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吴郡志》的编纂与刊刻——侧重于社会与政治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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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代地方志的兴起及其体例上的成熟定型,不仅在中国方志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更由于朝廷、官府的高度重视,地方士人的积极参与,使得地方志的编纂和刊刻在当时具有了广泛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影响力。从历史学的角度,通过对《吴郡志》在南宋的编纂和刊刻进行个案性的考察,探讨该志在编纂和刊刻过程中的波折及其所透露出的社会、政治现象,可以发现地方志的编纂和刊刻已成为官府和地方士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地方士人争夺的资源,同时甚至因为参与者的身份与朝廷政治的变动发生呼应。
The rise of the local chronicle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gradual maturity and final fixation of their formats,not only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ocal chronicles,but also exerted widespread political,soci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because the imperial court and the governments at various levels showed great concern for and the local elite took an active part in the compilation and printing of the local chronicles. This essay is intended to make an individual case study on The Chronicles of Wu Shire( 《吴郡志》) compiled and printed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explored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its compilation and printing,and analyze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phenomena exposed in the course of its compilation and printing. This essay indicates that the compilation and printing became the focus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local elite was concerned about,and also the resources the local elite struggled to seize.
The rise of the local chronicle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gradual maturity and final fixation of their formats,not only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ocal chronicles,but also exerted widespread political,soci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because the imperial court and the governments at various levels showed great concern for and the local elite took an active part in the compilation and printing of the local chronicles. This essay is intended to make an individual case study on The Chronicles of Wu Shire( 《吴郡志》) compiled and printed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explored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its compilation and printing,and analyze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phenomena exposed in the course of its compilation and printing. This essay indicates that the compilation and printing became the focus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local elite was concerned about,and also the resources the local elite struggled to seize.
引文
(1)黄苇:《论宋元地方志书》,《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73-88页。桂始馨:《宋代方志转型问题再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7卷第3辑,2012年7月,第79-95页。
(2)James M.Hargett,“Song Dynasty Local Gazetteers and The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Difangzhi Writi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6.2(1996),pp.405-442.Peter K.Bol,“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History,Geography,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1(2001),pp.37-76.
(3)高柯立在《〈吴郡图经续记〉编纂与刊刻探微》(《文献》2016年第5期,第134-140页)一文中对《吴郡图经续记》的编纂和刊刻进行了个案研究,对现有方志学和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所回应,可参见。
(4)《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史部·地理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98页。
(5)《四库全书总目》曾指出“赵汝谈为之序,以周必大所撰成大墓志定是书实所自为,并申明龚颐三人者常为成大搜访,故谤有自来”,但对“谤有自来”没有展开论述,语焉不详。程光裕《吴郡志考略》一文主要考察的是《吴郡志》的版本流传,而对其修纂和刊布则基本没有涉及,《宋史研究集》第九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7年,第575-579页。
(1)以下关于范成大在苏州的经历和交游的论述,主要依据王德毅先生的《范成大年谱》,《宋史研究论集》第二辑,台北:鼎文书局1972年版,第185-280页。
(2)《吴郡志》成书的时间难以确考。据周必大所撰《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绍熙四年范成大就病逝,《文忠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六一。故可以确定《吴郡志》成书在绍熙四年九月四日范氏去世之前。此外,袁说友、沈揆绍熙二年至四年二月任平江知府,他们与范成大交往颇为密切,如果《吴郡志》已经成书,他们当会加以刊刻。所以《吴郡志》的成书大约在绍熙四年二月以后,九月以前。下文所述知府欲刻《吴郡志》,因谣言而不敢刻,当在范成大去世以后。如果范氏仍在世,就不可能产生“是书非石湖笔也”的谣言。
(3)参见邓小南:《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兼谈南宋昆山士人家族的交游与沉浮》,《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第81-109页。此文指出南宋初期苏州存在以王葆为中心的昆山士人交游圈,而范成大曾读书于昆山荐严寺,受到王葆的督励。同时她也指出在王葆、李衡、范成大等核心人物周围,团聚着一批批不同年辈的苏州士人,只是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以范成大为核心展开论述。
(4)王德毅先生的《范成大年谱》对于这段经历没有述及,笔者在《宋代地方官与士人的唱和往来---以苏州为中心》(《国学学刊》2017年第4期,第54-67页)中考察苏州地方官与地方士人的唱和往来时有专门论述。
(5)有时是通过他在苏州的关系来嫁接的,如与周必大的关系。
