《济物浦条约》第5款的内容做出明确的限制,致使《天津条约》只是用来迫使中国撤兵和限制中国派兵,对日本毫无约束力。参见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183页。
(11)《清国ト談判ノ為メ伊藤参議等派遣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18卷,第196—198页。
(14)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1652页。
(1)(2)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1649—1650页。
(3)《请与倭使议撤朝鲜戎兵》(光绪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455页。
(4)李鸿章同意从朝鲜撤兵的历史原因和具体经过,详见张礼恒:《李鸿章同意从朝鲜撤军的原因探析》,《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5)(6)(7)《英国公使パークス氏》,《日本外交文書》,追補年間,東京巖南堂書店1962年版,第326页。
(8)《其意见》,《日本外交文書》,追補年間,第326—327页。
(9)有关英国对日本渲染俄国威胁论之内容,详见张礼恒:《“俄国威胁论”与19世纪80年代英国远东政策》,《历史教学》2016年第11期。张礼恒指出:英国渲染“俄国威胁论”,刻意在东北亚地区制造紧张、恐怖气氛,将中日朝三国编织到英国的战略序列中,确保英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既得利益。
(10)转引自[日]小林隆夫:《19世紀イギリス外交と東アジア》,第133页。
(11)(13)《日本外交文書》,追補年間,第327页。
(12)[英]F.V.ディキンズ著、[日]高梨健吉译:《パークス伝—日本駐在の日々》,第216页。
(14)[英]季南:《英国的对华外交(1880—1885年)》,第169页。
(1)《中日战争》(续编)第9册,第34页,转引自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210页。
(2)附記《条約書》,《日本外交文書》第18卷,第309页。
(3)(4)(5)(10)(11)[英]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第170、170、170、193、193页。
(6)[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第31页。
(7)(13)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210、195页。
(8)张礼恒将其归纳为:“4月7日”说;“4月15日”说和“4月23日”说三种。参见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页。
(9)《其意见》,《日本外交文書》,追補年間,第327页。
(12)《李鸿章全集》第21卷,第504页。
(1)《朝鲜近海巡洋ノタメ军舰派遣方ノ件》亲展第百十九号,《日本外交文書》第18卷,第373—374页。
(2)《英国ノ巨文岛占拠ハ日本ニ取リ重大关心事タルヲ以テ之カ真相ノ十分ナル报道ヲ得ル迄ハ本件ニ関シ意思表示ヲ留保スル旨回答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18卷,第600页。
(3)《英国ノ巨文岛占拠ニ関シ之ガ対応策二ツキ訓令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18卷,第601页。
(4)F.O.46/329/109,secret,April 27,1885;F.O.46/329/121,confidential,Plunkett to Granville,April 23.1885.转引自小林隆夫:《19世紀イギリス外交と東アジア》,第172页。
(5)郭廷礼、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1919页。
(6)《朝日新闻》、《读卖新闻》自1885年5月3日至1887年3月3日。
(7)[英]季南:《英国的对华外交(1880—1885年)》,第206页。
(8)《パークス伝—日本駐在の日々》,第216页。
(9)(12)[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第291、38页。
(10)《李鸿章全集》第21卷,第524、505页。
(11)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第204页。
(13)有关李鸿章、拉德仁天津会谈交涉经过,详见陈开科:《1886年李鸿章、拉德仁天津会谈与中俄朝鲜政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6期。
(14)安德鲁·马洛泽莫夫指出:为了使“暂时”措置合理起见,英国有意散布谣言,说俄国打算夺取这些岛屿,英国舰队只是要先发制人地阻止俄国的侵略步骤。参见《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第33页。
(1)《直督李鸿章致总署英据朝鲜哈米敦岛防俄船电》,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版,第496页。
(2)《驻天津领事原敬ヨリ井上馨》,伊藤博文编:《秘书类纂》外交篇下卷,東京原書坊1969年版,第367页;《寄译署》,《李鸿章全集》第21卷,第523页。
(3)(10)(11)《致总署论巨磨岛事》,《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492、492、491页。
(4)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195页;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第201页;[英]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第192页;[日]小林隆夫:《19世紀イギリス外交と東アジア》,第158—159页。
(5)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1856页。
(6)《朝鲜巨文岛占拠通牒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18卷,第599—600页。
(7)《英国特命全权致井上外务卿宛巨文岛占拠ニ关シ英国外务大臣ノ电报内容通牒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18卷,第600—601页。
(8)1885年9月英俄签订《伦敦议定书》,达成划分阿富汗边界的原则,英俄战争危机消失。
(9)《朝鲜外署致英领事书》、《日本代理公使复函》、《德国领事复函》、《美国领事复函》、《朝鲜外署致英领事书》,《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490—495页。
(12)《英军巨文岛占据撤回电请》(高宗22年4月7日),《旧韩国外交文书》第13卷,(英案1),第133—134页。
(1)(2)《巨文岛占据关外衙谈草》,《旧韩国外交文书》第13卷,(英案1),第141、142页。
(3)(9)(15)[英]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第194、194、205页。
(4)《英军巨文岛占据本旨再确认》,《旧韩国外交文书》第13卷,(英案1),第144页。
(5)《巨文岛占据关经过解明本国覆文到着暂待要请》,《旧韩国外交文书》第13卷,(英案1),第148页。
(6)《巨文岛问题妥协办法请求示唆》,《旧韩国外交文书》第13卷,(英案1),第186页。
(7)(8)《巨文岛问题无理纳得不能点指摘急速妥结催促》,《旧韩国外交文书》第13卷,(英案1),第192—193页。
(10)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1856页。
(11)(12)(13)《李鸿章全集》第21卷,第522、523、525页。
(14)《清季外交史料》(二),第69卷,第33页。
(16)《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498页。
(1)有关欧美、日本对宗藩关系态度的转变,参见权赫秀:《朝贡与条约的紧张关系——以欧美列强与日本对中韩朝贡关系的态度变化为中心》,《聊城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2)[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
(3)(4)《清季外交史料》(二),第69卷,第33页。
(5)陈开科:《1886年李鸿章、拉德仁天津会谈与中俄朝鲜政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6期。
(6)(7)[日]陸奥宗光:《蹇蹇録(新訂)》,岩波書店1983年版,第132、132页。
(8)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1944—1945页。
(9)有关任命袁世凯的详细经过详见张礼恒:《历史的选择——袁世凯就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原因浅析》,《东岳论丛》2017年第2期。
(1)详见郭海燕:《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文史哲》2007年第1期,第113—120页。
(2)详见郭海燕:《李鸿章与近代中朝通讯网的建立》,《聊城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3)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2171—2172页。
(4)[日]陸奥宗光:《蹇蹇録(新訂)》,第132页。
(5)[英]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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