(1)赵汝谈《吴郡志序》,《吴郡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二,“龚颐正续稽古录”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94页。据《宋史》卷三五三龚原本传,龚氏曾师从王安石,成为新法派得力干将,受到曾布的重用,后因得罪蔡京身列元祐党籍。可见,龚原的身份比较复杂,他既是新法阵营中的一员,但又和许多旧法派成员一起受到蔡京等人的打击,名列元祐党籍。这也对龚颐正的处境有所影响。此外,龚氏亦为苏州昆山县的望族,龚明之曾与范成大之父范雩同年登科,参见前引邓小南:《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兼谈南宋前期昆山士人家族的交游与沉浮》,第89页。虽然龚颐正与龚明之所出不同,龚原本传载其为遂州人,龚明之之祖龚谨仪为邵武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建隆元年七月乙丑条,第20页),但这仍为龚颐正在苏州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就像范成大自称与范仲淹同族一样。
(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二,“龚颐正续稽古录”条,参见《宋史全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九下,嘉泰元年七月乙丑条。
(4)《赵氏铁网珊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三。宋代士大夫在地方组织诗社,或以五老会、真率会等方式聚会,往来唱和,蔚为风气,在地方社会颇有影响。可参见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154页;周扬波:《宋代士绅结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5-127页。
(5)据周必大所撰的神道碑,范成大淳熙五年四月除参知政事,六月即罢,其后他又曾担任过几任地方官,九年以后就因病辞官归乡。参见王德毅:《范成大年谱》。
(6)《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二,“龚颐正续稽古录”条,第694页。
(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二,“龚颐正续稽古录”条,第121-122页。参见《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续稽古录》条。
(8)《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四《滕季度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69-470页。
(9)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三八载淳熙十五年二月罗点奏:“窃见平江府布衣滕学问淹该,行义修洁,词章博赡,明习世务,昨因太守臣丘崈荐举,蒙朝廷召试六论。”(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又据《吴郡志》卷一一,丘崈是淳熙十一年十二月知平江府的,第二年就改他任了,所以他举荐滕当在十二年。
(1)《宋史》卷三七五《滕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610-11611页。
(2)据《宋史·宰辅表》,淳熙十二至十三年,王淮是惟一的宰相,十四年至十五年和周必大并列宰相。由于范成大的关系,周必大虽然可能和滕或其父兄相熟识,但上述材料中的宰相应该是王淮,事在淳熙十二年。另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三七记载,淳熙十二年十月八日,“宰执进呈池州守臣陈良佑奏福州布衣庄治堪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上曰:‘向来李垕文字颇冗杂,郑建德却善作文。今安在?’王淮等奏:‘尝为删定官,不禄。’上曰:‘卿等看庄治文字如何?’王淮等奏:‘文字亦颇有源流,但不知记问如何,兼一人,恐不可试。’上曰:‘不必拘此,可令后省看详。’”参见《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508-509页。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三八的记载,庄治和滕是十三年五月同时参加召试的。所以叶适的记述可与上述庄治的事情合看。
(3)《吴郡志》卷七,第81页。参见《宋史》卷三九六《王淮传》,第12069-12072页。
(4)《吴郡志》卷七,第92页。参见《宋史》卷三八九《颜师鲁传》,第11931-11933页。
(5)《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四《滕季度墓志铭》,第469-470页。
(6)《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文林郎前秘书省正字周君南仲墓志铭》,第381-384页,参见《宋史》卷三九三《黄度传》附《周南传》。
(7)参见陈振《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0-491页。
(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学党五十九人姓名”条,第139-140页。参见《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文林郎前秘书省正字周君南仲墓志铭》,第381-384页;同卷《故礼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黄公墓志铭》,第393-397页;同书卷二四《滕季度墓志铭》,第469-470页。
(9)《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文林郎前秘书省正字周君南仲墓志铭》,第381-384页。
(1)城北遗民《烬余录》乙编,《中国野史集成》第十册,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66-267页。(此本当据清人谢家福辑《望炊楼丛书》本影印,而《国粹丛书》第三集所收《烬余录》作者题为元人徐大焯。)
(2)李寿朋增补刊刻《吴郡志》在绍定二年(1229),而范成大卒于绍熙四年(1193),见《文忠集》,卷六一《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
(3)陆振岳:《〈吴郡志〉点校说明》,《吴郡志》,第1-2页。
(1)《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四《滕季度墓志铭》,第469-470页。
(2)《宋史全文》卷二九上,庆元三年九月丁卯。
(3)《宋史全文》卷二九上,庆元三年十二月丁酉,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学党五十九人姓名”条,第139-140页。“关升”,《朝野杂记》作“升改”。
(4)《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文林郎前秘书省正字周君南仲墓志铭》,第381-384页。
(5)《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二,“龚颐正续稽古录”条,第694页。参见《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续稽古录》条,第121-122页。
(6)《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故礼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黄公墓志铭》。
(7)《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文林郎前秘书省正字周君南仲墓志铭》。
(8)参见陈振:《宋史》,第501-502页。
(1)刘克庄在《缴秦九韶知临江军奏状》中曾指出秦九韶寄居湖州,“所居密迩行都,小舟易服,鑚刺窥□,无所不用其智巧”,由于能够及时掌握朝中的状况而敢于肆无忌惮。《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八一。平江府紧邻湖州,临安的信息自然很容易被获悉。
(2)据《吴郡志》卷一一《牧守题名》,沈揆以后,到李寿朋以前,平江知府共有王尚之等25人。
(3)王尚之到任当月即致仕,郑若容任职约九个月,张岩九个月,张泽五个月,林采七个月,赵汝述七个月,章良朋四个月。
(4)赵汝谈《吴郡志序》,第2页。
(5)《烬余录》乙编,第266页。
(6)《宋史》卷四一三《赵汝谈传》,第12395页。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学党五十九人姓名”条,第139-140页。
(7)参见周佳:《宋代知州知府与当地图经、方志纂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期,第123-129页。
(8)参见高柯立:《〈吴郡图经续记〉编纂与刊刻探微》,《文献》2016年第5期,第134-140页。
(2)James M.Hargett,“Song Dynasty Local Gazetteers and The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Difangzhi Writi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6.2(1996),pp.405-442.Peter K.Bol,“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History,Geography,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1(2001),pp.37-76.
(3)高柯立在《〈吴郡图经续记〉编纂与刊刻探微》(《文献》2016年第5期,第134-140页)一文中对《吴郡图经续记》的编纂和刊刻进行了个案研究,对现有方志学和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所回应,可参见。
(4)《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史部·地理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98页。
(5)《四库全书总目》曾指出“赵汝谈为之序,以周必大所撰成大墓志定是书实所自为,并申明龚颐三人者常为成大搜访,故谤有自来”,但对“谤有自来”没有展开论述,语焉不详。程光裕《吴郡志考略》一文主要考察的是《吴郡志》的版本流传,而对其修纂和刊布则基本没有涉及,《宋史研究集》第九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7年,第575-579页。
(1)以下关于范成大在苏州的经历和交游的论述,主要依据王德毅先生的《范成大年谱》,《宋史研究论集》第二辑,台北:鼎文书局1972年版,第185-280页。
(2)《吴郡志》成书的时间难以确考。据周必大所撰《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绍熙四年范成大就病逝,《文忠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六一。故可以确定《吴郡志》成书在绍熙四年九月四日范氏去世之前。此外,袁说友、沈揆绍熙二年至四年二月任平江知府,他们与范成大交往颇为密切,如果《吴郡志》已经成书,他们当会加以刊刻。所以《吴郡志》的成书大约在绍熙四年二月以后,九月以前。下文所述知府欲刻《吴郡志》,因谣言而不敢刻,当在范成大去世以后。如果范氏仍在世,就不可能产生“是书非石湖笔也”的谣言。
(3)参见邓小南:《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兼谈南宋昆山士人家族的交游与沉浮》,《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第81-109页。此文指出南宋初期苏州存在以王葆为中心的昆山士人交游圈,而范成大曾读书于昆山荐严寺,受到王葆的督励。同时她也指出在王葆、李衡、范成大等核心人物周围,团聚着一批批不同年辈的苏州士人,只是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以范成大为核心展开论述。
(4)王德毅先生的《范成大年谱》对于这段经历没有述及,笔者在《宋代地方官与士人的唱和往来---以苏州为中心》(《国学学刊》2017年第4期,第54-67页)中考察苏州地方官与地方士人的唱和往来时有专门论述。
(5)有时是通过他在苏州的关系来嫁接的,如与周必大的关系。
(1)赵汝谈《吴郡志序》,《吴郡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二,“龚颐正续稽古录”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94页。据《宋史》卷三五三龚原本传,龚氏曾师从王安石,成为新法派得力干将,受到曾布的重用,后因得罪蔡京身列元祐党籍。可见,龚原的身份比较复杂,他既是新法阵营中的一员,但又和许多旧法派成员一起受到蔡京等人的打击,名列元祐党籍。这也对龚颐正的处境有所影响。此外,龚氏亦为苏州昆山县的望族,龚明之曾与范成大之父范雩同年登科,参见前引邓小南:《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兼谈南宋前期昆山士人家族的交游与沉浮》,第89页。虽然龚颐正与龚明之所出不同,龚原本传载其为遂州人,龚明之之祖龚谨仪为邵武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建隆元年七月乙丑条,第20页),但这仍为龚颐正在苏州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就像范成大自称与范仲淹同族一样。
(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二,“龚颐正续稽古录”条,参见《宋史全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九下,嘉泰元年七月乙丑条。
(4)《赵氏铁网珊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三。宋代士大夫在地方组织诗社,或以五老会、真率会等方式聚会,往来唱和,蔚为风气,在地方社会颇有影响。可参见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154页;周扬波:《宋代士绅结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5-127页。
(5)据周必大所撰的神道碑,范成大淳熙五年四月除参知政事,六月即罢,其后他又曾担任过几任地方官,九年以后就因病辞官归乡。参见王德毅:《范成大年谱》。
(6)《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二,“龚颐正续稽古录”条,第694页。
(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二,“龚颐正续稽古录”条,第121-122页。参见《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续稽古录》条。
(8)《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四《滕季度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69-470页。
(9)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三八载淳熙十五年二月罗点奏:“窃见平江府布衣滕学问淹该,行义修洁,词章博赡,明习世务,昨因太守臣丘崈荐举,蒙朝廷召试六论。”(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又据《吴郡志》卷一一,丘崈是淳熙十一年十二月知平江府的,第二年就改他任了,所以他举荐滕当在十二年。
(1)《宋史》卷三七五《滕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610-11611页。
(2)据《宋史·宰辅表》,淳熙十二至十三年,王淮是惟一的宰相,十四年至十五年和周必大并列宰相。由于范成大的关系,周必大虽然可能和滕或其父兄相熟识,但上述材料中的宰相应该是王淮,事在淳熙十二年。另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三七记载,淳熙十二年十月八日,“宰执进呈池州守臣陈良佑奏福州布衣庄治堪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上曰:‘向来李垕文字颇冗杂,郑建德却善作文。今安在?’王淮等奏:‘尝为删定官,不禄。’上曰:‘卿等看庄治文字如何?’王淮等奏:‘文字亦颇有源流,但不知记问如何,兼一人,恐不可试。’上曰:‘不必拘此,可令后省看详。’”参见《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508-509页。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三八的记载,庄治和滕是十三年五月同时参加召试的。所以叶适的记述可与上述庄治的事情合看。
(3)《吴郡志》卷七,第81页。参见《宋史》卷三九六《王淮传》,第12069-12072页。
(4)《吴郡志》卷七,第92页。参见《宋史》卷三八九《颜师鲁传》,第11931-11933页。
(5)《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四《滕季度墓志铭》,第469-470页。
(6)《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文林郎前秘书省正字周君南仲墓志铭》,第381-384页,参见《宋史》卷三九三《黄度传》附《周南传》。
(7)参见陈振《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0-491页。
(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学党五十九人姓名”条,第139-140页。参见《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文林郎前秘书省正字周君南仲墓志铭》,第381-384页;同卷《故礼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黄公墓志铭》,第393-397页;同书卷二四《滕季度墓志铭》,第469-470页。
(9)《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文林郎前秘书省正字周君南仲墓志铭》,第381-384页。
(1)城北遗民《烬余录》乙编,《中国野史集成》第十册,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66-267页。(此本当据清人谢家福辑《望炊楼丛书》本影印,而《国粹丛书》第三集所收《烬余录》作者题为元人徐大焯。)
(2)李寿朋增补刊刻《吴郡志》在绍定二年(1229),而范成大卒于绍熙四年(1193),见《文忠集》,卷六一《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
(3)陆振岳:《〈吴郡志〉点校说明》,《吴郡志》,第1-2页。
(1)《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四《滕季度墓志铭》,第469-470页。
(2)《宋史全文》卷二九上,庆元三年九月丁卯。
(3)《宋史全文》卷二九上,庆元三年十二月丁酉,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学党五十九人姓名”条,第139-140页。“关升”,《朝野杂记》作“升改”。
(4)《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文林郎前秘书省正字周君南仲墓志铭》,第381-384页。
(5)《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二,“龚颐正续稽古录”条,第694页。参见《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续稽古录》条,第121-122页。
(6)《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故礼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黄公墓志铭》。
(7)《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文林郎前秘书省正字周君南仲墓志铭》。
(8)参见陈振:《宋史》,第501-502页。
(1)刘克庄在《缴秦九韶知临江军奏状》中曾指出秦九韶寄居湖州,“所居密迩行都,小舟易服,鑚刺窥□,无所不用其智巧”,由于能够及时掌握朝中的状况而敢于肆无忌惮。《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八一。平江府紧邻湖州,临安的信息自然很容易被获悉。
(2)据《吴郡志》卷一一《牧守题名》,沈揆以后,到李寿朋以前,平江知府共有王尚之等25人。
(3)王尚之到任当月即致仕,郑若容任职约九个月,张岩九个月,张泽五个月,林采七个月,赵汝述七个月,章良朋四个月。
(4)赵汝谈《吴郡志序》,第2页。
(5)《烬余录》乙编,第266页。
(6)《宋史》卷四一三《赵汝谈传》,第12395页。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学党五十九人姓名”条,第139-140页。
(7)参见周佳:《宋代知州知府与当地图经、方志纂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期,第123-129页。
(8)参见高柯立:《〈吴郡图经续记〉编纂与刊刻探微》,《文献》2016年第5期,第134-140页。